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2-01-16
- 消息
- 9,686
- 荣誉分数
- 5
- 声望点数
- 0
送交者: 紫云山人 2002年7月08日14:10:29 于 [天下论坛]http://www.creaders.org
记得当年曾有一位记者向朱熔基总理提出过这个问题。朱熔基的回答是：贪污腐败是全球性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大意如此)。如果在一场政治类的考试中，这样的回答肯定是会得零分的。可是，答非所问本来就是政治家们面对记者时回避实质性问题的一种技巧。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的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特别严重这样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愿身居最高领导层的朱熔基对此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能够拿得出一份100分的答卷。唯如此，党和政府才能对症下药，彻底治理和解决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
作为一介山人，今试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回顾二十多年来党内腐败的发展进程，并分析官员们的心路历程，或许能够对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尽管在夺取全国的胜利以前，毛泽东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还是有部分满足于“打江山、坐江山”的干部堕入了腐败的泥坑。从三反到社教，共产党与内部的腐败现象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因此，在一个较长的年代中，党的干部可以说是十分清廉的。民谣中所谓“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就是那个年代的写照了。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局限，党内的特权思想仍然在缓慢的滋长之中。面对党内正在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现实，毛泽东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不管毛泽东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有多么美好，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失败了。十年的动乱给广大干群带来不少伤痛，有些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浩劫过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落实政策，都是必要的。可惜，真正能够从文革的惨痛经历中汲取正确的教训，反省自己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问题的干部实在是太少了。人们看到的是多数干部或他们的家人带着近乎“复辟”的疯狂，要夺回他们曾经失去的东西，包括干部的特权。当时的集中表现是干部们大肆占房，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子女以至尚未踪影的孙子。大批公房空关的现象随之出现。因为一家人占有几处公房，被人民群众戏称为“妻离子散”。这样的恶性抢房，为腐败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河。
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落实，引起了干部思想上新的失落。十多年定息的补发当然不是区区几十元工资的补发可以比较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宣告资产阶级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昔日的资本家不再如同往日，作为统战对象虽然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照顾，在政治上却是被监督和帮助的目标。在新时期，他们在政治上是彻底解放了，而在经济上更是财大气粗，高人一头。广大党员干部失去了政治上引以为傲的优越感，经济上的地位低下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杭州二熊一案中出现的干部子弟与资本家的子弟异乎寻常的结合或许可以说是以后干部傍大款的先声。
干部终身制的废除和对年轻化的要求，使干部们产生了更严重的失落感。“人一走，茶就凉。”干部的特权和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会“过期作废”的！于是，以手中一时之权换取可世代相传的财富，也就成为一种十分自然的选择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价格双轨制，港台商人的回扣红包，带来了第一批机会，权力开始所谓寻租了！随着经济特区的开张，大批太子南下逐利，利用老子手中之权，下海经商，掀起了权钱交易的高潮，迅速成为暴富的一群。
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极力鼓吹高消费，其本意是希望籍此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客观上却刺激了畸形的“比富”，艰苦朴素成为无能的表现。什么“黄金席”、“帝王宴”，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方式盛行，包二奶成了有身份的象征，黄赌毒卷土重来，更激发起对金钱的不正常的欲望。多少干部因为心头的“小密”，步入了贪污的行列之中！
在破除“凡是派”造成的现代迷信时出现的偏差，造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遗憾的是，我们的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猖狂进攻面前，始终软弱无能。连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也宣称“社会主义现在谁也说不清，四项基本原则只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了”，殊不知，丢弃了社会主义还要共产党干什么？凡此种种，造成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以至于党员干部也在普遍地怀疑”红旗还能够打多久？”为了未雨绸缪，替即将到来的变天作好准备，拼命捞钱并存入外国银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又公然出来为贪污腐败现象松绑。声称经济活动需要有润滑剂，对请客、送礼、拿回扣等等行为，不要管得太紧。此闸一开，公款消费犹如久蓄之水，一泻而出。一些已被处理的经济罪犯反而成了敢于吃螃蟹的英雄。很快就传出了一年用公款吃喝掉几十个亿的消息，而贪污受贿的金额也如同火箭，直线上升。从此，贪污腐败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们的思想工作者不仅不能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而居中兴风作浪。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什么“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时间，一切向钱看，上下交征利，敢为天下先富而不择任何手段。谁敢对此稍有微言，即被打成“马列主义老太太”。党员干部被彻底地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在糖衣炮弹面前，能不败下阵来吗？
