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南北[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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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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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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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北之争。这种争,在大分裂时代,是对峙,

乃至战争;在大一统时代,则主要为文化的竞争与冲突。

  "南党北党"与"京派海派"

  清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曾向顺治皇帝说明南人北人的差别:"南人优于

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南人文章做得好,行为却不一定如其文章一

样好;北人文章做得不怎么样,为人却稍善。他建议开科取士:"取文行兼优者用

之可也。"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地道的北人,讲出这番看去不偏不

倚的话,以显出自己超然于当时甚为激烈的"南党北党"之争。政治对手、南党盟主、

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名夏,因为讲错一句话被检举揭发,处以绞刑。

  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固然是一种不错的用人政策,但到底是取"优于文而行

不符"的南人,还是取"短于文而行或善"的北人呢?冯铨没说。1646年,他受命主

持清朝入关后第二届科举考试,373名新科进士中,北人就占了365名。显然在他

的心目中,"行或善"要比"优于文"强多了。既如此,又何必开科取士,进行道德

考察就可以了。

  北人的"行或善",也值得推敲。即以冯铨本人为例,行迹就大为不善。他在

明朝做官,投靠、谄事阉宦势力,栽赃残害东林党人,主持编纂篡改历史的《三

朝要典》,成为大太监魏忠贤的两大帮凶之一。清军入关,他应召进京为官,带

头响应剃发令,全家都改穿满服,还向多尔衮表白:"一心可以事二君,二心不可

事一君"。有才无德,恰好成了冯铨自己的最大特点,为后人嘲笑。康熙皇帝恶其

名声太臭,下诏削去他的谥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曾有"京派"与"海派"的讨论,鲁迅因作《北

人与南人》一文:"北人的鄙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

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

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里,也是被征服者。"作为"海派"也是南人的

鲁迅,对北人优越感的挖苦简直是入骨三分,不过现在看来有嫌偏狭。其实南人

的鄙视北人,在中国也是有传统的,可谓是相互鄙视。东晋时,南方士族瞧不起

南渡来的北方士族,言谈文字中常有不敬之语,把北人叫作"伧鬼"。

  岂止南北,各地居民那种对外乡人的鄙视、嘲笑甚至作弄,我们今天都往往

能感受得到。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史之

久,南北间的差异成因太复杂了。以北方文化的代表北京为例,它属于外族的历

史比中原更长,早在残唐五代的第三代后晋,即作为云燕十六州之一部分划归了

契丹,先后经辽、金、元诸朝统治,直到明初收复,前后凡四百三十二年。当初

是划出去的,又不是被征服,并且刚做过大唐帝国的子民,文化远较统治民族发

达,要优越也只是对契丹人优越,怎么会反过来对留在国内的汉人感觉优越呢。

  古今南北谈

  古往今来,对于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南风北俗之间的异同,不知有多少人

作过观察、辨别和评述。《隋书・儒林传》:"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这是说的儒学,其所含意趣,似乎在其他文化领域也相当符合。北方

是儒的故乡,南方是道的家园。北人守传统,南人重义解。道家要比儒家高深,

儒家则比道家博杂。故欲经世者应仕于北,欲出世者宜避于南。自古皆然。

  清初学者顾炎武讥评天下学子,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北

人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亭林先生是江苏人,任职过南明,又北游诸省二十

年,对当时南北两边的情况感触之深,加之难以释怀的亡国之恨,遂有此评。

  民国时,南社成员胡朴安曾辑《北京(车酋)轩录》,其中首篇《社会丛谈》

由北京人的爱吃葱蒜、穿红绿、听京戏,谈到北人的弱点:"盖北方人民,感觉迟

钝,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

愉快。其感觉迟钝之原因,若医科学解说之,则北方空气干燥,种种电力,传达

较迟,是为一大原因。且因感觉迟钝,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

愈弱,五官本能,因以益钝,是又一原因。以感觉迟钝故,遂至脑筋简单,学说

不易输入,文化因以不进步,是人群进化之障碍。"从味觉、视觉、听觉的迟钝与

灵敏入手,一下找到北人难以进化的原因,似乎还有医科学的根据。令人大开眼

界。

  这本书的第二篇《八埠艳语》,说了一段南妓和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动:

  "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间尝评论南北帮之

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应

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

抱外无他酬酢。"妓女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向来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不知从何

时起,南北妓女有了如此大的差别。北宋名妓李师师是洛阳人,靖康之乱后逃到

湖湘,从此北方再无名妓。明末四大名妓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都是

江南人。清末民初京师名妓赛金花、小凤仙也都来自江浙,不仅凭床笫之技而终

能载入史册。

  明人黄瑜从中医的医理,谈南人与北人的体质:"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

服药,唯事祭鬼。设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坐视而不药耶?而南方之人,往往多

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

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

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肤理紧密,一旦病疫,当汗则闭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

难治。"(《双槐岁抄》)黄瑜说的南人,主要指岭海之人,亦即岭南广东人。食

槟榔之俗并不限于广东,北面的湖南人也喜食槟榔,有著名民歌《采槟榔》,虽

然那里不种槟榔树。黄瑜说的中医医理,怎么听都有点像"伪科学"。我就不信吃

酥酪可以把皮肤毛孔吃紧,以至于病多难治。西人吃酥酪(黄油、起司)吃那么

多,反倒长出那么深的毛来。康熙皇帝也曾论及南北人的体质,认为北人进补宜

用鹿茸而不宜用人参,南人则宜用人参不宜用鹿茸。人参鹿茸,反正都是他祖籍

所在地的特产。

  看出来的南北差异

  作家周作人原籍浙江绍兴,却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因而兼通南北,也有

许多论述。这里只拣他吃南北点心的不同:"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

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

食。......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

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

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南北的点心》)周作人喜

欢吃点心,而且提倡吃不是为了饱肚子的点心,喝不是为了止渴的苦茶,终究还

是个南人。他对日本文化的喜好,大概也包括日人做点心用料极省,饱肚子的不

行,浅尝辄止可也。

  南人北人的异趣,外国人也能感觉得到。英国第二任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

如此描写京广两地人的体貌:"生活在南方的中国人,其体貌特征不如生长在北京

的中国人更具有鞑靼人面部所有的突出的棱角。"夏天时,南方的男人习惯赤裸上

身,腰以上晒得黝黑,腰以下仍是白的,"看上去好象是把欧洲人的下半身接到亚

洲人的上半身去一样。"(《中国人--中华帝国和它的居民的概述》,纽约1836年



  比德庇时早二百年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看到的特征更外表,认为北

人比南人白:"除广东省人有点褐色外,其余的人是白色,和欧洲人的白色没有两

样,越往北走,(照例看到的)人就越白。"(《大中国志》)

