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归根到底其实是户籍制度造成的。不改革户籍制度，农村问题永远存在。
这话从我这么个北京人嘴里说出来，有点得便宜卖乖不要脸的嫌疑。趁现在脸皮的厚度还够支撑写点东西，有几句话再絮叨几句：
户籍政策其实是冷战的产物。当年老毛某根神经短路，非认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眼前。要打仗总得有钢，于是全民大炼钢铁就成了必然思路。老毛没怎么搞过经济，抓经济也是打仗的那一套，什么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一马当先的马，自然就是钢铁。老周毕竟喝过几天洋墨水，知道经济是要讲究综合平衡的，用全民大炼钢铁来搞经济而忽视能源和基础设施，别说打仗，就是没人理你自己也得垮了。
但老周的细胳膊毕竟拧不过老毛那条粗腿。58年大跃进，钢铁正式成了国民经济的龙头。当时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极高。要炼钢铁就得有钱，这钱自然要从农业身上榨取。于是，全国的经济发展形成这么一个态势：乡下人种地，城里人炼钢；乡下人挣的钱被国家以财政、税收等形式收走，再以各种名目补贴到钢铁产业。就这样，钱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炼钢的城里人越来越享受优厚待遇，而真正创造产值的乡下人却只能扮给人搭台唱戏的角色。
人都不是傻瓜，乡下人自然也不例外。与其自己搭台别人唱戏，自己挣钱别人花钱，自己喝汤别人吃肉，不如自己也进城炼钢。大量的乡下人向城里进军提醒了中央，有必要采取政策措施阻止这一趋势，固化原有的利益格局，以保证全民大炼钢铁的主旋律。于是，19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这条例，本是个行政政策，不是什么法律，可是一执行就是四十多年，其结果就是城乡差距人为地越拉越大。农村和城市，虽在一个国家却犹如两个世界，一个自生自灭，一个吃香喝辣。两个世界壁垒分明，不但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小年轻谈恋爱也得先搞清楚对方是什么身份，门当户对才好继续交往。“农转非”成了农村人最大的梦想，而城里人最怕的就是儿女不懂事儿带来个农村的对象。城里人病了找国家，失业了找国家，生老病死统统都是国家包了，而农村人只能自力更生，出现剩余劳动力也只能自生自灭。
到今天，还有人把农民负担过重算到共产党基层贪官的账上，其实那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表现。共产党的农村基层政权确实腐败，且机构臃肿，县、乡、村各级政府都把七大姑、八大姨往政府部门塞，图个踏实的铁饭碗。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财政投入却少的可怜，完全不够养活基层政权。不要说目前这个庞大的机构，就算把农村基层政权完全精简下来，也不可能完全按照现有的财政支出来供养。怎么办？农民也得看病，农村孩子得上学，县长、乡长也得吃喝玩乐养活老婆孩子，这一切都得从各种“附加费”、“赞助费”里想办法。没有充足的国家财政供养，再廉洁的农村基层政权也得把农民吃穷。
本来，80年代中期是个很好的取消户籍制度的机会。那时候，农村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城乡差距已经缩小不少，甚至很多地区的农民已经很富。反而是城里的工人和干部，整天拿那点死工资，看着农民在乡镇企业大把大把挣钱羡慕的不行。中共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到了90年代城市的外企和私人企业崛起后，情况就彻底变了。不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更要命的是本来还算势头不错的乡镇企业，也由于大量优秀人才被城里人挖走而出现了青黄不接、后劲不足的现象。到今天，乡镇企业再也不能跟当年的风光相比了。等到92年邓矮子去南方，中国决定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农村问题就开始恶化。不但资金流失不少，人才损失更是惊人。
这一切，都是户籍制度造成的。
