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龙应台先生之《为台湾民主辩护》
---听听一个大陆百姓的民意
作者：蜀南布衣
对于龙应台先生写出《为台湾民主辩护》这样的大作，既在意料之中，也大出意料之外。所以说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龙应台先生这篇文章符合她一贯的价值理念；所以说大出意料之外，乃是因为以龙先生这样的大家，居然在这么一篇不长的文章中充满了混乱。但是，不论如何，龙应台先生以台湾人的立场，表达出了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那么，我作为大陆的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妨谈谈我和龙先生的根本认知差异。
（一）
（1）
龙先生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
听完这句话以后，我们立刻如坠雾中，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土地”是指这块土地的哪一部分，如果说指台湾或别的地方（如英国人治下的香港？），那我不置可否，但如果包括了大陆，则显示了龙先生对大陆有多么无知。
中国大陆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也评龙应台先生之《为台湾民主辩护》
---听听一个大陆百姓的民意
作者：蜀南布衣
对于龙应台先生写出《为台湾民主辩护》这样的大作，既在意料之中，也大出意料之外。所以说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龙应台先生这篇文章符合她一贯的价值理念；所以说大出意料之外，乃是因为以龙先生这样的大家，居然在这么一篇不长的文章中充满了混乱。但是，不论如何，龙应台先生以台湾人的立场，表达出了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那么，我作为大陆的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妨谈谈我和龙先生的根本认知差异。
（一）
（1）
龙先生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
听完这句话以后，我们立刻如坠雾中，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土地”是指这块土地的哪一部分，如果说指台湾或别的地方（如英国人治下的香港？），那我不置可否，但如果包括了大陆，则显示了龙先生对大陆有多么无知。
中国大陆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基础。整个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不到10%（这部分有多少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也未可知）。这其中纺织业又占了大部分。说是纺织业，也是就纺织产品来说的，而作为生产这些产品的机械设备基本要靠进口。对于汽车这样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哪怕一辆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但是，从1950年的10%到1978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50%，在这短短的28年时间里才真正奠定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基础，建立了包括航空航天在内的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化产业体系。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完成了资本的积累阶段开始进入发展阶段，因而邓小平的改革从宏观历史进程看，也具有必然性。这个进程是在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领导下完成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个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一笔勾销的。1978年以后，大陆的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这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的28年里已经为这样的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在我们的土地”上的中国大陆这一部分的工业化基础，不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而是中国大陆全体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凝结成的。
（2）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
这似乎又让我们大陆人感到了一种以讹传讹。至少这种话我这个还算关注媒体的人就没有听说过。据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好象应该是这样的：就香港实行直接普选这个最终目标而言，北京政府和香港民众并没有根本的分歧，香港一部分（据说有六成以上）民众和北京政府的分歧只是在实行直接普选的时机上，而不是在要不要最终实行直接普选上。香港一部分民众认为到2007年就非要实行直接普选不可，北京政府认为先不要那么急，看看实际情况再说。这就是被某些政治利益团体无限夸大的所谓北京政府和香港民意的对抗。实际的分歧不过如此而已。
据我这个布衣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北京方面对香港过快地实行直接普选的顾虑有二：
其一，香港人自己的利益。香港所以有今天的经济地位，除了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外，香港不象台湾、新加坡、韩国那样具有自己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她实质上只是一个商业城市，优势在于高度自由的经济制度上，而这个自由是以香港的长期稳定为基础的。没有稳定香港就没有任何前途。
不错，民意调查是有六成左右的香港民众希望在2007年实行直接普选，但是不也有四成左右的人并不赞成这么急于求成吗？并且在台湾“3.20”大选以后，急于直接普选的人不是下降到将近五成了吗？为什么这五六成香港人的民意是民意，而另外四五成的民意就不是民意了呢？在香港民众、香港各种社会力量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变局考虑清楚，讨论清楚，谋定而后动有什么不好呢？
对民主有深刻理解的龙应台先生一定知道，民主在政治的意义上不仅仅是寻求民意的简单多数。如果民主仅仅是整天调查民意或公投（并非说它们不重要），然后根据这个所谓民意结果制订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民主只需要统计学家就行了，还要选举政治家来做什么？
其二，大陆自身的安全。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某些香港政治利益团体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他们的政治动机未必是香港人利益长期最大化，而是反对北京政府本身。在英国人从来没有给香港人丝毫政治自由的岁月里，这些从来没有为香港人争取过一次政治民主的政治利益团体，在未来的直接普选中，也许“政绩可以一塌糊涂，诚信可以疑云重重，政策可以出尔反尔，国家发展可以长期原地踏步”，但是，由于可能善于挑动香港民众和大陆的利益差异而刻意制造出本来不是矛盾的矛盾（毛泽东说：有差异就有矛盾），创造出民意从而掌握民意来上台执政。这种结果的最大可能性不是给香港本身带来稳定，反而可能将香港变为颠覆北京政府的前进基地，从而导致大陆和香港的尖锐对立，使香港处于长期动荡的态势。这对于大陆和香港来说都是灾难。这才是北京重提“爱香港的人来治香港”的含义。台湾的“3.20”大选，恰恰证明了出现这种变局的极大可能性。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在香港找出一条既顺利过渡到直接普选，又能规避这种潜在危险的道路呢？这可是能够塑造未来的大事，一步走错，对大陆对香港都后患无穷，稳妥一点，有什么不好？
龙应台先生或要说，这是大陆不相信香港民众，那么，我要说您说得很对。对民主有着深刻理解的龙先生当然不会不知道，民主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人性本恶，就在于不信任，所以才要有约束和制衡。我们的确不能完全信任部分香港民众，因为在他们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做出以牺牲大陆的安全利益为代价的选择。而且香港相当一部分民众在自回归到现在的日子里，的确未能表现出应有的、让我们大陆人信任的政治成熟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自身政治体制的选择，就已经不仅仅是香港民众自身的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大陆人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么，从民主的角度说，香港人在直接普选的问题上，难道不也应该要将我们大陆人的利益考虑在内吗？民主的结果就是寻求妥协点，那种如儿童般只想得到自己的糖果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的所谓民意，其本质只是单边主义，而与民主无关。如果这种不顾及他人利益的所谓香港民意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的话，那么，作为利益相关的大陆民众当然也要使自己的民意能够实现，其最终结果就不再是双方形成共识的制度安排，而只能演变成大陆和香港双方的力量博弈。
谁能说大陆和香港的模式对台湾没有借鉴意义？这第二点的分析，完全适合于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一个独立的台湾，严重地威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全利益，因此，台湾民众选不选择独立，就不仅仅再是台湾2300万民众的事情，它更是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事情。即便是台湾民众100%地支持陈水扁，100%地支持台湾的独立，而硬要将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利益弃置不顾，那么，就听听大陆13亿民众的多数民意吧---如果历史不给我们以和平崛起的机会，我们又何惧一战！！
（3）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别忘了，美国为了对于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隶制度，牵涉到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认定；为了核心价值，人，是可以义无反顾的。”
但是，龙先生在这里恐怕要让读过美国历史的人都感到诧异。我们固然可以说奴隶制度是引发美国内战的因素之一，但是却很难说美国内战本身是由奴隶制度引起。
龙应台先生举出美国内战这个例子，其本意无非是想说明为了“核心价值”（请注意，龙先生在这里将“民主”偷换成了虽然与此有联系但决不是同一概念的“自由和人权”），人们（暗示台湾人）是不惜一战的。但是，美国内战恐怕未必能够证明龙应台先生的“民主价值观”的天然合理性！我们知道，南方参加独立的各州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他们无论如何代表了这些州的绝大多数民意（白人和黑人的人口之比为8:1），为什么南方各个州的合法民选代表以压倒票数决定宣布脱离联邦后，会招致北方强加的战争？难道龙先生不觉得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这里不好解释吗？龙应台先生在这里陷入如此困境的原因就在下面：
自称天生反对奴隶制度的美国总统林肯，在1861年3月4日的就职演讲中重申了共和党无意于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后来在1862年8月写给格利雷的一封信里又明确地说：如果接受奴隶制度能够使南方各州保留在联邦内，那么他就接受奴隶制度。但是林肯的种种妥协并没有使南方各州收回独立的决心，也是只有战争解决了。可见，美国为了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还没有打仗、流血，而是为了一边要独立另一边不认同这种独立，谈不拢最后才打了仗、流了血。更何况，即便是在北方，也有密西西比、田纳西等几个州是蓄奴的，为什么林肯没有为了“自由和人权”这个“核心价值”而“义无返顾”地解放他们呢？这些都说明在林肯这个美国总统心里，在这些所谓“核心价值”之上，还有一个更加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美国联邦的整体国家利益！！正如林肯自己宣称的：“这场斗争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
也和林肯一样，当我们不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台湾这个“小方格”之内，而是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时候，在珍视台湾地区的“核心价值”之上，也有一个让全体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中国人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美国内战！使龙应台先生想要为自己美学化的民主价值在美国历史上找出一盏膜拜的圣灯的希冀成为了虚妄，但是，却坚强了大陆人维护中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固有决心！
（二）
