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青狐相伴任爱狂欢 子水
王蒙，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平。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并因此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6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等职。王蒙先生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季节四部曲》、《青狐》等，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等。其中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文学界泰斗人物王蒙先生，新近刚出版长篇小说力作《青狐》，目睹者无不哗然。其实也难怪。王蒙先生从事写作五十年，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素来皆以作品本身打动读者。《青狐》是他第一次以女性为主人公，描写她的爱情、性格、欲望，其中具有“突破”性的性描写足足引起我们的“另眼相看”。元旦前夕，在北京和王蒙先生相约他四环外的家中，他靠着米色沙发，温和而耐心地接受了近年来首次记者专访。
我偏爱《青狐》
记者(以下简称记)：《青狐》中，通过对“青狐”这个女性作家的成长和情感遭遇，女性、欲望、爱情、权力等得以很好的表达，我们知道你用了三年的时间写就，那你是如何想到写这样一部小说的？
王蒙(以下简称王)：那是因为我的《狂欢的季节》系列写完以后，我想接着写，慢慢把视角从“文革”时期，拉到当代人的生活上，同时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写法，那时候很多人物都是扮演历史让他们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越往近拉，越能扮演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
在讨论《狂欢的季节》的时候，一位女作家提出我对女性的了解不够，比较不充分，我也想改变一下这种观感。再写就写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个性的追求，以致欲望能够得到更多的释放、张扬。它和“文革”当中以及解放初期有很大的不同，就这种感觉。
记：小说的主人公是女性，你是如何想到用这个构思的呢？
王：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必然接触一些男性，也接触一些女性，不可能只接触单一的性别。我写了那么多以男性为中心、为主角的作品，所以想多写一点女性，也避免自己跟自己重复。不足为奇。
记：《青狐》中主人公有原型吗？
王：如果说有原型，也不只是一个，可能是五个六个甚至更多。她可能在某一方面像生活中的一个人，但总体来讲绝对不像任何一个人，她是融合了好多人，我的得意之处就在于她不像任何人。就青狐的相貌来说，要是长成我描写的“青狐”那个相貌也不容易(笑)，我如果叫你找个画家画个像，要是找两个画家就画成两样了。
记：写过“季节”系列的四部长篇及《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都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为什么觉得《青狐》是你五十年来写得最成功的呢？
王：我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它的内容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深，你可以从表现女性来考虑，也可以从表现历史转折后的中国变化的角度考虑，在这本书里头，实际上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和艺术，既是社会的变化又是女性和现实的表现，这些都是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它的分量不一样，耐琢磨。虽然是我自己把它写出来了，但不证明我看明白了，我也是不断地想着不断地变着。
从艺术上说我觉得和过去写的就不一样了，因为它(《青狐》)本身就是一部小说，但小说里边的青狐又是写小说的，所以又套了青狐的二十几个小说，比较起来比过去的故事性就更强了。但是反过来说，《青狐》写到的“性”，用中国人的观点来看，“青”也好，“狐”也好，在阴阳五行里它表达的都是阴性，青指的是“月光”，狐指的是“狐狸”，都是黑夜里的东西，都是可以引发人思索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特别看中这个作品。
记：一般来讲，每个作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自己的作品。
王：当然我说最受宠爱，也跟它是我最小的“孩子”有关。
“性描写”不等于“身体写作”
记：你曾和儿子王山谈过“文学创作中的性”这个话题，我觉得性其实是生活、写作中的元素，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但现在“身体写作”真的成为一种“时尚”，你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王：我在《青狐》里头有一些和性有关的叙述和描写，这个和“身体写作”是不一样的，毋宁说是我对“身体写作”的一种嘲弄和颠覆，是对身体写作的穿透与戏弄，代为穿帮！我写这些东西是对人的性的要求、性的苦闷、性的生活的表现，但是也有对人不能做自己欲望的主人的惋惜和嘲笑。
读者认真看完以后，很多地方会看到我对“身体写作”和现在性泛滥描写的鞭挞。当然关于性描写也不能一概而论。
诺贝尔奖做得好不如文学好
记：我想确认一下关于你被提名诺贝尔是否是真实的？你如何看待国内及世界的奖项？
王：这个比较复杂，还是不说的好。我对获奖的看法很简单，我个人认为各种奖项都很好，都能给作家带来物质上的收益、带来荣誉，有些奖还能极大地推动他的作品的修养。没得奖以前谁都不知道，一得奖“呼啦”一下(成为公众人物)。
但奖再好奖杯也不是文学，奖本身是什么呢，奖是公共评议，是公共行为。我刚才说我发给你五万块钱，你发给我一百万块钱，但这和文学无关，奖只能表达发奖的人对文学的看法。
我在国外常常有人问我这方面的看法，我就说中国有个“新飞”电器，新飞电器有个广告语言叫：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以我看诺贝尔文学奖做得好不如文学好。曾经历史上也有伟大的作家得了奖相得益彰，还有有影响的作家没有得奖，像俄罗斯的作家契诃夫都没得奖，这与其说是这些作家的遗憾，不如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它把这么有影响的作家都忽略了过去。反过来说呢，有些人得奖了，一时红火得不得了，过几天(读者)把他给忘了，这只能说他很侥幸，说明他本来就没什么了不起。