日益猖獗的官倒，直接导致了89年春夏发生于天安门广场的那场风波。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事件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以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重混淆，最终居然不得不动用枪杆子，造成了悲剧的结局。如果当年敢于将一小撮蓄意制造流血事件的害群之马以及它们的后台老板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肯定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正当义愤，本不至于非得动刀动枪。而广大人民群众对官倒的深恶痛绝一旦引上正确的轨道，必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制约力量，或许以后的腐败就不会发展到今日的地步。可惜啊！历史错失了这样一个机会！
九十年代初，由“股份制改造”开始，以产权制度的变革为特征的私有化浪潮为干部们利用职权大规模地巧取豪夺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机会，加上同时兴起的“圈地”运动，将贪污腐败推向了它的顶峰。国有资产，包括国有土地资产，在这十年中以每年上百亿元的速度流失。各级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中，部分领导积多年的管理经验，精通如何钻空子，千方百计地挖取国有资产以饱私囊。使得中国大地上，轻而易举地萌生出一些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开创了世界资本原始积累史上的奇迹。
由于贪污腐败在官场文化中的极度泛滥，使得要洁身自好也几乎成为不可能。贪污腐败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其表现是集体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以及学术科研领域中也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
随着几个大官的人头落地，反腐败的斗争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生死抉择》等反腐大片的发行更为反腐加大了舆论的力度。然而，至今为止，贪污腐败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中国的反腐斗争何去何从？请注意后续文章的进一步分析吧！
记得当年曾有一位记者向朱熔基总理提出过这个问题。朱熔基的回答是：贪污腐败是全球性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大意如此)。如果在一场政治类的考试中，这样的回答肯定是会得零分的。可是，答非所问本来就是政治家们面对记者时回避实质性问题的一种技巧。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的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特别严重这样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愿身居最高领导层的朱熔基对此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能够拿得出一份100分的答卷。唯如此，党和政府才能对症下药，彻底治理和解决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
作为一介山人，今试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回顾二十多年来党内腐败的发展进程，并分析官员们的心路历程，或许能够对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尽管在夺取全国的胜利以前，毛泽东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还是有部分满足于“打江山、坐江山”的干部堕入了腐败的泥坑。从三反到社教，共产党与内部的腐败现象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因此，在一个较长的年代中，党的干部可以说是十分清廉的。民谣中所谓“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就是那个年代的写照了。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局限，党内的特权思想仍然在缓慢的滋长之中。面对党内正在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现实，毛泽东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不管毛泽东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有多么美好，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失败了。十年的动乱给广大干群带来不少伤痛，有些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浩劫过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落实政策，都是必要的。可惜，真正能够从文革的惨痛经历中汲取正确的教训，反省自己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问题的干部实在是太少了。人们看到的是多数干部或他们的家人带着近乎“复辟”的疯狂，要夺回他们曾经失去的东西，包括干部的特权。当时的集中表现是干部们大肆占房，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子女以至尚未踪影的孙子。大批公房空关的现象随之出现。因为一家人占有几处公房，被人民群众戏称为“妻离子散”。这样的恶性抢房，为腐败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河。