  美国人罗斯对南人北人的品评,就比曾德昭和德庇时的观察深入多了,涉及

到了性格的层面:"北方人尽管在才智方面不如南方人,但在性格方面比广东人更

稳重、更自信。他们对朋友较南方人真诚。由于他们能够互相信任,北方人便易

于联合在一起。正因为此,在经营股份公司方面,他们会比机智聪明的南方商人

干得出色。"(《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年)对照一下鲁迅的说法:"北人的优

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二者所见略同。

罗斯一个外国人,还早了二十年。

  另一位美国人费正清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人的观察可能无法像罗斯那

样深入细致,但他生活的时代也不一样了,可以从较高的视点来鸟瞰:"对于飞越

中国大陆上空的任何现代旅行家,从漠漠云雾和阳光交错中透露出来的是两幅典

型的画面,一个是华北,另一个是华南。在北京迤南的干燥华北平原上,......极

像美国中西部的景致。......华南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典型画面,......每年大部分时

间稻田都浸在水里,因此从空中望下去它是一片汪洋。"(《美国与中国》)华北

的刻版画,与华南的水墨画,构成他对中国南北印象的两个板块,他心目中的中

国人会是什么样的形象?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在他的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中,专门有一节《

北人与南人》,谈外族入侵时北人与南人迎敌时各有不同:"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

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拔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

了。"(该节注)清兵入关,南明遣使左懋第率代表团到北京与清朝谈判,据使团

成员陈洪范《北使纪略》载,当时北京城里已经降清的北方籍官员一概闭门拒见

这些南方来的代表。既怕被当面斥为"明朝叛臣",闹个不愉快,又怕清廷起疑与

南人"暗中勾结"。历朝历代都记载,每遇入侵,北人总是远比南人降得痛快和彻

底。

  我不多举例子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搜集,或许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

书来。尤其南北的民俗风情,简直历数不尽。北方赶集,南方趁圩。北方对弈,

南方下棋。北方用勺,南方用调羹。北方吃馍,南方吃馒头。北方喝粥,南方吃

稀饭。远古时北人吃小米(粟),南人吃稻米,后来北人改吃麦面和杂粮,南人

依旧吃稻米,再后来南人也偶而吃面。北方叫江为河(东北除外),南方叫河为

江。北人善马,南人善舟。北人威重,南人灵巧。......(参阅拙作《南人北人》,

1998年)

  南北之分

  南方北方的划分,一般以秦岭、淮河为界,也就是所说的华北与华南。华南、

华北大体对等分割中国自秦以后形成的传统疆域,总面积约在三百万至四百万平

方公里之间。华北,中国北方也;华南,中国南方也。这里所讨论的华北,不能

遗漏有时被划入"大西北"中的一部分,即陕西、甘肃、宁夏;而华南,也应该加

上归到"大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为了方便叙述,习惯上,整个陕西、河南

都划为北方,而不论是否秦岭以南;整个安徽、江苏也应该都划归南方,亦不论

是否淮河以北。但本文有时为求"精确",讨论明代以后问题特地将安徽一省严格

按淮河南北划分,这是要预先说明的。在南北分治分裂时代,我以为应以南北王

朝各自实际控制的疆域为界。如春秋战国,楚吴越的版图皆为南方,包括现今河

南之相当一部分。三国时期,魏国为北方,包括它所统辖的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在清代以来形成的大中国版图上,南方除海岛台湾外仍基本保持传统区域不

变,但北方的范围大大扩张了。关外的东北(满洲),长城以北的蒙古,塞外的

新疆,高原的青藏,都应划归北方,--可称之为大北方。西藏虽位居西南,但"第

三极"的地理环境,使其无论从习俗、文化、宗教,或是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完全

呈现北方民族的特性。历史上,西藏与南方王朝关系较为淡漠,而与北方王朝交

往甚密。仅此也可以看出,中国领土的伸缩变迁,主要系于北方。大北方占去中

国现有面积的绝大部分,南方仅占260余万平方公里。

  最早的南北之分,大概是远古时代的炎黄大战。按《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说

法,炎帝居于姜水(陕西歧水),应该是北方人。黄帝没说是哪儿人,但他与炎

帝同为少典之子,也应该是北方人。其实他们两位的籍贯,至今没弄清楚。光是

炎帝的生卒地,就至少有西部(陕西)说、东部(山东)说、中原(湖北随县)

说及南部(湖南)说几种。如果以南北论,则所谓西部、东部和中原都属北方,

只有湖南属南方。近年有学者考证,古代文献中支持炎帝是南方人的说法极多,

计有屈原《远游》、《列子》、《礼记》、《淮南子》、《北虎通》、《帝王世

纪》、《绎史》、《拾遗记》,地方志《茶陵补志》、《衡湘稽古》、《嘉禾县

学记》、《元和郡县图志》引《南岳记》等等,而说炎帝是北方人的仅有《国语

・晋语篇》一种。(林河《古傩寻踪》,湖南1997年)不知为什么,人们恰恰选

中这一种为"正统"说法。文献记载的炎帝南人说,又应分两种,不可混淆,一是

生于南,二是卒于南。如果仅仅卒于南,还不能认为他就是南人,因为有可能是

失败后放逐于南方的北人。

  炎帝亦即神农氏,这一系统发明了农耕、医药、商贸和音乐。黄帝系统也不

甘落后,发明了房屋、蚕桑、舟车、文字、音律、算数、弓箭及井田制。比较两

个系统的发明,只有音乐一项相近。也正因为这项"重复"发明,可以推断炎、黄

分属两大文明系统,而不是挨得很近的两个部落。现代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稻

作文化,迄今约有九千年历史,遥遥领先于黄河流域至少上千年。这足以证明神

农氏只能是南方人,如果真是他发明了农耕、尝遍了百草的话。炎帝一脉为现今

可以追溯得到的"南人初祖",似无太大的疑问。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相传在有

熊(河南新郑)一带,应该是北方人。他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头衔,改名为

"北人初祖"更为恰当。

  有人认为,黄帝之妻嫘祖原籍广西,推断黄帝也可能是广西人,后来被北方

部落抢去当了领袖,这才教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南方的北方人学会了盖房子、养

桑蚕、造舟车、制弓箭,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

毕竟猜测成分太大。就算北方部落真的抢了这么个南方人去做他们的领袖,那也

是北方人的造化,而非南方人的骄傲。远古人取名字讲究来历,如有巢氏、燧火

氏、神农氏、刑天等等。炎黄也如此。黄帝的黄,是黄河的黄,黄土地的黄;而

炎帝的炎,是炎热的炎,烧火开荒的炎。

  朝秦暮楚的中国

  依据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结合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可以大致清理出一条

脉络:从非洲来的原始人,经东南亚一带进入中华大地,由南向北扩散开来,经

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江南文明,和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

中原文明。长江流域因地理、气候较优,文明的步伐曾长期大幅超前于黄河流域,

但黄河流域吸收了江南文明的农耕技术并使之制度化,终于后来居上。炎黄之战

是南人与北人的第一次较量,也是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

黄帝领导的北人赢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得中原文化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占居正统、

