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六人》团队：为什么美国人要找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
2021-04-28 14:1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两双靴子，六件衬衫，半打领子和领带——这是泰坦尼克号海难幸存者方荣山的随身物品。
1912年4月10日，18岁的方荣山在英国的南安普敦港，登上了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庞大、最奢华的载客轮船，象征着工业革命后人类的自信与雄心。
当然这背后也有着常被略去不提的血汗代价：在上万名工人建造这艘轮船的790天里，有246起伤残被记录在案，包括8人死亡。
1912年泰坦尼克号启航前。
载着2200多名船员与乘客，泰坦尼克号首航的目的地是美国纽约，但4天之后，她却在北大西洋的洋底结束了自己的旅程，并带走了超过1500条生命。此后，“泰坦尼克”成了海难的代名词，转而象征着大自然神秘、冷酷、霸道的力量。
方荣山应该是跟着林先生（Len Lam，音译）踏上这段旅程的，当时他用的名字还是 Fang Lang。海难后，一位名叫 Sue Oi 的女士称林先生是自己的未婚夫，他回中国是为了安排一些货物的进口，在返程时带上了两位朋友方荣山与 Lee Ling，打算一起在美国打拼一番事业。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方荣山写在乘客信息卡里的职业是海员，但他的行李里却有半打领子和领带。在船上的时光里，踌躇满志的方荣山是否常常和两位伙伴兴高采烈地畅谈着上岸后，要如何在美国大展拳脚？
纪录片《六人》中国幸存者画面。
然而，Sue Oi 没能等到自己未婚夫回来。随着船身逐渐沉没，方荣山、林先生和 Lee Ling 三人落入了被浓厚夜色所笼罩的冰冷海水中。生死关头，方荣山抓住了身边的浮木，并等到了唯一一艘折返的救生艇。
他得救了。另两人下落不明。
和方荣山一行三人一起以1601号船票（价值59英镑9先令11便士）登船的，还有另外5位华人，留在乘客表上的名字分别是：Lee Bing, Chong Chip, Cheong Foo, Ling Hee 和 Ah Lam。他们都住在三等舱，这里的乘客大多都是怀揣着“美国梦”、想要在大洋彼岸追求更好生活的移民。
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方荣山（右一）与朋友合照。
在船难中，三等舱以74%的死亡率远超其它舱等（二等舱和一等舱分别是57%和38%），不过，在8名华人乘客中有6人幸存，存活率达75%。
“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上是最明显的外国人，又在三等舱，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热衷于沉船与海洋历史的美国记者、作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对《故乡与世界》回忆起自己好奇心的起点。
“如果晚上没什么事，我就喜欢搜索沉船故事，特别是中国的沉船故事，因为我们对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海洋历史了解真不深，而那段时间里的沉船故事真不少。当我搜索 China，shipwreck 等关键词时，就得知了这条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的线索”。
美国记者、作家施万克，同时在纪录片《六人》中担任首席研究员。© XMLPS
“六人”的谜题在心头萦绕，解谜人施万克蓄势待发。2013年，施万克和独立纪录片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合作的另一部关于沉船的纪录片《海神号事件》完成，两人开始商讨新的拍摄计划。
罗飞对《故乡与世界》记者回忆道：“施万克和我说了这个事，我当时就很惊讶，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他说有，并且跟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但我们一定要拍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的故事’。”
最初，罗飞对这个题目兴趣缺缺，但每当他和身边的友人尤其是中国友人提起这件事时，大家的惊讶与自己如出一辙，罗飞渐渐意识到这个谜题的重要，“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说你一定要去拍，我被说服了。如果上网找那700多位幸存者的资料，几乎都可以搜出长篇大论，当时英美的媒体做了大量的采访，两国政府也做了详尽的调查，唯独这六人没什么信息。这太奇怪了。”
