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先声明一句：我对西方社会和历史一知半解，读过几本书，转过一圈，仅此而已。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立论，我感觉底气不足。批评中国则不然，说出话来，自我感觉是有根底的，总能感觉到千百年经验的支持。我很愿意剖析中国，很少批评西方， 也是一种扬长避短的藏拙策略。更何况，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批评别人，首先要做自我批评。相对欧美社会，我们中国还很落后，不多做自我批评，在大局上恐怕有失均衡。
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当代西方实行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在选举权普及到全民的时刻，在这种权利得到广泛应用的时刻，资本主义制度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全民主义”则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在“元规则”（暴力最强 者说了算）层面上当家作主，立法定分由他们说了算的制度。资本家“主义”了，以制订规则的方式分配权利义务了，选择并推广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了，资本主义就诞生了。资本主义诞生于欧洲，而没有诞生于中国，其中有许多暴力分布格局方面的缘由， 我在谈论帝国制度的文章中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展开了。
根据同样的道理，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个体户”、“中产阶级”（ 我不太明白这个概念与前述各种概念有何异同），所有这些“非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一旦以同等权利参与立法，以一人一票的同等资格“说了算”，“资本主义”制度就 演变为“全民主义”制度了。这时候，由资产阶级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控制暴力的机制， 文官控制军队，政府控制文官，议会控制政府等等，依然在发挥作用，不过，暴力机器的控制者已经由某个社会集团扩展到了许多社会集团。这是发生在元规则层面的变化。
全民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大家都知道，在立法方面，工会的作用相当强大。最低工资，双休日，全民福利，这些与“资本”的直接利益相悖的东西，却能够成为欧美社会中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同盟的辉煌战果，也是资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集团共同“主义”的证明。更何况，通过股票、养老保险基金和各种投资基金之类的手段 ，大批“非资产阶级”成员也染上了百分之几甚至几十的资产阶级成色，资本家的“阶级队伍”也呈现出向全民扩张的趋势。
在欧美社会，资产阶级当然是少数。当大多数选民获得了立法权的时候，他们可 以用各种方式合法地压缩资产阶级的权利，增加资产阶级的义务。譬如在遗产继承方面近乎剥夺的高税率，增加企业徵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譬如增加国有企业的活动空间，限制私人资本进入某些领域，等等。这些想法未必没有试验过，但是不那么成功。走得太远，还会影响全民的福利，削弱本国的竞争力。于是，英国就反过来闹了一场非国有化运动。这也是全民的选择，包括了许多非资产阶级人士的选择，他们如此选择，重新调整尺度分寸，对他们自身是有利的。谁的鞋挤脚，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不应该多 嘴。这种结局进一步说明，欧美社会的现行制度，如果包含了浓重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话，其浓度也是全民选择的结果，这种因素和其他因素一起构成了全民主义的组成部分。
读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国历史，瞒报土地，买官鬻爵，到处设卡，乱罚款乱收费 ，贪官污吏横行，很容易想起中国的潜规则秩序（The polictics of transition， 1774─1791>，By P? M? JON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从中国历史和我略知一二的俄国法国历史看来，这种局面是官僚统治集团侵犯平民权利边界的必然结果。在微观对局中，在每一次个体博弈中，平民总是弱者，拥有合法伤害权或低成本伤害能力的官吏总是强者。平民的最佳策略是忍气吞声，对抗是不合算的。胜方收益高，风险小，人们趋利避害，官吏集团不断膨胀。这种局势发展下去，最终必定崩盘。
我认为，避免崩盘的办法，压缩潜规则活动空间的办法，就是“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这句话说得很生涩，我想说的当然不是市场制度，而是说来犯忌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大体是 施报对称的，好东西卖好价钱，坏东西卖不出去。政治制度则有很长的代理链，譬如三 个代表的党中央，农民的意愿经过村、乡、县、地、省、到代表一切的权力核心，再如 此反回来，最少也要经过十一个环节，每个环节又有自身的独特利益。代理链如此之长，做手脚的空间如此之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对应关系是很难精密的。在这种格局之中，潜规则不大大发挥作用才是见鬼。如何建立施报对称的制度呢？把上边那句生涩的话换成明白的话说，套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黄炎培说法，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监督政府。试想，谁最有动力和能力消灭潜规则？当然是潜规则中的受害方，也 就是被压缩了权利空间的平民百姓。一旦欺压者的乌纱帽由平民百姓掌握了，受害者有了反制手段，掌握了简单合法的报复手段，潜规则发挥作用的空间必定大幅度压缩。
