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漫在中国科学界的浮躁之风表明，中国的科学家还缺乏科学的自由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文/刘溜 钱丽花
吴瑞，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选取2000年为一个样本，做出如下估算――该年中国大陆生物学家的数量、政府资助的生物学实验室数量、以及在此领域发表的论文总数，与美国同类数据比较，结果大致相近；但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力的论文，却不到美国学者的4%。
现实情况是，中国学者的绝大多数论文发表在国内杂志上，只有极少数发表在具有高影响力的国际杂志上。
科学家的“人头税”
“给你钱，就得在一定时间内出成果”，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种习惯心理和做法。
“我们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罗跃嘉说。他研究的是人的意识问题，属于基础科学。
罗跃嘉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申请到的基金是500万元，10个课题组在3个方向上做，要求是必须在3年内完成3篇论文。现在他们已经发表了3篇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美国科学月报》上，但实际上这些论文是由于有先前延续下来的工作基础，因此完成得比较顺利。
最近罗的小组又争取到1000万元基金，要在2到3年内完成课题，成员们都觉得时间非常紧迫。“实际上，真正要得到有价值的成果，需要长时间地积累。”罗跃嘉说。
中国国家天文台的著名天文学家李竞对此感慨颇多――科研室一年完成多少任务量都有具体数目；每个研究人员一年必须完成多少篇文章，也是有要求的，“我得拼命完成指标，整天为发表文章着急。”
李竞把这形容为科学家的“人头税”，“科学人头税”的直接后果是，大家都竞相去做马上能出成果的项目，甚至以大化小，把一篇研究论文拆成好几篇发表。
“这种行为在各种学报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李竞说。在天文领域内，有相当多的题目是旱涝保收的，天上有那么多星星，观察一个就能出成果，但这种成果水平是有的，却远远谈不上高质量，离创新就更远了。很多科学家就这样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这类平庸的、重复性的工作中去。
科学为什么如此浮夸
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介绍，在SARS肆虐期间，一些科学家曾经夸口自己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研制出疫苗或药物。这完全有悖科学规律，但他们不这么做，可能就争取不到研究经费。
“基金的申请、评级、评职称，都要跟论文发表数量、‘出成果’的速度挂钩，还要跟各种奖励挂钩，”中科院院士、中国“虚拟人”研究的学术带头人钟世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政策导向使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学者有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现在到处都在抢基金、抢评奖、抢学术团体的名誉地位。但其实一个科学家一辈子有一两个有方向的、规律性的科研成果就很不错了。”钟世镇还认为，科学浮躁之风盛行，一些新闻媒体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以自己研究的领域为例：数字化虚拟人，就是用计算机技术来研究人，现在这个项目还是刚刚开始研究，但是新闻煤体频繁炒作后，如同工作已经完成了一样。新闻发布会上，不少媒体一报道就是5个“国际上的领先。
“不顾客观实际的评价，自己拔高自己，媒体也帮着拔高，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他们这样做，却可以帮助自己获取基金。”
这种争功夺利的做法，还滋生了另一种现象：学术团体各立山头，缺乏合作，造成科研人力、物力的重复性浪费。
诺贝尔奖不是安排出来的
科学需要规划研究的大方向，但过于细致的“规划”和“安排”，是急功近利的另一种表现。
“国内喜欢组织大项目，对基金的运用管理非常仔细，你要说出你的基本路线、实验方法、研究步骤等等。”罗跃嘉对此提出异议：“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还是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和科学规律不一致。”
“上世纪末，国家安排了当时认为是精英、能出成果的一批人，叫做‘二十一世纪人才’，政策优惠、基金优惠、物质优惠，但是不是这些人都变成了学科带头人呢？我不敢说是全盘失败，但我认识不少人，当年曾是其中一员，现在却没有什么作为。”李竞说，以人为的政策倾斜催生世界水平的成果，这种手段已经用了几十年了，现在应该坐下来检讨。
相比之下，国外也有“规划”，但只是确定研究的大方向；更注重的是科学家个人的发挥。
“他们只要觉得你有能力就把钱给你，怎么做是科学家个人的事情。”罗跃嘉说。而科学史上的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于科学家在个人兴趣方面的研究。
“科学，不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能做得出来，你不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不出来。诺贝尔奖就不是规划出来的。”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遗憾地说，中国的科学家还缺乏科学的自由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文/刘溜 钱丽花
