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杂谈
因为在“国有大企业”工作，午餐时间便成了一群中国同胞的例行聚会时间。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交流信息，谈天说地，指点风流。其间许多趣闻轶事，都是真人实事，听起来颇有意思。现辑录于此，供诸位做饭间谈资。
一、回国
小王暑假要带孩子回国，是这几天的热门话题。我禁不住问一句：“回家带东西吗？”小王慢悠悠地回问：“我敢不带吗？”大家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美国佬工资高，这是现代常识。假洋鬼子们就算比不上比尔・盖茨，荷包满满似乎也顺理成章。既然是美国回来的，不意思意思怎么够意思呢。亲戚朋友见面，全盯着看你该出手时出不出手哩。心说你工资那么高，给个两参的还不跟玩似的。他就没想到工资高消费还高呢，这两两参参的花起来，可不怎么好玩。其实如我等这般拿工资吃饭的小中产阶级，哪有多少闲钱。工资发下来，交税、养老加保险至少先去掉三分之一，剩下的钱买房子，养车子，生儿育女，吃喝穿戴，别说无钱可剩，还得欠一屁股债。你要是死了，儿子还没来的及哭，债主先得吼叫着找上门来。这点道理，许多开放富裕地区的人都明白。可较为偏僻落后地区的人，就不那么清楚了。
小王的婆婆家，是内地城市的，不穷不富，颇以儿子在外为荣。现在小俩口要回去，自然打电话问一下家里想要点什么。老婆婆说了：“你们回来也不用买什么，就给我带一个数码摄像机吧。”儿子孝顺，答应下来。过了两天再打电话去请安，老婆婆又说了：“听说美国的手机很好，你也给我带一个回来吧。”儿子心想，不是都说国内的手机即便宜又好吗？可这时候说什么都只有反效果，还是买一个带回去吧。又过了几天，老婆婆打电话过来了说：“你不给你弟弟妹妹带点东西也不好，你就给他们一人买台数码照像机吧。”儿子无奈，咬咬牙也同意了。小王一听不干了，说都给你们家带，也不能把我们家落下吧。当然，丈母娘这边也得孝敬，这一下子就是好多台数码相机。大家笑说你这是搞批发呀，弄个货柜回去吧。再过了几天，老婆婆又打电话来了，说再带点名牌衣服回来，国内的名牌都是假货。还有口红化妆品什么的，也是国外的好，多带点。这下子儿子受不了啦，和老娘吵了起来，说你们还有什么是不要的吗？我开玩笑说：“国内不是汽车热吗？还好没问你们要汽车。”小王平心静气地说：“要啦。说你弟弟可能快下岗了，你就给他买辆汽车吧。以后也可以跑一跑出租什么的。”大家笑了好半天。
我认识一个人是福建乡下来的，回国结婚时带了上万元的金货，结果没住满时间就逃回来了，说快被别人骂死了。没送金子的自然骂，送了的也骂，说我跟你怎么亲怎么近，你送我的金戒子怎么能跟谁谁谁的一样大呢，太不是东西了。新闻里又说，一对小俩口回国探亲，老丈人嫌女儿女婿东西给的少，半夜拿斧子把他俩给劈了。小王他们已经回国了，包包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应该可以安全回来吧。
二、“共产党”
殷老师在另一个地方工作时，同事中有一个尼伯尔人。他能说流利的中文，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最崇拜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把《毛泽东选集》倒背如流。他认为“农村包围城市”及“论持久战”等革命理论，是尼伯尔革命的指路明灯，并坚信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导下，尼伯尔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在他面前，谁也不准说中国的坏话，更不准说共产党的坏话，连“人民日报”都常提的“贪污”、“腐败”、“一言堂”之类也不准讲，否则他就跟你没完没了的辨论。后来把大家都搞怕了。他一走过来，大家就交首相告：“共产党来了！”于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对于他的纯真，大家只是哭笑不得，却并不讨厌，毕竟他是爱中国而不是恨中国。比起那些恨祖国的“民运”们，可爱多了。共产党整治过你，你骂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生你养你一场，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为什么你专跟中国过不去呢？世贸不让进，奥运不让办，整天喊制裁，提起台独藏独比爹娘还亲。这样的人，谁说起来都是不屑，他还自以为是“领袖”呢，真是不知脸红。
