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纪念中国精英的英明领袖邓小平逝世7周年和诞辰100周年）
马克思提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并把这个作为社会矛盾缓和的最后依据，确实，社会矛盾的紧张程度是与物质财富的紧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要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或者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加可供分配的资源是一项切实有效的办法。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要在全部阶层中间达到这一境界就不那么容易了，除非能够有办法从外部大量汲取资源，成为欧美日那样的第一世界国家，通过垄断价格剥削全世界，非常不幸中国没有这一出路。那么运用“经济缓和政治紧张”的手段就只能在国内设法了，唯一可能运用的方式是集中有限资源优先满足精英阶层需要，从而促使精英阶层内部矛盾缓和，实现整合。搞政治当然要动用经济手段，最方便的就是动用财政资金，去实现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减少政治摩擦与纠葛。
邓小平主政的时候，他非常注意这一手段的运用，首先他执行的是“以时间换空间”策略，这一政策的受益人是农民和工人。1979年国家财政预算用于粮食涨价的资金是30多亿元，执行的结果是130多亿，这一年用于对越战争的费用70多亿，结果出现170亿元的财政赤字，用完了历年财政结余80亿元，还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90亿元。这一政策的效果是要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印象：毛泽东时代远远不如邓小平执政实惠。这只是一个序曲，正剧是如何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与纠葛，把精英阶层整合起来。
在精英阶层内部，特别是在官僚精英群体内部，为了缓和矛盾与分歧，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平反之外，还伴随大量的经济补偿政策。除了补发工资、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之外，还给退出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给予高额补偿，例如建设高规格的干休所和疗养院，分配给第一线退出的老同志，既然没有权力的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待遇，那显然在职的干部也要体现相应的优势，结果带来一股全国性的大建“楼堂馆所”和政府高消费的风潮，最后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在各地都成立一个“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办公室”，希望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特定的政治目标，当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小平的意愿，这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效果是明显的，那些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至少是相对平稳的退出了政治舞台，当然这是“软”的比较好捏。还有比较“硬”的人，难以彻底边缘化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去。这样大概还没有解决问题，在投票上获得小平同志推进改革所需要的多数，因此就采取非常手段，在“知识化、年轻化、正规化”的名义下大批提拔知识精英进政府部门，这样就带来了1980年代政府机构的急剧膨胀，党政官员数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间，知识精英群体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与官僚精英群体的合作程度在上升。
利用财政资金的政策操作，其后果是十分明显的，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原来在毛泽东时代，企业是要上缴高额税收，所得税比例是55％，盈利企业要上交利润，而国家财政也把扶持企业发展作为一个支出重点，每年财政支出中间一半以上是返还给企业，帮助进行技术挖潜改造，流动资金拨付等等。那个时候，财政实际上相当于全国企业的总会计，银行相当于是总出纳，国家体制设计上是为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经济上是出于统筹安排需要。由于邓小平接掌权力之后财政出现连年赤字，官僚精英群体在邓小平的带来下对财政资金的需要急剧上升，结果在有限的财力中间无法继续扶持企业了，这样官僚精英群体吃完了财政，就转而要企业去找银行，这其实才是1983年对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的真实背景。1984年出台中共中央给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企业的定性是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实际上等于说“你们企业上交的钱，小平和他的同志们为了政治需要必须用，你们企业不要再来找财政了，都回头找银行去吧。”这个决定实际上不过是肯定了邓小平上台之后，财政资金从此与企业无关的事实而已。至于企业是否能够在银行以合适的条件获取足够的资金，或者银行是否能够在一夜之间具备西方银行那样的贷款监管条件，那已经是没有办法考虑了，反正财政是已经没有钱了。这样的重大变化过程，实际上没有给相应的企业和银行一丁点试验和改进管理与制度的时间，更不要奢谈什么事先的经济改革设计了。
