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女性主义与性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名学者李银河博士。她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现在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更尤其关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古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曾几何时，谈性说爱是上不了台面的。请女性性学家来，当然得讲女，也得讲性。让我们欢迎李银河在这个台面之上畅谈《女性主义与性》。
一、身体与美
身体与美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一个难题。女性主义在美的问题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的反对选美的运动属于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批判女性的异化与时尚美女情结。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就是从反对选美开始的。无独有偶，80年代，中国妇女联合会所做出的唯一一次最有个性的宣言也是反对选美。
在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中，选美被视为女性屈从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对容貌美和身体美的追求被视为女性主体的客体化，其中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就是觉得它贬低女性，将女性变成没有灵魂的性对象。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就是要抵制女性必须遵从的规则和某些女性身体标准。女性主义深恶痛绝地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选美：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达不到男性的审美标准。
虽然我国解决温饱问题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但是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美容瘦身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各种各样的选美活动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从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对美的看法加深了一步，美丽神话（beauty myth）问题与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并列，不同的身体、肤色、个头和体重都被认可，美也被从正面接受，是容貌问题上的民主化改革时期。
第三阶段开展了关于美貌问题的论争（beauty debate）：女性主义应当赞成美还是反对美？赞成麦当娜还是反对麦当娜？赞成美容手术还是反对美容手术？美的民主化系统被提出，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自己在美貌问题上的选择。
在当代学术界，无论是女性主义运动之内还是运动之外，人们对“身体”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些女性主义者重新审视斯宾诺莎的观点：身体不是被动听命于心灵的，而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新的身体观认为，身体不是天赋给定的，它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即是历史偶然的，又是社会造就的。（Jaggar, et al., 198）格罗斯（Elizabeth Grosz）认为，忽略身体的物质性是理性统治的条件，虽然理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强调“性别差异就像阶级和种族差异一样，是身体的差异。”“身体必须被重新接受为不是对立于文化而是文化的杰出部分。”（转引自Jaggar, et al., 80）
在西方的启蒙传统中，相对于文化和理性，即所谓“灵”，“肉”一向是被否定的，肉就包括肉身，肉欲，肉体。身体意味着疾病、残疾、衰弱和死亡。身体经验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忍受痛苦。因此，灵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价值，是被崇尚、被肯定、被弘扬的；而肉则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价值，是被贬低、被否定、被压抑的。
在身体的问题上，批判阵营的一员主将是福柯。福柯以非凡的方式对于现代社会做出了惊人的批判。他指出，在民主议会制度和政治自由的新概念兴起的同时，还有一个阴暗的相反的运动：对身体的规训。福柯的“规训”有两重意思：一重是指控制和惩罚的形式；另一重是指知识的学术实体，其中包括历史和生理学。
福柯将权力对身体的统治概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人类身体为中心的，由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将身体功能标准化；另一种则是由人口生理政治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运用调查统计方法来监测和管理人的生与死、健康水平以及预期寿命等等。
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体被权力搞得相当驯服，规训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具有生产性和生殖性。传统社会对身体的惩罚是极其残酷、醒目的；现代社会对身体的规训则表面上看去并不明显，实际上却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福柯把这种控制手段称作生理权力，他认为，现代国家在近几个世纪发明出一种控制人们身体的手段，以此干预个人的私人生活，监测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条件以及存在的各种空间”。
巴特勒的《性别麻烦》是女性主义最完全彻底的对身体的后现代处置。（Jaggar, et al., 327）巴特勒批判西方自启蒙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哲学传统，即“忽视身体，或更糟的是，反对身体”。她的理论关注身体的物质性，通过对异性恋实践的批判，关注“身体被物化为分性别的”方式。（Jaggar, et al., 80）
对女性身体的统治首先表现在对身体规范的训练上面，其中包括对身高、体重、动作、姿势、言谈举止、情感表达、外貌、气味、进餐方式的要求，尤其是对排泄行为的身体控制。规范训练主要是通过羞辱和嘲笑来实施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提议以悲惨低贱（abject）一词来取代客体（object）和主体（sebject）这些词汇，她们想以此表明，这些悲惨低贱之物也是主体的一部分，例如眼泪、唾液、粪便、呕吐物、鼻涕等，它们都是身体器官的记号，是身体的性与生殖器官（其中包括口、眼、肛门、鼻子、生殖器）的产物，主体必须排出这些排泄物以建立“干净和适当的身体”，排泄物既与主体分离，又是它的一部分。（Robinson, et al., 75）
其次是对容貌和身材的要求，例如在某个时期，女性被要求有骨感的身体，女演员更被要求保持骨瘦如柴的身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世上没有女性能够完全不受美的诱惑，爱美之心在西方甚至有一个新词（Looks-ism）。根据1979年对美国女性的统计，她们花在化妆品上的钱是30亿美元，理发费是20亿美元，香水消费20亿美元，皮肤护理消费15亿美元，节食瘦身消费4亿美元。1990年，节食瘦身消费330亿美元，化妆业200亿美元，美容手术3亿美元。（Chancer, 89）许多女性由于减肥而得了厌食症，为了保持体形而长期节食，生活在饥饿之中。女性的美容手术还包括：吸油脂手术、隆乳手术、拉皮手术、去赘肉手术、修鼻手术等等。女性比男性更多做“拉皮”和“割双眼皮”的手术。女性常常视整容为“正常”和“自然”的，而男性并不整容，因为女性被认为必须好看，男性则是“一高遮百丑”。中国的美容业也正处于蒸蒸日上、方兴未艾的阶段。加入“人造美女”的行列成为那些认为自己长得不够“标准”的女孩趋之若骛的理想。
各类媒体全都致力于塑造不真实的性别理想类型。而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并非全都那么坚强、勇敢、成功；女性也并非全都那么苗条、漂亮、时髦。通过将人类身体的病理化，社会使正常的身体和身体功能变成有问题的，比如“超重的”体重，女性拥有发达的肌肉，芭比娃娃体形，38-18-34（英寸）体形等。令女性身体理想化变成了一种时尚，在流行苗条、平胸的时期，大多数女人都要节食；在流行丰乳肥臀的时期，很多女性又要去做隆胸术，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乳房能够达到男权制的标准。因此，女性主义批判认为，阴茎中心文化使女性疏远了自己的身体。
在西方，女性的自我摧残已经成为影响女性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青春期女性的一个主要健康问题是肠胃失调，它在年轻女性中是仅次于情绪低落症的第二大精神疾患。它包括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其特点是对身体体形的摧残。这一切全是由于患者对于苗条有着过份的幻想。典型患者是有天赋、工作勤奋、面容姣好、年龄在13-20岁之间、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女孩。这一疾患主要反映了女性自我摧残、与社会期待适应失常的现象。(伦伯特，1993年) 由此可见，女性身体健康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它还同社会规范、习俗以及两性在社会中的关系、地位等问题有关。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女性的装束、发式以及身体的某个特殊部位也有特殊的规训要求。例如中国女性的缠足，一开始是为了美观的要求，随后造成了一种限制女性走动、外出的后果。在中国国内战争时期，当局还曾禁止所有的女人留短发，并用是否留短发区分一般女人与革命女性、自由恋爱的女人，对后者加以迫害。再如，不只是伊斯兰国家对女人的装束有众所周知的要求，在1991年某西方航空公司开除了一名空姐，理由是她拒绝化妆。而莫桑比克的总统是这样批判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他说：“一个解放了的女人是这样的人：她饮酒，抽烟，穿长裤和迷你裙，沉湎于性放纵，不生孩子。”（French, 100）
针对女性身体的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外阴环切术。这一手术不是从伊斯兰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基督教和泛灵论开始的，但伊斯兰世界中有80%的社会实行这一风俗。
女性一般是如何解释其美容手术动机的呢？第一，她们并不是为了更漂亮，而只是想做一个一般人、正常人、跟别人一样的人。第二，她们做手术是出于自身的意愿，不是被男友或丈夫逼迫去做的。第三，美容手术确实涉及伦理问题，必须找理由为自己辩解。
女性主义应当如何对选美和美容手术作出反应？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女性主义将美容手术视为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倾向；另一方面在发表反对选美、减肥、美容的意见时，女性主义又应当特别谨慎。因为这些事既是违背女性利益的，又有大量女性自愿从事这些活动，这就使女性主义陷入两难境地。
女性主义指出，在整饬自己的身体时，女性的地位变得低下、客体化。在许多男权制文化中，女性只有在外貌、姿态、动作、声音、身材、精神和价值方面达到所谓女性标准，才能受到喜爱、雇佣、提拔，才能被选中，任何拒绝和反抗就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这里，女性受到男性统治的惩罚和规训，这惩罚就包括：失去建立异性亲密关系的机会，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1999年，英国女性主义格里尔（Germaine Greer）出版了《完美女人》一书。她认为，女性仍面临许多不平等和剥削、排斥：在健康、性、工作、教育和政治领域，女性有大量时间花费在规训自己的身体上，以弥补其不够格的体形、高矮胖瘦、重量、肤色、发型、肌肉、化妆效果和情欲以及它不可挽回的衰老。她的生活浪费在不停地打扫已经很干净的东西，喂养并不饿的人，在超市中进进出出。（Dunphy, 129）
在美的问题上，女性主义的解决的办法不外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案就是像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和中国妇联那样，坚决反对选美；反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和病理化；反对使正常的身体和身体功能成为有问题的，需要改造的；减少不必要的美容瘦身；倡导女性不要过多关注外在美和肉体美，更要关注内在美和精神美；充分承认和肯定美的复杂性，将美不仅仅局限于外貌和体型。
第二种方案是反对单方面选女性的“美”，而要选男女双方的“美”，也就是说，用男女两性身体的客体化取代女性身体单方面的客体化。事实上，从影视传媒中看，男性美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审美对象。这一立论的证据有：美男写真集的涌现，以男性为审美对象的杂志以及男性选美大赛等。
还有第三种方案，那就是美的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做出在美的问题上的选择。一个人既可以选择瘦，也可以选择胖；既可以选择按某种社会尺度看属于“美”的形象（比如34-18-34英寸的身材），也可以选择按这种尺度属于“不美”的个人形象。这才是最自由、最少压抑的做法。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允许这种选择，它将是一个使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自由、轻松和愉悦的社会。只是社会规训的力量常常是盲目的、严酷的，并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损失的恐惧使个人不敢反抗，不敢去冒这个风险。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又无时无刻不在诱使人们乖乖地遵循社会的规训，不愿做出个体化的选择。福柯所谓“随时随地的抵抗”就是针对这种规范的力量提出的。只有有越来越多的个人，男人和女人，愿意和能够做出自己个性化的选择和抵抗，规训的强制性力量就会被削弱以至最终被瓦解掉，一个在身体与美的问题上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社会才会最终出现。
二、男女两性的性差异
在对两性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性问题有多么重要呢？性的问题与性别问题各自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在我看来，性别、阶级、种族、性这四个范畴处在同一个数量级上。性与性别是并列的两个范畴。但是性问题与性别问题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跨性别倾向 (transgender) 就和易装、易性、同性恋、异性恋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解构二元结构时，既要解构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结构，又要解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结构。这样性问题就与性别问题连在一起了。性的世界中一个最主要的统治与从属的结构来自性别的差异。当然性别问题还同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文化问题有关，但是性问题是与性别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问题；性角度也是研究两性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
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性的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性与男女两性统治与屈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最为关注的与性有关的问题有：性的性别差异，淫秽品问题，卖淫问题，家庭暴力问题，性解放与妇女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女性主义应当对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第一代性学家艾宾的一个关于男女两性在性方面的差异的观点流行了数百年，很能代表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看法，他认为，在男女两性之间，男性拥有更强的性欲望。这种观念不仅是西方文化的观念，也是世界上许多其他文化对男女性差异的信念。
