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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于一个要消除整个伊朗文明的人就注定会失败。美国打伊朗是被犹太人绑架了，可不是为了拯救伊朗人民
川普在伊朗战争中的几大挑战及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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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于一个要消除整个伊朗文明的人就注定会失败。美国打伊朗是被犹太人绑架了，可不是为了拯救伊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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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主办的Tousi TV 对美军轰炸Kharg岛的报道。目前已经有130万点击。观众自然多数是伊朗人。你不妨看看下面的评论。@TESLA
View: https://www.youtube.com/live/mHcSnGCj3gY?si=_ipoz7A03cLiyw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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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ian Canadians horrified by Trump’s latest threat to destroy Iran
Iranian Canadians whose family members live in Iran say they are horrifi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latest social media post threatening the existence of their ho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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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赞成打击军事基地和伊朗神权组织，但消除整个文明就有点没底线和没人性了，基本和神权组织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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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awa_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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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丘吉尔和当时的美国政府促使的伊斯兰化，推翻了伊朗国王。。。
是啊，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的卡特。本来巴列维国王是有能力控制局面的。
这个对伊朗局势和川普策略的分析不错。不过，美以可能需要进一步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力量让相对温和的总统/议长/国防军派系能够有效压制革命卫队才行。
View: https://youtu.be/ZXX9oO0ha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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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色革命”成果显著，但底层百姓所获不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白色革命”之前，伊朗是个十分贫穷的国家，尽管石油储量丰富，但石油开采权长期被英国所控制，绝大部分石油利益被英国攫取。直到1954年，伊朗才真正收回了石油开采主权。六十年代开始，巴列维国王从上往下大力推行改革，自称“白色革命”，伊朗经济飞速发展，GDP总量从1960年的41.99亿美元暴增到1979年的903.92亿美元，20年内增长了20.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6.59%，人均GDP也从191美元，提高到2427美元，提高了11.7倍，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九个最富裕国家。
伊朗到处都像巨大的工地，石油化工厂、钢铁厂、金属矿、煤矿等企业遍地开花。“白色革命”开始后的十年内，修建了三万多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全国总共建造了17个机场；修建了14座大水坝，可灌溉耕地大幅增加。德黑兰，以及伊斯法罕、哈马丹、大不里士等大城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宽广的马路，大片的绿植，在短时间内建了起来。让游客无比震撼的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巨大宽敞的乘客大厅地面和墙壁全部用意大利进口的高级大理石铺砌。满街的进口小车来往穿梭。傍着德黑兰厄尔布尔士山坡，新建的豪华影院、百货商店、酒吧、银行鳞次栉比。每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五光十色。青年人穿着从欧洲进口的漂亮的晚服，手拿可口可乐，成群结队地出入于舞厅、酒吧。第一次来到德黑兰的外国人很可能会有身处东京、纽约的感觉。
伊朗成了冒险家、投机家的乐园，资本雄厚的、头脑灵活的、官府有人脉的，无不一头扎入那黄金的海洋里，尽情地鲸吞着就像是天下掉下来的财富。有一个伊朗厂商直言不讳地承认一年之内获利高达三倍之多；一个开商店的老板，不过两年功夫，就给自己建造了一座高达十四层的宫殿式大厦；卡车司机萨博特，短短几年摇身一变，成了伊朗百货大王，新建宅邸中从英国全套进口的家具就花了50万美金；一个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小老板拉吉瓦蒂，一跃成为在全国拥有48家银行门店的资本大鳄，1974年一年就盈利2.8亿美金；加亚米从前是一个洗车行老板，七十年代成为奔驰车伊朗总代理；伊拉瓦尼过去在街头给人擦皮鞋，如今已拥有几十幢高楼。在德黑兰最热闹的黄金地段，地产价格超过了巴黎、纽约，贷款利率高达30%。
“白色革命”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但底层穷人却获得甚少。在暴发户大量涌现、满眼浮华的背后，是德黑兰南部地区脏乱拥挤、盗贼横行的贫民窟，是长年失修破烂不堪的下水道，是占全国60%人口的文盲，是全国总共不到一万人的医生。在德黑兰，工人月工资很少超过80美元的，在其他一些小城市，工人月薪只有20美元。在城里能找到工作的已属大幸，在广大边远乡村地区，贫穷更是触目惊心，农民依然缺衣少食，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0美元，“几乎跟古代波斯没有多大差别”。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伊朗遇到了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都会面临的问题：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有学者预测，七十年代伊朗的基尼系数突破了0.5，极可能已接近0.6。
大批边远地区的乡下农民，被大城市表面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来到城市，找不到工作，又租不起房，在城市中游荡，抢劫盗窃、杀人越货的犯罪日益猖獗。这些赤贫人口，只要有人登高一呼，立即成为革命洪流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对他们来说，谁上台并不重要，只要能改变现状。
二、世俗化受到教士阶层的强烈抵制，霍梅尼是革命成功的关键人物
霍梅尼是伊斯兰革命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以顽强、执着、绝不妥协的精神，始终站在制高点上，号召和鼓动民众，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反对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亲密关系，反对世俗化改革。可以这么说，没有霍梅尼，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会成功，至少不会彻底成功。
霍梅尼同时代的阿亚图拉塔巴伊·库米曾这样评论霍梅尼：他是“一位自我中心论者、一位披着教士外衣的渴求权力的疯狂政客。”
1943年，当霍梅尼还是库姆一所神学院的老师时，出版了一部著作《秘密的揭露》，书中明确表达了他坚持传统什叶派价值观反对世俗化的极端理念，他为妇女戴面纱辩护；反对男女同校；谴责饮酒；强调必须禁止音乐，因为音乐助长了“淫乱和性欲的气氛”；按伊斯兰法律惩罚犯罪，比如砍断小偷的双手，等等。
霍梅尼主张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教义和传统，用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作为复兴宗教与社会的动力，重建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理想伊斯兰社会。霍梅尼的终极诉求是以“法基赫的监护”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由伊斯兰教法学家大阿亚图拉统治国家，以伊斯兰什叶派教法来限定伊朗国家宪法。推翻巴列维王朝是因为它阻碍了霍梅尼的理想伊斯兰社会的实现。
