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英若诚喝彩 唐斯复
英若诚的舞台大幕落下来了，2003年12月28日凌晨，他74年的人生戏剧永远闭幕。他在人生舞台上，塑造了表演艺术家、导演、翻译家、文化使者、文化部长诸多形象，经历了充满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他活得堪称精彩！在戏剧舞台和银幕上，他塑造的诸多艺术形象熠熠生辉，从北京走向世界，赢得外国人为中国喝彩！在舞台下面，他为人、为友，令人铭记。
英若诚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在剧院黄金时代的艺术家行列中，他渊博的学识使他在同行中独具个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刚走出校门，在剧院演戏，小字辈演“小字辈”，对这些演员老师们，都是仰视的。第一次见到英若诚是个背影，他虎背熊腰，骑着辆半旧的轻便自行车，深蓝的，和他穿的上衣一个颜色。他双手捏闸，停在路边上，右脚踩着马路沿子，跟人聊天，聊个没完。“这是英若诚，大伙管他叫‘英大学问’。你瞧，话匣子又打开了吧。”
英若诚是名门之后，祖父英敛之是《大公报》创始人，父亲英千里是大学问家，他自幼却淘气得邪乎。父亲把他送到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回北京时一口流利的英语，用英语骂人比外国孩子还“溜”。用今天的词儿形容，英若诚的父辈见他这副模样，真是跌掉了眼镜。后来，他顺理成章地进了清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即将毕业时，英若诚携未婚妻吴世良辍学，投奔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立志当演员。初入剧院他演戏怎么也开不了窍，无奈，院领导把他安排到图书馆做个管理员。至今，剧院图书馆的书籍管理系统，仍沿袭英若诚当年的规划。他努力学习，蓄力待发，终于，机会来了――剧院请一位前苏联导演来排高尔基名剧《布加乔夫和他周围的人们》，英若诚争取到扮演一个小角色。排演从做小品开始，剧情规定是个严寒的夜晚，英若诚上场后直奔柴火熊熊的壁炉，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不烤手脚，而是转过身来烤屁股。外请导演喜不自禁地高呼：好，能干！就这样，英若诚从图书馆走到了舞台中央，扮演话剧《龙须沟》的茶馆掌柜，《骆驼祥子》的刘四爷，《茶馆》的老刘麻子、小刘麻子，《雷雨》的鲁贵，《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法官，电影《白求恩大夫》的童翻译……
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夜之间，舞台上的名演员成了阶下囚。英若诚为什么被关押3年多，至今也没人来说清楚。事后，我问他：当时紧张吗？英若诚讲话中气很足，语速缓慢：“人到了那个时候，相信自己。第一天夜里，我把鞋卷在脱下来的长裤里当枕头，沉沉地睡了一大觉。”
他的夫人吴世良比他关押的时间还要长。英若诚先回到被砸烂的家里，首先找到一张幸免于难的唱片，摆弄好唱机，铿锵的乐声响了起来。听着音乐，他自己动手，重整家园，一排排书架是用竹竿做的，因为当年木头很金贵。当我1982年成为《文汇报》驻京记者走进前厂胡同10号时，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温馨的家，受到好客的女主人用棒碴粥、大白馒头夹酱肉的款待。这一家人几乎都是劫后逢生，但是，看不到灾难留下的阴影。小外孙子睡醒了，扯着嗓子喊：“英若诚！英若诚！”那时英若诚的母亲健在，轻声喝斥着：“没大没小，叫外公。”小孩仍旧呼叫着“英若诚！”他是要外公趴到床上给他当马骑。英达的两个儿子也都是在他身边长大的，他注视他们的目光，那叫舔犊情深。
