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时在武汉的陈独秀本应参加会议。可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将陈独秀排斥于会议之外。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产生了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来到陈独秀住处，向他转述八七会议的情况，并希望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予以拒绝，并对罗明纳兹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一人的说法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共产国际也负有责任。
9月，陈独秀在汪原放等的陪同下，悄然由武汉回到上海，住在浙江北路的一个小弄堂里，整日闭门不出。用他自己的话说：“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处在个人的反省期间。”除此之外，他的大多时间便是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陈独秀是个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对文字学特有造诣，刚刚卸掉政治的责任，失落之余，倒也有精力和时间专心于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凡是党内同志去看望他，他首先要和人校读其所在地的方言，与邓颖超校读过天津话，和项英校读过汉口话，和沈雁冰、陆缀文校读过上海话，和杨殷、罗绮园校读过广州话。他曾完成一部中国文字拼音的专著，并交由商务印书馆。然而，由于他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这部书稿也就自然不能出版。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罗明纳兹作政治报告，瞿秋白作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全中国仍处于直接革命局势中”，命令党员和群众在城市中举行“武装暴动”。于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正式形成。陈独秀读罢“决议案”后，立即给中共中央去信，指出，“国民党统治虽然不能长久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他认为中国革命已走入低潮，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形势的分析是一致的。陈独秀认为，革命既已进入低潮，那么党的政策和策略也应随之改变，再也不能用不切实际的“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口号，去动员工农民众。陈独秀致中央常委的信，是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写的，他本人没有过多地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他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瞿秋白和中央常委对陈独秀的来信，表示“非常欣慰”，并于1928年3月19日作了复信。他们虽也承认陈独秀所说的“以‘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暴动的政治构想。此时，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如日中天，他们能够倾听陈独秀的絮叨，已经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雅量和胸怀。
中共六大召开前，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的内部团结，特意提名几位不同意见者为六大代表，如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和罗章龙。陈独秀明确表示不去莫斯科参加六大。如果中共和共产国际执意要他去莫斯科的话，那他也只能作为政治难民，否则绝难从命。
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和王若飞被留在莫斯科，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为向忠发，而实际主持工作的则是李立三。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如彭述之、尹宽、何资深、郑超麟、江泽楷等，不满意于党内的领导现状，打着陈独秀的旗号，进行一些自由主义的活动，并且自称为“陈独秀派”。他们对新的中央极不信任，试图重新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还尽力争取陈独秀来做他们的领袖。但是，陈独秀拒绝了。他不屑于暗中串联、秘密活动，主张所有言行都应公之于众。所以，李维汉就说过，陈独秀是我党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
“不错，我们是反对派”
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这便是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是沙俄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十月革命后，苏俄虽然再三声明归还中东路主权，但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东路事件后，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过左口号，而且强行组织群众游行抗议。
陈独秀对此大惑不解，于7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脱离群众了。因为，中东路的收回是国家主权的回归。中央应该考虑到民众的民族感情。
当时，各国共产党都要把苏联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位置，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能例外。而惟有陈独秀能从实际出发，站在本民族和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上，无所畏惧，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在当时虽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已势若水火，但是，他们关于中东路事件的态度竟是惊人的一致。托洛茨基甚至号召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保卫苏联。此时的陈独秀并不因为与托派观点接近，便放弃原则，随波逐流。这是陈独秀与其他中国托派分子的不同之处。
仅仅一个星期后，8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中央常委，以“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对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陈独秀在信中说：“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他认为盲动主义必然产生命令主义，必然抹煞党内的民主作风，“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如此下去，党内正常的民主作风必然受到破坏。
中央严厉地斥责了这封信，于8月28日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要求他与中央保持一致。陈独秀依然固执己见。9月，他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公开扯起了党内反对派的旗帜。
中共中央洞悉了陈独秀的活动，10月6日致函陈独秀，对他在上海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反对派活动提出严重警告，并告诉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批评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视中央来信如秋风过耳，置之不理，甚至说中央让他写批评反对派的文章，是“发狂闹笑话”。他表示将继续“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向陈独秀发出书面忠告，希望他不要把他写给中央的信，“在同志中间宣传”，并申明“必须马上解散”反对派，凡是参加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仍然固执其“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和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