龙应台先生认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加剧了今天台湾民众的独立倾向。可是，在我这个大陆布衣的角度看来，结论恰恰和龙先生相反，这就是今天台湾的独立倾向，是大陆的军事威慑太过弱小了。李敖曾说台湾人“畏威而不怀德”。这是一个好判断。实际上，台独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正是大陆政府在立威和施德上面有着双重的失误。
基辛格在其名著《选择的必要》（The Necessary for Choice)中阐明了有效威慑的三大要素：（1）具有足够的打击力量；（2）具有使用这种力量的坚强意志；（3）务必使对手意识到前面两点。这三者缺一不可。
而大陆在应对台海危机时的军事力量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由于存在着美国这个巨大不确定因素下，实际上大陆方面威慑效能大打折扣。同时，为了争取台湾的所谓民意，大陆自1996年以来，又一再软化了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表达。大陆政府的失误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施德的现实关键不仅仅在于要对台湾释放出善意，而更在于谁掌握传播的话语权。没有传播的力量，大陆人民方面任何的善意，都有可能被掌握了台湾传播资源的台独当局恶意地歪曲。因此，自96年以来大陆方面争取台湾民心的所有言行，反而被台独力量利用来使台湾民众相信：只要台湾人自己坚持要求独立，大陆也不得不接受，大陆的军事威胁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恫吓。从李登辉的“空包弹”到陈水扁的“纸老虎”，几年下来，台湾人的现实意识里面，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为选择台独就是选择战争。因此，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这些年来根本未能构成有效威慑。
以上分析表明：大陆的500枚飞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假如是5000枚飞弹，大陆方面在表达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时，受众的感受就将会完全两样，恐怕就再也不会有人认为这种表达只是恫吓。因此，大陆方面的如果单纯地选择争取台湾的所谓民心，由于大陆在台湾根本不具备传播能力，所以这点在技术上虽可以象“新思维派”所提倡的那样努力一下，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大陆要做的是：首先致力于军事力量的全面超越，然后主动掌握军事控制平衡；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深刻理解我们大陆不得不决一死战的坚强决心，然后再来释放我们的善意；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明白我们大陆的利益也必需同样得到尊重，然后再寻找双方利益的妥协点。如果我们大陆不同时做这正反的两件事，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做不成。
龙应台先生在一篇为台湾民主辩护的文章，顺便扯入了大陆的500枚飞弹，在不经意间就暗中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就是对台湾民主的威胁。不可否认，就文字技巧而言龙应台先生的确高明，但是，她在这里显然将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是为了遏止台独而不是要威胁台湾的民主。或许在龙应台先生的内心里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台独就是她追求的民主？或她追求民主就是为了台独？不得而知。但是，反过来的逻辑也是成立的，大陆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而反对台独也同样是民意的表达，同样有13亿人的多数民意作为基础。这样的民意我们大陆人同样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为我们实现！否则，大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13亿民众的极大质疑！
（三）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大陆方面打压了台湾的国际空间。
我对“国际空间”的内涵始终感到费解。龙应台先生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空间”才算满足呢？是“生存空间”吗？我看不是，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的任何正常的国际经济文化往来，以致台湾的经济文化不能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下降了吗？，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参加任何一个非主权国家组织，以致台湾不能分享国际资源了吗？我看都没有吧。
大陆方面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唯一“打压”，只不过就是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和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建立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罢了。如果大陆方面连这个也不反对，那岂不是大陆也支持台湾独立了吗？那岂不是大陆和台湾在共谋台独吗？哪里还有什么台湾问题？何况这些所谓“国际空间”对台湾本身的发展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龙应台先生们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龙应台先生们无非想要告诉了大陆人民或者华人世界这样的信息：台湾之所以要台独就是因为大陆人民反对台独。但是，我们大陆人的疑问就来了：其一，如果不是台湾有人先搞台独，又何来大陆人的反对台独？其二，如果大陆不反对台独，那台湾岂不是更要台独了吗？
好一个立志要在华文世界里追求文字第一的龙应台先生！！好一个逻辑井然的坚强理由！！
（四）
龙应台先生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窗格后面”的台湾民主的历史阶段性，因而告诉全世界的华人，不要苛求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台湾民主，“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老实说，我也看到了，也准备“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
因此，我和龙应台先生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认同民主抽象意义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是否肯定台湾在民主进程中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民主的现实认知上。
（1）
靠着国民党政府从全大陆掠夺去的经济资源（这点龙应台先生当然视而不见，而只想把工业化基础的功劳给日本人或英国人），靠着美国人的援助和市场，靠着东西方冷战，当然也靠着台湾人自己抓住了历史机遇，台湾人富裕了，以产权平等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成熟了，台湾开始有了玩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但是，即便如此，民主在台湾还是造成了台湾人的撕裂，以致于有的台湾人只承认自己是“北台湾人”（那么，北台湾人也应该搞一次公投来确定是否独立吗？）。但是，台湾的撕裂还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这只是因为这种撕裂还只是政治意见的分歧，而不是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分配的分裂。
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迅速改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财富迅速向一极积累，对社会不满而希望革命的人群在数量上已经足够，他们唯一缺乏的只是组织的力量。因此，如果将台湾走向街头的人口比例放在中国大陆，情况就会立刻由量变导向质变。因为，这就不再是几十万、几百万人，而是数以亿计的人涌向街头。这么大规模的人群，一旦被政治利益团体所利用，挑动起社会各阶层间由于经济资源分配所带来的最深刻的矛盾，那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维持得住社会稳定，那种纠缠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革命”就将重现中国大陆。如果这样，民主是民主了，但是，实际得结果恐怕是长期动乱，最后真如李登辉所说中国分成了七块。什么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只不过变成南柯一梦罢了。
在经历大民主的“文化革命”以后，在经历了原本目的单纯却终于被政治力量所利用的“八九风波”以后，大陆上那些真正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指归的人，不论是其中右派还是左派，都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对于宪政体制大陆必须走渐进式演化的道路。正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任何革命只能打断旧有的延续，而不可能完成新制度本身的进化。因此，中国大陆必须要同时做好两件事：一方面以强有力的政府依靠政策来暂时消弭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风险，另一方面向宪政体制渐进而去。我们也清楚的知道，由于规模实在过于庞大，大陆的宪政体制即便是要演进到台湾目前的程度，也有相当的岁月需要等待。但是，从幼年到成年我们不能不耐心等待。
然而，对台湾民主进程具有历史感的龙应台先生，对大陆的制度演进同样具有的历史阶段性突然视而不见了，她在对大陆当今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状况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却将大陆上述制度演进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一味斥责为“极权”。龙应台先生一口气列举一串民主的标志，什么只要有护照出国不被刁难啦、只要小孩有本事不要特权就能上大学啦等等，仿佛大陆人民还是连这些起码的民主生活都没有的“极权奴隶”。其实，如果按照龙先生的所谓“生活民主”标准，大陆早就已经是民主国家了。只是由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大陆在政治民主方面的改革非常谨慎罢了。这一点大陆不需要别人鼓掌，也不需要辩护，只要我们大陆人自己每过一段时间能够看到不断的进步就足够了。我们知道方向所在，尽管路途漫长，但是我们有信心。
说陈水扁操弄“中国妖魔化”，谁说龙应台先生又不是呢？
（2）
龙应台先生将替台湾的民主辩护和替陈水扁的辩护巧妙地“绑架”在了一起。她实际上将台湾民主在宏观历史上的价值与陈水扁政府的“荒腔走板”混为一谈。她说：“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龙应台先生向全世界的华人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大陆方面的恶因造成了陈水扁的恶果。因此，陈水扁理有可述，情有可原。
但是，龙应台先生这种一股脑推卸责任的指责，让我们大陆人有阵阵的反感！龙先生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尽力寻找问题实质的文人良心，而是某些发达地区的学者从骨子里透露出的傲慢偏见！
龙应台先生根本不懂台湾问题的实质！她根本不懂台湾问题涉及的不仅仅只有台湾的利益，也有大陆的利益。台湾民众的利益固然要得到尊重，而大陆人民的利益也有实现的权力。因此，龙应台先生也就并不真懂民主的涵义。她不明白，在一个双方利益交错的问题中，任何一方如果只顾自己利益的完全实现---不论以民主的形式还是用专制的手段---都是一种单边主义；她不明白，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民主原则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是同样适用的---如果一个群体哪怕是100%民意做出的选择涉及了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那么，另一个群体就天然成为了决定这个选择的另一方。
可是，我们从龙应台先生哪里，除了听到替台独庸俗的辩护外，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字提到过大陆人民的利益。在龙应台先生的高傲的眼睛里，大陆除了有“极权”，哪里还有利益？既然是“极权”哪里还有资格维护自己利益？她根本不明白，大陆不仅仅是大陆政府的大陆，更是大陆人民的大陆；她根本不明白，既然大陆存在这种普遍民意（有各种民意调查为证），那么不论实现这种民意的是“极权”还是“民主”，对于我们大陆人来说都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我同样要龙应台先生“回头去研究德国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
