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人的第二个春天
陈漠
忆起已经过去的2003年，最值得回味的娱乐事件，恐怕只剩下那些40岁以上老男人们的重出江湖了。这些生于1960年代的人在人们视野中隐匿了十年以后，突然又带着一大把年纪的所谓“沧桑”所谓“记忆”集体亮相并博得一片喝彩的时候，谁都不免在兴奋之余有些惴惴：这真是我们的时代么？
40岁以上级男艺员们的赛歌会
崔健出场，头戴白帽身穿红衣白裤。场内的观众都开始向舞台前拥挤，先前的咒骂和不耐烦都一扫而空。开场曲《飞了》一句“我孤独地飞了……”观众一片尖叫。
这是2003年12月31日夜晚的广州，一场被誉为中国摇滚史上最大型的露天音乐会。两个多星期后，伍佰北京个唱在首都体育馆开场，崔健以嘉宾身份出场。依然是那顶白帽子，依然是那首《飞了》；不同的是，北京之于广州，对崔健来说显然有着更强烈的象征意义。在广州唱《花房姑娘》时，崔健甚至改了歌词：“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广州的方向。”可现在在北京，崔健说的是：“北京的父老乡亲，你们好吗？十年了，十年前我们在这里见过的，现在你们还好吗？”联系到这些年中国摇滚和崔健自己的历程，不难听出崔健这句普普通通的煽情话背后的颤音。
短短十来天的时间里，崔健在中国一南一北两个重镇迅速煽动起一种叫做“十年了”的情绪，这种在天地间弥散，让人们激动、流泪和回忆的情绪。仔细想想，其实崔健并非十年情意结的始作俑者，十年情绪煽动者也不止崔健一个。时间倒回去整整一年，另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也在同一个地点上演过同样情绪的一出怀旧戏。
事实上，这出由40岁老男人主演的怀旧戏早在2002年底就拉开了序幕，标志是这一年年尾北京首体的罗大佑“围炉音乐晚会”。嘹亮的小号声中，罗大佑缓缓走上舞台，观众的反应开始并不激烈，拿一位现场观众的话来说：“我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激动，而是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动。”这恰恰是罗大佑要营造的气氛，《你的样子》、《鹿港小镇》、《爱人同志》等经典老歌信口唱来，自始至终温情脉脉，没有冲动，现场弥漫的只有岁月和音乐。会后众多媒体的报道，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沧桑”、“记忆”、“重温旧梦”等热词。
和崔健、罗大佑的“江湖地位”比起来，赵传似乎更清楚勾起回忆的重要性。2003年9月5日，还是北京首体，赵传以一声“北京你好”拉开个唱序幕。赵传不断重复能够回到首体是他的骄傲：“首体是我心中的圣地，我能够回来真的很高兴。”当回忆起多年前北京歌迷给予他的热爱与鼓励时，赵传更是久久哽咽，情绪差点失控。到后来，赵传干脆跪在舞台上，亲吻舞台，这当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鼓掌、跺脚和尖叫。过多的煽情以至于让大龄歌迷们有点不适应，事后有网友毫不客气地评论：赵传演唱会是“一次伪装的高潮”。
如果再算上8月23日的BEYOND“摇滚大会”、9月19日的周华健演唱会，和谭咏麟、李克勤两位老人家连轴转的“左麟右李”，2003年简直成了中国歌坛40岁以上级男艺人们的赛歌会。
赵传的一位歌迷尖叫：“赵传！我爱了你十年！”崔健对自己的歌迷说：“十年了，你们还好吗？”这两种声音从两个相反的向度朝着同一个坐标进发，在回忆和现实变幻之中碰撞出金风玉露般的交汇体验。
广州的那一夜被崔健命名为“时代的晚上”，他望着台下过万名歌迷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晚上，也将迎来一个时代的凌晨。”是的，在熬过十年风风雨雨之后的这个夜晚的确称得上是时代的晚上。
可，这是哪个时代的晚上呢？
遗忘和孤独坚守中的末世情怀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升出我心坎……”蔡琴一首并不算代表作的老歌在2003年借着《无间道》系列再度升温。蔡琴和她的歌本就是老男人的慰藉，而《无间道》也正靠着几乎一个加强班的老男人而大火特火。即使这样，刘伟强、麦兆辉这两个40岁的老男人还是借着影像的口，残酷地预言：“2004年：这是最坏的时代。”
