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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2月6日消息 最近在国际舞台上，中美两国打了几个漂亮的配合，引人注目的有第二次朝核六方会谈计划和针对台湾公投的立场。这些漂亮的合作能够表明中美关系中的某些规律吗？为此，凤凰卫视特邀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在《时事开讲》节目中提出，跳出某些偶然现象，为大家解读中美战略关系的实质问题。
两大突破、一个关键
最近这一星期无论是在朝核问题还是在台湾问题都有很多进展，首先在台湾问题上，陈水扁发出了一个所谓的和平建议。另外包括美国的民主党的候选人，有可能成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的克里，甚至提出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可以用一国两制的原则。在朝核问题上，朝鲜正式宣布愿意参加本月25号的六方会谈。这两个事情都是前一阵大家比较关心的，而且谈判、磋商了很长时间，突然在这一个星期获得突破。
邱震海先生认为这两个实际上巧合的事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中美关系。中国有效利用了美国因素来达成了这两件事情，把所谓两个硬骨头都啃下来了。虽然朝核问题和台湾问题是分别孤立的事件，但这两个孤立的事件忽然在一个星期之内发生了突破性的进展，是跟中国有效利用美国因素有关的。
跳出两个孤立事件的本身，邱震海先生用比较形象的话来形容中美关系：两大突破、一个关键。
两大突破一个是朝核问题、一个台湾问题；一个关键，就是美国因素。有效的利用了美国因素，或者称中美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有效的进行互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外交成果。
之所以称为突破，一方面是有效的利用美国因素，另一方面是中国领导人对自己原有的思维突破。朝核问题从2002年10月份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了。北京一开始对朝核问题是处于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就是这是国际事务，是朝鲜内部事务，或者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双边事务，与我无关。后来慢慢的反超然为主动的介入，这是北京领导人外交思维上的突破。
在台湾问题上，北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一贯主张，都是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虽然也承认有美国因素在里面，但是一般是不允许国际因素介入的。而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北京非常巧妙、有意识的利用国际因素，首先自然是美国因素；其次，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法国去访问，也有效的利用了法国或者欧洲因素。
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美国因素在里面，北京利用的非常巧妙，至少在目前为止是相当大的成功。
中美关系到底如何？
但是中美关系发展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到最佳时期了？中美还怎么发展？邱震海先生特别提到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过，现在的中美关系是中美建交32年来最好的时期。并指出对这句话的理解，要看放在哪一个层面上来看。
邱震海先生在谈话中把中美关系分为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表层，就是日常政治层面上发生的很多带有一定偶然因素的事情，比如说忽然两个军机相撞了，或者忽然产生某一个冲突了；然后是中层，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事实上与几年前相比，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一定利益互补关系，就是利益共同体建立起来了；第三就是深层，在深层层面上，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战略冲突。
邱震海先生认为鲍威尔讲过的那一句话，说中美关系是两国建交32年以来最好的。要看把中美关系放在三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事实上每天发生的事情，这本身说明不了什么事情，带有很强的偶然性。
第二个层面，如果把1999年中国前任总理朱骁基访问美国的时候，和两个月前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时候的中美关系相比，可以看到五年前的中美关系，还没有建立一种利益同盟的关系。当时是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多，而美国无论是在人权，还是在WTO问题上都对中国卡的比较多。现在无论在台湾、在朝核、伊拉克等等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上，中美关系都建立起了一种双方互有所求的关系，这个就可以称为中美的共同利益体，是一大进步。如果从这个利益上来说，我们可以承认鲍威尔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美关系确实是三十二年来最好的关系。
但是关键是这种利益共同体是不是那么稳固？是不是那么坚实？邱震海先生的观点是还不一定。他指出这里面带有很多的偶然因素。
以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来看，中国一定程度上在朝核问题上支持美国，换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有一定的悬念，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中国对美国的需求是长期的，朝核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外交问题，早晚是要解决的。现在，美国拿来跟中国交换了台湾问题，但台湾问题不会随着朝核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他像是长期横亘在中美之间的一道鸿沟。所以可以说中国对美国的需求是长期的，而美国目前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是短期的。
邱震海先生用一句话概括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即使美国支持中国的台湾问题，美国也是大脑向着大陆，他的心可能是向着台湾。
