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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隆与两位庇隆夫人的忘年恋
不知是有意，抑或是巧合，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的再次结婚，总让人想起了他所追随的另一位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同样是再婚人士，同样是老夫少妻式的“玖瑰”恋情，难怪梅内姆的现任妻子、前环球小姐博洛科忍不住也要处处模仿阿根廷人民心目中的国母──庇隆夫人。
饱经宦海浮沉的庇隆总统
胡安・多明戈・庇隆是意大利移民后裔，曾经两次出任阿根廷总统（1946~1955，1973~1974）。在阿根廷，他是一位最备受争议、饱经宦海浮沉的政治家。
1895年，庇隆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洛沃斯城地方治安官、大农场主之家，父亲是意大利移民。庇隆15岁即进军事学院术学习，对研究战略战术有浓厚的兴趣，写过两本战争论著。他还师学史学权威攻读历史。从历届垮台政府的经验教训，他了解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庇隆其人的确有其个性独张与魅力不凡之处，国际评论家称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涉足的领域很广，熟谙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喜欢探讨艺术、文学、科学和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1939年2月，他被派往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国考察访问。在欧洲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除了考察军事和法西斯主义制度外，还在一些大学里选读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课程。他学习勤奋，生活有序，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庇隆很注意锻炼身体，他是一个有名的击剑家。马术、溜冰和拳击都很在行。强健的体格，加上丰富的知识，使庇隆比同辈的军人高出一节。
1941年回国后，庇隆晋升为陆军上校，任作战团长等职。1943年和1944年，他联合其他少壮派军官两次发动政变，获得成功。开始两年，他推出资深将领作名义上的执政领袖，他在幕后掌实权，官拜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和劳工部长。不料1945年10月，一场宫廷政变摘掉了庇隆头上的三顶桂冠，并将他发配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差一点就到阴曹地府报到。
幸好一场暴风雨般的工人大示威，使他“从地狱回到了人间”。1946年 2月，庇隆当选为总统。5年之后，他又修改宪法，连选连任。任内9年，他执行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内外政策，赢得了显赫声誉。当他踌躇满志欲谋第三次蝉联时，反对者发动军事政变却打破了他的美梦。
1955年9月16日，庇隆被迫下台，从此开始了他18年的流亡西班牙生活。
1973年，阿根廷各地反政府武装此起彼伏，庇隆之后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阿根廷人于是隆重其事地将庇隆迎回祖国。老庇隆于是重建领导班子，大有重振雄风之势，无奈国内经济恶化，复出不足一年的庇隆最终因病离开了人世。
“阿根廷国母”埃娃・庇隆
在庇隆生命中，有一个女人不能不提，她就是被誉为“阿根廷国母”的庇隆夫人──埃娃・庇隆。
埃娃1919年出生于阿根廷一小镇奇维尔科伊一个贫苦人家，早年丧父，年轻时曾以卖淫为生。她曾当过模特儿、电影明星、播音员。1943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埃娃遇到比她年长24岁的庇隆，他们之间开始产生了爱情。当庇隆被捕入狱时，她就以他的名义参加竞选活动。当他获释后，尽管同僚们和阿根廷上流社会的极力反对，两人最终还是结了婚。
为了贯彻庇隆的“社会革命”主张，埃娃亲自掌握政府创建的巨额社会基金，热心建造廉价住房、兴办学校等其他慈善事业，还把阿根廷妇女组织起来，让妇女的投票权获得保障。
由于长期关心民间疾苦，作为工人的精神领袖，魅力十足的电影明星埃娃具有了庇隆本人所没有的号召力。
1946年， 当庇隆以56.9%的多数票击败对手，登上阿根廷总统宝座后，埃娃・庇隆的声望如日中天。1952年，她答应出任副总统。但是，由于军方的压力，她最终不得不放弃候选人资格。同年7月，埃娃因病辞世。
对埃娃的追悼成了阿根廷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庇隆派随即宣布她为“美洲的圣埃娃”。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对埃娃的顶礼膜拜外，国家的公共活动全部中止，她的遗体并没有入土为安，而是安放在水晶棺里永久保存。庇隆派还为她建造了纪念碑，其高度超越了美国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埃娃生前出版的自传《我的生活目的》被指定为阿根廷所有学校，尤其是大学的必读课本。
死后的埃娃虽被尊为圣者，但活着的时候却不能担负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当时社会歧视妇女、排斥妇女参政的劣根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位女总统伊萨贝尔・庇隆
在庇隆的生命中，还有一个女人不能不提，她就是庇隆的第三位夫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伊萨贝尔・庇隆。
1930年，伊萨贝尔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部拉里奥哈一个银行职员之家，家中共有5个弟妹。与埃娃一样，她也是早年丧父。伊萨贝尔年轻时并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她从未想过要去攀登国家的权力之巅。她的志愿是当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
1956年初，伊萨贝尔随塞万提斯国家芭蕾舞剧团在中美洲巡回演出。在巴拿马城“快乐的大地”夜总会，她结识了正在那里流亡的庇隆，两人一见如故。伊萨贝尔由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航向，自愿随庇隆一起在巴拿马、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流亡。期间，伊萨贝尔受了不少苦。
1960年 1月，他们移居西班牙。第二年，伊萨贝尔同庇隆这一对在患难中结成的伴侣在马德里正式结婚。伊萨贝尔成为第三位庇隆夫人，结婚时刚好30岁，而新郎却已届66岁的高龄。对于自己的选择，伊萨贝尔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她崇拜庇隆，相信庇隆的学说。
1965年10月，伊萨贝尔带着丈夫的详细指示回阿根廷活动。她花了 8个月功夫，对庇隆的支持者进行安抚，并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5 年以后，伊萨贝尔第二次奉命回国。这时，形势对庇隆更加有利。伊萨贝尔此行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庇隆派的力量，直接准备前总统的东山再起。
1973年 3月11日，阿根廷举行了至关重要的大选。庇隆的积极追随者埃克托尔・坎波拉当选为总统。5月25日，坎波拉政府宣誓就职。6月20日，坎波拉总统率文武百官乘坐波音 707专机专程到马德里迎接庇隆夫妇回国。
庇隆回国后，上台还不到50天的坎波拉和副总统索拉诺・利马一起向议会提出辞职，目的是让庇隆通过宪法程序“真正地和正式地行使他的无可争辩的领导”，于是庇隆夫妇联袂参与总统、副总统竞选。1973年10月12日，庇隆再度出任阿根廷总统，伊萨贝尔则出任副总统，成为拉美第一位女副总统。由于这时的庇隆早已是年老多病，伊萨贝尔因而有了更多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1974年7月1日，庇隆因病去世，根据宪法，作为副总统的伊萨贝尔继任总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
伊萨贝尔登上了权力之巅，但并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本来，她是靠已故丈夫的扶掖和声望才登上总统宝座的。庇隆的去世，令伊萨贝尔的执政基础大为削弱。更有甚者，伊萨贝尔从庇隆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是国家总统和正义党主席两顶桂冠，还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方面的一副烂摊子。1974年，由于暴力、绑架事件层出不穷，争权夺利者终于占了上风，伊萨贝尔被迫在9月13日临时交出了总统的宝座。
伊萨贝尔在空军的一个山地疗养院“休息”了一个月之后又重返玫瑰宫──总统府。这是某些军政要员所不希望看到的。1975年12月18日，驻首都的空军部队发生叛乱，伊萨贝尔的总统之位再度岌岌可危。1976年初，执政党高层领导中有人企图发动宫廷政变，逼女总统交权。1976年3月24日，军事政变再度发生，伊萨贝尔被捕下台。直到1981年，她才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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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还没有跳完的庇隆探戈
[安替]
阿根廷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政治危机，两周之内五个总统轮番交替，国家破产，暴乱四起。最新上台的总统杜哈尔德终于宣布取消比索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大幅度贬值。
国际上各大媒体都对阿根廷金融政治危机的原因做了技术分析，普遍认为十年前实施的比索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可兑换制度”）是一剂毒药，认为虽然当时制止了当年高达3000以上的通货膨胀，但是在90年代宏观经济转好的时候，该制度的僵硬逼迫阿根廷政府债台高筑，直接导致了2001年中和年末的金融债务危机。
但是这样的短期分析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阿根廷的经济到八十年代会出现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需要饮鸩止渴，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实施联系汇率的香港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危机。更有甚者，有人从阿根廷危机中竟然得出这样的“教训”：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害了阿根廷。这和把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算在改革本身的帐上一样，本末倒置。
阿根廷不是一个符号，不可以随便打扮，任意说事。阿根廷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故事。而它的历史，它的故事，总是有一个名字在游荡，这就是“庇隆”。这一点从最新的两个总统（杜哈尔德和萨阿）所在政党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庇隆主义党人（即正义党）。
庇隆这个名字通过三个人影响阿根廷的历史：胡安・庇隆和他的两任夫人埃娃・庇隆（“圣女埃维塔”）和伊萨贝尔・庇隆（世界第一个女总统），派生出来一个庇隆主义（主张“社会正义、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庇隆主义党。
通过麦当娜主演的电影《庇隆夫人》，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这场漫长的庇隆探戈的起由。20世纪初到二战，阿根廷处在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的混乱局面中，这个欧洲移民国家几乎按照丛林规则在做著政治游戏，对外有战争，国内有暴动。
庇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崇拜欧洲，学习了墨索里尼和欧洲一些左派政党的经验，把过时的欧洲社会福利主义引进了阿根廷。他在妻子埃娃・庇隆的支持下，鼓励在阿根廷建立强大的工会，用慷慨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制度吸引广大的中产阶级投他的票。这样做的好处是立杆见影的，面对强大的军队政变威胁，庇隆从1946年在埃娃・庇隆的帮助下当政，1973年在伊萨贝尔・庇隆的帮助下回国再次执政，到他1974年病逝，都一直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顽强地活跃在阿根廷的历史中。
阿根廷的翻版福利主义通过埃娃的“彩虹之旅”宣传回了欧洲，一度被誉为“第三条道路”的南美洲光辉样板，让欧洲的左派政党引为知己。但是和工业基础发达的欧洲不同，阿根廷是以农业发达著称，到现在还占出口总值的40（99年数据）。但再发达的农业也不能支撑庇隆过于慷慨的福利政策，养活不了3倍的工人。庇隆和夫人们写进历史，成为中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但这一切都是阿根廷在买单，背后是国家财富的透支，这到庇隆死后终于显示出恶果：各地暴动频起，军人继续政变，国家重新陷入混乱。
1982年的马岛战争的失败让军人政体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国家的经济继续衰退。后来，通过激进党总统阿方辛和庇隆主义党总统梅内姆的拨乱反正和经济改革，经济出现缓和以及增长。但是其中使用的一项“乱世良方”却在日后经济增长中成为地雷，通过1997年的引爆，终于在2001年末酿成悲剧。
悲剧之下的民众反应也是庇隆时代的，罢工、骚乱和暴动。能平息危机的人也是庇隆主义党的领袖，平息的方法也是典型庇隆似的，暂停归还外债、货币贬值，安抚民众情绪。但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措施，阿根廷的产业机构还是没有根本得到改变，下一场危机还可能会继续上演。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麦当劳餐厅正在一遍一遍的播放《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阿根廷一直没有走出庇隆时代，他和他的两位漂亮夫人成为阿根廷无法忘怀的图腾，也是阿根廷悲喜剧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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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 一个国家的破产
晚村 03/10/2004 发表于《经济观察》
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面高额外债，宣布停止偿还本息。事实上等于宣布政府破产。接踵而来的是，比索贬值，银行冻结，街头骚乱，总统辞职。众多阿国人一夜之间从小康变成赤贫。
阿根廷没有理由落到这步田地。她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国民教育程度高居南美州上游。人均国土面积和人均GDP都是中国的10倍。上世纪初，她的人均收入曾经高于法国和德国。法、德在二战的废墟之上建成世界强国，而阿根廷却在近半个世纪反复进入大起大落式的恶性循环。这一次又是什么力量，使阿国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转眼之间成为一个国际乞丐？
阿根廷的教训尤其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深思。中国刚刚加入WTO，而阿国自91年开始实施全球化。中国从70年代末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阿国自83年结束军人专制恢复民主，以后开始推行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中国有台湾问题，阿国有马岛争端。阿根廷比索与美元实施固定汇价有十年之久。人民币与美元官方兑换率也固定了差不多的时间。阿根廷人阴阳差错地走上了一条具有阿根廷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我们不希望阿根廷式的崩溃发生在中国，那么我们就非常应该去了解，在那里，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