可惜，以龙应台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竟然丝毫也不明白这样一个最简单得道理：善意必须是双方的。这十几年来，大陆方面从“一国两制”，到“一中各表”，再到“一个中国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一路退去，得到的回报是“两个中国”、“一边一国”，“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等等单边主义的老调重弹。作为我们大陆人来说，根本不想从台湾民众创造的财富中去分享哪怕一丝一毫的利益，我们只希望有“一个中国”。至于这个中国是联邦制，邦联制，为什么不谈判呢？龙应台先生或许忘了，连“一个中国”这个最起码的谈判基础都不想给出的，是台湾当局。对于这些问题，龙应台先生的记忆一向是槽糕的。
（六）
历史是落子无悔的棋局，任何选择都要自己承受后果。台湾问题交错着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责任、历史的重负、两岸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冲突、两岸民众的情绪宣泄、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等等因素。在如此复杂的态势中，一步走错，历史不会给你重走的机会。
因此，龙应台先生，“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后面，有你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
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基础。整个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不到10%（这部分有多少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也未可知）。这其中纺织业又占了大部分。说是纺织业，也是就纺织产品来说的，而作为生产这些产品的机械设备基本要靠进口。对于汽车这样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哪怕一辆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但是，从1950年的10%到1978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50%，在这短短的28年时间里才真正奠定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基础，建立了包括航空航天在内的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化产业体系。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完成了资本的积累阶段开始进入发展阶段，因而邓小平的改革从宏观历史进程看，也具有必然性。这个进程是在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领导下完成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个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一笔勾销的。1978年以后，大陆的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这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的28年里已经为这样的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在我们的土地”上的中国大陆这一部分的工业化基础，不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而是中国大陆全体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凝结成的。
（2）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
这似乎又让我们大陆人感到了一种以讹传讹。至少这种话我这个还算关注媒体的人就没有听说过。据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好象应该是这样的：就香港实行直接普选这个最终目标而言，北京政府和香港民众并没有根本的分歧，香港一部分（据说有六成以上）民众和北京政府的分歧只是在实行直接普选的时机上，而不是在要不要最终实行直接普选上。香港一部分民众认为到2007年就非要实行直接普选不可，北京政府认为先不要那么急，看看实际情况再说。这就是被某些政治利益团体无限夸大的所谓北京政府和香港民意的对抗。实际的分歧不过如此而已。
据我这个布衣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北京方面对香港过快地实行直接普选的顾虑有二：
其一，香港人自己的利益。香港所以有今天的经济地位，除了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外，香港不象台湾、新加坡、韩国那样具有自己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她实质上只是一个商业城市，优势在于高度自由的经济制度上，而这个自由是以香港的长期稳定为基础的。没有稳定香港就没有任何前途。
不错，民意调查是有六成左右的香港民众希望在2007年实行直接普选，但是不也有四成左右的人并不赞成这么急于求成吗？并且在台湾“3.20”大选以后，急于直接普选的人不是下降到将近五成了吗？为什么这五六成香港人的民意是民意，而另外四五成的民意就不是民意了呢？在香港民众、香港各种社会力量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变局考虑清楚，讨论清楚，谋定而后动有什么不好呢？
对民主有深刻理解的龙应台先生一定知道，民主在政治的意义上不仅仅是寻求民意的简单多数。如果民主仅仅是整天调查民意或公投（并非说它们不重要），然后根据这个所谓民意结果制订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民主只需要统计学家就行了，还要选举政治家来做什么？
其二，大陆自身的安全。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某些香港政治利益团体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他们的政治动机未必是香港人利益长期最大化，而是反对北京政府本身。在英国人从来没有给香港人丝毫政治自由的岁月里，这些从来没有为香港人争取过一次政治民主的政治利益团体，在未来的直接普选中，也许“政绩可以一塌糊涂，诚信可以疑云重重，政策可以出尔反尔，国家发展可以长期原地踏步”，但是，由于可能善于挑动香港民众和大陆的利益差异而刻意制造出本来不是矛盾的矛盾（毛泽东说：有差异就有矛盾），创造出民意从而掌握民意来上台执政。这种结果的最大可能性不是给香港本身带来稳定，反而可能将香港变为颠覆北京政府的前进基地，从而导致大陆和香港的尖锐对立，使香港处于长期动荡的态势。这对于大陆和香港来说都是灾难。这才是北京重提“爱香港的人来治香港”的含义。台湾的“3.20”大选，恰恰证明了出现这种变局的极大可能性。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在香港找出一条既顺利过渡到直接普选，又能规避这种潜在危险的道路呢？这可是能够塑造未来的大事，一步走错，对大陆对香港都后患无穷，稳妥一点，有什么不好？
龙应台先生或要说，这是大陆不相信香港民众，那么，我要说您说得很对。对民主有着深刻理解的龙先生当然不会不知道，民主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人性本恶，就在于不信任，所以才要有约束和制衡。我们的确不能完全信任部分香港民众，因为在他们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做出以牺牲大陆的安全利益为代价的选择。而且香港相当一部分民众在自回归到现在的日子里，的确未能表现出应有的、让我们大陆人信任的政治成熟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自身政治体制的选择，就已经不仅仅是香港民众自身的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大陆人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么，从民主的角度说，香港人在直接普选的问题上，难道不也应该要将我们大陆人的利益考虑在内吗？民主的结果就是寻求妥协点，那种如儿童般只想得到自己的糖果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的所谓民意，其本质只是单边主义，而与民主无关。如果这种不顾及他人利益的所谓香港民意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的话，那么，作为利益相关的大陆民众当然也要使自己的民意能够实现，其最终结果就不再是双方形成共识的制度安排，而只能演变成大陆和香港双方的力量博弈。
谁能说大陆和香港的模式对台湾没有借鉴意义？这第二点的分析，完全适合于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一个独立的台湾，严重地威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全利益，因此，台湾民众选不选择独立，就不仅仅再是台湾2300万民众的事情，它更是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事情。即便是台湾民众100%地支持陈水扁，100%地支持台湾的独立，而硬要将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利益弃置不顾，那么，就听听大陆13亿民众的多数民意吧---如果历史不给我们以和平崛起的机会，我们又何惧一战！！
（3）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别忘了，美国为了对于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隶制度，牵涉到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认定；为了核心价值，人，是可以义无反顾的。”
但是，龙先生在这里恐怕要让读过美国历史的人都感到诧异。我们固然可以说奴隶制度是引发美国内战的因素之一，但是却很难说美国内战本身是由奴隶制度引起。
龙应台先生举出美国内战这个例子，其本意无非是想说明为了“核心价值”（请注意，龙先生在这里将“民主”偷换成了虽然与此有联系但决不是同一概念的“自由和人权”），人们（暗示台湾人）是不惜一战的。但是，美国内战恐怕未必能够证明龙应台先生的“民主价值观”的天然合理性！我们知道，南方参加独立的各州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他们无论如何代表了这些州的绝大多数民意（白人和黑人的人口之比为8:1），为什么南方各个州的合法民选代表以压倒票数决定宣布脱离联邦后，会招致北方强加的战争？难道龙先生不觉得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这里不好解释吗？龙应台先生在这里陷入如此困境的原因就在下面：
自称天生反对奴隶制度的美国总统林肯，在1861年3月4日的就职演讲中重申了共和党无意于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后来在1862年8月写给格利雷的一封信里又明确地说：如果接受奴隶制度能够使南方各州保留在联邦内，那么他就接受奴隶制度。但是林肯的种种妥协并没有使南方各州收回独立的决心，也是只有战争解决了。可见，美国为了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还没有打仗、流血，而是为了一边要独立另一边不认同这种独立，谈不拢最后才打了仗、流了血。更何况，即便是在北方，也有密西西比、田纳西等几个州是蓄奴的，为什么林肯没有为了“自由和人权”这个“核心价值”而“义无返顾”地解放他们呢？这些都说明在林肯这个美国总统心里，在这些所谓“核心价值”之上，还有一个更加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美国联邦的整体国家利益！！正如林肯自己宣称的：“这场斗争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
也和林肯一样，当我们不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台湾这个“小方格”之内，而是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时候，在珍视台湾地区的“核心价值”之上，也有一个让全体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中国人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美国内战！使龙应台先生想要为自己美学化的民主价值在美国历史上找出一盏膜拜的圣灯的希冀成为了虚妄，但是，却坚强了大陆人维护中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固有决心！
（二）
龙应台先生认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加剧了今天台湾民众的独立倾向。可是，在我这个大陆布衣的角度看来，结论恰恰和龙先生相反，这就是今天台湾的独立倾向，是大陆的军事威慑太过弱小了。李敖曾说台湾人“畏威而不怀德”。这是一个好判断。实际上，台独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正是大陆政府在立威和施德上面有着双重的失误。
基辛格在其名著《选择的必要》（The Necessary for Choice)中阐明了有效威慑的三大要素：（1）具有足够的打击力量；（2）具有使用这种力量的坚强意志；（3）务必使对手意识到前面两点。这三者缺一不可。