然而从前的高税率和把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资源，通过财政集中的方式并没有同时改变，这样中央财政实际上把国有企业继续当做提款机使用。换言之，是邓小平时代因为政治需要，挪用了财政中间用于帮助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财力（在原来的财税制度里面，这一部分财力是国家统筹安排，并集中在财政里面），结果是不恰当和过分地提取了企业财力，使得国有企业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当时的企业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捆住老虎放开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眼睁睁地看着毫无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积累的所谓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发展起来，逐步蚕食掉自己的市场份额，实际上就意味着国有企业从市场上能够得到的资源份额逐步在减少之中，最后一些国有企业或者行业，就慢慢地失去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份额了，普遍地陷入困顿。国企陷入困境的原因，还因为国家在高积累时代普遍对国企实行的高税收政策，同时把从前高积累条件下累积下来老工人养老负担，在不做补偿和返还的情况下强制地转嫁给国企。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如果考虑到税负方面的差别(全部工业企业按照产值的平均盈利指数为100)，在1995年国企按产值的盈利指数是175.27，乡镇企业是85.06，三资企业是64.61，此外国有企业还为1023万退休工人支付了604亿元的退休工资，结果造成国企在“净产值率”大大高于私企的情况下，却无法保留足以维持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份额，陷入普遍困境。
所谓国企衰退是管理体制不行，监督机制无效，都无法在经济现实中间得到确证。根据笔者自己的工作经历刚刚好是与实际情况相反，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最有管理经验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还是在国企之中，而且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大部分富集在国企里。根据笔者的经验，在所谓的新兴产业里如光缆制造行业里，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废品率往往要高出国企数倍，在老行业里面的差距就更大了。1980年代兴起非常猖獗的走私行为，以及大量的引进技术和产品进入市场，使得1980年代产品的生命周期空前缩短，例如电视机和手表的市场主流产品在1980年代就迅速完成了换代，国有企业原来的产品迅速过时，这也进一步缩小了国企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通过市场获取足够生存资源的可能，在企业先失去扩大再生产财力的情况下，企业市场份额的丧失使得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日益困难，国有企业衰败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原来在毛泽东时代是具有非常严密的财经纪律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财产的支配和处理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即使要制造国有资产流失，其成效也必定非常有限。现在在企业已经明显失去明天的前提下，改革过程是以强化所谓的分权模式进行，甚至实施的是“以包代管”的改革措施（所谓的“包公进城，一包就灵”），结果在企业领导人的行为普遍陷入短期化的情况下，又通过改革进程疏通了管理者营私自肥的渠道，管理阶层就有能力和空间通过损害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企业领导人的自肥行为，当然要导致国企内部人心涣散，结果对工人的管理措施也往往在实际上陷入无效。国有企业没有明天的态势极为明显，也因为在这样的改革政策环境，结果引发了国企领导阶层普遍的行为短期化狂潮，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国企的衰败过程。
作为市场产品更新换代总是要进行的，但是如何合理地进行以及后果谁来承担的问题，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改革舆论中间完全没有反映，这个中国知识精英控制的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消费意愿绝对化??我只管要尽可能廉价的先进的产品，完全拒绝考虑生产者的世纪处境和权利的结果。这个改革舆论和主流经济学家群体，在政治上是邓小平政治变换的受益者与自觉的合谋，在市场上是完全自利和短视的消费者，自己把自己的消费意愿绝对化之后，就自动遮蔽了自己的观察视野，所以恐怕无法指望他们对中国的经济过程进行合乎实际的分析。所以他们在关于企业和产权制度上的一系列推演，不可能不陷入“盲人骑瞎马”的状态，根本无法解释国企为什么会整体陷入困境。而从邓小平的政治操作层面着眼，结合体现精英阶层消费意愿的产品战略看就非常清楚，国企垮台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农村的改革。
在农村改革问题上，是否实现分田到户，联系到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的几场严肃的争执。毛泽东认为只有集体农业才能实现共同进步，使得农民也能够利用农业机械，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让农业与工业保持适当的物质循环联系，同时毛泽东还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合作进步，是巩固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基础的唯一路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单独有两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后来的人在这个方面不加回应，采取不争论态度，而是千方百计去论证“只有小农经济才能实现粮食增产”。
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党纲没有问题，路线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执行上，是共产党员的问题，要共产党内的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当权派负责；另外的人（主要是在1980年代之后），认为官僚精英群体没有问题，共产党员没有问题，是路线和党纲要负责，这是1981年决议的调子。如果毛泽东的观点和判断正确，显然邓小平时代的官僚精英群体的多数，难以摆脱干系，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反过来如果是毛泽东错了，这些人就是一贯正确了，即使犯了错误，也是路线使然，这一集体发展路线是毛泽东一力主张的，当然要由毛泽东承担主要责任，这样自己就可以洗干净了。