主导的地位。

  春秋时,南方的吴、越、楚三国相继壮大。尤其楚国,率先自立为王,与北

方的周王室分庭抗礼,还吞并数不清的大小国家,版图急剧扩张。到战国时,楚

国的领土北逾河南中部及淮北,东至山东半岛,西抵陕西,西南曾略巴、黔中,

征服滇池四百里地,面积可比甚至一度超过北方六雄之总和,实际上形成"南北朝

"的局面。"南朝"为楚国,"北朝"为齐、秦、魏、赵、韩、燕诸国。楚国的强大还

不仅是国土辽阔,经济、科技也是最发达的,远非北方可比。当时最有实力横扫

六合统一中原的国家,是楚国而非北方任何一国。

  然而恰恰是秦国而非楚国横扫六合。秦国地处偏狭,战国初年其面积排在楚、

越、赵、齐之后位居第五(燕、魏、韩其后)。商鞅变法,从政治体制上下功夫,

终于取代楚国成为七雄之首。秦国强大后,第一个重点打击的对象便是南方的楚

国。在征服各国的过程中,最令人感觉其诡诈、蛮横和恶劣的,是强秦欺楚。人

说南人狡诈,北人憨厚,实则南人可以憨厚得近乎颟顸,北人也可以狡诈得山河

失色。不过楚国到底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在受到秦国重创之时,还能以强弩之末,

出兵吞并面积第二大国越国,攻灭文化之邦鲁国,收服滇池(云南),击溃秦将

李信率领的二十万大军。直到秦国改派老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入楚国本土,与

楚军主将项燕决战取胜,才灭掉楚国,将天下大半收为秦土。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起而推翻秦朝暴政的,果然多是楚人:陈胜、吴广

建国号曰"张楚",项梁、项羽是楚将项燕的后代,刘邦出身楚国故地,反秦大军

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楚怀王。秦末战争,实际上就是楚秦所代表的南北双方的再

次决战,楚方当然也联合了原北方诸国残余的贵族势力,但那种从王室贵族、旧

臣故将到微官小吏、农民工匠社会各阶层群起反秦的劲头却非楚莫属。亡秦之后,

楚营内部刘、项再战,所谓楚汉相争,其实是楚楚相争,待项羽听到四面楚歌之

时,以为楚人尽归刘邦而丧失斗志承认失败。秦汉两朝,看起来汉承秦制,国都

也都设在长安,却是北人和南人先后统一中国建立的两个政权。治国思想也大不

一样,秦朝推崇法家,汉朝先行道家,后独尊儒术。儒本是北方鲁国的产品,但

鲁国终被南方楚国吞并。

  楚人占据中原,渐渐忘了自己的南方出身,称更北为"胡",更南为"越",史

称"北方胡,南方越"。那自己是什么呢?是"汉"。当然,"汉人"这一称呼要到后

朝才得以使用,汉时的汉人仍叫秦人,此名传到西方,遂有今日之通行于国际上

的中国国名--"秦"(China),而组成"秦国"(中国)的主体民族却是"汉族"。秦

汉秦汉,其中包含多少南人北人的兴衰演义?

  汉人成蛮子,胡人变汉人

  两汉逾四百年,分裂成三国。北方是魏国,南方是蜀国和吴国。吴蜀之间有

许多过节:陪了夫人又折兵,大意失荆州,火烧连营三百里等等,却仍同属于"南

联盟",共同对抗北方的劲敌,否则三足鼎立之势必然坍塌。蜀国开发西南,吴国

经营江东,为中国的民族大撤退预备了富足的余地。

  衣冠南渡以后,百分之八十的北人移居南方,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北人与大批

涌入的胡人杂居。经过这番民族大迁徙,南北人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大致是:

南人为汉人,包括原来的南人与北人;北人为胡人,掺杂少数残留的原北方汉人。

原先的北人到了南方,自以为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要不怎么叫"衣冠南渡"!),

一派正宗嫡传的嘴脸,到后来才渐渐融入南方,成为真正的南人。而残留北方与

胡人杂居的少数北人,则艰难得多,他们是亡国奴,人数既少,地位亦低,任务

还挺艰巨:要保留汉人的文化传统,进一步还要去汉化轮番入侵、人数众多的胡

人。

  到了南北朝,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北人则称南人为"岛夷"。索虏者,头上

结辫子的化外之奴也。岛夷者,泽国水乡的乌合之众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北

方的索虏们经过仔细一番汉化,终于脱胎换骨成为汉人,征服了南方的岛夷,建

立统一的隋唐王朝。

  安史之乱及黄巢之乱,又有大批北人逃亡南方。此次南迁虽不比衣冠南渡,

却也动静可观。北方再次由外来民族建立多个王朝,"五代"中有三个为沙陀人的

朝代。南方则占去"十国"中除北汉外的九国。最后仍由北人逐次征服南方诸国,

建立宋朝。宋代也是大量北人移居南方,至北宋灭亡之际,这一民族迁徙达到高

潮,从而使南人北人的比例达成了大幅逆转。汉时北人比南人为8:2,南宋时则反

过来为2:8弱。(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福建1997年)若考虑到北方历朝都有

大批胡人内迁和入侵,如汉时的匈奴,两晋南北朝时的羌、氐、鲜卑,唐时的突

厥、沙陀,宋时的契丹、女真,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的北方已经完成民族大换血。

由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来活跃在中原历史舞台的"中国人",基本上换成了

一批一批来自更北方的"外族人"。

  这一大换血,至南宋初已历时至少八百多年,还将延续二百余年至元末。加

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是分期分批来的,无论出自什么原因,--是入境随俗,还是向