依大伙的经验，那些不喜欢中国的美国人，大多是从报纸上得来的印象，其实并没有去过中国。凡是到过中国的，往往对中国的感觉还不错。许多美国人也挺理解中国的问题。满大街都是人，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以前又那么穷，能混成现在这样也不容易了。大事不求速成嘛。再象苏联当年那样一下子崩溃，这个世界的麻烦会更多。据说恐怖分子手中可能有苏制核武器，要是中国乱了，美国挨了原子弹还得查是哪国制造的。中国明显在变化，让它保持稳定，慢慢变好，其实对谁都有利。
至于台湾问题，大多数美国老百姓既不太懂，也不关心。我所碰到的大陆人中，没有一个是支持台湾独立的。台湾来美的老一代，虽不喜欢共产党，但大多也不希望中国分裂。年轻一代则似乎分歧很厉害，支持统一的坚决支持，要求独立的死活要独立。这也折射出了台湾社会的泛政治化、情绪化。台湾人的政治热情之高、感情色彩之强，多少有点象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比起西方民主的冷静、理性和坚韧，还有不短的距离。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台湾小姑娘，不仅自己土生土长，祖宗八代也是台湾人。聊了没几句，她便问我：“你们大陆会打过来吗？”我说：“大伙都忙着发财。只要台湾不独立，大陆就不会打。”她说：“你们要是打过来了，我马上打白旗投降。我最怕打仗了。”边说边优雅地做了一个举旗的动作，看的大家都笑起来。后来又跟她聊过几次。她说她还没有去过大陆，以后一定要去。她妈妈去过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真的是漂亮极了。她说起大陆多么大，长江多么长，黄山多么美，如数家珍。那双大眼睛里所闪现的深情和向往，真的非常美丽。我怕她期望太大，以后会失望，提醒她说大陆也有许多问题，可是她听都不要听。唉，小姑娘，您走好，愿您大陆之行快乐圆满。
三、异族通婚
身在号称民族大溶炉的美国，有人“溶解”进去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大概是绍君遗风，女同胞自愿“和番”的并不少见。大多是嫁美国白人。无论从经济、身份还是“成就感”，都是不错的选择，无可非厚。也有嫁给印度人、拉美人甚至非洲人的，这就得来点“伟大的爱情”才行了。相对于女性而言，出国的男人就保守的多。能就地解决就就地解决，不行的就回国“速成”，认识十天八天结婚的有的是，带来一瞧，往往还条件优越，面目皎好，看的我等眼红心酸不已。也听说有洋妞追一个中国学生，那哥们也同意，可是家里死活不接受，最后他俩只好黯然分手。还见过一个蛮好看的印度女孩追中国男孩。这兄弟犹犹豫豫地不敢应承，总觉得心灵深处爆发不出“革命”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许多人对异族通婚还是心怀疑虑，因为无论他们多么要好，语言水平多高，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是会带来一些微妙的隔阂，伴随着一种挥之难去的寂莫感，因为心灵深处的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确实是很难用语言交流的。不象中国夫妇在一起，一丝微笑，一抹眼神，一个手势，彼此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对方的意思，就算打架也势均力敌，吵嘴也不会有误解。
不过，爱情的力量有时候也大的令人惊奇。我的一个朋友曾经给一个中国打工崽当过日语家教。他娶了一个日本妻子，有一个小女孩已经６岁了。现在第二个孩子要出生了，丈母娘要来看他们，他只好跑来赶学日语。问他，夫人会中文吗？不会。又问，你们夫妇俩会多少英语？一点点。好嘛，人家这不也过来了吗？而且还过的不错，从来不吵架。
对待儿女婚姻的态度，那就更不好说了。你要是娶了克林顿的女儿，那当然好办。你要是敢娶了一个黑姑娘，看老爹不大嘴巴抽你！殷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情况却完全不同。