最好与最坏、来临与离弃，同一个时代在这群40岁上下的男人中间，似乎有着截然相反的感受。恐惧在于被人遗忘，兴奋在于引起共鸣，其实这两者眉宇之间总有那么几分相似――勾起回忆，终究是在遗忘之后。
和“生于70年代”这个概念相比，“生于60年代”这个概念有点迟到。这似乎可以从分类学上找到解释：“生于70年代”有着改革开放、独生子女等明晰的分类标准，而“生于60年代”则更多地依赖于精神、意识形态方面的“软指标”，与现实的对证也自然要缓慢一步。但不管怎样说，“生于60年代”这一族群已不可置疑地受到关注，这一概念越来越被透析为一种精神指认：包括使命意识、理想主义、现代观念、家庭情结等。
“生于60年代”的激情和动力来自于对社会命运和个人命运的统一感，一种自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当社会的价值观倾向于现实和功利的时候，这一代人还遵从着最后的理想主义，情愿去塑造英雄和殉道者。崔健就曾声明自己一直在呐喊：“人的眼睛应该直视社会问题。现在有些人是闭着一只眼睛，另外那只什么都不看。他们觉得生活挺好，够了，挺幸福。我们做音乐的人正相反，我们要发现，要力量。”这种坚持对现实发言的立场，在“生于70年代”那里会被立刻解构成一出流行的后现代风格荒诞剧，在“生于80年代”那里则会迎来一片茫然：“大叔，你在说什么啊？！”
但这并不妨碍“生于60年代”的老男人们将对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对末世文艺的缅怀感演化成一种忧郁情绪。从老狼、高晓松等一代人不止一次地自评为“最后的大学生”和对诗酒年华的无限怀念，到何勇、张楚等人对宋词和民谣的沉湎，以至于蔡琴老歌的火热，无不充盈着伤感、忧郁的情感。一位60年代生人写道：“孤独感从小就郁积成一个始终打不开的结。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我们静如止水的心弦会被一些意外轻轻触动而荡起一丝涟漪――它或许是一部电影、一首歌，或者，是一本书。”
在激情与忧郁驱使下的“生于60年代”在今天迈入了40岁的关隘。40岁，意味着经济实力的稳固、消费能力的增强，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强烈的表达欲和认同感。用先贤的话来讲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由此，2003年留在我们记忆里的这一场老男人的群体表演早已超出“搏出位”和“捞世界”的境地，一种“为己正名”的夙愿和旧日辉煌的热切回忆纠缠在一起，便平添了几分悲壮。
这种悲壮来自理想对现实的抗争，也来自理想被现实的浸润。依然坚持愤怒的崔健就曾被人注意发胖了，也被人看到穿西装，崔健的解释是：我们每个人经历十几年的变化，肯定不一样了。这让人联想到愤怒的祖师金斯伯格也曾穿过西装，当时他说的是：“我原来不知道我穿西装这么好看……”
新血和“男人的味道”
谭咏麟、李克勤的“左麟右李”演唱会后，众多女歌迷对两位老男人的评价出奇地简略也出奇地一致：有味道。
有什么味道呢？有男人的味道。话乍听起来，颇有点生理学的意味。然而，“男人”这个头衔有着经济实力、社会评价、审美趣味、判断力和沟通力等众多考量，再加上“味道”这个感性指标，一个简单的偏正词组就变得复杂起来。
复杂的指标也有着一个简单的达成方法，那就是时间。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叫做男人？经过这样积淀的时间，我们也把它叫做资历，一种某些时候可以用来证明能力的时间。周华健曾说：“我的歌不过才流行了17年，怎么就算老歌了呢？”与其说这是疑问，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自我肯定。
华健叔虽然胆气甚豪，最终也不免被人问一句尚能饭否。10年前一场“摇滚中国乐势力”把进军红做成了一种成功符号，8年后两个牙还未换尽的丫头出道首场演唱会便坐定红，艾敬一声声向往的红体育馆就这样被轻易破除了神圣感。
虽然拿Twins来和前辈们相比不大合适，但其首张EP第一个月内就成白金，5张唱片平均10万张的销量，以及高得令人崩溃的人气，使Twins成为一个不得不提的商业或文化标本。
