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元朝，中国知识分子便进入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
元朝的立国之本是暴力，基本国策是搞民族分化。蒙古统治者把中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军政大权不能旁落他族手；第二等是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第三等为汉人，当时它是指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由于战乱，无数宋朝的遗老遗少纷纷南迁，现在看来，南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族。
蒙古人为什么要歧视汉人，因为汉人是被征服者，是亡国奴。那为什么把汉人打入地狱最底层，无非是因为他们文明程度最高，抵抗得最顽强。这完全是一个逻辑的颠倒社会金字塔，但在绝对暴力的干预下，什么样的天方夜谭不能实现呢？不压服汉人，“茹毛饮血”的蒙古人在权力的宝座上不可能坐得安稳，就凭他们的“胡服骑射”，打天下还可以，治天下可差得远了，一个居无定所游牧民族，怎能在意识形态上敌得过一个历史比他们悠久、文明程度比他们高、人口比他们多得多的文明古国呢？
所以，蒙古人这一记“杀威棒”非得打出来，而且一旦打出来，就必须得有第二次、第三次……
歧视到什么的程度呢？据史料记载，在元朝的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哪是征税啊，分明是强取豪夺。元朝法律还明文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哪打死人了怎么办？没什么事，也就是去当兵戍边，那时的边衅已平，过几年，服役期一满便可“把家还”；可汉人打死人除了要被判死刑外，还要付50两“烧埋银”。至于蒙古人能做而汉人禁止做的事就太多了，如汉人不得持有兵器，不得养马，不得夜间点灯等等，不胜枚举。至元三年(1337)，棒胡、朱光卿起义爆发后，权臣伯颜正式上疏要求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亏得皇上当时的脑瓜儿还算清醒，没有准奏――杀这么多人，那要动用多少军队，砍缺多少把刀啊！再说了，少了这么多人，该交咱们的税粮不就少了吗？――相信我们的蒙古皇帝在这里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仅仅是因为这一方案实施起来不太现实，否则像伯颜这样丧心病狂的大臣早该被治罪了，决不会让他重权在握。元朝的汉人作为一个整体，连最起码的生存权也无法保障，其社会地位之低可想而知。而曾经代表过这一族群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享受了几千年的政治霸权和话语霸权之后，突然间一落千丈――儒生，遭遇到千年不遇的厄运。在南方的汉族社群里，人们的观念也正在飞速地转变，以跟上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老百姓的想法简单又实际，既然现在的社会秩序完全颠倒黑白，那么以前的社会等级就得颠倒过来；既然现在我们成了劣等民族，那么最能体现我们文明特征的自然是万恶之源。要想摆脱这一切，最好的办法便是在它被打倒之后，再踏上一只脚。
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一张流行于元朝的社会阶层排行榜上，儒，仅排在乞丐之前，居第九位(这大概就是“臭老九”一词的最早维形吧)！野蛮强悍的蒙古兵所过之处，留下的往往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当蒙古骑兵遇上酸腐秀才，悲喜剧就发生了――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汉人所尊崇的这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满口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到底能派做什么用场？于是，每当一座城池被他们攻下以后，带走的是金银财宝和工匠艺人，儒生？什么东西！一把大火让他们连同城市文明一块儿灰飞烟灭去吧。
汉族知识分子想做官，比登天还难。战乱时急需人材，招了几个汉人入朝，但他们均遭排挤，全都结局凄凉。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备受倾轧，不得不忍气吞声，就与他的“南人”身份有关。而作为选拔人材的科举考试，入元后马上便被废止。想一想也有道理，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四书五经怎么考得过汉人呢？如果不考这些，那又考什么来选文官呢？
元朝的统治者一时没了主意。
蒙古人的脑子一时短路，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一过程中，不知有多少汉族知识分子从黑头盼到白头――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宋江情结”永远解不开，就是沦落到“落草为寇”的地步了，还盼着朝廷“招安”，盼着回归主流，哪怕是一个异族的篡权者――毕竟现在是人家代表着正统与主流啊！在这望穿秋水的等待中，有人自暴自弃了，也有人仍旧如怨妇般地执着，日夜苦读，等着朝廷回心转意的一天。
就在天下的读书人都快彻底绝望的时候，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宣布恢复科举――一时间，全国的汉人欢欣鼓舞，但接下来的附加条件又立马止住了大伙的笑声――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无论成绩再好，再有学问，不得登前三名。一盆冰水兜头泼来，给“久旱逢甘露”的喜悦蒙上了一层耻辱的阴影。