失败的改革开放
1982年，风雨飘摇的阿根廷军人政权诉诸民族主义，孤注一掷偷袭马尔唯纳斯群岛（即佛克兰群岛），以武力统一国土，遭到英国武装干涉。在阿军惨败之际，军人政权也随之灰溜溜地垮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国难之后的83年，民主回到了阿根廷。
结束专制后的首任民选总统阿方辛（Alfonsin）接过了军人执政后的烂摊子，在恢复公民政治权利方面逐渐走向正轨。然而此后数年，阿根廷经济仍然举步唯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阿根廷政府部门开支庞大，一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收缩政府开支则意味着公职人员大量失业和社会福利大笔削减，其结果必然是怨声载道乃至社会动荡。于是阿政府饮鸠止渴，大印钞票填补财政空缺。一时间通货膨胀率成为天文数字，最高时达到百分之五千。也就是说，照这个通胀率，年初的一块钱到年底只值两分钱。在这种高度破坏性金融状态下，本国资本是能逃就逃，外国资本望而却步，经济发展几无可能。在阿方辛政府执政末年，阿国人38％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15年前，阿根廷已经以超通胀的方式破产过一次。
1989年, Menem 当选总统。1991年，阿根廷实施经济改革开放，除国企私有化以外，其最关键的举措便是比索美元 1:1 挂钩。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货币"美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迫使政府停止滥印钞票，而且取得了积极的，立杆见影的效果。通货膨胀即刻刹车。稳定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外的投资欲望。外国直接对阿投资从1991至2000年接近800亿美元。加上国企私有化，摈弃价格管制，开放私人银行业等等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措施，阿根廷实现连续数年 7－8％ 的高速增长。到 1994年，贫困人口降低到 13％。Menem 也于 1995 年连任成功。
经济和金融改革创造了初步的繁荣，这本是深化经济改革和启动政治改革的大好时机。可惜，阿根廷浪费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政府机构和开支庞大的问题不仅迟迟得不到解决，反而日渐恶化，赤字连年。1999年政府开支已到达GDP的28.2％（2001年估计达到1/3）。由于货币"美元化"，加印钞票已经不再可能，无法（或不愿）削减开支的 Menem 政府向国外大量发行债券填补空缺。到去年，政府所欠外债估计接近1500 亿，约为GDP的一半。
1998年，邻国巴西货币贬值。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强劲，美元坚挺。与美元挂钩的比索事实上等于升值，阿国出口竞争力受到打击，经济开始进入连续36个月的衰退。由于担心阿国的偿还能力，国外投资者不愿继续贷款。阿政府无法借新债还旧债，只好于2000年3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
IMF向阿国提供了低息（2.6%）贷款，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IMF理所当然地提出条件：进一步开放市场，深化改革并降低政府赤字。可惜这条逆耳忠告提得不是时候。阿根廷政府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没有削减政府开支的政治勇气，在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候那里还敢动手术？2001年财政空缺再达110亿。IMF于是停止输血。无法偿还外债的阿根廷终于走上了破产赖账之路。
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教训
行百里，半九十。经济改革的开端往往是相对容易的。最艰难的改革在于最终建全完善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这块硬骨头又是非啃不可。阿根廷危机向世人揭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往往是前功尽弃。
1991年的货币美元化是必要的，在当时是刹住超通货膨胀的有力措施。但是，强行挂钩毕竟是权宜之计。在止住通胀之后应尽快完善金融体系，以便逐渐有序地回到市场。如果能够如此，阿国在巴西贬值货币之时或许能从容应对。要知道，应该贬值的货币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况且，常年喷发的活火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夜之间多年积蓄的能量大爆发。货币贬值也是类似道理。谁也斗不过市场。
阿根廷传奇人物庇隆所实行的"庇隆主义"，对阿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庇隆主义是阿根廷特色的市场经济，即国家干预经济加上不切实际的劳工福利。
阿根廷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危机爆发前已经是 18％。这足以说明阿国劳工市场严重僵化。企业不仅创业成本高昂，而且面临烦琐的审批程序、费用，甚至贿赂。阿根廷工人工会过分强大同时而又腐败，在保护劳工的旗号下，敦促、买通国会建立法规，强迫企业提供高福利。组织工会保护劳工正当权益是完全合理的。但凡事有一个限度，物极则必反。阿根廷劳工福利和保障超越了经济发展，造成的结果是企业国际竞争力低下，经营成本高昂，创业愿望低靡，不愿增加雇员。
就业市场僵化的一个典型因素，就是企业无法解雇工人。除了工会压力之外，阿企业减员必须支付极高的辞退金。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政时曾经指出，美国经济活跃，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是劳工流动性高，企业裁员在法律上和生活方式上都是全社会可以接受的常事。因此美国公司新增雇员无需瞻前顾后。
要降低失业率，就要消除就业壁垒，鼓励创业，减轻企业负担，疏通劳工市场。这些措施难免要受到来自既得利益（即工会）的反对。因此，改革的时机非常重要。在经济增长时就要居安思危，借东风及时启动改革。如果象阿国那样，等经济衰退时才想到这里，改革的障碍就难以逾越了。
市场经济的最根本所在，是产权。说严格点，是产权的法治保障。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是资本投入，尤其是中长期的投资。如果投资人在甲国的产权得不到法律的强有力保护，则自然倾向于将资金转投乙地。要吸引、鼓励投资，就要健全法制，保护产权。这在今天已经是经济定律。Menem政府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却偏偏忽略了产权。
根据美国权威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的"2002各国经济自由指数"，阿根廷在"产权保护"一项大大低于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该文献指出，虽然阿国宪法要求司法独立，然而法院效率低下，程序烦琐，且常常受到政治干扰。阿国公民难以依靠法院解决产权纠纷或强制执行合同。事实上，产权问题不仅仅困扰着阿根廷。根据这项指数所调查的161个国家和地区，只有45个经济体达到了对产权的"高"或"较高"的保护程度。难怪世界上国家一大半是穷国。
产权保护不力和政府干预实业的直接结果，就是本国资本外逃。有人估计，阿根廷人存在国外的资金多达500亿美元。这笔钱如果留在国内，阿根廷断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该指数，在产权保护力度方面，中国香港达高"分（1分），台湾达到"较高"（2分），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及格的"低"分（4分），甚至低于阿根廷的"较低"（3分）。
滞后的政治改革和淡薄的公民意识
很多有识之士认为，阿根廷的危机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来自阿国的政治体制，来自一个扭曲的、不彻底的民主，来自一个失职的知识阶层，来自一代不具备公民意识的人民。
根据阿根廷问题专家米勒教授（Jonathan M. Miller），阿国会议员选自各政党指派候选人，而不是在各选区独立竞选直接产生。这些议员的政治生涯不是取决于选民的意愿，而是来自对该党领袖的忠诚。他们在议会中不是依民意投票，而是满足一党私利。省长虽是由直选产生，但省财政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而不是当地的税收。省级官员连任的关键，是从"中央"拿到拨款去笼络自己的票源。在这种畸形的民主制度下，民意难以上达，杰出的领袖人物很难脱颍而出进入决策阶层。
前面提到的阿国各行业工会，同时掌握油水十足、价值逾亿的医疗和社会保险。如此的"含金量"使得工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早已不是专一的工人利益代理人。工会在谈判桌下面跟资本家狼狈为奸的现象不是稀罕事。
对于阿国的灾难，其知识分子和人民难辞其咎。阿根廷的知识精英未能在市场经济理论上形成主流。其结果是，"绝大多数政治家基本不懂宏观经济学，不懂得金融和货币理论。"这句话出自临危受命的现任总统 Duhalde。其实这一句也是外行话。即使是美国，政治家（包括布什）们也不懂，只是他们的经济顾问是专家，而专家说话有人听而已。
长期的军人专制和不成熟的民主使得阿根廷腐败现象严重。至今悬而未决的腐败案中就有11名参议员接受工会贿赂事件。而阿根廷政府连年赤字的主要原因，又是产生于另一种改头换面的腐败，即不负责任的政客愚弄不成熟的人民。
阿根廷的民主进程历尽艰辛。阿国于1853年立宪。其近代民主始于1916年。没经几次大选，摇篮中的民主就在1930年被军事政变所扼杀，将国家引入混乱的年代，直至庇隆（Juan Peron）崛起。庇隆于1946年当选总统，1955年又被军人废黜。此后近20年政局动荡频繁。1973年庇隆东山再起，1974年死于任上。庇隆夫人继任不过两年，再次为政变军人取代。在军人执政的六、七年间，约有三万人神秘失踪。近一百年来，阿根廷人民就生活在这种民主－专制的轮回之中，实在是很难培养出健康的公民意识和民主素养。
阿根廷的政客政党为赢得选举，信誓旦旦地作出美好的许诺，诸如提供社会福利，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工作机会，不加税等等。社会福利需要金钱，这钱从哪里来呢？要么来自税收，要么来自债券，要么来自印钞机。增加工作机会就意味着政府增加雇员，加重负担。这样一来，政府赤字当然直线上升。仅首都布伊诺斯艾利丝，从1991至1999，政府工作人员从28万增加到40万。而且，公务员工资远超过市场价格，加剧了劳工市场的扭曲和僵化。
阿根廷人民一方面不断地要求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提供公共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却普遍逃避公民义务。最显著的现象就是，阿根廷人逃税率估计接近40％。也就是说，只要将逃税率降低一半，阿根廷政府就可能扭亏为盈，避免破产。阿国人既然能逃税，当然就缺乏民主国家中的"纳税人"意识，自然不会关心政府怎样滥用税收。如果政治家花言巧语拍胸脯打保票提高社会福利，那些众多的"不纳税人"自然乐得去选这种三流政客去花别人的钱。导致政府开支达到一个近乎荒唐的比例：GDP的1/3。要知道，美国政府花大钱维持一个庞大而昂贵的军队称霸世界，打一发巡航导弹就是一百万美元，放一台火星探测器就是一个亿。其政府开支也仅占GDP的1/6多一点，而且美国每次大选，都有强大的呼声敦促削减政府开支。
阿根廷这么大的政府开支到那里去了呢？合乎逻辑的推测是：腐败。
有一种说法：有什么样的人民常常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只对了一半。正因为人性是不完美的，健全的民主制度才是绝对必要的。而阿根廷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缺乏配套的政治改革，正是其危机的深层原因。
阿根廷的前景
这不是阿根廷的第一次破产。因此这恐怕很难成为最后一次。如果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则历史就难免重复。阿国有很多人，包括"救国政府"总统 Duhalde，都倾向于把失败归罪于全球化，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国际货币基金会，归罪于外国投资（机）者，归罪于改革。如果 Duhalde 真要兑现他的许诺，再创一百万公共就业机会以降低失业率，那可就是真正的饮鸠止渴。不过破产的阿根廷政府恐怕是连这杯毒酒都买不起了。
阿根廷尽管栽倒在地，但她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基本无损。外债还不起可以协商减免。人类文明早已超越了黄世仁逼杨白劳还债的阶段。如果阿根廷人能够正确地吸取教训，痛定思痛，坚持并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产权为轴心的自由市场经济，应该能够从尘土中爬起来。邻国智利就是榜样。
问题在于，阿根廷的政治家有没有政治勇气告诉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民，他们必须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完成未竟的改革事业？种种迹象表面，阿根廷很可能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倒退。这将阿国人最大的悲哀。
美国权威经济周刊《Barron》发表社论指出："阿根廷人或许不愿承认，他们更贫困了。但阿根廷的贫困是目标和意志的贫乏，而不是财富的短缺。几十年来，他们不断地推选出领袖人物去剥夺财富的生产者，这些领袖用窃取的财富自肥并笼络追随者。当阿国人改变这个政治行为的时候，他们的烦恼会容易解决得多。"
洛杉叽时报的评论标题更直接了当：《只有根除腐败，阿根廷的危机才会结束》。
阿根廷的危机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宝贵的改革"试点"。我们应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毋庸置疑，中国不大可能发生一模一样的外债危机。中国的外债额与阿根廷相当。但中国的GDP总量是阿国的三倍，外汇存底高出阿国十倍。因此，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至于落到还不起洋人贷款的地步。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加大改革力度，时机还不算晚。
必须认识到，阿根廷的很多深层危机都能在中国找到影子。中国跟阿国一样面临深化经济改革，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同样遇到产权瓶颈。阿根廷面临的腐败问题，在中国人心中也是深深的忧虑。
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额偏高，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同时，中国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远甚于阿根廷。阿根廷的知识分子枉为精英，人民没有尽到公民责任。那中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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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５０年民粹主义影响的纠结
[魔鬼教官] 2003年7月15日
又是拿老文来搪塞了。不过，看了石坚反驳何的文章，实在不想再多敲文字来表达不同看法，所幸有篇去年写就没卖出去的老文，谈的恰好也是阿根廷。当然，现在看，结尾的部分因限制字数而有些把问题简单化地乐观了。
《阿根廷５０年民粹主义影响的纠结》
８月２４日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坦萨贫民区街头，一匹死于交通事故的马，成为附近饥肠辘辘居民的晚餐，当警察赶到现场企图干预时，马已被分食净尽。