殷老师的老板是纯种白人，女儿也是金发碧眼。她跑到加州去呆了两年，不知怎么就嫁了一个非洲人。她老爹不但不反对，反而大加赞许。问题是这位黑先生并非老虎・伍德，而且连身份也不黑不白，靠捣鼓点小买卖为生。过了没几天不知犯了什么事，被移民局捉了去，要把他遣送回国。这下可把老丈人急坏了，发动群众，四处拉人，往移民局猛写信，担保这黑哥们大大的好人，留下来绝对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那是“９・１１”之前，移民局下手还不狠，没有把他驱逐出境，只是身份注消了事。这哥们没法再工作啦，只能在家呆着。老丈人怕女儿女婿顶不住，每年都寄一大笔钱去，这在美国可算是开了先例。后来他们搞全家聚会，女婿没证件无法旅行，老丈人便坐飞机到加州，租辆车把女婿载上，开了三天过来，聚会完后又开三天车把他送回去，自己再乘飞机回来。不仅如此，女婿家兄弟姊妹多，上不起学，他便寄钱去非洲把他们全包下来了。在此之前，他也资助了好多非洲小孩，简直就是世界版希望工程。
听完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殷老师的老板好人真是好人，就是好的有点傻了，给钱可以，女儿嘛……
四、生与养
说起洋人的怪异，总有许多话题。有一天宋老师讲了一件轶事。他在另一个城市时，有一个女同胞来求他给介绍个对象。此女３０多岁，在国内离了婚，还有一个６、７岁的小女孩。拖油瓶的半老徐娘，找中国人是不可能的了，除非这男的也是离过十次八次婚，还得是穷困潦倒。宋老师办公室正好有一个洋王老五，也是３０多岁，他便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跑去撮合这异国天仙配。咱们老祖宗总说洋人都是眼睛发直，腿不会打弯，这洋哥们就是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相亲，并且一见钟情，马上订婚。更可笑的是这洋鬼子的父母，不但毫不反对，一听说不用费事就捡来一个现成的孙女，更是高兴的象中了彩票似的。他们要来小孙女的照片，放大后贴的满墙都是，谁来了都拉着人去看，一个劲地夸她多么可爱多么漂亮，当然介绍到最后还得加一句，这小姑娘还在中国，他们尚未见过。没见过也没有关系，他们想方设法找些理由给孙女送礼物。这漂洋过海的花费，可比礼物贵多了。小女孩刚到美国时，看到两个奇形怪状的大块头呼啸着向自己赴来，吓得直往妈妈身后躲。等过了几个月再去看，她爷爷奶奶一个劲地叫，一会搂搂这个，一会抱抱那个，把俩个老人哄得团团转。小孩子其实很敏感，谁对他好他清楚的很。
不过，这世界山高林子大，什么鸟人都有。殷老师有感而发，说她的一个邻居，曾收养了一个男孩，都大学毕业了，一听说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马上弃父母而去。生而养之，乃已之责任，非生而养之，其更恩重如山。含辛茹苦几十年，说踹就踹，一声谢谢没有，兄弟你也真有魄力。有一天你也会有孩子，当你半夜三更爬起来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当你哑着啜子学唱儿歌的时候，也请想一想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二十多年前的同一个晚上，养父母在做什么？
五、抗日战争
马老师慈眉善目的，以前在国内是教授，现在全家都在美国。她和老头在这里工作，两个儿子在外地，都很有出息。与媳妇关系很好，跟孙儿孙女很亲，国内也置办好了房子，准备过两年回国过舒坦日子。什么叫幸福美满，看一下马老师就知道了。
马老师吃饭时喜欢讲故事说笑话。她的老板是个日裔美国人，来美已经三代了，除了还会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日本名字，其它的一概不知。可是他的亚洲面孔有时还会闹出笑话。他见了马老师总是怪声怪气地叫声Ｍａ，美国佬们一听就奇怪了，说原来你和你妈咪在一个实验室工作，这个美国化的日本人就笑嘻嘻地回答说，是。
象许多美国人一样，这“日本鬼子”也很少谈政治。偶然聊天时说起中国坏话，马老师就跟他辩论，还说日本才坏呢。由于她老板与日本的关系跟人类与猿的关系差不多，所以也不在意。其实除了那几个靠骂祖国骗洋人钱的不肖子之外，咱们这些人的心态都差不多，说起中国来就象说自己的孩子，自己说什么都可以，别人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行，哪怕你是我老板也不行。
