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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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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我在美国评职称
经过5年苦读，终于拿到美国数学博士学位，立即转入另一战场
――求职战场。那一年我53岁，早已过了求职的最佳年龄，但我自认
为我有优势：我在中国的中等、高等、研究生教育的讲台上已执教25
年，在美国读硕士、博士过程中我一直帮助系里做教学工作，而且颇
获好评。于是我选择美国大学去申请，终于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
出。在我到B市大学工作后，招聘委员会成员中多次有人告诉我，在
他们事先的讨论中，就倾向于招一个中国人或印度人。
B市在美国南端，靠近墨西哥，人口以西班牙语裔为主，文化水
平较为落后。这所大学原为地方学院，教师大多只有硕士学衔，就在
聘我那年，刚刚转为州立大学B市分校，并刚开始招聘具有博士学位
的教师，想来同事之间不会有激烈的竞争。我选择来此的最主要原因
，还在于这里直接给予副教授位置，而其他大学对于刚毕业的博士只
给助理教授的位置。这无形中省去我五六年的时间，于是我毅然携家
由美国东北部大城市搬来这边陲小镇。在我与学校签定的合同上还有
一个条件，即试用期为6年，试用合格可以转为终身教授。在美国，
一旦成为终身教授，便是端上了铁饭碗，无论国内发生怎样的经济危
机，国际上有任何事端，均不可以解聘。对转为终身教授，我是满怀
信心的。然而，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恰恰发生在6年之后。
我在中国是科班出身，自孔老夫子始提倡“有教无类”，教学法
课告诉我教师在课堂上要起“主导”作用，带领学生步入科学殿堂，
要教会学生；而美国教学是自由主义的，学生要适应老师。由于这不
同的文化背景，我一走进课堂就给学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与过去
十几年听的课全然不同。很多老师也出于好奇前来听课，后又由好奇
转为钦佩而每课必听了。6年来，在我来说不过是认真工作而已。我
保留着我那个年代中国教师的认真备课、耐心辅导，也保留着“右派
分子”低头干活、不多说话的“光荣传统”（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曾被
错划为右派分子）。很快的，在学校里我成了一颗明亮的星，但同时
又是一颗游离的星。
美国人一样有远近亲疏，而我和谁也不近不亲。除性格而外，还
因为我是中国人。楼道里，亲密聊天，窃窃私语我参与不进去，会上
发言时的幽默引起哄堂大笑，我笑不出来。你一个外国人，居然是我
们当中最高学历；居然在学生中引起一片好评；居然得到巨额的科研
经费，请访问学者、开国际会议……这一切所引起的嫉妒，引起的心
理不平衡，导致了在转终身教授时的一场闹剧。
试用6年转为终身教授一般而言是水到渠成之事，更何况6年来每
年对我的审核也是好评如潮。可万万没想到，“人事委员会”7位成
员中4位投了反对票。应当说他们都有头脸，我的存在也许有损于他
们的光辉。6年来积累起来的报复原来在这里等着哪！就这样，我转
为终身教授在最基层被否决了。其主要理由是我在会上发言较少。回
想起来讨论有关教学、学术问题，我发言并不少，相反那些嘲笑学生
低能的幽默我一向不屑于说，也说不了他们那样生动，只好沉默。
人事委员会中的S君很快倒戈了：他觉得这个决议太不公平了。
于是他以个人名义在系里进行了民意调查。全体教职员一个不漏。调
查结果是，除了人事委员会里那4张反对票外，其他所有人均表赞成
，并郑重签名。这份民意调查和系人事委员会的决议同时送交到上一
级，也就是理学院人事评审委员会。
据说院一级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各系人事委员会均有代表参加
。应当承认老美有民主素养，会上发言、表态均鲜明、坦率，并不左
顾右盼。后来有人向我透露，扩大会议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最后
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6年来工作成绩显著，理应转为终身教授，并
形成决议，呈报副校长审批。
我们原以为事情将到此结束了，又是万万没想到，副校长居然推
翻了院级决议，不同意我转为终身教授。他强调：基层了解一个人最
清楚，所以他一向最尊重基层意见。接下去就是一系列快速动作。先
是找我个别谈话，通知我他的最后决定，并表示遗憾。按美国规定，
试用期满不能转为终身教授的应离开此校，另谋工作。紧接着下午又
找我，说如果我接受这个决议，马上涨一级工资，作为合同教师留任
本校工作一年。第二天又叫我在拟好的文件上签字。当时我手中掌握
着巨额科研经费，我可以带着这笔款子去其他学校工作，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这个字不能签！于是我拍案而去。
我和我爱人开始安排今后了。翻报纸看广告、寄求职信、打无数
电话，还要考虑这里的房子……同时，我们心中一直带着一个大大的