西方19世纪的性指南上说：“作为一般规律，女性极少有为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她服从于丈夫，但仅仅是为了他的快乐。”(Hyde，400-401) 一位医生 (William Acton) 在1865年写道：“大多数女人很少受到任何性感觉的打扰。在男人是习以为常的事在女人只是例外。”(转引自Hatfield，et al.，95) 1875年，一位泌尿科专家说：一个温良的女性很少渴望在性方面来满足自己。她顺从丈夫，但只是为了让他满意。对于19世纪的女性来说，性交基本上是一件令人厌恶的、残忍的和短促的事情，那时的女性对性活动没有兴趣，也被认为不应当对性活动感兴趣。令事情进入恶性循环的是，由于相信女性基本上是非性的，使那个时期的男性为他们不合格的性表现及忽视性伴侣的需求找到了理由。而男性的此种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与性的疏离。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人类性欲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女性天生是性冷淡的，天生不喜欢性，男人却受性驱使。这一观念甚至渗透到一个世纪之后著名性学家金西的调查当中。金西用自己所获得的资料证明，男性的性生活开始得较早，手淫次数较多，而且从这些活动中达到的性高潮次数较多，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男女的性能力有着本质的先天的差别。作为对于这一现象的经典描述，金西说过这样的话：“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当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需要与不同的伴侣的性关系。”（Barash, et al., 38）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男性比女性的性能量更充分的思想。
关于男性的性欲比女性强这种印象得到了不少经验研究的证明。例证之一是一项对发达社会美国的调查，这项调查是在3500位18岁至59岁的美国人中进行的。调查表明，美国男性一生平均有六位性伴侣，而女性平均只有两位性伴侣。（Nadeau, 75）另一例证是在20世纪50年代对原始部落民的调查，这项调查在一个叫做艾尼斯・比格的部落中发现，男人比女人更多自慰，对性也更感兴趣。土著人认为，这种男女差别的原因是男人吃土豆吃得比女人多的缘故。（Eckes, et al., 35）
在西方的性革命（20世纪60年代）发生之前的时代，男女两性的性行为模式区别一度表现出下列状况：一般说来，男性对各种性活动的容许程度和对性活动感兴趣程度都高于女性。具体说来，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消费淫秽色情品；更多嫖妓；手淫的比例更大，频率更高；男性对各种性关系类型的容许程度都高于女性；主动提出性活动要求的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当中持有以肉体快乐为性活动目的的人数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婚外性关系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假定他人对性感兴趣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对强迫性的性关系的容忍度高于女性；男性成为强迫性性关系受害者的比例低于女性。(Sprecher，et al，149) 在美国，男性性交快感几乎达到100%，而女性当中只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人几乎每次性交都有快感。许多项调查反复证明，有10%的美国女性从未经历过性快感。(Abramson，et al，123) 此外，统计调查表明，在所有“怪异”的性爱好上都是男性的人数多于女性，如兽交、恋物、虐恋等性活动。
另据统计，美国九年级的学生中，有过性交经历的男生48.7%；女生31.9%。十二年级的学生中，有过性交经历的男生占76.3%；女生占66.6%。在婚外性关系上，男女两性也有差别，75%的已婚男性和85%的已婚女性否认有过婚外性关系。（Nadeau, 73）在20世纪70年代，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学生做了一个尝试与陌生人交友并邀请对方上床的试验。50%的男女同意交朋友，但是其中70%的男人同意上床，而同意同陌生人上床的女人一个也没有。即使在米德所调查的男女性别角色相反的社会中，女性的性行为规范还是比男性的性行为规范要严格。（Eckes, et al., 37）
男女两性在性观念上区别最大的还要算是对偶然性关系的态度，比如对于毫无感情投入的“一夜情”的态度。男性对这种关系的赞成程度一向高于女性。在西方社会，男性往往将爱与性分离，女性则往往被培养成将爱、忠实、亲密与性划等号的人。女性从小被教育为性关系要以人为中心，性和爱不可分割；而男性则被教育为性关系要以身体为中心，性的目标是肉体的满足。许多女性认为，只有在有感情的情况下，婚前性行为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于男性来说，有感情当然好，但不是非有不可的。
一项以32个国家为对象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62%的国家中男性对于性伴侣的童贞要求高于女性，其中包括美国；其余38%的国家男女对于性伴侣的童贞要求相等――或者男女两性都认为重要，或者男女两性都认为不重要。(Hatfield，et al.，124)
不仅社会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如此压抑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利，女性自身也会通过社会教化的过程，把这种观念内化，从而形成被扭曲的女性主体。这种女性主体对自身性欲望的压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性关系中绝对不愿表现主动性，对男性采取服从的态度，对男性有恐惧感，不敢坚持提出快感要求，不敢要求充分的刺激，以为一旦男性达到高潮，性交就完成了，只关注给男性带来愉悦，不关心自己的愉悦；第二，对性活动本身的自我压抑，其中包括对性欲望、性唤起和性快感的压抑；第三，性欲低下。(Stimpson，et al.，53)
总而言之，从对男女两性在性问题上的表现及观念的分析中，人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男性比女性的性欲更强，对性事的兴趣更大，对性伴侣数量的需求也更多。
显然，这种传统的以女性为非性的观念同在许多社会中存在的男女双重标准不无关系。经验调查所发现的两性性行为模式的差异并不能说明女性的性欲和性能力确实低于男性，而是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受到了社会规范的压抑从而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的结果。因此，从表面现象看，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似乎超过女性，但如果我们观察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就会发现，这种区别并非来自两性生理的区别，而是来自社会规范的影响。双重标准的社会规范几千年来一直向女性灌输这样的观念：男性的性欲望比女性更强，性能力比女性更大。结果不仅男性相信这种说法，就连女性也对此信以为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性欲低下并非由生理决定，而是受社会规范塑造的结果。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在性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女性的性欲低下、性冷淡和女性这个性别的非性化。
尽管长期以来，无论是科学界还是一般公众都对于男强女弱的观点信以为真，但有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男女两性的性唤起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女性主义因此认为，上述神话之所以能盛行有大可质疑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男权社会为了贬低和压抑女性的性表达、剥夺女性的性权利而有意制造出了那样一种观念。在许多文化中盛行的男性需要多性伴的看法和说法，为男性的性行为其中包括剥削和伤害女性的行为提供了生理的依据。虽然现代科学早已否定了这种貌似科学的以生理学面貌出现的冲动理论，但一般公众中还是有许多人相信这种男女两性生理上的区别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为模式的理论。
在现代的性观念中，人们已经大多认同了男女性欲相近的观念。早在1863年，美国的摩舍博士 (Clelia Mosher) 就做过一项关于女性性行为的调查。调查发现，占样本80%的女性自述有性欲望；72%经历过性快感；64%有避孕经历。(Hyde，6) 她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处于社会气氛极为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些女性还是能够享受到性的快乐，能够表达出她们性的欲望。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男女两性的性活动模式其实是十分接近的，只是男性比女性稍微大胆一些：搂抱行为在男孩中开始于14岁，女孩近15岁；爱抚活动男孩始于16岁，女孩始于16岁半；初次性交男性17岁半，女性18岁；男女两性从拉手到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平均都在4年上下。日本青年从20岁开始接触，但过程较短：男性平均从20岁初吻，到21岁性交；女性平均从20岁初吻，到22岁性交。一项对239项调查资料 (调查对象共128363人，美加地区，1966-1990年) 的分析表明，虽然总的看来，男性对于各种类型的性行为的宽容程度还是略高于女性，对婚前性交尤其是非固定关系的性交的宽容程度也略高于女性，但是这种两性区别以极快的速度缩小直至消失。到1990年时，男女两性的性观念已不再有任何区别。(Hatfield，et al，113-123)
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在中国、芬兰、伊朗、摩洛哥、俄国、瑞典和泰国也在迅速降低直至完全消失。在20世纪70年代的性指南上，常常可以看到类似下面这样的规劝女性的说法：为了唤醒你的潜力，你必须为你自己的性快乐负责，找到使你自己获得性快感的手段。男性可以把他的阴茎供你享用，但是你享用它的程度则是你自己的责任。要珍视被称作欲望的东西。它可能是你最极端的性感觉，别人不能把你的欲望夺走。享受人生，享受你的快乐。(Hyde，400-401)
一时间，发掘和表达女性的性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下面这位女性主义者对自己感觉的描述很能代表这个时期女性对自身性欲的表达方式：“在性活动中，我喜欢用舌头，这种作法会被描绘为屈从，但我的经历告诉我，这种动作富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性，打开了肉体交流的渠道。被插入对于我来说也不是被动的行为，当我的阴道将阴茎包住时，这种动作刺激着我阴道的其他部分，于是我成了性交的主动方。……有时性使我非常悲伤，最令我悲伤的是我不能得到像我想要的那么多。我很喜欢贝杰曼爵士 (Sir John Betjeman) 的一句话，当采访者问他一生有何憾事时，他说，‘我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性。’不过没关系，在我不能做这事时，我还可以写这件事。女人不需要过阴郁枯燥的生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互相拥有，我们还有男人。女人常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依赖他人，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人们在谈论很多世纪的男性压迫，而在我看来是几个世纪的女性的软弱。”(Owens，in Assiter，et al，123)
有些专家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女性比男性的性欲还要强烈。著名性学专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都认为，女性实际上具有比男性更强烈的内在性冲动，这一观点与女性性动力较弱的思维定式针锋相对。作为证据，他们观察了一种发情期的雌性猿，它可以连续不断地性交，一小时高达12次，几乎是不知满足的。在人类的性活动中，男性性高潮后有不应期，可是女性可以连续达到性高潮，这些观察都被视为女性的性能力强于男性而非弱于男性的证据。(Hyde，407)
在一些东方国家的传统性观念中，也有女性性欲比男性强的看法。根据传统印度人的信念，女性能够比男性从性活动中得到更大的快乐。中国古代的性观念也认为，男性的性能力是有限的，而女性的性能力是无限的。英国著名的中国妇女问题专家克罗尔在她关于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著作中，引用了“文革”后一个时期内报刊杂志上大量关于两性差异的说法，发现其中有人将男女两性的性欲做过比较后，得出了女性比男性性欲更强的结论。原因据说是因为女性的性欲长期受压抑，所以变得更为强烈。(Croll，154) 据史学家和性学家的考证，古希腊人也持有女性比男性的性欲望更强烈的观点，但是他们同时认为，女性的自我控制力不如男性。(Jones，in Stanton，54)
在这个问题上，女性主义者斯曼 (Barbara Seaman) 的观点最为激烈，她明确指出：女性的性能力远远超过男性，是天生永不知足的；女性可以拥有无限多的快感――只要她们了解到了自己的潜力。(Coveney，et al，97)
从认为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弱于男性，到认为两性的性欲相等，再到相信女性的性欲比男性强，人们对男女两性的性的看法几经变化。虽然女性的性欲强于男性的看法还不能说服所有的人，但是人们大都已经认同了女性性欲和性能力并不弱于男性这一观点。
在与性和性别有关的问题中，还有一个主动性与被动性的问题。有人提出，性活动本身就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男性是攻击，女性是接受、服从。男性竞争，女性选择。如有雄性用臀部示意雌性，便被称为“同性恋”。
但是，从动物行为模式看，存在着例外的情况，在其中雌性是追求者；雄性是被追求者。例如有一种鱼类，雄性个头较小，颜色也不靓，在性方面比雌性害羞。雌性的颜色更亮丽，肉体上也更有攻击性，在性活动中取主动姿态。而雄性则像灵长类的雌性，养育后代，用腹腔收缩来生育，使人想起雌性的生育动作。还有很多昆虫也是如此，交尾时雄性是在下的、被动的；雌性是在上的、主动的。（Barash, et al., 29-31）
那么，男女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如前所述，不同的社会、文化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滥交的后果对于男女两性是不同的。因为女性要考虑在后代生命的头几年里照顾他们，所以她必须挑选最佳配偶，而男性滥交可以增加留下后代的机会。另一种说法是：原因在于在性关系中，男人追求数量，女人追求质量。还有一种说法是：女人的性总是要与情连在一起，男人却可以接受没有情的性。各种各样的说法中要数前面提到过的部落民的说法最有意思：土著人认为，这种区别的原因是男人吃土豆比女人多的缘故。
对于这种现象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据此认为男性是比女性更优越的性别，因为他的生命力比女性要强；有人则作出相反的评价，认为这恰恰说明女性比男性更优越，因为她的道德比男性要好；也有人看去不偏不倚，他们说，既然男女的区别是生理决定的，就应该充分满足男女两性各自的需求――他们从这里找到了一夫多妻的依据。
在我看来，这件事有三个要点：一是事实，二是原因，三是评价。
先看事实。男性果真比女性性欲强吗？仅仅用一生有几个性伴侣是证明不了这一点的，男人“花心”也许就是因为心太花（从某种道德标准看，就是操守不好），并没有什么生理依据。既然性能带来快乐，有什么证据表明女性就比男性比较不喜欢、不需要这种快乐呢？相反的证据也能找到：女性可以有多重性高潮，而男性高潮之后倒有一个长时间的不应期。如此说来，男性和女性究竟哪一性的性欲更强？这个所谓“生理事实”的确是要存疑的。其实，这是社会文化氛围对男女两性的不同期望所造成的错觉。后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就推翻了上述观点，他们的经验研究证明：男女两性的性反应周期是基本相同的；女人通过手淫达到性高潮的能力绝不弱于男人；而且在一次性交中，女人常常可以多次达到高潮，以此与男人的不应期相比，甚至可以得出女性的性能力高过男性的结论，至少不会低于男性。
再看原因。即使从社会现象上看，男性的确显得比女性性欲强，男性的性伴侣比女性的性伴侣多，也不能只到生理上去找原因。从历史上看，男性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比女性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他们据此制造出一种男女的双重道德标准，要求女性更收敛、压抑自己的需要，甚至要对自己的性欲感到羞耻、惭愧，而男性却不必如此。如果一个男人有很多性伴侣，那是成功、性感的标志；而如果一个女人有很多性伴侣，却是无耻、堕落的标志。我看这个双重道德标准已经足够解释女性的性伴侣少于男性的现象，用不着再去找什么生理原因了。
最后，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现象。我认为，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性伴侣，既不说明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不说明女性天生比男性更贞洁、更有操守，它只是表明，经过几千年男权社会的文化积淀，男女在对待自身性欲望上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是不平等的：男性能够更自由地表达和实现他们的性欲望，而女性则更习惯于压抑自己。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中，男女两性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更加自由的表达和实现，男女两性因此都应当比现在更快乐一些。
三、女性性快感
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在性方面的独特之处有二，其一是人类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性交；其二就是人类女性可以有性高潮，而其他种类的雌性动物没有性高潮，或很少见。因此，人类这一物种的女性性高潮几乎可以说是灵长目动物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对此，有一种从社会生物学角度出发的进化论式的分析：人类女性性欲高潮的发展是由于人类婴儿生来就特别不能自立，需要父母照顾。女性性欲高潮以及女性在月经周期的任何阶段对性一直感兴趣就是为了维系永久配偶而发展起来的。
人类对女性性高潮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早年，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将女性的性快感划分为阴蒂快感与阴道快感。前者是不成熟的表现；后者才是女性在性方面成熟的标志。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中还有人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演绎：女性从前青春期到青春期的一个主要课程是学习从阴蒂高潮转向阴道高潮，这种转变象征着从主动性到被动性的转变。阴蒂高潮象征主动，这是作一个真正女性化的女人应当抛去的男性成分。
