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孟晚舟事件中“两个Michael”中的一个（michael-kovrig）今日发表在National Post上的文章
nationalpost.com
当 Mark Carney 完成一次极其重要的印太地区访问（行程包括 Delhi、Canberra 和 Tokyo）时，他或许可以用电影 Big Trouble in Little China 中由 Kurt Russell 饰演的卡车司机英雄 Jack Burton 的一句台词来打破与东道主之间的寒暄：“我是个讲道理的人。但我刚刚经历了一些非常不讲道理的事情。”
他的几位总理同行——Narendra Modi、Anthony Albanese 和 Sanae Takaichi——无疑会产生共鸣。面对两个能够随政治意志改变贸易、投资和安全规则的强势大国，他们以及其他中等强国的领导人一直试图通过缓和政治言辞、促进贸易和投资来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同时避免直接挑战北京的政策。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与中国共产党（CCP）打交道时，一点点“稳定关系”很容易滑向把这种关系“正常化”，而这个国家却远非正常或值得信任。当依赖关系和随意政治决策的代价被计算出来时，许多经济协议看起来就不再那么值得了。四个国家都曾走过这条坎坷之路：加拿大（以及作者本人）经历了 Meng Wanzhou arrest and the Two Michaels affair 的磨难；印度在边境冲突中失去了20名士兵；澳大利亚曾因与中国关系恶化而多年被“打入冷宫”，损失数十亿美元贸易；而日本目前也因 Sanae Takaichi 公开重申长期存在的台湾政策而遭受中国在经济与外交上的报复。令人不安的现实是，迎合北京的要求，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暂时缓解压力，最坏的情况则是进一步鼓励其霸凌行为。
所有这四位印太地区的领导人都能看到，中国共产党正日益挑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中国不仅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还试图分化、拉拢并削弱任何可能联合起来制衡其野心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支撑自身失衡的经济增长，过去十年里北京推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业政策。它希望占据先进技术与制造业的制高点，使其他国家更加依赖中国，同时减少中国对他国的依赖。中国官员宣称支持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和自由贸易并反对关税，但其政策却揭穿了这种宣传。其激进的重商主义在去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川普的关税政策，如今正让世界经济再次遭遇“第二次中国冲击”。
当这些民主国家向中国的过剩生产模式提供市场准入时，它们实际上强化了支撑中国共产党地缘经济影响力、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的工业规模、技术学习和资本积累。因此，与中国开展更多商业往来的任何好处，都必须与三类成本进行权衡：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企业和就业损失；在国防、安全和韧性方面增加的支出；以及贸易和投资可能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其目标（例如控制台湾、主导亚洲邻国）提供资源的风险，而这些目标同样威胁加拿大及其盟友。
因此，即便加拿大人在支持总理推动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达成新协议，他们也应当审慎观察他一月份访问北京后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卡尼对中国存在“巨大机遇”表示乐观，但即使少数公司可能从中受益，一旦把对加拿大民主与主权的成本计算在内，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净收益很可能微乎其微。
首先，向中国出售更多大宗商品的机会有限。中国目前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并在大力推进自给自足。进口增长停滞、经济增长放缓，人口也在老龄化和减少。增加石油、天然气和农产品出口，最多只能在中期对加拿大经济带来有限提振，尤其是在考虑到加强运输基础设施和经济安全措施成本之后。
其次，像总理在北京提出的那样，把商品销售增加到过去峰值之上，将加深依赖，并增加北京对（加拿大）农民等具有政治影响力群体的杠杆。因此，对华出口的任何增长都应该通过向其他市场销售来平衡，使每家公司来自中国的收入保持在即便未来中共再次对加拿大不满时也能承受失去的水平。
第三，如果试图通过向中国出口更多大宗商品来弥补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损失，那么加拿大将走上一条削弱剩余制造能力、在价值链上倒退的道路。原因是，中国的党国体制不会无条件开放其消费市场，它会要求政治和经济让步，包括为中国制造商——尤其是电池和电动汽车企业——提供更多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更多的商品出口也会推高加元，而中国却压低人民币并刺激自身工业过剩，加拿大工业将难以竞争，这甚至可能危及政府新的国防工业战略。
