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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沒見到醍醐灌頂的文章(書)，分享在這裡：
鏈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4572294959作者: 浪羁
主要是中国没有选票政治的氛围，搞不清里面的道道。特朗普的做事逻辑实际上是按照民粹风格行事的西方选举政治。 一人一票的逻辑下，复杂性都会让位于叙事，立场， 莽夫式竞选者试图去掉所有精英代理人直接与选民站在一起。 这就是民粹的逻辑。
当所有建制派都已经是既得利益集团，对底层民众诉求的忽视，沉默的大多数就把票投给那个即使不那么聪明的自己人。 你看特朗普，为什么我之前从不分析特朗普的战术， 因为人家一直在扮演莽夫， 中国人还按照建制派思想对他评头论足， 二者根本不是一个运作逻辑。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特朗普几乎成了一个“行走的表情包”。从夸张演讲到社交平台上频繁“自嗨”，他被调侃成莽夫、戏精、商人政客，甚至是“美国泥石流”。一个特朗普，养活了多少B站UP主。当然也包括我。
尤其是他第二次当选总统之后，特朗普以“老板思维”治国，身边人只能听命于他，内阁也好，顾问也罢，全都围着“一个人的意志”转。然而上任百日，政坛毫无建树，政策空转，机构运转失调。就这样，他还在一连串的自我吹嘘，宣传一直在赢，将自己塑造成救美国于水火的大英雄。可现实没能配合他的剧本。关税战被中国有力反制，国债利率飙升，资本市场震荡，供应链混乱失控。特朗普想用“贸易惩罚”打造强权神话，结果反而让美国经济自伤筋骨。
有人冷笑：“这不就是个笑话？撑不过两年。”
有人断言：“特朗普撑不了多久，美国制度会纠正回来，世界也会回到正常轨道。”
但，这正是最大的误判。
中国人很容易把特朗普理解成一个“系统故障”，但我们往往误解了西方的选举政治，误判了民粹的动员逻辑，更低估了“莽夫政治”背后所代表的情绪能量与制度裂痕。本期视频，我们将揭开这场“莽夫政治”的底牌，看看特朗普的政治底色。
一、西方选举政治的真相
如果给你两种东西选，一种是“屎味的巧克力”，另一种是“巧克力味的屎”。你选哪个？
你可能会说：这是什么荒谬的问题？我不选。
但现实就这么狗血。
是选一个已经烂掉的旧秩序，还是一个打着“颠覆”旗号的陷阱？
这就是当今西方选举政治的真实图景。
这就像《黑客帝国》里那一幕，尼奥此前一直觉得世界不对劲，接收到了各种神秘信息和暗示。直到他被带入一个昏暗的房间，与“觉醒者”组织的领袖莫菲斯面对面坐下。
莫菲斯说：
“你知道某些东西不对经，但你说不清楚。”
“像一根刺卡在你的心里，把你推向我们这里。”
于是他摊开双手，给出两个选择：一颗蓝药丸：你会醒来，在床上，继续相信你想相信的。一颗红药丸：—你留在奇境中，我会带你看清现实到底有多深。
这一幕，成了“觉醒”的象征。
但问题是：红药丸真的意味着逃出系统、看清真相了吗？
事实上，并没有。
在《黑客帝国2》中，尼奥见到了系统的设计者：“建造者”。
他被告知，所谓“救世主”，并不是系统的BUG，反而是系统预设的一种容错机制。
每隔一段时间，母体就会安排一个救世主出现，带领一部分人“觉醒”、反抗、重建，最终再被系统消化、毁灭、重新洗牌，以维持整个体系的稳定。
当代西方民主制度里，那些看似“对立”的政治选项：比如“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真的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和方向吗？
还是说，它们其实就像红药丸和蓝药丸，看起来对立，其实都不过是系统演进的安排：一个维持秩序，一个释放情绪，一个制造幻觉，一个扮演颠覆者。
我们不能把它们当成“选项”，而要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是系统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维稳的必要机制。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主导逻辑。
它的口号简单而有力：市场至上、效率优先、个人自由。
它主张：市场自由化，让资本跨国流动；私有化，政府退出资源配置；削弱福利国家，让个人为自己负责；还有最核心的一点：金融至上，资本回报压倒一切社会目标。
表面上，它带来了增长、全球化和消费社会的繁荣；但实质上，它也悄悄播下了毁灭的种子：财富越来越集中，社会越来越分裂；国家主权被让渡给市场逻辑，民主程序逐渐失效；人们不再生活在有共同方向的社会中，社区解体、工会衰退、身份撕裂，公共空间被商业收编，公共话语被技术平台重写，我们被困在一个“自由”到彼此无关的世界里。
曾经的阶级认同、公共感、社会归属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悄然蔓延的失落感。
国家像公司一样运营，人民像客户一样被对待。
公共空间被压缩，安全感被剥夺，孤独、焦虑、竞争成了底色。
新自由主义承诺了一场市场自由竞争让社会进步的神话，但它无法解决自身制造的问题，反而在“成功”的叙事中，一点一点腐蚀了自己的合法性。