吴瑞，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选取2000年为一个样本，做出如下估算――该年中国大陆生物学家的数量、政府资助的生物学实验室数量、以及在此领域发表的论文总数，与美国同类数据比较，结果大致相近；但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力的论文，却不到美国学者的4%。
现实情况是，中国学者的绝大多数论文发表在国内杂志上，只有极少数发表在具有高影响力的国际杂志上。
科学家的“人头税”
“给你钱，就得在一定时间内出成果”，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种习惯心理和做法。
“我们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罗跃嘉说。他研究的是人的意识问题，属于基础科学。
罗跃嘉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申请到的基金是500万元，10个课题组在3个方向上做，要求是必须在3年内完成3篇论文。现在他们已经发表了3篇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美国科学月报》上，但实际上这些论文是由于有先前延续下来的工作基础，因此完成得比较顺利。
最近罗的小组又争取到1000万元基金，要在2到3年内完成课题，成员们都觉得时间非常紧迫。“实际上，真正要得到有价值的成果，需要长时间地积累。”罗跃嘉说。
中国国家天文台的著名天文学家李竞对此感慨颇多――科研室一年完成多少任务量都有具体数目；每个研究人员一年必须完成多少篇文章，也是有要求的，“我得拼命完成指标，整天为发表文章着急。”
李竞把这形容为科学家的“人头税”，“科学人头税”的直接后果是，大家都竞相去做马上能出成果的项目，甚至以大化小，把一篇研究论文拆成好几篇发表。
“这种行为在各种学报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李竞说。在天文领域内，有相当多的题目是旱涝保收的，天上有那么多星星，观察一个就能出成果，但这种成果水平是有的，却远远谈不上高质量，离创新就更远了。很多科学家就这样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这类平庸的、重复性的工作中去。
科学为什么如此浮夸
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介绍，在SARS肆虐期间，一些科学家曾经夸口自己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研制出疫苗或药物。这完全有悖科学规律，但他们不这么做，可能就争取不到研究经费。
“基金的申请、评级、评职称，都要跟论文发表数量、‘出成果’的速度挂钩，还要跟各种奖励挂钩，”中科院院士、中国“虚拟人”研究的学术带头人钟世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政策导向使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学者有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现在到处都在抢基金、抢评奖、抢学术团体的名誉地位。但其实一个科学家一辈子有一两个有方向的、规律性的科研成果就很不错了。”钟世镇还认为，科学浮躁之风盛行，一些新闻媒体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以自己研究的领域为例：数字化虚拟人，就是用计算机技术来研究人，现在这个项目还是刚刚开始研究，但是新闻煤体频繁炒作后，如同工作已经完成了一样。新闻发布会上，不少媒体一报道就是5个“国际上的领先。
“不顾客观实际的评价，自己拔高自己，媒体也帮着拔高，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他们这样做，却可以帮助自己获取基金。”
这种争功夺利的做法，还滋生了另一种现象：学术团体各立山头，缺乏合作，造成科研人力、物力的重复性浪费。
诺贝尔奖不是安排出来的
科学需要规划研究的大方向，但过于细致的“规划”和“安排”，是急功近利的另一种表现。
“国内喜欢组织大项目，对基金的运用管理非常仔细，你要说出你的基本路线、实验方法、研究步骤等等。”罗跃嘉对此提出异议：“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还是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和科学规律不一致。”
“上世纪末，国家安排了当时认为是精英、能出成果的一批人，叫做‘二十一世纪人才’，政策优惠、基金优惠、物质优惠，但是不是这些人都变成了学科带头人呢？我不敢说是全盘失败，但我认识不少人，当年曾是其中一员，现在却没有什么作为。”李竞说，以人为的政策倾斜催生世界水平的成果，这种手段已经用了几十年了，现在应该坐下来检讨。
相比之下，国外也有“规划”，但只是确定研究的大方向；更注重的是科学家个人的发挥。
“他们只要觉得你有能力就把钱给你，怎么做是科学家个人的事情。”罗跃嘉说。而科学史上的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于科学家在个人兴趣方面的研究。
“科学，不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能做得出来，你不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不出来。诺贝尔奖就不是规划出来的。”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遗憾地说，中国的科学家还缺乏科学的自由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