对这一理论的第一次否定是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仪器发现手淫和性交得到的性高潮是同一种生理反应过程时完成的，那时，几乎没有人还相信弗洛伊德式的两种高潮的区分了。
然而，由于佩里和惠普尔于1981年提出“G点”理论，人类对女性性高潮的认识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他们二人继续了欧内斯特・格拉芬伯格的工作，得出如下结论：阴道前壁存在着一个性高度敏感区域，该区被他们称为格拉芬伯格区或G点，它由像阴茎和阴蒂一样的勃起组织构成，在高潮时能像男性高潮射精一样射出化学成分相同的分泌物。G点的发现重新肯定了阴蒂高潮与阴道高潮的划分。但是，他们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他们并不认为两种高潮中哪种更优越、更成熟，反而认为它说明女性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性快感。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提出，仅有不到10%的女性存在阴道前壁敏感区即G点。
在男女两性的性差异问题上，一个著名的也是最遭女性主义诟病的理论是阴茎嫉妒理论。阴茎嫉妒理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中的一个主要理论。它的观点是，女性在幼年期发现自己没有阴茎，于是对男性的阴茎产生嫉妒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女性主体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阴茎嫉妒力量实际上是在暗示：女性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缺失”、“萎缩”和“衰退”的性器官，只有阴茎才是唯一有价值的性器官。女性虽然有一个阴蒂，但是它远远不能同高贵的阴茎相比，甚至也比不上她身上洞型的管道――它在性交中接纳和抚摩阴茎，对于女性来说，阴蒂是一个非法的或男性气质的器官，它转向自身，自我接纳。（Jackson, et al., 79）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阴蒂快感不可能是成熟女性的自然的方式，要想达到成熟境界，必须从阴蒂快感过渡到阴道快感。而这在生理上不可能做到（因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实验室研究业已证明，这两种快感实际上是同一种快感。即使按照格拉芬伯格的发现，也只有少数女性才能够区分两种快感），致使许多女性有挫折感和沮丧感。更重要的是，如今女性必须要靠男性插入才能获得快感的神话已经被否定掉了，女性现在在性上可以不依靠男性而独立了。于是，女性主义对阴道快感的神话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既然女性可以选择其他形式的快乐，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快感还是必不可少的吗？（Jackson, et al., 111）
在西方，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把性快感看成不道德的、堕落的、邪恶的或者不正常的体验。中世纪教会的性观念主宰欧洲时，强调男子射精时间越短越好，以防止女性获得性高潮。为了打破这种观念，西方学者常常引用中国古文化中关于女性性高潮的观点作为对比。中国有关的古籍上主张，对于男人来说，理想的状况是尽量延长性交时间，男人在性交过程中所吸收的阴的本质的多少视性交时间长短而定；男人还必须成功地激起女方的性高潮，使其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性能力。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有一个独特的观念，即认为女方的性高潮对于其自身和男方都是同等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虽然在近现代有所改变，但这种文化的底蕴还深藏于社会的心理之中。
直到金西调查的发表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采用先进手段对性快感所做的科学研究完成之后，才彻底地改变了西方人对女性性高潮的否定态度，人们才最终接受了性快感是自然的、重要的人类生理机能的观点。即使如此，根据金西调查，在美国，还是约有10%的女性从未达到过性高潮；在婚后第一年中，约75%的妻子至少达到过一次；到结婚约20年以后，性高潮累计发生率达到90%。
不幸的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潮恐惧症”之后，人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性快感是正当的”观点到了这些人那里，竟然变成了凡性交必须使自身及性关系的对方得到快感。男人以为，他们每逢与女人性交，都必须使对方达到性高潮；女人们则以为，如果她们不能每次都有高潮体验，她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为此，性学专家康诺利提出了“高潮强迫症”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对性高潮近似强迫症似的追求，是一种异化的表现。人们总是焦虑地强调要获得性高潮，强调满足对方。男人往往郑重其事地问女人，她“达到高潮”没有？她有没有“大快感”？要不便是用某些委婉的话来问女方满意没有。而波伏瓦等人都曾指出，在这种时候，这类话是女性最不愿意被问到的问题。
根据一项近期的调查，中国女性中竟然有26%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近80%不知道阴蒂在哪里。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与西方女性中只有10%从未经历过性高潮的情形相比，地域与文化的差异竟然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真不可思议。比起已经超越了性快感的享受，进而受到“高潮强迫症”困扰的西方女性，我们社会中的女性简直就像生活在原始部落中的人们那么古朴。在不知快感的情况下，许多中国女人居然就那样忍受着毫无乐趣可言的性事，为男人服务，还生了数以十亿计的孩子，真是太难为这些女性了。
如果用福柯的“凝视”意象来分析，西方女性在获取快感方面更能感到社会凝视的压力，而中国社会的“凝视”目光还没有转向这个方面――这决不是说中国社会的“凝视”范围窄些或程度差些，只是说它的凝视贯注在其他方面，如非婚性关系，各种“变态”的性活动等方面。弗洛伊德也曾注意到，在对待性高潮的态度上的确存在着文化的差别：在某些社会里，女性的性生活比西方社会要单纯。只要她的情人或丈夫乐于与她行房，她便心满意足；她从不担心自己是否性冷感 (frigid) 或能否到达高潮，很可能她从不知高潮为何物。但在西方社会中，男子必须使女子能经历所谓“高潮体验”，才敢相信自己算个男子汉；女方则不但必须使男方经历高潮，以证明他是个男子汉；她还需要自己拥有这种经验，来证明自己是个女人。否则就要担心自己患上了性冷淡的毛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文化的涌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西方文化中对性快感的看法。我想，它对中国女性对性快感的想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应当既反对“高潮恐惧症”，又避免“高潮强迫症”，使广大的中国女性能够享受到健康、美好的性生活。
四、女性主义的性政治
跨文化研究表明，一个社会女性的权力与男性的权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越小，她们的性行为越受到禁制。因此，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主义性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扩大女性的性自由权利。女性主义的性政治经历了一个从反性到性自由的过程，其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以女同性恋作为取代异性恋的政治实践的阶段。也可以这样说，在女性主义性政治中，存在着这样几种政治力量，一种是反性派女性主义，另一种是性自由派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一个特例，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特殊政治群体。
在世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女权意识的高涨，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但是，即使在女性主义内部，对于性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虽然都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规范，但是这种改变一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反动的方式；另一种是进步的方式。反动的方式是用规范男性的欲望、提倡男性的纯洁的方法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状况；进步的方式则是通过为女性赋权来解决男女性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这种两种方式、两种主张一直处于不断的论争当中。女性主义的性政治也始终分为反动与进步、反性与性自由的两派。
早在上个世纪，女性主义刚刚兴起时，运动的骨干分子，那些中产阶级的白种女性就集合在“纯洁社会”的旗帜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女性自治和选举权，另一个是要求男性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像女性一样保持纯洁。她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女人投票，男人贞洁。”(Jackson，in Coveney，et al，22) 在19世纪末，英国女性主义者霍普金斯 (Hopkins) 活跃于白十字军的活动中，该会会员的义务包括：第一，尊重女性，尽力保护她们不受罪恶的侵害；第二，尽力避免粗俗的用语和玩笑；第三，在维护贞洁法律方面坚持男女平等；第四，在同伴中广为传播上述原则，帮助年轻的兄弟；第五，尽一切可能实现“保持自己的纯洁”的要求。(Jeffreys，in Coveney，et al，27-28)
在19世纪后半叶的所谓纯洁社会运动中，女性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联合起来反对卖淫，反对社会不道德现象，尤其反对仅仅要求女性贞洁却容忍男性到妓女那里满足他们的淫欲的男女双重标准。禁娼运动打出的旗帜是“社会卫生”，运动的一个后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卖淫成为非法行为。但这一非法化的后果是卖淫活动的分散化，转入地下，与集团犯罪合流。19世纪的社会纯洁派女性主义者以保护妇女的名义阻止女性卖淫，指责女性的性开放和自慰行为是罪恶，目的是鼓励女性接受由传统异性恋婚姻来定义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女性主义反对卖淫、淫秽品和同性恋的历史渊源。从反对男性罪恶的立场出发，这种取缔运动播下了反对所有性越轨行为的种子。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女性主义反性派的主张已经从要求男性贞洁演变为彻底反对一切性行为。反性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德沃金 (Andrea Dworkin)，麦金农 (Catharine MacKinnon) 和英国的杰弗瑞斯 (Sheila Jeffreys)。她们的理论框架是保守主义的性观念，强调以男性处于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对女性的威胁。由于她们把异性恋的性行为视为男性统治的生理基础，所以认为要反对男性统治就要反对性行为。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两性之间的性关系本身。
德沃金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异性性交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奴役、贬低、玷污和压迫。她声称，“如果人类的目标是普遍的和平，那么结束性交将是一个基本的完全符合逻辑的步骤。”她还公开承认，“我就是拒绝说我不反性。”(转引自Abramson et al，181-182) 德沃金1992年11月在伦敦对《晚报》记者说：“事实就是女人并不那么喜欢性交。性高潮的稀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为自己喜欢性，就像有些奴隶以为自己喜欢摘棉花一样。”(转引自Grant，9)
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杰弗瑞斯则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从所有未经邀请的男性接触中解放出来。”(Jeffreys，in Coveney，et al，22) 在《反对快感》一书中，杰弗瑞斯说：“异性恋就是使男性优越的社会得以形成的体制，因此它必须被废除。”她斥责那些屈服于对男性的欲望的女性，说她们的倾向是男权思想的回潮。杰弗瑞斯将异性恋与其性别基础相分离，置于另一种两分结构中，即两性权力区别的结构中。她认为，“异性恋欲望是性感化的权力差异……它起源于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使在同性关系中也可以存在。”(转引自Wilton，in Adkins，et al，106)
麦金农在谈到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同男性建立平等性关系的女性时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你高兴；接下来的反应是，你可能有没看明白的地方；我最后的反应是，再等等看。真实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是在两性不平等的情况下经历性行为的。在观察了我的许多朋友之后，我得出结论，平均来说，男女双方一般只有两个星期的平等。”(MacKinnon，in Stanton，132-133)
反性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异性恋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是受压迫的阶级，这一压迫是通过性统治和性控制实现的。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实现的。直接方式是指通过强奸及其他明显的性强迫方式；间接方式是指女性被教育成把自己身体的性殖民化当作性快感来对待。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还拥有一种其他压迫机制所没有的“合法性”，那就是以男性的性本质作为社会控制的力量。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强奸，性谋杀，在街道上、家庭中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儿童的性虐待 (其中90%是女童)，打淫秽电话等。女性不断受到男性性暴力的威胁，不断被提醒她们所处的低下地位，不断因为是女性而受到惩罚。性暴力表明，统治、贬低、羞辱女性的欲望只不过是天生的正常男性性本质的极端形式而已。这些正常的男性性本质包括暴力，攻击性，阴茎中心，性与爱的分离，女性的客体化，恋物倾向，不可控制的性冲动等等。(Coveney，et al，13-17)
反性派女性主义就是这样将两性间的性行为定义为男性权力的实践。反性派女性主义活动家用这种观点向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挑战。这就是她们对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分析的基调，也是她们对男性的性定义和性结构所做的基本分析。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二个攻击目标是性的商业化。在西方，女性参与性工业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五大类：脱衣舞女，色情舞女，卖淫女，色情电影女演员，色情照片女模特。激进女性主义者反对所有这一切，认为这是女性的商品化，而女性的商品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是父权制环境中使男性无条件接触女性的合法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否定这些活动，但她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她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妇女的贫困和妇女在经济上受歧视造成的，是经济上的受压迫地位导致妇女成为男性的性客体。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三个攻击目标是性解放和对性的开放态度 (be promiscuous)。她们认为，如果性解放的条件由男性来决定，性解放就绝不是女性的解放。在70年代末期，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激烈抨击与陌生人发生的开放的性活动，那些在单身酒吧和夜总会寻找性伴的性活动。此类性活动，以及虐恋性活动，成人与少男少女的跨代性活动，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性活动，都被划归统治与屈从的父权制关系，被认为是反女性主义和反女性的。她们认为，女性看重的是亲密的性关系和浪漫的温存，不喜欢情感淡漠的性关系和作为性客体的“一夜情”。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女性来说，良好的性活动是那些使她在暴露自己的性的弱点时感到安全的性活动，而不是使她感到存在着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威胁的性活动。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真正能够使她满意的性活动就是同一位可爱的忠实的伴侣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性活动。在这个艾滋病时代，开放的性被视为危险的性，开放的性有多个性伴，而有多个性伴被视为不安全的性。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四个攻击目标是女同性恋活动。在1969至1971年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 (NOW) 企图将女同性恋者从她们的组织中清除出去。这种倾向被弗里丹 (Betty Friedan) 称为“紫色威胁 (lavender menace)”，是向男权主义性关系的倒退，会对女性主义运动造成损害。但是在随后的10年间，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成为妇女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对女性主义政治与女同性恋性倾向的这一结合的最佳表述是阿特金森 (Ti-Grace Atkinson) 的一句名言：“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然而，由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性倾向看作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而仅仅视为一种性倾向或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概括在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中间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提法。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五个攻击目标是所有的“反常”性活动。在1980年，全国妇女组织提出反对虐恋和跨代性关系，提出的原因同10年前反对女同性恋一样，即父权制的压迫性的权力关系与女性主义原则不符。这些受到攻击的所谓“反常”性倾向除了虐恋和跨代性关系之外，还有异装倾向，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关系等等。反性派认为，上述倾向是具有压迫性质的传统男权制中的性角色分工的再现，而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此外，易性倾向也在被批评之列，易性者被批评为希望按照父权制模式给自己换一个“正确的”身体。