这已经不是一个充满着神圣感的年代了。Teenager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类别，在物质条件和科技的推动下已经拥有了多元的信息渠道和相当的购买力，这是“生于60年代”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新型的家庭、交往模式又使得他们的社会联系和认同日趋简单化，这又正是“生于60年代”的精神内核。很难想象，一个理想主义的、崇尚意味和复杂情感的价值能够被消费主义、崇尚简单快速的思维所理解，而神圣感、使命感这种建立在时间、精力、思维基础上的观念不瓦解才是一种尴尬。
如今的娱乐圈，早和这几位老男人混迹江湖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精神文化日益成为制造业、娱乐日益快餐化、媒体日益地摊化的今天，那些老派的阿叔阿伯们显然不是那种流水线上出来的偶像，手工业和现代娱乐工业的对抗只能甘拜下风。
那老歌迷又如何呢？多年未现身的刘欢终于出了一张《六十年代生人》，刘欢说是“以我们的方式来怀念过去，是为了忘却的记忆”。对于歌迷来说，伴随长大的这些歌声和歌手，就如同青春时的梦一般渐渐褪色，总还在琐碎的生活底下泛起一种欲望。这些或而立或不惑的歌迷，消退的年少轻狂下面浮现的是一种平静淡定的回忆，偶像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个笑话，来回顾这些老歌和老歌手就像是来看老朋友、身边人。
当年崔健的一声“一无所有”是作为新鲜血液注入这个社会旧有管道的，如今崔健也很诚恳地说：“现在许多人想废我，就像当年我们毫不留情废了前代人一样。音乐就是那么残酷。人们不听你，不因为你做得不好，是他们不需要你，而要他们这一代的音乐。”
如今，我们有着新左派、Hip-Hop、麦当劳、KTV、贴纸照、纪梵希、小剧场、QQ、背包族、快闪党、新概念作文等等，足以让人头晕目眩。即使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有不断的新血――不管是生于哪个年代的。
《新周刊》2004年3月18日
陈漠
忆起已经过去的2003年，最值得回味的娱乐事件，恐怕只剩下那些40岁以上老男人们的重出江湖了。这些生于1960年代的人在人们视野中隐匿了十年以后，突然又带着一大把年纪的所谓“沧桑”所谓“记忆”集体亮相并博得一片喝彩的时候，谁都不免在兴奋之余有些惴惴：这真是我们的时代么？
40岁以上级男艺员们的赛歌会
崔健出场，头戴白帽身穿红衣白裤。场内的观众都开始向舞台前拥挤，先前的咒骂和不耐烦都一扫而空。开场曲《飞了》一句“我孤独地飞了……”观众一片尖叫。
这是2003年12月31日夜晚的广州，一场被誉为中国摇滚史上最大型的露天音乐会。两个多星期后，伍佰北京个唱在首都体育馆开场，崔健以嘉宾身份出场。依然是那顶白帽子，依然是那首《飞了》；不同的是，北京之于广州，对崔健来说显然有着更强烈的象征意义。在广州唱《花房姑娘》时，崔健甚至改了歌词：“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广州的方向。”可现在在北京，崔健说的是：“北京的父老乡亲，你们好吗？十年了，十年前我们在这里见过的，现在你们还好吗？”联系到这些年中国摇滚和崔健自己的历程，不难听出崔健这句普普通通的煽情话背后的颤音。
短短十来天的时间里，崔健在中国一南一北两个重镇迅速煽动起一种叫做“十年了”的情绪，这种在天地间弥散，让人们激动、流泪和回忆的情绪。仔细想想，其实崔健并非十年情意结的始作俑者，十年情绪煽动者也不止崔健一个。时间倒回去整整一年，另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也在同一个地点上演过同样情绪的一出怀旧戏。
事实上，这出由40岁老男人主演的怀旧戏早在2002年底就拉开了序幕，标志是这一年年尾北京首体的罗大佑“围炉音乐晚会”。嘹亮的小号声中，罗大佑缓缓走上舞台，观众的反应开始并不激烈，拿一位现场观众的话来说：“我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激动，而是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动。”这恰恰是罗大佑要营造的气氛，《你的样子》、《鹿港小镇》、《爱人同志》等经典老歌信口唱来，自始至终温情脉脉，没有冲动，现场弥漫的只有岁月和音乐。会后众多媒体的报道，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沧桑”、“记忆”、“重温旧梦”等热词。
