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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在中国很受伤。它对中国信息化的贡献不比IBM小，IBM在中国既赚到了钱又赢得了声誉。相比IBM，微软在中国既没赚到钱，也没赢得声誉和起码的尊重。我们一边免费使用着微软的软件，一边痛恨着微软。微软错在哪里？--题记
2002年3月15日，上海。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唐骏像往常一样收邮件，他收到了一封让他意想不到的邮件，是微软（中国）公司总裁高群耀发给他的，高群耀在信中告诉唐骏，他要离开微软。“我将于2002年3月29日辞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经理职务，去追求在业界更富于挑战和对中国发展有更多贡献的职业生涯。”信末所留的电子邮件地址为高群耀私人邮箱，不再以microsoft.com结尾。唐骏立即拨打高群耀手机，高群耀手机关机。唐骏马上给高群耀回了一封电子邮件，唐骏在电子邮件中对高群耀说，自己感到很伤感，很不希望他离开微软，唐骏问高群耀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唐骏劝说高群耀的理由是：“第一、你对公司很好；第二、公司需要你。”唐骏没有收到高群耀的回复。
唐骏对高群耀的离开感觉很突兀，3月初，高群耀去上海，唐骏还和他一起吃早餐。那时正好做完年度中间报告，两个人所谈都是报告中工作的事情，高群耀丝毫也没有流露出去意。
微软中国公司和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是微软设在中国的两大机构，唐骏和高群耀之间有很多合作。高群耀每次到上海，两个人总会在一起吃饭。唐骏感觉高群耀很温和，“为人非常好”，很尊重高群耀；唐骏感觉高群耀也很尊重他，因为“我是微软老员工”。
NO
“不。我不能去北京当总裁。我在上海已经做得挺好，我不想离开上海。而且，我已经答应做微创CEO了，微创是盖茨对上海的承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创同时兼做，我的担子已经足够重了。”电话那头的微软高层不由唐骏分说，不等唐骏说完，就抢过话去。“现在是公司关键时期，你说的那些，公司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你解决，但你现在必须慎重考虑我的提议。明天，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还会谈同样的事。但公司的策略一定不会变，你必须重新考虑一下。”
唐骏收到高群耀电子邮件的第三天，媒体开始报道“高群耀辞职”一事；两天后，微软对外证实高群耀离职；又过三天，唐骏收到微软高层的一封电子邮件，高层在邮件中说：“有非常非常紧急的电话会议要和唐骏开，要唐骏一定将时间预留出来。”
收到这封电子邮件，唐骏就知道下面的事情了。唐骏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做”：“我的人生哲学比较简单，我喜欢开心，我不追求富贵荣华。就算现在没工作了，我也无所谓。我在上海有房子、有车，今后吃饭的钱也有了，这辈子我会过得很开心。所以，我不会因为追求名利、地位、金钱，而失掉快乐。”“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做我想做成功的事情，而且，在做的过程中我要特别地开心。”“我不是冒险主义者，我不冒险，也不需要冒险。”
第二天，微软总部的电话又来了，是更高一级的高层。唐骏这次没敢直接说“不”，他先听对方说。情况紧急，对方也不兜圈子。“公司一定要你来做总裁，你说的那几个顾虑，我们都已经考虑了，你可以兼任微创CEO，你不是舍不得你原来的公司吗？你可以在全球技术支持中心继续挂名。你当了总裁，公司上下一定会支持你。”
总部将话说到这份上，唐骏已经没了推辞的余地。唐骏说：“再让我考虑一下。”实际上已经松口。唐骏接着被叫去美国面谈，在唐骏答应出任总裁1小时后，中国媒体就被告知微软已经任命唐骏为中国公司总裁。
同时兼任三个职位的一把手，但唐骏在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准备只花1%的时间。“这个位子我已经做了4年半，所有的人都是我一个一个招进来的，管理层也是我一个一个从员工培养起来的。在那里，只要唐总认为不能做的事，没人敢做；在那里，唐总说了应该怎样做，他们就会怎样做。我在那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别人的想象。所以，我只准备半年去一次，开半个小时的员工大会，说说哪里做得很好，哪里主要改进。”
唐骏准备在上海微创花5%的时间。“微创，我已经把管理理念、文化、运作模式、经理都找好了，明年销售额的80%到90%我也帮他们拿到了。订单拿到了，管理队伍找到了，员工找到了，下面的就是运作了，所以，我只要花5％的时间关注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唐骏一下子多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的工资却一点没涨。微软每年8月涨一次工资，涨幅的上限原工资乘以一个系数。“这个上限并不是太高，一下子就够得着。在过去8年中，我几乎每年都涨到了上限顶峰，今年再涨到上限也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唐骏坚持做这么多事情，纯粹是他要强的个性使然。
我最好
