10大鄙弃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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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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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2
荣誉分数
6
声望点数
148
为利所趋抑或为名所累,
背离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干与本职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使光环失色,遭民众鄙视,令行业蒙羞,让社会失衡。越来越多的责问和呼声直指与这些“恶名”相对应的人或者人群:接受约束,洁身自好,回归原位,自己摘掉自己头上的“屎盆子”――
 
 白领等于铁公鸡



  截止到11月13日,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6个常规项目本年度共筹资捐款586万元,包括建设希望小学项目、1+1项目、学子阳光项目、绿色希望工程项目等,按照捐款总额分摊下去到每一个项目,平均不到100万元。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立足北京面向全国,总是要想为公益事业多出一点力,但资金筹集越来越难,常常使他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难在何处?北京某报公益记者一语中的:“城市白领的缺位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现代汉语词典将“白领”定义为:某些国家或地区指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政府公务人员等。“这是一个高收入群体,在北京占有很大的比例。”有人说。但根据捐助中心2002年捐款登记表统计发现,属白领阶层的捐赠者约占捐赠者总数的16%左右,而且多集中在小额捐赠(万元以下,多是几百元的捐赠)。

  “别说是给外面的人捐款了,就是本公司内部有个什么事,还紧捂着钱袋子不松呢。”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龙女士,在办公室做内务工作,当公司同仁遭遇窘迫困难时,总是积极号召大家资助,碰壁却是居多。在她看来,城市白领就是“吝啬鬼”就是“铁公鸡”,好不容易挤出一点,还显得心不甘情不愿。

  回忆起1998年的特大洪灾,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某分理处的刘女士还心有余悸,但城市白领在那段时间里的某些表现,更让她心寒:单位组织给灾区人民募捐,声明捐款捐物自己选,最好是捐款,人家缺什么可以自己购买。结果,90%以上的人都把家里的旧衣物拿来了,包括背心短裤以及快磨出洞的袜子、已变了形的皮鞋。

  此外,“没有好处的社会活动一般不参加,与己无关的爱心捐助一般不投入,不得利益的路见不平一般不出手”,对社会索取多回报少,城市白领还是“自私鬼”; “8小时以外别找我,超时1分钟也算加班,国家的事、社会的事、单位的事、他们的事与我无关”,还有人说,不少的城市白领越来越缺乏责任心和奉献精神。

  这个在中国目前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得到如此评价,城市白领有何感想?震惊、羞愧、否认、狡辩和开脱成为其中最主要的五种反应,后三种似乎还要多一点。有人不以为然:“这明显是以偏概全,是误解是成见。”有人自我辩护:“我们要买车买房,要养家糊口,纳税不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吗?”还有不少托词:工作太忙了,根本顾不上;宣传太少了,一点不知道;谁做了好事还那么张扬啊……

  “作为一个社会人,他成长于社会、生活于社会、工作于社会,就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社会,而要时刻想着回报社会。做好本职工作是一种回报,积极奉献爱心是一种回报,发挥辐射作用是一种回报。不是选择其一,而是缺一不可。”不少人以为,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白领阶层应该身先士卒,做好模范带头作用。
 
 保安等于黑打手

  以时间为序,在互联网上搜索,关于保安行凶打人的报道层出不穷:6月,在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兴围村村委大院内,因一起轻微交通事故纠纷,14名治安员竟将一名理发师乱棍活活打死。7月,陕西省兴平市政府3名保安人员狂殴一位70多岁上访老人,老人被打昏后躺在市政府门房中8个小时无人过问。8月,南京4家媒体近10位记者遭到江苏省教育厅数十名保安围殴、毒打,一名记者当场被打昏,其他记者均不同程度受伤……