慕中华文化,抑或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都被分期分批地汉化,变成了或正

在变成北方汉人。他们原来的民族,几乎都已消失或正在消失(除了留在关外的

女真人)。换血是汉人从血缘上逐次被稀释,最后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等

于数学意义上的"换得一个也不剩"。而此时的南人,也不会都是纯粹的汉人,因

为逐次迁来的北人中,可能已带有胡人的血统,甚至本身就是被汉化的胡人,只

不过也可以忽略不计而已。因为分期分批,所以换掉的只是血缘,民族文化却被

传承下来。先被汉化的胡人,又担起汉化下一拨胡人的任务。当然,汉化从来都

不是单向的,胡人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汉人文化,使之称为胡汉混合型文化亦不

为过。如果没有唐及北宋这两大统一王朝的融合,南北间的文化分离会更加大。

  元朝时,蒙古人从法律上确定了南人北人的分别和等级。北人是汉人,列为

第三等;南人是南人,列为第四等,都排在蒙古人、色目人之后。不过要说明一

点,当时的人称"北人",是指更北方来的征服者蒙古人,而非本文讨论的北人(

汉人)。由北往南的次序是:北人(蒙古人)、汉人(金人)、南人(南宋人)。

金朝先于南宋沦亡蒙古人之手四十五年,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北人比南人自觉优

越的原因。其实这时的北人即"汉人",如前所述大都是汉化的胡人,包括前辽的

契丹人、前金的女真人。而所谓南人,反倒是较为原本的汉人。北人不但早于南

人被外族征服,接着又随同外族一道征服南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自己也曾

是外族征服者,及征服者的后代。

  这时来中国的西方人著作中,我们看到北方被统称为"契丹",南方被统称为

"蛮子"(Manji)。因为他们实在难以分清,北方的众多民族是怎样交融汇合,南

方的土著与客家又如何杂然并存。在他们眼里看来,中国由两种人组成,一是北

方的契丹,一是南方的蛮子。这种叫法,持续到清初还被沿用。

  南腔北调

  北人南迁,从来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倾向。而南人北迁,一般要由政府强

制实行,或入侵者强行"掠民",亦即服从于权力和暴力。如明朝永乐初,成祖朱

棣迁都北京,曾携大量南人到北方定居,北京城中竟然长期流行说南京话。不过

到这时,南人北人已大致定型,不再有根本性的变动,一直持续到现代。

  南人北人形成的历史,支持学界的这样一种说法:中华民族不是以血缘,而

是以文化来划分的。你加入进来,承认中国文化,你就是中国人;反之则不是中

国人。而加入又有两层意思,一是进入中国国土,或被划入中国版图,一是接受

和融入中国文化。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指的汉族、汉文化和汉人,而不是泛泛

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本篇讨论的南人北人,主要也是讨论汉族,或

者说是现在一般所定义的"汉族"。

  我坚持认为,南人和北人完全可以划分为两个民族,甚至南人还可以再分。

可以分不等于一定要分,只不过为了方便讨论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而已。

  语言最能说明民族的属性。中国南腔北调的差异,实在太大。汉语方言,以

前认为是八种,即北方方言、吴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

南方言和闽北方言。现在多数人将二闽合为一种闽方言,省略为七种。这七种是

大方言,内部还有小方言,再往下分大概就算成口音的不同了。北方只有一种北

方方言,而南方则有包括北方方言在内的所有方言。南方的北方方言,最具代表

性的是"四川话",涵盖云、贵、湘西、桂北,与之相近的还有湖北话。从方言地

图上看,北方方言连成了一大片,占去汉语区的泰半。其实四川话与正宗北方话,

区别还是相当大的。就算"正宗"北方话,各地相差也很远,如北京话与山东话,

陕西话与吉林话,河南话与山西话,都不是一回事,但它们统归为一个方言区。

  被区域分割而不连成片的大方言,只有客家方言。它分布在粤东、粤北、桂

西南、闽西、赣南,及台、川、湘、皖、浙、海南诸省的部分地区,虽被分割,

却在七大方言中最为内部一致。这足以说明,它确是一种外来户的语言,一种"客

人"的语言。客从何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历史学家罗香林提出,客家人来自

中原,即随东晋"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是最纯正的汉人,他们讲的方言,也是

最地道的中原古音。客家的分布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五次较大的迁移,才

达到现在的位置。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认同。客家人有一句老话:"宁卖祖宗田,

不卖祖宗言。"可见客家人对本方言的重视。我冒昧将这句话改一下,觉着更贴切:

"宁丢祖宗乡,不丢祖宗腔。"我的兴趣和疑问是:客家人迁徙之后,留在中原故

乡的少数"纯正的汉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方言继续讲下去?反倒是背井离乡的人

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改乡音?而中原古音(即客家话),何时被北方方言所取

代?

  北方方言与其他六大方言的最大差异,是缺少入声。其次是卷舌音、儿化音。

如果中原古音真是现在的客家话,那么汉人语言至少在五胡乱华之前应该是没有

北方方言的。从唐诗宋词中也可以看到,入声韵的大量使用,很多字词如果以南

方方言去读便十分合辙,而要是用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念就别扭得令人难受。唐

以前的文献中,也基本不见卷舌的儿化音。"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

梦,不得到辽西。"(唐・张籍《忆远》)黄莺儿的"儿"是一个单独的字而非儿化

音,也不是轻声,才合乎五言的格律。现今的南方方言中,别说儿化音,就连"儿

"(尔、而、二、耳)字本身都不卷舌;而且私师不分,自治莫别,此齿难辨。广

东话把"二"读成"一",你去市场上买东西问价,他说"一闷",那就是两块钱。湘

方言把"儿"读成"俄";吴方言则读成"倪",等于加了一个单人旁。在张籍的诗中,

"倪(儿)"与"啼"、"西"三个字是押韵的。古言没有"你"只有"尔","尔等"如何

如何,实际上也应读成"你等"如何如何。现代汉语索性真给加了一个单人旁,才

正式将"你"、"尔"分开。

  卷起尔的舌头来

  一般认为,北方方言形成并逐渐为汉人接受,成为汉语中"内部较为一致"的

一大方言,大约在唐宋年间。我以为,与其说是"内部较为一致",毋宁说是相互

之间基本能听懂,相当于英语中伦敦腔、美式、澳洲口音和印度发音的区别。南

方方言则不一样,吴、湘、粤、闽、客家之间,基本上相互听不懂(受过训练和

接触较多的除外),区别几与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似。"我住江之

头,君住江之尾。'言语不相通',共饮一江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经常

用地道的北京话、陕西话、四川话、东北话、山东话,或者上海普通话、广东普

通话表演小品,但不能用纯粹的南方方言,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能听懂。

  宋人笔记及话本中,开始出现极少的儿化音,一般偶尔用在轻小浅薄玩艺儿

上。儿化音用得较多是元曲的对白。元朝统治者要将"汉人"与"南人"分为两个不

同民族,语言便是一个重要缘由。分为两个民族没错,错的是分成等级。"汉人"