这是不是空想呢？是不是人为设计的乌托邦呢？平民有了选举权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也经过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选举权也有扩展的过程 ，各种分担成本的社会组织也有发育过程。我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过去二百年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消长。我并不指望一纸宣言就能解决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必须容许幼苗生长。容许工会生长，容许资本家俱乐部生长，容许农会生长，也容许知识分子团体生长。只要停止一遍又一遍地清剿异己，斩草除根，一盘散沙是可以演变为沃土的。每年 烧荒一次，这片土地上就只能长杂草，永远也无法出现森林及其所支持的复杂生态。如 果把乌托邦比喻为森林的话，这个烧荒不停止，什么都是乌托邦。反之，生长过程一旦开始，头几年依然难免荒草遍地，但是，十年八年之后就可以看到灌木丛生，三五代人 之后就可以指望大片森林了。
顺便提一句，《造化的报应》有很多缺点。这篇文章是1999年写的，写作的初衷 ，是寻找并证明一种终极存在。我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天命天道，连历史发展规律也 不相信。我们的祖先发明的造化这个词，恰好是一个容忍这些不相信的终极存在。在造 化看来，那些自称代表了天道或上帝的人，自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人，本身就是造化中的极端自负的成员，无非是这种人加入了造化的互动而已。造化仍然是造化，而不是那些道和规律。
由于初衷不同，这篇文章用了一些大词，说了几句大话，许多话有漏洞，不严密 ，与同书中的其他文章不是一路。冼岩先生敏锐地看出来了，让我很有知遇之感。尽管如此，我对冼岩先生的批评，“心仪西方资本主义”，“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权利 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不是正确主张，等等， 仍然不肯接受。理由如上所述。
但是我要感谢冼岩先生的批评，还要谢谢冼岩先生对我的赞扬。赞扬是对我的鼓励，固然宝贵，但是认真的批评更可珍贵。许多好念头都产生在应对之中，如同围棋中的妙手。
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当代西方实行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在选举权普及到全民的时刻，在这种权利得到广泛应用的时刻，资本主义制度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全民主义”则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在“元规则”（暴力最强 者说了算）层面上当家作主，立法定分由他们说了算的制度。资本家“主义”了，以制订规则的方式分配权利义务了，选择并推广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了，资本主义就诞生了。资本主义诞生于欧洲，而没有诞生于中国，其中有许多暴力分布格局方面的缘由， 我在谈论帝国制度的文章中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展开了。
根据同样的道理，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个体户”、“中产阶级”（ 我不太明白这个概念与前述各种概念有何异同），所有这些“非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一旦以同等权利参与立法，以一人一票的同等资格“说了算”，“资本主义”制度就 演变为“全民主义”制度了。这时候，由资产阶级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控制暴力的机制， 文官控制军队，政府控制文官，议会控制政府等等，依然在发挥作用，不过，暴力机器的控制者已经由某个社会集团扩展到了许多社会集团。这是发生在元规则层面的变化。
全民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大家都知道，在立法方面，工会的作用相当强大。最低工资，双休日，全民福利，这些与“资本”的直接利益相悖的东西，却能够成为欧美社会中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同盟的辉煌战果，也是资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集团共同“主义”的证明。更何况，通过股票、养老保险基金和各种投资基金之类的手段 ，大批“非资产阶级”成员也染上了百分之几甚至几十的资产阶级成色，资本家的“阶级队伍”也呈现出向全民扩张的趋势。