而大陆在应对台海危机时的军事力量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由于存在着美国这个巨大不确定因素下，实际上大陆方面威慑效能大打折扣。同时，为了争取台湾的所谓民意，大陆自1996年以来，又一再软化了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表达。大陆政府的失误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施德的现实关键不仅仅在于要对台湾释放出善意，而更在于谁掌握传播的话语权。没有传播的力量，大陆人民方面任何的善意，都有可能被掌握了台湾传播资源的台独当局恶意地歪曲。因此，自96年以来大陆方面争取台湾民心的所有言行，反而被台独力量利用来使台湾民众相信：只要台湾人自己坚持要求独立，大陆也不得不接受，大陆的军事威胁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恫吓。从李登辉的“空包弹”到陈水扁的“纸老虎”，几年下来，台湾人的现实意识里面，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为选择台独就是选择战争。因此，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这些年来根本未能构成有效威慑。
以上分析表明：大陆的500枚飞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假如是5000枚飞弹，大陆方面在表达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时，受众的感受就将会完全两样，恐怕就再也不会有人认为这种表达只是恫吓。因此，大陆方面的如果单纯地选择争取台湾的所谓民心，由于大陆在台湾根本不具备传播能力，所以这点在技术上虽可以象“新思维派”所提倡的那样努力一下，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大陆要做的是：首先致力于军事力量的全面超越，然后主动掌握军事控制平衡；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深刻理解我们大陆不得不决一死战的坚强决心，然后再来释放我们的善意；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明白我们大陆的利益也必需同样得到尊重，然后再寻找双方利益的妥协点。如果我们大陆不同时做这正反的两件事，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做不成。
龙应台先生在一篇为台湾民主辩护的文章，顺便扯入了大陆的500枚飞弹，在不经意间就暗中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就是对台湾民主的威胁。不可否认，就文字技巧而言龙应台先生的确高明，但是，她在这里显然将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是为了遏止台独而不是要威胁台湾的民主。或许在龙应台先生的内心里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台独就是她追求的民主？或她追求民主就是为了台独？不得而知。但是，反过来的逻辑也是成立的，大陆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而反对台独也同样是民意的表达，同样有13亿人的多数民意作为基础。这样的民意我们大陆人同样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为我们实现！否则，大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13亿民众的极大质疑！
（三）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大陆方面打压了台湾的国际空间。
我对“国际空间”的内涵始终感到费解。龙应台先生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空间”才算满足呢？是“生存空间”吗？我看不是，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的任何正常的国际经济文化往来，以致台湾的经济文化不能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下降了吗？，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参加任何一个非主权国家组织，以致台湾不能分享国际资源了吗？我看都没有吧。
大陆方面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唯一“打压”，只不过就是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和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建立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罢了。如果大陆方面连这个也不反对，那岂不是大陆也支持台湾独立了吗？那岂不是大陆和台湾在共谋台独吗？哪里还有什么台湾问题？何况这些所谓“国际空间”对台湾本身的发展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龙应台先生们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龙应台先生们无非想要告诉了大陆人民或者华人世界这样的信息：台湾之所以要台独就是因为大陆人民反对台独。但是，我们大陆人的疑问就来了：其一，如果不是台湾有人先搞台独，又何来大陆人的反对台独？其二，如果大陆不反对台独，那台湾岂不是更要台独了吗？
好一个立志要在华文世界里追求文字第一的龙应台先生！！好一个逻辑井然的坚强理由！！
（四）
龙应台先生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窗格后面”的台湾民主的历史阶段性，因而告诉全世界的华人，不要苛求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台湾民主，“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老实说，我也看到了，也准备“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
因此，我和龙应台先生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认同民主抽象意义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是否肯定台湾在民主进程中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民主的现实认知上。
（1）
靠着国民党政府从全大陆掠夺去的经济资源（这点龙应台先生当然视而不见，而只想把工业化基础的功劳给日本人或英国人），靠着美国人的援助和市场，靠着东西方冷战，当然也靠着台湾人自己抓住了历史机遇，台湾人富裕了，以产权平等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成熟了，台湾开始有了玩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但是，即便如此，民主在台湾还是造成了台湾人的撕裂，以致于有的台湾人只承认自己是“北台湾人”（那么，北台湾人也应该搞一次公投来确定是否独立吗？）。但是，台湾的撕裂还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这只是因为这种撕裂还只是政治意见的分歧，而不是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分配的分裂。
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迅速改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财富迅速向一极积累，对社会不满而希望革命的人群在数量上已经足够，他们唯一缺乏的只是组织的力量。因此，如果将台湾走向街头的人口比例放在中国大陆，情况就会立刻由量变导向质变。因为，这就不再是几十万、几百万人，而是数以亿计的人涌向街头。这么大规模的人群，一旦被政治利益团体所利用，挑动起社会各阶层间由于经济资源分配所带来的最深刻的矛盾，那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维持得住社会稳定，那种纠缠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革命”就将重现中国大陆。如果这样，民主是民主了，但是，实际得结果恐怕是长期动乱，最后真如李登辉所说中国分成了七块。什么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只不过变成南柯一梦罢了。
在经历大民主的“文化革命”以后，在经历了原本目的单纯却终于被政治力量所利用的“八九风波”以后，大陆上那些真正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指归的人，不论是其中右派还是左派，都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对于宪政体制大陆必须走渐进式演化的道路。正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任何革命只能打断旧有的延续，而不可能完成新制度本身的进化。因此，中国大陆必须要同时做好两件事：一方面以强有力的政府依靠政策来暂时消弭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风险，另一方面向宪政体制渐进而去。我们也清楚的知道，由于规模实在过于庞大，大陆的宪政体制即便是要演进到台湾目前的程度，也有相当的岁月需要等待。但是，从幼年到成年我们不能不耐心等待。
然而，对台湾民主进程具有历史感的龙应台先生，对大陆的制度演进同样具有的历史阶段性突然视而不见了，她在对大陆当今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状况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却将大陆上述制度演进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一味斥责为“极权”。龙应台先生一口气列举一串民主的标志，什么只要有护照出国不被刁难啦、只要小孩有本事不要特权就能上大学啦等等，仿佛大陆人民还是连这些起码的民主生活都没有的“极权奴隶”。其实，如果按照龙先生的所谓“生活民主”标准，大陆早就已经是民主国家了。只是由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大陆在政治民主方面的改革非常谨慎罢了。这一点大陆不需要别人鼓掌，也不需要辩护，只要我们大陆人自己每过一段时间能够看到不断的进步就足够了。我们知道方向所在，尽管路途漫长，但是我们有信心。
说陈水扁操弄“中国妖魔化”，谁说龙应台先生又不是呢？
（2）
龙应台先生将替台湾的民主辩护和替陈水扁的辩护巧妙地“绑架”在了一起。她实际上将台湾民主在宏观历史上的价值与陈水扁政府的“荒腔走板”混为一谈。她说：“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龙应台先生向全世界的华人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大陆方面的恶因造成了陈水扁的恶果。因此，陈水扁理有可述，情有可原。
但是，龙应台先生这种一股脑推卸责任的指责，让我们大陆人有阵阵的反感！龙先生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尽力寻找问题实质的文人良心，而是某些发达地区的学者从骨子里透露出的傲慢偏见！
龙应台先生根本不懂台湾问题的实质！她根本不懂台湾问题涉及的不仅仅只有台湾的利益，也有大陆的利益。台湾民众的利益固然要得到尊重，而大陆人民的利益也有实现的权力。因此，龙应台先生也就并不真懂民主的涵义。她不明白，在一个双方利益交错的问题中，任何一方如果只顾自己利益的完全实现---不论以民主的形式还是用专制的手段---都是一种单边主义；她不明白，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民主原则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是同样适用的---如果一个群体哪怕是100%民意做出的选择涉及了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那么，另一个群体就天然成为了决定这个选择的另一方。
可是，我们从龙应台先生哪里，除了听到替台独庸俗的辩护外，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字提到过大陆人民的利益。在龙应台先生的高傲的眼睛里，大陆除了有“极权”，哪里还有利益？既然是“极权”哪里还有资格维护自己利益？她根本不明白，大陆不仅仅是大陆政府的大陆，更是大陆人民的大陆；她根本不明白，既然大陆存在这种普遍民意（有各种民意调查为证），那么不论实现这种民意的是“极权”还是“民主”，对于我们大陆人来说都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我同样要龙应台先生“回头去研究德国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
可惜，以龙应台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竟然丝毫也不明白这样一个最简单得道理：善意必须是双方的。这十几年来，大陆方面从“一国两制”，到“一中各表”，再到“一个中国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一路退去，得到的回报是“两个中国”、“一边一国”，“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等等单边主义的老调重弹。作为我们大陆人来说，根本不想从台湾民众创造的财富中去分享哪怕一丝一毫的利益，我们只希望有“一个中国”。至于这个中国是联邦制，邦联制，为什么不谈判呢？龙应台先生或许忘了，连“一个中国”这个最起码的谈判基础都不想给出的，是台湾当局。对于这些问题，龙应台先生的记忆一向是槽糕的。
（六）
历史是落子无悔的棋局，任何选择都要自己承受后果。台湾问题交错着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责任、历史的重负、两岸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冲突、两岸民众的情绪宣泄、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等等因素。在如此复杂的态势中，一步走错，历史不会给你重走的机会。