到现在，户籍制度已经成了个火药捅，谁也不敢揭开盖子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火药。户籍制度下的中国，犹如一个坐在炸药包上吃考红薯的人，今天风光，明天怎么样真不好说。谁都不敢保证，一旦取消户籍制度，会不会引发几千万、上亿的农民涌向北京、上海。即便是为了那低了一白多分的高考录取线，哪怕去大城市吃糠咽菜恐怕也值得。人口的大量涌入，还会加重大城市本来已经很严重的就业和治安问题，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也会理直气壮地向城里人那样伸手向国家要失业救济，抢夺城里人本来就不多的失业最低生活保障。这一切，一定会引发城里人的强烈不满，反而加重了城乡之间的对立情绪。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演艺成为一出最离奇的荒诞剧：某种造成城乡隔阂的制度，一旦取消却反而制造更深重的城乡对立。
香港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悲剧，一个小朋友爬上氢气球的固定绳，没想到那绳子没固定好，从地面上腾空而起。小朋友紧紧抓住绳子不放，却在气球升空爆炸后摔死。真正的悲剧。
如今，那气球就好比是越来越恶化的户籍制度，而咱中国，就是那个紧抓住绳子不放的小朋友。如果当年勇敢点，放开绳子也许摔个半死，但好歹能保条命；如今气球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如何逃命实在是个严峻考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前几天James抱怨老朱不是个合格的总理，我倒是不觉得。老朱不过是维持了某种惯性而已。从某种意义来说，他让中国更加紧紧地抓住了那根救命的绳子，至少没有立即摔死。所有人都知道气球最终会炸，却没有人有办法。今天，中国的农村问题已然积重难返，指望一个“合格”的总理来彻底偿还40多年的陈债未免太不现实。
说到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无耻。明明是个户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扮出一副仗义执言的虚伪模样。好在我这个人的脸皮还能让我写这些东西。其实，中国的弱势群体应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这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是现实的利益问题。贫困和愚昧已经使中国的农村成为犯罪的渊薮，人贩子、小偷、抢银行的江洋大盗多如牛毛，恐怕没有人能在城里独善其身。如何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找到一个双赢的策略，实在是考验中国人智商的头等大事。
这话从我这么个北京人嘴里说出来，有点得便宜卖乖不要脸的嫌疑。趁现在脸皮的厚度还够支撑写点东西，有几句话再絮叨几句：
户籍政策其实是冷战的产物。当年老毛某根神经短路，非认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眼前。要打仗总得有钢，于是全民大炼钢铁就成了必然思路。老毛没怎么搞过经济，抓经济也是打仗的那一套，什么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一马当先的马，自然就是钢铁。老周毕竟喝过几天洋墨水，知道经济是要讲究综合平衡的，用全民大炼钢铁来搞经济而忽视能源和基础设施，别说打仗，就是没人理你自己也得垮了。
但老周的细胳膊毕竟拧不过老毛那条粗腿。58年大跃进，钢铁正式成了国民经济的龙头。当时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极高。要炼钢铁就得有钱，这钱自然要从农业身上榨取。于是，全国的经济发展形成这么一个态势：乡下人种地，城里人炼钢；乡下人挣的钱被国家以财政、税收等形式收走，再以各种名目补贴到钢铁产业。就这样，钱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炼钢的城里人越来越享受优厚待遇，而真正创造产值的乡下人却只能扮给人搭台唱戏的角色。
人都不是傻瓜，乡下人自然也不例外。与其自己搭台别人唱戏，自己挣钱别人花钱，自己喝汤别人吃肉，不如自己也进城炼钢。大量的乡下人向城里进军提醒了中央，有必要采取政策措施阻止这一趋势，固化原有的利益格局，以保证全民大炼钢铁的主旋律。于是，19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这条例，本是个行政政策，不是什么法律，可是一执行就是四十多年，其结果就是城乡差距人为地越拉越大。农村和城市，虽在一个国家却犹如两个世界，一个自生自灭，一个吃香喝辣。两个世界壁垒分明，不但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小年轻谈恋爱也得先搞清楚对方是什么身份，门当户对才好继续交往。“农转非”成了农村人最大的梦想，而城里人最怕的就是儿女不懂事儿带来个农村的对象。城里人病了找国家，失业了找国家，生老病死统统都是国家包了，而农村人只能自力更生，出现剩余劳动力也只能自生自灭。