当人们发现“自由市场”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命运，一种新的声音，民粹主义，就顺势登场了：当国家无法保护公民，民主变得空壳，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归属感”与“尊严出口”。
民粹主义正是用这些“被剥夺者的情绪”来动员的：它说，你不是失败者，你是被出卖；不是你不够努力，是精英太过腐败。
它抛出的是简单的答案：“问题就是移民，是全球化，是政治正确，是腐败的建制派。”
它承诺恢复“人民的主权”，恢复“国家的边界”，它制造对立，激发怨恨，重塑敌人，唤起愤怒。
民粹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被剥夺者”的逆反形式，它不是未来的答案，它只是被抛弃者的一声回吼。
但问题在于，民粹主义虽然动员了情绪，但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结构性解决方案。
它把“人民”对准“精英”，把“国家”对准“外来者”，但从不真正回答那个最关键的问题：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层结构，要怎么改变？
它喊着“让国家再次伟大”，但它的政策依然靠市场逻辑来驱动；它批评建制派腐败，却往往自身缺乏制度建设的能力；它主张主权优先、民族复兴，但实际往往只是情绪宣泄与短期动员。
它拒绝面对复杂性，拒绝渐进性，拒绝系统性治理。
它不是为了重建规则，而是为了打碎规则；不是为了改造体制，而是为了统合情绪。
结果就是：它无法接管危机，只能扩大危机。
它从不真正解决焦虑，它只是暂时接管焦虑，借此换来掌声与选票。
所以我们站在今天回望，会发现一个荒诞的现实：新自由主义已然破产，民粹主义却无法接盘。
选哪边，都是崩塌的另一种形式。一个是系统性冷漠的稳定崩解，一个是情绪性爆炸的失控自燃。
民粹主义并不是民主的对立面，它恰恰是民主自身崩塌之后的畸形延续，是“民主在幻灭之后的幽灵”。
它继承了民主的语言，却放弃了民主的机制；它模仿了民主的形式，却劫持了民主的精神。
当民主机制变得空洞、失灵、程序化，当选票无法撬动结构，当代表不能回应人民，愤怒的人群就不再等待程序，而开始寻找声音。
于是，民粹领导人出现了。
这就是民主的镜像畸变。
当民主无法提供改变，人们就把愤怒投给“莽夫”；当制度不再代表人民，民粹就自封为“真正的人民代言人”。当公共话语失效，喊口号的人就成了救世主。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味批判民粹，而在于：当大多数人选择特朗普，本身就说明旧体制已经失去了说服力。新自由主义无法兑现承诺，民粹主义无法承担未来，二者都无法真正回答现代社会的深层危机。
理论上，也许确实需要一条“第三路径”：既拒绝资本至上，也警惕情绪专制，回到公共治理与社会正义的真正结合。
但现实却是：那些最有可能提出这条路径的自由派精英，学界、媒体、政界的主流力量，不是引领方向，而是选择沉默、固守、自保，他们没有承担历史责任，反而成了系统自闭的共谋者。
所以，只有越过这两个烂选项，政治才能重新走向现实的重建，开启一次真正脱离幻觉的政治想象。哪怕这条重建之路，往往先从崩塌开始。
二、精英为何失语，体制为何失灵？
表面上，西方选举政治的问题是没有好选项。但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那些原本最有条件提出好选项的人，选择了沉默？
1. 自由派精英的自我封闭与利益固化
在当代西方政治中，自由派精英（包括学界、媒体、科技企业与高层政客）一度以“普世价值”与“理性共识”为自我正当性基础。
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稳固，他们逐渐：脱离日常民众的生活经验与经济焦虑；构筑出一个价值观与利益结构深度绑定的闭环社群，内部自洽、外部排斥；对质疑其主导话语与道德优越性的声音，表现出系统性的忽视乃至敌意。
关键问题不仅是认知脱节，而是结构性的利益锁定：他们通过制度设计、政策话语与资源分配机制，稳固了自身的阶层优势与文化正当性；高举“进步”“平权”“自由”等道德旗帜，在象征层面建立合法性；甚至主动吸纳女性主义、多元文化、LGBT平权等议题，作为自身合法性的道德外壳；但这些价值诉求更多停留在“身份与表态”的层面，在制度性分配与经济结构改革中，极少回应底层社会的真实诉求。
企业可以在宣传中高调展示“包容与多元”的员工政策， 却在制度层面压榨底层劳工、规避工会、通过外包与零工经济削弱劳动者权益；精英阶层中的少数族裔或女性被“选拔”进主流视野，成为代表进步的“榜样个体”，却无力带动整体结构性改变；一套“代表正义”的话语体系被建构出来，让精英阶层在维持不平等的同时，看起来站在正义一边。
这就形成了一个深层悖论：以包容之名维持等级秩序，在正义话语中掩盖制度性不平等，最终使自由派从“代言道义者”变成了既得利益的制度守门人。
自由派精英已不再是社会改革的中介力量，而是在道德正当性与利益结构的双重包裹中，构成了一个既脱离群众、又垄断优势的“权力孤岛”。