10月21日，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开除出党，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陈独秀和彭述之非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向中央挑战，咄咄逼人地宣称：“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还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正式宣布，“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行动起来，“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中国共产党清除托陈反对派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29年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反驳中央开除他出党的决议案。他批评坚持“立三路线”的中央，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路线，“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其结果必然是“断送党，断送革命”。他公开号召党内同志，“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陈独秀个性倔犟，当他认为所选择的目标是正确的话，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距离《告全党同志书》仅5天，他又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抛出有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份文件洋洋洒洒两万多字，详尽地表述了陈独秀等人的政治态度和行动纲领，公开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出盲动主义并非是“中国的国货”，而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
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被开除出党，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曾致电陈独秀：“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可是，陈独秀对于去莫斯科总有一种莫名的厌恶之感。他在《答国际的信》中说，他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意见”，绝非是“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奔走革命，曾多次被捕。而这一次他被押到南京，大牢一蹲便是5年。
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获释。出狱后，老友胡适为他的晚年生计着想，曾和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联系，请他去美国写自传，他予以拒绝。又有人劝他重返上海，重整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他明确表示这种宗派作法已没有出路，决定不回上海。他最为关心的是抗日救亡的民族大计，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此时，陈独秀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陈独秀的意见和罗汉的建议，很快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表示出欢迎的姿态，并且提出了3个条件，即：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在中央欢迎王明等人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眉飞色舞、趾高气扬地作着长篇演讲。当讨论到是否与陈独秀合作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惟有托派是个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还恫吓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所以，反对托派不能心慈手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等人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
陈独秀始料未及的是，他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举动，竟然无端地引来如此恶名。他立即致信《新华日报》进行辩白：“他们（指叶剑英、秦邦宪和董必武等人）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近闻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刊，忽然说我收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他还说：“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他坚持认为他是独立的个人：“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来到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为避免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他拒绝发表脱离和反对托派的声明：“从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时在武汉的陈独秀本应参加会议。可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将陈独秀排斥于会议之外。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产生了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来到陈独秀住处，向他转述八七会议的情况，并希望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予以拒绝，并对罗明纳兹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一人的说法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共产国际也负有责任。
9月，陈独秀在汪原放等的陪同下，悄然由武汉回到上海，住在浙江北路的一个小弄堂里，整日闭门不出。用他自己的话说：“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处在个人的反省期间。”除此之外，他的大多时间便是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陈独秀是个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对文字学特有造诣，刚刚卸掉政治的责任，失落之余，倒也有精力和时间专心于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凡是党内同志去看望他，他首先要和人校读其所在地的方言，与邓颖超校读过天津话，和项英校读过汉口话，和沈雁冰、陆缀文校读过上海话，和杨殷、罗绮园校读过广州话。他曾完成一部中国文字拼音的专著，并交由商务印书馆。然而，由于他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这部书稿也就自然不能出版。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罗明纳兹作政治报告，瞿秋白作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全中国仍处于直接革命局势中”，命令党员和群众在城市中举行“武装暴动”。于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正式形成。陈独秀读罢“决议案”后，立即给中共中央去信，指出，“国民党统治虽然不能长久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他认为中国革命已走入低潮，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形势的分析是一致的。陈独秀认为，革命既已进入低潮，那么党的政策和策略也应随之改变，再也不能用不切实际的“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口号，去动员工农民众。陈独秀致中央常委的信，是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写的，他本人没有过多地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他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瞿秋白和中央常委对陈独秀的来信，表示“非常欣慰”，并于1928年3月19日作了复信。他们虽也承认陈独秀所说的“以‘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暴动的政治构想。此时，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如日中天，他们能够倾听陈独秀的絮叨，已经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雅量和胸怀。
中共六大召开前，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的内部团结，特意提名几位不同意见者为六大代表，如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和罗章龙。陈独秀明确表示不去莫斯科参加六大。如果中共和共产国际执意要他去莫斯科的话，那他也只能作为政治难民，否则绝难从命。
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和王若飞被留在莫斯科，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为向忠发，而实际主持工作的则是李立三。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如彭述之、尹宽、何资深、郑超麟、江泽楷等，不满意于党内的领导现状，打着陈独秀的旗号，进行一些自由主义的活动，并且自称为“陈独秀派”。他们对新的中央极不信任，试图重新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还尽力争取陈独秀来做他们的领袖。但是，陈独秀拒绝了。他不屑于暗中串联、秘密活动，主张所有言行都应公之于众。所以，李维汉就说过，陈独秀是我党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