讲"汉语",--有卷舌音而没有入声的北方话;"南人"讲"南语",--有入声而无卷

舌音的南方话。此种语言状况,竟然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今天的南方人,讲不

好普通话的最大障碍,还是一个老问题:卷舌音(其次是前鼻音后鼻音)。

  将儿化音推至极致的当然是北京话。在外人听来,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的

口儿中,几乎到了无词无字不能儿的地步。有专家认为,北京人说儿化音,始行

于明嘉靖年间。我对这一结论存疑。儿化音的兴起不会迟于元代,这有大量元曲

可以佐证。至于盛行,则大约是满清入关迁都燕京以后的事。据《清通鉴》,多

尔衮进北京不到十天,"即尽驱汉人出城,以南城为民居,而尽圈内城为八旗营地

"。顺治五年八月,又令城内"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再加上京师一带的

圈地行动,不但北京成了关内满族的主要居住地,而且满族也成了北京的主要居

民。两百多年下来,满汉融合,满语消失,却形成今日的北京话,儿化得连别地

的北方人都不习惯乃至有时还会反感的北京话。

  儿化音过分使用的坏处是含混,比方"爷儿"和"姨儿","把儿"和"伴儿","瓶

儿"和"皮儿","果儿"和"滚儿","根儿"和"哥儿",等等。其最大的好处,是让说

汉语的硬直的舌头卷起来,打破了一字一音的定规,而非语言学家一般解释的丰

富词汇、加强表达的力量。西方强势语言都有卷舌音,是中国人学习西语遇到的

一个难题,北京话说得好的人,学习说西语就容易过关。我们常戏称中国人说带

口音的英语:上海英语、宁波英语、广东英语、湖南英语,......独没听说过"北京

英语",盖北京人能够发好卷舌音,并准确区分私师、自治、此齿、燕样和了鸟,

带母语口音自然会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要少得多。日本人讲英语带口音也很有名,

他们脱亚入欧,什么都可以将西方模仿得维妙维肖,唯有这舌头老卷不好。

  中国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遇到地名和人名中的卷舌音,大多以不卷舌音代

替。如"里"根(雷根)、克"里"斯多夫、"杜鲁"门(楚门)、以色"列"、阿美"利

"加、"俄罗"斯、澳"大"利亚。只有一个"尔"字接近真正的音译,如高尔基、塞尔

维亚,盖中国的语言文字早已接受了努尔哈赤、多尔衮、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这样

的人名和地名。

  雅音与俗话

  在外人听来,广东话与越南语很接近。"粤"以前就写作"越",后为了与越南

的"越"区分才改过来。越南人讲述历史,也把广东、广西说成本是他们的地盘,

后来被中国人侵占和吞并。越南人和中国的京族是一个民族,更早与广东、广西、

福建、浙江一带居民同为百越民族,后并入秦汉,经历长期汉化,语言结合中原

古音形成各地方言。但越南独立出去,终于没成为汉族,不过用越南话读汉字,

和其他原百越民族形成的方言读汉字是一样的,别人也都听不懂。其实粤语和越

语并不通。广东话有九声,比现代北方方言多了一倍,它与温州话同为保留古汉

语最多的两种方言。据说温州人倒是能勉强听懂越南话,不知是否确切。福建话

则与日语多有相通,很多字词的读音几乎完全相同。这现象已引起许多语言爱好

者们追根寻源。明代福建海盗曾与日本海盗勾结,合作骚扰中国沿海,如郑成功

之父郑芝龙。他能在日本一住多年娶妻生子,大概就是基于相互间有一定的"共通

语言"。

  中国的事往往起于南方,成于北方。京剧起于安徽,结合昆曲、汉剧及江西

弋阳腔,最终在北京形成中国的国剧。而今几人能想到,堂堂的北方大剧,其来

源竟都是南戏?京剧使用的两套"话语系统",一种是老生、武生、花脸、老旦们

讲的中原官话,近似于南方区域的北方方言,以显得正、稳、威、朴;一种是丑

角和某些花旦们讲的北京土话,说起来娇、俏、谑、俗。《武松打店》里,武二

郎问孙二娘:"这馒头是什么乳低(什么肉的)?"孙答:"牛肉的。"一出戏就那

么几句台词,二郎二娘还说不到一块,怪不得要打店了。

  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谈北方话与南方话:"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

"怎么"俗"和怎么"雅"的呢?作家季思聪谈她的感受:北方人说话是"滑"出来的,

南方人说话是"崩"出来的。南方人即使说普通话(国语),也是崩出来的,没有

那种"一不留神就给滑溜了出来"的感觉。三、四十年代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电影,

与八、九十年代以北京为基地产生的电影,在对话上就有这种崩与滑的语感差异。

另一种"雅"的标志,是大量古语、文言词在南方口语中保留至今,而北方话已基

本不用。北方话也就是"大白话",而文言合一、白话文一类新文化运动,也只能

在当时并不是文化中心的北京发动。

  文学艺术和语言一样,俗是一种总的趋势,难以阻挡。舞台让位于银幕,银

幕让位于屏幕,屏幕还将让位于网络。词在南宋达到艺术高峰,以后陡然滑落,

让位于更为通俗或不受语音限制的文学形式:曲、话本、笔记小说。关键即在于

"近于俗"的北方话统扩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填词又必须用"近于雅"的南方方言,

故难以获得广泛的唱和、响应和流传。宋以后的词家多为南人,北人要附庸这个

风雅,一定要首先突破四声的限制。过不了这一关,还是去玩《竹枝词》算了,

那好歹也算是"词",简单明了,无关平仄,遑论入声。我一见某些北人煞有介事

评说词的意境高下总觉得好笑,词讲究炼字,语境都闹不明白,侈谈什么意境!

  宋词元曲,看似一脉相承,实则大相径庭。一雅一俗,貌合神离。北人不可

语词,南人难能唱曲。这"曲"是曲艺的曲,并非说南人连个民歌小调什么的都唱

不好。南方的戏曲曲艺,极受方言区域限制。如越剧,外地人觉得辗转缠绵实在

好听,不知她唱什么都听得止不住泪流满面,但即使听得泪流满面也仍不知她到

底唱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南戏始终赢不了北曲,除非它敢于北方化、通俗化,

由阳春白雪变为下里巴人,如前面说的京剧。北方本土特产相声、快板书、大鼓

书、评书,倒是不受语言限制,不用变就可以风靡全国。

  用一种文字记录多种语言,是汉字的最大特点。据说陈诚曾开过一个方言的

玩笑,说抗战怎么打这么久?因为日本人越打越多,--有的地方说"一本",有的

地方说"二本"(湖北),有的地方说"四本",有的地方说"七本",最多的地方说

"十本"。英美国家说得勉强像"九本"。日本人自己说是"你本",这个"你"有点接

近吴方言的"二",相当于用吴语说"二本"。所有这些发音相似或迥异的方言,都

用一个"日"字来表示。

  有历史学家认为,汉字是使中国分裂后终归能够重新统一的一种凝聚力。有

道理,却非绝对。使用汉字的越南,从中国分离出去了;使用汉字的朝鲜,到底

没能与中国统一;至今仍在使用汉字的日本,也没实现它"统一中国"的宏愿。倒

是先前并不使用汉字的满州、吐蕃、西域,今天成了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和英国

都使用英文、英语,说分家就分家了,没见到什么凝聚力。你可以说它们相隔重

洋,扭不到一块,那么美国和加拿大呢?
 
谈 谈 中 国 文 化 早 熟 的 因 果

最早提出“中国文化早熟”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
梁先生在他1921年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因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三大路向”的理论。

梁先生认为,人类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三种,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
人类文化(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应按照这样的顺序走下去――西方→中国→印度。
西方文化正是如此,中国和印度却没按这样的 程序走下去,不待走完第一条或第二条路,“就中途拐了弯,到第二或第三条路上去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
后来一些中国或国外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早熟的论点与此有些出入,多指中国文化的历史持久、实践经验丰富,并“早于”其他文化系统。

如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有文字记录和考古证实的文化源始期),即已通过一些艺术形式具有了对人生、世界的细腻全面的表达。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系统在形式、结构、深度、宽度、辩证认识、伦理本位、生产目的上,较早就具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作为。西方的一些大家也有类似说法。
如歌德所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
爱因斯坦说,“希腊哲学家们通过逻辑体系发现的东西,中国的先哲们全都先做出来了”;
韦伯说,“儒家的精神取向是与世界的精神取向相应的”。
即使从今天认可人数较众的观点,“中国文化是艺术与道德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与法律合一的文化”中也可看出:中国文化是一种“未来型”的文化。
因为中国文化没有经过“以逻辑科学作基础、技术为应用、创新为先导、法律为保障的社会大生产的历史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运用各种艺术形式、道德方式方法,在“安贫”中也能“乐道”,以求人间和乐的“共生主义”时代。