于是，罗飞和施万克，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追寻这艘从英国开往美国的豪华邮轮上中国幸存者留下的蛛丝马迹，并最终制作出了纪录片电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导演罗飞在影片制作工作室。© XMLPS
罗飞奉行Cinéma vérité（真实电影）的原则，并没有致力于再现历史，而是把施万克和其他研究员作为了纪录片里的主要角色，自己则成为他们解谜过程的记录者，“施万克是那种会把表情都写在脸上的人（he wears his heart on his sleeve），他如果生气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挫折感、失败感也都特别明显。”
纪录片电影里的施万克，奔波于世界各地，在各式各样的探访与实验中拼凑出过去的真实，但在大荧幕之外，他和其他研究员把十倍、百倍的时间花在故纸堆中，埋头找寻历史最细小的线头。
研究员马熊正在搜索沉船事件资料。© XMLPS
罗飞曾辟出一个房间，让施万克和其他研究员一起研究专注于“C号折叠船”的研究——4名华人和泰坦尼克号的老板伊斯梅（Joseph Bruce Ismay）都乘坐了这艘折叠船得以幸存。
研究员们孜孜不倦地阅读着汗牛充栋的材料，而摄像机在一旁安静地记录着他们的情绪流动，罗飞回忆道，“那时候施万克的挫折感很厉害，很多证据挖不出来，或者挖出来也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他对那时候的一些媒体采访和政府调查非常恼火，他觉得一些最明显的或者一定要问的问题，为什么当时没人问？”
1998年，当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执导的大电影《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公映时万人空巷，影片最动人的一幕，莫过于片尾罗斯（Rose）躺在漂浮的门板上，而趴在门板边缘的杰克（Jack）已然失去了体温，最后罗斯被折返的救生艇救起。
《泰坦尼克号》露丝和杰克趴在一块漂浮的门板上等待救援的场景。图片来源：《泰坦尼克号》剧照。
20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百年之际，电影推出了加长纪念版，播出了一个早前公映版中没有的镜头：漆黑的海面上，一位华人趴在门板上用粤语呼救，并被折返的救生船救起。
“我一直很敬佩那位趴在门板上的中国人，这就是罗斯获救那个情节的灵感之源”，导演卡梅隆担任了纪录片《六人》的监制，透过纪录片说出20多年前未说完的故事：这位华人、罗斯故事的原型，正是方荣山。
只是他的故事，仿佛和沉没的大船一起，陷入了冰冷的沉默。
《泰坦尼克号》重映后，被删减的华人获救片段。
“我们有一个学生在美国帮我们去各个档案馆和图书馆，浏览1912年4月和5月的报纸，都看了一遍，几千页，基本上一次都没有采访他们的故事。更奇怪的是，当时美国已经有二十几家中文媒体，但也完全没有去找他们采访。”罗飞向记者提及。
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华人幸存者根本没有机会诉说自己的故事。海难发生后，卡帕西亚号迅速赶往事发现场，接上救生艇上的幸存者并送到纽约。然而，包括方荣山在内的六位华人，并没能和其他乘客一样踏上美国的陆地——因为1882年起实行的《排华法案》将他们拒之于国门之外。隔天，他们只能作为水手登上了一艘水果船开始做工，在他们刚刚从中脱险的海洋里漂泊。
1912年4月和5月，泰坦尼克后沉没后的一两个月内，美国报纸均不见任何中国幸存者的信息。图片来源：《六人》截图
同时，这也可能出于当地华人的自我保护，罗飞说，“海难发生在14、15日，到16、17日的报纸上就已经开始评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开始出现关于这些中国幸存者的谣言”。这些谣言包括“中国人偷渡”，“藏在救生艇椅子底下”，“假扮成女人混入救生艇”，不一而足。“华人在美国已经要面临那么多歧视，如果再去报道这几个华人幸存者，会不会带来更负面的影响？索性就不报了”，罗飞猜测道。
这些恰恰是令施万克恼火之处，“我们在想，要怎么看待这些传言，怎么才能真的了解发生了什么？怎么才能获得新的、客观的视角？”他想到了还原历史现场。在北京京西学校师生的协助下，一艘1:1还原的救生艇模型被打造出来。施万克请学生们扮演乘客，并用自己的眼睛和摄像机镜头确证，那些谣言是“物理意义上不可能的”。
导演罗非正在接受《故乡与世界》记者采访。© XMLPS