2002年4月2日，北京。唐骏上任媒体见面会。微软亚太区总裁罗迈克，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及微软大中华区的高层前来助阵。唐骏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相比黯然离去的前任，他命运会怎样？唐骏大声回应：“如果大家都以任期长短来判断我干得好坏，那我一定设法使我的任期超过前面任何一任。既然我已经出任这个职位，我就是最好的。”
唐骏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1980年因为语文不及格只考取了第五志愿北京邮电学院，1985年公派日本留学。在那个读书的年代，大家都觉得到日本留学不叫留洋，1990年唐骏在日本读完电子工程硕士和博士，又去美国读了博士后。
1992年，卡拉OK开始流行，一直研究数字信号处理的唐骏想到了发明卡拉OK评分系统，他花了两天构思，然后，很快在计算机上将这个系统模拟了出来，申请专利后，没钱做成芯片，唐骏找到了三星。三星愿意花8万美元买断了唐骏的专利，唐骏乐坏了，唐骏当时每月的奖学金只有800美元。三星更乐坏了，有了唐骏的评分系统，三星不仅将其卡拉OK市场占有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而且，当它将这个专利授权先锋使用的时候，一次就从先锋收回150万美元授权使用费。多年之后，当唐骏从三星那里知道这个消息时，他感叹自己没有盖茨聪明。“早知道只卖许可证就好了，那样话，仅凭这个发明，我就是富翁了。”
1993年4月，唐骏博士后毕业，用这8万美元开了三家公司：一家做软件、一家做文化经纪、一家做法律事务服务。到1994年，当唐骏已经有几十万美元身价的时候，他突然关闭所有公司，决定去微软做程序员每年领几万美元的年薪。“我发现我的企业做不大，我做事情就喜欢将事情做大。”
唐骏从洛杉矶跑到西雅图对微软说，“只要让我进微软，让我干什么都行。”1994年的唐骏想进微软学习两年市场，然后出来自己做。唐骏没有做市场的背景，他被分到windows NT开发组做程序员。
微软当年开发多语言版本的思路是：先开发英文版，然后再将英文版移植到其他语言版本上去。当时移植一个中文版需要几十个工程师花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刚进微软几个月的唐骏觉得这种办法很愚蠢。在他看来，Windows在开发的时候，就应该基于双字节，这样其他语言的版本软件就可以和英文版同时推出了。微软采纳了唐骏的建议，NT组的700多名程序员要么听唐骏讲《如何写国际版本的操作系统》，要么看唐骏写的《国际版操作系统开发手册》。这之后，唐骏负责Windows日文、韩文和中文版的开发，手下有30多人。Windows3.1中文版比英文版晚了一年半，后来，中文版和英文版几乎可以同时推出，这其中有唐骏很多功劳。
1997年，唐骏从微软总部带了四个经理、500万美元来到上海成立技术支持中心，4年半时间，技术支持中心从最初的27人发展到现在的400多人。1999年7月，上海技术支持中心提升为亚洲技术支持中心；2001年10月，比尔・盖茨参加APEC会议期间，亲自揭牌宣布唐骏领导的这个中心升格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设在上海的这个中心是微软在总部之外，惟一的一个全球技术支持中心。
1998年，微软授予唐骏最高荣誉--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2000年，又授予其杰出管理奖；2001年，唐骏获杰出贡献奖，此外，比尔・盖茨在这一年又一次为唐骏颁发了最高荣誉奖。唐骏是微软全球5万员工中迄今为止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两次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管理者。
面前难题
2002年5月17日，北京。唐骏正式上班第一天，他在管理层发表就职演说。他知道这里不是上海，他知道底下的人对自己将信将疑，短时间内不可能将他们当作嫡系。唐骏首先向管理层表示，他相信他们信任他们，也希望他们给他时间和机会证明他自己。
唐骏的嫡系在上海，北京是交接过来的班子，唐骏清楚自己在其中不能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做错了，就会有很大的反弹和抵触，这种反弹和抵触会形成恶性循环。
都用正版，唐骏的业绩会好到天去，但唐骏清楚，他在任期间不能“过分”地打击盗版。“我很难评价我的前任处理盗版的方式和方法，但我不会加大力度来告诉人们盗版横行。”“过分地强调盗版会导致反感。”“中国人不喜欢被强迫，中国人喜欢将心比心。”唐骏心比心地说，“微软去年赚了158亿美元，合1400亿人民币。对于微软来说，在中国丢掉一个亿，等于放假半天，但对中国软件企业来说，盗版毁了他们前程，将他们扼杀在了发展期。”中国用户也曾将心比心地告诉微软：“Windows和Office太贵，如果便宜点，可以考虑买正版。”对此，唐骏很无奈：“我对价格的调整幅度不大。我敢保证微软在中国的价格决不比美国贵，但我没有权力让微软在中国的价格比美国便宜很多，否则，微软的产品会从中国返销出去，那时赚钱的是走私商，用户也不会得到很多便宜。”
WTO以后，中国出台了几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文件，让唐骏感觉很好，但也有言论称，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过份了。站在唐骏的立场上，他认为：“如果认定一定要与国际接轨，那长痛不如短痛。”