马老师不喜欢日本，可不是读报纸看电影得来的，也不是谁窜改了教科书，人家那是亲身经历。下面就是马老师给我们讲的她的故事。我在这里稍微整理了一下叙述的次序，所有细节无任何改动。
“哪一年我大约５、６岁，已经记事了。我们家在冀中平原，河北省玉田县。我们村是个大村，全村都姓马。村头有一条大路。一会儿八路军过来了，一会儿鬼子兵过去了，附近经常有战斗。我们都知道八路军是朱德的部队，具体是谁指挥的不太清楚，也没听说有毛主席。”
“离我们村两里，有一个日本的炮楼，六里地外还有个大的。鬼子时不时就来围村。就跟电影上演的一样，把人都赶到空地上，用鞭子打、灌辣椒水什么的。我们村有一个人去参加了八路军。鬼子不知怎么知道了，就跑来烧他们家的房子。我现在还能记得，鬼子站在旁边的屋顶上大笑，男的笑，还有女的，也笑，可凶啦。”
“我们村头有一棵大树，就在大路旁。八路军抓了一个不知叛徒还是特务，绑在那棵树上，宣判了，然后给捅了。老百姓一看，鬼子能不报复吗，呼啦一下全跑了。当时鬼子兵、八路军来来去去，越来越多，村里人都有经验了，说这要打大仗了，就在咱这附近，快跑吧。结果全村都跑掉了。”
“我妈就躲在附近，要看着家。我们小孩跑的远，跑到山边了。那有一个小村，很小，没几户人家。我有一个亲戚，我们叫他二大爷，就住在这村，我们就躲到这来了。都说这儿很偏僻，村又小，最安全啦。没呈想最后那仗就是在这村边打的。就听见枪声越来越近，炮声越来越响，可把我们吓死了。”
“年轻的也都跑了，剩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农村房子有堂屋有厢房。堂屋就是正对着门口的厅似的，厢房就是两侧的房子。仗打起来后，那个小老头，就是我们的二大爷，７０多岁了，自告奋勇留在堂屋应付鬼子兵。我们一群小孩，还有几个老人，都躲在厢房里。”
“鬼子兵一批批的过。有的进来搜查一下，问几句什么的。后来又进来了一个鬼子，抓住我大姐就往外拖。我大姐那时候已经蛮大了，十几岁了。那鬼子兵就这样这样抓着她的衣袖往外使劲拉，我大姐就使劲往后挣。都拖到院门口了，我大姐猛地一挣，脱开了，回头跑了回来。我们把大姐藏在一个大簸箕底下，我们小孩就坐在上面。鬼子兵回来找，一个老太太往边门一指，那鬼子就从边门追出去了。我大姐一个劲发抖，脸煞白。”
“外面一个劲的打。中午过了好久，都到下午了，我二大爷从堂屋那边过来，问我们饿不饿，要不要弄点东西吃。我们一个劲地推他，说：‘二大爷您快到堂屋呆着吧，到晚上再说。’二大爷转身往堂屋走，刚到院子里，一群鬼子兵冲了进来。我们都在门口，我亲眼看见的呀，一个鬼子兵二话没说，上去一剌刀‘扑’的一声捅进我二大爷的肚子里，还往上一挑。我二大爷一声没吭，当时就扒在地上。人要死也不容易，那小老头又矮又瘦，在院子中间扑腾了半个下午才咽气。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杀人，还是我二大爷。以后半年多我都不停地做恶梦，剌刀捅进肚子里呀，流着血在地上扑腾呀，一下子就吓醒。我现在时不时还梦见那情景。我那时才几岁呀，可能是剌激的太深了，一点也没忘掉。我现在也能记得剌刀捅进肚子里的声音，清清楚楚。”
“我们实在是吓坏了。天一黑就躲进了玉米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玉米老高了，已经开始灌浆。我们就吃那些嫩玉米。枪声一会近一会远，子弹时不时从头顶飞过。还有日本的飞机，飞得可低了。我大姐好几次要跳河自杀。我和我小姐使劲拽呀，就这么拽住她，不让她去。”
“一直等到仗打完了，我们才回去。我妈正在家里哭，以为我们都没了。我们身上那个脏呀，全是泥。还没洗呢，鬼子又来了。我们赶快装做烧火、收拾院子什么的。鬼子又闹了好久才走。日本人当时可凶了，真的很凶。”
旁边有人问：“那么日本投降时怎么样呢？”马老师说：“我们当然高兴啦。部队有纪律，不准打。老百姓恨呀，打，用棍子打，用石头摔。好些日本小孩带不走，就扔在路旁。有的让人捡走了，就是那些‘日本遗孤’。有的就死在那儿了。还有日本女的，跪在路边请别人收留，也挺惨。”
马老师又说：“后来讲中日友好，我一直不看日本电影电视，心里不舒服。出国后才看过几次。一个是那次杀人，再就是唐山地震，这二件事我忘不了，记得最清。这都多少年了，日本鬼子用剌刀捅我二大爷，我二大爷在地上扑腾，就跟刚见到似的，没法忘，真的忘不掉呀。”