  频频出现的负面报道让保安职业备受社会关注,这个本来是维护社会利益和公共秩序的行当,却因为一部分人的施暴和违法,变得越来越不被人们所信任。在很多人看来,保安就是某些单位或部门雇来的“打手”。事实上,许多企事业单位也把雇佣保安狭隘地理解为为了保卫自身的利益而设的武装、保镖、打手,而许多保安又狭隘地把“动武”作为体现他们自身价值和“效忠”雇佣单位的法宝,于是陷入一个误区――“保安”等于“黑打手”。

  公安部曾下发《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保安人员不得出现以下行为: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搜查他人的身体或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合法财物,辱骂、殴打他人。但“打手”保安似乎有增无减,有分析指出,这是由于保安队伍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的:

  首先是来自自身和群体的:其一,整体受教育程度低,法治观念不强,权利义务模糊,素质普遍偏低。其二,保安从业人员大多是外地农村青年,群体流动性大,长期处于无人管理和控制的特殊状态中。其三,非法保安组织和单位自建内保组织普遍存在,对招收的人员不政审、不培训、疏于教育管理,甚至招雇一些有劣迹的人员。其四,“低报酬、高风险”无法吸引高素质的人员从业,又造成了40%左右的高流失率。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保安屡屡出手但仍然属于城市中的弱势阶层,这一职业收入偏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稳定性差,有时甚至面临各种风险,这似乎注定了他们与城市的某种隔膜。当他们的价值观无法得到认同,总是与城市户籍人口保持“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距离,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保安是某个单位、社区乃至整个城市安全的第二道防线,作用特别,能量不低。一个在乡村社会里成长并认同乡村社会规范的人,被放到一个维持社会和公共秩序的角色上,没有很好的教育和规范,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态势,违法犯罪也属必然。不少专家因此倡议,给保安群体相应的利益激励机制和“市民待遇”,同时从法律制度上加强约束,明确权利和责任,保安群体才有机会成为城市发展的护航者和受益者。
 
 公关等于皮条客

  “你想挣大钱么?你想过上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生活么?你想体验被女性爱抚的感觉么?你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好么?你想抓住一个走入上层社会的机会么?本公司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急聘五官端正、身高适宜、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男性公关先生,月薪1-3万元。工作表现好的尚有可观小费收入。有应聘者请与1234567890联系。恕不面见 。”

  在很多城市的电线杆上、过街天桥上、公共厕所里、胡同的墙壁上,类似的招聘小广告四处可见,成熟的人、性情稳重的人、有些头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人、“富贵不能淫”的人,恐怕都不会被这些吸引住;但那些未成熟的小伙子、那些自我感觉太好而又梦幻挣大钱的年轻人、那些总想走向“吃喝玩乐天堂”的人,很少能够拒绝这些诱惑。不少媒体就此暗访,不但证明那是假的,而且还揪出了不少的“鸡”和“鸭”。但这种小广告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上当受骗者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当然,也有自觉自愿、自甘堕落的。四个年轻小伙为了牟取不法利益,凑到一起,盘下沈阳市沈河区洛城酒吧,招聘组织了一帮“男公关”,从事男子卖淫活动。为了能使“客人”满意,他们还对从事卖淫活动的男公关进行“培训”,详细规定了收费标准:男嫖客每次200―300元,交店里100元;女嫖客每次500―1000元,交店里300元。洛城酒吧的服务逐渐流传开来,不仅有女客常来常往,男客人也不曾间断过。5月19日晚上10点多,男公关孙某、肖某与男嫖客黄某发生卖淫活动,沈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将他们现场抓获,破了这个“淫窝”。

  不但如此,不少人或者团体打着“公关”的旗号,干起了“皮条客”的勾当:今年“黄金周”第一天,河北某报接到热线,反映石家庄有人趁“黄金周”旅游旺季之机,打着“公关休闲”的幌子,以提供伴游、聊天、休闲服务为借口,从事着“色情陪侍”的非法勾当。记者来到位于中山路上的某商厦,敲开609房门,十四五平方米的房间里,也就一桌、一椅、一电话、两沙发和一个年龄在35岁上下妇女。这个简单的作坊生意却很兴隆,女老板手里的“小灵通”响个不停,全是咨询“公关休闲”服务内容的。可以提供聊天、休闲、伴游等服务,“单独开房过夜”也可以。