不过,早熟也意味着某种内在的压力。
这在现代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文化哲学中已被证实。
早熟是因为含有不成熟因素,但其表现及内涵都要比一般的成长要丰富。
早熟的人抑郁深沉的多,早熟的文化矛盾性内耗多,都是不成熟的内在特质造成的压力使然。
中国早熟的文化在理论上统一了“人――社会――宇宙”,在“重义轻利”的历史性的生产事实上,却造成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类世界史再无二例的、在动荡中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人的实践总是在理论前面,并屡为屡成,原因在思维方式中。
由宇宙统一观得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社会大一统”、“道德仁义礼智信”的结论,由此有“天下无弃物”、“万物可备于我”、“无用之用”、“格物致知”、“有教无类”、“归根知常”、“柔以胜钢”、“道法自然”、“道存万物”等知行原则。
这些知行原则造就了中国人的伟大的早熟特征:
直觉发达。

直觉是经验的产物,但不一定是逻辑的结果。
因为有“道可在万物中”的观念,所以有怀疑性联系万物的直觉判断。
这种以直觉认识宇宙的方式与思维特性,造就了囊天括地的中国文化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技术成份发达、以社会人伦为目的的艺术品,以及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
且不说那些令世人公认并竞相追逐的精绝文物,即使那些因政治哲学或政治文化上的需要而创造的现代也难以再建的宏大工程,如秦始皇陵、阿房宫、汉上林苑、唐都长安、故宫、圆明园,其体现出的艺术上、技术上的价值,亦是亘古嗟叹的。

中国人的系统观在自然中,在以“人际――政治”稳定为目的的自然感应的宇宙统一中,是经验与直觉把握的产物,不是逻辑推断的结果。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天性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古代张衡、葛洪、一行等科学家的终极研究目的,不在社会生产中,而在政治伦理和宇宙统一的社会理想中。
从艺法则中的“迁想妙得”、“外师造化”、“胸有成竹”、“天籁之音”、“法于天地”、“功夫在身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等,都是出于自然联系的宇宙观,决不愿在按部就班的逻辑推证中构成系统和整体。

中国文化造成的思维方式特征,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情况下适合创造,但不适合推广性应用――社会大生产,适合社会关系,但不适合生产力。
中国古代有水排和风箱,但没有蒸汽机;
有赵州桥、悬空寺,但没有建筑力学;
有水利天文钟但没有钟表;
有改变欧洲及至现代世界的四大“技术发明”,但没有能说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论科学;
有唯理性的“直觉体系”,没有唯理性的逻辑体系;
有包含宇宙的统一论,没有关联宇宙的“演绎说”;
有抽象原则组成的政治伦理论,但没有解释人际交往的“公共关系说”;
有神秘且验证性的相面术、“心法”、暗示术,没有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
有精妙的单传性“验方、绝活”,没有普及性教育机制。
。。。。。。

“大一统”的知与行,使中国社会历劫不散,在道德、仁义、大同、中庸观中产生的文化同化力,经数千年仍威力不减。
但儒家的“入世”不以社会生产为目的,不以征服自然为条件,使中国人在重义轻利的实践中工于创造却殆于运用,形成以潜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为行为原则的经济文化观。
如技艺传习中不成文却一直延行的“单传”、“密宣”原则,对商品的规模化生产的制约是很明显的。
另外,古时候一些社会生产意义可能重于近日高科技的技术创造,因多用于“义”而少用于“利”,其成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这种“重义轻利”或“义利并重”而以义为根本的思维原则,是与儒家未能实现的“大同”理想相适应的。
而大同理想的内涵,又很类似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目的在社会生活中,与中国文化中的千古准则“道洽大同”不谋而合。
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更在于重视儒家所忽视的社会大生产――再生产,证明了:
人类历史在缺乏生产力的情况下的进步是不成熟的进步。

由此比较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上,在“硬件”上的不合时宜、“软件”上的早熟。

中国的政治文化理想,也是出于伦理上的需求,目的是天下太平。
“修-齐-治-平”观使个人、伦理、政治密不可分,认为“关系”可以代替生产,由此而生丰富多彩的“愚忠”与“仕途”故事。

儒家伦理――在社会中,认为伦理关系可以决定生活质量,从而达至“天人合一”;
道家伦理――在自然中,认为无为不争可以决定社会和谐,代替社会生产,达至“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现实在儒家中,理想在道家中。
儒家的整合力强,但内聚太久,易“沤”出人际关系上的邪气―内耗;
道家的个人诱惑力强,却缥缈遥远,易使人和社会因耽于幻想缺衣少食。

说中国文化早熟,还因中国文化中的“宇宙统一”、“伦理本位”与未来人类对自然的需求相同:
共生、和谐、统一。
不因求无限的功利,破坏自然。
不像今日世界社会现状的决定成因,西方的工业文化并至今仍起决定作用的信息文化,因心存征服、甚至干掉自然的野心,造成今天的资源危机、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怪病连生、水土流失、地力减退等等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结果。
历史上,中国的土地历经数千年不减地力,原因是运用了自然界的“消长互生”的原理。而现在中国一些地区与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地力减退的原因,却是一味“催生”的结果。

人成熟的一元标准是伦理,要看其个性行为达成的伦理和谐的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
人成熟的二元标准是生理和心理,要看个性行为达成的生理与心理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
此二标准的含义在古今中外的各种东、西方文化系统中,差异不大,如对“德性”或“个人修(教)养”的解释。

以此作比中国文化。
用一元标准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和谐是成立的,但对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作用并不大,其结果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皇朝轮转”中。
而且据笔者的“文化经济的社会历史结构方法论”的研究,这种“皇朝轮转”,在没有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是不可逆转的。
虽然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在明朝时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那不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外来文化不断影响的结果。此题须另议。
用二元的标准看,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活动是丰富的(如改变今日世界的“四大发明”及汗牛充栋绝对数量天下第一的诗文),但生理上的自我困扰太甚――
社会动荡频繁,频繁得令读史的人疲于叹息!