因为在“国有大企业”工作，午餐时间便成了一群中国同胞的例行聚会时间。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交流信息，谈天说地，指点风流。其间许多趣闻轶事，都是真人实事，听起来颇有意思。现辑录于此，供诸位做饭间谈资。
一、回国
小王暑假要带孩子回国，是这几天的热门话题。我禁不住问一句：“回家带东西吗？”小王慢悠悠地回问：“我敢不带吗？”大家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美国佬工资高，这是现代常识。假洋鬼子们就算比不上比尔・盖茨，荷包满满似乎也顺理成章。既然是美国回来的，不意思意思怎么够意思呢。亲戚朋友见面，全盯着看你该出手时出不出手哩。心说你工资那么高，给个两参的还不跟玩似的。他就没想到工资高消费还高呢，这两两参参的花起来，可不怎么好玩。其实如我等这般拿工资吃饭的小中产阶级，哪有多少闲钱。工资发下来，交税、养老加保险至少先去掉三分之一，剩下的钱买房子，养车子，生儿育女，吃喝穿戴，别说无钱可剩，还得欠一屁股债。你要是死了，儿子还没来的及哭，债主先得吼叫着找上门来。这点道理，许多开放富裕地区的人都明白。可较为偏僻落后地区的人，就不那么清楚了。
小王的婆婆家，是内地城市的，不穷不富，颇以儿子在外为荣。现在小俩口要回去，自然打电话问一下家里想要点什么。老婆婆说了：“你们回来也不用买什么，就给我带一个数码摄像机吧。”儿子孝顺，答应下来。过了两天再打电话去请安，老婆婆又说了：“听说美国的手机很好，你也给我带一个回来吧。”儿子心想，不是都说国内的手机即便宜又好吗？可这时候说什么都只有反效果，还是买一个带回去吧。又过了几天，老婆婆打电话过来了说：“你不给你弟弟妹妹带点东西也不好，你就给他们一人买台数码照像机吧。”儿子无奈，咬咬牙也同意了。小王一听不干了，说都给你们家带，也不能把我们家落下吧。当然，丈母娘这边也得孝敬，这一下子就是好多台数码相机。大家笑说你这是搞批发呀，弄个货柜回去吧。再过了几天，老婆婆又打电话来了，说再带点名牌衣服回来，国内的名牌都是假货。还有口红化妆品什么的，也是国外的好，多带点。这下子儿子受不了啦，和老娘吵了起来，说你们还有什么是不要的吗？我开玩笑说：“国内不是汽车热吗？还好没问你们要汽车。”小王平心静气地说：“要啦。说你弟弟可能快下岗了，你就给他买辆汽车吧。以后也可以跑一跑出租什么的。”大家笑了好半天。
我认识一个人是福建乡下来的，回国结婚时带了上万元的金货，结果没住满时间就逃回来了，说快被别人骂死了。没送金子的自然骂，送了的也骂，说我跟你怎么亲怎么近，你送我的金戒子怎么能跟谁谁谁的一样大呢，太不是东西了。新闻里又说，一对小俩口回国探亲，老丈人嫌女儿女婿东西给的少，半夜拿斧子把他俩给劈了。小王他们已经回国了，包包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应该可以安全回来吧。
二、“共产党”
殷老师在另一个地方工作时，同事中有一个尼伯尔人。他能说流利的中文，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最崇拜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把《毛泽东选集》倒背如流。他认为“农村包围城市”及“论持久战”等革命理论，是尼伯尔革命的指路明灯，并坚信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导下，尼伯尔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在他面前，谁也不准说中国的坏话，更不准说共产党的坏话，连“人民日报”都常提的“贪污”、“腐败”、“一言堂”之类也不准讲，否则他就跟你没完没了的辨论。后来把大家都搞怕了。他一走过来，大家就交首相告：“共产党来了！”于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对于他的纯真，大家只是哭笑不得，却并不讨厌，毕竟他是爱中国而不是恨中国。比起那些恨祖国的“民运”们，可爱多了。共产党整治过你，你骂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生你养你一场，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为什么你专跟中国过不去呢？世贸不让进，奥运不让办，整天喊制裁，提起台独藏独比爹娘还亲。这样的人，谁说起来都是不屑，他还自以为是“领袖”呢，真是不知脸红。