大概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理论有困难，因此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完全诉诸“实践检验”。在1980年代初期，不仅全国搞了包产到户，而且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注农业问题的。杜润生领导一批人专门论证生产队由于存在劳动监督上的困难，因此只能导致低效率，一些高人如林毅夫还认定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至于中国农业投入中间，到底是不是因为劳动投入不足带来产出不足，还是有另外的重要原因，中国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一律采取回避策略。对于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粮食开始稳步升，是什么原因，研究也多不关注。1978年到1984年化肥使用量急剧上升96％，对粮食增产到底是否起作用？主流经济学家和胡乔木主持的主流舆论也保持高度一致，从来不予置评。
到今天为止，就笔者所知，改革理论家和主流舆论都3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声称农村改革是多么成功。不管这些人是否自觉，都在实际上参与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争论，邓小平说官僚精英群体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是毛泽东要走集体主义农村发展道路错了，从而在反面就论证了邓小平和他的同道们一贯正确。
行文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邓小平主持的改革是从农村和行业开始，实际上是在继续与毛泽东的争论，毛泽东说是官僚精英群体犯了大错误，路线本身没有问题；邓小平在理论上采取“不争论”策略，主流舆论和知识精英参与论证说经过“农村改革实践证明”没有这回事，是走集体道路的路线不对（当然对于集体道路是不是必然导致干部大搞“五风”，精英们大概认为这是小问题就无须论证了），这显然是要在特定官僚精英群体执政的合法性的高度上，有必要把这个具有重大争论的问题说清楚。在工业和城市改革中间，其实是小平同志为了推进政治改革，他不得不通过财政资金支出方向的转变，来解决政治支持问题，这个财政资金运用方向上的转变，以及精英阶层为了消费意愿快速实现，注定了国企必然要垮台的命运。这样的改革，当然没有经济上的设计，但是政治上的设计确实是十分周密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改革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政治改革的设计师与掌舵人邓小平有着自己的不得已。
（纪念中国精英的英明领袖邓小平逝世7周年和诞辰100周年）
马克思提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并把这个作为社会矛盾缓和的最后依据，确实，社会矛盾的紧张程度是与物质财富的紧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要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或者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加可供分配的资源是一项切实有效的办法。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要在全部阶层中间达到这一境界就不那么容易了，除非能够有办法从外部大量汲取资源，成为欧美日那样的第一世界国家，通过垄断价格剥削全世界，非常不幸中国没有这一出路。那么运用“经济缓和政治紧张”的手段就只能在国内设法了，唯一可能运用的方式是集中有限资源优先满足精英阶层需要，从而促使精英阶层内部矛盾缓和，实现整合。搞政治当然要动用经济手段，最方便的就是动用财政资金，去实现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减少政治摩擦与纠葛。
邓小平主政的时候，他非常注意这一手段的运用，首先他执行的是“以时间换空间”策略，这一政策的受益人是农民和工人。1979年国家财政预算用于粮食涨价的资金是30多亿元，执行的结果是130多亿，这一年用于对越战争的费用70多亿，结果出现170亿元的财政赤字，用完了历年财政结余80亿元，还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90亿元。这一政策的效果是要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印象：毛泽东时代远远不如邓小平执政实惠。这只是一个序曲，正剧是如何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与纠葛，把精英阶层整合起来。
在精英阶层内部，特别是在官僚精英群体内部，为了缓和矛盾与分歧，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平反之外，还伴随大量的经济补偿政策。除了补发工资、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之外，还给退出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给予高额补偿，例如建设高规格的干休所和疗养院，分配给第一线退出的老同志，既然没有权力的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待遇，那显然在职的干部也要体现相应的优势，结果带来一股全国性的大建“楼堂馆所”和政府高消费的风潮，最后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在各地都成立一个“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办公室”，希望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特定的政治目标，当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小平的意愿，这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效果是明显的，那些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至少是相对平稳的退出了政治舞台，当然这是“软”的比较好捏。还有比较“硬”的人，难以彻底边缘化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去。这样大概还没有解决问题，在投票上获得小平同志推进改革所需要的多数，因此就采取非常手段，在“知识化、年轻化、正规化”的名义下大批提拔知识精英进政府部门，这样就带来了1980年代政府机构的急剧膨胀，党政官员数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间，知识精英群体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与官僚精英群体的合作程度在上升。