  记得公关刚刚在中国出现并流行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纯洁的词,就像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那样:公关,公共关系的简称,指团体、企业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后来也指衔接并协调这个关系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公关”的意思就变味了,沦落为“鸡”、“鸭”和“皮条客”的代名词,连纠正都来不及了。
 
博导等于包工头

  目前,中国在读博士生人数已达12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有资料表明,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跃居世界第一。这种超越了博士教育资源实际的“大跃进”,将导致学术质量和成就的倒退,更是学风和素养的倒退。不少教育学家指出,博士生教育在中国大陆,不过20年左右的光景,却已步入老态。对此,博士生导师要负一定的责任。

  国外有研究发现,在拔尖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天赋占10%,机遇占5%,而领导和老师对被培养对象的影响却占了85%之多。导师对学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学生能否成为世界一流,85%取决于导师是否世界一流。20年前,中国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是很高的。一些一流学者都不敢申请博士点。师傅过硬,学生闪光: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第一批博士多数处于学术前沿,甚至还没毕业,其学术领先地位就得到同行公认。到了90年代,老一代博导退休了,去世了,博士授予权就转移到了本校本系本所本室新一代人手里,人们更多看到的不是青胜于蓝,而是青黄不接甚至衰败没落。

  学术差距已然形成,学术腐败更是助纣为虐。目前国内有不少导师并没有真正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而是利用教育特权为自己谋名气谋私利,学生越带越多,研究越做越少:东南大学一共有1445名博士生,而指导教师不到200名,每个博导平均要带将近10个博士生,学习效果可想而知。还有更严重的,有媒体报道,一个学生花了一大笔钱,师从某重点大学一位颇有名气的教授攻博,好不容易挤进去却被吓了一跳:这位教授所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一共有30多个,一年时间,只见过导师三回面,得到亲自指导更是微乎其微。

  不少学子因此辛酸地说,导师就像是项目总承包商,整天跑项目,根本没有时间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包到重要课题之后,完全交给学生去做,根本不管不顾,最后,在论文作者栏里,导师的名字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对导师而言,包到课题永远都比做研究做学问重要得多。

  可悲的还有,博士生论文答辩,人情和礼金成了重要标准。以前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要请国内重点大学的权威会审,现在博士生数量激增、经费有限,只好请同城同校的老教授。有的博士生学业未成、论文极差,但只要给导师求求情再意思意思,让导师给会审的教授打个招呼,也会蒙混过关。

  有博士生这样描绘了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他们不是养鱼人与鱼的关系,而应该是大鱼和小鱼的关系,是伙伴关系,是友好的,互动的。小鱼跟着大鱼游,导师应该带着学生游向大海,奔向学术的最前沿。其实,这也是教育界和全社会所期望的理想状态。
 
 专家等于代言人

  专家,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或是擅长某项技术的人。在这个领域他是领袖是权威,是老百姓信得过的人。但遗憾的是,近些年来,一些专家因为自身的不检点不自觉不负责任,在民众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有例为证:

  今年春天,SARS初发阶段,不少所谓中医药专家争先恐后地跳出来,或“献方”“献药”,或推销最新“发明”,甚至帮助企业造势,说某某药物可以“提高机体免疫、防止非典侵入”,出于对专家的信任和对病魔的恐慌,人们信以为然、趋之若骛甚至发生抢购风潮,后经证实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反倒在百姓之中制造了更多的困惑、更大的误区和更大的恐慌。

  我们尊重专家,尊重的是学问;尊重科学,更重要的是尊重科学的态度。不少评论因此指出,与千百万人的生命相比,头衔、面子和名利还有几斤几两?还值几文几钱?在这个紧要的当口,他们还在利用专家的名号匆忙争先“献方”“荐药”,散播不实信息,误导社会民众,这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请专家们守住良心,不要自甘堕落!