因此，龙应台先生，“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后面，有你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
---听听一个大陆百姓的民意
作者：蜀南布衣
对于龙应台先生写出《为台湾民主辩护》这样的大作，既在意料之中，也大出意料之外。所以说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龙应台先生这篇文章符合她一贯的价值理念；所以说大出意料之外，乃是因为以龙先生这样的大家，居然在这么一篇不长的文章中充满了混乱。但是，不论如何，龙应台先生以台湾人的立场，表达出了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那么，我作为大陆的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妨谈谈我和龙先生的根本认知差异。
（一）
（1）
龙先生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
听完这句话以后，我们立刻如坠雾中，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土地”是指这块土地的哪一部分，如果说指台湾或别的地方（如英国人治下的香港？），那我不置可否，但如果包括了大陆，则显示了龙先生对大陆有多么无知。
中国大陆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也评龙应台先生之《为台湾民主辩护》
---听听一个大陆百姓的民意
作者：蜀南布衣
对于龙应台先生写出《为台湾民主辩护》这样的大作，既在意料之中，也大出意料之外。所以说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龙应台先生这篇文章符合她一贯的价值理念；所以说大出意料之外，乃是因为以龙先生这样的大家，居然在这么一篇不长的文章中充满了混乱。但是，不论如何，龙应台先生以台湾人的立场，表达出了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那么，我作为大陆的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妨谈谈我和龙先生的根本认知差异。
（一）
（1）
龙先生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
听完这句话以后，我们立刻如坠雾中，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土地”是指这块土地的哪一部分，如果说指台湾或别的地方（如英国人治下的香港？），那我不置可否，但如果包括了大陆，则显示了龙先生对大陆有多么无知。
中国大陆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基础。整个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不到10%（这部分有多少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也未可知）。这其中纺织业又占了大部分。说是纺织业，也是就纺织产品来说的，而作为生产这些产品的机械设备基本要靠进口。对于汽车这样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哪怕一辆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但是，从1950年的10%到1978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50%，在这短短的28年时间里才真正奠定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基础，建立了包括航空航天在内的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化产业体系。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完成了资本的积累阶段开始进入发展阶段，因而邓小平的改革从宏观历史进程看，也具有必然性。这个进程是在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领导下完成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个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一笔勾销的。1978年以后，大陆的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这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的28年里已经为这样的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在我们的土地”上的中国大陆这一部分的工业化基础，不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而是中国大陆全体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凝结成的。
（2）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
这似乎又让我们大陆人感到了一种以讹传讹。至少这种话我这个还算关注媒体的人就没有听说过。据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好象应该是这样的：就香港实行直接普选这个最终目标而言，北京政府和香港民众并没有根本的分歧，香港一部分（据说有六成以上）民众和北京政府的分歧只是在实行直接普选的时机上，而不是在要不要最终实行直接普选上。香港一部分民众认为到2007年就非要实行直接普选不可，北京政府认为先不要那么急，看看实际情况再说。这就是被某些政治利益团体无限夸大的所谓北京政府和香港民意的对抗。实际的分歧不过如此而已。
据我这个布衣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北京方面对香港过快地实行直接普选的顾虑有二：
其一，香港人自己的利益。香港所以有今天的经济地位，除了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外，香港不象台湾、新加坡、韩国那样具有自己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她实质上只是一个商业城市，优势在于高度自由的经济制度上，而这个自由是以香港的长期稳定为基础的。没有稳定香港就没有任何前途。
不错，民意调查是有六成左右的香港民众希望在2007年实行直接普选，但是不也有四成左右的人并不赞成这么急于求成吗？并且在台湾“3.20”大选以后，急于直接普选的人不是下降到将近五成了吗？为什么这五六成香港人的民意是民意，而另外四五成的民意就不是民意了呢？在香港民众、香港各种社会力量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变局考虑清楚，讨论清楚，谋定而后动有什么不好呢？
对民主有深刻理解的龙应台先生一定知道，民主在政治的意义上不仅仅是寻求民意的简单多数。如果民主仅仅是整天调查民意或公投（并非说它们不重要），然后根据这个所谓民意结果制订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民主只需要统计学家就行了，还要选举政治家来做什么？
其二，大陆自身的安全。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某些香港政治利益团体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他们的政治动机未必是香港人利益长期最大化，而是反对北京政府本身。在英国人从来没有给香港人丝毫政治自由的岁月里，这些从来没有为香港人争取过一次政治民主的政治利益团体，在未来的直接普选中，也许“政绩可以一塌糊涂，诚信可以疑云重重，政策可以出尔反尔，国家发展可以长期原地踏步”，但是，由于可能善于挑动香港民众和大陆的利益差异而刻意制造出本来不是矛盾的矛盾（毛泽东说：有差异就有矛盾），创造出民意从而掌握民意来上台执政。这种结果的最大可能性不是给香港本身带来稳定，反而可能将香港变为颠覆北京政府的前进基地，从而导致大陆和香港的尖锐对立，使香港处于长期动荡的态势。这对于大陆和香港来说都是灾难。这才是北京重提“爱香港的人来治香港”的含义。台湾的“3.20”大选，恰恰证明了出现这种变局的极大可能性。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在香港找出一条既顺利过渡到直接普选，又能规避这种潜在危险的道路呢？这可是能够塑造未来的大事，一步走错，对大陆对香港都后患无穷，稳妥一点，有什么不好？
龙应台先生或要说，这是大陆不相信香港民众，那么，我要说您说得很对。对民主有着深刻理解的龙先生当然不会不知道，民主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人性本恶，就在于不信任，所以才要有约束和制衡。我们的确不能完全信任部分香港民众，因为在他们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做出以牺牲大陆的安全利益为代价的选择。而且香港相当一部分民众在自回归到现在的日子里，的确未能表现出应有的、让我们大陆人信任的政治成熟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自身政治体制的选择，就已经不仅仅是香港民众自身的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大陆人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么，从民主的角度说，香港人在直接普选的问题上，难道不也应该要将我们大陆人的利益考虑在内吗？民主的结果就是寻求妥协点，那种如儿童般只想得到自己的糖果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的所谓民意，其本质只是单边主义，而与民主无关。如果这种不顾及他人利益的所谓香港民意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的话，那么，作为利益相关的大陆民众当然也要使自己的民意能够实现，其最终结果就不再是双方形成共识的制度安排，而只能演变成大陆和香港双方的力量博弈。
谁能说大陆和香港的模式对台湾没有借鉴意义？这第二点的分析，完全适合于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一个独立的台湾，严重地威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全利益，因此，台湾民众选不选择独立，就不仅仅再是台湾2300万民众的事情，它更是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事情。即便是台湾民众100%地支持陈水扁，100%地支持台湾的独立，而硬要将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利益弃置不顾，那么，就听听大陆13亿民众的多数民意吧---如果历史不给我们以和平崛起的机会，我们又何惧一战！！
（3）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别忘了，美国为了对于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隶制度，牵涉到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认定；为了核心价值，人，是可以义无反顾的。”
但是，龙先生在这里恐怕要让读过美国历史的人都感到诧异。我们固然可以说奴隶制度是引发美国内战的因素之一，但是却很难说美国内战本身是由奴隶制度引起。
龙应台先生举出美国内战这个例子，其本意无非是想说明为了“核心价值”（请注意，龙先生在这里将“民主”偷换成了虽然与此有联系但决不是同一概念的“自由和人权”），人们（暗示台湾人）是不惜一战的。但是，美国内战恐怕未必能够证明龙应台先生的“民主价值观”的天然合理性！我们知道，南方参加独立的各州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他们无论如何代表了这些州的绝大多数民意（白人和黑人的人口之比为8:1），为什么南方各个州的合法民选代表以压倒票数决定宣布脱离联邦后，会招致北方强加的战争？难道龙先生不觉得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这里不好解释吗？龙应台先生在这里陷入如此困境的原因就在下面：
自称天生反对奴隶制度的美国总统林肯，在1861年3月4日的就职演讲中重申了共和党无意于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后来在1862年8月写给格利雷的一封信里又明确地说：如果接受奴隶制度能够使南方各州保留在联邦内，那么他就接受奴隶制度。但是林肯的种种妥协并没有使南方各州收回独立的决心，也是只有战争解决了。可见，美国为了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还没有打仗、流血，而是为了一边要独立另一边不认同这种独立，谈不拢最后才打了仗、流了血。更何况，即便是在北方，也有密西西比、田纳西等几个州是蓄奴的，为什么林肯没有为了“自由和人权”这个“核心价值”而“义无返顾”地解放他们呢？这些都说明在林肯这个美国总统心里，在这些所谓“核心价值”之上，还有一个更加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美国联邦的整体国家利益！！正如林肯自己宣称的：“这场斗争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
也和林肯一样，当我们不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台湾这个“小方格”之内，而是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时候，在珍视台湾地区的“核心价值”之上，也有一个让全体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中国人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美国内战！使龙应台先生想要为自己美学化的民主价值在美国历史上找出一盏膜拜的圣灯的希冀成为了虚妄，但是，却坚强了大陆人维护中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固有决心！
