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林徽因
张晓春
今年是林徽因的百岁诞辰，到4月1日，也是她离世49周年。生存于上个世纪的中国女性作家在今天依然拥有众多追随者的，除了张爱玲，恐怕就是她。张爱玲凭文字立身，以身世个性传奇。但对林徽因来说，文字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世氛围更多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此种风尚的温婉不堪历史激烈演进的冲击渐行渐远，所以，给怀旧的人以无穷的感伤与联想。
喜欢林徽因的人肯定比喜欢张爱玲的要少。原因有两个，一是林徽因生得早，创作又多散漫，在文学史上缺少独树一帜的东西。二是作为林徽因自己最看重的建筑学成就，她的丈夫梁思成的光芒远远盖过了她。然而，到google一查，有关林徽因的条目居然也有6000多条，而一个专门用来祭奠她的网页，最近的点击人数已有6万多人。互联网有时会给人制造一些假象，但对于林徽因的点击――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选择，却保留了较多的严肃与真诚。
林徽因，这位50年前就已去世的女子，凭什么依然这样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许多人争着要为林徽因树碑立传，光《林徽因传》就有几个版本。网上的表白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三点：1、她的美貌与气质；2、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3、她多方面的才华。若仅以此论，她同时代的好几位美女作家都符合这些要求。但人们独独钟情于她，恐怕是一种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原因，其中既有世俗的情感投射――温饱之后精神上追求社会认同而对出身与受教育程度的势利苛求、对美貌与丰富爱情的人性企盼以及对上流社会生存方式的妄想；还有对竞争社会中理想女性失落的叹息――女性既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与个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及本质的温婉美好，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
林徽因恰恰契合了人们的这种理想需求。
完美的人生起步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降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其父林长民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14岁的时候，林徽因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她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识。16岁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欧洲，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在英伦期间，他跟随父亲进入了一个当时包括H.G威尔士、E.M.福斯特、A.韦利、T.哈代、B.罗西尔、K.曼斯非尔德的社交圈子，并在这儿认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一年后回国，与梁思成交往渐渐密切。1923年，徐志摩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与梁思成均成为该社团的参与者。1924年，可以说是林徽因在上流文化社交圈开始崭露头角的一年。那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与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文学界在天坛草坪上举行欢迎会，林徽因任泰戈尔的翻译。当时媒体报道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更让林徽因与徐志摩成为公众视点的是，当年5月8日，新月社为了庆贺泰戈尔64岁生日，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行晚会，由林徽因主演泰戈尔的抒情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法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设计。第二天《晨报》报道演出盛况空前，“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这样的经历，使得浪漫气质的徐志摩将原先在英伦时就保有的对林徽因的美好印象，发酵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恋情。林徽因选择哪一个，在当时大概是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也是小报花边所热衷侦探的结果。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林梁都选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因为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主修的还是建筑。
1927年，林徽因以学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美术系，梁思成以硕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室学舞美设计，而梁思成则在当时美国的一个著名建筑事务所实习。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
现代大家闺秀与普罗新女性之间的差别，光看表面都是相似的，但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尤其是在平凡而漫长婚姻生活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一些不同。她们或许都不缺乏激情，但前者隐忍，后者张扬；她们都渴望浪漫，但前者将浪漫蕴含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后者的浪漫往往伴随更冲突强烈的戏剧性。如果林徽因是后者，难以想象她会不会在泰戈尔离开之后卷入一场三角恋情，会不会演绎一场琼瑶式狂风暴雨般的情爱悲喜剧。
然而她是林徽因，家庭的背景以及教养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云游的诗人与未来脚踏实地的建筑学家之间，她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在享受即时的虚荣与追求学问理想之间，她选择学业和理想。她很清楚，“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这样的选择，让她没有成为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或庐隐那样以写作为生又为写作痛苦，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困厄的新女性。她步入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生活，却成为京派文化圈中最不平凡的一个女性。
太太的客厅：京派知识群的情景剧
几天后，我接到沈先生（沈从文）的信，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
星期六……我羞怯怯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林徽因。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面边叭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
那以后，我经常在朱光潜先生家的“读诗会”上见到她，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批评家。
以上选自萧乾为《林徽因》所作的序中提到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的情景，由于这种闲适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中太过个人化、小众化，难免感觉像一出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情景喜剧。
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是建筑学家，她的丈夫梁思成曾经对学生说，自己著作中的那些点睛之笔，都是林徽因给画上去的。但她又不完全是诗人，不完全是建筑学家。这样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她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风景。