  这是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特例。早有人指出,不少专家越来越不能坚守阵地、保持清廉。还有的专家甚至沦为商业和金钱的奴仆,挂着“顾问”等名头,成为商家甚至产品的代言人。事实是,在不少厂家商家的座谈会上、推介会上、新闻发布会上,都能看到专家们的身影,他们被奉为上宾,受到隆重接待,走的时候有不菲的礼品和红包,但他们却甚至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讲稿都是企业或者公关公司准备好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对自己不负责任、对企业不负责任、对民众不负责任,专家究竟怎么了?

  其实,专家还是要面子还是有些顾忌的。去年,上海某出版社要出版一批博士论文,先让论文作者或指导教师找一些相关专业的专家写些评审意见。专家们的意见很快就来了。可当出版社告知专家们要在正式出版的论文前附上他们的意见时,专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为什么?因为这些意见大都是不负责任的夸大溢美之词,如果附上去会有损专家本人的声誉。有人问了,难道不是正式出版物、不是白纸黑字,专家们就可以信口雌黄?

  今年9月,退休后曾选择下海的我国知名桥梁专家吴斌,最近又选择了“上岸”。亲眼目睹了一些工程无视质量管理规定,公然作假或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令他心惊害怕,再不愿昧着良心拿顾问费了。吴斌是1998年从中铁大桥工程局四处副总工程师位置上退休的桥梁专家,曾参与南京长江大桥等20多座大桥的施工建设。退休后,不少建筑公司工程处纷纷上门请他出任技术、质量顾问。心想着发挥余热的他便答应到某大型工程担任质量顾问。收入不菲,但干了不到一年,吴斌却选择了“上岸”。

  问题的关键是,还有多少专家甘愿沉浸在被人吹捧、被人武装、被人利用之中不想上岸?
 
记者等于火枪手

  33岁的孙振是京城某报记者。一年多来他一直负责采写热线新闻,
不久前他由于采写一条新闻时出了纰漏,被降为试用记者。就在此期间,他竟然想到了利用手中的新闻线索赚钱。去年12月中旬,他接到了一封署名为“官众”的来信,反映某单位的电脑软件中存在缺陷,致使部分受众的权益受到了侵害。经过一个月的明察暗访,孙振发现这封信的内容基本属实,但一个奇特的念头跳入了他的头脑中,使他做出了与自己身份极不相称的行为。

  今年1月21日,孙振攥着手中的“材料”,开始与那家单位接触。他声称自己这篇稿件非常有新闻价值,如果在媒体上发表将给该单位带来致命的打击。因此他提出,如果该单位肯拿出20万元“买”下他手中的新闻稿,这篇文章就可以不发表了。然而,对于一家低成本运营的单位来说,20万元实在是个不小的数字,双方不断地讨价还价,可孙振却始终把价钱咬死在18万元左右,并在23日上午拿出了他草拟的一份“一次性买断新闻稿和相关材料”的协议,向那家单位发出了最后通牒。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该单位只好报警。1月23日上午,该单位假称已经答应孙振的条件,约他见面交易。颇有经验的孙振几次变换交易地点,终于从对方手中接过了15万元现金,并一再叮嘱对方次日再拿3万元现金彻底“了事”。还没等他转身离开,民警迅速地扑了上去,将其人赃俱获。

  打着“无冕之王”的旗号、干与本职毫不相干的事而受到惩处的记者还有许多,仅在今年9月就爆发了两例:新华社山西分社4名记者和《山西经济日报》等三家当地新闻单位的7名记者,因收受非法矿主现金、金元宝贿赂,对爆炸案轻描淡写、遮遮掩掩或避重就轻,受到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湖南省《娄底日报》原政法记者伍新勇通过挖色情陷阱、请君入瓮的卑劣手段,控制当地一些重要领导,成为了“娄底地下组织部长”,被检察机关指控涉嫌诈骗、抢劫、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枪支四宗罪。