依大伙的经验，那些不喜欢中国的美国人，大多是从报纸上得来的印象，其实并没有去过中国。凡是到过中国的，往往对中国的感觉还不错。许多美国人也挺理解中国的问题。满大街都是人，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以前又那么穷，能混成现在这样也不容易了。大事不求速成嘛。再象苏联当年那样一下子崩溃，这个世界的麻烦会更多。据说恐怖分子手中可能有苏制核武器，要是中国乱了，美国挨了原子弹还得查是哪国制造的。中国明显在变化，让它保持稳定，慢慢变好，其实对谁都有利。
至于台湾问题，大多数美国老百姓既不太懂，也不关心。我所碰到的大陆人中，没有一个是支持台湾独立的。台湾来美的老一代，虽不喜欢共产党，但大多也不希望中国分裂。年轻一代则似乎分歧很厉害，支持统一的坚决支持，要求独立的死活要独立。这也折射出了台湾社会的泛政治化、情绪化。台湾人的政治热情之高、感情色彩之强，多少有点象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比起西方民主的冷静、理性和坚韧，还有不短的距离。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台湾小姑娘，不仅自己土生土长，祖宗八代也是台湾人。聊了没几句，她便问我：“你们大陆会打过来吗？”我说：“大伙都忙着发财。只要台湾不独立，大陆就不会打。”她说：“你们要是打过来了，我马上打白旗投降。我最怕打仗了。”边说边优雅地做了一个举旗的动作，看的大家都笑起来。后来又跟她聊过几次。她说她还没有去过大陆，以后一定要去。她妈妈去过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真的是漂亮极了。她说起大陆多么大，长江多么长，黄山多么美，如数家珍。那双大眼睛里所闪现的深情和向往，真的非常美丽。我怕她期望太大，以后会失望，提醒她说大陆也有许多问题，可是她听都不要听。唉，小姑娘，您走好，愿您大陆之行快乐圆满。
三、异族通婚
身在号称民族大溶炉的美国，有人“溶解”进去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大概是绍君遗风，女同胞自愿“和番”的并不少见。大多是嫁美国白人。无论从经济、身份还是“成就感”，都是不错的选择，无可非厚。也有嫁给印度人、拉美人甚至非洲人的，这就得来点“伟大的爱情”才行了。相对于女性而言，出国的男人就保守的多。能就地解决就就地解决，不行的就回国“速成”，认识十天八天结婚的有的是，带来一瞧，往往还条件优越，面目皎好，看的我等眼红心酸不已。也听说有洋妞追一个中国学生，那哥们也同意，可是家里死活不接受，最后他俩只好黯然分手。还见过一个蛮好看的印度女孩追中国男孩。这兄弟犹犹豫豫地不敢应承，总觉得心灵深处爆发不出“革命”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许多人对异族通婚还是心怀疑虑，因为无论他们多么要好，语言水平多高，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是会带来一些微妙的隔阂，伴随着一种挥之难去的寂莫感，因为心灵深处的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确实是很难用语言交流的。不象中国夫妇在一起，一丝微笑，一抹眼神，一个手势，彼此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对方的意思，就算打架也势均力敌，吵嘴也不会有误解。
不过，爱情的力量有时候也大的令人惊奇。我的一个朋友曾经给一个中国打工崽当过日语家教。他娶了一个日本妻子，有一个小女孩已经６岁了。现在第二个孩子要出生了，丈母娘要来看他们，他只好跑来赶学日语。问他，夫人会中文吗？不会。又问，你们夫妇俩会多少英语？一点点。好嘛，人家这不也过来了吗？而且还过的不错，从来不吵架。
对待儿女婚姻的态度，那就更不好说了。你要是娶了克林顿的女儿，那当然好办。你要是敢娶了一个黑姑娘，看老爹不大嘴巴抽你！殷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情况却完全不同。