像诺贝尔文学奖，近二十年每年一位获得者，那这么多作家真正对中国有影响的又有几个呢？你找不出五个！当然你若得奖，大家也很羡慕，作者也很神气，一下子赢得120万美金。
我的人生事太多
记：可以说是《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把你推到时代文化领袖的前沿，说说那个时代的王蒙与现在我面前这位经过文字历练成就斐然的王蒙的两种心路历程吧。我想彼时与此时的创作心态一定是不同的？
王：我青年时代是投入到新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热潮当中去的，同时开始走上文学道路，解剖了自己的热情，也解剖了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无可讳言(当时)对各种事情的看法相当不成熟，相当幼稚简单，但是青年时代也有一个好处――神经特别敏锐，对生活中的各种事，包括一些细节、对人的观察、谈话等都反应得那么彻骨。
现在人生的经验是多了，对什么问题的看法不那么表面化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一个问题加以臧否，对一个问题简单做出结论，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呢，会使读者失望。
往往读者喜欢一种简单的态度：“是”或“不是”、“好人”或“坏人”，读者特别喜欢这样，这样会使人(读起来)心潮澎湃，但你的描写超过这个度，读者会糊涂，他就会着急，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记：能否谈谈你人生中最具转折意义的几件事情？
王：我人生中的事太多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少年时代参加革命这是一件大事；1953年就是五十年前开始提起笔写《青春万岁》这是一件大事；1956年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是大事；1957年底把我弄去反“右派”、1958年在反“右派”当中“翻车”这也是大事；60年代去新疆这也是大事。
我的大事挺多的，常常发生奇迹性的变化，倒是最近十年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
记：你现在的头衔都有什么？
王：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主要是这两个。
记：你目前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我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创作上，但我的社会活动非常多，包括外事活动。我每年都得出去好几次，就拿2003年来说吧，我2月份去印度参加中印名人论坛；9月份去了泰国、不丹和尼泊尔，主要是参加不丹王国的友好代表团；10月底和11月去了荷兰、法国、埃及和瑞典，主要是做一些文学讲演，内地就更多了。11月底和12月初又去了香港，所以明年我准备减少这些活动，一个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多在北京住一住，另一个就是多写点东西。
《北京青年周刊》 2004年1月8日
王蒙，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平。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并因此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6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等职。王蒙先生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季节四部曲》、《青狐》等，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等。其中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文学界泰斗人物王蒙先生，新近刚出版长篇小说力作《青狐》，目睹者无不哗然。其实也难怪。王蒙先生从事写作五十年，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素来皆以作品本身打动读者。《青狐》是他第一次以女性为主人公，描写她的爱情、性格、欲望，其中具有“突破”性的性描写足足引起我们的“另眼相看”。元旦前夕，在北京和王蒙先生相约他四环外的家中，他靠着米色沙发，温和而耐心地接受了近年来首次记者专访。
我偏爱《青狐》
记者(以下简称记)：《青狐》中，通过对“青狐”这个女性作家的成长和情感遭遇，女性、欲望、爱情、权力等得以很好的表达，我们知道你用了三年的时间写就，那你是如何想到写这样一部小说的？
王蒙(以下简称王)：那是因为我的《狂欢的季节》系列写完以后，我想接着写，慢慢把视角从“文革”时期，拉到当代人的生活上，同时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写法，那时候很多人物都是扮演历史让他们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越往近拉，越能扮演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
在讨论《狂欢的季节》的时候，一位女作家提出我对女性的了解不够，比较不充分，我也想改变一下这种观感。再写就写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个性的追求，以致欲望能够得到更多的释放、张扬。它和“文革”当中以及解放初期有很大的不同，就这种感觉。
记：小说的主人公是女性，你是如何想到用这个构思的呢？
王：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必然接触一些男性，也接触一些女性，不可能只接触单一的性别。我写了那么多以男性为中心、为主角的作品，所以想多写一点女性，也避免自己跟自己重复。不足为奇。
记：《青狐》中主人公有原型吗？
王：如果说有原型，也不只是一个，可能是五个六个甚至更多。她可能在某一方面像生活中的一个人，但总体来讲绝对不像任何一个人，她是融合了好多人，我的得意之处就在于她不像任何人。就青狐的相貌来说，要是长成我描写的“青狐”那个相貌也不容易(笑)，我如果叫你找个画家画个像，要是找两个画家就画成两样了。
记：写过“季节”系列的四部长篇及《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都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为什么觉得《青狐》是你五十年来写得最成功的呢？