这一幕可怖的情形，难以让人相信是发生在素以牛肉出口闻名的阿根廷，这个国家人均收入曾接近一万美圆、２０世纪初一度是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然而，继８０年代的金融危机后，２００１年中和年末一场雪崩式的金融危机再次扫荡了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体，它实际已破产。据其政府公布的数据，目前５３％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月消费不足１６７美元。四分之一的人处于“赤贫”状态，家庭月收入不足８４美元，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阿根廷独立后的长期内战结束，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阿根廷一直享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较稳定政局，但是自１９３０年的军事政变开始，阿根廷从此走向一条动荡不安的发展之路，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官政权和军人集团均轮番上台。在半个多世纪里的２５次政权更迭，大多数是非正常程序的结果，１９８２年还发生了与英国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阿方辛上台，才象征着阿根廷权威政治的结束、民主化浪潮的降临，但其后又发生多次未遂兵变。
政治的长期动荡不安，阿根廷经济发展亦随之大受影响，一个自然禀赋奇佳、经济地位优越的国家最终两度陷入严重危机。
一 无法摆脱的庇隆主义阴影
论及阿根廷２００１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少经济学家从技术角度入手，认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其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然而，就如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都是汇率问题，但汇率本身却并不是亚洲危机国家的问题根本所在一样。经济危机是阿根廷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主体，经济危机的本质则是外债高达１５００亿美圆债务危机。阿根廷的危机，是长期未妥善解决的严重外债问题、政府机构臃肿低效率运转“吃财政饭”问题、经济缺乏活力国企亏损严重问题的集中爆发。
而外债问题、政府机构臃肿低效率运转“吃财政饭”问题、经济缺乏活力国企亏损重问题，甚至今天的政治问题，事实上都是阿根廷长期难以摆脱庇隆民粹主义遗留下来的债务。从根本上说，阿根廷危机事实上是庇隆主义的债务危机。
然而，与阿根廷患有同样病症的南美国家最有市场的是另一种解释，这种观点认为，阿根廷危机的根源是哈佛出身的卡瓦略自１９９１年出任经济部长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危机，这个观点在２００２年的反全球化人士那里已成为共识。批评全球化的人士认为，因为ＩＭＦ和美国在阿根廷出现危机时袖手旁观而此前它们却对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积极鼓励，所以，对阿根廷的危机它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近的大选的中，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反复宣称这一观点，他们向选民承诺将避免选择阿根廷式的道路，不会让全球化在新兴市场导致的危机在他们国家重演。
应当说，在南美国家出现这种观点并不为怪，因为，近５０年来南美国家始终无法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而阿根廷则是民粹主义的“重灾区”之一。
对南美洲庇隆式民粹主义的变革，始自８０年代智利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率先进行的大规模市场经济改革，继智利之后，９０年代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大刀阔斧地与墨西哥并肩进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然而，墨西哥与阿根廷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今天，民粹主义的影响又开始在南美抬头，最典型的代表是今年年初的风云人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因兵变被关押的查韦斯在１９９８年大选上台后与当年的庇隆一样，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革命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石油工业国有化、对原油大幅度提税、征收银行交易税、打击银行逃税等等。查韦斯的“经济和社会革命”自然引起了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在今年４月的政变中，查韦斯被赶下台，但新总统还没熟悉总统府的地形，查韦斯就在人民的拥戴和军方的支持下重新上台――民粹主义在南美有着深厚而广泛的民意基础。
今年在阿根廷危机中最后上台的“救国政府”总统杜哈尔德与其前任萨阿都是正义党（又名庇隆主义党）中的“正统派”，别于梅内姆的“革新派”，他们都倾向于把失败归罪于全球化，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ＩＭＦ，归罪于外国投资（机）者，归罪于梅内姆的改革。为赢得民心，杜哈尔德承诺在阿根廷本已高度人员膨胀的公共事业中再增加１００万个就业机会。更有甚者，杜阿尔德夫人开始极力模仿阿根廷历史上的“国母”――庇隆夫人，言必称穷人，力图以女性的魅力挽救阿根廷政局。这均表明，危机中断了短暂的经济改革，阿根廷又回到了５０年前庇隆主义起点。
民粹主义政治诱惑与淡薄的民主意识
说到民粹主义，它有可能是社会科学中最不精确、内容涵盖最广的词。即使在今天，民粹主义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特点仍未有定论。但在南美国家，则民粹主义即意味着庇隆式的民粹主义实践。在今天，庇隆主义已成为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结合的代名词。政治上，表现为通过给人民以“面包和娱乐”取得人民大众的直接拥戴，摆脱代议制民主程序、获得超越宪法的独裁权利。在经济上则表现为“经济民主”，强调通过宏观政策手段实行收入再分配，或以多数人和抽象正义的名义，在破坏财产权确定性的基础上剥夺少数人的财产。具体政策上则主张企业国有化、积极营造公共事业、以预算赤字来刺激需求，强制全民就业和推广市民的福利政策。此外，反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行积极的进口替代政策亦是南美洲民粹主义的共性。
从历史渊源来说，庇隆的民粹主义来自欧洲左派政党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１９４６年上台的庇隆，政治上宣传民族主义、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经济上实施福利政策，加上其垄断所有媒体强力宣传营造的神秘感和平民色彩，使其获得了阿根廷中下层人民的狂热支持。相得益彰的是，年轻美貌、称身贫寒的庇隆夫人爱娃喜欢深入民间，时时以穷人的代言人出现，被喻为“穷人的旗手”，带有传奇色彩的庇隆夫人成为下层人民心中成为一个亲民、爱民的图腾，她为庇隆获取下层人民的支持立下了汗马功劳。１９９６年好莱邬影片《庇隆夫人》煽情的主题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在今日之被广泛传唱是阿根廷浓厚庇隆情结的明证。
庇隆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政治主张、经济主张直接诉诸大众，完全甩开议会，甩开行政官僚体系，将议会通过的立法案交付全民复决，不经过议会由选民自己提出立法案，再由全民复决的办法，让人民感觉权力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这种大民主，事实上使得庇隆处于一个可以完全不受权利监督制衡的地位，除了人民――假如人民真的能够监督的话。其必然的结局就是领袖人物受人民直接拥戴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在一个欠发达，中下层人民居多的国家，庇隆主义是个实施简单，易迅速获得大众支持的政治主张模本。对政治家而言，民粹主义的主张能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地动员大众，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再就是，作为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主张，它可以迅速而直接地收到良好效果，它有着难以抵抗的诱惑力。庇隆主义在南美迅速取得了“探戈效应”，南美成了现代民粹主义的试验田。
因深得下层大众和中产阶级拥戴，庇隆式民粹主义有强大的社会心理惯性，容易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１９８９年接替阿方辛上台、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的梅内姆，在竞选时提出的竞选口号和纲领也是典型的庇隆主义――承诺将实现工资的大幅增长和发起生产革命。虽然梅内姆一上台就完全抛弃了原先的承诺，但为谋求第三次连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对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也听之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阿根廷的政治家具有随意开动印钞票机器来满足政治需要的传统”。其结果是，在过去的十年，阿根廷的公共开支增长了一倍，财政赤字增长了６倍。阿根廷的总人口３６００万，而公务员人数则多达２００万。经济改革的成效完全被财政新增的人头吃掉了。
庇隆式民粹主义全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事实上严重破坏了民主的基础：１、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时，往往须借助蛊惑人心的宣传实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为此需要操纵、控制舆论，这就走向了民主和自由的反面；２、在威权领袖面前，议会完全成了一道摆设，威权领袖可以直接越过议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法令去取悦人民，而大众则产生一种盲从心理，把希望寄托在与人民利益“休戚与共”的人民领袖上，对他们而言，代议制民主远不及一位亲民的威权领袖更能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３、大众参与决策而非精英决策，不可能带来理性的回应，直接民主带来的必然是集体非理性。
庇隆式民粹主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破坏是长期而显而易见的，大众民主意识淡薄，普遍迷恋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这也是南美国家无法形成正常的现代民主政治，长时间陷入军人独裁和文人威权领袖交替执政的因由。
福利陷阱
９０年代阿根廷经济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拍卖国有企业。――大量的国有企业是阿根廷庇隆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７０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２０％，涉及电信、民航、石油、化工、铁路、公路、天然气、水力、电力、钢铁煤炭等行业，还包括大批的第三产业。其突出的普遍问题就是效益低下、亏损严重。
庇隆上台后首先就是发起国有化运动，因为当时外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这是主张经济独立的庇隆要改变的对象，此政策长期影响着阿根廷。此外，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很大影响，阿根廷信奉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理论，积极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民族工业，长时间内向发展。但是高关税保护造成阿根廷“幼稚工业”在没有外来竞争的情况下缺乏进步动力，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过度保护使国企竞争力脆弱、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产品成本高昂却被政府人为压低价格，使得国企离开政府的财政补贴就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国企在阿根廷所起的作用最后不过是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事实上它变成了一种福利事业。
为取悦大众，庇隆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事业来提供就业机会，结果造成公共事业人员极度膨胀，效率低下，财政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庇隆将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８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２５％和２４％。这种政策的直接恶果是，任何将减少公众福利和就业机会的政策改动都将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强烈偏好国有企业和福利政策的另一面，是对富裕阶层的打压。庇隆政府制定不得随意解雇、强制提高工资和福利的政策，已使阿根廷的富裕阶层和私营企业处于困难境地，另一方面，私营企业被课以重税，同时在资本市场筹集资本成本高昂，这都使得私营企业发展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政治上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被强烈激化，富裕阶层极端憎恨左翼人士和工会组织；在经济上的结果是，私营企业普遍逃税和资本外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９０年代中期所作的统计表明，在阿根廷，只有５０％的纳税人缴纳了增值税。这次阿根廷经济危机时，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阿根廷能将偷漏税的比率减少１２. ５％，阿根廷的财政收支就不会是赤字，只要阿根廷资本不大量外逃，经济危机可能就不会发生。然而，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利、对私营企业的长期歧视，资本外逃和偷漏税就无可避免，毕竟资本家不是雷锋。
但是，对大众而言，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问题从来不可能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只要政治家能找到危机的外部原因，诸如全球化、市场经济、帝国主义等等，那么，大众丝毫不会认为民粹主义主张本身存在什么问题，错的只是外部环境。民粹主义的福利政策让他们对此有着天然的留恋。
腐败与不公正的土壤
南美著名作家、曾角逐秘鲁总统竞选略萨（Vargas Llosa）在《论拉美自由之未来》的演讲中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腐败已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在很多国家，腐败迅速蔓延，并已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和经济改革。”
腐败一直是困扰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严重问题之一。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喜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安排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岗位。有幸获得这种美差的人，不必天天上班，只需每月露面一次取工资即可。据估计，阿根廷全国共有１０万人享受这种待遇，２００１年用于这方面的“政治开支”高达２０－４０亿美元。