而巴列维国王从小在欧洲接受欧式教育，周游欧美各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巴列维当政时期，给予妇女选举权、离婚权，鼓励女孩上学接受教育。许多年轻妇女脱掉了从头到脚的“查达尔”（只露出眼睛的黑袍），露出娇美的身姿。男人剃掉满脸胡须，脱掉了长袍。电影院、酒吧、赌场、舞厅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巴列维在他所著《我对祖国的职责》（1960）中写道：“我们应该谨慎地吸取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以便促进我国的发展”。1977年，国王命令废除以先知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为元年的回历纪年，改为以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为元年的新历法。国王的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世俗化改造对穆斯林传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势必受到教士阶层的强烈抵触。
伊朗是世界上唯一以什叶派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什叶派穆斯林天然容易接受伊斯兰教传统教义。什叶派穆斯林规定信徒必须追随一位宗教学者，这使得高级宗教学者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形成了必然有一个处在金字塔塔尖的所有穆斯林都追随景仰的领袖人物，他的话代表了真主的声音，他的意志代表了穆斯林的追求。
伊朗底层民众经过一千多年伊斯兰教的浸润，伊斯兰教法已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加上他们因生活贫困，没有条件消费和享用西方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便利和娱乐，那是富人的玩意，跟底层百姓没什么关系，他们更愿意接受伊斯兰教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符合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习惯，国家的世俗化改造对底层民众没有吸引力。
霍梅尼和巴列维国王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是无法调和的。1964年，霍梅尼因反对王室而被捕入狱，国王刀下留人，将其流放海外。两人长达十多年的隔空论战和互骂，结下深仇大恨，最终成为势不两立的死敌。1979年1月4日，霍梅尼在巴黎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说：“国王是罪人，一定要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加以惩处，起码是无期徒刑。”两天后，霍梅尼接受黎巴嫩《星期一早报》采访时又说：“同像国王这样的罪犯妥协，将是对伊朗人民和伊斯兰教的背叛。”
霍梅尼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演说家和煽动家，他最早在公开场合提到巴列维国王时用“今日的叶济德”来暗指，了解伊斯兰教历史的都知道，这是一个最能挑动什叶派仇恨情绪的人名。霍梅尼的讲话总是充满了激情，有时多少带有鼓动暴力的性质。1978年12月30日，霍梅尼接受《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对巴列维王朝发出威胁：“如果示威游行和罢工不能把这位国王赶下台的话，我们将拿起武器进行圣战。”
霍梅尼是“伊斯兰革命”中当之无愧的领袖。每当革命暂处低潮时、每当前线的革命领导人将与王室达成某种妥协时，霍梅尼极具煽动力的演说和指示总能及时地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巴黎郊区的诺夫勒堡以书信或录音方式传入伊朗，内容千篇一律：“斗争到底，绝不妥协，直到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以霍梅尼为首的教士阶层以及底层穆斯林跟巴列维国王在对伊斯兰教理解上的天壤之别，是革命发生的最重要原因。1978年9月5日，日本《产经新闻》载文，标题就一语道破：《伊朗反政府暴动仍在继续发展，背景是宗教斗争》。
三、经济发展为大面积贪污腐败提供了方便，而王室成员成为腐败领头羊
“白色革命”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计划，但在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偏向追求经济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政治改革几乎无所作为，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王室成员以及大小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瓜分侵吞改革成果，而王室成了这场腐败盛宴的东主。
巴列维时期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费雷顿·胡伟达在回忆录里写道：“腐化之风在王室的心脏里盛行。国王的兄弟姐妹，靠充当中间人，赚取巨额合同佣金。王室的这种状况，是毒害社会各阶层的万恶之源”。
巴列维国王的妹妹阿什拉芙公主所住的宫殿，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哈伦·拉施德的皇宫，她用的是法国的秘书，泰国的婢女，埃塞的听差和意大利的美容师，还有一位美国少妇每天为她朗读小说；
国王的一个兄弟马哈茂德·理查，一直被允许种植、出售鸦片，牟取暴利；
阿什拉芙的儿子沙拉姆肆无忌惮地受贿，两年内搞到了5000万美金；
国王的同父异母妹妹沙姆斯，在里海边的查鲁斯修建了一座有80个房间的行宫；
1977年，国王搞了一个免费向学生供应膳食的计划，由王后的母亲来负责执行，备受诟病，好事变成了坏事；
古兰姆亲王在德黑兰南部拥有一块建造公寓的地产；
阿布多雷扎亲王因帮助日本某公司得到一份合同而获取巨额佣金，他还插手德黑兰地铁工程；
巴列维国王耗资20亿美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陵墓（巴列维王朝倒台后被新政府炸毁）；
国王有多架只供他一人使用的专机，飞机上的厕所竟然是用黄金装饰的。
1972年，国王的一个贴身随从埃米尔·达鲁瓦因贩卖毒品被捕，传讯时从法警手中逃脱。国王在光天化日之下亲自驾车送他登上等候在机场的飞机，逃往欧洲。
上梁不正下梁歪，举国上下，贪污盛行，后门交易、重金贿赂，已是习以为常，腐败不堪。国王多次声称要向官员腐败开战，法国《世界报》记者不无讽刺地说：“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海军司令拉姆齐上将因主持一份合同签订，就轻松拿到300万美金佣金；
1963年在任的首相阿拉姆是伊朗的豪富，他的府邸拥有一个“具有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模的游泳池”；
设拉子大学校长，一个人长期同时领取十二份薪金。
伊朗的大型企业几乎都有王室成员或与王室有关的特权人物控制。伊朗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一位法国留学归来的外科医生，巴列维国王第一次遭受暗杀而受伤，是他负责治好了国王的枪伤。通过这一层关系，他得到了这份比当医生赚得多得多的美差；
国王的一位私人医生，在政府中并无职务，国王却安排他监督全国药品的进口和生产，迅速暴富；
曾任萨瓦克（伊朗中央情报局）头目的巴赫蒂亚里除了在德黑兰有一幢价值百万美元的豪宅外，在伊朗各地有五座别墅，十一个农场，三个庄园，还在欧洲有三处别墅。
迫于巨大的压力，1978年7月4日，巴列维下令，严禁王室成员经商，从事营利性商业活动。这条禁令来得实在太迟了，除了加快王室成员将财产转移国外的步伐外，已几无任何意义。据巴列维王朝倒台后的统计，王室成员总计62人，全部逃往海外，带走的财富估计高达两百多亿美金。
王室腐败成为革命时期被反对派当作号召民众推翻王室的有力武器。
四、政治进步没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国王一人独揽大权，强化专制独裁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政府印发的一本小册子上有这样一段话：“伊朗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1906年的宪法，直接吸取了欧洲各国民主宪法的精华……。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国民大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国民大会议员由公开选举产生。”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跟英国政体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都是由国王一人独揽。国王依靠三大支柱来做到独揽大权：
首先是宫廷部，这个机构就是用国家税收豢养了一大帮对王室绝对效忠的人为王室成员服务的。这帮人毕生为维护国王的光辉形象而效劳。这个部门虽然不参与政府事务，但在树立国王天下一尊的威望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路遇国王必须停步行注目礼，国王和王后饮食、入寝要多人服务，对王室成员说话要低声下气……渐渐地把国王捧上了神坛，跟真正的民主国家十分扞格。