尽管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正在形成，但唐骏依然不敢将希望寄托在这方面。在他看来，打击盗版是政府的事情，他帮不上什么大忙，他要做的不是打击盗版，而是帮助中国将软件产业做大。
微软目前在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中，占3%份额，唐骏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的增大上。“盗版率是在下降，但盗版率的下降不以微软的意志为转移，而如果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增大一倍，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即便不增加，收入也会增加一倍。”所以，唐骏一来到北京，一会儿见用友，一会儿见金蝶。唐骏当然还要见政府官员，唐骏向政府保证，微软要做“好的企业公民”，“不仅做纳税大户，还会帮助中国发展软件产业，办更多的合资公司，捐献更多的网络希望小学，帮助中国培养更多的软件MBA。”唐骏领导的中国微软要融入中国本土，以改变原来竞争者的角色。
《知识经济》：怎样直面中国对微软的民族情绪？
唐骏：有道理的建议，我们加以改进；没有道理的言论，不攻自破。
《知识经济》：有些企业很小，他们以挑战微软抬高自己，怎么办？
唐骏：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模式，有人把挑战微软作为模式，也可以。但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消费者，如果他的功能好过微软，消费者当然会选择他；如果微软依然是首选，他炒作也没有用。用户是最聪明的，我相信用户。
《知识经济》：“微软什么都做了，我们还做什么？”的言论在中国很流行。
唐骏：这种看法可能是历史形成的，中国软件是从DOS中文平台、Windows中文平台、WPS起步的，这些软件最后只能由一家公司做，不是他打死我们，就是我们打死他们。如果中国有10个操作平台，受害的是消费者。
微软只做了一个平台和一个应用软件，微软只占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的3%。软件的巨大市场在应用软件，微软几乎没有涉足这个领域。
《知识经济》：有企业抱怨和微软合作，条件合作太苛刻？
唐骏：以前我不好说，以后会好。我刚和金蝶的徐少春沟通过，我们要建立互信、平等、互助的兄弟伙伴关系。这是我给下面经理所提的要求，也是微软的承诺。
美国麻烦
对面记者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问题已经让唐骏旁边的随从厌烦，但唐骏还是面带微笑地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短短两个月内，唐骏见的记者比他的前任整个任期内接受的采访还要多。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唐骏明白，互联网业已将中国和世界联在了一起，唐骏要保证微软在美国惹的麻烦在中国的负面影响减到最小，要达到这个目的，唐骏必须和中国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
没进微软之前，唐骏也觉得微软霸道，他是从一个程序员的角度得出这个结论的。“用微软的开发工具，在Windows上开发应用程序很容易，使用第三方的开发工具在Windows上开发应用程序很困难。我当时觉得微软一定在里面做了些手脚。”
进了微软，唐骏才发现这个逻辑是颠倒过来的，是因为VB太好用了，才导致了Windows3.0的成功，而不是相反。“没有VB，就没有今天的微软。程序员原来写一个界面很困难，有了VB，一分钟就可以搞定。所以，大家都喜欢用VB开发，所以，Windows上的应用程序迅速地多了起来，应用程序一多，Windows3.0就普及了。”
2002年5月23日，唐骏去用友谈了合作。在唐骏看来，用友就是靠在微软平台上开发软件赚钱的公司。“有人说微软霸道，整天就想着软件升级赚钱，微软不升级，合作伙伴怎么办？XP一推出，INTEL因此卖掉了奔腾4；XP的摄像功能使摄像头公司出现了巨大商机；内存需要的越来越多；显卡速度要越来越快。微软将整个产业带动了起来，而微软只赚到了其中的2%到3%。”“为了行业的共同繁荣，微软花了很多时间和周边公司打交道，周边公司就希望微软出尽快好东西，越多越好。”“在中国，也有几千家公司在销售微软的产品，也就是说，有几千家公司靠微软活得更好。”
微软是产业的老大，做老大最难，周围的小弟都希望老大做事认真、公正，不犯一点错误。”老大要照顾所有的小弟，如果有一个小弟没有照顾到，这个小弟就会有意见。”微软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合作伙伴和每个消费者的利益，微软的策略是照顾90%，而“这个世界上只要有1％不满意的声音，加起来的呼声就会铺天盖地，所以，大家可以经常听到反微软的声音。”微软总部的事情，唐骏管不着，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美国的负面影响在中国降到最低。
中国收入
唐骏在做未来3到5年的规划。上任时，美国总部并没让他保证什么，唐骏自己给自己提的要求是，未来3到5年，中国微软增长率超过微软在全球的任何一家公司。