和崔健、罗大佑的“江湖地位”比起来，赵传似乎更清楚勾起回忆的重要性。2003年9月5日，还是北京首体，赵传以一声“北京你好”拉开个唱序幕。赵传不断重复能够回到首体是他的骄傲：“首体是我心中的圣地，我能够回来真的很高兴。”当回忆起多年前北京歌迷给予他的热爱与鼓励时，赵传更是久久哽咽，情绪差点失控。到后来，赵传干脆跪在舞台上，亲吻舞台，这当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鼓掌、跺脚和尖叫。过多的煽情以至于让大龄歌迷们有点不适应，事后有网友毫不客气地评论：赵传演唱会是“一次伪装的高潮”。
如果再算上8月23日的BEYOND“摇滚大会”、9月19日的周华健演唱会，和谭咏麟、李克勤两位老人家连轴转的“左麟右李”，2003年简直成了中国歌坛40岁以上级男艺人们的赛歌会。
赵传的一位歌迷尖叫：“赵传！我爱了你十年！”崔健对自己的歌迷说：“十年了，你们还好吗？”这两种声音从两个相反的向度朝着同一个坐标进发，在回忆和现实变幻之中碰撞出金风玉露般的交汇体验。
广州的那一夜被崔健命名为“时代的晚上”，他望着台下过万名歌迷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晚上，也将迎来一个时代的凌晨。”是的，在熬过十年风风雨雨之后的这个夜晚的确称得上是时代的晚上。
可，这是哪个时代的晚上呢？
遗忘和孤独坚守中的末世情怀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升出我心坎……”蔡琴一首并不算代表作的老歌在2003年借着《无间道》系列再度升温。蔡琴和她的歌本就是老男人的慰藉，而《无间道》也正靠着几乎一个加强班的老男人而大火特火。即使这样，刘伟强、麦兆辉这两个40岁的老男人还是借着影像的口，残酷地预言：“2004年：这是最坏的时代。”
最好与最坏、来临与离弃，同一个时代在这群40岁上下的男人中间，似乎有着截然相反的感受。恐惧在于被人遗忘，兴奋在于引起共鸣，其实这两者眉宇之间总有那么几分相似――勾起回忆，终究是在遗忘之后。
和“生于70年代”这个概念相比，“生于60年代”这个概念有点迟到。这似乎可以从分类学上找到解释：“生于70年代”有着改革开放、独生子女等明晰的分类标准，而“生于60年代”则更多地依赖于精神、意识形态方面的“软指标”，与现实的对证也自然要缓慢一步。但不管怎样说，“生于60年代”这一族群已不可置疑地受到关注，这一概念越来越被透析为一种精神指认：包括使命意识、理想主义、现代观念、家庭情结等。
“生于60年代”的激情和动力来自于对社会命运和个人命运的统一感，一种自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当社会的价值观倾向于现实和功利的时候，这一代人还遵从着最后的理想主义，情愿去塑造英雄和殉道者。崔健就曾声明自己一直在呐喊：“人的眼睛应该直视社会问题。现在有些人是闭着一只眼睛，另外那只什么都不看。他们觉得生活挺好，够了，挺幸福。我们做音乐的人正相反，我们要发现，要力量。”这种坚持对现实发言的立场，在“生于70年代”那里会被立刻解构成一出流行的后现代风格荒诞剧，在“生于80年代”那里则会迎来一片茫然：“大叔，你在说什么啊？！”
但这并不妨碍“生于60年代”的老男人们将对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对末世文艺的缅怀感演化成一种忧郁情绪。从老狼、高晓松等一代人不止一次地自评为“最后的大学生”和对诗酒年华的无限怀念，到何勇、张楚等人对宋词和民谣的沉湎，以至于蔡琴老歌的火热，无不充盈着伤感、忧郁的情感。一位60年代生人写道：“孤独感从小就郁积成一个始终打不开的结。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我们静如止水的心弦会被一些意外轻轻触动而荡起一丝涟漪――它或许是一部电影、一首歌，或者，是一本书。”