  此外,还有记者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杜撰编造假新闻,甚至故意以讹传讹,成为“导演”;还有记者惰性十足,不思进取,依靠互联网写作,不但抄资料还抄事件抄细节,成为“剽客”;还有记者非但不打击邪恶、伸张正义,反而同邪恶势力混在一起,替他们传声递话,成为“帮凶”;还有记者收受企业或者个人红包,刻意策划带有明显倾向的报道,拔高于己有利者而贬低对方,成为“枪手”……

  警示和呼吁早已响起:洁身自好,坚持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不要令职业和群体蒙羞。
 
 医生等于杀猪匠

  医生“走穴”,官方明令禁止,民间愈演愈烈,许多医疗机构请专家坐诊或动刀的现象十分普遍。今年4月,媒体从安徽合肥某民营医院了解到,该院进行的一些大手术基本上都是从北京一些大医院请来的专家们做的。该院一位负责人说,现在交通便利,只要有手术,一个电话,对方很快就能过来。手术结束,该院除了要为对方报销往返交通费外,还要付给对方每台手术上千元的手术费。有时他们也请本地医院的专家。

  据悉,在“走穴”的医生中,绝大部分是大医院外科医生。他们忙完了医院分内的事后,就匆匆忙忙到一些小医院甚至小诊所“操刀”。医生“走穴”的收入相当可观,往往是本单位所发工资、奖金之和的好多倍,利益驱动了医生对“走穴”的热情。某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因为“走穴”赚“外快”,基本没了休息日。

  有人对医生“走穴”表示赞同,认为医生外出做手术,充分利用医疗人才资源为更多病人服务。但更多人认为,医生“走穴”,其弊远远大于利:

  一是医生“走穴”的高额费用全由患者承担,甚至比直接到上级医疗机构诊治付出更多,加重了患者经济负担。二是一个再好的主刀者也不能解决基层医院软硬件欠缺问题,不利于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三是在脱离原来监督环境后,“走穴”医生极有可能利用患者诊治疾病的迫切心情来掏患者腰包,还可能和厂家联手抬高医用材料价格或以次充好甚至重复使用。四是医生“走穴”完全出于利益驱动,在诱惑面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容易造成医疗事故。五是医生忙“走穴”,会忽略本职工作和本岗位应该承担的责任义务。

  有评论讥讽地说,游走于乡野之间,给钱就动手,他们与农村的“杀猪匠”有何差异?

  除了“走穴”,收受红包也是长期困扰医学界的一件事。有分析认为,屡禁不止的红包现象,是医疗制度严重不合理的产物。我国卫生资源只占世界卫生资源总量的2%,却要为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医院成为“医老大”,名牌医院更是如此,患者很难自由选择:医院太少,患者不能因为某家医院收红包就不去看病;家家医院都收红包,无论患者多么不愿意,红包已经成为了一种“规矩”。因此,不扩大卫生资源,红包现象就不会真正杜绝。

  还有声音认为,在目前卫生资源缺乏而建设需要时日的情况下,首先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加以约束。去年9月,浙江温州纠风办联合卫生局及媒体采用举报、曝光、查档“三结合”办法,就有效地医治了红包,一周时间,医务人员自动清退红包36万元。

  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职业道德的教育,形成良好的风气和氛围,让医务人员视“走穴 ”和收受红包为耻,以头顶上这个遭人鄙弃的“别称”为耻。
 
 幼师等于老妈子



  今年2月,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心理保健科在对近9000名儿童进行筛查中发现,深圳3岁―6岁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发育和行为问题比较突出,存在心理卫生问题的约占67%,远高于国内其他大城市,其中15%左右需要就医矫治。按照儿童心理问题发生率的高低排序分别是:行为问题占25.8%,情绪障碍占21.3%,语言发育不良占17.2%,进食障碍占16%,睡眠障碍占6.7%。