另一位来自英国的研究员马熊（Matthew Baren）则在海量史料中发掘出了一位孩子的证言，他清楚记得自己在船尾看到了中国人，他们穿着黑色长衫、戴着圆帽，很可能在混乱中被当成女人。马熊告诉《故乡与世界》，“我们通常假定孩子带有较少的偏见和定见，他的证词说明了这几位华人幸存者当时真正的穿着是什么。事实上，在船即将沉没的当口，谁会有时间去找到女人的衣服换上？”
马熊发现这则证言的那一刻，正是纪录片中他兴奋高喊“Oh my God”的那一刻，“找到一手的证词证明他们真正的打扮，确实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时刻。不过，愚蠢的故事、愚蠢的谣言和愚蠢的谎言，被一遍遍重复诉说，人们懒得去认真思考它们”，马熊告诉记者。
研究员马熊（Matthew Baren）在向《故乡与世界》记者讲述调查内容。© XMLPS
确实，这来自109年后的清白，已无法扭回那六人因种族歧视和排华法案而被彻底改写的命运。
他们在不同的船只和港口间漂泊，渐渐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方荣山于1920年于纽约上岸，开店又关店，结婚又离婚，生了两个儿子，是六人中目前唯一一人有后代公开讲述祖辈的船难故事。
相较之下，另外五人的人生故事显得支离破碎：锺捷（Chong Chip）于1914年因肺炎死于伦敦；Lee Bing 后来在加拿大开了一间咖啡馆，总爱端出牛奶请店门外踢球的孩子们喝；Cheong Foo 重名太多，无法确认身份；亚林（Ah Lam）和严喜（Ling Hee）则继续四海为家，直到商船某次在靠近中国的亚洲城市停泊，他们就再没回到船上——这或许与英国政府在两次大战中强制遣返数以千计的中国海员有关。
在纪录片结尾的字幕中，列出了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废除排华法案的年份，并指英国政府尚未为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遣返中国移民正式致歉。谈及此，马熊对记者说：“英国需要认真处理和世界上许多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两次大战中遣返中国人的事情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也没有纪念碑，不被人谈论。看看脱欧及之前的英国移民政策，显然我们不是在犯一样的错误，而是在犯更糟糕的错误。”
“我们并不是说，有移民法律就完全不对，或者每个国家都要完全敞开大门。但排华法案完全是针对中国人，这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法律。并且美国有点特别，它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只要你愿意工作，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过来”，罗飞所持的观点，并不仅仅对历史事件有效。
1882年美国开始推行的 《排华法案》。图片来源：《六人》截图
一如纪录片最后的字幕所写，“多一个人见证，真相就多一份意义”，见证者必然地生活于不同的时空，真相所能产生的意义也必然是多元的。
《六人》虽然讨论的是历史，但任何一种历史论述都会卷入它所身处的语境之中，在《六人》纪录片的官方网站上写着，“面对波及当下的种族主义及反移民政策，讲述生存与尊严”，主创团队似乎不仅在和100多年前的西方历史对话，也对当代民粹主义的复兴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可以料想，《六人》主创团队的自我反省精神会获得掌声的同时，也会吸人侧目，早在研究的最初，施万克和罗飞就被人提醒，不要矫枉过正、“美化这个故事”。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美化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跟我们说有点过分”，主要负责研究的施万克告诉记者，而负责记录研究的罗飞，更在意过程而非结果，“如果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这六人中真有做过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怎么办呢？我肯定还是会放到片子里。我们制作的过程必须是正确的，这样所得到的就会是一种真相。”
查阅研究相关资料的马熊。© XMLPS
不过，随着纪录片于4月16日在中国率先上映，中国的见证人们也正在中国的语境中产生那一份意义。