2. 技术官僚体制中的问责失效与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国家职能的“去政治化”与“去意识形态化”，西方国家逐步将大量核心权力交由技术官僚机构管理，尤其体现在金融、财政、贸易、监管等关键领域。
这种体制安排有其合理出发点：以专业性保障决策效率，以独立性避免政治干预。
但在实践中，这类机构往往：缺乏足够的民主问责机制，例如美联储、欧央行等机构掌握经济命脉，却不受公众直选机制制衡。
面向公众沟通时高度依赖专业术语与统计逻辑，制造出“不可讨论”的技术壁垒；声称中立、专业、科学；实际上常代表金融资本利益，回避公共问责。
通过“危机管理”逻辑取代政策讨论，使结构性矛盾被掩盖在“操作性调整”之下。
结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越来越脱离选民，民众无法追踪“谁在决策、为何如此决策”；
民主机制在核心议题中被“程序外包”；技术权力在维持系统运行的同时，侵蚀了制度的公共性与代表性。
这种局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尤为突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展开史无前例的“紧急救援”：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流入华尔街、大型银行与金融机构；美联储降息、量化宽松政策、政府出面接管濒临破产的投行。
然而，与对精英资本的果断驰援相比，普通民众却只能面对：海量房贷违约、家庭破产与失业潮；社会福利并未显著增强，反而迎来财政紧缩压力；政府拒绝追责高层金融管理者，几乎无人入狱。
这场危机揭示了“美国版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本质：当危机来临，国家不是庇护民众的盾牌，而是金融寡头的保险公司。
危机的责任主体，金融寡头与监管失败者，并未受到系统性问责；反而由公共财政承担后果，以“救市”之名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技术机构维持了资本秩序，却损耗了民主合法性。
当政治权力被“技术合理性”全面包裹，政治讨论就失去了空间，公众就失去了通道。民主不再是主权的表达，而变成了执行过程的装饰性参与。
3. “危机治理”与“恐惧政治”的共谋机制
当制度失去改革能力，而精英又无意于重建公共政治，那么剩下的唯一治理工具，就是对“危机”的持续生产与管理。
在过去十余年间，西方政治逐渐呈现出一种“危机常态化”结构，每一次危机都被包装成一种“紧急状态”，从而使政府获得以下权力：
- 推迟或回避制度性讨论，以“应急”为由维持旧结构；
- 打破既有程序，通过技术官僚手段快速干预；
- 强化秩序逻辑，压制公共怀疑、转移社会焦点；
- 将对体制的结构性批评，引导成对“敌人”的恐惧反应（移民、外国势力、极端分子等）。
金融危机后，公众普遍要求改革不平等的制度结构、强化金融监管、重建社会安全网；但政治与金融精英迅速转换叙事，将“改革”本身重新定义为潜在风险源：“不能再犯2008年的错误”成为拒绝结构性改革的挡箭牌；主张财富再分配或金融控制者被指为“制造不确定性”、“威胁市场信心”；对不平等的抗议被边缘化为“民粹”或“政治冒险主义”。
媒体和政策话语也转向**系统性恐吓机制：如果改革医保，就会“拖垮财政”； 如果提高富人税，就会“资本出逃”； 如果限制银行，就会“信贷危机”；所有变革都被包装为“再次引爆危机”的隐患。
以避免灾难为名，实际是冻结现实、封锁改革可能性；政治精英借“危机管理”身份，获得了制度不变的正当性。
长期以往，政治语言不再以“希望、愿景与改革”组织社会，而是以“防御、封锁与应急”维持最低限度的合法性。恐惧成为制度维稳的底层情绪，危机成为政治僵局的掩护工具。
制度不是因为有未来而维持下去，而是因为“改变的不确定性和破坏力量比维持更可怕”。
民众开始接受“功能正常即为安全”的最低政治期待，社会在焦虑与顺从之间形成了一种被动共谋：既不相信体制能改，也害怕体制失控。
4. 语言失效与政治命名力的崩塌
在制度封闭与恐惧政治的双重结构下，最先失效的，不是政策，不是组织，而是语言本身。
政治语言原本的功能，是命名现实、组织冲突、唤起认同。它应当能够：
- 准确描述问题，提出清晰判断；
- 汇聚社会情绪，指引行动方向；
- 区分敌我，协调差异，生成公共空间。
但当权力被技术话语统治、政治被程序外包、危机成为治理常态，语言就逐渐退化为一种格式化表达工具。我们越来越常见到的是：被过度使用的中性词汇：比如“可持续”“增长驱动”“改革推进”；无具体承担的套话组合：如“负责任的领导力”“全球性挑战”“包容性议程”；将结构性冲突，包装为流程性事件或管理性术语。
久而久之，政治语言脱离现实冲突，失去动员能力，只剩下“表达正确”而非“直面真实”的功能。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命名权的丧失”。当语言无法清楚地描述当下社会经验，民众就陷入了一种“无法说清楚正在发生什么”的困境。
这种困境不是无知，而是结构性语言贫困：无法表达愤怒的根源，无法指出权力的边界，无法想象现实以外的可能。
如果一个社会无法给现实中的冲突赋名，它就无法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只能在“无法命名的痛苦”中失去方向。