其次是内阁，表面上22名内阁成员只对首相负责，但实际上内阁完全由国王操弄于股掌之中，因为国王可以随意任命或罢免首相。巴列维国王精力充沛，事必躬亲，经常撇开内阁自行其是，单独会见重要宾客和军方高层将领，慢慢造成了这样一种氛围：身边所有人都不敢未经国王同意而擅自做主。内阁会议上，没有国王的同意，任何问题都决定不了。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国王掌控者一个“影子政府”。如同所有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一样，国王几乎不信任手下的任何官员，连萨瓦克都不信任，因此巴列维另外组建了一个“国王检察组织”，他的首脑是国王的发小法尔杜斯特，他领导着一个由15名忠心耿耿的军官组成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以国王的名义，有权进行迅速高效、有时甚至是残暴的各种调查活动，追查高级官员中贪污腐败、对王室不忠、出卖国家利益等行为。
1975年，国王干脆取消了本来就是装点门面的多党制，公开宣称，“伊朗将成为在复兴党领导之下的一党专制国家。”
1976年10月，巴列维国王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有的人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批评我们，这是荒唐可笑的，那些在自己的家中、在大街上或者在旅馆里，因为钱的缘故被谋杀的无辜人民，有何权利可言？当我们在阻止无辜人民惨遭杀害之时，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保护人权呢？”
1977年，国王出版了一本自己写的书，《走向伟大的文明》，书中写道：“在我们的民主生活中，个人的自由是同秩序和社会纪律不可分割的。我们的民主是一种合法自由、合法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破坏和谋反。”
1977年11月4日，复兴党总书记阿穆泽加尔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关于人民参加政府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回答道：“我国55%的人口是文盲，假如把担子交给对政府事务一无所知的文盲，其结局不是动乱就是无政府状态。”
这些似曾相识的话几乎是世界上所有专制统治者对民主、人权的独特的理解。
1978年8月13日伊朗《消息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中写道：“过去15年的经济进步，加上种种社会改革措施，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政治上的成长，从而造成了一个差距，这个差距是无法以安全平稳的方式来加以弥合的。”伊朗全社会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政治改革没有和经济改革同步，终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但已经太晚了。实际上伊斯兰革命最早发端就是从知识分子要求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开始的。1977年5月，五十多名律师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行政部门干涉司法。6月，四十多名作家发表声明，要求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废除检查制度。7月，几十名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发表致国王公开信，要求结束专制独裁统治。自此，以推翻巴列维王朝为最终诉求的大规模街头革命掀起高潮，且一发不可收。
五、过度依赖美国，以及美国政府错误的对伊政策，引起民众极大反感
伊朗在上世纪早中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受英国、苏联，以及德国等大国控制和盘剥、近似于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历史，民众普遍对西方发达国家缺乏好感，民族主义情绪浓厚。伊朗又是一个99%的民众笃信伊斯兰教的国家，世世代代受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灌输，中下层穆斯林对西方生活方式天生有抵触情绪，从而反感西方人。巴列维王朝后期，国王对美国几乎言听计从，说是美国的傀儡政府可能言过其实，说是美国在伊朗的代理人，实不为过。国王以及王室成员每年都要多次赴美，且在美国购置了大量房产。国内重大政策的制定事先都要探询美国的态度，民众对此早有怨言。1964年，国王通过了一项法案，给予所有美国驻伊朗军人外交豁免权，激起了教会集团、知识分子，以及底层民众的普遍反对，饱受垢詈。
民族主义几乎是所有政客和政治野心家最喜欢操弄也是最容易获利的重牌。霍梅尼十分善于调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巴列维王朝的最后一两年，国王三天两头和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见面，经常和美国总统卡特、国务卿万斯等直接通话，向美国询问解决危机的办法，同时也希望得到美国给予支持的保证。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信息被霍梅尼抓住不放，大肆渲染，成为攻讦巴列维国王“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重要把柄。群众示威游行中出现大量“巴列维是美国走狗”、“打倒傀儡政府”、“美国人滚回去”等标语就是明证。
美国自始至终全力支持巴列维王朝，完全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当时美苏处于冷战状态，双方都在全世界争夺控制权和影响力，伊朗的战略位置重要性毋庸置疑，伊朗又是苏联的邻国，一旦伊朗出现一个亲苏联的政府，美国在西亚地区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美国过于信任巴列维王朝，直到革命如火如荼、王朝已摇摇欲坠时，美国仍误判形势，在公开场合多次声明支持巴列维王朝。1977年底，卡特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此时距离巴列维王朝倒台只剩一年时间，卡特对伊朗局势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以非常不合时宜的言论为国王祝酒，卡特说：“在国王的开明领导下，伊朗成为动荡世界中的一个安全岛，巴列维国王是伊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人物。”1978年8月，美国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断定伊朗不是“处在革命前夕的国家”，国王的政敌“充其量只是制造些小麻烦”。直到1978年12月27日，此时离巴列维王朝倒台只剩一个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致电沙利文，文中写道：“请转告国王，美国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美国的言行，犯下大错，激起伊朗人民的强烈反感，美国硬生生把自己放在不久后建立的伊朗新政府的敌对位置上，把美国政府和巴列维王朝更推向了伊朗人民的对立面，也失去了撺掇或说服伊朗教会集团中的温和派建立一个由温和派主导的新政府的转圜余地。
六、不顾民生，疯狂扩充军备，发展重工业，老百姓不要这样的强国
平心而论，巴列维是一个雄心勃勃具有远大抱负的国王，一心想在有生之年把伊朗建设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这个想法由来已久，1959年，国王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曾经说过：“给我十年时间，我将使伊朗再次成为一个强国。”那时候，国王苦于手头没钱。“白色革命”后，国家财力猛增，强国的理想迅速膨胀。强国首先强军，必须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军队。巴列维国王不顾民生，出手阔绰，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强军之路。1962年，巴列维访问美国时，和美国开始洽谈购买大批军火事宜，肯尼迪总统曾力劝国王不要购买这么多武器，对他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充分满足人民的希望和要求”。在富民和强国无法平衡的情况下，国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1950年至1970年，伊朗向美国购买军火为10亿美金，而1971年到1978年，伊朗向美国购买的军火达到190亿美元，1977年1-9月，美国对外销售军火113亿美元，其中有一半销往伊朗，向英国、法国、德国等购买的军火也达到了近百亿美金。
国王还计划向美国购买150架F-14战斗机，300架F-16战斗机，部分订单最终由于王朝倒台而未履行。
按巴列维国王的野心，必然想到过获取核武器。据称，当法国获知巴列维国王希望法国帮助伊朗获得核武器技术时，法国拒绝了和伊朗原子能项目的合作。
到1976年，伊朗军队拥有了3000辆坦克，890架武装直升机，200多架最先进的战斗机，一支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气垫船队，9000枚反坦克导弹，一支可远达印度洋的混编舰队，军力已经跻身世界第五或第六位。
伊朗进口了大量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操纵和使用这些装备的技术人员极度缺乏，不得不再花重金请美国军事教官和维修养护技术人员。德黑兰大街上随处可见具有外交豁免权的美国大兵，他们成了美伊关系中的破坏因素。
在疯狂扩充军备的同时，国王对国内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正。1973年12月，国王主持了一个经济委员会会议，下令修改了刚实施一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改变了经济发展轻重缓急的顺序，提出了一个大干快上的大跃进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队建设。1974年，伊朗向法国订购了五座原子能发电站。1975年，美伊签订了一份贸易协定，金额高达150亿美元，内容包括购置八座核电站，建造一万套公寓和五所医院，建立电子工业，一个港口，购买农业机器，修建高速公路，邀请通用公司赴伊朗投资建造卡车制造厂；邀请德国蒂森公司建造伊斯法罕炼钢厂；投资刚建立的欧洲EURODIF浓缩铀企业10亿美元；和法国签订总金额24亿美元的贸易协议，购买涡轮喷气发动机列车和两架协和式喷气客机，并在德黑兰建设地铁系统。