太太的客厅中当时经常聚会的人员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学界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知识，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这个古今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对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所谈的无非是学问和艺术，跟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适。但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那种宠辱不惊的淡泊，让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凌厉浮躁、金刚怒目的精、气、神，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梁从诫曾经回忆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跟着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景。梁从诫和母亲聊天，问：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实际上她是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梁从诫后来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而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中的描述更体现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坚忍：
昆明遭到敌机轰炸，林徽因一家与中国营造学社人员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此时已是抗战的中后期，物价昂贵，物资匮乏。林徽因肺病复发，不但连药品都买不到，甚至还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她的健康严重地被损坏了，经常发烧卧床不起，但林徽因并没有怠惰，她躺在病床上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成的自己国家的建筑史。
事业梦想与夫妻情感同路前
行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这是林徽因第一次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双峰的和单峰的，赭色的和白色的，一队队涌进来，一队队开过去。天很低，骆驼高大傲岸，颈下硕大的铁铃，苍凉、悲壮地响在九月的斜阳里。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选自《林徽因传》）
这是1933年，一心想建立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梁思成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林徽因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刚出大同火车站时的情景。场面的动感被描写得像好莱坞经典西部大片。想来，画面的色彩应该是金黄色的。而这恰恰是林徽因人生中最精彩也是最有质感的部分。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林徽因对古建筑的雕刻、纹饰、线条、图案观察细致，心有灵犀。她对古建筑上的纹饰、线条、图案的研究，在她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发挥了作用。
结语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妇女的解放，比起母权制的丧失――女性世界性的失败来，要漫长得多。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中国比西方又晚起步了200多年。但这丝毫不影响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的自醒深度以及自我实现的质量。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优雅以及知识女性不忍抛却的小小自我，那么留在萧乾记忆中也留在冰心小说里的那间太太的客厅永远是一个充满适度联想的舞台。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为那些亲朋好友的离世而歌哭的眼泪也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新民周刊》2004年3月
张晓春
今年是林徽因的百岁诞辰，到4月1日，也是她离世49周年。生存于上个世纪的中国女性作家在今天依然拥有众多追随者的，除了张爱玲，恐怕就是她。张爱玲凭文字立身，以身世个性传奇。但对林徽因来说，文字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世氛围更多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此种风尚的温婉不堪历史激烈演进的冲击渐行渐远，所以，给怀旧的人以无穷的感伤与联想。
喜欢林徽因的人肯定比喜欢张爱玲的要少。原因有两个，一是林徽因生得早，创作又多散漫，在文学史上缺少独树一帜的东西。二是作为林徽因自己最看重的建筑学成就，她的丈夫梁思成的光芒远远盖过了她。然而，到google一查，有关林徽因的条目居然也有6000多条，而一个专门用来祭奠她的网页，最近的点击人数已有6万多人。互联网有时会给人制造一些假象，但对于林徽因的点击――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选择，却保留了较多的严肃与真诚。
林徽因，这位50年前就已去世的女子，凭什么依然这样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许多人争着要为林徽因树碑立传，光《林徽因传》就有几个版本。网上的表白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三点：1、她的美貌与气质；2、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3、她多方面的才华。若仅以此论，她同时代的好几位美女作家都符合这些要求。但人们独独钟情于她，恐怕是一种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原因，其中既有世俗的情感投射――温饱之后精神上追求社会认同而对出身与受教育程度的势利苛求、对美貌与丰富爱情的人性企盼以及对上流社会生存方式的妄想；还有对竞争社会中理想女性失落的叹息――女性既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与个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及本质的温婉美好，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
林徽因恰恰契合了人们的这种理想需求。
完美的人生起步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降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其父林长民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14岁的时候，林徽因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她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识。16岁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欧洲，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在英伦期间，他跟随父亲进入了一个当时包括H.G威尔士、E.M.福斯特、A.韦利、T.哈代、B.罗西尔、K.曼斯非尔德的社交圈子，并在这儿认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一年后回国，与梁思成交往渐渐密切。1923年，徐志摩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与梁思成均成为该社团的参与者。1924年，可以说是林徽因在上流文化社交圈开始崭露头角的一年。那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与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文学界在天坛草坪上举行欢迎会，林徽因任泰戈尔的翻译。当时媒体报道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更让林徽因与徐志摩成为公众视点的是，当年5月8日，新月社为了庆贺泰戈尔64岁生日，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行晚会，由林徽因主演泰戈尔的抒情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法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设计。第二天《晨报》报道演出盛况空前，“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这样的经历，使得浪漫气质的徐志摩将原先在英伦时就保有的对林徽因的美好印象，发酵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恋情。林徽因选择哪一个，在当时大概是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也是小报花边所热衷侦探的结果。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林梁都选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因为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主修的还是建筑。