总之，她们给所有这些“反常”的性活动戴上了一顶“政治上不正确”的帽子，她们把具有压迫性质的、男性中心的性关系称为“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反性派女性主义者认为，无论是男同性恋中成人与少年的关系，女同性恋中分男角女角的关系，还是虐恋关系，都属于具有压迫性质的性关系，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为这些性关系所做的辩护则认为，上述关系并不是对父权制的统治屈从关系的模仿，它是人们探索自己的性本质的具有正面价值的创造性的方式。在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看来，反性派女性主义者制造了一个具有压迫性质的性环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压迫性，至少是同旧的压迫制度相等的，它拒绝了男女两性充分实现其热情和快乐。
在反性派女性主义和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的论争中，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一度被称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她们的观点认为，异性恋是男性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的中心所在，只有女同性恋才是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是女性主义者。然而，女同性恋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关系，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间不建立性关系。“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这一口号风行一时。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国，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性本质和修正自己的性实践。有些人脱离了男性，开始与女性结为伴侣，或者仍然保留异性恋关系，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动。她们认为，对女性的任何插入式性行为都属于侵犯行为，它有损于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对于男性来说，它是权力和主宰的行为，它使男性变得强大，不仅超越一个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体。英国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组织利兹革命女性主义团体就持有这种看法。(Cooper，43) 对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些改变被视为性革命的开端。
在当时的女性主义阵营中，许多女性认同女同性恋，不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性倾向，而且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选择。这一选择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她们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权力和统治的成分。由于女同性恋拒绝了两性关系而选择了女性，她就蔑视了现存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政治潮流中，许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恋并不一定是性倾向上的女同性恋。
这种政治性的女同性恋是对一个理论的最终拒绝，这一理论认为，性仅仅是女人不得不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则认为，作为女性阶级的一员，我们性实践的政治意义只有两种：或者是对性阶级及异性恋意识形态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再生产；或者是脱离异性恋及其意识形态。(Cooper，44) 由于这种观点过于激进，难以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同，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的分离主义的性革命一直没有到来。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中的最极端者认为，作为女同性恋者不仅意味着异常的性行为，而且意味着异常的性别行为：不屈从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以及性别的反叛，甚至是彻底脱离女性这一性别，把女性性别本身视为象征性和实质性地对男性权力的服从。在这一激进女性主义的模式中，性别不再限于男女两种，而至少有三种：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恋。
概括地说，当时的政治性女同性恋者不仅把性看作个人行为，而且看作一个斗争的舞台，在这一斗争中，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屈从或者被巩固和维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战。她们反对把性仅仅看成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杰弗瑞斯指出：“一个基本假定认为，性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或许社会与政治压力对卧室中发生的事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性行为并不被认为能够影响卧室之外的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结构。性被理解为私人生活的最为个人的领域，因此规范男性性行为的妇女运动被视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误解就不足为怪了。”(Jeffreys，in Coveney，et al，23-24)
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潮流开始消退。女同性恋者“变为正常人”；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寻求插入式性活动的快乐；许多认同女性主义的女同性恋者公开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话语，以颇具危险性的语言取而代之，例如操，来快感，虐恋，皮革服装等等。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有时会故意使用一些惊世骇俗的话语，以矫枉过正的冲击力来对付传统的男性话语和男性观念。在1970年，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里尔 (Germaine Greer) 激情澎湃地写道：“革命的女性可能会参加妇女解放组织，痛骂警察，对他们大喊大叫，同他们格斗，但是你听到过任何一个在街上游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说‘来发掘它吧，女阴是美的’吗？伊甸园就是女阴。美丽圣人曼朵拉就是女阴。神秘的玫瑰就是女阴。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门。女阴就是将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女阴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动。女阴就是性感科学的象征，是对疯狂征服一切的技术的必要的更正。裙子必须掀起，紧身内衣 (女人穿它的历史只有一个世纪) 必须永远抛弃。发掘女阴的时刻到了，而女人必须首先来做这件事。”(转引自Grant，10)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兰特指出：“阴茎统治的时间太长了。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公元前430年-420年的水瓮，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在浇灌一排竹笋一样的阴茎。这种女性为男性的性器与权力的图腾服务的图景已延续了太长的时间。下一步将不可避免发生的将是以阴蒂阴道为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如果没有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未来的性将推翻阴茎中心主义，结束压制同性恋的法律，将有更多的阴蒂中心的活动。”(Grant，260-266)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麦肯西则这样说：“为什么女性主义还在赞赏天真？为什么天真仍被视为美德？性压根就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尊崇天真？难道它的对立面是有罪的和应受责备的？我们好像不应当喜欢性，我们不被鼓励对性持有正面的看法。如果我们有了性经历或者承认自己喜欢性，就会被视为‘肮脏’或‘堕落’。我们对被人视为‘妓女’怕得要死，以致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一旦参与性活动，我们在其中只能是受害者。‘可敬的’女性 (包括女性主义者) 仇视喜欢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暴力和强迫的男性的完全的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性就不再是女人为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东西 (家庭、婚姻、爱情、安全等) 所付出的‘代价’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欢性，那些只是为了保持某种关系而不得不欺骗自己、出卖自己来忍受性的折磨的女性就丧失了这样做的理由了。”(Mackenzie，in Assiter，et al，140-142)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只反对性别主义，不反对性。她们对德沃金和麦金农等人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它在两个层次上过于简单化的。其一，将女性所受的压迫简化为性客体化和性压迫；其二，将性视为仅仅是男性对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对女性完全是负面的、危险的事。性可以成为一种压迫机制，但它也可以成为女性正面发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觉和思想和行动。反性的女性主义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异性恋的目的和性别主义就是男性想让女性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乐的阴谋。
当然，性自由派对于男权社会中的性也不是毫无批评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对男权社会中的性的批评认为，非个人化的纯粹为性而性的行为是男性的变态表现，男性应当向女性学习的是，性可以是一种范围更广的、更富于情感的表达方式。虽然她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男权主义的性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绝不是反对性本身。
性自由派很重视福柯的思想。福柯对于女性主义的吸引力在于，他激进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以及他关于性是由权力构成的而不是仅仅是受到权力压抑的这一观点。尽管福柯很少关注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但是他对身体的关注，他将身体当作话语权力的弥散的载体这一思想，开启了主体性别化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身体长期以来一直与低下、异类、被压抑者、肮脏、恶心、性以及女性联系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为人的身体“正名”，使之“登堂入室”，令女性主义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欢迎男同性恋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他认为，“这就使同性恋能够表明，他们对男性的爱好并非阴茎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转引自Halperin，89)
福柯关于女性主义与性的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他们试图将女性限制在性的领域。多少世纪以来她们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么都不是。’而这种性根据医生们的说法是脆弱的，几乎总是病态的，或总是包括病态在内的。‘你是男性的病态。’但女权运动做出了挑战性反应：我们天生是以性为主的吗？那么好吧，让我们就这样独特地存在，就这样以我们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让我们接受它的后果，重新创造我们自己这种类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存在……”(Foucault，1988，115-116)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性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在60和70年代初，大多数女性接受被动角色。她们避开性这一罪恶，通过幻想强奸来躲避对性欲的罪恶感。在传媒中，女性总是被表现为非性的，使人联想到死亡与责任。各类传媒总是将女性表现为避开欲望的、讨厌快感的、在性方面天真无邪的人物。在经历了性革命之后，女性的性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女性幻想着掌握她们喜欢的男性，与许多人共享性快乐，以她们愿意和喜爱的方式付出和获得她们所向往的一切性快乐。
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性心理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性革命并未因里根和撒切尔的当选而停止，它在私人领域内化和发展。性的虚无主义的泛滥、艾滋病的肆虐、死亡的威胁以及对未来的失望被新出现的女性丰富多彩的性活动所扼制，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更是在性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性作为生命力的培养力量，将生殖器当作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精神相分离的肉体来看待。她们用性的语言、图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们将性的检查制度视为反艺术和反人性的。她们通过对性的肯定为自身赋权。她们通过爱上性的自我而获得快乐，治疗这个病态的世界。