到今天，还有人把农民负担过重算到共产党基层贪官的账上，其实那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表现。共产党的农村基层政权确实腐败，且机构臃肿，县、乡、村各级政府都把七大姑、八大姨往政府部门塞，图个踏实的铁饭碗。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财政投入却少的可怜，完全不够养活基层政权。不要说目前这个庞大的机构，就算把农村基层政权完全精简下来，也不可能完全按照现有的财政支出来供养。怎么办？农民也得看病，农村孩子得上学，县长、乡长也得吃喝玩乐养活老婆孩子，这一切都得从各种“附加费”、“赞助费”里想办法。没有充足的国家财政供养，再廉洁的农村基层政权也得把农民吃穷。
本来，80年代中期是个很好的取消户籍制度的机会。那时候，农村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城乡差距已经缩小不少，甚至很多地区的农民已经很富。反而是城里的工人和干部，整天拿那点死工资，看着农民在乡镇企业大把大把挣钱羡慕的不行。中共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到了90年代城市的外企和私人企业崛起后，情况就彻底变了。不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更要命的是本来还算势头不错的乡镇企业，也由于大量优秀人才被城里人挖走而出现了青黄不接、后劲不足的现象。到今天，乡镇企业再也不能跟当年的风光相比了。等到92年邓矮子去南方，中国决定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农村问题就开始恶化。不但资金流失不少，人才损失更是惊人。
这一切，都是户籍制度造成的。
到现在，户籍制度已经成了个火药捅，谁也不敢揭开盖子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火药。户籍制度下的中国，犹如一个坐在炸药包上吃考红薯的人，今天风光，明天怎么样真不好说。谁都不敢保证，一旦取消户籍制度，会不会引发几千万、上亿的农民涌向北京、上海。即便是为了那低了一白多分的高考录取线，哪怕去大城市吃糠咽菜恐怕也值得。人口的大量涌入，还会加重大城市本来已经很严重的就业和治安问题，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也会理直气壮地向城里人那样伸手向国家要失业救济，抢夺城里人本来就不多的失业最低生活保障。这一切，一定会引发城里人的强烈不满，反而加重了城乡之间的对立情绪。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演艺成为一出最离奇的荒诞剧：某种造成城乡隔阂的制度，一旦取消却反而制造更深重的城乡对立。
香港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悲剧，一个小朋友爬上氢气球的固定绳，没想到那绳子没固定好，从地面上腾空而起。小朋友紧紧抓住绳子不放，却在气球升空爆炸后摔死。真正的悲剧。
如今，那气球就好比是越来越恶化的户籍制度，而咱中国，就是那个紧抓住绳子不放的小朋友。如果当年勇敢点，放开绳子也许摔个半死，但好歹能保条命；如今气球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如何逃命实在是个严峻考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前几天James抱怨老朱不是个合格的总理，我倒是不觉得。老朱不过是维持了某种惯性而已。从某种意义来说，他让中国更加紧紧地抓住了那根救命的绳子，至少没有立即摔死。所有人都知道气球最终会炸，却没有人有办法。今天，中国的农村问题已然积重难返，指望一个“合格”的总理来彻底偿还40多年的陈债未免太不现实。
说到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无耻。明明是个户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扮出一副仗义执言的虚伪模样。好在我这个人的脸皮还能让我写这些东西。其实，中国的弱势群体应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这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是现实的利益问题。贫困和愚昧已经使中国的农村成为犯罪的渊薮，人贩子、小偷、抢银行的江洋大盗多如牛毛，恐怕没有人能在城里独善其身。如何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找到一个双赢的策略，实在是考验中国人智商的头等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