、沉重的问号：美国一直自诩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什么在我身上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确切地说，不是问号，是激愤！答案很明了：人
性的弱点――嫉妒；社会的弊病――种族歧视。
期末，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老美重视学衔，在这种场合尤其等
级森严，教授们都穿上自己的博士袍和硕士袍。就在全校教师列队集
合时，我偶然发现一位教师在散发传单。此人是生物教授，平时与我
无工作接触，仅仅认识。此时，他面容严肃、旁若无人，一副正气凛
然的样子，一本正经地把传单交到每个人手中。走到我面前也像素不
相识一样给了我一张。一看，又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士。传单的
题目是《为什么？――许博士事件中令人深思的问题》。在这封公开
信中，他称我为全校独一无二的数学家、优秀的老师，还列举了我的
一系列表现，最后相当鲜明地指出：“我们标榜自己是优秀的州立大
学，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位优秀人才；我们标榜是人权平等的国家，为
什么不能接纳一位与我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好人呢？”我注
意到每个人都看了这份传单，当然也有人看过后不以为然地丢掉，可
更多的人在思考。整个毕业典礼，学生教师中一片低语声，也有人指
指点点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时在我脑海中也进行着激烈的思考，面对此形势，我应该怎么
办！我忽然想到一个重要人物：一位德国人。在招聘我时他曾多次向
招聘委员会进言招个中国人。我来此工作后，他对我也有一些关注。
现在他已官至副校长，但因分管其他工作，我这段评职公案不知他是
否知晓。我迅速望了望主席台，台上没有此人，我又搜寻了台下的教
师队伍，也没有。莫非他没来参加毕业典礼？这件事应当叫他知道，
至于他能起什么作用，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第二天就是暑假了，按计划我要去X市工作四周。在离校之前，
我带上与评终身教授有关的全部文件去闯德国人的办公室。事先没有
预约实在不够礼貌，但事情紧迫，已顾不得那许多了。我做好心理准
备，如果他在接待别人，或根本不想见我，我就把有关文件放他桌上
转身出来，事实会说话，让他自己去判断吧！我拍门而入，恰恰办公
室只有他一人，恰恰他又满面春风地接待了我。当我把系人事委员会
的决议、S君在系里的民意调查、理学院评审委员会的决议、副校长
的决定及叫我签字涨一级工资并留任一年的文件、生物老师告全校师
生的传单，依次摆在他面前，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他已激动得脸红脖
子粗了。接着他又询问了一些细节，然后情绪激昂地说：“你算找对
人了！我是本地区平等委员会的代表，你这是明显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管到底。这不是为了一个许钟灵，是为了众多
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他站起来，好像马上要行动的样子，“我要
和副校长去谈，和校长去谈，召集教师工会的专门会议……你愿不愿
意召开全市记者会？”“当然愿意！”到这时候了，我还有什么豁不
出去的，我立即表示。
后来，这位德国人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只知道教师工会开过会
，学生联名写过给校长的公开信，并登在校报上。校长也给在公开信
上签名的每位同学复信，表示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还他们所爱戴的
老师一个公道……
一时间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我一直关心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事，
为此又找过德国人一趟。这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算了吧！此案
已经翻过来了，不要叫某些人太为难。”还朝我诡秘地挤了一下眼睛
。行，中国人讲话，见好就收嘛！
此后，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副校长辞职，转到系里去当教授。老
美能上能下，这点很好，见到我仍笑脸相迎，且不忘祝贺我荣升终身
教授。是脸皮厚，还是承认失败的君子之风？此后，再没跟那位德国
人单独谈过话，也没请过客、送过礼，甚至没说过一声“谢谢”。对
此我这个老中一直于心不忍。听说他也将辞去副校长之职去当教授。
而那位生物老师，无论当时或事过之后仍只限于见面打招呼，好像从
未发生过曾为我两肋插刀的仗义行为，弄得我倒不好意思再提此事。
至于那位在系里搞民调的S君，仍忙于教他的书，挣他的钱。原人事
委员会那4位投反对票的当然略有尴尬，不过中国人讲温良恭俭让，
过去的一切我都不去计较，面子上都过得去才好共事。
现在，我已是系人事委员会成员了，碰到讨论什么人申请涨工资
