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移民孩子写的经历文章，转贴如下:
“小老外”的异国生活
陈潇潇
我的父亲1988年到加拿大留学，当时我5岁。第二年10月，我就告别了北京海军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告别了东单二条28号院的小伙伴，同妈妈一起到了加拿大西部的埃德蒙顿市，在那里一住就是六年。
在班上一年没说过一句话
我上的第一所小学是阿尔伯塔大学附近的加洛小学。当时我爸爸在阿尔伯塔大学读博士。
记得到学校的第一天，校长领着我进了一间教室，教师正在给二十来个盘腿坐在地毯上的小朋友讲故事。当时我十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在国内时，大家都是坐着小椅子，坐在地上被认为是不讲卫生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校长与老师交谈了几句我当时一点也听不懂的话，老师又对同学讲了几句我同样听不懂的话，同学们都朝着我笑，我左顾右盼不知所措。
学英语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许多人都问我花了多少时间才掌握了英语，我唯一可以回答的是，我仍然在学。我觉得运用一种语言并不是昨天不会，今天就会的过程，而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因为不会讲英语，也不知道如何去试，当我一年级结束的时候，老师告诉我父亲，我整整一年在班上没说过一句话！而来加拿大之前我是一个很爱说话的女孩。
老师的话没有夸张，那一年我心里空空的，没有人告诉我要学什么，要做什么作业，我所能记得的学校生活就是结识了几个朋友。当时，我确实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小女孩，另一个是南斯拉夫来的小男孩Bogdan，我们三个都是班上的“小老外”。由于那些年南斯拉夫战火连绵，Bogdan不久之后就随着他的父母为了国家的利益回国了，在这一点上我真羡慕他。后来每当我从新闻上看到南斯拉夫战争的消息，总是在心里为他们祈祷，祝福他们平安。
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中国小男孩，他既懂中文也懂英文，本来是被指定做我的小翻译的，但他总是避开我，不和我一块玩。我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我们总共也没说过几句话，而且从来不在一起玩。我似乎觉得他有点恨我，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现在也弄不明白。
学习成绩不是A就是D
来加拿大后，新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经历的第一件事是万圣节或称鬼节。每个小孩都装扮成一个奇怪的角色，在学校的大厅里举行活动。第二件事就是圣诞节，当时每个人都在谈论圣诞老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谁是圣诞老人？他是怎么从烟囱下来给孩子们送礼物的？也有不少同学在争论是否真有圣诞老人。而我想，我们家没有烟囱，圣诞老人不会上我们家来，圣诞老人是想像的。
到了三年级，我可以说一些英语了，但好多东西还是不能理解。这时候，我转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在那里，我是全校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第一次成绩单下来时，简直给了我当头一棒：不及格。我爸爸为此感到十分忧虑，实际上，我在学校的三年里几乎没学什么东西，也从没做过作业，甚至不知道我需要学些什么。后来，我爸爸帮我找出了许多问题，我才真正开始了学习。因为我赶不上正常进度，当其他同学在班上上课时，有人给我单上课。经过努力，我勉强上了四年级。这时我的情形开始好转，因为我很喜欢我的老师，并且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整个四年级，老师每一次表扬的同学中都有我。我也从此开始喜欢阅读，而在此之前，我只是看电视学一点口语。
在我的整个小学生活中，并没有多少朋友，许多同学甚至一些老师都对我带有歧视心理。在他们心目中，学校里好像不存在我这个人，甚至有一个女孩对我说：“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也有一些同学对我说粗鲁的话，有些我听得懂，有些听不懂，我只好不理他们。记得有一次吃午饭时，邻座的一个女孩当着我的面把我的桔子拿走了，值班的老师看见了，只是对她说：“如果你再让我看见你这么做，你将有麻烦。”我真纳闷，难道拿别人的东西第一次总是许可的吗？如果我像那个女孩一样，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从没有自豪感，甚至没有充分的信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我今天还在克服的毛病。五年级的时候，由于搬家，我又转了一个学校，同学中的冷嘲热讽使我无法忍受，几乎每天回家都得哭，他们在背后对我说三道四：我的头发啦，我的肤色啦，我的发音不正啦，我的语法有错误啦……我的学习成绩又直线而下，不得已，只得央求妈妈把我转回上一所小学。