于是我们见证了当代社会中语言退化导致政治失能的过程：
语言断裂：当技术性话语取代政治性语言，现实的冲突就失去了表达通道。我们看到问题，却无法清楚地“说出”问题。
- 意义瘫痪：没有准确的命名，现实变得模糊混沌；人们知道“不对劲”，却无法组织清晰的判断与目标。
- 认同失重：在无法言说中，个体难以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敌我边界、阶级归属、公共立场开始消解。
- 行动失效：缺乏可共享的语言与认同，集体行动就无法形成。愤怒只能爆发，却无法转化为改变的力量。
当自由派精英在权力结构中固守利益，当技术官僚以“专业中立”之名规避民主问责，当危机治理变成惯常维稳手段，整个体制逐步剥离了与人民的真实连接。
政治不再是回应公共诉求的机制，而变成了一种高效但冷漠的系统运转逻辑。
而当语言本身也丧失了组织意义、唤起共识的能力，
现实就开始以一种更原始的形式回流，模糊的、不安的、羞辱性的、难以命名的情绪。
人们不再能清晰地说出“我们要什么”，却越来越剧烈地感受到“我们失去了什么”。
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政治逐步脱离理性协商的轨道，转向了情绪的代言场、怨恨的放大器、羞辱感的沟通交互。
一种新的政治逻辑正在浮现：它不是建立在制度理解或政策整合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情绪失调与意义缺席的裂缝之中。这就是怨憎政治。
第三章 怨憎政治与莽夫的崛起
当制度无法回应、精英无法代表、语言无法组织，情绪，便开始填补政治空白。
在这样一个无法清晰表达诉求、也无法有效改变现实的时代，人们的痛苦不再以“公共议题”的形式被表达，而是以内化的怨恨、羞辱感与失落情绪蔓延开来。
愤怒不再针对某项政策，而是逐步指向整个秩序本身。
“对立”不再是关于理念的争论，而是关于“存在”的否定。
1. 什么是“怨憎政治”？
在当代政治语境中，怨憎并非一个情绪化修辞，而是一个高度结构性的社会情绪概念。
这一术语最早可追溯至尼采，对应的是“无力者的道德反转”：
当一个人（或群体）在现实中长期遭遇压抑、失败、羞辱，却又缺乏力量去改变自身处境，便会将无法实现的愿望、无法回应的痛苦，转化为一种持久的、扭曲的情绪积累。
这不是直接的愤怒，而是一种内化、压抑、堆积之后的复仇情绪结构。
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怨憎，是一种典型由“地位焦虑”+“被剥夺感”+“无行动出口”组成的政治情绪复合物。
它包含着三个关键维度：
- 羞辱与比较感：人们并非单纯因为贫穷而愤怒，而是因为看到“别人有、我没有”，却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
- 无力与排斥感：在技术官僚主导的制度中，普通人失去了介入政治与改变现实的路径，“可说性”与“可行性”双重枯竭。
- 情绪的政治化与代言需求：情绪得不到表达，就会寻找代言人；越是粗暴、极端、破坏性的表达，越能“看起来像力量”。
2. 怨憎政治的社会生成条件
怨憎政治之所以能够崛起，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变得愤怒”，而是因为当代社会的运行方式，系统性地制造出了“无法表达的羞辱”与“无法转化的痛苦”。
我们从三个关键层面来剖析这种情绪政治的社会根基。
首先是经济焦虑。
随着产业转移、平台经济、金融化浪潮的冲击，大量中产阶层原有的上升路径被打断；职业稳定性消失、住房与教育成本上升、“努力未必有回报”成为普遍体验；不确定性成为生活的常态，焦虑不再是个别问题，而是日常经验。这种焦虑不是“贫穷”，而是“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向上流动的通道却日益封闭。
然后是文化排斥。
自由派主导的话语体系不断强调“多元”“正义”“身份意识”， 但这种语言往往停留在象征层面，难以进入底层社群的现实感知；那些未能进入大学、留在工业岗位、保有传统价值观的人群， 感受到的是一种“被看不起”的文化姿态。于是，阶级不再只是物质分层，而被感受到为“被教育出来的蔑视链条”。
最后是政治失效。
在制度层面，民主变得越来越像一场高频但低效的投票表演；投票越来越多，改变却越来越少；
政党轮替不断，政策方向却高度雷同；政策语言越来越技术化，普通人越来越听不懂、插不进、改不了。
民众逐渐形成一种“政治参与的幻灭感”，选票不能改变结构，抗议不能撬动制度。
这些现实构成了一种持续制造羞辱与无力感的社会机器：人们看得见不公，却无法命名；能感知痛苦，却没有出口；在这种结构中，情绪便成为唯一可以动员的资源。
本质上，怨憎政治的基础不是“意识形态分裂”，而是地位焦虑与表达失语的长期耦合。
3. 社交媒体如何加速与重塑怨憎政治
如果说怨憎情绪是一种被长期压抑的结构性积累，那么社交媒体的出现，不仅释放了这种情绪，更重塑了它的组织方式。
它不只是一个表达平台，而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动员机制，重构了愤怒的形成路径、传播逻辑与情绪回路。
首先就体现在算法偏好上，情绪优先，理性退场。