、晋升职称等我一概表示同意。人都有自知之明，既然提出申请也是
在心中掂量来掂量去，不会差很多。中国人讲究“成人之美”嘛！（
作者为本文主人公妻子）(中华读书报)</HTML>
经过5年苦读，终于拿到美国数学博士学位，立即转入另一战场
――求职战场。那一年我53岁，早已过了求职的最佳年龄，但我自认
为我有优势：我在中国的中等、高等、研究生教育的讲台上已执教25
年，在美国读硕士、博士过程中我一直帮助系里做教学工作，而且颇
获好评。于是我选择美国大学去申请，终于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
出。在我到B市大学工作后，招聘委员会成员中多次有人告诉我，在
他们事先的讨论中，就倾向于招一个中国人或印度人。
B市在美国南端，靠近墨西哥，人口以西班牙语裔为主，文化水
平较为落后。这所大学原为地方学院，教师大多只有硕士学衔，就在
聘我那年，刚刚转为州立大学B市分校，并刚开始招聘具有博士学位
的教师，想来同事之间不会有激烈的竞争。我选择来此的最主要原因
，还在于这里直接给予副教授位置，而其他大学对于刚毕业的博士只
给助理教授的位置。这无形中省去我五六年的时间，于是我毅然携家
由美国东北部大城市搬来这边陲小镇。在我与学校签定的合同上还有
一个条件，即试用期为6年，试用合格可以转为终身教授。在美国，
一旦成为终身教授，便是端上了铁饭碗，无论国内发生怎样的经济危
机，国际上有任何事端，均不可以解聘。对转为终身教授，我是满怀
信心的。然而，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恰恰发生在6年之后。
我在中国是科班出身，自孔老夫子始提倡“有教无类”，教学法
课告诉我教师在课堂上要起“主导”作用，带领学生步入科学殿堂，
要教会学生；而美国教学是自由主义的，学生要适应老师。由于这不
同的文化背景，我一走进课堂就给学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与过去
十几年听的课全然不同。很多老师也出于好奇前来听课，后又由好奇
转为钦佩而每课必听了。6年来，在我来说不过是认真工作而已。我
保留着我那个年代中国教师的认真备课、耐心辅导，也保留着“右派
分子”低头干活、不多说话的“光荣传统”（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曾被
错划为右派分子）。很快的，在学校里我成了一颗明亮的星，但同时
又是一颗游离的星。
美国人一样有远近亲疏，而我和谁也不近不亲。除性格而外，还
因为我是中国人。楼道里，亲密聊天，窃窃私语我参与不进去，会上
发言时的幽默引起哄堂大笑，我笑不出来。你一个外国人，居然是我
们当中最高学历；居然在学生中引起一片好评；居然得到巨额的科研
经费，请访问学者、开国际会议……这一切所引起的嫉妒，引起的心
理不平衡，导致了在转终身教授时的一场闹剧。
试用6年转为终身教授一般而言是水到渠成之事，更何况6年来每
年对我的审核也是好评如潮。可万万没想到，“人事委员会”7位成
员中4位投了反对票。应当说他们都有头脸，我的存在也许有损于他
们的光辉。6年来积累起来的报复原来在这里等着哪！就这样，我转
为终身教授在最基层被否决了。其主要理由是我在会上发言较少。回
想起来讨论有关教学、学术问题，我发言并不少，相反那些嘲笑学生
低能的幽默我一向不屑于说，也说不了他们那样生动，只好沉默。
人事委员会中的S君很快倒戈了：他觉得这个决议太不公平了。
于是他以个人名义在系里进行了民意调查。全体教职员一个不漏。调
查结果是，除了人事委员会里那4张反对票外，其他所有人均表赞成
，并郑重签名。这份民意调查和系人事委员会的决议同时送交到上一
级，也就是理学院人事评审委员会。
据说院一级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各系人事委员会均有代表参加
。应当承认老美有民主素养，会上发言、表态均鲜明、坦率，并不左
顾右盼。后来有人向我透露，扩大会议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最后
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6年来工作成绩显著，理应转为终身教授，并
形成决议，呈报副校长审批。
我们原以为事情将到此结束了，又是万万没想到，副校长居然推
翻了院级决议，不同意我转为终身教授。他强调：基层了解一个人最
清楚，所以他一向最尊重基层意见。接下去就是一系列快速动作。先
是找我个别谈话，通知我他的最后决定，并表示遗憾。按美国规定，
试用期满不能转为终身教授的应离开此校，另谋工作。紧接着下午又
找我，说如果我接受这个决议，马上涨一级工资，作为合同教师留任
本校工作一年。第二天又叫我在拟好的文件上签字。当时我手中掌握
着巨额科研经费，我可以带着这笔款子去其他学校工作，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这个字不能签！于是我拍案而去。
我和我爱人开始安排今后了。翻报纸看广告、寄求职信、打无数
电话，还要考虑这里的房子……同时，我们心中一直带着一个大大的
、沉重的问号：美国一直自诩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什么在我身上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确切地说，不是问号，是激愤！答案很明了：人