美国在理智上是向着大陆，但是情感上还是向着台湾。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意识形态都是感情；理智包括他的外交和一系列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利益。所以在看美国对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支持，应该还是要分几个不同的层面上来看，要分成短期和长期，战略和战术。也就是说，看美国对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诉求，是短期的诉求还是长期的诉求，他的需求是战术层面上暂时的需求，还是战略上的一种真正的需求。只有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才可以把中美关系一些短期和长期的本质看的比较清楚。
邱震海先生提醒由于中国有效利用了美国因素，台湾问题上，至少在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陈水扁是软化了。大陆的一些专家、学者，可能一定程度上留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乃至有一定程度上的狂热。
如果把中美关系放在一种表层、中层来看，的确已经达到了一种相当程度的互动，和互为所求的关系。但是换到一种深层来看，因为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美国如果不放弃他的全球至少是地区霸权主义的话，他早晚是要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潜在的战略进攻对手。这不是某一个领导人上台，或者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能够改换的契机，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上的一种竞争态势，也不是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而改变的。只要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关系，这种长期的竞争态势还是存在的。
所以，邱震海先生提醒一方面在看到中国外交的两大突破，乃至为中美关系达到建交32年来达到最好的状态，而欢呼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中美关系在长期可能形成一种乃至激化的战略竞争态势。
三件大事检验中美关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外交政策一个主要的导向，就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问题，这其中不仅仅是合作，也准备将来要发生一些对立和冲突。
邱震海还谈到三件大事和美国因素联在一起。三件大事里面两个，就是前面已经讲到，前一个是朝核问题，那是摆在中国大门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有可能在东北亚引发一场战争；另外就是台湾问题，随着320的选举或公投，这个早晚有所表决的。
另外就是香港问题。虽然香港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是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一个窗口，一国两制是中国对外示范的一个窗口，在广义上来说这也可以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 这三大问题其实是中国目前，至少在今年上半年面临很大的三个问题。
邱震海先生认为这三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有美国因素，或者说西方因素在里面。前两个我们可以看到，朝核问题、台湾问题非常明显，有美国因素在里面。而香港问题就比较微妙了。
香港问题的美国因素，源于美国始终是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或者在东亚地区实现他的战略利益。他的战略利益里，第一步就是接触中国的台湾或者香港。香港民主化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北京来说确实是有一种担忧，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一种担忧，担心西方国家插手中国的内政，插手香港当地的事务。但是无论是香港的民主派也好，西方势力也好，他打的旗帜是民主的旗帜，而这个民主如果在目前的世界整个一个趋势当中似乎又是一种为大家所公认的一种世界的潮流，这就似乎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潮流。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敏感的灰色区域在里面，怎么样跟目前的一种所谓的历史潮流合拍，还是反对这种潮流。邱震海先生指出这是北京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而恰恰这里面主要的一种催生者又是美国。
解读中美关系的实质
这么多的问题，关于表层、中层和深层，以及关于台湾、朝核问题，特别是香港问题的敏感性。在所有的前提都具备之后，我们应该采取怎样一个立场来处理中长期的中美关系呢？在处理中美关系当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美关系是凌驾于中国和其他一切国家之上的关系，所以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究竟怎么样处理跟美国的关系，邱震海先生提出的思路是从战略上出发，对目前的状况无非有两种解读，根据不同的解读会产生出不同的战略。一种是在具体的外交事务上需要美国，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抗衡美国，还是反对美国，这个观念是能不能长久？邱震海认为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如果长久，以这种解读或者战略的话，可能长期就会使外交处于劣势。
第二种思维，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依次加深外交上的联美。但邱震海先生也指出意识形态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并不是说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迎合美国。记得中国以前有一句话叫“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是西方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帜，我们可以承认他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开的意识形态下接过民主的旗帜，然后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主导着民主的进程，肯定是一种更为策略、更为理性、也更为有效的方式。
把有利因素为我所用
邱震海先生指出北京领导人事实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些思路，正视客观事实的存在。同时，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有效的利用这个现实，有效利用一些因素来为我所用。所以在民主这个问题上，尤其涉及到香港民主问题上，既然背后有美国，乃至西方大的背景在里面，我想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战略思维上做一些考虑。