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落实，引起了干部思想上新的失落。十多年定息的补发当然不是区区几十元工资的补发可以比较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宣告资产阶级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昔日的资本家不再如同往日，作为统战对象虽然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照顾，在政治上却是被监督和帮助的目标。在新时期，他们在政治上是彻底解放了，而在经济上更是财大气粗，高人一头。广大党员干部失去了政治上引以为傲的优越感，经济上的地位低下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杭州二熊一案中出现的干部子弟与资本家的子弟异乎寻常的结合或许可以说是以后干部傍大款的先声。
干部终身制的废除和对年轻化的要求，使干部们产生了更严重的失落感。“人一走，茶就凉。”干部的特权和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会“过期作废”的！于是，以手中一时之权换取可世代相传的财富，也就成为一种十分自然的选择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价格双轨制，港台商人的回扣红包，带来了第一批机会，权力开始所谓寻租了！随着经济特区的开张，大批太子南下逐利，利用老子手中之权，下海经商，掀起了权钱交易的高潮，迅速成为暴富的一群。
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极力鼓吹高消费，其本意是希望籍此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客观上却刺激了畸形的“比富”，艰苦朴素成为无能的表现。什么“黄金席”、“帝王宴”，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方式盛行，包二奶成了有身份的象征，黄赌毒卷土重来，更激发起对金钱的不正常的欲望。多少干部因为心头的“小密”，步入了贪污的行列之中！
在破除“凡是派”造成的现代迷信时出现的偏差，造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遗憾的是，我们的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猖狂进攻面前，始终软弱无能。连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也宣称“社会主义现在谁也说不清，四项基本原则只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了”，殊不知，丢弃了社会主义还要共产党干什么？凡此种种，造成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以至于党员干部也在普遍地怀疑”红旗还能够打多久？”为了未雨绸缪，替即将到来的变天作好准备，拼命捞钱并存入外国银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又公然出来为贪污腐败现象松绑。声称经济活动需要有润滑剂，对请客、送礼、拿回扣等等行为，不要管得太紧。此闸一开，公款消费犹如久蓄之水，一泻而出。一些已被处理的经济罪犯反而成了敢于吃螃蟹的英雄。很快就传出了一年用公款吃喝掉几十个亿的消息，而贪污受贿的金额也如同火箭，直线上升。从此，贪污腐败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们的思想工作者不仅不能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而居中兴风作浪。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什么“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时间，一切向钱看，上下交征利，敢为天下先富而不择任何手段。谁敢对此稍有微言，即被打成“马列主义老太太”。党员干部被彻底地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在糖衣炮弹面前，能不败下阵来吗？
日益猖獗的官倒，直接导致了89年春夏发生于天安门广场的那场风波。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事件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以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重混淆，最终居然不得不动用枪杆子，造成了悲剧的结局。如果当年敢于将一小撮蓄意制造流血事件的害群之马以及它们的后台老板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肯定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正当义愤，本不至于非得动刀动枪。而广大人民群众对官倒的深恶痛绝一旦引上正确的轨道，必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制约力量，或许以后的腐败就不会发展到今日的地步。可惜啊！历史错失了这样一个机会！
九十年代初，由“股份制改造”开始，以产权制度的变革为特征的私有化浪潮为干部们利用职权大规模地巧取豪夺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机会，加上同时兴起的“圈地”运动，将贪污腐败推向了它的顶峰。国有资产，包括国有土地资产，在这十年中以每年上百亿元的速度流失。各级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中，部分领导积多年的管理经验，精通如何钻空子，千方百计地挖取国有资产以饱私囊。使得中国大地上，轻而易举地萌生出一些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开创了世界资本原始积累史上的奇迹。
由于贪污腐败在官场文化中的极度泛滥，使得要洁身自好也几乎成为不可能。贪污腐败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其表现是集体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以及学术科研领域中也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
随着几个大官的人头落地，反腐败的斗争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生死抉择》等反腐大片的发行更为反腐加大了舆论的力度。然而，至今为止，贪污腐败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中国的反腐斗争何去何从？请注意后续文章的进一步分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