性的弱点――嫉妒；社会的弊病――种族歧视。
期末，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老美重视学衔，在这种场合尤其等
级森严，教授们都穿上自己的博士袍和硕士袍。就在全校教师列队集
合时，我偶然发现一位教师在散发传单。此人是生物教授，平时与我
无工作接触，仅仅认识。此时，他面容严肃、旁若无人，一副正气凛
然的样子，一本正经地把传单交到每个人手中。走到我面前也像素不
相识一样给了我一张。一看，又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士。传单的
题目是《为什么？――许博士事件中令人深思的问题》。在这封公开
信中，他称我为全校独一无二的数学家、优秀的老师，还列举了我的
一系列表现，最后相当鲜明地指出：“我们标榜自己是优秀的州立大
学，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位优秀人才；我们标榜是人权平等的国家，为
什么不能接纳一位与我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好人呢？”我注
意到每个人都看了这份传单，当然也有人看过后不以为然地丢掉，可
更多的人在思考。整个毕业典礼，学生教师中一片低语声，也有人指
指点点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时在我脑海中也进行着激烈的思考，面对此形势，我应该怎么
办！我忽然想到一个重要人物：一位德国人。在招聘我时他曾多次向
招聘委员会进言招个中国人。我来此工作后，他对我也有一些关注。
现在他已官至副校长，但因分管其他工作，我这段评职公案不知他是
否知晓。我迅速望了望主席台，台上没有此人，我又搜寻了台下的教
师队伍，也没有。莫非他没来参加毕业典礼？这件事应当叫他知道，
至于他能起什么作用，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第二天就是暑假了，按计划我要去X市工作四周。在离校之前，
我带上与评终身教授有关的全部文件去闯德国人的办公室。事先没有
预约实在不够礼貌，但事情紧迫，已顾不得那许多了。我做好心理准
备，如果他在接待别人，或根本不想见我，我就把有关文件放他桌上
转身出来，事实会说话，让他自己去判断吧！我拍门而入，恰恰办公
室只有他一人，恰恰他又满面春风地接待了我。当我把系人事委员会
的决议、S君在系里的民意调查、理学院评审委员会的决议、副校长
的决定及叫我签字涨一级工资并留任一年的文件、生物老师告全校师
生的传单，依次摆在他面前，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他已激动得脸红脖
子粗了。接着他又询问了一些细节，然后情绪激昂地说：“你算找对
人了！我是本地区平等委员会的代表，你这是明显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管到底。这不是为了一个许钟灵，是为了众多
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他站起来，好像马上要行动的样子，“我要
和副校长去谈，和校长去谈，召集教师工会的专门会议……你愿不愿
意召开全市记者会？”“当然愿意！”到这时候了，我还有什么豁不
出去的，我立即表示。
后来，这位德国人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只知道教师工会开过会
，学生联名写过给校长的公开信，并登在校报上。校长也给在公开信
上签名的每位同学复信，表示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还他们所爱戴的
老师一个公道……
一时间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我一直关心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事，
为此又找过德国人一趟。这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算了吧！此案
已经翻过来了，不要叫某些人太为难。”还朝我诡秘地挤了一下眼睛
。行，中国人讲话，见好就收嘛！
此后，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副校长辞职，转到系里去当教授。老
美能上能下，这点很好，见到我仍笑脸相迎，且不忘祝贺我荣升终身
教授。是脸皮厚，还是承认失败的君子之风？此后，再没跟那位德国
人单独谈过话，也没请过客、送过礼，甚至没说过一声“谢谢”。对
此我这个老中一直于心不忍。听说他也将辞去副校长之职去当教授。
而那位生物老师，无论当时或事过之后仍只限于见面打招呼，好像从
未发生过曾为我两肋插刀的仗义行为，弄得我倒不好意思再提此事。
至于那位在系里搞民调的S君，仍忙于教他的书，挣他的钱。原人事
委员会那4位投反对票的当然略有尴尬，不过中国人讲温良恭俭让，
过去的一切我都不去计较，面子上都过得去才好共事。
现在，我已是系人事委员会成员了，碰到讨论什么人申请涨工资
、晋升职称等我一概表示同意。人都有自知之明，既然提出申请也是
在心中掂量来掂量去，不会差很多。中国人讲究“成人之美”嘛！（
作者为本文主人公妻子）(中华读书报)</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