利用财政资金的政策操作，其后果是十分明显的，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原来在毛泽东时代，企业是要上缴高额税收，所得税比例是55％，盈利企业要上交利润，而国家财政也把扶持企业发展作为一个支出重点，每年财政支出中间一半以上是返还给企业，帮助进行技术挖潜改造，流动资金拨付等等。那个时候，财政实际上相当于全国企业的总会计，银行相当于是总出纳，国家体制设计上是为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经济上是出于统筹安排需要。由于邓小平接掌权力之后财政出现连年赤字，官僚精英群体在邓小平的带来下对财政资金的需要急剧上升，结果在有限的财力中间无法继续扶持企业了，这样官僚精英群体吃完了财政，就转而要企业去找银行，这其实才是1983年对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的真实背景。1984年出台中共中央给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企业的定性是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实际上等于说“你们企业上交的钱，小平和他的同志们为了政治需要必须用，你们企业不要再来找财政了，都回头找银行去吧。”这个决定实际上不过是肯定了邓小平上台之后，财政资金从此与企业无关的事实而已。至于企业是否能够在银行以合适的条件获取足够的资金，或者银行是否能够在一夜之间具备西方银行那样的贷款监管条件，那已经是没有办法考虑了，反正财政是已经没有钱了。这样的重大变化过程，实际上没有给相应的企业和银行一丁点试验和改进管理与制度的时间，更不要奢谈什么事先的经济改革设计了。
然而从前的高税率和把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资源，通过财政集中的方式并没有同时改变，这样中央财政实际上把国有企业继续当做提款机使用。换言之，是邓小平时代因为政治需要，挪用了财政中间用于帮助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财力（在原来的财税制度里面，这一部分财力是国家统筹安排，并集中在财政里面），结果是不恰当和过分地提取了企业财力，使得国有企业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当时的企业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捆住老虎放开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眼睁睁地看着毫无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积累的所谓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发展起来，逐步蚕食掉自己的市场份额，实际上就意味着国有企业从市场上能够得到的资源份额逐步在减少之中，最后一些国有企业或者行业，就慢慢地失去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份额了，普遍地陷入困顿。国企陷入困境的原因，还因为国家在高积累时代普遍对国企实行的高税收政策，同时把从前高积累条件下累积下来老工人养老负担，在不做补偿和返还的情况下强制地转嫁给国企。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如果考虑到税负方面的差别(全部工业企业按照产值的平均盈利指数为100)，在1995年国企按产值的盈利指数是175.27，乡镇企业是85.06，三资企业是64.61，此外国有企业还为1023万退休工人支付了604亿元的退休工资，结果造成国企在“净产值率”大大高于私企的情况下，却无法保留足以维持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份额，陷入普遍困境。
所谓国企衰退是管理体制不行，监督机制无效，都无法在经济现实中间得到确证。根据笔者自己的工作经历刚刚好是与实际情况相反，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最有管理经验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还是在国企之中，而且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大部分富集在国企里。根据笔者的经验，在所谓的新兴产业里如光缆制造行业里，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废品率往往要高出国企数倍，在老行业里面的差距就更大了。1980年代兴起非常猖獗的走私行为，以及大量的引进技术和产品进入市场，使得1980年代产品的生命周期空前缩短，例如电视机和手表的市场主流产品在1980年代就迅速完成了换代，国有企业原来的产品迅速过时，这也进一步缩小了国企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通过市场获取足够生存资源的可能，在企业先失去扩大再生产财力的情况下，企业市场份额的丧失使得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日益困难，国有企业衰败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原来在毛泽东时代是具有非常严密的财经纪律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财产的支配和处理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即使要制造国有资产流失，其成效也必定非常有限。现在在企业已经明显失去明天的前提下，改革过程是以强化所谓的分权模式进行，甚至实施的是“以包代管”的改革措施（所谓的“包公进城，一包就灵”），结果在企业领导人的行为普遍陷入短期化的情况下，又通过改革进程疏通了管理者营私自肥的渠道，管理阶层就有能力和空间通过损害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企业领导人的自肥行为，当然要导致国企内部人心涣散，结果对工人的管理措施也往往在实际上陷入无效。国有企业没有明天的态势极为明显，也因为在这样的改革政策环境，结果引发了国企领导阶层普遍的行为短期化狂潮，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国企的衰败过程。