社交平台的核心逻辑并非“信息中立”，而是“注意力争夺”；在这一机制下，最容易获得扩散的不是事实，而是情绪，尤其是愤怒、羞辱、对立、攻击等高刺激性内容；用户不是在“被告知事实”，而是在“被推送情绪”。
于是怨憎情绪在平台上获得了放大器效应，形成了“愤怒越大，传播越广”的结构性诱导。
其次，是信息茧房导致的共鸣强化，对立固化。
平台推荐机制会自动将用户推入“兴趣群体”与“观点茧房”；在这些封闭空间中，人们看到的永远是与自己情绪一致的内容；反对意见被屏蔽，异见者被驱逐，内部认同不断强化，外部标签持续妖魔化。
怨憎不再是个体体验，而变成了结构化的集体感受，形成“我们 vs 他们”的二元阵营逻辑。
最后， 社交媒体表态的泛滥与行动的退场。
社交媒体鼓励即时、简化、情绪化的表达形式：简短视频、表情包、讽刺段子、二元口号……
复杂议题变成“站队问题”，制度问题变成“情绪出口”；讨论的深度被压缩，公共议题碎片化，取而代之的是快速消费与道德姿态的竞赛。
表达越多，行动越少；“代入”越强，改变越无力。
于是，社交媒体虽然并不是怨憎的源头，但它让怨憎更快形成、更易传播、更难转化。情绪动员替代了制度组织，快速共鸣替代了结构思考。想的越多，做得越少，无力感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4. 民粹主义与“莽夫政治”的情绪动员机制
在怨憎情绪弥漫、社交媒体放大、制度失效的背景下，民粹主义为被压抑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合法出口与叙事框架。
而这种动员机制的典型代表，便是“莽夫式领袖”的出现：他们不讲规则、不顾礼貌、不信中间路线，
却被视为“敢说真话”“不装”“代表人民”的象征。
民粹领袖往往具有极强的“反精英”表演风格：语言粗粝、拒绝政治正确、频繁冒犯边界；他们将“人民”的愤怒具体化为对某个“敌人”的攻击：是移民、全球化、媒体、建制派、专家、大学……这种表演不是为了“讨论问题”，而是为了表现出“我们终于有人替我们骂出来了”。
当现实极其复杂，而制度无力给出解决方案，“莽夫”提供的是最直接、最简化的解释结构：
“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有人背叛了你”；
“我不需要计划，我就是答案”；
“选我，不是因为我对，而是因为我跟你一边”。
在这种逻辑下，治理被替换为归属感，方案被替换为姿态。
莽夫政治背后，往往并不信任制度安排，而是诉诸个体权威；情绪主导之下，人民变成观众，政治变成表演，治理退场，象征登台。
在建制派精英眼中，民众支持“莽夫式”领袖，是因为“他们太愚昧”或者“被煽动了”。
但现实远比这复杂。
支持莽夫，不是对理性的背叛，而是对“制度理性”彻底失望之后的情绪性代偿。
当政治不再回应生活，当体制无法容纳愤怒，当民主变成程序幻觉，“莽夫”反而成了最后一个“看起来能听见我”的人。
莽夫也许不聪明，但更加亲近群众。莽夫式领袖的“不专业”，也能被解读为“反专家”、反建制的象征；他制造敌人，更重要的是制造意义感。
“我们曾被背叛，我们要夺回国家”；
“他们不想你觉醒，我来告诉你真相”；
这种话语虽然简化现实，却提供了身份、共同体与道德坐标，让人在一个解构化的世界中重新获得确定性与归属感。
换句话说，要理解“莽夫政治”，就要看到其背后深层的心理结构与社会情绪生态。
民众之所以不断将希望投射在这些“非典型”政治人物身上，
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莽夫真的能治国，而是因为社会深层的焦虑，找不到别的安放之地。
在全球化、自动化与社会流动断裂的冲击下，传统身份结构正在解体。在失去稳定的身份标签之后，个体会本能地寻求“重新归属”。莽夫政治通过制造“内外对立”“人民vs精英”的简化结构，为焦虑中的人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归属感，哪怕只是幻想性的。
过去几十年里，社会共识是：只要努力，未来会更好；但今天这一信念结构已经塌陷。在这种“希望枯竭”状态下，人们更倾向于投靠那些“敢承诺翻盘”的人物，哪怕他们根本没有兑现能力。
当政治语言空洞、程序僵化、治理机械，整个体制虽然还在运转，却无法激发个体的参与欲望与社会认同；民众对政治的感觉不再是“有期待”，而是“麻木”。莽夫的表演式政治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为在一个意义枯竭的时代，强力姿态比理性分析更能唤醒存在感。
“莽夫政治”的确并不提供未来，但它解释过去、定位敌人、代言情绪，这足以在一个制度真空、情绪主导的时代赢得支持。
政治从制度代表转向情绪代理，正是现代民主退化的深层征兆。
5. 莽夫政治的制度性代价
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希望莽夫上台能够完成反精英、反建制的民主纠偏。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其运行机制，就会发现：这种情绪主导型政治，往往不是民主的修复，而是对建制的侵蚀。
莽夫政治鼓励一种“直接诉诸人民”的幻觉：不需要专家、法庭、议会、媒体，只要“听我就行”；
民粹主义领袖绕过一切中介结构，强调“我和人民之间没有中间人”，这直接削弱了民主赖以维系的分权与制衡机制。