王：我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它的内容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深，你可以从表现女性来考虑，也可以从表现历史转折后的中国变化的角度考虑，在这本书里头，实际上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和艺术，既是社会的变化又是女性和现实的表现，这些都是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它的分量不一样，耐琢磨。虽然是我自己把它写出来了，但不证明我看明白了，我也是不断地想着不断地变着。
从艺术上说我觉得和过去写的就不一样了，因为它(《青狐》)本身就是一部小说，但小说里边的青狐又是写小说的，所以又套了青狐的二十几个小说，比较起来比过去的故事性就更强了。但是反过来说，《青狐》写到的“性”，用中国人的观点来看，“青”也好，“狐”也好，在阴阳五行里它表达的都是阴性，青指的是“月光”，狐指的是“狐狸”，都是黑夜里的东西，都是可以引发人思索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特别看中这个作品。
记：一般来讲，每个作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自己的作品。
王：当然我说最受宠爱，也跟它是我最小的“孩子”有关。
“性描写”不等于“身体写作”
记：你曾和儿子王山谈过“文学创作中的性”这个话题，我觉得性其实是生活、写作中的元素，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但现在“身体写作”真的成为一种“时尚”，你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王：我在《青狐》里头有一些和性有关的叙述和描写，这个和“身体写作”是不一样的，毋宁说是我对“身体写作”的一种嘲弄和颠覆，是对身体写作的穿透与戏弄，代为穿帮！我写这些东西是对人的性的要求、性的苦闷、性的生活的表现，但是也有对人不能做自己欲望的主人的惋惜和嘲笑。
读者认真看完以后，很多地方会看到我对“身体写作”和现在性泛滥描写的鞭挞。当然关于性描写也不能一概而论。
诺贝尔奖做得好不如文学好
记：我想确认一下关于你被提名诺贝尔是否是真实的？你如何看待国内及世界的奖项？
王：这个比较复杂，还是不说的好。我对获奖的看法很简单，我个人认为各种奖项都很好，都能给作家带来物质上的收益、带来荣誉，有些奖还能极大地推动他的作品的修养。没得奖以前谁都不知道，一得奖“呼啦”一下(成为公众人物)。
但奖再好奖杯也不是文学，奖本身是什么呢，奖是公共评议，是公共行为。我刚才说我发给你五万块钱，你发给我一百万块钱，但这和文学无关，奖只能表达发奖的人对文学的看法。
我在国外常常有人问我这方面的看法，我就说中国有个“新飞”电器，新飞电器有个广告语言叫：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以我看诺贝尔文学奖做得好不如文学好。曾经历史上也有伟大的作家得了奖相得益彰，还有有影响的作家没有得奖，像俄罗斯的作家契诃夫都没得奖，这与其说是这些作家的遗憾，不如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它把这么有影响的作家都忽略了过去。反过来说呢，有些人得奖了，一时红火得不得了，过几天(读者)把他给忘了，这只能说他很侥幸，说明他本来就没什么了不起。
像诺贝尔文学奖，近二十年每年一位获得者，那这么多作家真正对中国有影响的又有几个呢？你找不出五个！当然你若得奖，大家也很羡慕，作者也很神气，一下子赢得120万美金。
我的人生事太多
记：可以说是《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把你推到时代文化领袖的前沿，说说那个时代的王蒙与现在我面前这位经过文字历练成就斐然的王蒙的两种心路历程吧。我想彼时与此时的创作心态一定是不同的？
王：我青年时代是投入到新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热潮当中去的，同时开始走上文学道路，解剖了自己的热情，也解剖了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无可讳言(当时)对各种事情的看法相当不成熟，相当幼稚简单，但是青年时代也有一个好处――神经特别敏锐，对生活中的各种事，包括一些细节、对人的观察、谈话等都反应得那么彻骨。
现在人生的经验是多了，对什么问题的看法不那么表面化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一个问题加以臧否，对一个问题简单做出结论，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呢，会使读者失望。
往往读者喜欢一种简单的态度：“是”或“不是”、“好人”或“坏人”，读者特别喜欢这样，这样会使人(读起来)心潮澎湃，但你的描写超过这个度，读者会糊涂，他就会着急，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记：能否谈谈你人生中最具转折意义的几件事情？
王：我人生中的事太多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少年时代参加革命这是一件大事；1953年就是五十年前开始提起笔写《青春万岁》这是一件大事；1956年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是大事；1957年底把我弄去反“右派”、1958年在反“右派”当中“翻车”这也是大事；60年代去新疆这也是大事。
我的大事挺多的，常常发生奇迹性的变化，倒是最近十年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
记：你现在的头衔都有什么？
王：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主要是这两个。
记：你目前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我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创作上，但我的社会活动非常多，包括外事活动。我每年都得出去好几次，就拿2003年来说吧，我2月份去印度参加中印名人论坛；9月份去了泰国、不丹和尼泊尔，主要是参加不丹王国的友好代表团；10月底和11月去了荷兰、法国、埃及和瑞典，主要是做一些文学讲演，内地就更多了。11月底和12月初又去了香港，所以明年我准备减少这些活动，一个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多在北京住一住，另一个就是多写点东西。
《北京青年周刊》 2004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