在激情与忧郁驱使下的“生于60年代”在今天迈入了40岁的关隘。40岁，意味着经济实力的稳固、消费能力的增强，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强烈的表达欲和认同感。用先贤的话来讲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由此，2003年留在我们记忆里的这一场老男人的群体表演早已超出“搏出位”和“捞世界”的境地，一种“为己正名”的夙愿和旧日辉煌的热切回忆纠缠在一起，便平添了几分悲壮。
这种悲壮来自理想对现实的抗争，也来自理想被现实的浸润。依然坚持愤怒的崔健就曾被人注意发胖了，也被人看到穿西装，崔健的解释是：我们每个人经历十几年的变化，肯定不一样了。这让人联想到愤怒的祖师金斯伯格也曾穿过西装，当时他说的是：“我原来不知道我穿西装这么好看……”
新血和“男人的味道”
谭咏麟、李克勤的“左麟右李”演唱会后，众多女歌迷对两位老男人的评价出奇地简略也出奇地一致：有味道。
有什么味道呢？有男人的味道。话乍听起来，颇有点生理学的意味。然而，“男人”这个头衔有着经济实力、社会评价、审美趣味、判断力和沟通力等众多考量，再加上“味道”这个感性指标，一个简单的偏正词组就变得复杂起来。
复杂的指标也有着一个简单的达成方法，那就是时间。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叫做男人？经过这样积淀的时间，我们也把它叫做资历，一种某些时候可以用来证明能力的时间。周华健曾说：“我的歌不过才流行了17年，怎么就算老歌了呢？”与其说这是疑问，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自我肯定。
华健叔虽然胆气甚豪，最终也不免被人问一句尚能饭否。10年前一场“摇滚中国乐势力”把进军红做成了一种成功符号，8年后两个牙还未换尽的丫头出道首场演唱会便坐定红，艾敬一声声向往的红体育馆就这样被轻易破除了神圣感。
虽然拿Twins来和前辈们相比不大合适，但其首张EP第一个月内就成白金，5张唱片平均10万张的销量，以及高得令人崩溃的人气，使Twins成为一个不得不提的商业或文化标本。
这已经不是一个充满着神圣感的年代了。Teenager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类别，在物质条件和科技的推动下已经拥有了多元的信息渠道和相当的购买力，这是“生于60年代”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新型的家庭、交往模式又使得他们的社会联系和认同日趋简单化，这又正是“生于60年代”的精神内核。很难想象，一个理想主义的、崇尚意味和复杂情感的价值能够被消费主义、崇尚简单快速的思维所理解，而神圣感、使命感这种建立在时间、精力、思维基础上的观念不瓦解才是一种尴尬。
如今的娱乐圈，早和这几位老男人混迹江湖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精神文化日益成为制造业、娱乐日益快餐化、媒体日益地摊化的今天，那些老派的阿叔阿伯们显然不是那种流水线上出来的偶像，手工业和现代娱乐工业的对抗只能甘拜下风。
那老歌迷又如何呢？多年未现身的刘欢终于出了一张《六十年代生人》，刘欢说是“以我们的方式来怀念过去，是为了忘却的记忆”。对于歌迷来说，伴随长大的这些歌声和歌手，就如同青春时的梦一般渐渐褪色，总还在琐碎的生活底下泛起一种欲望。这些或而立或不惑的歌迷，消退的年少轻狂下面浮现的是一种平静淡定的回忆，偶像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个笑话，来回顾这些老歌和老歌手就像是来看老朋友、身边人。
当年崔健的一声“一无所有”是作为新鲜血液注入这个社会旧有管道的，如今崔健也很诚恳地说：“现在许多人想废我，就像当年我们毫不留情废了前代人一样。音乐就是那么残酷。人们不听你，不因为你做得不好，是他们不需要你，而要他们这一代的音乐。”
如今，我们有着新左派、Hip-Hop、麦当劳、KTV、贴纸照、纪梵希、小剧场、QQ、背包族、快闪党、新概念作文等等，足以让人头晕目眩。即使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有不断的新血――不管是生于哪个年代的。
《新周刊》2004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