有西方学者将性道德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的性活动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卖淫、通奸和随意的性交都不算不道德行为。在第二阶段 (从纪元到20世纪中期)，只有婚内的性活动才是道德的。在第三阶段，人类将享有完全的性自由。第一、三两阶段的区别在于，第一阶段只有男性享有自由，第三阶段女性也享有自由。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用福柯的话来说，在近现代，出现了性的话语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从孩子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到老人的脑中风。福柯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目标就是破除科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经营的性专业的神秘性，破除性的确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即某种固定的性冲动，一种本质。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话语。福柯研究这些话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性的观念，又是如何规训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
福柯认为，性的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没有单一的性史，只有多个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关。对福柯来说，性存在于权力关系的交差点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俗人之间，行政机构与人口之间。
按照福柯的逻辑，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反击压迫时，例如如用女性主义话语挑战男尊女卑，用同性恋话语挑战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变态的医学话语时，我们就进入了统治话语的领域。我们发明了新的标签和身份，它在向压迫挑战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压抑我们：使我们陷入一种身份；强迫我们遵循我们所从属的群体或社区的规范；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21世纪的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或反对性别主义的人，应当怎样思想，怎样做。按照福柯的思路，性专家垄断了传媒上的知识，向我们销售一套适应我们身份的商品。我们刚想改变一个体系，立即就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和话语在不断改变，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开它们。因此，抵制和反抗是一个持续的事业，它在随时随地发生着。按照福柯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事态并不是性的解放，而是权力在性问题上的新话语与新技术对旧话语和旧技术的胜利。
虽然女性主义对福柯赞赏有加，但是也批评了他的性别盲点：他处理人的身体好象它是非性别的。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女性被规训为比男性更加驯服的身体，而这一点被福柯完全忽略了。最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福柯在重新制造女性的“不可见性”。（S. L. Bartky，转引自Dunphy, 29）人无完人，福柯不是神，他也有着源于自身社会地位和处境的种种不足之处。像他这样涉猎了很多学科和很多重大话题的“一般知识分子”（相对于特殊的专业知识分子）竟然几乎没有提到过性别问题，不能不被认为是他所处的优越社会地位（白人，男性）和性倾向（男同性恋，与女人几乎不发生关系，对异性毫无兴趣）所带来的局限。
傅光明：李银河从社会学角度给我们讲了女性主义与性。我想，科学地了解和认识性，有助于了解和认识人的自我。至少女性朋友听了以后，可以意识到性对与女性自身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女性也不是非性的。李银河在她的书里有段话，我觉得说得特好：从人本主义角度说，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行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性与爱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视人的自我，它就会重视性与爱；如果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轻视人的自我，它就会轻视性与爱。有个祝愿，愿男女两情相悦，男欢女爱，共享“性”福。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名学者李银河博士。她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现在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更尤其关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古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曾几何时，谈性说爱是上不了台面的。请女性性学家来，当然得讲女，也得讲性。让我们欢迎李银河在这个台面之上畅谈《女性主义与性》。
一、身体与美
身体与美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一个难题。女性主义在美的问题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的反对选美的运动属于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批判女性的异化与时尚美女情结。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就是从反对选美开始的。无独有偶，80年代，中国妇女联合会所做出的唯一一次最有个性的宣言也是反对选美。
在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中，选美被视为女性屈从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对容貌美和身体美的追求被视为女性主体的客体化，其中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就是觉得它贬低女性，将女性变成没有灵魂的性对象。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就是要抵制女性必须遵从的规则和某些女性身体标准。女性主义深恶痛绝地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选美：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达不到男性的审美标准。
虽然我国解决温饱问题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但是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美容瘦身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各种各样的选美活动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从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对美的看法加深了一步，美丽神话（beauty myth）问题与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并列，不同的身体、肤色、个头和体重都被认可，美也被从正面接受，是容貌问题上的民主化改革时期。
第三阶段开展了关于美貌问题的论争（beauty debate）：女性主义应当赞成美还是反对美？赞成麦当娜还是反对麦当娜？赞成美容手术还是反对美容手术？美的民主化系统被提出，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自己在美貌问题上的选择。
在当代学术界，无论是女性主义运动之内还是运动之外，人们对“身体”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些女性主义者重新审视斯宾诺莎的观点：身体不是被动听命于心灵的，而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新的身体观认为，身体不是天赋给定的，它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即是历史偶然的，又是社会造就的。（Jaggar, et al., 198）格罗斯（Elizabeth Grosz）认为，忽略身体的物质性是理性统治的条件，虽然理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强调“性别差异就像阶级和种族差异一样，是身体的差异。”“身体必须被重新接受为不是对立于文化而是文化的杰出部分。”（转引自Jaggar, et al., 80）
在西方的启蒙传统中，相对于文化和理性，即所谓“灵”，“肉”一向是被否定的，肉就包括肉身，肉欲，肉体。身体意味着疾病、残疾、衰弱和死亡。身体经验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忍受痛苦。因此，灵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价值，是被崇尚、被肯定、被弘扬的；而肉则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价值，是被贬低、被否定、被压抑的。
在身体的问题上，批判阵营的一员主将是福柯。福柯以非凡的方式对于现代社会做出了惊人的批判。他指出，在民主议会制度和政治自由的新概念兴起的同时，还有一个阴暗的相反的运动：对身体的规训。福柯的“规训”有两重意思：一重是指控制和惩罚的形式；另一重是指知识的学术实体，其中包括历史和生理学。
福柯将权力对身体的统治概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人类身体为中心的，由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将身体功能标准化；另一种则是由人口生理政治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运用调查统计方法来监测和管理人的生与死、健康水平以及预期寿命等等。
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体被权力搞得相当驯服，规训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具有生产性和生殖性。传统社会对身体的惩罚是极其残酷、醒目的；现代社会对身体的规训则表面上看去并不明显，实际上却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福柯把这种控制手段称作生理权力，他认为，现代国家在近几个世纪发明出一种控制人们身体的手段，以此干预个人的私人生活，监测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条件以及存在的各种空间”。
巴特勒的《性别麻烦》是女性主义最完全彻底的对身体的后现代处置。（Jaggar, et al., 327）巴特勒批判西方自启蒙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哲学传统，即“忽视身体，或更糟的是，反对身体”。她的理论关注身体的物质性，通过对异性恋实践的批判，关注“身体被物化为分性别的”方式。（Jaggar, et al., 80）
对女性身体的统治首先表现在对身体规范的训练上面，其中包括对身高、体重、动作、姿势、言谈举止、情感表达、外貌、气味、进餐方式的要求，尤其是对排泄行为的身体控制。规范训练主要是通过羞辱和嘲笑来实施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提议以悲惨低贱（abject）一词来取代客体（object）和主体（sebject）这些词汇，她们想以此表明，这些悲惨低贱之物也是主体的一部分，例如眼泪、唾液、粪便、呕吐物、鼻涕等，它们都是身体器官的记号，是身体的性与生殖器官（其中包括口、眼、肛门、鼻子、生殖器）的产物，主体必须排出这些排泄物以建立“干净和适当的身体”，排泄物既与主体分离，又是它的一部分。（Robinson, et al., 75）
其次是对容貌和身材的要求，例如在某个时期，女性被要求有骨感的身体，女演员更被要求保持骨瘦如柴的身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世上没有女性能够完全不受美的诱惑，爱美之心在西方甚至有一个新词（Looks-ism）。根据1979年对美国女性的统计，她们花在化妆品上的钱是30亿美元，理发费是20亿美元，香水消费20亿美元，皮肤护理消费15亿美元，节食瘦身消费4亿美元。1990年，节食瘦身消费330亿美元，化妆业200亿美元，美容手术3亿美元。（Chancer, 89）许多女性由于减肥而得了厌食症，为了保持体形而长期节食，生活在饥饿之中。女性的美容手术还包括：吸油脂手术、隆乳手术、拉皮手术、去赘肉手术、修鼻手术等等。女性比男性更多做“拉皮”和“割双眼皮”的手术。女性常常视整容为“正常”和“自然”的，而男性并不整容，因为女性被认为必须好看，男性则是“一高遮百丑”。中国的美容业也正处于蒸蒸日上、方兴未艾的阶段。加入“人造美女”的行列成为那些认为自己长得不够“标准”的女孩趋之若骛的理想。
各类媒体全都致力于塑造不真实的性别理想类型。而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并非全都那么坚强、勇敢、成功；女性也并非全都那么苗条、漂亮、时髦。通过将人类身体的病理化，社会使正常的身体和身体功能变成有问题的，比如“超重的”体重，女性拥有发达的肌肉，芭比娃娃体形，38-18-34（英寸）体形等。令女性身体理想化变成了一种时尚，在流行苗条、平胸的时期，大多数女人都要节食；在流行丰乳肥臀的时期，很多女性又要去做隆胸术，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乳房能够达到男权制的标准。因此，女性主义批判认为，阴茎中心文化使女性疏远了自己的身体。
在西方，女性的自我摧残已经成为影响女性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青春期女性的一个主要健康问题是肠胃失调，它在年轻女性中是仅次于情绪低落症的第二大精神疾患。它包括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其特点是对身体体形的摧残。这一切全是由于患者对于苗条有着过份的幻想。典型患者是有天赋、工作勤奋、面容姣好、年龄在13-20岁之间、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女孩。这一疾患主要反映了女性自我摧残、与社会期待适应失常的现象。(伦伯特，1993年) 由此可见，女性身体健康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它还同社会规范、习俗以及两性在社会中的关系、地位等问题有关。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女性的装束、发式以及身体的某个特殊部位也有特殊的规训要求。例如中国女性的缠足，一开始是为了美观的要求，随后造成了一种限制女性走动、外出的后果。在中国国内战争时期，当局还曾禁止所有的女人留短发，并用是否留短发区分一般女人与革命女性、自由恋爱的女人，对后者加以迫害。再如，不只是伊斯兰国家对女人的装束有众所周知的要求，在1991年某西方航空公司开除了一名空姐，理由是她拒绝化妆。而莫桑比克的总统是这样批判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他说：“一个解放了的女人是这样的人：她饮酒，抽烟，穿长裤和迷你裙，沉湎于性放纵，不生孩子。”（French, 100）
针对女性身体的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外阴环切术。这一手术不是从伊斯兰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基督教和泛灵论开始的，但伊斯兰世界中有80%的社会实行这一风俗。
女性一般是如何解释其美容手术动机的呢？第一，她们并不是为了更漂亮，而只是想做一个一般人、正常人、跟别人一样的人。第二，她们做手术是出于自身的意愿，不是被男友或丈夫逼迫去做的。第三，美容手术确实涉及伦理问题，必须找理由为自己辩解。
女性主义应当如何对选美和美容手术作出反应？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女性主义将美容手术视为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倾向；另一方面在发表反对选美、减肥、美容的意见时，女性主义又应当特别谨慎。因为这些事既是违背女性利益的，又有大量女性自愿从事这些活动，这就使女性主义陷入两难境地。
女性主义指出，在整饬自己的身体时，女性的地位变得低下、客体化。在许多男权制文化中，女性只有在外貌、姿态、动作、声音、身材、精神和价值方面达到所谓女性标准，才能受到喜爱、雇佣、提拔，才能被选中，任何拒绝和反抗就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这里，女性受到男性统治的惩罚和规训，这惩罚就包括：失去建立异性亲密关系的机会，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1999年，英国女性主义格里尔（Germaine Greer）出版了《完美女人》一书。她认为，女性仍面临许多不平等和剥削、排斥：在健康、性、工作、教育和政治领域，女性有大量时间花费在规训自己的身体上，以弥补其不够格的体形、高矮胖瘦、重量、肤色、发型、肌肉、化妆效果和情欲以及它不可挽回的衰老。她的生活浪费在不停地打扫已经很干净的东西，喂养并不饿的人，在超市中进进出出。（Dunphy, 129）
在美的问题上，女性主义的解决的办法不外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案就是像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和中国妇联那样，坚决反对选美；反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和病理化；反对使正常的身体和身体功能成为有问题的，需要改造的；减少不必要的美容瘦身；倡导女性不要过多关注外在美和肉体美，更要关注内在美和精神美；充分承认和肯定美的复杂性，将美不仅仅局限于外貌和体型。
第二种方案是反对单方面选女性的“美”，而要选男女双方的“美”，也就是说，用男女两性身体的客体化取代女性身体单方面的客体化。事实上，从影视传媒中看，男性美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审美对象。这一立论的证据有：美男写真集的涌现，以男性为审美对象的杂志以及男性选美大赛等。