1973年，国王还购买了德国克虏伯工厂的25%股权，购买了了德国巴布科克公司的25%股权，还同西德签订了一个价值6.2亿美元的合作办企业的合同。伊朗还同苏联签订了一项3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内容包括在苏联合建一个大型造纸厂，扩建伊斯法罕钢铁厂，修建可以贮藏30万吨粮食的地下粮库，在阿拉克建造一个重型机器厂。
显然，巴列维国王的“伊朗梦”和伊朗广大民众的“伊朗梦”，不是同一个梦，国王一心追求的强国，不是广大伊朗人民想要的强国。
七、巴列维国王迷恋武力，对反对派和示威群众一味镇压，激化矛盾
巴列维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消灭反对势力，清除异己，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伊朗的中央情报局，即臭名昭著的“萨瓦克”。谁也不知道萨瓦克有多少雇员，有外国观察家认为可能高达两万人，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其规模之大，超过了苏联的克格勃。据说在德黑兰大学，每三五个学生中，必有一个萨瓦克情报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学生的一言一行。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受到萨瓦克的跟踪和监视。由于背后有王室的支持，萨瓦克肆无忌惮，野蛮发展，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许多反对派领导人和异见分子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暴死，或者人间蒸发。一位法国工程师说，凡是给外国人当秘书或翻译的，十有八九是萨瓦克派来的。一位名叫米尼翁的法国律师，1971年以国际人权保障联盟观察员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德黑兰。尽管伊朗人说起萨瓦克，个个噤若寒蝉，米尼翁还是掌握了大量证据，在他向国际人权保障联盟的报告中，对萨瓦克严刑逼供、滥施酷刑的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
革命期间，萨瓦克的斑斑劣迹被反对派多少有些添油加醋地揭露出来，引起民众的强烈痛恨，人们自然而然把许多无法查证的坏事、怪事都摘到萨瓦克的头上。1978年8月19日，阿巴丹国王电影院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火灾，有人往电影院浇注汽油，然后点燃，所有的出口都被锁死，近四百名观众被烧死。尽管纵火者究竟是谁至今仍是悬案，但大多数伊朗人宁可相信是萨瓦克干的，目的是嫁祸于反对派，促使军方对反对派实行更强有力的镇压。
巴列维国王的父亲行伍出身，靠军队发迹，凭武力推翻恺加王朝。由于历史原因，军队成了国王的私人武装，对王室绝对忠诚。国王迷恋武力，以为只要有军队在手，天下永远属于巴列维王朝。王朝岌岌可危时，军队高级将领仍纷纷表示效忠王室，这给国王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不惜动用暴力镇压来平息抗议。
1978年整年，在各大城市，隔三差五都有抗议示威游行，几乎每次都有示威者被军警开枪打死。1978年9月5日，反对派组织了全国大游行，有100万人参加。当天有记者在报道中称：“尽管伊朗政府出现了压力，但它并未失去权力基础。50万全副武装纪律严明的军队、警察和萨瓦克仍然完好无损，政府能够控制局势。”当天晚上，国王下达了游行禁令。这条禁令激怒了反对派。9月7日，德黑兰100万人无视禁令，走上街头。当天晚，国王发布了更强力的禁令，全国12个大中城市即时起宵禁一个月。9月8日是星期五，人们再次无视禁令，走上街头。军队向人群开枪扫射，酿成惨案。这天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甚多，根据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的回忆录：“有两百多示威者被打死，这是确实无误的。”“黑色星期五”按下了军队血腥镇压示威群众的按钮，以后的每场游行示威几乎都无可挽回地演变成军队血腥镇压、群众打砸烧的大规模暴乱，局势变得越来越无法控制。
11月6日，巴列维国王任命陆军将军爱资哈里为首相，近半内阁成员为军方人士，显然国王已决定用武力解决这场延续了一年多的动乱。
12月22日，这时距离王朝倒台只剩一个多月，空军中部分军人出现倒戈，发生了小规模的火并。此时，国王仍坚信军队会忠于王室，仍迷信用武力最后能控制局面。当天，国王召见英美两国大使举行会谈。国王对组建联合政府事宜表示悲观，认为联合政府不可能恢复法律和秩序，更有可能的还是兵戎相见，军队掌控一切。英国大使帕森斯问国王这种强硬政策能否成功，国王笑着说：“我没有丝毫的怀疑。”
这次谈话后，美国政府才终于彻底醒悟：伊朗的改朝换代已不可避免，第二天即开始安排撤侨。
巴列维国王直至最后关头仍迷恋武力镇压，进一步激怒了反对派和民众，彻底错失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
八、雄心勃勃一心想干大事的专制统治者，往往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动荡
巴列维王朝总计两任国王，第一任国王出身低微，凭着能征善战，逐步爬上军队高层，最后通过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恺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巴列维国王深知父亲王位的获得不具合法性，这一直是国王的心病。60年代“白色革命”的巨大成功，给了国王良好的自我感觉，他有了充分的自信来实施他的远大抱负和理想。首先他计划通过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建立一种宏大叙事的语境，把自己和居鲁士、大流士等古波斯伟大帝王建立起某种联系，向民众灌输一种理念，巴列维是居鲁士大帝合法的继承人，合格的传承者。
1967年10月，在成为国王二十多年后，巴列维国王在王宫举办了一场毫无实际意义的国王加冕典礼，以弥补从未正式举办过加冕仪式的遗憾。
而更夸张的形象工程是在四年后。1971年10月15日，巴列维国王耗费巨额国帑，举行了让全世界瞠目的奢华大派对：庆祝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庆典选择在古波斯举世无双的波斯波利斯王宫遗址上，面对这片依然巍峨壮观气势雄浑的断壁残垣，无不让人联想到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辉煌，国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盛典准备了一年时间，由法国顶尖设计师设计方案，几乎所有的物资器材，全部从法国订购，建起了占地160英亩的豪华帐篷城，具有防火性能，经得住时速60英里的狂风，帐篷内全部安装了空调。为了保证庆典安全举行，安保工作更是做到了“无微不至”，到处是萨瓦克安保人员，划定了75平方公里为庆典安全区，任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工作人员一天数次被搜身，一位法国电工自称，最多时一天竟被搜身40次。庆典前，几千名“值得怀疑”的人被看管起来，不得自由行动。
庆典那天，全世界有69位国王、王后、总统、首相、政府代表等前来祝贺。庆典后是巨大盛宴，世界顶级餐馆巴黎的马克西姆停业两周承包了盛宴佳肴的选材和制作。盛宴之豪华程度毋庸细述，用去了25000瓶世界名酒即可窥见一斑。
庆典和盛宴向全国进行了电视直播，其奢华程度让伊朗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人民看到了国王所言所行和广大人民实际生活之间的巨大鸿沟。1971年，伊朗人均GDP还只有468美元，不到美国的十二分之一，一半以上的伊朗人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国王在电视讲话中满怀激情地说道：“不管有没有外国的支持，伊朗都将复兴伟大的文明，重振过去的荣耀。”
耗费巨资，大张旗鼓地搞这种跟社会生活无太多关系的大规模庆典当然是有目的的，首先以展现波斯帝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为“引子”，希望调动起伊朗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认同巴列维国王以复兴和崛起为主要内涵的“伊朗梦”也是全伊朗人民的“伊朗梦”；其次是向世界宣告，伊朗在国王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伊朗已经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当然，国王还有一个没法说出口的目的：他梦想能像居鲁士一样载入史册，万世留名，成为伊朗历史的一部分。
以后每年都举行声势浩大的登基庆典，特别是五年、十年大庆年，更是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轰轰烈烈，大张旗鼓。
1977年，巴列维国王出版了自己写的书——《走向伟大的文明》，书中充满了梦呓般的自吹自擂：“今天，建立在现实主义和深谋远虑基础上的我国经济，正在健康地蒸蒸日上。一个崭新的伊朗正在诞生，这将使所有公民受益……我们的成就在世界上是空前的，是一个未被打破的记录……近年来，国家给予伊朗工人的某些好处，即使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和社会主义世界，也是无法比拟的。同样，伊朗农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远远超过许多国家农业工人经过数百年才能达到的水平……在一般的社会福利方面，工业国家尽管为之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奋斗，还是被伊朗所超过。”