从此以后，我几乎有一种自惧症，怕被人取笑，怕发音难听，怕行为异常，甚至干脆不说话，所以平时没有人注意我，我也不愿被人注意。挨到六年级，我已经习惯于这种沉默了。这时我有三个老师，一个教英语和数学，一个教自然和社会，再一个教法语和艺术。开头我想，教法语和艺术的是位女老师，可能对我会热情一些，但实际上她对我也是视而不见，就如一个人跟你说话，但脸却朝向别处一样。我拼命努力去上好她的课，但无济于事，最终还是不及格。教自然和社会的老师看起来挺可怕，他身材巨大，眼睛发灰，头发几乎搭到嘴唇上，讲话的声音阴森森的，让人想起希特勒。我与他很少交谈，而他每一次与我说话都取笑我。有一回，我们需要用彩色铅笔做课堂作业，而我把笔盒忘在了隔壁教室，我问他是否可以去隔壁拿一下铅笔，他的回答是：“看来班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铅笔给你。”这话全班都听到了，有人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也有人以嘲笑的眼神看我。更让我不解的是，不少老师故意装做听不懂我的话，每次在班上回答问题，都要另一个同学重复我的话给老师听。其实，由于我缺乏信心，怕被别人耻笑，因此每一次说话都争取做到语法无误，发音准确。要改变老师对我的成见是多么困难。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学校里很不快活，五六年级时，我在对我友好的老师的课上非常刻苦，而在我仇恨的老师的课上故意不及格。因此，我的成绩不是A就是D。
许多年来，我只能在校外寻找快乐。从四五年级开始，我学弹钢琴；八岁参加了舞蹈班；暑假里又上了中文学校。在舞蹈班和中文学校里，我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这里的孩子都是中国孩子，没有人嘲笑我，大家友好相处。这使我获得了自信心，并成了那里的优秀生。当然，她们也不知道我在学校里的委屈和心酸。
挨到了七年级，也就是初中一年级，我进了新学校Mackernan，在这里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见到了不少对我友好的同学和朋友，但我还是很担心被人知道我曾是一个被冷落的小女孩。
第一次回国
1995年底，我们第一次回到阔别6年多的祖国，临行前，我得了轻微的感冒，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北京时我已经累坏了。假期刚要开始，一个紧急电话从福建传来，爷爷在老家遇车祸，生命垂危。于是我们又匆匆买机票赶往福建。
在福建老家，我见到了好多亲戚，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个个都认识我，我的中文也不够用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毕竟我的中文只是从父母和中文学校里学来的。和我同龄的在加拿大的许多中国孩子，已经说不出几个中文字了。我很庆幸，这些日子里，我中文的表达能力长进了不少。 我爷爷与死神搏斗了数月之后，虽成了偏瘫，但还是活了下来。与我爷爷不幸的情形很类似，我的朋友佳佳第一次回国时，她的奶奶由于太兴奋，站到凳子上擦玻璃，结果摔下来得了脑中风。佳佳也把整个假期耗在了医院。由此我想奉劝那些离乡多年的游子，当你们要回家探望父母时，最好事先不要告诉他们，以免他们因过度激动而出意外。
滚筒般颠簸的生活
我们回到加拿大之后，在埃德蒙顿只停留了一天，就去了多伦多，因为爸爸在多伦多大学取得了计算机硕士学位，并在那里找到了工作。爸爸是在阿尔伯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因找不到工作又去学计算机的。1996年2月份，我又开始在多伦多上学了。哪里会想到，我们从此开始了滚筒般的颠簸的生活。
刚进新学校时，一切还算顺利，大部分老师对我都挺好。而这种平静的日子刚刚过了6个月，就在这一年的8月，我们全家又从多伦多搬到了美国。因为爸爸在美国找到了一份薪酬比在加拿大高很多的工作，便去了美国的俄勒岗州波特兰市。
在美国波特兰，我感到最大的变化是气候，这里多雨，潮湿，不像埃德蒙顿和多伦多，很多树上都布满了一层厚厚的青苔，像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许多人不喜欢下雨，我却喜欢，我喜欢这里潮湿的空气、无边远际的鲜花和草地。在这个城市，我上8年级，也就是初二。学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五棵橡树”。由于学校临近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芯片厂家――因特尔工业园区，所以学生也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孩子。到校的第一天，一个台湾女孩带我熟悉校园环境，认识老师和同学。在这个学校我结交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我们每天乘同一辆校车上学和回家，到年底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快乐女孩。不但朋友多了，体重也增加了，学习成绩也提高很大，进入了优秀生的行列。这一年我13岁，为了表示对我的奖励，妈妈送我回北京度暑假。到了北京，所有的人，包括我姥姥都说我太胖，而在学校里，人人都羡慕我身材苗条，真是莫名其妙。