第四，中国投资也伴随着对社会的隐性成本，其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个别企业获得的利益。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尤其具有争议。即使渥太华成功吸引它们在加拿大生产，它们很可能只建设高度自动化的最终装配工厂，几乎不会创造多少新就业。美国投资通常伴随着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但中国企业很少如此，因为它们本身也在争夺这一（美国）准入。只要美国政策不友好，它们在投资上也会行动缓慢。
第五，中共很可能限制中国企业向外转移其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知识。而中国工业模式的其他方面，例如低工资、大规模产业集群以及巨额国家支持，在加拿大也无法复制。采用中国技术还会把相关产业嵌入中国的供应链、技术标准、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而这些工具已经被中共用于地缘政治影响。
第六，也是最后一点，认为中国投资能够刺激本土企业创新并提高生产率的希望，很可能并不现实。相反，加拿大企业及其供应商将不得不与规模更大、由国家支持的企业竞争，这些企业能够承受巨额亏损、在多年没有利润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并通过补贴来抢占市场份额，直到竞争对手被迫退出。政府雄心勃勃的新汽车产业战略看起来像是一次振兴加拿大工业支柱的努力，但如果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它就不应包括中国企业。
如果没有能够推动贸易和投资提升生产率、能力和技术的结构性政策约束，与中国更深的经济纠缠可能会把加拿大降格为一个去工业化的二流角色——一个向反西方的一党国家提供大宗商品的供应者，同时却依赖该国进口21世纪关键技术。
卡尼应该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与中共打交道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否则，通过与北京达成双边协议，他可能会树立一个削弱志同道合国家联盟与合作网络的先例，而他自己此前正呼吁要加强这些联盟。更好的战略回应是与这些更为理性的伙伴编织更紧密的关系网络，同时对像中国这样“不讲道理”的对象保持缓慢而谨慎的接触。正如 Jack Burton 所说：“亲爱的，我从来不会开得比我能看清的路还快。”
Michael Kovrig: Carney's in big trouble with even a little China
Trying to hedge an unreasonable Washington by doing deals with Beijing will only make things worse
当 Mark Carney 完成一次极其重要的印太地区访问（行程包括 Delhi、Canberra 和 Tokyo）时，他或许可以用电影 Big Trouble in Little China 中由 Kurt Russell 饰演的卡车司机英雄 Jack Burton 的一句台词来打破与东道主之间的寒暄：“我是个讲道理的人。但我刚刚经历了一些非常不讲道理的事情。”
他的几位总理同行——Narendra Modi、Anthony Albanese 和 Sanae Takaichi——无疑会产生共鸣。面对两个能够随政治意志改变贸易、投资和安全规则的强势大国，他们以及其他中等强国的领导人一直试图通过缓和政治言辞、促进贸易和投资来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同时避免直接挑战北京的政策。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与中国共产党（CCP）打交道时，一点点“稳定关系”很容易滑向把这种关系“正常化”，而这个国家却远非正常或值得信任。当依赖关系和随意政治决策的代价被计算出来时，许多经济协议看起来就不再那么值得了。四个国家都曾走过这条坎坷之路：加拿大（以及作者本人）经历了 Meng Wanzhou arrest and the Two Michaels affair 的磨难；印度在边境冲突中失去了20名士兵；澳大利亚曾因与中国关系恶化而多年被“打入冷宫”，损失数十亿美元贸易；而日本目前也因 Sanae Takaichi 公开重申长期存在的台湾政策而遭受中国在经济与外交上的报复。令人不安的现实是，迎合北京的要求，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暂时缓解压力，最坏的情况则是进一步鼓励其霸凌行为。
所有这四位印太地区的领导人都能看到，中国共产党正日益挑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中国不仅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还试图分化、拉拢并削弱任何可能联合起来制衡其野心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支撑自身失衡的经济增长，过去十年里北京推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业政策。它希望占据先进技术与制造业的制高点，使其他国家更加依赖中国，同时减少中国对他国的依赖。中国官员宣称支持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和自由贸易并反对关税，但其政策却揭穿了这种宣传。其激进的重商主义在去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川普的关税政策，如今正让世界经济再次遭遇“第二次中国冲击”。