在如此酷烈的生存环境下，汉族知识分子怎会有博取功名的信心和动力，可不研读四书五经，无一计之长的儒生又能干什么呢？很快，许多知识分子成了靠家人养活的废人，有的则成为工匠、商贾、吏胥，甚至沦为奴仆、乞丐、戏子。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堕落，仅在五百年以后的“文革”中可以见到，“四人帮”用行政命令式的手段强迫知识分子“既要学工，也要学农”，全都下工厂、下农村，不去不开饭，下去了才开饭。这一招儿显然很奏效――反正横竖都是耻辱，干什么不是为一口饭呢？
蒙古人不通汉语，不可能对汉人书面上的诗词歌赋产生什么兴趣，但通俗的歌舞伎乐就不一样了，就像现在的卡拉OK、迪士科、谁都能懂。蒙古“暴发户”们崇尚功利――有用的就留下吧！于是歌舞和杂剧的地位提高了，教坊乐部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既然“领导”重视，就一定会有知识分子来拍马屁。元朝很快便涌现出了一大批靠写杂剧、散曲为生的文人，其中著名的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和白朴。
关汉卿不仅写剧本，有时还自己亲自出演。我们知道，在元以前，戏子一直是最受歧视的一族，不仅士大夫嗤之以鼻，当时社会上也有类似于“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说法，把他们与青楼女妓女相提并论，可见戏子的地位之低。但也就过了这么几十年，突然间居然有高贵的士大夫热衷于此道，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至于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神速地完成这一角色转变的，恐怕只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老话来诠解了。
知识分子一旦摆正了心态，接下来要干的事就是立言了，也就要为自己生活方式找一个借口。关汉卿以一代精神领袖的口吻向世人宣告：“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为自己立下了座右铭，也为整个元朝的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盖棺定论。关汉卿不仅这么说还身体力行：他整日流连于市井、青楼，什么好玩玩什么，是一个出了名的“风流浪子”。关汉卿的艺术才华不可否认，无疑是所有杂剧家中写得最好的，但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位文化精英中的精英，他的坠落，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自暴自弃。
元杂剧市井味十足，是典型的“媚俗文学“，散曲更是如此。如果说杂剧主要是借市民娱乐、消遣的话，那篇幅短小的散曲完全就是杂剧家们的个人抒怀了。这里，为“新时代”和“新生活”辨解是主旨，迎合了干部(蒙古族)和群众(汉族小市民)的心理需求――干部从中看到了“繁荣稳定”，群众则寻求到了某种心理平衡。
不同于宋词的高雅含蓄，散曲大多粗鄙浅陋，而且矛头直指儒学原教旨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第一次遭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颠覆。
白朴在《双调乔木查・对景》中感叹“盖世功名总是空”，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了儒家知识分子经世济人的思想，自轻自贱。马致远则无情地讥笑屈原，“屈原清死由他恁”(《拔不断无题》)；然后就有人来附和，挖苦屈原“何须自苦风波际”(陈草庵《山坡羊・无题》)。元朝知识分子对于英雄豪杰的揶渝与嘲弄几乎是一致的，尤其是对待那些爱国、忠君的英雄。自诩为浪子领袖的关汉卿自然不会落伍，他干脆连历代重气节，讲原则的“高士”都一一予以否定：
“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双调乔牌儿・无题》)
伯夷、叔齐都有亡国之痛，而他却没有；拿陶潜和范蠡做盾牌实在牵强，人家的情况跟你关汉卿不同。
民间的知识分子如此，侥幸在异族朝廷做官的汉族士大夫也好不到哪儿去。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的张养浩、写了一组《山坡羊》曲，其中有《潼关怀古》里写道：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打着爱民的幌子，也是一副玩世不恭的嘴脸。
总的说来，无论是杂剧还是散曲，大量的内容都是描写男欢女爱、因果报应的，这种题材官方不会干涉，老百姓也喜欢，文人们便有了生路。杂剧和散曲的内容不仅大量涉及青楼妓女和个人隐私，形式上也竭力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不雅甚至骂人的粗言秽语频频出现。与此相反的是，高雅和崇高遭到了以知识分子为首的全体国民的一致回避与抵制，人们唯恐自己不粗俗，不堕落、不浅薄，大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味道。元朝的社会更像是一场“破罐子破摔”的全民大比拼，其中的知识分子做了领头羊，儒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谁还能指望他们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责任感呢？更不用说做为民请愿、杀身成仁的事了。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看，元代的文学是逃避式的“媚俗文学”，是汉文化在严酷的政治重压下诞生的一个“畸形儿”。当然，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当局者迷”，你能说那些炮制“精神鸦片”的“烂文人”全都满不在乎？那他们就不会花这么多精力来扮狂、扮酷、扮轻松、扮洒脱了，真正的悲凉是在“小丑”的面具后面，正如关汉卿在《双调乔牌儿・无题》中写道：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