庇隆时期，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或多或少与当时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有关，但在１９８０年代到危机发生前，阿根廷的社会阶层的严紧已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中产阶级开始占重要地位，阿根廷的民粹主义社会基础不再是狂热的普罗大众，而是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事实上，梅内姆在阿根廷进行的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被腐败和社会不公正毁掉的。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的私有化高潮时，共有１２３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获得了１８４. ５亿美元。但这笔资金除了用于收买人头不断膨胀的公共部门支持供他们挥霍外，很大程度上被腐败的权力所猎取，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
梅内姆的改革本已使部分原来享受政府福利政策的下层不满，而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使贫富分化问题加剧，危机则把大批原来中等收入的人制造成新的穷人，这些人被推到了改革的反面。腐败和不公正使得大众对政府能力不再信任，造成民主政府政权合法性的迅速流失，缺少安全感的社会公民不由自主地开始怀念庇隆时代的美好。因此，今天阿根廷及南美国家民主基础的脆弱，除了过去民粹主义思想的侵蚀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的不公正和腐败问题。
略萨谈到南美人对民主的失望时说：“１９９２年以来，我访问过不少拉美国家，到处都听人大讲，我们也需要一位藤森，我们需要一位有魄力的领袖，一位能铲除腐败，能踢走无能的政治家的人物。”
委内瑞拉强人查韦斯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这位声称受过毛泽东影响的民粹主义领袖，上台后将国会改为一院制，修改宪法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未经议会通过就批准了包括《土地法》和新的《石油法》在内的４９项法规，这些破坏民主制度的动作，因其实施了一系列迎合中下层大众心理的政策，而得到坚决的支持和拥戴。
南美洲的威权民粹主义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但是，在一片有深厚民粹主义传统的土地上又有强烈的生命力，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和经济危机时，它会应运而起。阿根廷自１９８３民主化浪潮的降临以来，已彻底结束了威权统治的历史，但必须看到，其民主制度的基础仍是脆弱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普遍存在，使政府的合法性极大流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下降，民主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推行既定的制度，而这正是民粹主义产生的温床。阿根廷的民粹主义复活从新总统杜阿尔德夫妇的庇隆化倾向清晰地表现出来。
民粹主义历史在阿根廷、在南美的终结，将是个漫长的过程，或许如略萨所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切实改变人们，特别是在贫穷的拉美人，对于民主的悲观观望态度的话，那就是增进公正。一旦人们明白，民主制度可以在他们受到损害或权利被侵犯时得到补偿，如果他们的境遇能得到改善，如果他们可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那么他们不仅在原则上拥护民主，也会用实际行动支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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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特写：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新浪网） http://www.sina.com.cn 2002年01月23日
最近，阿根廷政局出现剧变。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后的两周，阿根廷发生了两场社会大暴乱。居民疯狂地洗劫超市、商店，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戒严令和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并同警察发生冲突，导致上百人死伤，上千人被捕。暴乱发生之后，上任才两年的民选总统德拉鲁阿被迫下台，接着又走马灯似地换了三名临时总统。1月1日，经阿根廷立法大会选举的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任期至2003年12月。杜阿尔德政府上台以后，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但阿根廷局势能不能得到控制，杜阿尔德政府的前景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阿根廷这次爆发的是一场政治、经济、社会总危机，是多年来经济下滑、政治腐败和社会分裂造成的必然结果。它给拉美地区和第三世界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沉痛而有益的经验教训。
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稳定
阿根廷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富饶的耕地、牧场和大量石油，人口仅有3600万，而面积几乎和印度相仿。直至上世纪30年代，阿根廷的工业产值还占世界第八位。然而，二次大战以后，阿根廷的经济逐渐衰落。自80年代末以来，其经济更处于极度混乱之中，通货膨胀曾一度超过2000%。
1989年，阿根廷也曾爆发民众抢夺食品的大规模暴乱，与这次居民哄抢超市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那场暴乱把属于激进公民联盟的总统阿方辛赶下了台。此后，属于正义党的梅内姆总统执政10年，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大举借债、固定汇率制以及高财政赤字等经济政策，一度表面上使经济获得好转，实质上却为经济危机埋下了祸种。从1998年开始，阿根廷经济出现滑坡。
1999年，正义党在选举中败北，激进公民联盟卷土重来，德拉鲁阿出任总统。德拉鲁阿上台两年来，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图扭转经济恶化的趋势，但都无济于事。1999年出现经济负增长3.1%，到了2001年，又下降了1.4%。随着经济衰退，百业萧条，工资和养老金也大幅下降，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迅速增长，失业率高达18.3%，造成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最终发生暴乱。
借债过头影响经济发展
向国外借债历来是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为度过经济难关或发展经济通常采取的措施之一，然而借债过头，超过了偿付能力，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种现象在阿根廷表现得特别明显。
阿根廷举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顾国家偿付外债的能力，只顾眼前弥补财政赤字，不计后果地借债。目前阿根廷的联邦公共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300多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6.4%，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偿付外债有困难时，借新债还旧债，这就使国家的外债总额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偿还债务本息的负担越来越重；三是借来的外债大多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消费，在阿根廷的外债构成中，八成用于消费，外国直接投资只占十分之一，出口占9%。
阿根廷借了那么多外债，基本上是吃光花光或者进了贪官污吏的腰包，很少建设像样的大项目。债务负担过重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当还债发生困难时，必然导致经济失控。
金融体制不当引发危机
80年代后半期，阿根廷靠印刷钞票弥补财政赤字，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梅内姆政府执政期间，为遏制通货膨胀，将本国货币比索与美元挂钩，采取比索与美元1比1的固定汇率制度。德拉鲁阿上台以后，沿用了这种固定汇率制度。机械地实行这种汇率制度虽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维系阿根廷比索的美元价格急剧增长，比索的币值因而也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从而大大削弱了阿根廷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失业率大幅增长。
同时，推行这种可以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制度需要充足的美元储备保障，一旦美元储备枯竭的时候，就必然会引发危机。去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贷款，导致发生大规模银行挤兑现象。12月初，政府不得不实行限制取款和外汇出境的措施，引起民众激烈反对，加剧了国内矛盾。
政治腐败是祸根
近几十年来，阿根廷政局经常发生动荡，代议制民主政权走投无路时，就发生军事政变。军政权搞不下去时，就恢复代议制民主制度。各个政党之间以及同一政党内的不同派别之间，为了自己私利，你争我斗，党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上台的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竞选地位，都只能对国家的经济情况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以讨好民心，缺乏整体的治国方案和切合实际的长期发展规划。而在野党则竭力挑政府的毛病，利用人民的不满为下次竞选获胜作准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争夺预算，往往闹得不可开交。贪污腐败，谋取私利，是每一个上台执政集团的共同特点。
一位阿根廷评论员一针见血地指出，阿根廷政府也为某一项目搞投标，但中标的只能是总统的朋友或总统朋友的朋友。这次发生的暴乱和哄抢超市事件，其动因固然是人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但反对党的暗中策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目的就是为了改朝换代，夺取权力。
社会分裂使国家更加难以治理
阿根廷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社会却四分五裂。本来，阿根廷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但是随着政客、贪官污吏、大资产阶级对国家财富的疯狂掠夺，阶级分化日益严重，社会财富更加集中，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各种政治势力拉帮结派，又促使社会各阶层不断组合分化，在政治上各行其是，相互对立现象严重。
哗众取宠的民众主义思潮泛滥，误导普通百姓普遍存在不需经过艰苦努力、只要领先国家和社会施舍即可过上好日子的幻想。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十分淡薄，有四成以上的人不向国家交税。社会的四分五裂使得政府出台的政策，不管正确与否，都难以切实推行。
杜阿尔德政府前景堪忧
杜阿尔德上台以后，组成了新的内阁，先后宣布了一系列应付危机的措施，其中包括停止偿付外债，取消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比索贬值，强制冻结美元定期存款及部分比索定期存款等等。这些措施，一是在经济状况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二是必将对阿根廷的对外形象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三是在国内也是不得人心的。
杜阿尔德政府能否引导阿根廷度过难关，取决于统治集团内部能否保持一致而不发生分裂，取决于广大民众是否会为国家度过难关而甘愿勒紧裤带。冻结存款的措施出台以后，民众大规模的敲空锅抗议、堵塞道路、切断交通事件还时有发生。因此，就目前情况分析，在阿根廷再度发生暴乱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背景资料】阿根廷：70年的动荡
-1930年9月6日，乌里武鲁率部发动政变，推翻了伊里戈延文官政府。结束了阿根廷长达70年的宪制政府。
-1943年6月4日，由拉米雷斯、劳宋和庇隆为首的“联合军官团”将卡斯蒂略政府赶下了台，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庇隆夺取政府实权。
-1946年2月，庇隆以微弱多数战胜激进公民联盟、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开始其第一次执政。
-1955年9月16日，庇隆政府在政变中被推翻，避难至巴拉圭。洛纳尔迪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两个月后被阿兰布鲁将军取代。
-1958年2月23日，弗朗迪西当选总统，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稳定经济计划”，同意比索贬值，取消对外贸易的监督，冻结工资，增加税收，随后招致人民的大规模抗议，爆发全国总罢工。
-1963年7月，人民激进公民联盟领袖伊里亚当选总统，取消对庇隆党和共产党的禁令，并对“稳定经济计划”进行了一系列纠正。
-1966年，翁加尼通过政变上台，激进党政权重新被军事独裁所取代。
-1971年，拉努赛总统同意“还政于民”，恢复法制，举行大选。
-1973年，庇隆主义党赢得大选，重新执政，坎波拉当选总统。7月13日，坎坡拉宣布辞职，为庇隆二次执政扫清了道路。1973年9月23日，庇隆再度当选阿根廷总统。开展大规模国有化运动。
-1974年7月1日，庇隆逝世，由其夫人，副总统伊莎贝尔・庇隆继任总统职位。
-1976年3月，军人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了庇隆夫人为首的政府，庇隆主义运动被禁止，大部分领导人被捕或流亡。
-1982年4月2日至6月17日，英阿马岛战争。
-1983年6月17日，加尔铁里宣布辞职，比尼奥内就任总统，军政府答应举行大选，还政于民。
-1983年12月10日，激进党赢得大选，阿方辛就任总统，军人统治退出阿根廷历史舞台。
-1989年，经济持续不振迫使阿方辛辞职，他在辞职演说中说，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牺牲来减轻人民的牺牲。
-1989年，正义党领袖梅内姆出任总统，任用卡瓦罗为经济部长，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
-1991年，梅内姆政府颁布《自由兑换法》，将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实行1比1兑换，此举成功制止了高达3000%的通货膨胀，经济得以迅速发展，1991~1998年平均GDP增长率达到6%。
-1998年，由于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开始衰落，逼使阿根廷政府大量发放政府主权债券以继续改革和恢复经济，终于酿成债务危机。
-1999年10月24日，激进党主席德拉鲁阿在大选中击败正义党总统候选人杜阿尔德，当选第48届总统，结束了长达10年的梅内姆时代。
-2001年6月8日，前总统梅内姆因涉嫌武器销售案被捕，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在民主制度下被捕的前宪法总统。
-2001年12月，阿根廷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骚乱，多明哥・卡瓦略19日晚正式向总统弗尔南多・德拉鲁阿提出辞职。21日德拉鲁阿总统辞职，参议院议长拉蒙・普埃尔塔成为临时总统。23日萨阿任代总统，后因得不到党内支持而辞职。31日，阿根廷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多・卡马尼奥任临时总统。
-2002年1月1日，前梅内姆政府副总统杜阿尔德出任两周来的第五位总统，担负起挽救阿根廷经济的重任。
-2002年1月6日，阿根廷议会两院通过了包括放弃现行经济模式、实行货币贬值等重要措施在内的经济改革法案。政府当日宣布比索贬值。