十分讽刺的是，当这本书在伊朗正式发行时，全国反抗国王的星星之火正在形成燎原之势，许多抗议者拿着国王的书投入火堆中，以示蔑视，而国王仍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伊朗梦”中，踌躇满志，沾沾自喜。
为了向世界展示伊朗的强大，获得世界的认可，巴列维国王不顾大量贫困人口连吃饭都是问题，向全世界撒钱。1974年，伊朗向亚洲和非洲一些不发达国家提供贷款70亿美元。还给予意大利有关厂商30亿美元贷款，给予英国工业15亿美元贷款。
1976年1月，一个更大的形象工程完成了规划，国王宣布开建“巴列维城区”，总投资30-50亿美元，新城区内将建一个比莫斯科红场还大的中心广场，建造容纳5万人居住的房屋，一座歌剧院和一所大学，请了英国一家世界著名的设计院负责设计。当然，历史已经不给国王时间来完成这个规划了。
这一系列形象工程并没有让巴列维王朝的执政合法性得到民众更多的认可，反而让民众看到了王室在国家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下如何将宝贵的国家财富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形象工程上，成为引爆革命的又一个导火索。
上述八大原因，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推翻了这个貌似强大、基础早已被掏空的王朝。
伊斯兰革命中，各阶层的诉求不同，教士阶层反对的是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诉求是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底层民众对贫富差距拉大官府贪污腐败而不满，而共产党人则希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诉求的阶层殊途同归，最终汇成一股洪流，形成统一的诉求，那就是改朝换代。那么最后究竟谁实现了自己的诉求呢？霍梅尼有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呢？伊斯兰共和国有没有带来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呢？当今的伊朗又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
“白色革命”之前，伊朗是个十分贫穷的国家，尽管石油储量丰富，但石油开采权长期被英国所控制，绝大部分石油利益被英国攫取。直到1954年，伊朗才真正收回了石油开采主权。六十年代开始，巴列维国王从上往下大力推行改革，自称“白色革命”，伊朗经济飞速发展，GDP总量从1960年的41.99亿美元暴增到1979年的903.92亿美元，20年内增长了20.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6.59%，人均GDP也从191美元，提高到2427美元，提高了11.7倍，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九个最富裕国家。
伊朗到处都像巨大的工地，石油化工厂、钢铁厂、金属矿、煤矿等企业遍地开花。“白色革命”开始后的十年内，修建了三万多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全国总共建造了17个机场；修建了14座大水坝，可灌溉耕地大幅增加。德黑兰，以及伊斯法罕、哈马丹、大不里士等大城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宽广的马路，大片的绿植，在短时间内建了起来。让游客无比震撼的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巨大宽敞的乘客大厅地面和墙壁全部用意大利进口的高级大理石铺砌。满街的进口小车来往穿梭。傍着德黑兰厄尔布尔士山坡，新建的豪华影院、百货商店、酒吧、银行鳞次栉比。每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五光十色。青年人穿着从欧洲进口的漂亮的晚服，手拿可口可乐，成群结队地出入于舞厅、酒吧。第一次来到德黑兰的外国人很可能会有身处东京、纽约的感觉。
伊朗成了冒险家、投机家的乐园，资本雄厚的、头脑灵活的、官府有人脉的，无不一头扎入那黄金的海洋里，尽情地鲸吞着就像是天下掉下来的财富。有一个伊朗厂商直言不讳地承认一年之内获利高达三倍之多；一个开商店的老板，不过两年功夫，就给自己建造了一座高达十四层的宫殿式大厦；卡车司机萨博特，短短几年摇身一变，成了伊朗百货大王，新建宅邸中从英国全套进口的家具就花了50万美金；一个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小老板拉吉瓦蒂，一跃成为在全国拥有48家银行门店的资本大鳄，1974年一年就盈利2.8亿美金；加亚米从前是一个洗车行老板，七十年代成为奔驰车伊朗总代理；伊拉瓦尼过去在街头给人擦皮鞋，如今已拥有几十幢高楼。在德黑兰最热闹的黄金地段，地产价格超过了巴黎、纽约，贷款利率高达30%。
“白色革命”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但底层穷人却获得甚少。在暴发户大量涌现、满眼浮华的背后，是德黑兰南部地区脏乱拥挤、盗贼横行的贫民窟，是长年失修破烂不堪的下水道，是占全国60%人口的文盲，是全国总共不到一万人的医生。在德黑兰，工人月工资很少超过80美元的，在其他一些小城市，工人月薪只有20美元。在城里能找到工作的已属大幸，在广大边远乡村地区，贫穷更是触目惊心，农民依然缺衣少食，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0美元，“几乎跟古代波斯没有多大差别”。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伊朗遇到了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都会面临的问题：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有学者预测，七十年代伊朗的基尼系数突破了0.5，极可能已接近0.6。
大批边远地区的乡下农民，被大城市表面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来到城市，找不到工作，又租不起房，在城市中游荡，抢劫盗窃、杀人越货的犯罪日益猖獗。这些赤贫人口，只要有人登高一呼，立即成为革命洪流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对他们来说，谁上台并不重要，只要能改变现状。
二、世俗化受到教士阶层的强烈抵制，霍梅尼是革命成功的关键人物
霍梅尼是伊斯兰革命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以顽强、执着、绝不妥协的精神，始终站在制高点上，号召和鼓动民众，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反对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亲密关系，反对世俗化改革。可以这么说，没有霍梅尼，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会成功，至少不会彻底成功。
霍梅尼同时代的阿亚图拉塔巴伊·库米曾这样评论霍梅尼：他是“一位自我中心论者、一位披着教士外衣的渴求权力的疯狂政客。”
1943年，当霍梅尼还是库姆一所神学院的老师时，出版了一部著作《秘密的揭露》，书中明确表达了他坚持传统什叶派价值观反对世俗化的极端理念，他为妇女戴面纱辩护；反对男女同校；谴责饮酒；强调必须禁止音乐，因为音乐助长了“淫乱和性欲的气氛”；按伊斯兰法律惩罚犯罪，比如砍断小偷的双手，等等。
霍梅尼主张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教义和传统，用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作为复兴宗教与社会的动力，重建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理想伊斯兰社会。霍梅尼的终极诉求是以“法基赫的监护”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由伊斯兰教法学家大阿亚图拉统治国家，以伊斯兰什叶派教法来限定伊朗国家宪法。推翻巴列维王朝是因为它阻碍了霍梅尼的理想伊斯兰社会的实现。
而巴列维国王从小在欧洲接受欧式教育，周游欧美各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巴列维当政时期，给予妇女选举权、离婚权，鼓励女孩上学接受教育。许多年轻妇女脱掉了从头到脚的“查达尔”（只露出眼睛的黑袍），露出娇美的身姿。男人剃掉满脸胡须，脱掉了长袍。电影院、酒吧、赌场、舞厅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巴列维在他所著《我对祖国的职责》（1960）中写道：“我们应该谨慎地吸取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以便促进我国的发展”。1977年，国王命令废除以先知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为元年的回历纪年，改为以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为元年的新历法。国王的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世俗化改造对穆斯林传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势必受到教士阶层的强烈抵触。
伊朗是世界上唯一以什叶派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什叶派穆斯林天然容易接受伊斯兰教传统教义。什叶派穆斯林规定信徒必须追随一位宗教学者，这使得高级宗教学者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形成了必然有一个处在金字塔塔尖的所有穆斯林都追随景仰的领袖人物，他的话代表了真主的声音，他的意志代表了穆斯林的追求。