改革开放，英若诚被推上国际舞台。最早派出的文化代表团访问英国，曹禺是团长，英若诚随行。在莎士比亚故乡与剧团成员见面时，英国同行提出：中国人也知道莎士比亚？！语气里有蔑视，也有隔阂。曹禺用目光向英若诚示意，只见英若诚慢慢站起身来，用英语娓娓朗读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抒情诗。英国人惊愕不已，这一瞬间，中国的形象在他们心目中改变了。意大利人制作的大影片《马可・波罗》在中国拍摄，要选一位能说英语的中国演员扮演忽必烈。那时，英若诚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知音》剧组演袁世凯，厂长介绍意大利制片人与他见面，三言两语的交谈，制片人当场拍板：忽必烈就是您！当他从衣袋里拿出其他人推荐的字条，上面写的正是：英若诚。英若诚拍摄的第一场戏是马可・波罗晋见忽必烈，这场长镜头戏等于是对他的考试，全剧组围观，包括几位世界著名的大明星在内。英若诚的皇家气度、充分的准备、漂亮的语言，整场戏一气呵成，博得全场热烈掌声。同名电视剧同时诞生。由此，中国人第一次在意大利荣获影视表演最高奖“银猫奖”，他和妻子应邀坐上古典马车，在观众欢呼声中巡游罗马。之后，英若诚又在影片《末代皇帝》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去拍摄现场采访，看到现场有三辆豪华的房车，导演、主演尊龙各一辆，再就是英若诚专用的，我为中国人被尊敬而高兴。英若诚出访过很多国家，是出色的文化使者。促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英国人合作，排演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在美国，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讲课、排戏，为美国人导演曹禺的《家》，并与黄宗江用英语合演《十五贯》片段。因为英若诚的魅力，才有日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美国阿瑟・米勒合作排演《推销员之死》，与赫顿合作排演《哗变》，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盛事。英若诚担任剧本翻译和联合导演，他用艺术实践阐述剧本翻译的个人宗旨：中国人演外国戏，一定要说活生生的中国人的话。有趣的是，一句中文不懂的阿瑟・米勒看过英氏译本，觉得自己会中文了，因为，看似很中国化的翻译，却极其严格地中英文对照。观察英若诚在排练场与外国人合作，从容、机智、游刃有余、谈笑风生，同样精彩。
忽然有一天传出消息：英若诚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了！那是1986年。我立即去他家探虚实――消息是真的。英若诚当时担心的是离开戏剧队伍被架了起来，两眼一抹黑。于是，跟我约法三章：我及时将动态告诉他，文化部有重大举措，他第一个接受我采访。那天，他们夫妇送我到门口，真的是三击掌而告别。
有人说英若诚做部长没什么发挥，我倒认为还是有建树的。他上任不久便公开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意思是要调动社会的力量办文化，这在20年前是很要胆量的，很有新意、很超前的。有一次会后晚餐的时候，我告诉他《文汇报》想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请到上海演出。他非常支持，回到北京立即对剧院领导说：相信唐斯复，她能把事情做好。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认真地对待时隔27年之后的上海之行，《天下第一楼》、《哗变》、《狗儿爷涅?》剧组的原班人马都回剧院排练了，惟独调动不了英若诚，他已离开剧院，让我去做工作。在他的办公室，他双手拍着满桌的文件：“我去不了！”演《推销员之死》和《茶馆》没有他怎么行？！我急中生智：“文件可以由秘书处理。现任的文化部长给老百姓演戏，过去没有，以后也难有，您失去这个机会，后悔一辈子。”他抬起眼睛盯着我：“你这么想？”我说：“是”。他深深地吸一口气：好，跟你演戏去！
卸任部长，他又回到舞台，有的是事情要做。不料，在他导演的萧伯纳剧作《芭芭拉上校》演出后台，他的鼻子突然大量喷血。夜间，又喷一次，急诊送进协和医院。我闻讯赶去看他，说话间，又喷起血来，似泉涌，极其恐怖。时好时坏3年，1994年虎背熊腰的英若诚彻底病倒了，开始与病床相伴的日日夜夜……
最后一次去看他，据说是他清醒的最后时刻。他双目盯着天花板。想什么呢？我轻声问。“溥仪是很难受的，他一辈子净做不愿意的事情。”英若诚是在联想自己不情愿9年被疾病所困？还是想到父亲英千里离乡背井50年孤寂地在台湾去世？是为生养7个子女的母亲连生前都没能到丈夫坟前上柱香而悲哀？夫人1987年英年早逝没赶上过好日子？……他对所有悲哀的表现只是一声叹息，重重的一声叹息。写到此，眼前忽然出现英若诚在病房中的一次兴高采烈：“现在医学发达了，人可以活到150岁！”那天我离开的时候，他以绅士的礼节吻了我的手。病入膏肓的英若诚，乐观地渴望生命，依然精彩！
英若诚走了，他跟人聊完了，话匣子关上了，骑上他那辆半旧的深蓝色自行车，依旧虎背熊腰，扬起手告别――定格在银幕上，造型在一束追光中。
2003年12月30日凌晨