1927年，林徽因以学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美术系，梁思成以硕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室学舞美设计，而梁思成则在当时美国的一个著名建筑事务所实习。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
现代大家闺秀与普罗新女性之间的差别，光看表面都是相似的，但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尤其是在平凡而漫长婚姻生活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一些不同。她们或许都不缺乏激情，但前者隐忍，后者张扬；她们都渴望浪漫，但前者将浪漫蕴含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后者的浪漫往往伴随更冲突强烈的戏剧性。如果林徽因是后者，难以想象她会不会在泰戈尔离开之后卷入一场三角恋情，会不会演绎一场琼瑶式狂风暴雨般的情爱悲喜剧。
然而她是林徽因，家庭的背景以及教养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云游的诗人与未来脚踏实地的建筑学家之间，她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在享受即时的虚荣与追求学问理想之间，她选择学业和理想。她很清楚，“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这样的选择，让她没有成为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或庐隐那样以写作为生又为写作痛苦，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困厄的新女性。她步入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生活，却成为京派文化圈中最不平凡的一个女性。
太太的客厅：京派知识群的情景剧
几天后，我接到沈先生（沈从文）的信，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
星期六……我羞怯怯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林徽因。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面边叭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
那以后，我经常在朱光潜先生家的“读诗会”上见到她，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批评家。
以上选自萧乾为《林徽因》所作的序中提到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的情景，由于这种闲适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中太过个人化、小众化，难免感觉像一出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情景喜剧。
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是建筑学家，她的丈夫梁思成曾经对学生说，自己著作中的那些点睛之笔，都是林徽因给画上去的。但她又不完全是诗人，不完全是建筑学家。这样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她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风景。
太太的客厅中当时经常聚会的人员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学界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知识，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这个古今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对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所谈的无非是学问和艺术，跟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适。但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那种宠辱不惊的淡泊，让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凌厉浮躁、金刚怒目的精、气、神，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梁从诫曾经回忆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跟着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景。梁从诫和母亲聊天，问：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实际上她是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梁从诫后来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而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中的描述更体现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坚忍：
昆明遭到敌机轰炸，林徽因一家与中国营造学社人员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此时已是抗战的中后期，物价昂贵，物资匮乏。林徽因肺病复发，不但连药品都买不到，甚至还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她的健康严重地被损坏了，经常发烧卧床不起，但林徽因并没有怠惰，她躺在病床上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成的自己国家的建筑史。
事业梦想与夫妻情感同路前
行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这是林徽因第一次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双峰的和单峰的，赭色的和白色的，一队队涌进来，一队队开过去。天很低，骆驼高大傲岸，颈下硕大的铁铃，苍凉、悲壮地响在九月的斜阳里。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选自《林徽因传》）
这是1933年，一心想建立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梁思成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林徽因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刚出大同火车站时的情景。场面的动感被描写得像好莱坞经典西部大片。想来，画面的色彩应该是金黄色的。而这恰恰是林徽因人生中最精彩也是最有质感的部分。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林徽因对古建筑的雕刻、纹饰、线条、图案观察细致，心有灵犀。她对古建筑上的纹饰、线条、图案的研究，在她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发挥了作用。
结语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妇女的解放，比起母权制的丧失――女性世界性的失败来，要漫长得多。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中国比西方又晚起步了200多年。但这丝毫不影响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的自醒深度以及自我实现的质量。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优雅以及知识女性不忍抛却的小小自我，那么留在萧乾记忆中也留在冰心小说里的那间太太的客厅永远是一个充满适度联想的舞台。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为那些亲朋好友的离世而歌哭的眼泪也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新民周刊》200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