无意中道出了一个及时行乐者的侥幸心理，和一个自欺欺人者的内心恐惧。
元朝的立国之本是暴力，基本国策是搞民族分化。蒙古统治者把中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军政大权不能旁落他族手；第二等是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第三等为汉人，当时它是指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由于战乱，无数宋朝的遗老遗少纷纷南迁，现在看来，南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族。
蒙古人为什么要歧视汉人，因为汉人是被征服者，是亡国奴。那为什么把汉人打入地狱最底层，无非是因为他们文明程度最高，抵抗得最顽强。这完全是一个逻辑的颠倒社会金字塔，但在绝对暴力的干预下，什么样的天方夜谭不能实现呢？不压服汉人，“茹毛饮血”的蒙古人在权力的宝座上不可能坐得安稳，就凭他们的“胡服骑射”，打天下还可以，治天下可差得远了，一个居无定所游牧民族，怎能在意识形态上敌得过一个历史比他们悠久、文明程度比他们高、人口比他们多得多的文明古国呢？
所以，蒙古人这一记“杀威棒”非得打出来，而且一旦打出来，就必须得有第二次、第三次……
歧视到什么的程度呢？据史料记载，在元朝的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哪是征税啊，分明是强取豪夺。元朝法律还明文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哪打死人了怎么办？没什么事，也就是去当兵戍边，那时的边衅已平，过几年，服役期一满便可“把家还”；可汉人打死人除了要被判死刑外，还要付50两“烧埋银”。至于蒙古人能做而汉人禁止做的事就太多了，如汉人不得持有兵器，不得养马，不得夜间点灯等等，不胜枚举。至元三年(1337)，棒胡、朱光卿起义爆发后，权臣伯颜正式上疏要求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亏得皇上当时的脑瓜儿还算清醒，没有准奏――杀这么多人，那要动用多少军队，砍缺多少把刀啊！再说了，少了这么多人，该交咱们的税粮不就少了吗？――相信我们的蒙古皇帝在这里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仅仅是因为这一方案实施起来不太现实，否则像伯颜这样丧心病狂的大臣早该被治罪了，决不会让他重权在握。元朝的汉人作为一个整体，连最起码的生存权也无法保障，其社会地位之低可想而知。而曾经代表过这一族群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享受了几千年的政治霸权和话语霸权之后，突然间一落千丈――儒生，遭遇到千年不遇的厄运。在南方的汉族社群里，人们的观念也正在飞速地转变，以跟上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老百姓的想法简单又实际，既然现在的社会秩序完全颠倒黑白，那么以前的社会等级就得颠倒过来；既然现在我们成了劣等民族，那么最能体现我们文明特征的自然是万恶之源。要想摆脱这一切，最好的办法便是在它被打倒之后，再踏上一只脚。
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一张流行于元朝的社会阶层排行榜上，儒，仅排在乞丐之前，居第九位(这大概就是“臭老九”一词的最早维形吧)！野蛮强悍的蒙古兵所过之处，留下的往往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当蒙古骑兵遇上酸腐秀才，悲喜剧就发生了――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汉人所尊崇的这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满口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到底能派做什么用场？于是，每当一座城池被他们攻下以后，带走的是金银财宝和工匠艺人，儒生？什么东西！一把大火让他们连同城市文明一块儿灰飞烟灭去吧。
汉族知识分子想做官，比登天还难。战乱时急需人材，招了几个汉人入朝，但他们均遭排挤，全都结局凄凉。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备受倾轧，不得不忍气吞声，就与他的“南人”身份有关。而作为选拔人材的科举考试，入元后马上便被废止。想一想也有道理，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四书五经怎么考得过汉人呢？如果不考这些，那又考什么来选文官呢？
元朝的统治者一时没了主意。
蒙古人的脑子一时短路，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一过程中，不知有多少汉族知识分子从黑头盼到白头――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宋江情结”永远解不开，就是沦落到“落草为寇”的地步了，还盼着朝廷“招安”，盼着回归主流，哪怕是一个异族的篡权者――毕竟现在是人家代表着正统与主流啊！在这望穿秋水的等待中，有人自暴自弃了，也有人仍旧如怨妇般地执着，日夜苦读，等着朝廷回心转意的一天。
就在天下的读书人都快彻底绝望的时候，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宣布恢复科举――一时间，全国的汉人欢欣鼓舞，但接下来的附加条件又立马止住了大伙的笑声――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无论成绩再好，再有学问，不得登前三名。一盆冰水兜头泼来，给“久旱逢甘露”的喜悦蒙上了一层耻辱的阴影。
在如此酷烈的生存环境下，汉族知识分子怎会有博取功名的信心和动力，可不研读四书五经，无一计之长的儒生又能干什么呢？很快，许多知识分子成了靠家人养活的废人，有的则成为工匠、商贾、吏胥，甚至沦为奴仆、乞丐、戏子。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堕落，仅在五百年以后的“文革”中可以见到，“四人帮”用行政命令式的手段强迫知识分子“既要学工，也要学农”，全都下工厂、下农村，不去不开饭，下去了才开饭。这一招儿显然很奏效――反正横竖都是耻辱，干什么不是为一口饭呢？