我从北京回来时，爸爸又换了工作，在明尼苏达州找到了新工作，于是我们全家又要搬家了，我只好与朋友们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我的新学校是“伊根高中”，伊根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卫星城，位于市区南部，这是我上过的最难受的一所学校。首先明尼苏达的冬天是不曾到过的人难以想像的，当寒冷的北风袭来时，气温降到摄氏零下40―50度，虽然上学有校车接送，但从家门到校车仅仅20秒钟内，我都有被冻僵在半路上的感觉。更为糟糕的是，学校每天早晨7点20分上课，下午一点钟放学，我每天六点就得起床，下午放学后再睡一觉到傍晚。中午吃饭的时间只有15分钟，走廊里拥挤不堪，同学间很冷漠。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外来人很少，倒是有不少黑人同学。而我因为是异种人，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在家里，除了做作业和弹钢琴，我几乎没有别的任何娱乐。学校情况更糟，开学不久，就有一个12年级的学生因带枪上学被学校勒令停学。又过了不久，和我同年级的一个同学，在家里开枪自杀。校园枪击事件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电视上的新闻，而是近在眼前。这期间，我简直度日如年，我渴求爸爸妈妈搬回加拿大。爸爸妈妈同意了。
1998年8月份，我和妈妈先回加拿大的温哥华。而爸爸仍留在明尼苏达，直到半年后在西雅图找到工作才搬到西雅图，那里离温哥华200公里，爸爸可以每个周末回家。在明尼苏达的一年，是我心情最阴暗的一年。回到温哥华，我才又重新“活”了过来。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尤其是经过了阴暗和消沉，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说了这么多，显得情绪太低沉了，但实际的情形确实如此。我相信许多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孩子，也会有类似的心情。时间长了，心灵的归属也成了问题。第一次回国时，觉得自己是外人，甚至连我姥姥都叫我“小老外”。但是在加拿大，我又不像一个加拿大人，到了美国，也不像一个美国人。
“小老外”的异国生活
陈潇潇
我的父亲1988年到加拿大留学，当时我5岁。第二年10月，我就告别了北京海军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告别了东单二条28号院的小伙伴，同妈妈一起到了加拿大西部的埃德蒙顿市，在那里一住就是六年。
在班上一年没说过一句话
我上的第一所小学是阿尔伯塔大学附近的加洛小学。当时我爸爸在阿尔伯塔大学读博士。
记得到学校的第一天，校长领着我进了一间教室，教师正在给二十来个盘腿坐在地毯上的小朋友讲故事。当时我十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在国内时，大家都是坐着小椅子，坐在地上被认为是不讲卫生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校长与老师交谈了几句我当时一点也听不懂的话，老师又对同学讲了几句我同样听不懂的话，同学们都朝着我笑，我左顾右盼不知所措。
学英语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许多人都问我花了多少时间才掌握了英语，我唯一可以回答的是，我仍然在学。我觉得运用一种语言并不是昨天不会，今天就会的过程，而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因为不会讲英语，也不知道如何去试，当我一年级结束的时候，老师告诉我父亲，我整整一年在班上没说过一句话！而来加拿大之前我是一个很爱说话的女孩。
老师的话没有夸张，那一年我心里空空的，没有人告诉我要学什么，要做什么作业，我所能记得的学校生活就是结识了几个朋友。当时，我确实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小女孩，另一个是南斯拉夫来的小男孩Bogdan，我们三个都是班上的“小老外”。由于那些年南斯拉夫战火连绵，Bogdan不久之后就随着他的父母为了国家的利益回国了，在这一点上我真羡慕他。后来每当我从新闻上看到南斯拉夫战争的消息，总是在心里为他们祈祷，祝福他们平安。
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中国小男孩，他既懂中文也懂英文，本来是被指定做我的小翻译的，但他总是避开我，不和我一块玩。我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我们总共也没说过几句话，而且从来不在一起玩。我似乎觉得他有点恨我，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现在也弄不明白。