“不错，我们是反对派”
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这便是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是沙俄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十月革命后，苏俄虽然再三声明归还中东路主权，但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东路事件后，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过左口号，而且强行组织群众游行抗议。
陈独秀对此大惑不解，于7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脱离群众了。因为，中东路的收回是国家主权的回归。中央应该考虑到民众的民族感情。
当时，各国共产党都要把苏联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位置，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能例外。而惟有陈独秀能从实际出发，站在本民族和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上，无所畏惧，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在当时虽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已势若水火，但是，他们关于中东路事件的态度竟是惊人的一致。托洛茨基甚至号召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保卫苏联。此时的陈独秀并不因为与托派观点接近，便放弃原则，随波逐流。这是陈独秀与其他中国托派分子的不同之处。
仅仅一个星期后，8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中央常委，以“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对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陈独秀在信中说：“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他认为盲动主义必然产生命令主义，必然抹煞党内的民主作风，“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如此下去，党内正常的民主作风必然受到破坏。
中央严厉地斥责了这封信，于8月28日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要求他与中央保持一致。陈独秀依然固执己见。9月，他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公开扯起了党内反对派的旗帜。
中共中央洞悉了陈独秀的活动，10月6日致函陈独秀，对他在上海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反对派活动提出严重警告，并告诉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批评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视中央来信如秋风过耳，置之不理，甚至说中央让他写批评反对派的文章，是“发狂闹笑话”。他表示将继续“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向陈独秀发出书面忠告，希望他不要把他写给中央的信，“在同志中间宣传”，并申明“必须马上解散”反对派，凡是参加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仍然固执其“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和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
10月21日，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开除出党，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陈独秀和彭述之非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向中央挑战，咄咄逼人地宣称：“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还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正式宣布，“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行动起来，“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中国共产党清除托陈反对派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29年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反驳中央开除他出党的决议案。他批评坚持“立三路线”的中央，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路线，“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其结果必然是“断送党，断送革命”。他公开号召党内同志，“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陈独秀个性倔犟，当他认为所选择的目标是正确的话，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距离《告全党同志书》仅5天，他又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抛出有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份文件洋洋洒洒两万多字，详尽地表述了陈独秀等人的政治态度和行动纲领，公开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出盲动主义并非是“中国的国货”，而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
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被开除出党，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曾致电陈独秀：“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可是，陈独秀对于去莫斯科总有一种莫名的厌恶之感。他在《答国际的信》中说，他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意见”，绝非是“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奔走革命，曾多次被捕。而这一次他被押到南京，大牢一蹲便是5年。
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获释。出狱后，老友胡适为他的晚年生计着想，曾和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联系，请他去美国写自传，他予以拒绝。又有人劝他重返上海，重整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他明确表示这种宗派作法已没有出路，决定不回上海。他最为关心的是抗日救亡的民族大计，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此时，陈独秀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陈独秀的意见和罗汉的建议，很快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表示出欢迎的姿态，并且提出了3个条件，即：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在中央欢迎王明等人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眉飞色舞、趾高气扬地作着长篇演讲。当讨论到是否与陈独秀合作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惟有托派是个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还恫吓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所以，反对托派不能心慈手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等人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
陈独秀始料未及的是，他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举动，竟然无端地引来如此恶名。他立即致信《新华日报》进行辩白：“他们（指叶剑英、秦邦宪和董必武等人）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近闻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刊，忽然说我收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他还说：“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他坚持认为他是独立的个人：“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来到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为避免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他拒绝发表脱离和反对托派的声明：“从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