代表性政治退化为个人崇拜，制度信任变成个人忠诚。更何况，莽夫政治依赖“制造敌人”来维持支持：今天是移民，明天是媒体，后天是司法机构；
但这类政治话语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政策治理体系， 因为它本质上不关心结构性解决方案，而只追求“姿态胜利”。
政策空转、行政内耗、法治倒退，治理能力严重削弱。
更关键的是，民主需要异见的容忍、程序的信任、妥协的能力；而莽夫政治倾向于：将所有不同意见视为“背叛”；将批评视为“敌对”；将妥协视为“软弱”。社会共识平台被极化撕裂所取代。
因此，莽夫政治可能短期动员社会，但长期来看，带来的不是政治重建，而是制度腐蚀。
6. 莽夫政治的风险
莽夫政治靠情绪积聚动能，以姿态塑造权威，但它的本质问题是：无法承接治理责任，也无法构建制度替代。
因此，莽夫政治的最终归宿，从一开始就内含着三个系统性风险：
1.制度空转，以动员代替治理。
莽夫式领导人通常缺乏治国所需的技术、组织与协调能力；他们习惯“持续竞选状态”：不断制造冲突、刺激共鸣、维持激情；
一旦进入执政状态，就表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与无能结构：团队更替频繁；组织混乱；决策极化；法治边界不断被试探。
这将导致国家机器运转失序，治理能力显著降低。
2. 社会撕裂，敌我结构持续固化
莽夫政治无法靠方案维系合法性，只能靠“制造敌人”维持动员；这种政治机制鼓励人们不断划界、归类、排斥“异己”；久而久之，社会共识基础被严重侵蚀，公共空间被压缩为情绪战场。
这将导致情绪持续极化、政治不断失控。
3. 民主程序被悄然侵蚀
在莽夫政治中，人民仍然投票，选举仍然存在，法制表面仍在运转；但真正的问题是：制度的灵魂，协商、制衡、问责、程序信任，已经逐步失效；
民主失去了内容，只剩形式，成为情绪驱动下的空壳系统。
本章所揭示的，不仅是一种政治风格的崛起，更是整个社会结构在“失去意义、丧失表达、拒绝治理”之后的集体回音。
我们看到，怨憎政治不是一种短期浪潮，而是一种制度崩塌后的替代性组织逻辑：它以羞辱驱动、以敌意动员、以愤怒维稳。
民众支持“莽夫”，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治理，而是因为除了这些“敢吼的人”，已经没有任何机制在表达他们的痛苦与愤怒。
怨憎政治的爆发揭示了民主体制内部的危机，问题从未只是“选了错误的人”，而是整个民主运行机制已经深陷失能。
第四章：解构特朗普政治
1.特朗普不是系统的bug，而是系统的产物。
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太容易把特朗普当作“美国体制失控的意外”，仿佛只要他下台，一切就会“回到正轨”。这种认知，是一种“好人坏人”的简化叙事，恰恰遮蔽了特朗普背后结构性逻辑的严肃性。
他不是制度的崩溃，而是制度自我更新过程中的“破坏者角色”——像《黑客帝国》里的“救世主”，他的出现，正是系统内嵌的“出清机制”：通过制造冲突、释放情绪、加速淘汰与替代，从而迫使体系重估自身边界与合法性。
特朗普在政治活动中一直在精准的扮演“莽夫”。一个身家亿万的房地产大亨、奢侈品牌的常客，却能让“铁锈带”蓝领工人、乡村白人红脖子、被全球化抛弃的一代人，真诚地相信：“他是我们的人”。这是政治营销的顶级操作，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身份塑造工程。
金发狂风造型、推特狂人发言、直男癌式语法、真人秀话术体系、以及对“政治正确”的本能挑衅。这一切，组成了他那副“反精英”的外壳。但千万别误以为他只是个“粗人”或“笑话”。如果你觉得你比特朗普聪明，所以就可以嘲笑他，那才是真正的愚蠢。因为你正在被他精准设计的表演迷惑，而他已经用这些表演换来了权力、信任与情绪动员力。
2. 从表演到实权：体制内民粹的进化路径。
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是带着破坏性民粹光环登场的“政治局外人”。
他扮演着莽夫，张口即骂，信口开河，极度依赖情绪动员与社交媒体放送。他是个“竞选状态下的总统”，而非“执政者”。
但当他步入第二任期，一切开始发生转变：他组建了更忠诚的顾问团队，尝试对情报、司法、外交系统施加更直接影响，并借由“国家安全”话语推进行政集权。他不再仅仅是个抗议者，而试图成为重新书写体制规则的“内场操盘手”。
这种“体制内民粹”形态，是特朗普政治的重要跃迁。比起传统政客，他不守规则；但比起典型的民粹者，他更敢挑战建制的制度性核心。
他学会了如何利用行政权运作，如何在合法程序中穿插敌我叙事，如何把“国家机器”当作情绪动员的工具，一步步完成了“体制内民粹化”。
因此，看待第二任期的特朗普，不能再将其视为某种纯粹的“反建制政治”领袖，而是融合了民粹情绪动员、建制资源利用的复合型政治人物。
3. 战术上的莽夫，战略上的操盘者：特朗普政治中的结构性冲突
上台之初，特朗普延续了民粹主义的经典叙事结构：对外归因，塑造敌人，唤醒情绪。他将制造业萎缩归咎于中国，社会不稳怪罪移民，经济焦虑归因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背叛。他说得简单粗暴，但正中民粹语法的核心：
“我们不是失败者，我们是被背叛者。”