学习成绩不是A就是D
来加拿大后，新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经历的第一件事是万圣节或称鬼节。每个小孩都装扮成一个奇怪的角色，在学校的大厅里举行活动。第二件事就是圣诞节，当时每个人都在谈论圣诞老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谁是圣诞老人？他是怎么从烟囱下来给孩子们送礼物的？也有不少同学在争论是否真有圣诞老人。而我想，我们家没有烟囱，圣诞老人不会上我们家来，圣诞老人是想像的。
到了三年级，我可以说一些英语了，但好多东西还是不能理解。这时候，我转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在那里，我是全校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第一次成绩单下来时，简直给了我当头一棒：不及格。我爸爸为此感到十分忧虑，实际上，我在学校的三年里几乎没学什么东西，也从没做过作业，甚至不知道我需要学些什么。后来，我爸爸帮我找出了许多问题，我才真正开始了学习。因为我赶不上正常进度，当其他同学在班上上课时，有人给我单上课。经过努力，我勉强上了四年级。这时我的情形开始好转，因为我很喜欢我的老师，并且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整个四年级，老师每一次表扬的同学中都有我。我也从此开始喜欢阅读，而在此之前，我只是看电视学一点口语。
在我的整个小学生活中，并没有多少朋友，许多同学甚至一些老师都对我带有歧视心理。在他们心目中，学校里好像不存在我这个人，甚至有一个女孩对我说：“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也有一些同学对我说粗鲁的话，有些我听得懂，有些听不懂，我只好不理他们。记得有一次吃午饭时，邻座的一个女孩当着我的面把我的桔子拿走了，值班的老师看见了，只是对她说：“如果你再让我看见你这么做，你将有麻烦。”我真纳闷，难道拿别人的东西第一次总是许可的吗？如果我像那个女孩一样，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从没有自豪感，甚至没有充分的信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我今天还在克服的毛病。五年级的时候，由于搬家，我又转了一个学校，同学中的冷嘲热讽使我无法忍受，几乎每天回家都得哭，他们在背后对我说三道四：我的头发啦，我的肤色啦，我的发音不正啦，我的语法有错误啦……我的学习成绩又直线而下，不得已，只得央求妈妈把我转回上一所小学。
从此以后，我几乎有一种自惧症，怕被人取笑，怕发音难听，怕行为异常，甚至干脆不说话，所以平时没有人注意我，我也不愿被人注意。挨到六年级，我已经习惯于这种沉默了。这时我有三个老师，一个教英语和数学，一个教自然和社会，再一个教法语和艺术。开头我想，教法语和艺术的是位女老师，可能对我会热情一些，但实际上她对我也是视而不见，就如一个人跟你说话，但脸却朝向别处一样。我拼命努力去上好她的课，但无济于事，最终还是不及格。教自然和社会的老师看起来挺可怕，他身材巨大，眼睛发灰，头发几乎搭到嘴唇上，讲话的声音阴森森的，让人想起希特勒。我与他很少交谈，而他每一次与我说话都取笑我。有一回，我们需要用彩色铅笔做课堂作业，而我把笔盒忘在了隔壁教室，我问他是否可以去隔壁拿一下铅笔，他的回答是：“看来班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铅笔给你。”这话全班都听到了，有人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也有人以嘲笑的眼神看我。更让我不解的是，不少老师故意装做听不懂我的话，每次在班上回答问题，都要另一个同学重复我的话给老师听。其实，由于我缺乏信心，怕被别人耻笑，因此每一次说话都争取做到语法无误，发音准确。要改变老师对我的成见是多么困难。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学校里很不快活，五六年级时，我在对我友好的老师的课上非常刻苦，而在我仇恨的老师的课上故意不及格。因此，我的成绩不是A就是D。
许多年来，我只能在校外寻找快乐。从四五年级开始，我学弹钢琴；八岁参加了舞蹈班；暑假里又上了中文学校。在舞蹈班和中文学校里，我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这里的孩子都是中国孩子，没有人嘲笑我，大家友好相处。这使我获得了自信心，并成了那里的优秀生。当然，她们也不知道我在学校里的委屈和心酸。
挨到了七年级，也就是初中一年级，我进了新学校Mackernan，在这里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见到了不少对我友好的同学和朋友，但我还是很担心被人知道我曾是一个被冷落的小女孩。
第一次回国
1995年底，我们第一次回到阔别6年多的祖国，临行前，我得了轻微的感冒，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北京时我已经累坏了。假期刚要开始，一个紧急电话从福建传来，爷爷在老家遇车祸，生命垂危。于是我们又匆匆买机票赶往福建。