《文汇报》2004年1月2日
英若诚的舞台大幕落下来了，2003年12月28日凌晨，他74年的人生戏剧永远闭幕。他在人生舞台上，塑造了表演艺术家、导演、翻译家、文化使者、文化部长诸多形象，经历了充满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他活得堪称精彩！在戏剧舞台和银幕上，他塑造的诸多艺术形象熠熠生辉，从北京走向世界，赢得外国人为中国喝彩！在舞台下面，他为人、为友，令人铭记。
英若诚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在剧院黄金时代的艺术家行列中，他渊博的学识使他在同行中独具个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刚走出校门，在剧院演戏，小字辈演“小字辈”，对这些演员老师们，都是仰视的。第一次见到英若诚是个背影，他虎背熊腰，骑着辆半旧的轻便自行车，深蓝的，和他穿的上衣一个颜色。他双手捏闸，停在路边上，右脚踩着马路沿子，跟人聊天，聊个没完。“这是英若诚，大伙管他叫‘英大学问’。你瞧，话匣子又打开了吧。”
英若诚是名门之后，祖父英敛之是《大公报》创始人，父亲英千里是大学问家，他自幼却淘气得邪乎。父亲把他送到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回北京时一口流利的英语，用英语骂人比外国孩子还“溜”。用今天的词儿形容，英若诚的父辈见他这副模样，真是跌掉了眼镜。后来，他顺理成章地进了清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即将毕业时，英若诚携未婚妻吴世良辍学，投奔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立志当演员。初入剧院他演戏怎么也开不了窍，无奈，院领导把他安排到图书馆做个管理员。至今，剧院图书馆的书籍管理系统，仍沿袭英若诚当年的规划。他努力学习，蓄力待发，终于，机会来了――剧院请一位前苏联导演来排高尔基名剧《布加乔夫和他周围的人们》，英若诚争取到扮演一个小角色。排演从做小品开始，剧情规定是个严寒的夜晚，英若诚上场后直奔柴火熊熊的壁炉，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不烤手脚，而是转过身来烤屁股。外请导演喜不自禁地高呼：好，能干！就这样，英若诚从图书馆走到了舞台中央，扮演话剧《龙须沟》的茶馆掌柜，《骆驼祥子》的刘四爷，《茶馆》的老刘麻子、小刘麻子，《雷雨》的鲁贵，《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法官，电影《白求恩大夫》的童翻译……
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夜之间，舞台上的名演员成了阶下囚。英若诚为什么被关押3年多，至今也没人来说清楚。事后，我问他：当时紧张吗？英若诚讲话中气很足，语速缓慢：“人到了那个时候，相信自己。第一天夜里，我把鞋卷在脱下来的长裤里当枕头，沉沉地睡了一大觉。”
他的夫人吴世良比他关押的时间还要长。英若诚先回到被砸烂的家里，首先找到一张幸免于难的唱片，摆弄好唱机，铿锵的乐声响了起来。听着音乐，他自己动手，重整家园，一排排书架是用竹竿做的，因为当年木头很金贵。当我1982年成为《文汇报》驻京记者走进前厂胡同10号时，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温馨的家，受到好客的女主人用棒碴粥、大白馒头夹酱肉的款待。这一家人几乎都是劫后逢生，但是，看不到灾难留下的阴影。小外孙子睡醒了，扯着嗓子喊：“英若诚！英若诚！”那时英若诚的母亲健在，轻声喝斥着：“没大没小，叫外公。”小孩仍旧呼叫着“英若诚！”他是要外公趴到床上给他当马骑。英达的两个儿子也都是在他身边长大的，他注视他们的目光，那叫舔犊情深。
改革开放，英若诚被推上国际舞台。最早派出的文化代表团访问英国，曹禺是团长，英若诚随行。在莎士比亚故乡与剧团成员见面时，英国同行提出：中国人也知道莎士比亚？！语气里有蔑视，也有隔阂。曹禺用目光向英若诚示意，只见英若诚慢慢站起身来，用英语娓娓朗读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抒情诗。英国人惊愕不已，这一瞬间，中国的形象在他们心目中改变了。意大利人制作的大影片《马可・波罗》在中国拍摄，要选一位能说英语的中国演员扮演忽必烈。那时，英若诚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知音》剧组演袁世凯，厂长介绍意大利制片人与他见面，三言两语的交谈，制片人当场拍板：忽必烈就是您！