-2002年1月10日，阿根廷政府正式宣布强制冻结美元定期存款及部分比索定期存款，阿根廷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不知是有意，抑或是巧合，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的再次结婚，总让人想起了他所追随的另一位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同样是再婚人士，同样是老夫少妻式的“玖瑰”恋情，难怪梅内姆的现任妻子、前环球小姐博洛科忍不住也要处处模仿阿根廷人民心目中的国母──庇隆夫人。
饱经宦海浮沉的庇隆总统
胡安・多明戈・庇隆是意大利移民后裔，曾经两次出任阿根廷总统（1946~1955，1973~1974）。在阿根廷，他是一位最备受争议、饱经宦海浮沉的政治家。
1895年，庇隆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洛沃斯城地方治安官、大农场主之家，父亲是意大利移民。庇隆15岁即进军事学院术学习，对研究战略战术有浓厚的兴趣，写过两本战争论著。他还师学史学权威攻读历史。从历届垮台政府的经验教训，他了解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庇隆其人的确有其个性独张与魅力不凡之处，国际评论家称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涉足的领域很广，熟谙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喜欢探讨艺术、文学、科学和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1939年2月，他被派往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国考察访问。在欧洲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除了考察军事和法西斯主义制度外，还在一些大学里选读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课程。他学习勤奋，生活有序，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庇隆很注意锻炼身体，他是一个有名的击剑家。马术、溜冰和拳击都很在行。强健的体格，加上丰富的知识，使庇隆比同辈的军人高出一节。
1941年回国后，庇隆晋升为陆军上校，任作战团长等职。1943年和1944年，他联合其他少壮派军官两次发动政变，获得成功。开始两年，他推出资深将领作名义上的执政领袖，他在幕后掌实权，官拜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和劳工部长。不料1945年10月，一场宫廷政变摘掉了庇隆头上的三顶桂冠，并将他发配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差一点就到阴曹地府报到。
幸好一场暴风雨般的工人大示威，使他“从地狱回到了人间”。1946年 2月，庇隆当选为总统。5年之后，他又修改宪法，连选连任。任内9年，他执行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内外政策，赢得了显赫声誉。当他踌躇满志欲谋第三次蝉联时，反对者发动军事政变却打破了他的美梦。
1955年9月16日，庇隆被迫下台，从此开始了他18年的流亡西班牙生活。
1973年，阿根廷各地反政府武装此起彼伏，庇隆之后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阿根廷人于是隆重其事地将庇隆迎回祖国。老庇隆于是重建领导班子，大有重振雄风之势，无奈国内经济恶化，复出不足一年的庇隆最终因病离开了人世。
“阿根廷国母”埃娃・庇隆
在庇隆生命中，有一个女人不能不提，她就是被誉为“阿根廷国母”的庇隆夫人──埃娃・庇隆。
埃娃1919年出生于阿根廷一小镇奇维尔科伊一个贫苦人家，早年丧父，年轻时曾以卖淫为生。她曾当过模特儿、电影明星、播音员。1943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埃娃遇到比她年长24岁的庇隆，他们之间开始产生了爱情。当庇隆被捕入狱时，她就以他的名义参加竞选活动。当他获释后，尽管同僚们和阿根廷上流社会的极力反对，两人最终还是结了婚。
为了贯彻庇隆的“社会革命”主张，埃娃亲自掌握政府创建的巨额社会基金，热心建造廉价住房、兴办学校等其他慈善事业，还把阿根廷妇女组织起来，让妇女的投票权获得保障。
由于长期关心民间疾苦，作为工人的精神领袖，魅力十足的电影明星埃娃具有了庇隆本人所没有的号召力。
1946年， 当庇隆以56.9%的多数票击败对手，登上阿根廷总统宝座后，埃娃・庇隆的声望如日中天。1952年，她答应出任副总统。但是，由于军方的压力，她最终不得不放弃候选人资格。同年7月，埃娃因病辞世。
对埃娃的追悼成了阿根廷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庇隆派随即宣布她为“美洲的圣埃娃”。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对埃娃的顶礼膜拜外，国家的公共活动全部中止，她的遗体并没有入土为安，而是安放在水晶棺里永久保存。庇隆派还为她建造了纪念碑，其高度超越了美国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埃娃生前出版的自传《我的生活目的》被指定为阿根廷所有学校，尤其是大学的必读课本。
死后的埃娃虽被尊为圣者，但活着的时候却不能担负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当时社会歧视妇女、排斥妇女参政的劣根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位女总统伊萨贝尔・庇隆
在庇隆的生命中，还有一个女人不能不提，她就是庇隆的第三位夫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伊萨贝尔・庇隆。
1930年，伊萨贝尔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部拉里奥哈一个银行职员之家，家中共有5个弟妹。与埃娃一样，她也是早年丧父。伊萨贝尔年轻时并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她从未想过要去攀登国家的权力之巅。她的志愿是当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
1956年初，伊萨贝尔随塞万提斯国家芭蕾舞剧团在中美洲巡回演出。在巴拿马城“快乐的大地”夜总会，她结识了正在那里流亡的庇隆，两人一见如故。伊萨贝尔由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航向，自愿随庇隆一起在巴拿马、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流亡。期间，伊萨贝尔受了不少苦。
1960年 1月，他们移居西班牙。第二年，伊萨贝尔同庇隆这一对在患难中结成的伴侣在马德里正式结婚。伊萨贝尔成为第三位庇隆夫人，结婚时刚好30岁，而新郎却已届66岁的高龄。对于自己的选择，伊萨贝尔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她崇拜庇隆，相信庇隆的学说。
1965年10月，伊萨贝尔带着丈夫的详细指示回阿根廷活动。她花了 8个月功夫，对庇隆的支持者进行安抚，并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5 年以后，伊萨贝尔第二次奉命回国。这时，形势对庇隆更加有利。伊萨贝尔此行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庇隆派的力量，直接准备前总统的东山再起。
1973年 3月11日，阿根廷举行了至关重要的大选。庇隆的积极追随者埃克托尔・坎波拉当选为总统。5月25日，坎波拉政府宣誓就职。6月20日，坎波拉总统率文武百官乘坐波音 707专机专程到马德里迎接庇隆夫妇回国。
庇隆回国后，上台还不到50天的坎波拉和副总统索拉诺・利马一起向议会提出辞职，目的是让庇隆通过宪法程序“真正地和正式地行使他的无可争辩的领导”，于是庇隆夫妇联袂参与总统、副总统竞选。1973年10月12日，庇隆再度出任阿根廷总统，伊萨贝尔则出任副总统，成为拉美第一位女副总统。由于这时的庇隆早已是年老多病，伊萨贝尔因而有了更多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1974年7月1日，庇隆因病去世，根据宪法，作为副总统的伊萨贝尔继任总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
伊萨贝尔登上了权力之巅，但并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本来，她是靠已故丈夫的扶掖和声望才登上总统宝座的。庇隆的去世，令伊萨贝尔的执政基础大为削弱。更有甚者，伊萨贝尔从庇隆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是国家总统和正义党主席两顶桂冠，还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方面的一副烂摊子。1974年，由于暴力、绑架事件层出不穷，争权夺利者终于占了上风，伊萨贝尔被迫在9月13日临时交出了总统的宝座。
伊萨贝尔在空军的一个山地疗养院“休息”了一个月之后又重返玫瑰宫──总统府。这是某些军政要员所不希望看到的。1975年12月18日，驻首都的空军部队发生叛乱，伊萨贝尔的总统之位再度岌岌可危。1976年初，执政党高层领导中有人企图发动宫廷政变，逼女总统交权。1976年3月24日，军事政变再度发生，伊萨贝尔被捕下台。直到1981年，她才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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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还没有跳完的庇隆探戈
[安替]
阿根廷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政治危机，两周之内五个总统轮番交替，国家破产，暴乱四起。最新上台的总统杜哈尔德终于宣布取消比索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大幅度贬值。
国际上各大媒体都对阿根廷金融政治危机的原因做了技术分析，普遍认为十年前实施的比索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可兑换制度”）是一剂毒药，认为虽然当时制止了当年高达3000以上的通货膨胀，但是在90年代宏观经济转好的时候，该制度的僵硬逼迫阿根廷政府债台高筑，直接导致了2001年中和年末的金融债务危机。
但是这样的短期分析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阿根廷的经济到八十年代会出现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需要饮鸩止渴，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实施联系汇率的香港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危机。更有甚者，有人从阿根廷危机中竟然得出这样的“教训”：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害了阿根廷。这和把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算在改革本身的帐上一样，本末倒置。
阿根廷不是一个符号，不可以随便打扮，任意说事。阿根廷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故事。而它的历史，它的故事，总是有一个名字在游荡，这就是“庇隆”。这一点从最新的两个总统（杜哈尔德和萨阿）所在政党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庇隆主义党人（即正义党）。
庇隆这个名字通过三个人影响阿根廷的历史：胡安・庇隆和他的两任夫人埃娃・庇隆（“圣女埃维塔”）和伊萨贝尔・庇隆（世界第一个女总统），派生出来一个庇隆主义（主张“社会正义、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庇隆主义党。
通过麦当娜主演的电影《庇隆夫人》，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这场漫长的庇隆探戈的起由。20世纪初到二战，阿根廷处在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的混乱局面中，这个欧洲移民国家几乎按照丛林规则在做著政治游戏，对外有战争，国内有暴动。
庇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崇拜欧洲，学习了墨索里尼和欧洲一些左派政党的经验，把过时的欧洲社会福利主义引进了阿根廷。他在妻子埃娃・庇隆的支持下，鼓励在阿根廷建立强大的工会，用慷慨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制度吸引广大的中产阶级投他的票。这样做的好处是立杆见影的，面对强大的军队政变威胁，庇隆从1946年在埃娃・庇隆的帮助下当政，1973年在伊萨贝尔・庇隆的帮助下回国再次执政，到他1974年病逝，都一直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顽强地活跃在阿根廷的历史中。
阿根廷的翻版福利主义通过埃娃的“彩虹之旅”宣传回了欧洲，一度被誉为“第三条道路”的南美洲光辉样板，让欧洲的左派政党引为知己。但是和工业基础发达的欧洲不同，阿根廷是以农业发达著称，到现在还占出口总值的40（99年数据）。但再发达的农业也不能支撑庇隆过于慷慨的福利政策，养活不了3倍的工人。庇隆和夫人们写进历史，成为中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但这一切都是阿根廷在买单，背后是国家财富的透支，这到庇隆死后终于显示出恶果：各地暴动频起，军人继续政变，国家重新陷入混乱。
1982年的马岛战争的失败让军人政体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国家的经济继续衰退。后来，通过激进党总统阿方辛和庇隆主义党总统梅内姆的拨乱反正和经济改革，经济出现缓和以及增长。但是其中使用的一项“乱世良方”却在日后经济增长中成为地雷，通过1997年的引爆，终于在2001年末酿成悲剧。
悲剧之下的民众反应也是庇隆时代的，罢工、骚乱和暴动。能平息危机的人也是庇隆主义党的领袖，平息的方法也是典型庇隆似的，暂停归还外债、货币贬值，安抚民众情绪。但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措施，阿根廷的产业机构还是没有根本得到改变，下一场危机还可能会继续上演。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麦当劳餐厅正在一遍一遍的播放《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阿根廷一直没有走出庇隆时代，他和他的两位漂亮夫人成为阿根廷无法忘怀的图腾，也是阿根廷悲喜剧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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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 一个国家的破产
晚村 03/10/2004 发表于《经济观察》
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面高额外债，宣布停止偿还本息。事实上等于宣布政府破产。接踵而来的是，比索贬值，银行冻结，街头骚乱，总统辞职。众多阿国人一夜之间从小康变成赤贫。
阿根廷没有理由落到这步田地。她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国民教育程度高居南美州上游。人均国土面积和人均GDP都是中国的10倍。上世纪初，她的人均收入曾经高于法国和德国。法、德在二战的废墟之上建成世界强国，而阿根廷却在近半个世纪反复进入大起大落式的恶性循环。这一次又是什么力量，使阿国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转眼之间成为一个国际乞丐？
阿根廷的教训尤其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深思。中国刚刚加入WTO，而阿国自91年开始实施全球化。中国从70年代末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阿国自83年结束军人专制恢复民主，以后开始推行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中国有台湾问题，阿国有马岛争端。阿根廷比索与美元实施固定汇价有十年之久。人民币与美元官方兑换率也固定了差不多的时间。阿根廷人阴阳差错地走上了一条具有阿根廷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我们不希望阿根廷式的崩溃发生在中国，那么我们就非常应该去了解，在那里，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