还有第三种方案，那就是美的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做出在美的问题上的选择。一个人既可以选择瘦，也可以选择胖；既可以选择按某种社会尺度看属于“美”的形象（比如34-18-34英寸的身材），也可以选择按这种尺度属于“不美”的个人形象。这才是最自由、最少压抑的做法。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允许这种选择，它将是一个使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自由、轻松和愉悦的社会。只是社会规训的力量常常是盲目的、严酷的，并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损失的恐惧使个人不敢反抗，不敢去冒这个风险。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又无时无刻不在诱使人们乖乖地遵循社会的规训，不愿做出个体化的选择。福柯所谓“随时随地的抵抗”就是针对这种规范的力量提出的。只有有越来越多的个人，男人和女人，愿意和能够做出自己个性化的选择和抵抗，规训的强制性力量就会被削弱以至最终被瓦解掉，一个在身体与美的问题上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社会才会最终出现。
二、男女两性的性差异
在对两性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性问题有多么重要呢？性的问题与性别问题各自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在我看来，性别、阶级、种族、性这四个范畴处在同一个数量级上。性与性别是并列的两个范畴。但是性问题与性别问题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跨性别倾向 (transgender) 就和易装、易性、同性恋、异性恋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解构二元结构时，既要解构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结构，又要解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结构。这样性问题就与性别问题连在一起了。性的世界中一个最主要的统治与从属的结构来自性别的差异。当然性别问题还同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文化问题有关，但是性问题是与性别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问题；性角度也是研究两性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
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性的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性与男女两性统治与屈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最为关注的与性有关的问题有：性的性别差异，淫秽品问题，卖淫问题，家庭暴力问题，性解放与妇女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女性主义应当对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第一代性学家艾宾的一个关于男女两性在性方面的差异的观点流行了数百年，很能代表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看法，他认为，在男女两性之间，男性拥有更强的性欲望。这种观念不仅是西方文化的观念，也是世界上许多其他文化对男女性差异的信念。
西方19世纪的性指南上说：“作为一般规律，女性极少有为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她服从于丈夫，但仅仅是为了他的快乐。”(Hyde，400-401) 一位医生 (William Acton) 在1865年写道：“大多数女人很少受到任何性感觉的打扰。在男人是习以为常的事在女人只是例外。”(转引自Hatfield，et al.，95) 1875年，一位泌尿科专家说：一个温良的女性很少渴望在性方面来满足自己。她顺从丈夫，但只是为了让他满意。对于19世纪的女性来说，性交基本上是一件令人厌恶的、残忍的和短促的事情，那时的女性对性活动没有兴趣，也被认为不应当对性活动感兴趣。令事情进入恶性循环的是，由于相信女性基本上是非性的，使那个时期的男性为他们不合格的性表现及忽视性伴侣的需求找到了理由。而男性的此种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与性的疏离。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人类性欲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女性天生是性冷淡的，天生不喜欢性，男人却受性驱使。这一观念甚至渗透到一个世纪之后著名性学家金西的调查当中。金西用自己所获得的资料证明，男性的性生活开始得较早，手淫次数较多，而且从这些活动中达到的性高潮次数较多，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男女的性能力有着本质的先天的差别。作为对于这一现象的经典描述，金西说过这样的话：“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当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需要与不同的伴侣的性关系。”（Barash, et al., 38）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男性比女性的性能量更充分的思想。
关于男性的性欲比女性强这种印象得到了不少经验研究的证明。例证之一是一项对发达社会美国的调查，这项调查是在3500位18岁至59岁的美国人中进行的。调查表明，美国男性一生平均有六位性伴侣，而女性平均只有两位性伴侣。（Nadeau, 75）另一例证是在20世纪50年代对原始部落民的调查，这项调查在一个叫做艾尼斯・比格的部落中发现，男人比女人更多自慰，对性也更感兴趣。土著人认为，这种男女差别的原因是男人吃土豆吃得比女人多的缘故。（Eckes, et al., 35）
在西方的性革命（20世纪60年代）发生之前的时代，男女两性的性行为模式区别一度表现出下列状况：一般说来，男性对各种性活动的容许程度和对性活动感兴趣程度都高于女性。具体说来，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消费淫秽色情品；更多嫖妓；手淫的比例更大，频率更高；男性对各种性关系类型的容许程度都高于女性；主动提出性活动要求的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当中持有以肉体快乐为性活动目的的人数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婚外性关系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假定他人对性感兴趣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对强迫性的性关系的容忍度高于女性；男性成为强迫性性关系受害者的比例低于女性。(Sprecher，et al，149) 在美国，男性性交快感几乎达到100%，而女性当中只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人几乎每次性交都有快感。许多项调查反复证明，有10%的美国女性从未经历过性快感。(Abramson，et al，123) 此外，统计调查表明，在所有“怪异”的性爱好上都是男性的人数多于女性，如兽交、恋物、虐恋等性活动。
另据统计，美国九年级的学生中，有过性交经历的男生48.7%；女生31.9%。十二年级的学生中，有过性交经历的男生占76.3%；女生占66.6%。在婚外性关系上，男女两性也有差别，75%的已婚男性和85%的已婚女性否认有过婚外性关系。（Nadeau, 73）在20世纪70年代，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学生做了一个尝试与陌生人交友并邀请对方上床的试验。50%的男女同意交朋友，但是其中70%的男人同意上床，而同意同陌生人上床的女人一个也没有。即使在米德所调查的男女性别角色相反的社会中，女性的性行为规范还是比男性的性行为规范要严格。（Eckes, et al., 37）
男女两性在性观念上区别最大的还要算是对偶然性关系的态度，比如对于毫无感情投入的“一夜情”的态度。男性对这种关系的赞成程度一向高于女性。在西方社会，男性往往将爱与性分离，女性则往往被培养成将爱、忠实、亲密与性划等号的人。女性从小被教育为性关系要以人为中心，性和爱不可分割；而男性则被教育为性关系要以身体为中心，性的目标是肉体的满足。许多女性认为，只有在有感情的情况下，婚前性行为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于男性来说，有感情当然好，但不是非有不可的。
一项以32个国家为对象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62%的国家中男性对于性伴侣的童贞要求高于女性，其中包括美国；其余38%的国家男女对于性伴侣的童贞要求相等――或者男女两性都认为重要，或者男女两性都认为不重要。(Hatfield，et al.，124)
不仅社会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如此压抑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利，女性自身也会通过社会教化的过程，把这种观念内化，从而形成被扭曲的女性主体。这种女性主体对自身性欲望的压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性关系中绝对不愿表现主动性，对男性采取服从的态度，对男性有恐惧感，不敢坚持提出快感要求，不敢要求充分的刺激，以为一旦男性达到高潮，性交就完成了，只关注给男性带来愉悦，不关心自己的愉悦；第二，对性活动本身的自我压抑，其中包括对性欲望、性唤起和性快感的压抑；第三，性欲低下。(Stimpson，et al.，53)
总而言之，从对男女两性在性问题上的表现及观念的分析中，人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男性比女性的性欲更强，对性事的兴趣更大，对性伴侣数量的需求也更多。
显然，这种传统的以女性为非性的观念同在许多社会中存在的男女双重标准不无关系。经验调查所发现的两性性行为模式的差异并不能说明女性的性欲和性能力确实低于男性，而是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受到了社会规范的压抑从而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的结果。因此，从表面现象看，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似乎超过女性，但如果我们观察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就会发现，这种区别并非来自两性生理的区别，而是来自社会规范的影响。双重标准的社会规范几千年来一直向女性灌输这样的观念：男性的性欲望比女性更强，性能力比女性更大。结果不仅男性相信这种说法，就连女性也对此信以为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性欲低下并非由生理决定，而是受社会规范塑造的结果。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在性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女性的性欲低下、性冷淡和女性这个性别的非性化。
尽管长期以来，无论是科学界还是一般公众都对于男强女弱的观点信以为真，但有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男女两性的性唤起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女性主义因此认为，上述神话之所以能盛行有大可质疑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男权社会为了贬低和压抑女性的性表达、剥夺女性的性权利而有意制造出了那样一种观念。在许多文化中盛行的男性需要多性伴的看法和说法，为男性的性行为其中包括剥削和伤害女性的行为提供了生理的依据。虽然现代科学早已否定了这种貌似科学的以生理学面貌出现的冲动理论，但一般公众中还是有许多人相信这种男女两性生理上的区别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为模式的理论。
在现代的性观念中，人们已经大多认同了男女性欲相近的观念。早在1863年，美国的摩舍博士 (Clelia Mosher) 就做过一项关于女性性行为的调查。调查发现，占样本80%的女性自述有性欲望；72%经历过性快感；64%有避孕经历。(Hyde，6) 她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处于社会气氛极为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些女性还是能够享受到性的快乐，能够表达出她们性的欲望。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男女两性的性活动模式其实是十分接近的，只是男性比女性稍微大胆一些：搂抱行为在男孩中开始于14岁，女孩近15岁；爱抚活动男孩始于16岁，女孩始于16岁半；初次性交男性17岁半，女性18岁；男女两性从拉手到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平均都在4年上下。日本青年从20岁开始接触，但过程较短：男性平均从20岁初吻，到21岁性交；女性平均从20岁初吻，到22岁性交。一项对239项调查资料 (调查对象共128363人，美加地区，1966-1990年) 的分析表明，虽然总的看来，男性对于各种类型的性行为的宽容程度还是略高于女性，对婚前性交尤其是非固定关系的性交的宽容程度也略高于女性，但是这种两性区别以极快的速度缩小直至消失。到1990年时，男女两性的性观念已不再有任何区别。(Hatfield，et al，113-123)
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在中国、芬兰、伊朗、摩洛哥、俄国、瑞典和泰国也在迅速降低直至完全消失。在20世纪70年代的性指南上，常常可以看到类似下面这样的规劝女性的说法：为了唤醒你的潜力，你必须为你自己的性快乐负责，找到使你自己获得性快感的手段。男性可以把他的阴茎供你享用，但是你享用它的程度则是你自己的责任。要珍视被称作欲望的东西。它可能是你最极端的性感觉，别人不能把你的欲望夺走。享受人生，享受你的快乐。(Hyde，400-401)
一时间，发掘和表达女性的性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下面这位女性主义者对自己感觉的描述很能代表这个时期女性对自身性欲的表达方式：“在性活动中，我喜欢用舌头，这种作法会被描绘为屈从，但我的经历告诉我，这种动作富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性，打开了肉体交流的渠道。被插入对于我来说也不是被动的行为，当我的阴道将阴茎包住时，这种动作刺激着我阴道的其他部分，于是我成了性交的主动方。……有时性使我非常悲伤，最令我悲伤的是我不能得到像我想要的那么多。我很喜欢贝杰曼爵士 (Sir John Betjeman) 的一句话，当采访者问他一生有何憾事时，他说，‘我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性。’不过没关系，在我不能做这事时，我还可以写这件事。女人不需要过阴郁枯燥的生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互相拥有，我们还有男人。女人常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依赖他人，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人们在谈论很多世纪的男性压迫，而在我看来是几个世纪的女性的软弱。”(Owens，in Assiter，et al，123)
有些专家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女性比男性的性欲还要强烈。著名性学专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都认为，女性实际上具有比男性更强烈的内在性冲动，这一观点与女性性动力较弱的思维定式针锋相对。作为证据，他们观察了一种发情期的雌性猿，它可以连续不断地性交，一小时高达12次，几乎是不知满足的。在人类的性活动中，男性性高潮后有不应期，可是女性可以连续达到性高潮，这些观察都被视为女性的性能力强于男性而非弱于男性的证据。(Hyde，407)
在一些东方国家的传统性观念中，也有女性性欲比男性强的看法。根据传统印度人的信念，女性能够比男性从性活动中得到更大的快乐。中国古代的性观念也认为，男性的性能力是有限的，而女性的性能力是无限的。英国著名的中国妇女问题专家克罗尔在她关于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著作中，引用了“文革”后一个时期内报刊杂志上大量关于两性差异的说法，发现其中有人将男女两性的性欲做过比较后，得出了女性比男性性欲更强的结论。原因据说是因为女性的性欲长期受压抑，所以变得更为强烈。(Croll，154) 据史学家和性学家的考证，古希腊人也持有女性比男性的性欲望更强烈的观点，但是他们同时认为，女性的自我控制力不如男性。(Jones，in Stanton，54)
在这个问题上，女性主义者斯曼 (Barbara Seaman) 的观点最为激烈，她明确指出：女性的性能力远远超过男性，是天生永不知足的；女性可以拥有无限多的快感――只要她们了解到了自己的潜力。(Coveney，et al，97)
从认为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弱于男性，到认为两性的性欲相等，再到相信女性的性欲比男性强，人们对男女两性的性的看法几经变化。虽然女性的性欲强于男性的看法还不能说服所有的人，但是人们大都已经认同了女性性欲和性能力并不弱于男性这一观点。
在与性和性别有关的问题中，还有一个主动性与被动性的问题。有人提出，性活动本身就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男性是攻击，女性是接受、服从。男性竞争，女性选择。如有雄性用臀部示意雌性，便被称为“同性恋”。
但是，从动物行为模式看，存在着例外的情况，在其中雌性是追求者；雄性是被追求者。例如有一种鱼类，雄性个头较小，颜色也不靓，在性方面比雌性害羞。雌性的颜色更亮丽，肉体上也更有攻击性，在性活动中取主动姿态。而雄性则像灵长类的雌性，养育后代，用腹腔收缩来生育，使人想起雌性的生育动作。还有很多昆虫也是如此，交尾时雄性是在下的、被动的；雌性是在上的、主动的。（Barash, et al., 29-31）