当他从衣袋里拿出其他人推荐的字条，上面写的正是：英若诚。英若诚拍摄的第一场戏是马可・波罗晋见忽必烈，这场长镜头戏等于是对他的考试，全剧组围观，包括几位世界著名的大明星在内。英若诚的皇家气度、充分的准备、漂亮的语言，整场戏一气呵成，博得全场热烈掌声。同名电视剧同时诞生。由此，中国人第一次在意大利荣获影视表演最高奖“银猫奖”，他和妻子应邀坐上古典马车，在观众欢呼声中巡游罗马。之后，英若诚又在影片《末代皇帝》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去拍摄现场采访，看到现场有三辆豪华的房车，导演、主演尊龙各一辆，再就是英若诚专用的，我为中国人被尊敬而高兴。英若诚出访过很多国家，是出色的文化使者。促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英国人合作，排演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在美国，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讲课、排戏，为美国人导演曹禺的《家》，并与黄宗江用英语合演《十五贯》片段。因为英若诚的魅力，才有日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美国阿瑟・米勒合作排演《推销员之死》，与赫顿合作排演《哗变》，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盛事。英若诚担任剧本翻译和联合导演，他用艺术实践阐述剧本翻译的个人宗旨：中国人演外国戏，一定要说活生生的中国人的话。有趣的是，一句中文不懂的阿瑟・米勒看过英氏译本，觉得自己会中文了，因为，看似很中国化的翻译，却极其严格地中英文对照。观察英若诚在排练场与外国人合作，从容、机智、游刃有余、谈笑风生，同样精彩。
忽然有一天传出消息：英若诚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了！那是1986年。我立即去他家探虚实――消息是真的。英若诚当时担心的是离开戏剧队伍被架了起来，两眼一抹黑。于是，跟我约法三章：我及时将动态告诉他，文化部有重大举措，他第一个接受我采访。那天，他们夫妇送我到门口，真的是三击掌而告别。
有人说英若诚做部长没什么发挥，我倒认为还是有建树的。他上任不久便公开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意思是要调动社会的力量办文化，这在20年前是很要胆量的，很有新意、很超前的。有一次会后晚餐的时候，我告诉他《文汇报》想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请到上海演出。他非常支持，回到北京立即对剧院领导说：相信唐斯复，她能把事情做好。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认真地对待时隔27年之后的上海之行，《天下第一楼》、《哗变》、《狗儿爷涅?》剧组的原班人马都回剧院排练了，惟独调动不了英若诚，他已离开剧院，让我去做工作。在他的办公室，他双手拍着满桌的文件：“我去不了！”演《推销员之死》和《茶馆》没有他怎么行？！我急中生智：“文件可以由秘书处理。现任的文化部长给老百姓演戏，过去没有，以后也难有，您失去这个机会，后悔一辈子。”他抬起眼睛盯着我：“你这么想？”我说：“是”。他深深地吸一口气：好，跟你演戏去！
卸任部长，他又回到舞台，有的是事情要做。不料，在他导演的萧伯纳剧作《芭芭拉上校》演出后台，他的鼻子突然大量喷血。夜间，又喷一次，急诊送进协和医院。我闻讯赶去看他，说话间，又喷起血来，似泉涌，极其恐怖。时好时坏3年，1994年虎背熊腰的英若诚彻底病倒了，开始与病床相伴的日日夜夜……
最后一次去看他，据说是他清醒的最后时刻。他双目盯着天花板。想什么呢？我轻声问。“溥仪是很难受的，他一辈子净做不愿意的事情。”英若诚是在联想自己不情愿9年被疾病所困？还是想到父亲英千里离乡背井50年孤寂地在台湾去世？是为生养7个子女的母亲连生前都没能到丈夫坟前上柱香而悲哀？夫人1987年英年早逝没赶上过好日子？……他对所有悲哀的表现只是一声叹息，重重的一声叹息。写到此，眼前忽然出现英若诚在病房中的一次兴高采烈：“现在医学发达了，人可以活到150岁！”那天我离开的时候，他以绅士的礼节吻了我的手。病入膏肓的英若诚，乐观地渴望生命，依然精彩！
英若诚走了，他跟人聊完了，话匣子关上了，骑上他那辆半旧的深蓝色自行车，依旧虎背熊腰，扬起手告别――定格在银幕上，造型在一束追光中。
2003年12月30日凌晨
《文汇报》2004年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