伊朗底层民众经过一千多年伊斯兰教的浸润，伊斯兰教法已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加上他们因生活贫困，没有条件消费和享用西方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便利和娱乐，那是富人的玩意，跟底层百姓没什么关系，他们更愿意接受伊斯兰教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符合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习惯，国家的世俗化改造对底层民众没有吸引力。
霍梅尼和巴列维国王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是无法调和的。1964年，霍梅尼因反对王室而被捕入狱，国王刀下留人，将其流放海外。两人长达十多年的隔空论战和互骂，结下深仇大恨，最终成为势不两立的死敌。1979年1月4日，霍梅尼在巴黎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说：“国王是罪人，一定要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加以惩处，起码是无期徒刑。”两天后，霍梅尼接受黎巴嫩《星期一早报》采访时又说：“同像国王这样的罪犯妥协，将是对伊朗人民和伊斯兰教的背叛。”
霍梅尼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演说家和煽动家，他最早在公开场合提到巴列维国王时用“今日的叶济德”来暗指，了解伊斯兰教历史的都知道，这是一个最能挑动什叶派仇恨情绪的人名。霍梅尼的讲话总是充满了激情，有时多少带有鼓动暴力的性质。1978年12月30日，霍梅尼接受《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对巴列维王朝发出威胁：“如果示威游行和罢工不能把这位国王赶下台的话，我们将拿起武器进行圣战。”
霍梅尼是“伊斯兰革命”中当之无愧的领袖。每当革命暂处低潮时、每当前线的革命领导人将与王室达成某种妥协时，霍梅尼极具煽动力的演说和指示总能及时地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巴黎郊区的诺夫勒堡以书信或录音方式传入伊朗，内容千篇一律：“斗争到底，绝不妥协，直到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以霍梅尼为首的教士阶层以及底层穆斯林跟巴列维国王在对伊斯兰教理解上的天壤之别，是革命发生的最重要原因。1978年9月5日，日本《产经新闻》载文，标题就一语道破：《伊朗反政府暴动仍在继续发展，背景是宗教斗争》。
三、经济发展为大面积贪污腐败提供了方便，而王室成员成为腐败领头羊
“白色革命”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计划，但在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偏向追求经济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政治改革几乎无所作为，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王室成员以及大小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瓜分侵吞改革成果，而王室成了这场腐败盛宴的东主。
巴列维时期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费雷顿·胡伟达在回忆录里写道：“腐化之风在王室的心脏里盛行。国王的兄弟姐妹，靠充当中间人，赚取巨额合同佣金。王室的这种状况，是毒害社会各阶层的万恶之源”。
巴列维国王的妹妹阿什拉芙公主所住的宫殿，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哈伦·拉施德的皇宫，她用的是法国的秘书，泰国的婢女，埃塞的听差和意大利的美容师，还有一位美国少妇每天为她朗读小说；
国王的一个兄弟马哈茂德·理查，一直被允许种植、出售鸦片，牟取暴利；
阿什拉芙的儿子沙拉姆肆无忌惮地受贿，两年内搞到了5000万美金；
国王的同父异母妹妹沙姆斯，在里海边的查鲁斯修建了一座有80个房间的行宫；
1977年，国王搞了一个免费向学生供应膳食的计划，由王后的母亲来负责执行，备受诟病，好事变成了坏事；
古兰姆亲王在德黑兰南部拥有一块建造公寓的地产；
阿布多雷扎亲王因帮助日本某公司得到一份合同而获取巨额佣金，他还插手德黑兰地铁工程；
巴列维国王耗资20亿美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陵墓（巴列维王朝倒台后被新政府炸毁）；
国王有多架只供他一人使用的专机，飞机上的厕所竟然是用黄金装饰的。
1972年，国王的一个贴身随从埃米尔·达鲁瓦因贩卖毒品被捕，传讯时从法警手中逃脱。国王在光天化日之下亲自驾车送他登上等候在机场的飞机，逃往欧洲。
上梁不正下梁歪，举国上下，贪污盛行，后门交易、重金贿赂，已是习以为常，腐败不堪。国王多次声称要向官员腐败开战，法国《世界报》记者不无讽刺地说：“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海军司令拉姆齐上将因主持一份合同签订，就轻松拿到300万美金佣金；
1963年在任的首相阿拉姆是伊朗的豪富，他的府邸拥有一个“具有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模的游泳池”；
设拉子大学校长，一个人长期同时领取十二份薪金。
伊朗的大型企业几乎都有王室成员或与王室有关的特权人物控制。伊朗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一位法国留学归来的外科医生，巴列维国王第一次遭受暗杀而受伤，是他负责治好了国王的枪伤。通过这一层关系，他得到了这份比当医生赚得多得多的美差；
国王的一位私人医生，在政府中并无职务，国王却安排他监督全国药品的进口和生产，迅速暴富；
曾任萨瓦克（伊朗中央情报局）头目的巴赫蒂亚里除了在德黑兰有一幢价值百万美元的豪宅外，在伊朗各地有五座别墅，十一个农场，三个庄园，还在欧洲有三处别墅。
迫于巨大的压力，1978年7月4日，巴列维下令，严禁王室成员经商，从事营利性商业活动。这条禁令来得实在太迟了，除了加快王室成员将财产转移国外的步伐外，已几无任何意义。据巴列维王朝倒台后的统计，王室成员总计62人，全部逃往海外，带走的财富估计高达两百多亿美金。
王室腐败成为革命时期被反对派当作号召民众推翻王室的有力武器。
四、政治进步没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国王一人独揽大权，强化专制独裁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政府印发的一本小册子上有这样一段话：“伊朗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1906年的宪法，直接吸取了欧洲各国民主宪法的精华……。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国民大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国民大会议员由公开选举产生。”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跟英国政体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都是由国王一人独揽。国王依靠三大支柱来做到独揽大权：
首先是宫廷部，这个机构就是用国家税收豢养了一大帮对王室绝对效忠的人为王室成员服务的。这帮人毕生为维护国王的光辉形象而效劳。这个部门虽然不参与政府事务，但在树立国王天下一尊的威望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路遇国王必须停步行注目礼，国王和王后饮食、入寝要多人服务，对王室成员说话要低声下气……渐渐地把国王捧上了神坛，跟真正的民主国家十分扞格。
其次是内阁，表面上22名内阁成员只对首相负责，但实际上内阁完全由国王操弄于股掌之中，因为国王可以随意任命或罢免首相。巴列维国王精力充沛，事必躬亲，经常撇开内阁自行其是，单独会见重要宾客和军方高层将领，慢慢造成了这样一种氛围：身边所有人都不敢未经国王同意而擅自做主。内阁会议上，没有国王的同意，任何问题都决定不了。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国王掌控者一个“影子政府”。如同所有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一样，国王几乎不信任手下的任何官员，连萨瓦克都不信任，因此巴列维另外组建了一个“国王检察组织”，他的首脑是国王的发小法尔杜斯特，他领导着一个由15名忠心耿耿的军官组成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以国王的名义，有权进行迅速高效、有时甚至是残暴的各种调查活动，追查高级官员中贪污腐败、对王室不忠、出卖国家利益等行为。
1975年，国王干脆取消了本来就是装点门面的多党制，公开宣称，“伊朗将成为在复兴党领导之下的一党专制国家。”
1976年10月，巴列维国王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有的人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批评我们，这是荒唐可笑的，那些在自己的家中、在大街上或者在旅馆里，因为钱的缘故被谋杀的无辜人民，有何权利可言？当我们在阻止无辜人民惨遭杀害之时，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保护人权呢？”
1977年，国王出版了一本自己写的书，《走向伟大的文明》，书中写道：“在我们的民主生活中，个人的自由是同秩序和社会纪律不可分割的。我们的民主是一种合法自由、合法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破坏和谋反。”
1977年11月4日，复兴党总书记阿穆泽加尔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关于人民参加政府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回答道：“我国55%的人口是文盲，假如把担子交给对政府事务一无所知的文盲，其结局不是动乱就是无政府状态。”
这些似曾相识的话几乎是世界上所有专制统治者对民主、人权的独特的理解。