那么，男女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如前所述，不同的社会、文化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滥交的后果对于男女两性是不同的。因为女性要考虑在后代生命的头几年里照顾他们，所以她必须挑选最佳配偶，而男性滥交可以增加留下后代的机会。另一种说法是：原因在于在性关系中，男人追求数量，女人追求质量。还有一种说法是：女人的性总是要与情连在一起，男人却可以接受没有情的性。各种各样的说法中要数前面提到过的部落民的说法最有意思：土著人认为，这种区别的原因是男人吃土豆比女人多的缘故。
对于这种现象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据此认为男性是比女性更优越的性别，因为他的生命力比女性要强；有人则作出相反的评价，认为这恰恰说明女性比男性更优越，因为她的道德比男性要好；也有人看去不偏不倚，他们说，既然男女的区别是生理决定的，就应该充分满足男女两性各自的需求――他们从这里找到了一夫多妻的依据。
在我看来，这件事有三个要点：一是事实，二是原因，三是评价。
先看事实。男性果真比女性性欲强吗？仅仅用一生有几个性伴侣是证明不了这一点的，男人“花心”也许就是因为心太花（从某种道德标准看，就是操守不好），并没有什么生理依据。既然性能带来快乐，有什么证据表明女性就比男性比较不喜欢、不需要这种快乐呢？相反的证据也能找到：女性可以有多重性高潮，而男性高潮之后倒有一个长时间的不应期。如此说来，男性和女性究竟哪一性的性欲更强？这个所谓“生理事实”的确是要存疑的。其实，这是社会文化氛围对男女两性的不同期望所造成的错觉。后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就推翻了上述观点，他们的经验研究证明：男女两性的性反应周期是基本相同的；女人通过手淫达到性高潮的能力绝不弱于男人；而且在一次性交中，女人常常可以多次达到高潮，以此与男人的不应期相比，甚至可以得出女性的性能力高过男性的结论，至少不会低于男性。
再看原因。即使从社会现象上看，男性的确显得比女性性欲强，男性的性伴侣比女性的性伴侣多，也不能只到生理上去找原因。从历史上看，男性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比女性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他们据此制造出一种男女的双重道德标准，要求女性更收敛、压抑自己的需要，甚至要对自己的性欲感到羞耻、惭愧，而男性却不必如此。如果一个男人有很多性伴侣，那是成功、性感的标志；而如果一个女人有很多性伴侣，却是无耻、堕落的标志。我看这个双重道德标准已经足够解释女性的性伴侣少于男性的现象，用不着再去找什么生理原因了。
最后，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现象。我认为，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性伴侣，既不说明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不说明女性天生比男性更贞洁、更有操守，它只是表明，经过几千年男权社会的文化积淀，男女在对待自身性欲望上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是不平等的：男性能够更自由地表达和实现他们的性欲望，而女性则更习惯于压抑自己。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中，男女两性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更加自由的表达和实现，男女两性因此都应当比现在更快乐一些。
三、女性性快感
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在性方面的独特之处有二，其一是人类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性交；其二就是人类女性可以有性高潮，而其他种类的雌性动物没有性高潮，或很少见。因此，人类这一物种的女性性高潮几乎可以说是灵长目动物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对此，有一种从社会生物学角度出发的进化论式的分析：人类女性性欲高潮的发展是由于人类婴儿生来就特别不能自立，需要父母照顾。女性性欲高潮以及女性在月经周期的任何阶段对性一直感兴趣就是为了维系永久配偶而发展起来的。
人类对女性性高潮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早年，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将女性的性快感划分为阴蒂快感与阴道快感。前者是不成熟的表现；后者才是女性在性方面成熟的标志。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中还有人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演绎：女性从前青春期到青春期的一个主要课程是学习从阴蒂高潮转向阴道高潮，这种转变象征着从主动性到被动性的转变。阴蒂高潮象征主动，这是作一个真正女性化的女人应当抛去的男性成分。
对这一理论的第一次否定是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仪器发现手淫和性交得到的性高潮是同一种生理反应过程时完成的，那时，几乎没有人还相信弗洛伊德式的两种高潮的区分了。
然而，由于佩里和惠普尔于1981年提出“G点”理论，人类对女性性高潮的认识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他们二人继续了欧内斯特・格拉芬伯格的工作，得出如下结论：阴道前壁存在着一个性高度敏感区域，该区被他们称为格拉芬伯格区或G点，它由像阴茎和阴蒂一样的勃起组织构成，在高潮时能像男性高潮射精一样射出化学成分相同的分泌物。G点的发现重新肯定了阴蒂高潮与阴道高潮的划分。但是，他们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他们并不认为两种高潮中哪种更优越、更成熟，反而认为它说明女性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性快感。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提出，仅有不到10%的女性存在阴道前壁敏感区即G点。
在男女两性的性差异问题上，一个著名的也是最遭女性主义诟病的理论是阴茎嫉妒理论。阴茎嫉妒理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中的一个主要理论。它的观点是，女性在幼年期发现自己没有阴茎，于是对男性的阴茎产生嫉妒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女性主体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阴茎嫉妒力量实际上是在暗示：女性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缺失”、“萎缩”和“衰退”的性器官，只有阴茎才是唯一有价值的性器官。女性虽然有一个阴蒂，但是它远远不能同高贵的阴茎相比，甚至也比不上她身上洞型的管道――它在性交中接纳和抚摩阴茎，对于女性来说，阴蒂是一个非法的或男性气质的器官，它转向自身，自我接纳。（Jackson, et al., 79）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阴蒂快感不可能是成熟女性的自然的方式，要想达到成熟境界，必须从阴蒂快感过渡到阴道快感。而这在生理上不可能做到（因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实验室研究业已证明，这两种快感实际上是同一种快感。即使按照格拉芬伯格的发现，也只有少数女性才能够区分两种快感），致使许多女性有挫折感和沮丧感。更重要的是，如今女性必须要靠男性插入才能获得快感的神话已经被否定掉了，女性现在在性上可以不依靠男性而独立了。于是，女性主义对阴道快感的神话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既然女性可以选择其他形式的快乐，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快感还是必不可少的吗？（Jackson, et al., 111）
在西方，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把性快感看成不道德的、堕落的、邪恶的或者不正常的体验。中世纪教会的性观念主宰欧洲时，强调男子射精时间越短越好，以防止女性获得性高潮。为了打破这种观念，西方学者常常引用中国古文化中关于女性性高潮的观点作为对比。中国有关的古籍上主张，对于男人来说，理想的状况是尽量延长性交时间，男人在性交过程中所吸收的阴的本质的多少视性交时间长短而定；男人还必须成功地激起女方的性高潮，使其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性能力。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有一个独特的观念，即认为女方的性高潮对于其自身和男方都是同等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虽然在近现代有所改变，但这种文化的底蕴还深藏于社会的心理之中。
直到金西调查的发表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采用先进手段对性快感所做的科学研究完成之后，才彻底地改变了西方人对女性性高潮的否定态度，人们才最终接受了性快感是自然的、重要的人类生理机能的观点。即使如此，根据金西调查，在美国，还是约有10%的女性从未达到过性高潮；在婚后第一年中，约75%的妻子至少达到过一次；到结婚约20年以后，性高潮累计发生率达到90%。
不幸的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潮恐惧症”之后，人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性快感是正当的”观点到了这些人那里，竟然变成了凡性交必须使自身及性关系的对方得到快感。男人以为，他们每逢与女人性交，都必须使对方达到性高潮；女人们则以为，如果她们不能每次都有高潮体验，她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为此，性学专家康诺利提出了“高潮强迫症”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对性高潮近似强迫症似的追求，是一种异化的表现。人们总是焦虑地强调要获得性高潮，强调满足对方。男人往往郑重其事地问女人，她“达到高潮”没有？她有没有“大快感”？要不便是用某些委婉的话来问女方满意没有。而波伏瓦等人都曾指出，在这种时候，这类话是女性最不愿意被问到的问题。
根据一项近期的调查，中国女性中竟然有26%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近80%不知道阴蒂在哪里。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与西方女性中只有10%从未经历过性高潮的情形相比，地域与文化的差异竟然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真不可思议。比起已经超越了性快感的享受，进而受到“高潮强迫症”困扰的西方女性，我们社会中的女性简直就像生活在原始部落中的人们那么古朴。在不知快感的情况下，许多中国女人居然就那样忍受着毫无乐趣可言的性事，为男人服务，还生了数以十亿计的孩子，真是太难为这些女性了。
如果用福柯的“凝视”意象来分析，西方女性在获取快感方面更能感到社会凝视的压力，而中国社会的“凝视”目光还没有转向这个方面――这决不是说中国社会的“凝视”范围窄些或程度差些，只是说它的凝视贯注在其他方面，如非婚性关系，各种“变态”的性活动等方面。弗洛伊德也曾注意到，在对待性高潮的态度上的确存在着文化的差别：在某些社会里，女性的性生活比西方社会要单纯。只要她的情人或丈夫乐于与她行房，她便心满意足；她从不担心自己是否性冷感 (frigid) 或能否到达高潮，很可能她从不知高潮为何物。但在西方社会中，男子必须使女子能经历所谓“高潮体验”，才敢相信自己算个男子汉；女方则不但必须使男方经历高潮，以证明他是个男子汉；她还需要自己拥有这种经验，来证明自己是个女人。否则就要担心自己患上了性冷淡的毛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文化的涌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西方文化中对性快感的看法。我想，它对中国女性对性快感的想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应当既反对“高潮恐惧症”，又避免“高潮强迫症”，使广大的中国女性能够享受到健康、美好的性生活。
四、女性主义的性政治
跨文化研究表明，一个社会女性的权力与男性的权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越小，她们的性行为越受到禁制。因此，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主义性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扩大女性的性自由权利。女性主义的性政治经历了一个从反性到性自由的过程，其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以女同性恋作为取代异性恋的政治实践的阶段。也可以这样说，在女性主义性政治中，存在着这样几种政治力量，一种是反性派女性主义，另一种是性自由派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一个特例，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特殊政治群体。
在世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女权意识的高涨，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但是，即使在女性主义内部，对于性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虽然都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规范，但是这种改变一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反动的方式；另一种是进步的方式。反动的方式是用规范男性的欲望、提倡男性的纯洁的方法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状况；进步的方式则是通过为女性赋权来解决男女性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这种两种方式、两种主张一直处于不断的论争当中。女性主义的性政治也始终分为反动与进步、反性与性自由的两派。
早在上个世纪，女性主义刚刚兴起时，运动的骨干分子，那些中产阶级的白种女性就集合在“纯洁社会”的旗帜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女性自治和选举权，另一个是要求男性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像女性一样保持纯洁。她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女人投票，男人贞洁。”(Jackson，in Coveney，et al，22) 在19世纪末，英国女性主义者霍普金斯 (Hopkins) 活跃于白十字军的活动中，该会会员的义务包括：第一，尊重女性，尽力保护她们不受罪恶的侵害；第二，尽力避免粗俗的用语和玩笑；第三，在维护贞洁法律方面坚持男女平等；第四，在同伴中广为传播上述原则，帮助年轻的兄弟；第五，尽一切可能实现“保持自己的纯洁”的要求。(Jeffreys，in Coveney，et al，27-28)
在19世纪后半叶的所谓纯洁社会运动中，女性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联合起来反对卖淫，反对社会不道德现象，尤其反对仅仅要求女性贞洁却容忍男性到妓女那里满足他们的淫欲的男女双重标准。禁娼运动打出的旗帜是“社会卫生”，运动的一个后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卖淫成为非法行为。但这一非法化的后果是卖淫活动的分散化，转入地下，与集团犯罪合流。19世纪的社会纯洁派女性主义者以保护妇女的名义阻止女性卖淫，指责女性的性开放和自慰行为是罪恶，目的是鼓励女性接受由传统异性恋婚姻来定义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女性主义反对卖淫、淫秽品和同性恋的历史渊源。从反对男性罪恶的立场出发，这种取缔运动播下了反对所有性越轨行为的种子。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女性主义反性派的主张已经从要求男性贞洁演变为彻底反对一切性行为。反性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德沃金 (Andrea Dworkin)，麦金农 (Catharine MacKinnon) 和英国的杰弗瑞斯 (Sheila Jeffreys)。她们的理论框架是保守主义的性观念，强调以男性处于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对女性的威胁。由于她们把异性恋的性行为视为男性统治的生理基础，所以认为要反对男性统治就要反对性行为。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两性之间的性关系本身。
德沃金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异性性交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奴役、贬低、玷污和压迫。她声称，“如果人类的目标是普遍的和平，那么结束性交将是一个基本的完全符合逻辑的步骤。”她还公开承认，“我就是拒绝说我不反性。”(转引自Abramson et al，181-182) 德沃金1992年11月在伦敦对《晚报》记者说：“事实就是女人并不那么喜欢性交。性高潮的稀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为自己喜欢性，就像有些奴隶以为自己喜欢摘棉花一样。”(转引自Grant，9)
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杰弗瑞斯则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从所有未经邀请的男性接触中解放出来。”(Jeffreys，in Coveney，et al，22) 在《反对快感》一书中，杰弗瑞斯说：“异性恋就是使男性优越的社会得以形成的体制，因此它必须被废除。”她斥责那些屈服于对男性的欲望的女性，说她们的倾向是男权思想的回潮。杰弗瑞斯将异性恋与其性别基础相分离，置于另一种两分结构中，即两性权力区别的结构中。她认为，“异性恋欲望是性感化的权力差异……它起源于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使在同性关系中也可以存在。”(转引自Wilton，in Adkins，et al，106)