殷老师的老板是纯种白人，女儿也是金发碧眼。她跑到加州去呆了两年，不知怎么就嫁了一个非洲人。她老爹不但不反对，反而大加赞许。问题是这位黑先生并非老虎・伍德，而且连身份也不黑不白，靠捣鼓点小买卖为生。过了没几天不知犯了什么事，被移民局捉了去，要把他遣送回国。这下可把老丈人急坏了，发动群众，四处拉人，往移民局猛写信，担保这黑哥们大大的好人，留下来绝对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那是“９・１１”之前，移民局下手还不狠，没有把他驱逐出境，只是身份注消了事。这哥们没法再工作啦，只能在家呆着。老丈人怕女儿女婿顶不住，每年都寄一大笔钱去，这在美国可算是开了先例。后来他们搞全家聚会，女婿没证件无法旅行，老丈人便坐飞机到加州，租辆车把女婿载上，开了三天过来，聚会完后又开三天车把他送回去，自己再乘飞机回来。不仅如此，女婿家兄弟姊妹多，上不起学，他便寄钱去非洲把他们全包下来了。在此之前，他也资助了好多非洲小孩，简直就是世界版希望工程。
听完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殷老师的老板好人真是好人，就是好的有点傻了，给钱可以，女儿嘛……
四、生与养
说起洋人的怪异，总有许多话题。有一天宋老师讲了一件轶事。他在另一个城市时，有一个女同胞来求他给介绍个对象。此女３０多岁，在国内离了婚，还有一个６、７岁的小女孩。拖油瓶的半老徐娘，找中国人是不可能的了，除非这男的也是离过十次八次婚，还得是穷困潦倒。宋老师办公室正好有一个洋王老五，也是３０多岁，他便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跑去撮合这异国天仙配。咱们老祖宗总说洋人都是眼睛发直，腿不会打弯，这洋哥们就是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相亲，并且一见钟情，马上订婚。更可笑的是这洋鬼子的父母，不但毫不反对，一听说不用费事就捡来一个现成的孙女，更是高兴的象中了彩票似的。他们要来小孙女的照片，放大后贴的满墙都是，谁来了都拉着人去看，一个劲地夸她多么可爱多么漂亮，当然介绍到最后还得加一句，这小姑娘还在中国，他们尚未见过。没见过也没有关系，他们想方设法找些理由给孙女送礼物。这漂洋过海的花费，可比礼物贵多了。小女孩刚到美国时，看到两个奇形怪状的大块头呼啸着向自己赴来，吓得直往妈妈身后躲。等过了几个月再去看，她爷爷奶奶一个劲地叫，一会搂搂这个，一会抱抱那个，把俩个老人哄得团团转。小孩子其实很敏感，谁对他好他清楚的很。
不过，这世界山高林子大，什么鸟人都有。殷老师有感而发，说她的一个邻居，曾收养了一个男孩，都大学毕业了，一听说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马上弃父母而去。生而养之，乃已之责任，非生而养之，其更恩重如山。含辛茹苦几十年，说踹就踹，一声谢谢没有，兄弟你也真有魄力。有一天你也会有孩子，当你半夜三更爬起来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当你哑着啜子学唱儿歌的时候，也请想一想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二十多年前的同一个晚上，养父母在做什么？
五、抗日战争
马老师慈眉善目的，以前在国内是教授，现在全家都在美国。她和老头在这里工作，两个儿子在外地，都很有出息。与媳妇关系很好，跟孙儿孙女很亲，国内也置办好了房子，准备过两年回国过舒坦日子。什么叫幸福美满，看一下马老师就知道了。
马老师吃饭时喜欢讲故事说笑话。她的老板是个日裔美国人，来美已经三代了，除了还会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日本名字，其它的一概不知。可是他的亚洲面孔有时还会闹出笑话。他见了马老师总是怪声怪气地叫声Ｍａ，美国佬们一听就奇怪了，说原来你和你妈咪在一个实验室工作，这个美国化的日本人就笑嘻嘻地回答说，是。
象许多美国人一样，这“日本鬼子”也很少谈政治。偶然聊天时说起中国坏话，马老师就跟他辩论，还说日本才坏呢。由于她老板与日本的关系跟人类与猿的关系差不多，所以也不在意。其实除了那几个靠骂祖国骗洋人钱的不肖子之外，咱们这些人的心态都差不多，说起中国来就象说自己的孩子，自己说什么都可以，别人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行，哪怕你是我老板也不行。