1978年8月13日伊朗《消息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中写道：“过去15年的经济进步，加上种种社会改革措施，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政治上的成长，从而造成了一个差距，这个差距是无法以安全平稳的方式来加以弥合的。”伊朗全社会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政治改革没有和经济改革同步，终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但已经太晚了。实际上伊斯兰革命最早发端就是从知识分子要求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开始的。1977年5月，五十多名律师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行政部门干涉司法。6月，四十多名作家发表声明，要求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废除检查制度。7月，几十名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发表致国王公开信，要求结束专制独裁统治。自此，以推翻巴列维王朝为最终诉求的大规模街头革命掀起高潮，且一发不可收。
五、过度依赖美国，以及美国政府错误的对伊政策，引起民众极大反感
伊朗在上世纪早中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受英国、苏联，以及德国等大国控制和盘剥、近似于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历史，民众普遍对西方发达国家缺乏好感，民族主义情绪浓厚。伊朗又是一个99%的民众笃信伊斯兰教的国家，世世代代受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灌输，中下层穆斯林对西方生活方式天生有抵触情绪，从而反感西方人。巴列维王朝后期，国王对美国几乎言听计从，说是美国的傀儡政府可能言过其实，说是美国在伊朗的代理人，实不为过。国王以及王室成员每年都要多次赴美，且在美国购置了大量房产。国内重大政策的制定事先都要探询美国的态度，民众对此早有怨言。1964年，国王通过了一项法案，给予所有美国驻伊朗军人外交豁免权，激起了教会集团、知识分子，以及底层民众的普遍反对，饱受垢詈。
民族主义几乎是所有政客和政治野心家最喜欢操弄也是最容易获利的重牌。霍梅尼十分善于调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巴列维王朝的最后一两年，国王三天两头和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见面，经常和美国总统卡特、国务卿万斯等直接通话，向美国询问解决危机的办法，同时也希望得到美国给予支持的保证。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信息被霍梅尼抓住不放，大肆渲染，成为攻讦巴列维国王“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重要把柄。群众示威游行中出现大量“巴列维是美国走狗”、“打倒傀儡政府”、“美国人滚回去”等标语就是明证。
美国自始至终全力支持巴列维王朝，完全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当时美苏处于冷战状态，双方都在全世界争夺控制权和影响力，伊朗的战略位置重要性毋庸置疑，伊朗又是苏联的邻国，一旦伊朗出现一个亲苏联的政府，美国在西亚地区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美国过于信任巴列维王朝，直到革命如火如荼、王朝已摇摇欲坠时，美国仍误判形势，在公开场合多次声明支持巴列维王朝。1977年底，卡特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此时距离巴列维王朝倒台只剩一年时间，卡特对伊朗局势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以非常不合时宜的言论为国王祝酒，卡特说：“在国王的开明领导下，伊朗成为动荡世界中的一个安全岛，巴列维国王是伊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人物。”1978年8月，美国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断定伊朗不是“处在革命前夕的国家”，国王的政敌“充其量只是制造些小麻烦”。直到1978年12月27日，此时离巴列维王朝倒台只剩一个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致电沙利文，文中写道：“请转告国王，美国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美国的言行，犯下大错，激起伊朗人民的强烈反感，美国硬生生把自己放在不久后建立的伊朗新政府的敌对位置上，把美国政府和巴列维王朝更推向了伊朗人民的对立面，也失去了撺掇或说服伊朗教会集团中的温和派建立一个由温和派主导的新政府的转圜余地。
六、不顾民生，疯狂扩充军备，发展重工业，老百姓不要这样的强国
平心而论，巴列维是一个雄心勃勃具有远大抱负的国王，一心想在有生之年把伊朗建设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这个想法由来已久，1959年，国王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曾经说过：“给我十年时间，我将使伊朗再次成为一个强国。”那时候，国王苦于手头没钱。“白色革命”后，国家财力猛增，强国的理想迅速膨胀。强国首先强军，必须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军队。巴列维国王不顾民生，出手阔绰，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强军之路。1962年，巴列维访问美国时，和美国开始洽谈购买大批军火事宜，肯尼迪总统曾力劝国王不要购买这么多武器，对他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充分满足人民的希望和要求”。在富民和强国无法平衡的情况下，国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1950年至1970年，伊朗向美国购买军火为10亿美金，而1971年到1978年，伊朗向美国购买的军火达到190亿美元，1977年1-9月，美国对外销售军火113亿美元，其中有一半销往伊朗，向英国、法国、德国等购买的军火也达到了近百亿美金。
国王还计划向美国购买150架F-14战斗机，300架F-16战斗机，部分订单最终由于王朝倒台而未履行。
按巴列维国王的野心，必然想到过获取核武器。据称，当法国获知巴列维国王希望法国帮助伊朗获得核武器技术时，法国拒绝了和伊朗原子能项目的合作。
到1976年，伊朗军队拥有了3000辆坦克，890架武装直升机，200多架最先进的战斗机，一支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气垫船队，9000枚反坦克导弹，一支可远达印度洋的混编舰队，军力已经跻身世界第五或第六位。
伊朗进口了大量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操纵和使用这些装备的技术人员极度缺乏，不得不再花重金请美国军事教官和维修养护技术人员。德黑兰大街上随处可见具有外交豁免权的美国大兵，他们成了美伊关系中的破坏因素。
在疯狂扩充军备的同时，国王对国内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正。1973年12月，国王主持了一个经济委员会会议，下令修改了刚实施一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改变了经济发展轻重缓急的顺序，提出了一个大干快上的大跃进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队建设。1974年，伊朗向法国订购了五座原子能发电站。1975年，美伊签订了一份贸易协定，金额高达150亿美元，内容包括购置八座核电站，建造一万套公寓和五所医院，建立电子工业，一个港口，购买农业机器，修建高速公路，邀请通用公司赴伊朗投资建造卡车制造厂；邀请德国蒂森公司建造伊斯法罕炼钢厂；投资刚建立的欧洲EURODIF浓缩铀企业10亿美元；和法国签订总金额24亿美元的贸易协议，购买涡轮喷气发动机列车和两架协和式喷气客机，并在德黑兰建设地铁系统。
1973年，国王还购买了德国克虏伯工厂的25%股权，购买了了德国巴布科克公司的25%股权，还同西德签订了一个价值6.2亿美元的合作办企业的合同。伊朗还同苏联签订了一项3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内容包括在苏联合建一个大型造纸厂，扩建伊斯法罕钢铁厂，修建可以贮藏30万吨粮食的地下粮库，在阿拉克建造一个重型机器厂。
显然，巴列维国王的“伊朗梦”和伊朗广大民众的“伊朗梦”，不是同一个梦，国王一心追求的强国，不是广大伊朗人民想要的强国。
七、巴列维国王迷恋武力，对反对派和示威群众一味镇压，激化矛盾
巴列维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消灭反对势力，清除异己，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伊朗的中央情报局，即臭名昭著的“萨瓦克”。谁也不知道萨瓦克有多少雇员，有外国观察家认为可能高达两万人，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其规模之大，超过了苏联的克格勃。据说在德黑兰大学，每三五个学生中，必有一个萨瓦克情报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学生的一言一行。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受到萨瓦克的跟踪和监视。由于背后有王室的支持，萨瓦克肆无忌惮，野蛮发展，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许多反对派领导人和异见分子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暴死，或者人间蒸发。一位法国工程师说，凡是给外国人当秘书或翻译的，十有八九是萨瓦克派来的。一位名叫米尼翁的法国律师，1971年以国际人权保障联盟观察员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德黑兰。尽管伊朗人说起萨瓦克，个个噤若寒蝉，米尼翁还是掌握了大量证据，在他向国际人权保障联盟的报告中，对萨瓦克严刑逼供、滥施酷刑的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