微软在中国业已赚钱，年收入为数亿美元。“这个数字已不算小，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全球第一的增长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微软在中国收入最大的一块是操作系统预装，大的PC厂商预装正版操作系统没问题，要让中关村上的小PC厂商预装正版操作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PC厂商不装正版操作系统，就会比大PC厂商价格便宜，大PC厂商就会告他们。”微软只是公共汽车上的司机，对司机而言，谁先上来都无所谓，但后面排队的一定会站出来反对前面插队的，排队的人也会要求微软这个司机拿喇叭筒子喊一下，大家都要用正版，用正版符合商业规范。” 但“你不可能在街上看见微软的员工去要求小PC厂商预装正版操作系统，现在中国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主要靠政府，投诉也不是我们，是竞争厂家在投诉。”
小PC厂商迫于无奈，找微软预装操作系统，“微软并不直接要求小PC厂商预装多少套操作系统，但预装50套和预装500套的价格当然不同。”所以，当中关村小老板抱怨微软霸道，强迫他们预装多少套操作系统的时候，微软一脸委屈：“没有啊！50套的价格和500套的价格当然不同。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公司都有这样的商业规范，我们是在按市场规范做事情。”
为确保微软的在中国收入，唐骏不打算更改微软上述销售逻辑。口头打盗版的强势可以减弱，实际的正版销量却要增加，这大约就是唐骏和他前任的不同。
《知识经济》：你和你的前任有哪些不同？
唐骏：我已经在微软工作了8年，而他们都是微软的空降兵。他们对微软真的不如我了解。有了这8年的基础，我和微软总部以及亚太区的关系都很好，会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
《知识经济》：离开微软你会干什么？
唐骏：我对自己开公司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已经开过了，知道了开公司的乐趣和苦处。我很少做长远计划，如果一定要说，我倒有一个计划，那就是去一家国企试一下。和吴士宏不一样，她是做几万人集团的副总，我只做一千人左右不成功的国企。
《知识经济》：为什么会选择国企？
唐骏：我在微软做到这个位置，再到另外一家外企已经没有意义了。微软是最好的，我到外企做，不如留在微软，微软将是我服务的最后一家外企，时间长短我不知道。今后，我又绝对不做自己的企业，这2条路都断了，还能做什么？要么，到大学当老师，要么，只能去国企了。大的好的国企也不会让我做，所以，我只能做一家小的不成功的国企，成功了会有成就感，不成功也会另有一番感受。
采访手记
1998年2月10日，我在中关村开源写字楼采访了微软中国公司第一任总裁杜家滨。杜家滨1994年3月从惠普跳槽微软接替1992年建立微软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田本和。
在1998年2月，杜家滨对他在微软的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那天，他大谈自己要在微软内部创业。“内部创业和我自己创业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创业，钱不够，要跟银行贷款融资；在微软，当我想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也要去和微软商量，同样要向微软融资 ，同样要劝说它愿意投这个钱。如果我们这个风险投资计划被通过，要搞合资公司，搞技术合作和技术转移，就好像我在开一家公司。”杜家滨没能在微软开成自己的公司，8个月后，1998年10月，他离开微软加入思科公司。导致杜家滨离职的原因是微软要他和中国区总经理吴士宏联合执政。据报道，在杜家滨主持的最后一次大会上，坐在第一排的员工发现，老于江湖的杜家滨竟然落下了眼泪。
1999年中，在思科再次采访杜家滨，杜家滨对吴士宏依然不能释怀，当时正值亚都和维纳斯计划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杜家滨称吴士宏搞坏了周边关系。
在1998年采访完杜家滨之后，我采访过吴士宏，那是一个进行了一半的采访，期间，因为同去的同事接了一个手机电话，吴士宏大约觉得我们不尊重她，便随即中断了采访，后来几经联络，这个采访始终没能进行完整。吴士宏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在她决定中断采访之前，她正投入地向我们诉说她多灾多难的护士生涯。
15个月后，吴士宏《逆风飞扬》去了TCL，高群耀接任。高群耀此前在Autodesk工作了5年，起诉过中国几十家盗版用户，极富有打击盗版经验。据称，高群耀走马上任微软中国的时候，他华尔街的一个朋友送他三个“S”，Stupid，Silly，Stubborn(愚笨，愚蠢，固执)。高群耀没有理会。
据唐骏说：“高群耀离职不是因为业绩，也不是因为政府采购未中标。”“可能是因为他太累了，不想那么累了。”
第一次见唐骏在第一届亚洲MVP峰会上，40岁的唐骏和前面二十多岁的技术人员一样，在用英文激情的演说着。他的手势和表情像是经过了训练，充满了张力。
唐骏是个十分要强并且十分机敏的人，他十分想给媒体留下好的印象，媒体的任何问题，他都会正面回答，并力求充分。这样一个唐骏不知道能不能疗好微软的中国伤。
入乡总要随俗，中国文化比较能够认可IBM的内敛与沉稳，却难容忍微软的张扬与外露，在微软个性与张扬的内核上套一层温和沉稳的外套，对内心总是激情不已的唐骏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唐骏有足够的聪明，看他能调整到什么程度？
从唐骏的履历看，除了因为语文不及格不能进复旦外，他几乎没有失败过，所以，也谈不上受过什么伤，微软中国总裁对他将是一个挑战，如果他疗不好微软的伤，他自己也会很受伤。