在欧美社会，资产阶级当然是少数。当大多数选民获得了立法权的时候，他们可 以用各种方式合法地压缩资产阶级的权利，增加资产阶级的义务。譬如在遗产继承方面近乎剥夺的高税率，增加企业徵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譬如增加国有企业的活动空间，限制私人资本进入某些领域，等等。这些想法未必没有试验过，但是不那么成功。走得太远，还会影响全民的福利，削弱本国的竞争力。于是，英国就反过来闹了一场非国有化运动。这也是全民的选择，包括了许多非资产阶级人士的选择，他们如此选择，重新调整尺度分寸，对他们自身是有利的。谁的鞋挤脚，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不应该多 嘴。这种结局进一步说明，欧美社会的现行制度，如果包含了浓重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话，其浓度也是全民选择的结果，这种因素和其他因素一起构成了全民主义的组成部分。
读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国历史，瞒报土地，买官鬻爵，到处设卡，乱罚款乱收费 ，贪官污吏横行，很容易想起中国的潜规则秩序（The polictics of transition， 1774─1791>，By P? M? JON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从中国历史和我略知一二的俄国法国历史看来，这种局面是官僚统治集团侵犯平民权利边界的必然结果。在微观对局中，在每一次个体博弈中，平民总是弱者，拥有合法伤害权或低成本伤害能力的官吏总是强者。平民的最佳策略是忍气吞声，对抗是不合算的。胜方收益高，风险小，人们趋利避害，官吏集团不断膨胀。这种局势发展下去，最终必定崩盘。
我认为，避免崩盘的办法，压缩潜规则活动空间的办法，就是“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这句话说得很生涩，我想说的当然不是市场制度，而是说来犯忌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大体是 施报对称的，好东西卖好价钱，坏东西卖不出去。政治制度则有很长的代理链，譬如三 个代表的党中央，农民的意愿经过村、乡、县、地、省、到代表一切的权力核心，再如 此反回来，最少也要经过十一个环节，每个环节又有自身的独特利益。代理链如此之长，做手脚的空间如此之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对应关系是很难精密的。在这种格局之中，潜规则不大大发挥作用才是见鬼。如何建立施报对称的制度呢？把上边那句生涩的话换成明白的话说，套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黄炎培说法，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监督政府。试想，谁最有动力和能力消灭潜规则？当然是潜规则中的受害方，也 就是被压缩了权利空间的平民百姓。一旦欺压者的乌纱帽由平民百姓掌握了，受害者有了反制手段，掌握了简单合法的报复手段，潜规则发挥作用的空间必定大幅度压缩。
这是不是空想呢？是不是人为设计的乌托邦呢？平民有了选举权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也经过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选举权也有扩展的过程 ，各种分担成本的社会组织也有发育过程。我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过去二百年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消长。我并不指望一纸宣言就能解决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必须容许幼苗生长。容许工会生长，容许资本家俱乐部生长，容许农会生长，也容许知识分子团体生长。只要停止一遍又一遍地清剿异己，斩草除根，一盘散沙是可以演变为沃土的。每年 烧荒一次，这片土地上就只能长杂草，永远也无法出现森林及其所支持的复杂生态。如 果把乌托邦比喻为森林的话，这个烧荒不停止，什么都是乌托邦。反之，生长过程一旦开始，头几年依然难免荒草遍地，但是，十年八年之后就可以看到灌木丛生，三五代人 之后就可以指望大片森林了。
顺便提一句，《造化的报应》有很多缺点。这篇文章是1999年写的，写作的初衷 ，是寻找并证明一种终极存在。我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天命天道，连历史发展规律也 不相信。我们的祖先发明的造化这个词，恰好是一个容忍这些不相信的终极存在。在造 化看来，那些自称代表了天道或上帝的人，自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人，本身就是造化中的极端自负的成员，无非是这种人加入了造化的互动而已。造化仍然是造化，而不是那些道和规律。
由于初衷不同，这篇文章用了一些大词，说了几句大话，许多话有漏洞，不严密 ，与同书中的其他文章不是一路。冼岩先生敏锐地看出来了，让我很有知遇之感。尽管如此，我对冼岩先生的批评，“心仪西方资本主义”，“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权利 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不是正确主张，等等， 仍然不肯接受。理由如上所述。
但是我要感谢冼岩先生的批评，还要谢谢冼岩先生对我的赞扬。赞扬是对我的鼓励，固然宝贵，但是认真的批评更可珍贵。许多好念头都产生在应对之中，如同围棋中的妙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