作为市场产品更新换代总是要进行的，但是如何合理地进行以及后果谁来承担的问题，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改革舆论中间完全没有反映，这个中国知识精英控制的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消费意愿绝对化??我只管要尽可能廉价的先进的产品，完全拒绝考虑生产者的世纪处境和权利的结果。这个改革舆论和主流经济学家群体，在政治上是邓小平政治变换的受益者与自觉的合谋，在市场上是完全自利和短视的消费者，自己把自己的消费意愿绝对化之后，就自动遮蔽了自己的观察视野，所以恐怕无法指望他们对中国的经济过程进行合乎实际的分析。所以他们在关于企业和产权制度上的一系列推演，不可能不陷入“盲人骑瞎马”的状态，根本无法解释国企为什么会整体陷入困境。而从邓小平的政治操作层面着眼，结合体现精英阶层消费意愿的产品战略看就非常清楚，国企垮台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农村的改革。
在农村改革问题上，是否实现分田到户，联系到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的几场严肃的争执。毛泽东认为只有集体农业才能实现共同进步，使得农民也能够利用农业机械，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让农业与工业保持适当的物质循环联系，同时毛泽东还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合作进步，是巩固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基础的唯一路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单独有两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后来的人在这个方面不加回应，采取不争论态度，而是千方百计去论证“只有小农经济才能实现粮食增产”。
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党纲没有问题，路线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执行上，是共产党员的问题，要共产党内的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当权派负责；另外的人（主要是在1980年代之后），认为官僚精英群体没有问题，共产党员没有问题，是路线和党纲要负责，这是1981年决议的调子。如果毛泽东的观点和判断正确，显然邓小平时代的官僚精英群体的多数，难以摆脱干系，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反过来如果是毛泽东错了，这些人就是一贯正确了，即使犯了错误，也是路线使然，这一集体发展路线是毛泽东一力主张的，当然要由毛泽东承担主要责任，这样自己就可以洗干净了。
大概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理论有困难，因此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完全诉诸“实践检验”。在1980年代初期，不仅全国搞了包产到户，而且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注农业问题的。杜润生领导一批人专门论证生产队由于存在劳动监督上的困难，因此只能导致低效率，一些高人如林毅夫还认定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至于中国农业投入中间，到底是不是因为劳动投入不足带来产出不足，还是有另外的重要原因，中国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一律采取回避策略。对于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粮食开始稳步升，是什么原因，研究也多不关注。1978年到1984年化肥使用量急剧上升96％，对粮食增产到底是否起作用？主流经济学家和胡乔木主持的主流舆论也保持高度一致，从来不予置评。
到今天为止，就笔者所知，改革理论家和主流舆论都3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声称农村改革是多么成功。不管这些人是否自觉，都在实际上参与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争论，邓小平说官僚精英群体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是毛泽东要走集体主义农村发展道路错了，从而在反面就论证了邓小平和他的同道们一贯正确。
行文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邓小平主持的改革是从农村和行业开始，实际上是在继续与毛泽东的争论，毛泽东说是官僚精英群体犯了大错误，路线本身没有问题；邓小平在理论上采取“不争论”策略，主流舆论和知识精英参与论证说经过“农村改革实践证明”没有这回事，是走集体道路的路线不对（当然对于集体道路是不是必然导致干部大搞“五风”，精英们大概认为这是小问题就无须论证了），这显然是要在特定官僚精英群体执政的合法性的高度上，有必要把这个具有重大争论的问题说清楚。在工业和城市改革中间，其实是小平同志为了推进政治改革，他不得不通过财政资金支出方向的转变，来解决政治支持问题，这个财政资金运用方向上的转变，以及精英阶层为了消费意愿快速实现，注定了国企必然要垮台的命运。这样的改革，当然没有经济上的设计，但是政治上的设计确实是十分周密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改革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政治改革的设计师与掌舵人邓小平有着自己的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