（二）
龙应台先生认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加剧了今天台湾民众的独立倾向。可是，在我这个大陆布衣的角度看来，结论恰恰和龙先生相反，这就是今天台湾的独立倾向，是大陆的军事威慑太过弱小了。李敖曾说台湾人“畏威而不怀德”。这是一个好判断。实际上，台独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正是大陆政府在立威和施德上面有着双重的失误。
基辛格在其名著《选择的必要》（The Necessary for Choice)中阐明了有效威慑的三大要素：（1）具有足够的打击力量；（2）具有使用这种力量的坚强意志；（3）务必使对手意识到前面两点。这三者缺一不可。
而大陆在应对台海危机时的军事力量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由于存在着美国这个巨大不确定因素下，实际上大陆方面威慑效能大打折扣。同时，为了争取台湾的所谓民意，大陆自1996年以来，又一再软化了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表达。大陆政府的失误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施德的现实关键不仅仅在于要对台湾释放出善意，而更在于谁掌握传播的话语权。没有传播的力量，大陆人民方面任何的善意，都有可能被掌握了台湾传播资源的台独当局恶意地歪曲。因此，自96年以来大陆方面争取台湾民心的所有言行，反而被台独力量利用来使台湾民众相信：只要台湾人自己坚持要求独立，大陆也不得不接受，大陆的军事威胁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恫吓。从李登辉的“空包弹”到陈水扁的“纸老虎”，几年下来，台湾人的现实意识里面，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为选择台独就是选择战争。因此，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这些年来根本未能构成有效威慑。
以上分析表明：大陆的500枚飞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假如是5000枚飞弹，大陆方面在表达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时，受众的感受就将会完全两样，恐怕就再也不会有人认为这种表达只是恫吓。因此，大陆方面的如果单纯地选择争取台湾的所谓民心，由于大陆在台湾根本不具备传播能力，所以这点在技术上虽可以象“新思维派”所提倡的那样努力一下，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大陆要做的是：首先致力于军事力量的全面超越，然后主动掌握军事控制平衡；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深刻理解我们大陆不得不决一死战的坚强决心，然后再来释放我们的善意；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明白我们大陆的利益也必需同样得到尊重，然后再寻找双方利益的妥协点。如果我们大陆不同时做这正反的两件事，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做不成。
龙应台先生在一篇为台湾民主辩护的文章，顺便扯入了大陆的500枚飞弹，在不经意间就暗中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就是对台湾民主的威胁。不可否认，就文字技巧而言龙应台先生的确高明，但是，她在这里显然将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是为了遏止台独而不是要威胁台湾的民主。或许在龙应台先生的内心里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台独就是她追求的民主？或她追求民主就是为了台独？不得而知。但是，反过来的逻辑也是成立的，大陆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而反对台独也同样是民意的表达，同样有13亿人的多数民意作为基础。这样的民意我们大陆人同样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为我们实现！否则，大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13亿民众的极大质疑！
（三）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大陆方面打压了台湾的国际空间。
我对“国际空间”的内涵始终感到费解。龙应台先生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空间”才算满足呢？是“生存空间”吗？我看不是，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的任何正常的国际经济文化往来，以致台湾的经济文化不能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下降了吗？，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参加任何一个非主权国家组织，以致台湾不能分享国际资源了吗？我看都没有吧。
大陆方面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唯一“打压”，只不过就是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和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建立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罢了。如果大陆方面连这个也不反对，那岂不是大陆也支持台湾独立了吗？那岂不是大陆和台湾在共谋台独吗？哪里还有什么台湾问题？何况这些所谓“国际空间”对台湾本身的发展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龙应台先生们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龙应台先生们无非想要告诉了大陆人民或者华人世界这样的信息：台湾之所以要台独就是因为大陆人民反对台独。但是，我们大陆人的疑问就来了：其一，如果不是台湾有人先搞台独，又何来大陆人的反对台独？其二，如果大陆不反对台独，那台湾岂不是更要台独了吗？
好一个立志要在华文世界里追求文字第一的龙应台先生！！好一个逻辑井然的坚强理由！！
（四）
龙应台先生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窗格后面”的台湾民主的历史阶段性，因而告诉全世界的华人，不要苛求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台湾民主，“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老实说，我也看到了，也准备“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
因此，我和龙应台先生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认同民主抽象意义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是否肯定台湾在民主进程中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民主的现实认知上。
（1）
靠着国民党政府从全大陆掠夺去的经济资源（这点龙应台先生当然视而不见，而只想把工业化基础的功劳给日本人或英国人），靠着美国人的援助和市场，靠着东西方冷战，当然也靠着台湾人自己抓住了历史机遇，台湾人富裕了，以产权平等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成熟了，台湾开始有了玩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但是，即便如此，民主在台湾还是造成了台湾人的撕裂，以致于有的台湾人只承认自己是“北台湾人”（那么，北台湾人也应该搞一次公投来确定是否独立吗？）。但是，台湾的撕裂还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这只是因为这种撕裂还只是政治意见的分歧，而不是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分配的分裂。
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迅速改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财富迅速向一极积累，对社会不满而希望革命的人群在数量上已经足够，他们唯一缺乏的只是组织的力量。因此，如果将台湾走向街头的人口比例放在中国大陆，情况就会立刻由量变导向质变。因为，这就不再是几十万、几百万人，而是数以亿计的人涌向街头。这么大规模的人群，一旦被政治利益团体所利用，挑动起社会各阶层间由于经济资源分配所带来的最深刻的矛盾，那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维持得住社会稳定，那种纠缠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革命”就将重现中国大陆。如果这样，民主是民主了，但是，实际得结果恐怕是长期动乱，最后真如李登辉所说中国分成了七块。什么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只不过变成南柯一梦罢了。
在经历大民主的“文化革命”以后，在经历了原本目的单纯却终于被政治力量所利用的“八九风波”以后，大陆上那些真正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指归的人，不论是其中右派还是左派，都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对于宪政体制大陆必须走渐进式演化的道路。正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任何革命只能打断旧有的延续，而不可能完成新制度本身的进化。因此，中国大陆必须要同时做好两件事：一方面以强有力的政府依靠政策来暂时消弭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风险，另一方面向宪政体制渐进而去。我们也清楚的知道，由于规模实在过于庞大，大陆的宪政体制即便是要演进到台湾目前的程度，也有相当的岁月需要等待。但是，从幼年到成年我们不能不耐心等待。
然而，对台湾民主进程具有历史感的龙应台先生，对大陆的制度演进同样具有的历史阶段性突然视而不见了，她在对大陆当今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状况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却将大陆上述制度演进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一味斥责为“极权”。龙应台先生一口气列举一串民主的标志，什么只要有护照出国不被刁难啦、只要小孩有本事不要特权就能上大学啦等等，仿佛大陆人民还是连这些起码的民主生活都没有的“极权奴隶”。其实，如果按照龙先生的所谓“生活民主”标准，大陆早就已经是民主国家了。只是由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大陆在政治民主方面的改革非常谨慎罢了。这一点大陆不需要别人鼓掌，也不需要辩护，只要我们大陆人自己每过一段时间能够看到不断的进步就足够了。我们知道方向所在，尽管路途漫长，但是我们有信心。
说陈水扁操弄“中国妖魔化”，谁说龙应台先生又不是呢？
（2）
龙应台先生将替台湾的民主辩护和替陈水扁的辩护巧妙地“绑架”在了一起。她实际上将台湾民主在宏观历史上的价值与陈水扁政府的“荒腔走板”混为一谈。她说：“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龙应台先生向全世界的华人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大陆方面的恶因造成了陈水扁的恶果。因此，陈水扁理有可述，情有可原。
但是，龙应台先生这种一股脑推卸责任的指责，让我们大陆人有阵阵的反感！龙先生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尽力寻找问题实质的文人良心，而是某些发达地区的学者从骨子里透露出的傲慢偏见！
龙应台先生根本不懂台湾问题的实质！她根本不懂台湾问题涉及的不仅仅只有台湾的利益，也有大陆的利益。台湾民众的利益固然要得到尊重，而大陆人民的利益也有实现的权力。因此，龙应台先生也就并不真懂民主的涵义。她不明白，在一个双方利益交错的问题中，任何一方如果只顾自己利益的完全实现---不论以民主的形式还是用专制的手段---都是一种单边主义；她不明白，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民主原则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是同样适用的---如果一个群体哪怕是100%民意做出的选择涉及了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那么，另一个群体就天然成为了决定这个选择的另一方。
可是，我们从龙应台先生哪里，除了听到替台独庸俗的辩护外，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字提到过大陆人民的利益。在龙应台先生的高傲的眼睛里，大陆除了有“极权”，哪里还有利益？既然是“极权”哪里还有资格维护自己利益？她根本不明白，大陆不仅仅是大陆政府的大陆，更是大陆人民的大陆；她根本不明白，既然大陆存在这种普遍民意（有各种民意调查为证），那么不论实现这种民意的是“极权”还是“民主”，对于我们大陆人来说都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我同样要龙应台先生“回头去研究德国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