2002年3月15日，上海。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唐骏像往常一样收邮件，他收到了一封让他意想不到的邮件，是微软（中国）公司总裁高群耀发给他的，高群耀在信中告诉唐骏，他要离开微软。“我将于2002年3月29日辞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经理职务，去追求在业界更富于挑战和对中国发展有更多贡献的职业生涯。”信末所留的电子邮件地址为高群耀私人邮箱，不再以microsoft.com结尾。唐骏立即拨打高群耀手机，高群耀手机关机。唐骏马上给高群耀回了一封电子邮件，唐骏在电子邮件中对高群耀说，自己感到很伤感，很不希望他离开微软，唐骏问高群耀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唐骏劝说高群耀的理由是：“第一、你对公司很好；第二、公司需要你。”唐骏没有收到高群耀的回复。
唐骏对高群耀的离开感觉很突兀，3月初，高群耀去上海，唐骏还和他一起吃早餐。那时正好做完年度中间报告，两个人所谈都是报告中工作的事情，高群耀丝毫也没有流露出去意。
微软中国公司和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是微软设在中国的两大机构，唐骏和高群耀之间有很多合作。高群耀每次到上海，两个人总会在一起吃饭。唐骏感觉高群耀很温和，“为人非常好”，很尊重高群耀；唐骏感觉高群耀也很尊重他，因为“我是微软老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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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不能去北京当总裁。我在上海已经做得挺好，我不想离开上海。而且，我已经答应做微创CEO了，微创是盖茨对上海的承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创同时兼做，我的担子已经足够重了。”电话那头的微软高层不由唐骏分说，不等唐骏说完，就抢过话去。“现在是公司关键时期，你说的那些，公司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你解决，但你现在必须慎重考虑我的提议。明天，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还会谈同样的事。但公司的策略一定不会变，你必须重新考虑一下。”
唐骏收到高群耀电子邮件的第三天，媒体开始报道“高群耀辞职”一事；两天后，微软对外证实高群耀离职；又过三天，唐骏收到微软高层的一封电子邮件，高层在邮件中说：“有非常非常紧急的电话会议要和唐骏开，要唐骏一定将时间预留出来。”
收到这封电子邮件，唐骏就知道下面的事情了。唐骏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做”：“我的人生哲学比较简单，我喜欢开心，我不追求富贵荣华。就算现在没工作了，我也无所谓。我在上海有房子、有车，今后吃饭的钱也有了，这辈子我会过得很开心。所以，我不会因为追求名利、地位、金钱，而失掉快乐。”“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做我想做成功的事情，而且，在做的过程中我要特别地开心。”“我不是冒险主义者，我不冒险，也不需要冒险。”
第二天，微软总部的电话又来了，是更高一级的高层。唐骏这次没敢直接说“不”，他先听对方说。情况紧急，对方也不兜圈子。“公司一定要你来做总裁，你说的那几个顾虑，我们都已经考虑了，你可以兼任微创CEO，你不是舍不得你原来的公司吗？你可以在全球技术支持中心继续挂名。你当了总裁，公司上下一定会支持你。”
总部将话说到这份上，唐骏已经没了推辞的余地。唐骏说：“再让我考虑一下。”实际上已经松口。唐骏接着被叫去美国面谈，在唐骏答应出任总裁1小时后，中国媒体就被告知微软已经任命唐骏为中国公司总裁。
同时兼任三个职位的一把手，但唐骏在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准备只花1%的时间。“这个位子我已经做了4年半，所有的人都是我一个一个招进来的，管理层也是我一个一个从员工培养起来的。在那里，只要唐总认为不能做的事，没人敢做；在那里，唐总说了应该怎样做，他们就会怎样做。我在那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别人的想象。所以，我只准备半年去一次，开半个小时的员工大会，说说哪里做得很好，哪里主要改进。”
唐骏准备在上海微创花5%的时间。“微创，我已经把管理理念、文化、运作模式、经理都找好了，明年销售额的80%到90%我也帮他们拿到了。订单拿到了，管理队伍找到了，员工找到了，下面的就是运作了，所以，我只要花5％的时间关注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唐骏一下子多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的工资却一点没涨。微软每年8月涨一次工资，涨幅的上限原工资乘以一个系数。“这个上限并不是太高，一下子就够得着。在过去8年中，我几乎每年都涨到了上限顶峰，今年再涨到上限也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唐骏坚持做这么多事情，纯粹是他要强的个性使然。
我最好