这种情绪动员不依赖政策细节，而依赖“姿态语言”：通过夸张的声明、不安的口号、戏剧性的敌我划分，唤起集体愤怒。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一手重构了“受害者美国”的叙事，一手塑造了“强硬总统”的英雄幻象。
然而，这场“莽夫政治”的表演背后，并非毫无章法的即兴乱舞，而是隐藏着一套明确的战略蓝图：对外，以关税为杠杆重谈全球规则，意图推动产业回流，打破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对内，以“国家安全”为名扩大行政权力，对美联储、司法系统、媒体机构发起一系列“权力再定义”试探；整体上，推动一种“建制之外的建制重塑”——试图用非常规手段推动体制再配置。
这一战略路径可归纳为“强干预+弱制度”的组合：战术上高噪点、强表演，战略上高度目标化、深算计。
但问题随之而来，民粹战术与国家治理逻辑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结构冲突：
首先，战术以破为功，治理需稳为本：民粹语法靠制造对立赢得支持，但国家机器运作需要协商、妥协、程序和信任；民粹擅长动员情绪，缺乏制度设计能力：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常常止于姿态，难以转化为可持续性的结构改革。
其次，情绪上诉与治理执行之间的“中断地带”不断扩大：比如对华关税战的发动，虽唤起“反击中国”的民族主义激情，却未能缓解制造业困境，反而造成供应链混乱、企业成本上升、盟友离心。
结果是：战略意图不断“被战术绑架”，政治表演凌驾于政策协调之上。
“强势总统”的幻象反而加速了制度运行的失调：政策空转、官僚抵制、资本观望、国际信任流失，整个体系陷入自我撕裂的状态。
更关键的是，特朗普本人缺乏制度建构所需的组织力与技术能力。他既不信任建制派，也无法取代建制派。他打破了旧的秩序框架，却没有能力接住碎片重组。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特朗普以“破坏者”的姿态登场，本应为“重建者”清场，却反而成了“治理真空”的加速器。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民粹主义在进入体制深水区后的集体困境：动员很强，治理很弱；破局有术，重构无力。
战略理想和战术执行之间存在严重偏差，反映了民粹政治本身的结构性局限使其难以承接复杂的国家治理架构。
但他的困境在于，他只能如此：一旦脱离“反建制的莽夫”人设，他的政治动员力就会崩塌。他的政治生命依赖于这个张扬、反叛、反精英的形象，因此他只能在民粹与建制之间反复摇摆、勉力平衡。
4. 不要低估特朗普政治的韧性
特朗普政治的生命力，不仅来自个人魅力或传播技巧，更源于他精准踩中了制度断裂与情绪撕裂的结合地带。
一方面，他动员的是一批对“体制语言”早已麻木的“失语者群体”。对这些人来说，特朗普不是总统，而是一个“能听见我们”的象征。他们不在乎政策专业、不计较逻辑自洽，他们要的只是“有人替他们吼出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情绪认同型支持”：只要他还在喊，他们就还会跟。正因为如此，特朗普的支持者具有惊人的“免疫性”与“黏着力”——这不是理性说服所能瓦解的，而是一种身份投射下的情绪归属。
另一方面，一部分建制派其实并未真正放弃特朗普。他们或许不认同其粗鄙言辞，也未必信赖其执政能力，但却隐隐欣赏他所释放出的“破局动能”。对这些“边缘改革派”或“反主流的建制派”而言，特朗普的破坏性，不是缺陷，而是一种资源——他是制度内部久拖未决改革议题的“外部推动者”，也是打破惯性锁死的一把“政治锤子”。在这一逻辑下，特朗普成为某种“建制利用的民粹工具”，正因为他“不稳定”，才具备撬动旧规则的可能。
更关键的是，特朗普不仅制造了舆论焦点，还重塑了议题地貌。他将“再工业化”“美元武器化”“供应链安全”等原本属于技术圈层与边缘智库的议题，粗暴地推上了总统级别的国家战略平台。虽然他本人逻辑混乱、执行混沌，但这些议题却实实在在撬动了政策体系的惯性结构，逼迫整个系统做出回应：
- 民主党转向“制造业友好”话语；
- 财政部启动“去中依赖”评估；
- 美联储不得不在货币政策上应对“政治去全球化”的压力；
- 金融媒体开始主流化“国家资本主义”与“产业干预”的讨论。
5. 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没有重建秩序，但他改变了秩序的未来走向。
这正是特朗普政治最令人难以归类的地方：他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革者，也不是彻底的毁灭者。他没有设计新规则，也没有建立替代体制，但他却成为旧秩序崩塌过程中的关键变量——不是因为他提供了解决方案，而是因为他迫使问题本身无法再被遮蔽。
他像一颗制度的“显影剂”，将体制内部原本潜藏的断裂、惰性与虚伪放大暴露出来。他不构建共识，反而用撕裂逼出表态；他不推动协调，而是制造冲突，让所有政治力量不得不重新选择站位。他没有带来新秩序的蓝图，但他的存在本身就逼迫整个体制进行“被动审查”，重新评估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与社会连接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并非“走错路的人”，而是“让所有人意识到旧路已走不通的人”。他不一定能穿越那个转弯口，但正是他让这个转弯变得不可回避。