可惜，以龙应台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竟然丝毫也不明白这样一个最简单得道理：善意必须是双方的。这十几年来，大陆方面从“一国两制”，到“一中各表”，再到“一个中国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一路退去，得到的回报是“两个中国”、“一边一国”，“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等等单边主义的老调重弹。作为我们大陆人来说，根本不想从台湾民众创造的财富中去分享哪怕一丝一毫的利益，我们只希望有“一个中国”。至于这个中国是联邦制，邦联制，为什么不谈判呢？龙应台先生或许忘了，连“一个中国”这个最起码的谈判基础都不想给出的，是台湾当局。对于这些问题，龙应台先生的记忆一向是槽糕的。
（六）
历史是落子无悔的棋局，任何选择都要自己承受后果。台湾问题交错着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责任、历史的重负、两岸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冲突、两岸民众的情绪宣泄、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等等因素。在如此复杂的态势中，一步走错，历史不会给你重走的机会。
因此，龙应台先生，“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后面，有你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
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基础。整个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不到10%（这部分有多少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也未可知）。这其中纺织业又占了大部分。说是纺织业，也是就纺织产品来说的，而作为生产这些产品的机械设备基本要靠进口。对于汽车这样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哪怕一辆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但是，从1950年的10%到1978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50%，在这短短的28年时间里才真正奠定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基础，建立了包括航空航天在内的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化产业体系。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完成了资本的积累阶段开始进入发展阶段，因而邓小平的改革从宏观历史进程看，也具有必然性。这个进程是在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领导下完成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个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一笔勾销的。1978年以后，大陆的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这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的28年里已经为这样的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在我们的土地”上的中国大陆这一部分的工业化基础，不是日本人或英国人留下的，而是中国大陆全体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凝结成的。
（2）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
这似乎又让我们大陆人感到了一种以讹传讹。至少这种话我这个还算关注媒体的人就没有听说过。据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好象应该是这样的：就香港实行直接普选这个最终目标而言，北京政府和香港民众并没有根本的分歧，香港一部分（据说有六成以上）民众和北京政府的分歧只是在实行直接普选的时机上，而不是在要不要最终实行直接普选上。香港一部分民众认为到2007年就非要实行直接普选不可，北京政府认为先不要那么急，看看实际情况再说。这就是被某些政治利益团体无限夸大的所谓北京政府和香港民意的对抗。实际的分歧不过如此而已。
据我这个布衣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北京方面对香港过快地实行直接普选的顾虑有二：
其一，香港人自己的利益。香港所以有今天的经济地位，除了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外，香港不象台湾、新加坡、韩国那样具有自己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她实质上只是一个商业城市，优势在于高度自由的经济制度上，而这个自由是以香港的长期稳定为基础的。没有稳定香港就没有任何前途。
不错，民意调查是有六成左右的香港民众希望在2007年实行直接普选，但是不也有四成左右的人并不赞成这么急于求成吗？并且在台湾“3.20”大选以后，急于直接普选的人不是下降到将近五成了吗？为什么这五六成香港人的民意是民意，而另外四五成的民意就不是民意了呢？在香港民众、香港各种社会力量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变局考虑清楚，讨论清楚，谋定而后动有什么不好呢？
对民主有深刻理解的龙应台先生一定知道，民主在政治的意义上不仅仅是寻求民意的简单多数。如果民主仅仅是整天调查民意或公投（并非说它们不重要），然后根据这个所谓民意结果制订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民主只需要统计学家就行了，还要选举政治家来做什么？
其二，大陆自身的安全。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某些香港政治利益团体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他们的政治动机未必是香港人利益长期最大化，而是反对北京政府本身。在英国人从来没有给香港人丝毫政治自由的岁月里，这些从来没有为香港人争取过一次政治民主的政治利益团体，在未来的直接普选中，也许“政绩可以一塌糊涂，诚信可以疑云重重，政策可以出尔反尔，国家发展可以长期原地踏步”，但是，由于可能善于挑动香港民众和大陆的利益差异而刻意制造出本来不是矛盾的矛盾（毛泽东说：有差异就有矛盾），创造出民意从而掌握民意来上台执政。这种结果的最大可能性不是给香港本身带来稳定，反而可能将香港变为颠覆北京政府的前进基地，从而导致大陆和香港的尖锐对立，使香港处于长期动荡的态势。这对于大陆和香港来说都是灾难。这才是北京重提“爱香港的人来治香港”的含义。台湾的“3.20”大选，恰恰证明了出现这种变局的极大可能性。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在香港找出一条既顺利过渡到直接普选，又能规避这种潜在危险的道路呢？这可是能够塑造未来的大事，一步走错，对大陆对香港都后患无穷，稳妥一点，有什么不好？
龙应台先生或要说，这是大陆不相信香港民众，那么，我要说您说得很对。对民主有着深刻理解的龙先生当然不会不知道，民主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人性本恶，就在于不信任，所以才要有约束和制衡。我们的确不能完全信任部分香港民众，因为在他们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做出以牺牲大陆的安全利益为代价的选择。而且香港相当一部分民众在自回归到现在的日子里，的确未能表现出应有的、让我们大陆人信任的政治成熟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自身政治体制的选择，就已经不仅仅是香港民众自身的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大陆人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么，从民主的角度说，香港人在直接普选的问题上，难道不也应该要将我们大陆人的利益考虑在内吗？民主的结果就是寻求妥协点，那种如儿童般只想得到自己的糖果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的所谓民意，其本质只是单边主义，而与民主无关。如果这种不顾及他人利益的所谓香港民意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的话，那么，作为利益相关的大陆民众当然也要使自己的民意能够实现，其最终结果就不再是双方形成共识的制度安排，而只能演变成大陆和香港双方的力量博弈。
谁能说大陆和香港的模式对台湾没有借鉴意义？这第二点的分析，完全适合于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一个独立的台湾，严重地威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全利益，因此，台湾民众选不选择独立，就不仅仅再是台湾2300万民众的事情，它更是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事情。即便是台湾民众100%地支持陈水扁，100%地支持台湾的独立，而硬要将中国全体13亿民众的利益弃置不顾，那么，就听听大陆13亿民众的多数民意吧---如果历史不给我们以和平崛起的机会，我们又何惧一战！！
（3）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别忘了，美国为了对于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隶制度，牵涉到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认定；为了核心价值，人，是可以义无反顾的。”
但是，龙先生在这里恐怕要让读过美国历史的人都感到诧异。我们固然可以说奴隶制度是引发美国内战的因素之一，但是却很难说美国内战本身是由奴隶制度引起。
龙应台先生举出美国内战这个例子，其本意无非是想说明为了“核心价值”（请注意，龙先生在这里将“民主”偷换成了虽然与此有联系但决不是同一概念的“自由和人权”），人们（暗示台湾人）是不惜一战的。但是，美国内战恐怕未必能够证明龙应台先生的“民主价值观”的天然合理性！我们知道，南方参加独立的各州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他们无论如何代表了这些州的绝大多数民意（白人和黑人的人口之比为8:1），为什么南方各个州的合法民选代表以压倒票数决定宣布脱离联邦后，会招致北方强加的战争？难道龙先生不觉得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这里不好解释吗？龙应台先生在这里陷入如此困境的原因就在下面：
自称天生反对奴隶制度的美国总统林肯，在1861年3月4日的就职演讲中重申了共和党无意于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后来在1862年8月写给格利雷的一封信里又明确地说：如果接受奴隶制度能够使南方各州保留在联邦内，那么他就接受奴隶制度。但是林肯的种种妥协并没有使南方各州收回独立的决心，也是只有战争解决了。可见，美国为了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还没有打仗、流血，而是为了一边要独立另一边不认同这种独立，谈不拢最后才打了仗、流了血。更何况，即便是在北方，也有密西西比、田纳西等几个州是蓄奴的，为什么林肯没有为了“自由和人权”这个“核心价值”而“义无返顾”地解放他们呢？这些都说明在林肯这个美国总统心里，在这些所谓“核心价值”之上，还有一个更加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美国联邦的整体国家利益！！正如林肯自己宣称的：“这场斗争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
也和林肯一样，当我们不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台湾这个“小方格”之内，而是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时候，在珍视台湾地区的“核心价值”之上，也有一个让全体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中国人值得“义无返顾”为之战斗的“核心价值”，这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美国内战！使龙应台先生想要为自己美学化的民主价值在美国历史上找出一盏膜拜的圣灯的希冀成为了虚妄，但是，却坚强了大陆人维护中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固有决心！
（二）
龙应台先生认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加剧了今天台湾民众的独立倾向。可是，在我这个大陆布衣的角度看来，结论恰恰和龙先生相反，这就是今天台湾的独立倾向，是大陆的军事威慑太过弱小了。李敖曾说台湾人“畏威而不怀德”。这是一个好判断。实际上，台独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正是大陆政府在立威和施德上面有着双重的失误。
基辛格在其名著《选择的必要》（The Necessary for Choice)中阐明了有效威慑的三大要素：（1）具有足够的打击力量；（2）具有使用这种力量的坚强意志；（3）务必使对手意识到前面两点。这三者缺一不可。