社会成熟的一元标准是政治,要看政治行为对社会的两种基本构成因素――文化与经济――的协调进步的程度;
社会成熟的二元标准是文化与经济,要看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社会环境进步的促进作用。其中,
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是古今中外评价、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唯一标准。

以此作比中国社会的历史。
用一元的标准看,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并形成了能对社会秩序进行强有力改变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经济”,政治本身的问题不大。
若考证政治对文化的作用,还会使世人皆惊叹于中国政治的伟大,因为改变欧洲及至世界近、现代史的“四大发明”等等技术性发明,都是中国政治的产物,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文化”。

用二元的标准看,中国文化是令人惊叹的。
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如对基督、祆、景、伊斯兰、西域等各种外来文化的广纳博收;
有“早熟”的特点,其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是一种“未来型的生活方式”,并维系了几千年不崩的中华连续史。
文学、文物上,亦有浩若烟海的精彩绝伦之作。
先秦即有的“庖丁解牛”、“无射之射”、“列子御风”一类“道”功,更是人类至今未泯的恒久愿望。
但提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行为,却是遗憾多于创造。
几千年中皇朝反复更迭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政治上的家族制与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的结合,对社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
“升平盛世”的建设与动荡年代造成的破坏相比,真似半斤八两。
“安贫乐道”、“穷也要快乐”、“穷而后工”、“轻言利”、“小富即安”等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恒久不散的风俗式氛围,掩盖了个体的渴望富裕的念头,同时也遏制了社会生产力!
但从轻言利――君子爱财,君子淡泊名利――书中自有黄金屋,安贫乐道――财大气粗,见利思义――钱能通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笑贫不笑娼等等极端矛盾的念头中,也可看出些许中国文化中的经济潜力。
这算是解释以往给世人以“保守”、“封闭”印象的中国人,何以在今日世界范围内,被称为最能赚钱的民族的一种方式。

文化的核心是生活,生活的核心是伦理。
而伦理本位似已被世人方法性地公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全部。
中国人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也是其历史性的伦理本位稳固的重要因素。
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是“一菜百艺”,天地间四腿不吃桌子,两腿不吃人,余皆以多得难以计数的方法哙啖之。
只“包子”就有千种做法与吃法,“面条”也有千种做法与吃法!
其余的酒令、食歌、谜语、对联、气功、养生、杂技、曲艺、音律、武术、生肖、茶道、旅行、戏法、风水、符咒、歌舞鉴赏(风花雪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千变万化,广博无端。

文化及至世界的未来,在于人类伦理上的作为。
这包括个人伦理――性格、人格、教养、家庭、人际等 ;
社会伦理――风气、义利观、群体倾向、人文关怀等;
人类伦理――组织形式、国际关系、民族互助、文化兼容、国际标准、国际化生产等。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文化在伦理实践上最持久、最彻底。
但在与外系统文化的比较中,就会发现,在广义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哲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不大,并由此使伦理实践中的内耗行为增多。
如古人论,“繁文缛节,余心茫然”;
今人论“单人是龙,多人是虫”。

其实中国人“个人是龙”的原因,正在于这近于病态又难于使中国人真正逃逸的丰富的伦理实践中。
因为人的生存智慧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实践的产物。
这种伦理实践的最大弊端是使个体模糊,人群相处时如一锅粥,日长月久,使个体感到身心乏累。为了在群体中探出头来透一口气,就难免做一些不得罪人,但可能影响别人透气的事,于是就常有了人际间因倾轧或出于自保的心机而出现的内耗现象。
人们间的关系因“面子”维持,而面子后面却有许多内讧性诡诈。
这是不分表面上彼此的关系,时间累积造成的,就像清水的沤积――本来清楚、简单的感情表现在越处越厚的“感情”的静态堆积下,变质了。
同盘操箸的吃俗;
“烟酒不分家的客套”;
违背社会原则的讲情;
缺乏竞争的一团和气;
听到直言后的“腹诽”;
看到他人兴旺后的妒忌;
闲极无聊中的捏造;
。。。。。。
这与发达的文化中闲逸的生活方式有关,是社会生活中缺乏经济活动的结果。

中庸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使知识分子们在清高自负中对社会物质生产的作用甚微,甚至造就了一些“君子固穷”,不吃“嗟来之食”,饿死了却与己于社会均无所补易的超然之士。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品头论足,甚至为此在争强好胜、尖酸刻薄中相互攻讦,对外来文化中不合习惯的东西却容让开脱。
即使对外来的艰涩、曲晦的东西也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于社会可能有益”的态度,在笑谈中借用,却不在批判中改造。
不去看此种东西的原则有无问题,只看它的表现是不是比较有趣,有趣的收容利用,有过敏反应的充当笑资。
这完全是“社会性中庸意志”的结果,是以经验代替理性、以伦理替代科学的具体表现。

若以人类文化学的观点,作横向比较,现代西方“造反文化”、反现代化,及至延续至今尚热火朝天的浮躁中带着深沉的文化――摇滚文化――产生的原因,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而是社会性的精神家园的丢失和伦理本位的无根化!
这在任何现代的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或比较文化中,均有生无定始、存无定向的倾向。
在发达文化(其实是发达经济)中或在落后文化(其实是落后经济)中均有历史事例或事件可以证明。
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到原始部落中研究出了解释现代社会特性的“前喻文化”、“代沟”和“文化模式”,而梁漱溟在20世纪20与40年代的中国,提出了意味极其深长的“文化早熟”和“伦理本位”。
这些都是伟大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家认识不到,但在无形中一直包容其具体行为甚至在冥冥中引领其行为方向的思想。

摇滚文化的生成土壤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英。
此时的美、英正是一个生活与生产物质大充裕、大泛滥的时代。
当时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中产阶级,而英国的产品当时占世界出品产品的22%。

摇滚文化与“朋克”文化异曲同工的主题,从“性”、“迷惘”到“爱(情)”到“人类命运”,一步一步走来的路上所声嘶力竭呼号着的,无一不是对人类精神家园失落的哀叹和对社会伦理现状的抗议。
资本主义文化与体制中极端功利化的个人生活方式与经济理想,引致激烈的竞争性人伦斗争。
“人是机器”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伦理事实,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失衡。
此种失衡延续至今,因为社会现实一直历历在目。
号称最发达的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还有3 300万人生活在饥饿或遭受饥饿的家庭,无家可归者达到300万人;
人均收入全球第一,居住环境胜似花园的瑞士人的精神状态,因受全球性的不满的影响,越来越悲观;
全球最贫困劳动者人数增至5.5亿。
其他因全球变暖、环境恶化、恐怖活动、宗教冲突、种族摩擦、军事威胁。。。。。。种种影响现代人生存心理的“文明行为”,只能用不忍了解、触目惊心来形容!
似乎是因为没甚么好事,才令我们总是怀有着莫名的天下之忧。
这可能是文明社会进步中,因信息的发达给现代人的必然感受吧。

这种感受造成的心理失衡,首先在天性敏锐、富同情心与朝气的青年人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人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玩世不恭、“反归自然”,直至发展成为足以撼动整个资本主义根基的风潮及革命。
作为现代人思想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显示方式之一的,是源与美国、风行于英伦三岛及至世界的摇滚乐。但在其创始初期,却有这样一段真实的“笑话”:
“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了一种复杂而狡猾的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士’乐队(即指‘甲壳虫’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人们的精神崩溃!”
这是美国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中说的话。
这确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中的“五彩幽默”,也是今天在世界文化的横向比较中,发现的历史性警告!