事实上，胡锦涛主席在巴黎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的综合体。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找出如何在民主的大旗号下，跟西方国家互动的一种战略思维。与其消极不如积极，与其被动不如主动。
两大突破、一个关键
最近这一星期无论是在朝核问题还是在台湾问题都有很多进展，首先在台湾问题上，陈水扁发出了一个所谓的和平建议。另外包括美国的民主党的候选人，有可能成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的克里，甚至提出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可以用一国两制的原则。在朝核问题上，朝鲜正式宣布愿意参加本月25号的六方会谈。这两个事情都是前一阵大家比较关心的，而且谈判、磋商了很长时间，突然在这一个星期获得突破。
邱震海先生认为这两个实际上巧合的事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中美关系。中国有效利用了美国因素来达成了这两件事情，把所谓两个硬骨头都啃下来了。虽然朝核问题和台湾问题是分别孤立的事件，但这两个孤立的事件忽然在一个星期之内发生了突破性的进展，是跟中国有效利用美国因素有关的。
跳出两个孤立事件的本身，邱震海先生用比较形象的话来形容中美关系：两大突破、一个关键。
两大突破一个是朝核问题、一个台湾问题；一个关键，就是美国因素。有效的利用了美国因素，或者称中美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有效的进行互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外交成果。
之所以称为突破，一方面是有效的利用美国因素，另一方面是中国领导人对自己原有的思维突破。朝核问题从2002年10月份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了。北京一开始对朝核问题是处于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就是这是国际事务，是朝鲜内部事务，或者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双边事务，与我无关。后来慢慢的反超然为主动的介入，这是北京领导人外交思维上的突破。
在台湾问题上，北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一贯主张，都是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虽然也承认有美国因素在里面，但是一般是不允许国际因素介入的。而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北京非常巧妙、有意识的利用国际因素，首先自然是美国因素；其次，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法国去访问，也有效的利用了法国或者欧洲因素。
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美国因素在里面，北京利用的非常巧妙，至少在目前为止是相当大的成功。
中美关系到底如何？
但是中美关系发展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到最佳时期了？中美还怎么发展？邱震海先生特别提到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过，现在的中美关系是中美建交32年来最好的时期。并指出对这句话的理解，要看放在哪一个层面上来看。
邱震海先生在谈话中把中美关系分为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表层，就是日常政治层面上发生的很多带有一定偶然因素的事情，比如说忽然两个军机相撞了，或者忽然产生某一个冲突了；然后是中层，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事实上与几年前相比，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一定利益互补关系，就是利益共同体建立起来了；第三就是深层，在深层层面上，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战略冲突。
邱震海先生认为鲍威尔讲过的那一句话，说中美关系是两国建交32年以来最好的。要看把中美关系放在三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事实上每天发生的事情，这本身说明不了什么事情，带有很强的偶然性。
第二个层面，如果把1999年中国前任总理朱骁基访问美国的时候，和两个月前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时候的中美关系相比，可以看到五年前的中美关系，还没有建立一种利益同盟的关系。当时是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多，而美国无论是在人权，还是在WTO问题上都对中国卡的比较多。现在无论在台湾、在朝核、伊拉克等等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上，中美关系都建立起了一种双方互有所求的关系，这个就可以称为中美的共同利益体，是一大进步。如果从这个利益上来说，我们可以承认鲍威尔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美关系确实是三十二年来最好的关系。
但是关键是这种利益共同体是不是那么稳固？是不是那么坚实？邱震海先生的观点是还不一定。他指出这里面带有很多的偶然因素。
以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来看，中国一定程度上在朝核问题上支持美国，换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有一定的悬念，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中国对美国的需求是长期的，朝核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外交问题，早晚是要解决的。现在，美国拿来跟中国交换了台湾问题，但台湾问题不会随着朝核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他像是长期横亘在中美之间的一道鸿沟。所以可以说中国对美国的需求是长期的，而美国目前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是短期的。
邱震海先生用一句话概括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即使美国支持中国的台湾问题，美国也是大脑向着大陆，他的心可能是向着台湾。
美国在理智上是向着大陆，但是情感上还是向着台湾。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意识形态都是感情；理智包括他的外交和一系列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利益。所以在看美国对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支持，应该还是要分几个不同的层面上来看，要分成短期和长期，战略和战术。也就是说，看美国对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诉求，是短期的诉求还是长期的诉求，他的需求是战术层面上暂时的需求，还是战略上的一种真正的需求。只有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才可以把中美关系一些短期和长期的本质看的比较清楚。