2002年4月2日，北京。唐骏上任媒体见面会。微软亚太区总裁罗迈克，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及微软大中华区的高层前来助阵。唐骏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相比黯然离去的前任，他命运会怎样？唐骏大声回应：“如果大家都以任期长短来判断我干得好坏，那我一定设法使我的任期超过前面任何一任。既然我已经出任这个职位，我就是最好的。”
唐骏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1980年因为语文不及格只考取了第五志愿北京邮电学院，1985年公派日本留学。在那个读书的年代，大家都觉得到日本留学不叫留洋，1990年唐骏在日本读完电子工程硕士和博士，又去美国读了博士后。
1992年，卡拉OK开始流行，一直研究数字信号处理的唐骏想到了发明卡拉OK评分系统，他花了两天构思，然后，很快在计算机上将这个系统模拟了出来，申请专利后，没钱做成芯片，唐骏找到了三星。三星愿意花8万美元买断了唐骏的专利，唐骏乐坏了，唐骏当时每月的奖学金只有800美元。三星更乐坏了，有了唐骏的评分系统，三星不仅将其卡拉OK市场占有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而且，当它将这个专利授权先锋使用的时候，一次就从先锋收回150万美元授权使用费。多年之后，当唐骏从三星那里知道这个消息时，他感叹自己没有盖茨聪明。“早知道只卖许可证就好了，那样话，仅凭这个发明，我就是富翁了。”
1993年4月，唐骏博士后毕业，用这8万美元开了三家公司：一家做软件、一家做文化经纪、一家做法律事务服务。到1994年，当唐骏已经有几十万美元身价的时候，他突然关闭所有公司，决定去微软做程序员每年领几万美元的年薪。“我发现我的企业做不大，我做事情就喜欢将事情做大。”
唐骏从洛杉矶跑到西雅图对微软说，“只要让我进微软，让我干什么都行。”1994年的唐骏想进微软学习两年市场，然后出来自己做。唐骏没有做市场的背景，他被分到windows NT开发组做程序员。
微软当年开发多语言版本的思路是：先开发英文版，然后再将英文版移植到其他语言版本上去。当时移植一个中文版需要几十个工程师花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刚进微软几个月的唐骏觉得这种办法很愚蠢。在他看来，Windows在开发的时候，就应该基于双字节，这样其他语言的版本软件就可以和英文版同时推出了。微软采纳了唐骏的建议，NT组的700多名程序员要么听唐骏讲《如何写国际版本的操作系统》，要么看唐骏写的《国际版操作系统开发手册》。这之后，唐骏负责Windows日文、韩文和中文版的开发，手下有30多人。Windows3.1中文版比英文版晚了一年半，后来，中文版和英文版几乎可以同时推出，这其中有唐骏很多功劳。
1997年，唐骏从微软总部带了四个经理、500万美元来到上海成立技术支持中心，4年半时间，技术支持中心从最初的27人发展到现在的400多人。1999年7月，上海技术支持中心提升为亚洲技术支持中心；2001年10月，比尔・盖茨参加APEC会议期间，亲自揭牌宣布唐骏领导的这个中心升格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设在上海的这个中心是微软在总部之外，惟一的一个全球技术支持中心。
1998年，微软授予唐骏最高荣誉--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2000年，又授予其杰出管理奖；2001年，唐骏获杰出贡献奖，此外，比尔・盖茨在这一年又一次为唐骏颁发了最高荣誉奖。唐骏是微软全球5万员工中迄今为止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两次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管理者。
面前难题
2002年5月17日，北京。唐骏正式上班第一天，他在管理层发表就职演说。他知道这里不是上海，他知道底下的人对自己将信将疑，短时间内不可能将他们当作嫡系。唐骏首先向管理层表示，他相信他们信任他们，也希望他们给他时间和机会证明他自己。
唐骏的嫡系在上海，北京是交接过来的班子，唐骏清楚自己在其中不能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做错了，就会有很大的反弹和抵触，这种反弹和抵触会形成恶性循环。
都用正版，唐骏的业绩会好到天去，但唐骏清楚，他在任期间不能“过分”地打击盗版。“我很难评价我的前任处理盗版的方式和方法，但我不会加大力度来告诉人们盗版横行。”“过分地强调盗版会导致反感。”“中国人不喜欢被强迫，中国人喜欢将心比心。”唐骏心比心地说，“微软去年赚了158亿美元，合1400亿人民币。对于微软来说，在中国丢掉一个亿，等于放假半天，但对中国软件企业来说，盗版毁了他们前程，将他们扼杀在了发展期。”中国用户也曾将心比心地告诉微软：“Windows和Office太贵，如果便宜点，可以考虑买正版。”对此，唐骏很无奈：“我对价格的调整幅度不大。我敢保证微软在中国的价格决不比美国贵，但我没有权力让微软在中国的价格比美国便宜很多，否则，微软的产品会从中国返销出去，那时赚钱的是走私商，用户也不会得到很多便宜。”
WTO以后，中国出台了几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文件，让唐骏感觉很好，但也有言论称，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过份了。站在唐骏的立场上，他认为：“如果认定一定要与国际接轨，那长痛不如短痛。”
尽管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正在形成，但唐骏依然不敢将希望寄托在这方面。在他看来，打击盗版是政府的事情，他帮不上什么大忙，他要做的不是打击盗版，而是帮助中国将软件产业做大。