这是特朗普政治的根本悖论，也是它的复杂魅力所在：他以破坏者的姿态登场，却引发了系统自我修复的机制；他本人可能失败，但他打开的历史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6.他把制度推向转弯口，自己却不一定能走过那个拐点。
按照我此前对“海湖庄园协议”背后战略的推测，其核心意图并非无序混乱，而是构建一套极具破坏性但目标明确的三段式变革路径：
首先，以关税为工具，重构全球分工与产业回流逻辑；
随后，以美债与汇率为杠杆，重新定义美元主导地位的金融坐标系；
最终目标，是以“国家主权资本+主权信用”模式，打造新型国家干预平台，整合干预能力与经济动员权。
换言之，他试图用一种“民粹动员＋经济民族主义”的组合拳，打破全球化旧逻辑，催生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新体制原型。
但正因为这套战略涉及的是对全球资本秩序最核心神经的挑战，它必然引发反弹，而这反弹首先会落在发起人的头上。
可以看出，前两步，是“破局”的脏活累活：
加征关税、挑起贸易战、干扰多边秩序，直接挑战跨国资本与传统出口集团；
指责美联储、操弄利率、制造货币波动，则直捣金融统治的心脏。
这些动作几乎把整个西方建制派最核心的两个轴心——资本自由流动与美元锚定地位——一口气得罪殆尽。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制度性讽刺：战略刚露出雏形，发起者已面临抛弃。
他制造了危机，却未必能从中取利；他撬动了重构，却可能被排除于重构过程之外。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就像一场高压爆破的引信。他可以引爆旧系统的深层裂痕，但爆炸之后，清理废墟、重新架设梁柱的工作，多半要由“更稳妥、更专业”的体制内力量来接手。
我们有理由推测，一种熟悉的权力分工逻辑正在重新上演：
民粹开路，建制摘果；
莽夫制造危机，技术官僚收割秩序。
这并非阴谋剧本，而是历史中屡屡出现的“危机→机会→重构”三部曲。因为在制度变革的长周期里，民粹擅长点燃火焰，建制更擅长稳住锅炉。
因为“民粹破局”所依赖的，是情绪动员的爆发力；而“建制续命”所倚仗的，却是体制修复的组织力。
特朗普能靠民粹开启战场，却未必有组织力能赢下战局。
他是撬动旧秩序的杠杆，但未必是新秩序的建构者。
因此，特朗普也许是旧体制最激烈的破坏者，却未必有能力成为新秩序的设计师。他的政治命运，不是毁于失败，而是困于“完成了撬动，却无法建构”的历史角色矛盾中。
7.接下来的四年，或许正是一场冲突与重组交错而行的真正序幕。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他都已经深刻地撕开了旧秩序的防线。而接下来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变”，而是“谁来主导变”，以“什么方式变”。
这场博弈的下一幕，将充满不确定性与高烈度冲突：
是他顶着压力走完“海湖三步棋”，完成国家干预逻辑的重组；
还是在战略尚未落地时，就被制度本能地当作“利用完即丢弃”的棋子，成为又一个被写入教科书的“胡佛式悲剧人物”？
对特朗普来说，最不能接受的结局，正是“由我破局，非我收官”。
他可以忍受被骂成莽夫，却无法接受被写成过渡人物。
他不甘心被历史标记为“曾搅局者”，他要的是“制度奠基者”的位置。
但问题在于：摘果子的活，谁都想抢。
当混乱制造完成，资本市场重新定价，全球话语重组启幕，制度的掌控权与红利分配权，势必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
建制派要“稳定接管”，军工集团要“确保分利”，技术官僚要“恢复规则”，
而特朗普，要的是把“情绪资本”变现为“制度主导权”。
于是我们看到，这不仅是一场“民粹与建制”的二元对抗，
更是一场内部重组的权力大洗牌：旧联盟裂解，新联盟重组；敌友结构不断变动，立场随局势摇摆。
这意味着：未来四年，不会是一场清晰的战斗，而是一轮轮模糊战线下的混合式权力缠斗。
表面是选战，实质是秩序定义权之争。
表面是政见冲突，背后是金融、产业、媒体、行政、民意等多重权力结构的重新排列。
也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
一个时代的终结，往往并非在胜利中宣布，而是在混乱中展开；一轮新秩序的诞生，通常不是靠某位赢家站上终点线，而是由冲突、妥协、断裂、重组交织而成的长周期生成。
特朗普可能不是最终答案，但他已然是“新问题”的起点。
未来四年，真正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参考资料：《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德]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