  为什么深圳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高发?专家以发生率较高的行为、情绪障碍为例分析指出,这是“移民城市”特殊环境导致的“深圳特色”。幼儿中存在的行为偏异、多动症、攻击性行为以及焦虑、恐惧、抑郁等情绪,与深圳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相当一部分幼儿由祖辈或保姆带养,这些人的综合素质不一,祖辈对孙辈的溺爱等,直接影响了幼儿的心理和行为;即使是在幼儿园里,由于幼师队伍不稳定,私立幼儿园幼师的素质参差不齐,也难以让幼儿接受连续的、规范的、符合幼儿心理行为发育的良好教育。

  我们注意到,幼师对儿童的影响占了很大成分。而事实上,不但是农村幼师奇缺、素质不高,就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素质的幼师也是奇货可居;别说是私立幼儿园师资力量薄弱,就连一些公立的、有较大名气的幼儿园也在到处招揽优秀幼师人才。记者曾经对北京朝阳区东八里庄地区的一些街道社区幼儿园和私立幼儿园做过调查,发现在这个城乡结合地带,幼儿教育深受困扰,问题主要体现在师资上:

  一家社区幼儿园,幼师流动异常频繁,孩子们总在学会适应新来的老师;整个幼儿园的教师构架成两极化,一头是年岁较大的中年妇女,一头是年岁很小、类似初高中生的女孩子;在才艺技能方面,跳舞者一两人舞不尽善,唱歌者一两人歌声跑调,绘画者一两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专门的幼师教育,不知道幼儿该怎么教,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而其它一些私立的幼儿园就更是教育水准低下:把录音机里儿歌放给孩子听,然后守在门口,不让孩子乱说乱动乱跑就成了。所谓的幼师中甚至还有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妇女。不少家长无奈地说,这哪里是幼师啊,就是看孩子的保姆、照顾孩子屎尿的“老妈子”。

  在人生长发育的最初阶段,遭遇这样的教育者,孩子无奈,家长无奈,社会也无奈。理想的幼师什么样?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述和书面表达能力,掌握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所必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弹、唱、舞、画等基本功。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曾经有专家说,培养一个合格的幼师不见得比培养一个研究生容易,而且,幼师培养仅三年,而研究生加上本科要七年。

  不管怎样,这个现状是要尽快改变的,因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老妈子”肯定不能把他们打造成为栋梁。
 
 的哥等于臭皮囊

  “京侃”的原意是指老北京人带着浓浓京腔的语言表达形式,而到了一些北京“的哥”那里,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饶舌、贫嘴、诉苦、数落、抱怨,自作主张把乘客变成自己的受众,想不听都不成。几乎每一个出租车公司都曾经接到过多起这样的投诉:“你们的司机实在是太能侃了!天上知道完,地下晓得半!他们哪儿来那么多的话呀,你们可不可以制止一下?”

  一上车就开始打听你的工作,打听一个月挣多少钱,然后就开始没完没了的“京侃”。哪怕是一句礼貌的招呼和搭讪,都能引出北京出租车司机源源不绝的话头,直到把你侃“晕”为止。很多在北京生活的人都这么说,现在打车都不敢多和“的哥”说话,报了地名就赶紧闭嘴,生怕再多一句话就会引出一串话来。

  今年8月,千龙网收到热线投诉:成先生首次到广州,从白云机场去市区的出租车上,“的哥”一路唠叨,什么地方吸毒的人多,什么地方是“红灯区”,什么地方可以歪门邪道,最后还问:先生想不想去玩玩?我可知道有个好地方,收费不高,小姐年轻漂亮……在下车的时候,竟然将自己的百元大钞给用假币掉了包。有了这次遭遇,成先生说,他从此对广州没了好印象。