失败的改革开放
1982年，风雨飘摇的阿根廷军人政权诉诸民族主义，孤注一掷偷袭马尔唯纳斯群岛（即佛克兰群岛），以武力统一国土，遭到英国武装干涉。在阿军惨败之际，军人政权也随之灰溜溜地垮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国难之后的83年，民主回到了阿根廷。
结束专制后的首任民选总统阿方辛（Alfonsin）接过了军人执政后的烂摊子，在恢复公民政治权利方面逐渐走向正轨。然而此后数年，阿根廷经济仍然举步唯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阿根廷政府部门开支庞大，一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收缩政府开支则意味着公职人员大量失业和社会福利大笔削减，其结果必然是怨声载道乃至社会动荡。于是阿政府饮鸠止渴，大印钞票填补财政空缺。一时间通货膨胀率成为天文数字，最高时达到百分之五千。也就是说，照这个通胀率，年初的一块钱到年底只值两分钱。在这种高度破坏性金融状态下，本国资本是能逃就逃，外国资本望而却步，经济发展几无可能。在阿方辛政府执政末年，阿国人38％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15年前，阿根廷已经以超通胀的方式破产过一次。
1989年, Menem 当选总统。1991年，阿根廷实施经济改革开放，除国企私有化以外，其最关键的举措便是比索美元 1:1 挂钩。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货币"美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迫使政府停止滥印钞票，而且取得了积极的，立杆见影的效果。通货膨胀即刻刹车。稳定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外的投资欲望。外国直接对阿投资从1991至2000年接近800亿美元。加上国企私有化，摈弃价格管制，开放私人银行业等等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措施，阿根廷实现连续数年 7－8％ 的高速增长。到 1994年，贫困人口降低到 13％。Menem 也于 1995 年连任成功。
经济和金融改革创造了初步的繁荣，这本是深化经济改革和启动政治改革的大好时机。可惜，阿根廷浪费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政府机构和开支庞大的问题不仅迟迟得不到解决，反而日渐恶化，赤字连年。1999年政府开支已到达GDP的28.2％（2001年估计达到1/3）。由于货币"美元化"，加印钞票已经不再可能，无法（或不愿）削减开支的 Menem 政府向国外大量发行债券填补空缺。到去年，政府所欠外债估计接近1500 亿，约为GDP的一半。
1998年，邻国巴西货币贬值。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强劲，美元坚挺。与美元挂钩的比索事实上等于升值，阿国出口竞争力受到打击，经济开始进入连续36个月的衰退。由于担心阿国的偿还能力，国外投资者不愿继续贷款。阿政府无法借新债还旧债，只好于2000年3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
IMF向阿国提供了低息（2.6%）贷款，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IMF理所当然地提出条件：进一步开放市场，深化改革并降低政府赤字。可惜这条逆耳忠告提得不是时候。阿根廷政府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没有削减政府开支的政治勇气，在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候那里还敢动手术？2001年财政空缺再达110亿。IMF于是停止输血。无法偿还外债的阿根廷终于走上了破产赖账之路。
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教训
行百里，半九十。经济改革的开端往往是相对容易的。最艰难的改革在于最终建全完善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这块硬骨头又是非啃不可。阿根廷危机向世人揭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往往是前功尽弃。
1991年的货币美元化是必要的，在当时是刹住超通货膨胀的有力措施。但是，强行挂钩毕竟是权宜之计。在止住通胀之后应尽快完善金融体系，以便逐渐有序地回到市场。如果能够如此，阿国在巴西贬值货币之时或许能从容应对。要知道，应该贬值的货币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况且，常年喷发的活火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夜之间多年积蓄的能量大爆发。货币贬值也是类似道理。谁也斗不过市场。
阿根廷传奇人物庇隆所实行的"庇隆主义"，对阿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庇隆主义是阿根廷特色的市场经济，即国家干预经济加上不切实际的劳工福利。
阿根廷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危机爆发前已经是 18％。这足以说明阿国劳工市场严重僵化。企业不仅创业成本高昂，而且面临烦琐的审批程序、费用，甚至贿赂。阿根廷工人工会过分强大同时而又腐败，在保护劳工的旗号下，敦促、买通国会建立法规，强迫企业提供高福利。组织工会保护劳工正当权益是完全合理的。但凡事有一个限度，物极则必反。阿根廷劳工福利和保障超越了经济发展，造成的结果是企业国际竞争力低下，经营成本高昂，创业愿望低靡，不愿增加雇员。
就业市场僵化的一个典型因素，就是企业无法解雇工人。除了工会压力之外，阿企业减员必须支付极高的辞退金。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政时曾经指出，美国经济活跃，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是劳工流动性高，企业裁员在法律上和生活方式上都是全社会可以接受的常事。因此美国公司新增雇员无需瞻前顾后。
要降低失业率，就要消除就业壁垒，鼓励创业，减轻企业负担，疏通劳工市场。这些措施难免要受到来自既得利益（即工会）的反对。因此，改革的时机非常重要。在经济增长时就要居安思危，借东风及时启动改革。如果象阿国那样，等经济衰退时才想到这里，改革的障碍就难以逾越了。
市场经济的最根本所在，是产权。说严格点，是产权的法治保障。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是资本投入，尤其是中长期的投资。如果投资人在甲国的产权得不到法律的强有力保护，则自然倾向于将资金转投乙地。要吸引、鼓励投资，就要健全法制，保护产权。这在今天已经是经济定律。Menem政府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却偏偏忽略了产权。
根据美国权威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的"2002各国经济自由指数"，阿根廷在"产权保护"一项大大低于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该文献指出，虽然阿国宪法要求司法独立，然而法院效率低下，程序烦琐，且常常受到政治干扰。阿国公民难以依靠法院解决产权纠纷或强制执行合同。事实上，产权问题不仅仅困扰着阿根廷。根据这项指数所调查的161个国家和地区，只有45个经济体达到了对产权的"高"或"较高"的保护程度。难怪世界上国家一大半是穷国。
产权保护不力和政府干预实业的直接结果，就是本国资本外逃。有人估计，阿根廷人存在国外的资金多达500亿美元。这笔钱如果留在国内，阿根廷断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该指数，在产权保护力度方面，中国香港达高"分（1分），台湾达到"较高"（2分），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及格的"低"分（4分），甚至低于阿根廷的"较低"（3分）。
滞后的政治改革和淡薄的公民意识
很多有识之士认为，阿根廷的危机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来自阿国的政治体制，来自一个扭曲的、不彻底的民主，来自一个失职的知识阶层，来自一代不具备公民意识的人民。
根据阿根廷问题专家米勒教授（Jonathan M. Miller），阿国会议员选自各政党指派候选人，而不是在各选区独立竞选直接产生。这些议员的政治生涯不是取决于选民的意愿，而是来自对该党领袖的忠诚。他们在议会中不是依民意投票，而是满足一党私利。省长虽是由直选产生，但省财政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而不是当地的税收。省级官员连任的关键，是从"中央"拿到拨款去笼络自己的票源。在这种畸形的民主制度下，民意难以上达，杰出的领袖人物很难脱颍而出进入决策阶层。
前面提到的阿国各行业工会，同时掌握油水十足、价值逾亿的医疗和社会保险。如此的"含金量"使得工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早已不是专一的工人利益代理人。工会在谈判桌下面跟资本家狼狈为奸的现象不是稀罕事。
对于阿国的灾难，其知识分子和人民难辞其咎。阿根廷的知识精英未能在市场经济理论上形成主流。其结果是，"绝大多数政治家基本不懂宏观经济学，不懂得金融和货币理论。"这句话出自临危受命的现任总统 Duhalde。其实这一句也是外行话。即使是美国，政治家（包括布什）们也不懂，只是他们的经济顾问是专家，而专家说话有人听而已。
长期的军人专制和不成熟的民主使得阿根廷腐败现象严重。至今悬而未决的腐败案中就有11名参议员接受工会贿赂事件。而阿根廷政府连年赤字的主要原因，又是产生于另一种改头换面的腐败，即不负责任的政客愚弄不成熟的人民。
阿根廷的民主进程历尽艰辛。阿国于1853年立宪。其近代民主始于1916年。没经几次大选，摇篮中的民主就在1930年被军事政变所扼杀，将国家引入混乱的年代，直至庇隆（Juan Peron）崛起。庇隆于1946年当选总统，1955年又被军人废黜。此后近20年政局动荡频繁。1973年庇隆东山再起，1974年死于任上。庇隆夫人继任不过两年，再次为政变军人取代。在军人执政的六、七年间，约有三万人神秘失踪。近一百年来，阿根廷人民就生活在这种民主－专制的轮回之中，实在是很难培养出健康的公民意识和民主素养。
阿根廷的政客政党为赢得选举，信誓旦旦地作出美好的许诺，诸如提供社会福利，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工作机会，不加税等等。社会福利需要金钱，这钱从哪里来呢？要么来自税收，要么来自债券，要么来自印钞机。增加工作机会就意味着政府增加雇员，加重负担。这样一来，政府赤字当然直线上升。仅首都布伊诺斯艾利丝，从1991至1999，政府工作人员从28万增加到40万。而且，公务员工资远超过市场价格，加剧了劳工市场的扭曲和僵化。
阿根廷人民一方面不断地要求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提供公共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却普遍逃避公民义务。最显著的现象就是，阿根廷人逃税率估计接近40％。也就是说，只要将逃税率降低一半，阿根廷政府就可能扭亏为盈，避免破产。阿国人既然能逃税，当然就缺乏民主国家中的"纳税人"意识，自然不会关心政府怎样滥用税收。如果政治家花言巧语拍胸脯打保票提高社会福利，那些众多的"不纳税人"自然乐得去选这种三流政客去花别人的钱。导致政府开支达到一个近乎荒唐的比例：GDP的1/3。要知道，美国政府花大钱维持一个庞大而昂贵的军队称霸世界，打一发巡航导弹就是一百万美元，放一台火星探测器就是一个亿。其政府开支也仅占GDP的1/6多一点，而且美国每次大选，都有强大的呼声敦促削减政府开支。
阿根廷这么大的政府开支到那里去了呢？合乎逻辑的推测是：腐败。
有一种说法：有什么样的人民常常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只对了一半。正因为人性是不完美的，健全的民主制度才是绝对必要的。而阿根廷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缺乏配套的政治改革，正是其危机的深层原因。
阿根廷的前景
这不是阿根廷的第一次破产。因此这恐怕很难成为最后一次。如果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则历史就难免重复。阿国有很多人，包括"救国政府"总统 Duhalde，都倾向于把失败归罪于全球化，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国际货币基金会，归罪于外国投资（机）者，归罪于改革。如果 Duhalde 真要兑现他的许诺，再创一百万公共就业机会以降低失业率，那可就是真正的饮鸠止渴。不过破产的阿根廷政府恐怕是连这杯毒酒都买不起了。
阿根廷尽管栽倒在地，但她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基本无损。外债还不起可以协商减免。人类文明早已超越了黄世仁逼杨白劳还债的阶段。如果阿根廷人能够正确地吸取教训，痛定思痛，坚持并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产权为轴心的自由市场经济，应该能够从尘土中爬起来。邻国智利就是榜样。
问题在于，阿根廷的政治家有没有政治勇气告诉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民，他们必须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完成未竟的改革事业？种种迹象表面，阿根廷很可能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倒退。这将阿国人最大的悲哀。
美国权威经济周刊《Barron》发表社论指出："阿根廷人或许不愿承认，他们更贫困了。但阿根廷的贫困是目标和意志的贫乏，而不是财富的短缺。几十年来，他们不断地推选出领袖人物去剥夺财富的生产者，这些领袖用窃取的财富自肥并笼络追随者。当阿国人改变这个政治行为的时候，他们的烦恼会容易解决得多。"
洛杉叽时报的评论标题更直接了当：《只有根除腐败，阿根廷的危机才会结束》。
阿根廷的危机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宝贵的改革"试点"。我们应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毋庸置疑，中国不大可能发生一模一样的外债危机。中国的外债额与阿根廷相当。但中国的GDP总量是阿国的三倍，外汇存底高出阿国十倍。因此，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至于落到还不起洋人贷款的地步。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加大改革力度，时机还不算晚。
必须认识到，阿根廷的很多深层危机都能在中国找到影子。中国跟阿国一样面临深化经济改革，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同样遇到产权瓶颈。阿根廷面临的腐败问题，在中国人心中也是深深的忧虑。
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额偏高，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同时，中国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远甚于阿根廷。阿根廷的知识分子枉为精英，人民没有尽到公民责任。那中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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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５０年民粹主义影响的纠结
[魔鬼教官] 2003年7月15日
又是拿老文来搪塞了。不过，看了石坚反驳何的文章，实在不想再多敲文字来表达不同看法，所幸有篇去年写就没卖出去的老文，谈的恰好也是阿根廷。当然，现在看，结尾的部分因限制字数而有些把问题简单化地乐观了。
《阿根廷５０年民粹主义影响的纠结》
８月２４日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坦萨贫民区街头，一匹死于交通事故的马，成为附近饥肠辘辘居民的晚餐，当警察赶到现场企图干预时，马已被分食净尽。