当这些民主国家向中国的过剩生产模式提供市场准入时，它们实际上强化了支撑中国共产党地缘经济影响力、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的工业规模、技术学习和资本积累。因此，与中国开展更多商业往来的任何好处，都必须与三类成本进行权衡：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企业和就业损失；在国防、安全和韧性方面增加的支出；以及贸易和投资可能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其目标（例如控制台湾、主导亚洲邻国）提供资源的风险，而这些目标同样威胁加拿大及其盟友。
因此，即便加拿大人在支持总理推动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达成新协议，他们也应当审慎观察他一月份访问北京后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卡尼对中国存在“巨大机遇”表示乐观，但即使少数公司可能从中受益，一旦把对加拿大民主与主权的成本计算在内，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净收益很可能微乎其微。
首先，向中国出售更多大宗商品的机会有限。中国目前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并在大力推进自给自足。进口增长停滞、经济增长放缓，人口也在老龄化和减少。增加石油、天然气和农产品出口，最多只能在中期对加拿大经济带来有限提振，尤其是在考虑到加强运输基础设施和经济安全措施成本之后。
其次，像总理在北京提出的那样，把商品销售增加到过去峰值之上，将加深依赖，并增加北京对（加拿大）农民等具有政治影响力群体的杠杆。因此，对华出口的任何增长都应该通过向其他市场销售来平衡，使每家公司来自中国的收入保持在即便未来中共再次对加拿大不满时也能承受失去的水平。
第三，如果试图通过向中国出口更多大宗商品来弥补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损失，那么加拿大将走上一条削弱剩余制造能力、在价值链上倒退的道路。原因是，中国的党国体制不会无条件开放其消费市场，它会要求政治和经济让步，包括为中国制造商——尤其是电池和电动汽车企业——提供更多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更多的商品出口也会推高加元，而中国却压低人民币并刺激自身工业过剩，加拿大工业将难以竞争，这甚至可能危及政府新的国防工业战略。
第四，中国投资也伴随着对社会的隐性成本，其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个别企业获得的利益。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尤其具有争议。即使渥太华成功吸引它们在加拿大生产，它们很可能只建设高度自动化的最终装配工厂，几乎不会创造多少新就业。美国投资通常伴随着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但中国企业很少如此，因为它们本身也在争夺这一（美国）准入。只要美国政策不友好，它们在投资上也会行动缓慢。
第五，中共很可能限制中国企业向外转移其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知识。而中国工业模式的其他方面，例如低工资、大规模产业集群以及巨额国家支持，在加拿大也无法复制。采用中国技术还会把相关产业嵌入中国的供应链、技术标准、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而这些工具已经被中共用于地缘政治影响。
第六，也是最后一点，认为中国投资能够刺激本土企业创新并提高生产率的希望，很可能并不现实。相反，加拿大企业及其供应商将不得不与规模更大、由国家支持的企业竞争，这些企业能够承受巨额亏损、在多年没有利润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并通过补贴来抢占市场份额，直到竞争对手被迫退出。政府雄心勃勃的新汽车产业战略看起来像是一次振兴加拿大工业支柱的努力，但如果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它就不应包括中国企业。
如果没有能够推动贸易和投资提升生产率、能力和技术的结构性政策约束，与中国更深的经济纠缠可能会把加拿大降格为一个去工业化的二流角色——一个向反西方的一党国家提供大宗商品的供应者，同时却依赖该国进口21世纪关键技术。
卡尼应该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与中共打交道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否则，通过与北京达成双边协议，他可能会树立一个削弱志同道合国家联盟与合作网络的先例，而他自己此前正呼吁要加强这些联盟。更好的战略回应是与这些更为理性的伙伴编织更紧密的关系网络，同时对像中国这样“不讲道理”的对象保持缓慢而谨慎的接触。正如 Jack Burton 所说：“亲爱的，我从来不会开得比我能看清的路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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