  而在天津,也有不少针对出租车司机的批评。10月26日,针对近一时期接到的100多件乘客投诉,天津总结出出租车行业最让乘客反感的6大陋习,并对此进行整顿。

  6大陋习是:司机衣冠不整、谈吐不雅、随地吐痰、光脚朝天等客、同行之间争抢客源的不文明行为;欺诈外地乘客、言行恶劣、损坏城市形象的行为;拒载、乱收费、使用非法票据、私自调整改装里程计价器的行为;车辆不整洁、车内乱摆乱放的行为;出租汽车场站经营不规范、强行揽客、秩序混乱的现象;无证经营的非法“出租”汽车、非从业人员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等。

  其实,这些陋习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存在,不但扰乱客运出租车市场秩序,还影响行业的声誉,也使城市遭遇轻慢。管理部门在纠正,出租车公司在整顿,出租车司机却一点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反正不是我,哪管那么多”、“就这样了,怎么着吧”、“谁不犯点小错误啊”、“我在自己的车里抽口烟、光个脚,有什么不可以”、“我们都是下层人,谁知道我们的苦啊”……还有“的哥”一听意见,就反应强烈甚至破口大骂;还有“的哥”自暴自弃、破罐破摔,“我们就是臭皮囊”。

  出租车司机工作压力大、劳动强度高,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宽容,但作为窗口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也应该主动承担一些责任:爱护自己,尊重他人,促进行业发展,维护城市形象。
 
  明星等于万金油

  万金油,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药名,清凉油的旧称,比喻什么都能做,但什么都不擅长的人。对此释意,很多人说,当今的很多明星演未优而歌,歌未优而说,说未优还要涂鸦出书,什么都要参乎又什么都不专业,就是典型的万金油。

  2001年,当红影视明星章子怡在春节晚会上与香港明星郑伊健合唱了一首《选择你的爱》,五音不全的歌唱水平令喜爱她的观众大失所望,遭到猛烈的抨击。2002年的春节晚会,组织者依然让那些不能唱歌的明星唱了歌:陆毅、周迅、布丁果果组合的一曲《今年如此精彩》,歌声未落,骂声就上了网:“什么如此精彩,简直是大倒胃口――陆毅倒还凑合(不过也快要上气不接下气),可周迅那嘶哑的嗓子是用来唱歌的吗?”

  “不管你是干嘛的,只要红了,就都可以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喊两嗓子!”有批评的声音说,“演而优则歌则舞则处处露脸,是中国娱乐圈的一大怪。有人崇拜偶像,有人追捧明星,但那并不代表全部,可春节晚会是给全中国人看的呀。”

  演、唱、说、跳都过了一手,还嫌不够,还要显摆显摆“笔头工夫”,于是,一窝蜂写起了书。可是,随便翻一翻他们的大作,便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错字病句比比皆是、前言不搭后语、层次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可值得写的,或说童年幻想,或陈少年轻狂,或者干脆就把星座生日绯闻弄来一星半点;文字不够就来点玉照,难以成文就请人代笔。

  因此有评论说,“名人”写书,有一定吸引力,但总体来说质量是不高的。只有名而不讲实,就会很快被人冷落,甚至引起人们的反感。黄安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7月1日,由歌手转行主持、在演艺圈混迹多年的黄安,推出了自己的新作《谁搞垮了演艺事业》。据媒体报道,黄安举着自己首次在内地出版的这本书口若悬河,“我的这本书娱记是写不出来的,他们没有真正在演艺圈里摸爬滚打过的”,“大小故事都是独家猛料”,“对要闯荡江湖的年轻人可以说是一剂预防针,对身在江湖的人士是血的教训”。

  讲得这么悬乎肯定有点实质内容吧,非也:包括罗大佑、杨钰莹在内,他一口气讲了十多位演艺界人士的小故事,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在一段时间内着实“火”了一把,又很快遭遇冷落,因为那些东西,互联网上到处都是,而且,“编”得比他还好。

  谁把演艺事业搞垮了?就是这帮自我感觉良好的“万金油”!有网友如是说,做“万金油”可以挣来千万家财,但起码学艺不精,多有分心,结果根基不牢,全靠青春吃饭,过早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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