马老师不喜欢日本，可不是读报纸看电影得来的，也不是谁窜改了教科书，人家那是亲身经历。下面就是马老师给我们讲的她的故事。我在这里稍微整理了一下叙述的次序，所有细节无任何改动。
“哪一年我大约５、６岁，已经记事了。我们家在冀中平原，河北省玉田县。我们村是个大村，全村都姓马。村头有一条大路。一会儿八路军过来了，一会儿鬼子兵过去了，附近经常有战斗。我们都知道八路军是朱德的部队，具体是谁指挥的不太清楚，也没听说有毛主席。”
“离我们村两里，有一个日本的炮楼，六里地外还有个大的。鬼子时不时就来围村。就跟电影上演的一样，把人都赶到空地上，用鞭子打、灌辣椒水什么的。我们村有一个人去参加了八路军。鬼子不知怎么知道了，就跑来烧他们家的房子。我现在还能记得，鬼子站在旁边的屋顶上大笑，男的笑，还有女的，也笑，可凶啦。”
“我们村头有一棵大树，就在大路旁。八路军抓了一个不知叛徒还是特务，绑在那棵树上，宣判了，然后给捅了。老百姓一看，鬼子能不报复吗，呼啦一下全跑了。当时鬼子兵、八路军来来去去，越来越多，村里人都有经验了，说这要打大仗了，就在咱这附近，快跑吧。结果全村都跑掉了。”
“我妈就躲在附近，要看着家。我们小孩跑的远，跑到山边了。那有一个小村，很小，没几户人家。我有一个亲戚，我们叫他二大爷，就住在这村，我们就躲到这来了。都说这儿很偏僻，村又小，最安全啦。没呈想最后那仗就是在这村边打的。就听见枪声越来越近，炮声越来越响，可把我们吓死了。”
“年轻的也都跑了，剩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农村房子有堂屋有厢房。堂屋就是正对着门口的厅似的，厢房就是两侧的房子。仗打起来后，那个小老头，就是我们的二大爷，７０多岁了，自告奋勇留在堂屋应付鬼子兵。我们一群小孩，还有几个老人，都躲在厢房里。”
“鬼子兵一批批的过。有的进来搜查一下，问几句什么的。后来又进来了一个鬼子，抓住我大姐就往外拖。我大姐那时候已经蛮大了，十几岁了。那鬼子兵就这样这样抓着她的衣袖往外使劲拉，我大姐就使劲往后挣。都拖到院门口了，我大姐猛地一挣，脱开了，回头跑了回来。我们把大姐藏在一个大簸箕底下，我们小孩就坐在上面。鬼子兵回来找，一个老太太往边门一指，那鬼子就从边门追出去了。我大姐一个劲发抖，脸煞白。”
“外面一个劲的打。中午过了好久，都到下午了，我二大爷从堂屋那边过来，问我们饿不饿，要不要弄点东西吃。我们一个劲地推他，说：‘二大爷您快到堂屋呆着吧，到晚上再说。’二大爷转身往堂屋走，刚到院子里，一群鬼子兵冲了进来。我们都在门口，我亲眼看见的呀，一个鬼子兵二话没说，上去一剌刀‘扑’的一声捅进我二大爷的肚子里，还往上一挑。我二大爷一声没吭，当时就扒在地上。人要死也不容易，那小老头又矮又瘦，在院子中间扑腾了半个下午才咽气。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杀人，还是我二大爷。以后半年多我都不停地做恶梦，剌刀捅进肚子里呀，流着血在地上扑腾呀，一下子就吓醒。我现在时不时还梦见那情景。我那时才几岁呀，可能是剌激的太深了，一点也没忘掉。我现在也能记得剌刀捅进肚子里的声音，清清楚楚。”
“我们实在是吓坏了。天一黑就躲进了玉米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玉米老高了，已经开始灌浆。我们就吃那些嫩玉米。枪声一会近一会远，子弹时不时从头顶飞过。还有日本的飞机，飞得可低了。我大姐好几次要跳河自杀。我和我小姐使劲拽呀，就这么拽住她，不让她去。”
“一直等到仗打完了，我们才回去。我妈正在家里哭，以为我们都没了。我们身上那个脏呀，全是泥。还没洗呢，鬼子又来了。我们赶快装做烧火、收拾院子什么的。鬼子又闹了好久才走。日本人当时可凶了，真的很凶。”
旁边有人问：“那么日本投降时怎么样呢？”马老师说：“我们当然高兴啦。部队有纪律，不准打。老百姓恨呀，打，用棍子打，用石头摔。好些日本小孩带不走，就扔在路旁。有的让人捡走了，就是那些‘日本遗孤’。有的就死在那儿了。还有日本女的，跪在路边请别人收留，也挺惨。”
马老师又说：“后来讲中日友好，我一直不看日本电影电视，心里不舒服。出国后才看过几次。一个是那次杀人，再就是唐山地震，这二件事我忘不了，记得最清。这都多少年了，日本鬼子用剌刀捅我二大爷，我二大爷在地上扑腾，就跟刚见到似的，没法忘，真的忘不掉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