在福建老家，我见到了好多亲戚，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个个都认识我，我的中文也不够用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毕竟我的中文只是从父母和中文学校里学来的。和我同龄的在加拿大的许多中国孩子，已经说不出几个中文字了。我很庆幸，这些日子里，我中文的表达能力长进了不少。 我爷爷与死神搏斗了数月之后，虽成了偏瘫，但还是活了下来。与我爷爷不幸的情形很类似，我的朋友佳佳第一次回国时，她的奶奶由于太兴奋，站到凳子上擦玻璃，结果摔下来得了脑中风。佳佳也把整个假期耗在了医院。由此我想奉劝那些离乡多年的游子，当你们要回家探望父母时，最好事先不要告诉他们，以免他们因过度激动而出意外。
滚筒般颠簸的生活
我们回到加拿大之后，在埃德蒙顿只停留了一天，就去了多伦多，因为爸爸在多伦多大学取得了计算机硕士学位，并在那里找到了工作。爸爸是在阿尔伯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因找不到工作又去学计算机的。1996年2月份，我又开始在多伦多上学了。哪里会想到，我们从此开始了滚筒般的颠簸的生活。
刚进新学校时，一切还算顺利，大部分老师对我都挺好。而这种平静的日子刚刚过了6个月，就在这一年的8月，我们全家又从多伦多搬到了美国。因为爸爸在美国找到了一份薪酬比在加拿大高很多的工作，便去了美国的俄勒岗州波特兰市。
在美国波特兰，我感到最大的变化是气候，这里多雨，潮湿，不像埃德蒙顿和多伦多，很多树上都布满了一层厚厚的青苔，像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许多人不喜欢下雨，我却喜欢，我喜欢这里潮湿的空气、无边远际的鲜花和草地。在这个城市，我上8年级，也就是初二。学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五棵橡树”。由于学校临近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芯片厂家――因特尔工业园区，所以学生也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孩子。到校的第一天，一个台湾女孩带我熟悉校园环境，认识老师和同学。在这个学校我结交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我们每天乘同一辆校车上学和回家，到年底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快乐女孩。不但朋友多了，体重也增加了，学习成绩也提高很大，进入了优秀生的行列。这一年我13岁，为了表示对我的奖励，妈妈送我回北京度暑假。到了北京，所有的人，包括我姥姥都说我太胖，而在学校里，人人都羡慕我身材苗条，真是莫名其妙。
我从北京回来时，爸爸又换了工作，在明尼苏达州找到了新工作，于是我们全家又要搬家了，我只好与朋友们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我的新学校是“伊根高中”，伊根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卫星城，位于市区南部，这是我上过的最难受的一所学校。首先明尼苏达的冬天是不曾到过的人难以想像的，当寒冷的北风袭来时，气温降到摄氏零下40―50度，虽然上学有校车接送，但从家门到校车仅仅20秒钟内，我都有被冻僵在半路上的感觉。更为糟糕的是，学校每天早晨7点20分上课，下午一点钟放学，我每天六点就得起床，下午放学后再睡一觉到傍晚。中午吃饭的时间只有15分钟，走廊里拥挤不堪，同学间很冷漠。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外来人很少，倒是有不少黑人同学。而我因为是异种人，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在家里，除了做作业和弹钢琴，我几乎没有别的任何娱乐。学校情况更糟，开学不久，就有一个12年级的学生因带枪上学被学校勒令停学。又过了不久，和我同年级的一个同学，在家里开枪自杀。校园枪击事件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电视上的新闻，而是近在眼前。这期间，我简直度日如年，我渴求爸爸妈妈搬回加拿大。爸爸妈妈同意了。
1998年8月份，我和妈妈先回加拿大的温哥华。而爸爸仍留在明尼苏达，直到半年后在西雅图找到工作才搬到西雅图，那里离温哥华200公里，爸爸可以每个周末回家。在明尼苏达的一年，是我心情最阴暗的一年。回到温哥华，我才又重新“活”了过来。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尤其是经过了阴暗和消沉，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说了这么多，显得情绪太低沉了，但实际的情形确实如此。我相信许多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孩子，也会有类似的心情。时间长了，心灵的归属也成了问题。第一次回国时，觉得自己是外人，甚至连我姥姥都叫我“小老外”。但是在加拿大，我又不像一个加拿大人，到了美国，也不像一个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