邱震海先生提醒由于中国有效利用了美国因素，台湾问题上，至少在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陈水扁是软化了。大陆的一些专家、学者，可能一定程度上留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乃至有一定程度上的狂热。
如果把中美关系放在一种表层、中层来看，的确已经达到了一种相当程度的互动，和互为所求的关系。但是换到一种深层来看，因为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美国如果不放弃他的全球至少是地区霸权主义的话，他早晚是要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潜在的战略进攻对手。这不是某一个领导人上台，或者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能够改换的契机，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上的一种竞争态势，也不是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而改变的。只要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关系，这种长期的竞争态势还是存在的。
所以，邱震海先生提醒一方面在看到中国外交的两大突破，乃至为中美关系达到建交32年来达到最好的状态，而欢呼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中美关系在长期可能形成一种乃至激化的战略竞争态势。
三件大事检验中美关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外交政策一个主要的导向，就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问题，这其中不仅仅是合作，也准备将来要发生一些对立和冲突。
邱震海还谈到三件大事和美国因素联在一起。三件大事里面两个，就是前面已经讲到，前一个是朝核问题，那是摆在中国大门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有可能在东北亚引发一场战争；另外就是台湾问题，随着320的选举或公投，这个早晚有所表决的。
另外就是香港问题。虽然香港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是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一个窗口，一国两制是中国对外示范的一个窗口，在广义上来说这也可以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 这三大问题其实是中国目前，至少在今年上半年面临很大的三个问题。
邱震海先生认为这三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有美国因素，或者说西方因素在里面。前两个我们可以看到，朝核问题、台湾问题非常明显，有美国因素在里面。而香港问题就比较微妙了。
香港问题的美国因素，源于美国始终是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或者在东亚地区实现他的战略利益。他的战略利益里，第一步就是接触中国的台湾或者香港。香港民主化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北京来说确实是有一种担忧，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一种担忧，担心西方国家插手中国的内政，插手香港当地的事务。但是无论是香港的民主派也好，西方势力也好，他打的旗帜是民主的旗帜，而这个民主如果在目前的世界整个一个趋势当中似乎又是一种为大家所公认的一种世界的潮流，这就似乎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潮流。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敏感的灰色区域在里面，怎么样跟目前的一种所谓的历史潮流合拍，还是反对这种潮流。邱震海先生指出这是北京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而恰恰这里面主要的一种催生者又是美国。
解读中美关系的实质
这么多的问题，关于表层、中层和深层，以及关于台湾、朝核问题，特别是香港问题的敏感性。在所有的前提都具备之后，我们应该采取怎样一个立场来处理中长期的中美关系呢？在处理中美关系当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美关系是凌驾于中国和其他一切国家之上的关系，所以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究竟怎么样处理跟美国的关系，邱震海先生提出的思路是从战略上出发，对目前的状况无非有两种解读，根据不同的解读会产生出不同的战略。一种是在具体的外交事务上需要美国，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抗衡美国，还是反对美国，这个观念是能不能长久？邱震海认为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如果长久，以这种解读或者战略的话，可能长期就会使外交处于劣势。
第二种思维，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依次加深外交上的联美。但邱震海先生也指出意识形态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并不是说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迎合美国。记得中国以前有一句话叫“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是西方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帜，我们可以承认他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开的意识形态下接过民主的旗帜，然后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主导着民主的进程，肯定是一种更为策略、更为理性、也更为有效的方式。
把有利因素为我所用
邱震海先生指出北京领导人事实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些思路，正视客观事实的存在。同时，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有效的利用这个现实，有效利用一些因素来为我所用。所以在民主这个问题上，尤其涉及到香港民主问题上，既然背后有美国，乃至西方大的背景在里面，我想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战略思维上做一些考虑。
事实上，胡锦涛主席在巴黎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的综合体。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找出如何在民主的大旗号下，跟西方国家互动的一种战略思维。与其消极不如积极，与其被动不如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