而大陆在应对台海危机时的军事力量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由于存在着美国这个巨大不确定因素下，实际上大陆方面威慑效能大打折扣。同时，为了争取台湾的所谓民意，大陆自1996年以来，又一再软化了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表达。大陆政府的失误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施德的现实关键不仅仅在于要对台湾释放出善意，而更在于谁掌握传播的话语权。没有传播的力量，大陆人民方面任何的善意，都有可能被掌握了台湾传播资源的台独当局恶意地歪曲。因此，自96年以来大陆方面争取台湾民心的所有言行，反而被台独力量利用来使台湾民众相信：只要台湾人自己坚持要求独立，大陆也不得不接受，大陆的军事威胁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恫吓。从李登辉的“空包弹”到陈水扁的“纸老虎”，几年下来，台湾人的现实意识里面，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为选择台独就是选择战争。因此，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这些年来根本未能构成有效威慑。
以上分析表明：大陆的500枚飞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假如是5000枚飞弹，大陆方面在表达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时，受众的感受就将会完全两样，恐怕就再也不会有人认为这种表达只是恫吓。因此，大陆方面的如果单纯地选择争取台湾的所谓民心，由于大陆在台湾根本不具备传播能力，所以这点在技术上虽可以象“新思维派”所提倡的那样努力一下，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大陆要做的是：首先致力于军事力量的全面超越，然后主动掌握军事控制平衡；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深刻理解我们大陆不得不决一死战的坚强决心，然后再来释放我们的善意；首先致力于让台湾民众明白我们大陆的利益也必需同样得到尊重，然后再寻找双方利益的妥协点。如果我们大陆不同时做这正反的两件事，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做不成。
龙应台先生在一篇为台湾民主辩护的文章，顺便扯入了大陆的500枚飞弹，在不经意间就暗中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就是对台湾民主的威胁。不可否认，就文字技巧而言龙应台先生的确高明，但是，她在这里显然将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是为了遏止台独而不是要威胁台湾的民主。或许在龙应台先生的内心里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台独就是她追求的民主？或她追求民主就是为了台独？不得而知。但是，反过来的逻辑也是成立的，大陆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而反对台独也同样是民意的表达，同样有13亿人的多数民意作为基础。这样的民意我们大陆人同样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为我们实现！否则，大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13亿民众的极大质疑！
（三）
龙应台先生告诉我们：大陆方面打压了台湾的国际空间。
我对“国际空间”的内涵始终感到费解。龙应台先生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空间”才算满足呢？是“生存空间”吗？我看不是，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的任何正常的国际经济文化往来，以致台湾的经济文化不能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下降了吗？，难道大陆方面打压过台湾参加任何一个非主权国家组织，以致台湾不能分享国际资源了吗？我看都没有吧。
大陆方面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唯一“打压”，只不过就是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和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建立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坚决反对台湾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罢了。如果大陆方面连这个也不反对，那岂不是大陆也支持台湾独立了吗？那岂不是大陆和台湾在共谋台独吗？哪里还有什么台湾问题？何况这些所谓“国际空间”对台湾本身的发展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龙应台先生们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龙应台先生们无非想要告诉了大陆人民或者华人世界这样的信息：台湾之所以要台独就是因为大陆人民反对台独。但是，我们大陆人的疑问就来了：其一，如果不是台湾有人先搞台独，又何来大陆人的反对台独？其二，如果大陆不反对台独，那台湾岂不是更要台独了吗？
好一个立志要在华文世界里追求文字第一的龙应台先生！！好一个逻辑井然的坚强理由！！
（四）
龙应台先生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窗格后面”的台湾民主的历史阶段性，因而告诉全世界的华人，不要苛求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台湾民主，“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老实说，我也看到了，也准备“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
因此，我和龙应台先生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认同民主抽象意义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是否肯定台湾在民主进程中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民主的现实认知上。
（1）
靠着国民党政府从全大陆掠夺去的经济资源（这点龙应台先生当然视而不见，而只想把工业化基础的功劳给日本人或英国人），靠着美国人的援助和市场，靠着东西方冷战，当然也靠着台湾人自己抓住了历史机遇，台湾人富裕了，以产权平等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成熟了，台湾开始有了玩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但是，即便如此，民主在台湾还是造成了台湾人的撕裂，以致于有的台湾人只承认自己是“北台湾人”（那么，北台湾人也应该搞一次公投来确定是否独立吗？）。但是，台湾的撕裂还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这只是因为这种撕裂还只是政治意见的分歧，而不是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分配的分裂。
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迅速改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财富迅速向一极积累，对社会不满而希望革命的人群在数量上已经足够，他们唯一缺乏的只是组织的力量。因此，如果将台湾走向街头的人口比例放在中国大陆，情况就会立刻由量变导向质变。因为，这就不再是几十万、几百万人，而是数以亿计的人涌向街头。这么大规模的人群，一旦被政治利益团体所利用，挑动起社会各阶层间由于经济资源分配所带来的最深刻的矛盾，那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维持得住社会稳定，那种纠缠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革命”就将重现中国大陆。如果这样，民主是民主了，但是，实际得结果恐怕是长期动乱，最后真如李登辉所说中国分成了七块。什么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只不过变成南柯一梦罢了。
在经历大民主的“文化革命”以后，在经历了原本目的单纯却终于被政治力量所利用的“八九风波”以后，大陆上那些真正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指归的人，不论是其中右派还是左派，都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对于宪政体制大陆必须走渐进式演化的道路。正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任何革命只能打断旧有的延续，而不可能完成新制度本身的进化。因此，中国大陆必须要同时做好两件事：一方面以强有力的政府依靠政策来暂时消弭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风险，另一方面向宪政体制渐进而去。我们也清楚的知道，由于规模实在过于庞大，大陆的宪政体制即便是要演进到台湾目前的程度，也有相当的岁月需要等待。但是，从幼年到成年我们不能不耐心等待。
然而，对台湾民主进程具有历史感的龙应台先生，对大陆的制度演进同样具有的历史阶段性突然视而不见了，她在对大陆当今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状况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却将大陆上述制度演进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一味斥责为“极权”。龙应台先生一口气列举一串民主的标志，什么只要有护照出国不被刁难啦、只要小孩有本事不要特权就能上大学啦等等，仿佛大陆人民还是连这些起码的民主生活都没有的“极权奴隶”。其实，如果按照龙先生的所谓“生活民主”标准，大陆早就已经是民主国家了。只是由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大陆在政治民主方面的改革非常谨慎罢了。这一点大陆不需要别人鼓掌，也不需要辩护，只要我们大陆人自己每过一段时间能够看到不断的进步就足够了。我们知道方向所在，尽管路途漫长，但是我们有信心。
说陈水扁操弄“中国妖魔化”，谁说龙应台先生又不是呢？
（2）
龙应台先生将替台湾的民主辩护和替陈水扁的辩护巧妙地“绑架”在了一起。她实际上将台湾民主在宏观历史上的价值与陈水扁政府的“荒腔走板”混为一谈。她说：“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龙应台先生向全世界的华人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大陆方面的恶因造成了陈水扁的恶果。因此，陈水扁理有可述，情有可原。
但是，龙应台先生这种一股脑推卸责任的指责，让我们大陆人有阵阵的反感！龙先生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尽力寻找问题实质的文人良心，而是某些发达地区的学者从骨子里透露出的傲慢偏见！
龙应台先生根本不懂台湾问题的实质！她根本不懂台湾问题涉及的不仅仅只有台湾的利益，也有大陆的利益。台湾民众的利益固然要得到尊重，而大陆人民的利益也有实现的权力。因此，龙应台先生也就并不真懂民主的涵义。她不明白，在一个双方利益交错的问题中，任何一方如果只顾自己利益的完全实现---不论以民主的形式还是用专制的手段---都是一种单边主义；她不明白，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民主原则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是同样适用的---如果一个群体哪怕是100%民意做出的选择涉及了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那么，另一个群体就天然成为了决定这个选择的另一方。
可是，我们从龙应台先生哪里，除了听到替台独庸俗的辩护外，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字提到过大陆人民的利益。在龙应台先生的高傲的眼睛里，大陆除了有“极权”，哪里还有利益？既然是“极权”哪里还有资格维护自己利益？她根本不明白，大陆不仅仅是大陆政府的大陆，更是大陆人民的大陆；她根本不明白，既然大陆存在这种普遍民意（有各种民意调查为证），那么不论实现这种民意的是“极权”还是“民主”，对于我们大陆人来说都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我同样要龙应台先生“回头去研究德国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
可惜，以龙应台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竟然丝毫也不明白这样一个最简单得道理：善意必须是双方的。这十几年来，大陆方面从“一国两制”，到“一中各表”，再到“一个中国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一路退去，得到的回报是“两个中国”、“一边一国”，“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等等单边主义的老调重弹。作为我们大陆人来说，根本不想从台湾民众创造的财富中去分享哪怕一丝一毫的利益，我们只希望有“一个中国”。至于这个中国是联邦制，邦联制，为什么不谈判呢？龙应台先生或许忘了，连“一个中国”这个最起码的谈判基础都不想给出的，是台湾当局。对于这些问题，龙应台先生的记忆一向是槽糕的。
（六）
历史是落子无悔的棋局，任何选择都要自己承受后果。台湾问题交错着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责任、历史的重负、两岸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冲突、两岸民众的情绪宣泄、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等等因素。在如此复杂的态势中，一步走错，历史不会给你重走的机会。
因此，龙应台先生，“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后面，有你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