这一幕可怖的情形，难以让人相信是发生在素以牛肉出口闻名的阿根廷，这个国家人均收入曾接近一万美圆、２０世纪初一度是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然而，继８０年代的金融危机后，２００１年中和年末一场雪崩式的金融危机再次扫荡了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体，它实际已破产。据其政府公布的数据，目前５３％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月消费不足１６７美元。四分之一的人处于“赤贫”状态，家庭月收入不足８４美元，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阿根廷独立后的长期内战结束，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阿根廷一直享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较稳定政局，但是自１９３０年的军事政变开始，阿根廷从此走向一条动荡不安的发展之路，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官政权和军人集团均轮番上台。在半个多世纪里的２５次政权更迭，大多数是非正常程序的结果，１９８２年还发生了与英国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阿方辛上台，才象征着阿根廷权威政治的结束、民主化浪潮的降临，但其后又发生多次未遂兵变。
政治的长期动荡不安，阿根廷经济发展亦随之大受影响，一个自然禀赋奇佳、经济地位优越的国家最终两度陷入严重危机。
一 无法摆脱的庇隆主义阴影
论及阿根廷２００１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少经济学家从技术角度入手，认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其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然而，就如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都是汇率问题，但汇率本身却并不是亚洲危机国家的问题根本所在一样。经济危机是阿根廷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主体，经济危机的本质则是外债高达１５００亿美圆债务危机。阿根廷的危机，是长期未妥善解决的严重外债问题、政府机构臃肿低效率运转“吃财政饭”问题、经济缺乏活力国企亏损严重问题的集中爆发。
而外债问题、政府机构臃肿低效率运转“吃财政饭”问题、经济缺乏活力国企亏损重问题，甚至今天的政治问题，事实上都是阿根廷长期难以摆脱庇隆民粹主义遗留下来的债务。从根本上说，阿根廷危机事实上是庇隆主义的债务危机。
然而，与阿根廷患有同样病症的南美国家最有市场的是另一种解释，这种观点认为，阿根廷危机的根源是哈佛出身的卡瓦略自１９９１年出任经济部长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危机，这个观点在２００２年的反全球化人士那里已成为共识。批评全球化的人士认为，因为ＩＭＦ和美国在阿根廷出现危机时袖手旁观而此前它们却对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积极鼓励，所以，对阿根廷的危机它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近的大选的中，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反复宣称这一观点，他们向选民承诺将避免选择阿根廷式的道路，不会让全球化在新兴市场导致的危机在他们国家重演。
应当说，在南美国家出现这种观点并不为怪，因为，近５０年来南美国家始终无法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而阿根廷则是民粹主义的“重灾区”之一。
对南美洲庇隆式民粹主义的变革，始自８０年代智利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率先进行的大规模市场经济改革，继智利之后，９０年代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大刀阔斧地与墨西哥并肩进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然而，墨西哥与阿根廷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今天，民粹主义的影响又开始在南美抬头，最典型的代表是今年年初的风云人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因兵变被关押的查韦斯在１９９８年大选上台后与当年的庇隆一样，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革命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石油工业国有化、对原油大幅度提税、征收银行交易税、打击银行逃税等等。查韦斯的“经济和社会革命”自然引起了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在今年４月的政变中，查韦斯被赶下台，但新总统还没熟悉总统府的地形，查韦斯就在人民的拥戴和军方的支持下重新上台――民粹主义在南美有着深厚而广泛的民意基础。
今年在阿根廷危机中最后上台的“救国政府”总统杜哈尔德与其前任萨阿都是正义党（又名庇隆主义党）中的“正统派”，别于梅内姆的“革新派”，他们都倾向于把失败归罪于全球化，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ＩＭＦ，归罪于外国投资（机）者，归罪于梅内姆的改革。为赢得民心，杜哈尔德承诺在阿根廷本已高度人员膨胀的公共事业中再增加１００万个就业机会。更有甚者，杜阿尔德夫人开始极力模仿阿根廷历史上的“国母”――庇隆夫人，言必称穷人，力图以女性的魅力挽救阿根廷政局。这均表明，危机中断了短暂的经济改革，阿根廷又回到了５０年前庇隆主义起点。
民粹主义政治诱惑与淡薄的民主意识
说到民粹主义，它有可能是社会科学中最不精确、内容涵盖最广的词。即使在今天，民粹主义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特点仍未有定论。但在南美国家，则民粹主义即意味着庇隆式的民粹主义实践。在今天，庇隆主义已成为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结合的代名词。政治上，表现为通过给人民以“面包和娱乐”取得人民大众的直接拥戴，摆脱代议制民主程序、获得超越宪法的独裁权利。在经济上则表现为“经济民主”，强调通过宏观政策手段实行收入再分配，或以多数人和抽象正义的名义，在破坏财产权确定性的基础上剥夺少数人的财产。具体政策上则主张企业国有化、积极营造公共事业、以预算赤字来刺激需求，强制全民就业和推广市民的福利政策。此外，反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行积极的进口替代政策亦是南美洲民粹主义的共性。
从历史渊源来说，庇隆的民粹主义来自欧洲左派政党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１９４６年上台的庇隆，政治上宣传民族主义、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经济上实施福利政策，加上其垄断所有媒体强力宣传营造的神秘感和平民色彩，使其获得了阿根廷中下层人民的狂热支持。相得益彰的是，年轻美貌、称身贫寒的庇隆夫人爱娃喜欢深入民间，时时以穷人的代言人出现，被喻为“穷人的旗手”，带有传奇色彩的庇隆夫人成为下层人民心中成为一个亲民、爱民的图腾，她为庇隆获取下层人民的支持立下了汗马功劳。１９９６年好莱邬影片《庇隆夫人》煽情的主题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在今日之被广泛传唱是阿根廷浓厚庇隆情结的明证。
庇隆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政治主张、经济主张直接诉诸大众，完全甩开议会，甩开行政官僚体系，将议会通过的立法案交付全民复决，不经过议会由选民自己提出立法案，再由全民复决的办法，让人民感觉权力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这种大民主，事实上使得庇隆处于一个可以完全不受权利监督制衡的地位，除了人民――假如人民真的能够监督的话。其必然的结局就是领袖人物受人民直接拥戴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在一个欠发达，中下层人民居多的国家，庇隆主义是个实施简单，易迅速获得大众支持的政治主张模本。对政治家而言，民粹主义的主张能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地动员大众，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再就是，作为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主张，它可以迅速而直接地收到良好效果，它有着难以抵抗的诱惑力。庇隆主义在南美迅速取得了“探戈效应”，南美成了现代民粹主义的试验田。
因深得下层大众和中产阶级拥戴，庇隆式民粹主义有强大的社会心理惯性，容易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１９８９年接替阿方辛上台、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的梅内姆，在竞选时提出的竞选口号和纲领也是典型的庇隆主义――承诺将实现工资的大幅增长和发起生产革命。虽然梅内姆一上台就完全抛弃了原先的承诺，但为谋求第三次连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对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也听之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阿根廷的政治家具有随意开动印钞票机器来满足政治需要的传统”。其结果是，在过去的十年，阿根廷的公共开支增长了一倍，财政赤字增长了６倍。阿根廷的总人口３６００万，而公务员人数则多达２００万。经济改革的成效完全被财政新增的人头吃掉了。
庇隆式民粹主义全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事实上严重破坏了民主的基础：１、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时，往往须借助蛊惑人心的宣传实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为此需要操纵、控制舆论，这就走向了民主和自由的反面；２、在威权领袖面前，议会完全成了一道摆设，威权领袖可以直接越过议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法令去取悦人民，而大众则产生一种盲从心理，把希望寄托在与人民利益“休戚与共”的人民领袖上，对他们而言，代议制民主远不及一位亲民的威权领袖更能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３、大众参与决策而非精英决策，不可能带来理性的回应，直接民主带来的必然是集体非理性。
庇隆式民粹主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破坏是长期而显而易见的，大众民主意识淡薄，普遍迷恋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这也是南美国家无法形成正常的现代民主政治，长时间陷入军人独裁和文人威权领袖交替执政的因由。
福利陷阱
９０年代阿根廷经济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拍卖国有企业。――大量的国有企业是阿根廷庇隆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７０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２０％，涉及电信、民航、石油、化工、铁路、公路、天然气、水力、电力、钢铁煤炭等行业，还包括大批的第三产业。其突出的普遍问题就是效益低下、亏损严重。
庇隆上台后首先就是发起国有化运动，因为当时外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这是主张经济独立的庇隆要改变的对象，此政策长期影响着阿根廷。此外，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很大影响，阿根廷信奉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理论，积极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民族工业，长时间内向发展。但是高关税保护造成阿根廷“幼稚工业”在没有外来竞争的情况下缺乏进步动力，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过度保护使国企竞争力脆弱、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产品成本高昂却被政府人为压低价格，使得国企离开政府的财政补贴就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国企在阿根廷所起的作用最后不过是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事实上它变成了一种福利事业。
为取悦大众，庇隆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事业来提供就业机会，结果造成公共事业人员极度膨胀，效率低下，财政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庇隆将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８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２５％和２４％。这种政策的直接恶果是，任何将减少公众福利和就业机会的政策改动都将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强烈偏好国有企业和福利政策的另一面，是对富裕阶层的打压。庇隆政府制定不得随意解雇、强制提高工资和福利的政策，已使阿根廷的富裕阶层和私营企业处于困难境地，另一方面，私营企业被课以重税，同时在资本市场筹集资本成本高昂，这都使得私营企业发展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政治上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被强烈激化，富裕阶层极端憎恨左翼人士和工会组织；在经济上的结果是，私营企业普遍逃税和资本外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９０年代中期所作的统计表明，在阿根廷，只有５０％的纳税人缴纳了增值税。这次阿根廷经济危机时，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阿根廷能将偷漏税的比率减少１２. ５％，阿根廷的财政收支就不会是赤字，只要阿根廷资本不大量外逃，经济危机可能就不会发生。然而，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利、对私营企业的长期歧视，资本外逃和偷漏税就无可避免，毕竟资本家不是雷锋。
但是，对大众而言，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问题从来不可能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只要政治家能找到危机的外部原因，诸如全球化、市场经济、帝国主义等等，那么，大众丝毫不会认为民粹主义主张本身存在什么问题，错的只是外部环境。民粹主义的福利政策让他们对此有着天然的留恋。
腐败与不公正的土壤
南美著名作家、曾角逐秘鲁总统竞选略萨（Vargas Llosa）在《论拉美自由之未来》的演讲中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腐败已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在很多国家，腐败迅速蔓延，并已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和经济改革。”
腐败一直是困扰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严重问题之一。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喜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安排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岗位。有幸获得这种美差的人，不必天天上班，只需每月露面一次取工资即可。据估计，阿根廷全国共有１０万人享受这种待遇，２００１年用于这方面的“政治开支”高达２０－４０亿美元。
庇隆时期，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或多或少与当时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有关，但在１９８０年代到危机发生前，阿根廷的社会阶层的严紧已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中产阶级开始占重要地位，阿根廷的民粹主义社会基础不再是狂热的普罗大众，而是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事实上，梅内姆在阿根廷进行的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被腐败和社会不公正毁掉的。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的私有化高潮时，共有１２３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获得了１８４. ５亿美元。但这笔资金除了用于收买人头不断膨胀的公共部门支持供他们挥霍外，很大程度上被腐败的权力所猎取，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