微软目前在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中，占3%份额，唐骏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的增大上。“盗版率是在下降，但盗版率的下降不以微软的意志为转移，而如果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增大一倍，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即便不增加，收入也会增加一倍。”所以，唐骏一来到北京，一会儿见用友，一会儿见金蝶。唐骏当然还要见政府官员，唐骏向政府保证，微软要做“好的企业公民”，“不仅做纳税大户，还会帮助中国发展软件产业，办更多的合资公司，捐献更多的网络希望小学，帮助中国培养更多的软件MBA。”唐骏领导的中国微软要融入中国本土，以改变原来竞争者的角色。
《知识经济》：怎样直面中国对微软的民族情绪？
唐骏：有道理的建议，我们加以改进；没有道理的言论，不攻自破。
《知识经济》：有些企业很小，他们以挑战微软抬高自己，怎么办？
唐骏：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模式，有人把挑战微软作为模式，也可以。但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消费者，如果他的功能好过微软，消费者当然会选择他；如果微软依然是首选，他炒作也没有用。用户是最聪明的，我相信用户。
《知识经济》：“微软什么都做了，我们还做什么？”的言论在中国很流行。
唐骏：这种看法可能是历史形成的，中国软件是从DOS中文平台、Windows中文平台、WPS起步的，这些软件最后只能由一家公司做，不是他打死我们，就是我们打死他们。如果中国有10个操作平台，受害的是消费者。
微软只做了一个平台和一个应用软件，微软只占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的3%。软件的巨大市场在应用软件，微软几乎没有涉足这个领域。
《知识经济》：有企业抱怨和微软合作，条件合作太苛刻？
唐骏：以前我不好说，以后会好。我刚和金蝶的徐少春沟通过，我们要建立互信、平等、互助的兄弟伙伴关系。这是我给下面经理所提的要求，也是微软的承诺。
美国麻烦
对面记者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问题已经让唐骏旁边的随从厌烦，但唐骏还是面带微笑地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短短两个月内，唐骏见的记者比他的前任整个任期内接受的采访还要多。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唐骏明白，互联网业已将中国和世界联在了一起，唐骏要保证微软在美国惹的麻烦在中国的负面影响减到最小，要达到这个目的，唐骏必须和中国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
没进微软之前，唐骏也觉得微软霸道，他是从一个程序员的角度得出这个结论的。“用微软的开发工具，在Windows上开发应用程序很容易，使用第三方的开发工具在Windows上开发应用程序很困难。我当时觉得微软一定在里面做了些手脚。”
进了微软，唐骏才发现这个逻辑是颠倒过来的，是因为VB太好用了，才导致了Windows3.0的成功，而不是相反。“没有VB，就没有今天的微软。程序员原来写一个界面很困难，有了VB，一分钟就可以搞定。所以，大家都喜欢用VB开发，所以，Windows上的应用程序迅速地多了起来，应用程序一多，Windows3.0就普及了。”
2002年5月23日，唐骏去用友谈了合作。在唐骏看来，用友就是靠在微软平台上开发软件赚钱的公司。“有人说微软霸道，整天就想着软件升级赚钱，微软不升级，合作伙伴怎么办？XP一推出，INTEL因此卖掉了奔腾4；XP的摄像功能使摄像头公司出现了巨大商机；内存需要的越来越多；显卡速度要越来越快。微软将整个产业带动了起来，而微软只赚到了其中的2%到3%。”“为了行业的共同繁荣，微软花了很多时间和周边公司打交道，周边公司就希望微软出尽快好东西，越多越好。”“在中国，也有几千家公司在销售微软的产品，也就是说，有几千家公司靠微软活得更好。”
微软是产业的老大，做老大最难，周围的小弟都希望老大做事认真、公正，不犯一点错误。”老大要照顾所有的小弟，如果有一个小弟没有照顾到，这个小弟就会有意见。”微软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合作伙伴和每个消费者的利益，微软的策略是照顾90%，而“这个世界上只要有1％不满意的声音，加起来的呼声就会铺天盖地，所以，大家可以经常听到反微软的声音。”微软总部的事情，唐骏管不着，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美国的负面影响在中国降到最低。
中国收入
唐骏在做未来3到5年的规划。上任时，美国总部并没让他保证什么，唐骏自己给自己提的要求是，未来3到5年，中国微软增长率超过微软在全球的任何一家公司。