上映12天，纪录片的票房约达到350万，成绩称不上亮眼。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围绕着《六人》所引发的新闻报道可算铺天盖地，纪录片从尘封且沉默的历史中所挖掘出来的“故事”，成为了值得读者广泛关注的“新闻”。
白星航运董事长布鲁斯·伊斯梅在调查时说救生船离开泰坦尼克号以后，“中国乘客偷偷躲在座位底下”，此言论导致当时西方媒体大肆报道抹黑中国人的负面谣言。
泰坦尼克号上有华人幸存者，却苦于西方种族主义而无人知晓——这样的故事无意中完美契合了近年勃兴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豆瓣上有一条短评引述了影片中出现的一句诗，“他日豪强日，定斩胡人头”，获得超过700个赞同列为热门。
“这样的反馈并非出乎意料”，罗飞告诉记者，“但是，如果我们把六个个体的故事又普遍化（generalize）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故事，那这又和当年西方媒体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就像影片中一位协助我们的华人历史学者曾跟我说，这六人在船上几小时里做的事情怎么可能代表中国，不论代表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可能。”
不过，豆瓣上更多的评论抓到了主创团队放在电影宣传海报上的重点：“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只是他们人生的小坎坷”。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在方荣山寄给老家台山的亲戚的信中，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方荣山寄给老家台山的亲戚的信中所写的诗。图片来源：《六人》截图
罗飞果真在这里找到了方荣山的亲戚，但在他头几次来时，方的侄孙并没有提起那首描述海难的诗歌。直到施万克同来的那一次，方的侄孙才忆起这首诗来。摄影师意外地将存有这段珍贵影像资料的存储卡遗失在了沙滩上，所幸，在团队全体成员地毯式搜索中，罗飞有惊无险地拾回了存储卡，这首诗才得以完整地出现在最终上映的影片之中。
方荣山的孙辈（右二）及其亲人们。图片来源：《六人》官网
台山号称“中国第一侨乡”。19世纪中叶，也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洋此岸政局动荡、谋生艰难，大洋彼岸欣欣向荣、“黄金遍地”。彼时，中美两国之间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大量台山人兴起了出国谋生的热潮，作为华工到美国参与了淘金、开垦和铁路的修筑。
不过，1882年起施行的《排华法案》作为美国首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严格地限制华工入境，法案背后，不仅有对华工抢占工作的担忧，也有诸如黄祸论这般的种族歧视。为了执行法案，美国政府在旧金山湾天使岛设置拘留机构，大量华人被拘留于此等待遣返。该法案延续到1943年方告废除。
为联系到方荣山后人，摄制组来到“中国第一侨乡”台山。图片来源：《六人》官网
台山是方荣山的起点。1894年出生的方荣山，正是成长于排华时期，幸存于海难却被美国拒之于门外。1920年，做了8年船工的他，在纽约上了岸，但要到1955年，他才得以正式归化为美国公民。他经历了一波三折，名字改了又改，花了43年总算抵达了自己想去的终点。
未曾听自己父亲说起亲历沉船故事的 Tom Fong，也在研究团队的不懈考证下确信了最后一位被救起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正是自己的父亲。Tom 拜访了指挥救生艇回头、救起自己父亲的泰坦尼克号五副罗威（Harold Lowe）的孙子 John，后者说道，“这个闭环终于画上了句点。”（The circle is complete now）。
方荣山的儿子Tom Fong为父亲及其他幸存者和救命恩人点燃了莲花灯。图片来源：《六人》官网
之后，Tom 在家中摆上了一艘精致的泰坦尼克号模型，并在两侧分别放上了父亲方荣山和他救命恩人罗威的照片。
他也燃点了8盏追忆逝者的莲花灯，任其在大海上随波逐流。
原标题：《专访《六人》团队：为什么美国人要找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
两双靴子，六件衬衫，半打领子和领带——这是泰坦尼克号海难幸存者方荣山的随身物品。 1912年4月10日，18岁的方荣山在英国的南安普敦港，登上了号称“永不沉没”
www.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