考察西方历史可知,“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不断衍化着内涵的概念。
虽然有研究说,“美国经济在‘9.11事件’后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而向苏联模式靠近”(参《参考消息》2003 .08.28 ),北欧的福利国家实践是受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但其核心至今一致。
从社会理想(哲学)的角度看,其至今不变的是:
1. 经济决定历史(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
2. 资本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因素;
3. 资本―经济的结果即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这是今日发达国家陷入种种社会问题困境(如工业化引至的种种问题)的深层原因,因为: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文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单一的某种社会形态所决定的。

应该说,资本主义出现前的西方文化,对其社会经济的作用也不大,历史中贫困或动乱时代的窘况,与中国历史中王朝间的过渡时期差不多。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制约的经济结构中,而西方在产业革命以前的这种社会结构性互相制约,对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也不小。
如“重农抑商”曾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只是不如中国社会因历史关系那样长久、那样严重。
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特产”――对人要中庸,对天要“合一”的大一统哲学中。
因为天下一家、小农经济、皇权至上等社会特征,在西方历史中也普遍存在过,历史结果却与中国不同。
而西方独缺的,正是这种四海趋同、人心所向、天下一家,以生活、伦理为目的的宇宙大一统哲学。
此种哲学的实现,仗倚的是 “道”、“儒”两种文化的历史性交变后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共享与吸纳。
因此,老子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与继承性的价值与意义两个重要衡量尺度,遗此则妄谈中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早熟是一种不成熟。
但无论人或社会,从早熟到成熟,如果有必要的条件做媒介,却会产生发展上的飞跃。

从19世纪中叶出现的“文化学”到后来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研究中所能知道的研究结果来看,此种媒介是文化或文化中的某种因素。
其中“地域性”与“民族性”是重要的两种属性,众多历史现象都可从此两种“文化基因”中寻绎因果线索。

从社会结构来看,历史中中国的文化是早熟的,经济活动是缺乏再生产的,而政治中的“家天下”不受伤损地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在世界所有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再无二例的。
但从比较文化角度下的历史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潜力,却正蕴藏在这早熟的传统文化中。
思维方式中贯通宇宙的“直觉”;
文化现象中使社会出现“超稳定”连续、长期性史实的伦理本位;
政治实践中强有力的“仁治”――大一统观。
要知道,人的智慧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实践及人与自然间生产利用的产物,更是经济进步的前提及潜力所在。
其中连续的社会史的长短在此方面经验累积对此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的历史,可以用一部战争史较详实地记述下来,原因也在这种文化发达、经济“羞利”、政治集权,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中。
由经济上的“羞利”观念产生的行为结果,必然会因社会生产面狭窄、产量有限导致社会关系不协调。
遇到人祸天灾时,多数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就会有因饥饿引发的生存之争,生存之争的群体状态,既是社会战争的成因。
每次战争经年之后,多有一次因休养生息出现的社会生产上的“小阳春”,随之“开明盛世”。
“开明盛世”多重视生产,重视生产的结果是使集权分化。
这是社会动乱后,社会价值观必然转换的结果。
但“大一统”的文化传习,又会使这开明盛世因分割了的权力,引发政治上的腐败,影响社会生产。
在生产范围狭窄――重农抑商且无工业、扩大再生产的可能很小的事实中,因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及财物,越来越多地流向贪婪的“官本位”者们,引至民怨四起。
“泰去否来”,经年之后,新的一场农民战争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新的皇朝建立。

中国历代是“文化经济”(以人伦为目的的生产)发达,“经济文化”(以生产为目的的人伦)却太萎弱。

西人将火药用于攻击性枪炮,并形成带动国民经济的军火资本,中国人将火药用于娱乐以维护“亲亲”之仁;
西人利用指南针向远处走以寻找财富,中国人用指南针定风水方位,“堪舆”天地。

中国人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即已有了西人望尘莫及的技术知识却未能产生现代(生产性)科学的原因有二:
1. 思维方式
生产科学的理论体系,需通过逻辑、推证得出,这是中国人的以直觉为主的思维方式做不到的。
2. 政治文化
现代科学的目的是发展经济,有形或无形的历史观都是“经济决定论”,国家的目的是“国富”或“人富”,至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或共产经济(社会主义)都是此政治文化的历史工具。
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目的只是其本身,即维护集权统治和文化传习。

曾有人说,中国在明末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此论可信。
但以“文化经济社会结构论”的历史认识观解析此论,会发现,此“萌芽”不是也不可
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而是外来文化交流、激发的产物。

据现代考古及历史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共时”的过程。

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在理论及应用上,都难分高下。
“早熟说”、“成熟说”、“夭折说”、“失踪说”等都只是说明,因文化中的地域性与民族
性在不同文化系统的演进中的决定性,其发展上的主导力量也不同。
只因地域造成的生活习俗不同 ,使得民族性在各文化系统与外界沟通上的方式及程度不同,造成了后来的“间断的文化”与“连续的文化”。

连续的文化如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不灭!
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虽一直经受着内忧外患,经济上未能完成不变和可变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前提下“亲亲”、“复礼”、“大一统”,由此引出许多“内耗”性人格痼疾和生产目的上的简单自足行为,却在为近代科学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经验的同时,常有几百年一周期的“升平盛世”!
原因何在?
这是那些珍惜人类生存,为现时代的“文明病”――道德病、信仰病、精神病、心理病、富贵病、生态病而忧思的人们的疑问。
间断的文化如希腊文化,经罗马帝国、中世纪、阿拉伯时代、文艺复兴一直到“产业革命”,重重迭迭、断断续续几经盛衰,又成为了近代文明的先导!
原因何在?
这也是一个值得常提起的疑问。

本文所谈的“伦理本位”,首先强调了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伦理本位,次指中国文化中的伦理实践有可取可行之处。

历史是一个以现实社会需求为准则的量变过程。
独立系统文化的纵向比较与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横向比较的意义在于借鉴。
中国的孔子循“周礼”也不照搬。
殷商的“礼”是一种祭祀,要杀奴隶和牲畜,而孔子认为,连用人的形象为俑作陪葬都是极不道德的,曾破例为殉葬现象失“礼”骂大街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以俑作陪葬的人,断子绝孙了!)曾言“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孔子懂得时代不同,“礼”的内容及形式要有所“损益”的道理。
但孔子的伟大更在于他看到了礼的局限性,“循礼”、“复礼” 而超之,不以礼为人伦核心,而以“仁”为人伦核心,“人而不仁,如何礼?”
“仁”是进一步强调人伦关系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的概念。
套用今人公认的表示人间关系的“伦理”一词可知,仁即伦理,“仁学”即“伦理学”。
仁的实践要从个人做起,所以又强调德、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个人修养,以备人际相处时应用,以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理想。

本文所谈的是“中国文化早熟”,虽是兴之所至、走马谈来,却也有借题发挥之嫌,那就不妨亮亮。
“外题”是:
世界文化及至人类哲学,若不从伦理角度考虑沟通、利用、兼容、融合的可能性,那末世界的未来,就难免越富裕却越混乱、越浮躁的局面。
伦理文化的弘兴怎样提倡、走什么道路呢?这又回到“人脱野蛮,崇仰贤德,仗倚教化”的老嗑上去了,此题下回再谈。
宏仁2003-9-9写毕于侍知宫
 
一方水土一方人

讨论啥啊

肯定有不同的地方,so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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