梅内姆的改革本已使部分原来享受政府福利政策的下层不满，而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使贫富分化问题加剧，危机则把大批原来中等收入的人制造成新的穷人，这些人被推到了改革的反面。腐败和不公正使得大众对政府能力不再信任，造成民主政府政权合法性的迅速流失，缺少安全感的社会公民不由自主地开始怀念庇隆时代的美好。因此，今天阿根廷及南美国家民主基础的脆弱，除了过去民粹主义思想的侵蚀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的不公正和腐败问题。
略萨谈到南美人对民主的失望时说：“１９９２年以来，我访问过不少拉美国家，到处都听人大讲，我们也需要一位藤森，我们需要一位有魄力的领袖，一位能铲除腐败，能踢走无能的政治家的人物。”
委内瑞拉强人查韦斯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这位声称受过毛泽东影响的民粹主义领袖，上台后将国会改为一院制，修改宪法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未经议会通过就批准了包括《土地法》和新的《石油法》在内的４９项法规，这些破坏民主制度的动作，因其实施了一系列迎合中下层大众心理的政策，而得到坚决的支持和拥戴。
南美洲的威权民粹主义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但是，在一片有深厚民粹主义传统的土地上又有强烈的生命力，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和经济危机时，它会应运而起。阿根廷自１９８３民主化浪潮的降临以来，已彻底结束了威权统治的历史，但必须看到，其民主制度的基础仍是脆弱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普遍存在，使政府的合法性极大流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下降，民主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推行既定的制度，而这正是民粹主义产生的温床。阿根廷的民粹主义复活从新总统杜阿尔德夫妇的庇隆化倾向清晰地表现出来。
民粹主义历史在阿根廷、在南美的终结，将是个漫长的过程，或许如略萨所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切实改变人们，特别是在贫穷的拉美人，对于民主的悲观观望态度的话，那就是增进公正。一旦人们明白，民主制度可以在他们受到损害或权利被侵犯时得到补偿，如果他们的境遇能得到改善，如果他们可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那么他们不仅在原则上拥护民主，也会用实际行动支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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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特写：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新浪网） http://www.sina.com.cn 2002年01月23日
最近，阿根廷政局出现剧变。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后的两周，阿根廷发生了两场社会大暴乱。居民疯狂地洗劫超市、商店，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戒严令和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并同警察发生冲突，导致上百人死伤，上千人被捕。暴乱发生之后，上任才两年的民选总统德拉鲁阿被迫下台，接着又走马灯似地换了三名临时总统。1月1日，经阿根廷立法大会选举的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任期至2003年12月。杜阿尔德政府上台以后，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但阿根廷局势能不能得到控制，杜阿尔德政府的前景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阿根廷这次爆发的是一场政治、经济、社会总危机，是多年来经济下滑、政治腐败和社会分裂造成的必然结果。它给拉美地区和第三世界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沉痛而有益的经验教训。
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稳定
阿根廷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富饶的耕地、牧场和大量石油，人口仅有3600万，而面积几乎和印度相仿。直至上世纪30年代，阿根廷的工业产值还占世界第八位。然而，二次大战以后，阿根廷的经济逐渐衰落。自80年代末以来，其经济更处于极度混乱之中，通货膨胀曾一度超过2000%。
1989年，阿根廷也曾爆发民众抢夺食品的大规模暴乱，与这次居民哄抢超市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那场暴乱把属于激进公民联盟的总统阿方辛赶下了台。此后，属于正义党的梅内姆总统执政10年，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大举借债、固定汇率制以及高财政赤字等经济政策，一度表面上使经济获得好转，实质上却为经济危机埋下了祸种。从1998年开始，阿根廷经济出现滑坡。
1999年，正义党在选举中败北，激进公民联盟卷土重来，德拉鲁阿出任总统。德拉鲁阿上台两年来，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图扭转经济恶化的趋势，但都无济于事。1999年出现经济负增长3.1%，到了2001年，又下降了1.4%。随着经济衰退，百业萧条，工资和养老金也大幅下降，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迅速增长，失业率高达18.3%，造成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最终发生暴乱。
借债过头影响经济发展
向国外借债历来是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为度过经济难关或发展经济通常采取的措施之一，然而借债过头，超过了偿付能力，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种现象在阿根廷表现得特别明显。
阿根廷举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顾国家偿付外债的能力，只顾眼前弥补财政赤字，不计后果地借债。目前阿根廷的联邦公共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300多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6.4%，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偿付外债有困难时，借新债还旧债，这就使国家的外债总额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偿还债务本息的负担越来越重；三是借来的外债大多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消费，在阿根廷的外债构成中，八成用于消费，外国直接投资只占十分之一，出口占9%。
阿根廷借了那么多外债，基本上是吃光花光或者进了贪官污吏的腰包，很少建设像样的大项目。债务负担过重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当还债发生困难时，必然导致经济失控。
金融体制不当引发危机
80年代后半期，阿根廷靠印刷钞票弥补财政赤字，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梅内姆政府执政期间，为遏制通货膨胀，将本国货币比索与美元挂钩，采取比索与美元1比1的固定汇率制度。德拉鲁阿上台以后，沿用了这种固定汇率制度。机械地实行这种汇率制度虽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维系阿根廷比索的美元价格急剧增长，比索的币值因而也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从而大大削弱了阿根廷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失业率大幅增长。
同时，推行这种可以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制度需要充足的美元储备保障，一旦美元储备枯竭的时候，就必然会引发危机。去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贷款，导致发生大规模银行挤兑现象。12月初，政府不得不实行限制取款和外汇出境的措施，引起民众激烈反对，加剧了国内矛盾。
政治腐败是祸根
近几十年来，阿根廷政局经常发生动荡，代议制民主政权走投无路时，就发生军事政变。军政权搞不下去时，就恢复代议制民主制度。各个政党之间以及同一政党内的不同派别之间，为了自己私利，你争我斗，党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上台的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竞选地位，都只能对国家的经济情况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以讨好民心，缺乏整体的治国方案和切合实际的长期发展规划。而在野党则竭力挑政府的毛病，利用人民的不满为下次竞选获胜作准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争夺预算，往往闹得不可开交。贪污腐败，谋取私利，是每一个上台执政集团的共同特点。
一位阿根廷评论员一针见血地指出，阿根廷政府也为某一项目搞投标，但中标的只能是总统的朋友或总统朋友的朋友。这次发生的暴乱和哄抢超市事件，其动因固然是人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但反对党的暗中策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目的就是为了改朝换代，夺取权力。
社会分裂使国家更加难以治理
阿根廷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社会却四分五裂。本来，阿根廷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但是随着政客、贪官污吏、大资产阶级对国家财富的疯狂掠夺，阶级分化日益严重，社会财富更加集中，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各种政治势力拉帮结派，又促使社会各阶层不断组合分化，在政治上各行其是，相互对立现象严重。
哗众取宠的民众主义思潮泛滥，误导普通百姓普遍存在不需经过艰苦努力、只要领先国家和社会施舍即可过上好日子的幻想。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十分淡薄，有四成以上的人不向国家交税。社会的四分五裂使得政府出台的政策，不管正确与否，都难以切实推行。
杜阿尔德政府前景堪忧
杜阿尔德上台以后，组成了新的内阁，先后宣布了一系列应付危机的措施，其中包括停止偿付外债，取消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比索贬值，强制冻结美元定期存款及部分比索定期存款等等。这些措施，一是在经济状况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二是必将对阿根廷的对外形象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三是在国内也是不得人心的。
杜阿尔德政府能否引导阿根廷度过难关，取决于统治集团内部能否保持一致而不发生分裂，取决于广大民众是否会为国家度过难关而甘愿勒紧裤带。冻结存款的措施出台以后，民众大规模的敲空锅抗议、堵塞道路、切断交通事件还时有发生。因此，就目前情况分析，在阿根廷再度发生暴乱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背景资料】阿根廷：70年的动荡
-1930年9月6日，乌里武鲁率部发动政变，推翻了伊里戈延文官政府。结束了阿根廷长达70年的宪制政府。
-1943年6月4日，由拉米雷斯、劳宋和庇隆为首的“联合军官团”将卡斯蒂略政府赶下了台，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庇隆夺取政府实权。
-1946年2月，庇隆以微弱多数战胜激进公民联盟、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开始其第一次执政。
-1955年9月16日，庇隆政府在政变中被推翻，避难至巴拉圭。洛纳尔迪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两个月后被阿兰布鲁将军取代。
-1958年2月23日，弗朗迪西当选总统，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稳定经济计划”，同意比索贬值，取消对外贸易的监督，冻结工资，增加税收，随后招致人民的大规模抗议，爆发全国总罢工。
-1963年7月，人民激进公民联盟领袖伊里亚当选总统，取消对庇隆党和共产党的禁令，并对“稳定经济计划”进行了一系列纠正。
-1966年，翁加尼通过政变上台，激进党政权重新被军事独裁所取代。
-1971年，拉努赛总统同意“还政于民”，恢复法制，举行大选。
-1973年，庇隆主义党赢得大选，重新执政，坎波拉当选总统。7月13日，坎坡拉宣布辞职，为庇隆二次执政扫清了道路。1973年9月23日，庇隆再度当选阿根廷总统。开展大规模国有化运动。
-1974年7月1日，庇隆逝世，由其夫人，副总统伊莎贝尔・庇隆继任总统职位。
-1976年3月，军人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了庇隆夫人为首的政府，庇隆主义运动被禁止，大部分领导人被捕或流亡。
-1982年4月2日至6月17日，英阿马岛战争。
-1983年6月17日，加尔铁里宣布辞职，比尼奥内就任总统，军政府答应举行大选，还政于民。
-1983年12月10日，激进党赢得大选，阿方辛就任总统，军人统治退出阿根廷历史舞台。
-1989年，经济持续不振迫使阿方辛辞职，他在辞职演说中说，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牺牲来减轻人民的牺牲。
-1989年，正义党领袖梅内姆出任总统，任用卡瓦罗为经济部长，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
-1991年，梅内姆政府颁布《自由兑换法》，将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实行1比1兑换，此举成功制止了高达3000%的通货膨胀，经济得以迅速发展，1991~1998年平均GDP增长率达到6%。
-1998年，由于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开始衰落，逼使阿根廷政府大量发放政府主权债券以继续改革和恢复经济，终于酿成债务危机。
-1999年10月24日，激进党主席德拉鲁阿在大选中击败正义党总统候选人杜阿尔德，当选第48届总统，结束了长达10年的梅内姆时代。
-2001年6月8日，前总统梅内姆因涉嫌武器销售案被捕，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在民主制度下被捕的前宪法总统。
-2001年12月，阿根廷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骚乱，多明哥・卡瓦略19日晚正式向总统弗尔南多・德拉鲁阿提出辞职。21日德拉鲁阿总统辞职，参议院议长拉蒙・普埃尔塔成为临时总统。23日萨阿任代总统，后因得不到党内支持而辞职。31日，阿根廷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多・卡马尼奥任临时总统。
-2002年1月1日，前梅内姆政府副总统杜阿尔德出任两周来的第五位总统，担负起挽救阿根廷经济的重任。
-2002年1月6日，阿根廷议会两院通过了包括放弃现行经济模式、实行货币贬值等重要措施在内的经济改革法案。政府当日宣布比索贬值。
-2002年1月10日，阿根廷政府正式宣布强制冻结美元定期存款及部分比索定期存款，阿根廷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