微软在中国业已赚钱，年收入为数亿美元。“这个数字已不算小，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全球第一的增长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微软在中国收入最大的一块是操作系统预装，大的PC厂商预装正版操作系统没问题，要让中关村上的小PC厂商预装正版操作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PC厂商不装正版操作系统，就会比大PC厂商价格便宜，大PC厂商就会告他们。”微软只是公共汽车上的司机，对司机而言，谁先上来都无所谓，但后面排队的一定会站出来反对前面插队的，排队的人也会要求微软这个司机拿喇叭筒子喊一下，大家都要用正版，用正版符合商业规范。” 但“你不可能在街上看见微软的员工去要求小PC厂商预装正版操作系统，现在中国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主要靠政府，投诉也不是我们，是竞争厂家在投诉。”
小PC厂商迫于无奈，找微软预装操作系统，“微软并不直接要求小PC厂商预装多少套操作系统，但预装50套和预装500套的价格当然不同。”所以，当中关村小老板抱怨微软霸道，强迫他们预装多少套操作系统的时候，微软一脸委屈：“没有啊！50套的价格和500套的价格当然不同。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公司都有这样的商业规范，我们是在按市场规范做事情。”
为确保微软的在中国收入，唐骏不打算更改微软上述销售逻辑。口头打盗版的强势可以减弱，实际的正版销量却要增加，这大约就是唐骏和他前任的不同。
《知识经济》：你和你的前任有哪些不同？
唐骏：我已经在微软工作了8年，而他们都是微软的空降兵。他们对微软真的不如我了解。有了这8年的基础，我和微软总部以及亚太区的关系都很好，会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
《知识经济》：离开微软你会干什么？
唐骏：我对自己开公司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已经开过了，知道了开公司的乐趣和苦处。我很少做长远计划，如果一定要说，我倒有一个计划，那就是去一家国企试一下。和吴士宏不一样，她是做几万人集团的副总，我只做一千人左右不成功的国企。
《知识经济》：为什么会选择国企？
唐骏：我在微软做到这个位置，再到另外一家外企已经没有意义了。微软是最好的，我到外企做，不如留在微软，微软将是我服务的最后一家外企，时间长短我不知道。今后，我又绝对不做自己的企业，这2条路都断了，还能做什么？要么，到大学当老师，要么，只能去国企了。大的好的国企也不会让我做，所以，我只能做一家小的不成功的国企，成功了会有成就感，不成功也会另有一番感受。
采访手记
1998年2月10日，我在中关村开源写字楼采访了微软中国公司第一任总裁杜家滨。杜家滨1994年3月从惠普跳槽微软接替1992年建立微软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田本和。
在1998年2月，杜家滨对他在微软的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那天，他大谈自己要在微软内部创业。“内部创业和我自己创业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创业，钱不够，要跟银行贷款融资；在微软，当我想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也要去和微软商量，同样要向微软融资 ，同样要劝说它愿意投这个钱。如果我们这个风险投资计划被通过，要搞合资公司，搞技术合作和技术转移，就好像我在开一家公司。”杜家滨没能在微软开成自己的公司，8个月后，1998年10月，他离开微软加入思科公司。导致杜家滨离职的原因是微软要他和中国区总经理吴士宏联合执政。据报道，在杜家滨主持的最后一次大会上，坐在第一排的员工发现，老于江湖的杜家滨竟然落下了眼泪。
1999年中，在思科再次采访杜家滨，杜家滨对吴士宏依然不能释怀，当时正值亚都和维纳斯计划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杜家滨称吴士宏搞坏了周边关系。
在1998年采访完杜家滨之后，我采访过吴士宏，那是一个进行了一半的采访，期间，因为同去的同事接了一个手机电话，吴士宏大约觉得我们不尊重她，便随即中断了采访，后来几经联络，这个采访始终没能进行完整。吴士宏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在她决定中断采访之前，她正投入地向我们诉说她多灾多难的护士生涯。
15个月后，吴士宏《逆风飞扬》去了TCL，高群耀接任。高群耀此前在Autodesk工作了5年，起诉过中国几十家盗版用户，极富有打击盗版经验。据称，高群耀走马上任微软中国的时候，他华尔街的一个朋友送他三个“S”，Stupid，Silly，Stubborn(愚笨，愚蠢，固执)。高群耀没有理会。
据唐骏说：“高群耀离职不是因为业绩，也不是因为政府采购未中标。”“可能是因为他太累了，不想那么累了。”
第一次见唐骏在第一届亚洲MVP峰会上，40岁的唐骏和前面二十多岁的技术人员一样，在用英文激情的演说着。他的手势和表情像是经过了训练，充满了张力。
唐骏是个十分要强并且十分机敏的人，他十分想给媒体留下好的印象，媒体的任何问题，他都会正面回答，并力求充分。这样一个唐骏不知道能不能疗好微软的中国伤。
入乡总要随俗，中国文化比较能够认可IBM的内敛与沉稳，却难容忍微软的张扬与外露，在微软个性与张扬的内核上套一层温和沉稳的外套，对内心总是激情不已的唐骏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唐骏有足够的聪明，看他能调整到什么程度？
从唐骏的履历看，除了因为语文不及格不能进复旦外，他几乎没有失败过，所以，也谈不上受过什么伤，微软中国总裁对他将是一个挑战，如果他疗不好微软的伤，他自己也会很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