蒙古人不通汉语，不可能对汉人书面上的诗词歌赋产生什么兴趣，但通俗的歌舞伎乐就不一样了，就像现在的卡拉OK、迪士科、谁都能懂。蒙古“暴发户”们崇尚功利――有用的就留下吧！于是歌舞和杂剧的地位提高了，教坊乐部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既然“领导”重视，就一定会有知识分子来拍马屁。元朝很快便涌现出了一大批靠写杂剧、散曲为生的文人，其中著名的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和白朴。
关汉卿不仅写剧本，有时还自己亲自出演。我们知道，在元以前，戏子一直是最受歧视的一族，不仅士大夫嗤之以鼻，当时社会上也有类似于“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说法，把他们与青楼女妓女相提并论，可见戏子的地位之低。但也就过了这么几十年，突然间居然有高贵的士大夫热衷于此道，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至于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神速地完成这一角色转变的，恐怕只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老话来诠解了。
知识分子一旦摆正了心态，接下来要干的事就是立言了，也就要为自己生活方式找一个借口。关汉卿以一代精神领袖的口吻向世人宣告：“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为自己立下了座右铭，也为整个元朝的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盖棺定论。关汉卿不仅这么说还身体力行：他整日流连于市井、青楼，什么好玩玩什么，是一个出了名的“风流浪子”。关汉卿的艺术才华不可否认，无疑是所有杂剧家中写得最好的，但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位文化精英中的精英，他的坠落，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自暴自弃。
元杂剧市井味十足，是典型的“媚俗文学“，散曲更是如此。如果说杂剧主要是借市民娱乐、消遣的话，那篇幅短小的散曲完全就是杂剧家们的个人抒怀了。这里，为“新时代”和“新生活”辨解是主旨，迎合了干部(蒙古族)和群众(汉族小市民)的心理需求――干部从中看到了“繁荣稳定”，群众则寻求到了某种心理平衡。
不同于宋词的高雅含蓄，散曲大多粗鄙浅陋，而且矛头直指儒学原教旨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第一次遭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颠覆。
白朴在《双调乔木查・对景》中感叹“盖世功名总是空”，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了儒家知识分子经世济人的思想，自轻自贱。马致远则无情地讥笑屈原，“屈原清死由他恁”(《拔不断无题》)；然后就有人来附和，挖苦屈原“何须自苦风波际”(陈草庵《山坡羊・无题》)。元朝知识分子对于英雄豪杰的揶渝与嘲弄几乎是一致的，尤其是对待那些爱国、忠君的英雄。自诩为浪子领袖的关汉卿自然不会落伍，他干脆连历代重气节，讲原则的“高士”都一一予以否定：
“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双调乔牌儿・无题》)
伯夷、叔齐都有亡国之痛，而他却没有；拿陶潜和范蠡做盾牌实在牵强，人家的情况跟你关汉卿不同。
民间的知识分子如此，侥幸在异族朝廷做官的汉族士大夫也好不到哪儿去。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的张养浩、写了一组《山坡羊》曲，其中有《潼关怀古》里写道：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打着爱民的幌子，也是一副玩世不恭的嘴脸。
总的说来，无论是杂剧还是散曲，大量的内容都是描写男欢女爱、因果报应的，这种题材官方不会干涉，老百姓也喜欢，文人们便有了生路。杂剧和散曲的内容不仅大量涉及青楼妓女和个人隐私，形式上也竭力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不雅甚至骂人的粗言秽语频频出现。与此相反的是，高雅和崇高遭到了以知识分子为首的全体国民的一致回避与抵制，人们唯恐自己不粗俗，不堕落、不浅薄，大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味道。元朝的社会更像是一场“破罐子破摔”的全民大比拼，其中的知识分子做了领头羊，儒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谁还能指望他们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责任感呢？更不用说做为民请愿、杀身成仁的事了。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看，元代的文学是逃避式的“媚俗文学”，是汉文化在严酷的政治重压下诞生的一个“畸形儿”。当然，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当局者迷”，你能说那些炮制“精神鸦片”的“烂文人”全都满不在乎？那他们就不会花这么多精力来扮狂、扮酷、扮轻松、扮洒脱了，真正的悲凉是在“小丑”的面具后面，正如关汉卿在《双调乔牌儿・无题》中写道：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
无意中道出了一个及时行乐者的侥幸心理，和一个自欺欺人者的内心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