革命期间，萨瓦克的斑斑劣迹被反对派多少有些添油加醋地揭露出来，引起民众的强烈痛恨，人们自然而然把许多无法查证的坏事、怪事都摘到萨瓦克的头上。1978年8月19日，阿巴丹国王电影院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火灾，有人往电影院浇注汽油，然后点燃，所有的出口都被锁死，近四百名观众被烧死。尽管纵火者究竟是谁至今仍是悬案，但大多数伊朗人宁可相信是萨瓦克干的，目的是嫁祸于反对派，促使军方对反对派实行更强有力的镇压。
巴列维国王的父亲行伍出身，靠军队发迹，凭武力推翻恺加王朝。由于历史原因，军队成了国王的私人武装，对王室绝对忠诚。国王迷恋武力，以为只要有军队在手，天下永远属于巴列维王朝。王朝岌岌可危时，军队高级将领仍纷纷表示效忠王室，这给国王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不惜动用暴力镇压来平息抗议。
1978年整年，在各大城市，隔三差五都有抗议示威游行，几乎每次都有示威者被军警开枪打死。1978年9月5日，反对派组织了全国大游行，有100万人参加。当天有记者在报道中称：“尽管伊朗政府出现了压力，但它并未失去权力基础。50万全副武装纪律严明的军队、警察和萨瓦克仍然完好无损，政府能够控制局势。”当天晚上，国王下达了游行禁令。这条禁令激怒了反对派。9月7日，德黑兰100万人无视禁令，走上街头。当天晚，国王发布了更强力的禁令，全国12个大中城市即时起宵禁一个月。9月8日是星期五，人们再次无视禁令，走上街头。军队向人群开枪扫射，酿成惨案。这天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甚多，根据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的回忆录：“有两百多示威者被打死，这是确实无误的。”“黑色星期五”按下了军队血腥镇压示威群众的按钮，以后的每场游行示威几乎都无可挽回地演变成军队血腥镇压、群众打砸烧的大规模暴乱，局势变得越来越无法控制。
11月6日，巴列维国王任命陆军将军爱资哈里为首相，近半内阁成员为军方人士，显然国王已决定用武力解决这场延续了一年多的动乱。
12月22日，这时距离王朝倒台只剩一个多月，空军中部分军人出现倒戈，发生了小规模的火并。此时，国王仍坚信军队会忠于王室，仍迷信用武力最后能控制局面。当天，国王召见英美两国大使举行会谈。国王对组建联合政府事宜表示悲观，认为联合政府不可能恢复法律和秩序，更有可能的还是兵戎相见，军队掌控一切。英国大使帕森斯问国王这种强硬政策能否成功，国王笑着说：“我没有丝毫的怀疑。”
这次谈话后，美国政府才终于彻底醒悟：伊朗的改朝换代已不可避免，第二天即开始安排撤侨。
巴列维国王直至最后关头仍迷恋武力镇压，进一步激怒了反对派和民众，彻底错失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
八、雄心勃勃一心想干大事的专制统治者，往往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动荡
巴列维王朝总计两任国王，第一任国王出身低微，凭着能征善战，逐步爬上军队高层，最后通过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恺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巴列维国王深知父亲王位的获得不具合法性，这一直是国王的心病。60年代“白色革命”的巨大成功，给了国王良好的自我感觉，他有了充分的自信来实施他的远大抱负和理想。首先他计划通过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建立一种宏大叙事的语境，把自己和居鲁士、大流士等古波斯伟大帝王建立起某种联系，向民众灌输一种理念，巴列维是居鲁士大帝合法的继承人，合格的传承者。
1967年10月，在成为国王二十多年后，巴列维国王在王宫举办了一场毫无实际意义的国王加冕典礼，以弥补从未正式举办过加冕仪式的遗憾。
而更夸张的形象工程是在四年后。1971年10月15日，巴列维国王耗费巨额国帑，举行了让全世界瞠目的奢华大派对：庆祝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庆典选择在古波斯举世无双的波斯波利斯王宫遗址上，面对这片依然巍峨壮观气势雄浑的断壁残垣，无不让人联想到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辉煌，国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盛典准备了一年时间，由法国顶尖设计师设计方案，几乎所有的物资器材，全部从法国订购，建起了占地160英亩的豪华帐篷城，具有防火性能，经得住时速60英里的狂风，帐篷内全部安装了空调。为了保证庆典安全举行，安保工作更是做到了“无微不至”，到处是萨瓦克安保人员，划定了75平方公里为庆典安全区，任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工作人员一天数次被搜身，一位法国电工自称，最多时一天竟被搜身40次。庆典前，几千名“值得怀疑”的人被看管起来，不得自由行动。
庆典那天，全世界有69位国王、王后、总统、首相、政府代表等前来祝贺。庆典后是巨大盛宴，世界顶级餐馆巴黎的马克西姆停业两周承包了盛宴佳肴的选材和制作。盛宴之豪华程度毋庸细述，用去了25000瓶世界名酒即可窥见一斑。
庆典和盛宴向全国进行了电视直播，其奢华程度让伊朗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人民看到了国王所言所行和广大人民实际生活之间的巨大鸿沟。1971年，伊朗人均GDP还只有468美元，不到美国的十二分之一，一半以上的伊朗人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国王在电视讲话中满怀激情地说道：“不管有没有外国的支持，伊朗都将复兴伟大的文明，重振过去的荣耀。”
耗费巨资，大张旗鼓地搞这种跟社会生活无太多关系的大规模庆典当然是有目的的，首先以展现波斯帝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为“引子”，希望调动起伊朗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认同巴列维国王以复兴和崛起为主要内涵的“伊朗梦”也是全伊朗人民的“伊朗梦”；其次是向世界宣告，伊朗在国王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伊朗已经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当然，国王还有一个没法说出口的目的：他梦想能像居鲁士一样载入史册，万世留名，成为伊朗历史的一部分。
以后每年都举行声势浩大的登基庆典，特别是五年、十年大庆年，更是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轰轰烈烈，大张旗鼓。
1977年，巴列维国王出版了自己写的书——《走向伟大的文明》，书中充满了梦呓般的自吹自擂：“今天，建立在现实主义和深谋远虑基础上的我国经济，正在健康地蒸蒸日上。一个崭新的伊朗正在诞生，这将使所有公民受益……我们的成就在世界上是空前的，是一个未被打破的记录……近年来，国家给予伊朗工人的某些好处，即使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和社会主义世界，也是无法比拟的。同样，伊朗农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远远超过许多国家农业工人经过数百年才能达到的水平……在一般的社会福利方面，工业国家尽管为之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奋斗，还是被伊朗所超过。”
十分讽刺的是，当这本书在伊朗正式发行时，全国反抗国王的星星之火正在形成燎原之势，许多抗议者拿着国王的书投入火堆中，以示蔑视，而国王仍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伊朗梦”中，踌躇满志，沾沾自喜。
为了向世界展示伊朗的强大，获得世界的认可，巴列维国王不顾大量贫困人口连吃饭都是问题，向全世界撒钱。1974年，伊朗向亚洲和非洲一些不发达国家提供贷款70亿美元。还给予意大利有关厂商30亿美元贷款，给予英国工业15亿美元贷款。
1976年1月，一个更大的形象工程完成了规划，国王宣布开建“巴列维城区”，总投资30-50亿美元，新城区内将建一个比莫斯科红场还大的中心广场，建造容纳5万人居住的房屋，一座歌剧院和一所大学，请了英国一家世界著名的设计院负责设计。当然，历史已经不给国王时间来完成这个规划了。
这一系列形象工程并没有让巴列维王朝的执政合法性得到民众更多的认可，反而让民众看到了王室在国家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下如何将宝贵的国家财富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形象工程上，成为引爆革命的又一个导火索。
上述八大原因，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推翻了这个貌似强大、基础早已被掏空的王朝。
伊斯兰革命中，各阶层的诉求不同，教士阶层反对的是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诉求是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底层民众对贫富差距拉大官府贪污腐败而不满，而共产党人则希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诉求的阶层殊途同归，最终汇成一股洪流，形成统一的诉求，那就是改朝换代。那么最后究竟谁实现了自己的诉求呢？霍梅尼有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呢？伊斯兰共和国有没有带来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呢？当今的伊朗又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