麦金农在谈到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同男性建立平等性关系的女性时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你高兴；接下来的反应是，你可能有没看明白的地方；我最后的反应是，再等等看。真实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是在两性不平等的情况下经历性行为的。在观察了我的许多朋友之后，我得出结论，平均来说，男女双方一般只有两个星期的平等。”(MacKinnon，in Stanton，132-133)
反性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异性恋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是受压迫的阶级，这一压迫是通过性统治和性控制实现的。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实现的。直接方式是指通过强奸及其他明显的性强迫方式；间接方式是指女性被教育成把自己身体的性殖民化当作性快感来对待。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还拥有一种其他压迫机制所没有的“合法性”，那就是以男性的性本质作为社会控制的力量。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强奸，性谋杀，在街道上、家庭中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儿童的性虐待 (其中90%是女童)，打淫秽电话等。女性不断受到男性性暴力的威胁，不断被提醒她们所处的低下地位，不断因为是女性而受到惩罚。性暴力表明，统治、贬低、羞辱女性的欲望只不过是天生的正常男性性本质的极端形式而已。这些正常的男性性本质包括暴力，攻击性，阴茎中心，性与爱的分离，女性的客体化，恋物倾向，不可控制的性冲动等等。(Coveney，et al，13-17)
反性派女性主义就是这样将两性间的性行为定义为男性权力的实践。反性派女性主义活动家用这种观点向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挑战。这就是她们对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分析的基调，也是她们对男性的性定义和性结构所做的基本分析。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二个攻击目标是性的商业化。在西方，女性参与性工业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五大类：脱衣舞女，色情舞女，卖淫女，色情电影女演员，色情照片女模特。激进女性主义者反对所有这一切，认为这是女性的商品化，而女性的商品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是父权制环境中使男性无条件接触女性的合法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否定这些活动，但她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她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妇女的贫困和妇女在经济上受歧视造成的，是经济上的受压迫地位导致妇女成为男性的性客体。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三个攻击目标是性解放和对性的开放态度 (be promiscuous)。她们认为，如果性解放的条件由男性来决定，性解放就绝不是女性的解放。在70年代末期，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激烈抨击与陌生人发生的开放的性活动，那些在单身酒吧和夜总会寻找性伴的性活动。此类性活动，以及虐恋性活动，成人与少男少女的跨代性活动，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性活动，都被划归统治与屈从的父权制关系，被认为是反女性主义和反女性的。她们认为，女性看重的是亲密的性关系和浪漫的温存，不喜欢情感淡漠的性关系和作为性客体的“一夜情”。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女性来说，良好的性活动是那些使她在暴露自己的性的弱点时感到安全的性活动，而不是使她感到存在着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威胁的性活动。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真正能够使她满意的性活动就是同一位可爱的忠实的伴侣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性活动。在这个艾滋病时代，开放的性被视为危险的性，开放的性有多个性伴，而有多个性伴被视为不安全的性。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四个攻击目标是女同性恋活动。在1969至1971年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 (NOW) 企图将女同性恋者从她们的组织中清除出去。这种倾向被弗里丹 (Betty Friedan) 称为“紫色威胁 (lavender menace)”，是向男权主义性关系的倒退，会对女性主义运动造成损害。但是在随后的10年间，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成为妇女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对女性主义政治与女同性恋性倾向的这一结合的最佳表述是阿特金森 (Ti-Grace Atkinson) 的一句名言：“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然而，由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性倾向看作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而仅仅视为一种性倾向或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概括在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中间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提法。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五个攻击目标是所有的“反常”性活动。在1980年，全国妇女组织提出反对虐恋和跨代性关系，提出的原因同10年前反对女同性恋一样，即父权制的压迫性的权力关系与女性主义原则不符。这些受到攻击的所谓“反常”性倾向除了虐恋和跨代性关系之外，还有异装倾向，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关系等等。反性派认为，上述倾向是具有压迫性质的传统男权制中的性角色分工的再现，而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此外，易性倾向也在被批评之列，易性者被批评为希望按照父权制模式给自己换一个“正确的”身体。
总之，她们给所有这些“反常”的性活动戴上了一顶“政治上不正确”的帽子，她们把具有压迫性质的、男性中心的性关系称为“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反性派女性主义者认为，无论是男同性恋中成人与少年的关系，女同性恋中分男角女角的关系，还是虐恋关系，都属于具有压迫性质的性关系，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为这些性关系所做的辩护则认为，上述关系并不是对父权制的统治屈从关系的模仿，它是人们探索自己的性本质的具有正面价值的创造性的方式。在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看来，反性派女性主义者制造了一个具有压迫性质的性环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压迫性，至少是同旧的压迫制度相等的，它拒绝了男女两性充分实现其热情和快乐。
在反性派女性主义和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的论争中，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一度被称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她们的观点认为，异性恋是男性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的中心所在，只有女同性恋才是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是女性主义者。然而，女同性恋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关系，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间不建立性关系。“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这一口号风行一时。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国，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性本质和修正自己的性实践。有些人脱离了男性，开始与女性结为伴侣，或者仍然保留异性恋关系，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动。她们认为，对女性的任何插入式性行为都属于侵犯行为，它有损于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对于男性来说，它是权力和主宰的行为，它使男性变得强大，不仅超越一个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体。英国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组织利兹革命女性主义团体就持有这种看法。(Cooper，43) 对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些改变被视为性革命的开端。
在当时的女性主义阵营中，许多女性认同女同性恋，不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性倾向，而且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选择。这一选择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她们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权力和统治的成分。由于女同性恋拒绝了两性关系而选择了女性，她就蔑视了现存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政治潮流中，许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恋并不一定是性倾向上的女同性恋。
这种政治性的女同性恋是对一个理论的最终拒绝，这一理论认为，性仅仅是女人不得不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则认为，作为女性阶级的一员，我们性实践的政治意义只有两种：或者是对性阶级及异性恋意识形态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再生产；或者是脱离异性恋及其意识形态。(Cooper，44) 由于这种观点过于激进，难以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同，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的分离主义的性革命一直没有到来。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中的最极端者认为，作为女同性恋者不仅意味着异常的性行为，而且意味着异常的性别行为：不屈从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以及性别的反叛，甚至是彻底脱离女性这一性别，把女性性别本身视为象征性和实质性地对男性权力的服从。在这一激进女性主义的模式中，性别不再限于男女两种，而至少有三种：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恋。
概括地说，当时的政治性女同性恋者不仅把性看作个人行为，而且看作一个斗争的舞台，在这一斗争中，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屈从或者被巩固和维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战。她们反对把性仅仅看成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杰弗瑞斯指出：“一个基本假定认为，性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或许社会与政治压力对卧室中发生的事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性行为并不被认为能够影响卧室之外的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结构。性被理解为私人生活的最为个人的领域，因此规范男性性行为的妇女运动被视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误解就不足为怪了。”(Jeffreys，in Coveney，et al，23-24)
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潮流开始消退。女同性恋者“变为正常人”；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寻求插入式性活动的快乐；许多认同女性主义的女同性恋者公开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话语，以颇具危险性的语言取而代之，例如操，来快感，虐恋，皮革服装等等。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有时会故意使用一些惊世骇俗的话语，以矫枉过正的冲击力来对付传统的男性话语和男性观念。在1970年，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里尔 (Germaine Greer) 激情澎湃地写道：“革命的女性可能会参加妇女解放组织，痛骂警察，对他们大喊大叫，同他们格斗，但是你听到过任何一个在街上游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说‘来发掘它吧，女阴是美的’吗？伊甸园就是女阴。美丽圣人曼朵拉就是女阴。神秘的玫瑰就是女阴。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门。女阴就是将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女阴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动。女阴就是性感科学的象征，是对疯狂征服一切的技术的必要的更正。裙子必须掀起，紧身内衣 (女人穿它的历史只有一个世纪) 必须永远抛弃。发掘女阴的时刻到了，而女人必须首先来做这件事。”(转引自Grant，10)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兰特指出：“阴茎统治的时间太长了。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公元前430年-420年的水瓮，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在浇灌一排竹笋一样的阴茎。这种女性为男性的性器与权力的图腾服务的图景已延续了太长的时间。下一步将不可避免发生的将是以阴蒂阴道为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如果没有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未来的性将推翻阴茎中心主义，结束压制同性恋的法律，将有更多的阴蒂中心的活动。”(Grant，260-266)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麦肯西则这样说：“为什么女性主义还在赞赏天真？为什么天真仍被视为美德？性压根就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尊崇天真？难道它的对立面是有罪的和应受责备的？我们好像不应当喜欢性，我们不被鼓励对性持有正面的看法。如果我们有了性经历或者承认自己喜欢性，就会被视为‘肮脏’或‘堕落’。我们对被人视为‘妓女’怕得要死，以致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一旦参与性活动，我们在其中只能是受害者。‘可敬的’女性 (包括女性主义者) 仇视喜欢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暴力和强迫的男性的完全的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性就不再是女人为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东西 (家庭、婚姻、爱情、安全等) 所付出的‘代价’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欢性，那些只是为了保持某种关系而不得不欺骗自己、出卖自己来忍受性的折磨的女性就丧失了这样做的理由了。”(Mackenzie，in Assiter，et al，140-142)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只反对性别主义，不反对性。她们对德沃金和麦金农等人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它在两个层次上过于简单化的。其一，将女性所受的压迫简化为性客体化和性压迫；其二，将性视为仅仅是男性对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对女性完全是负面的、危险的事。性可以成为一种压迫机制，但它也可以成为女性正面发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觉和思想和行动。反性的女性主义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异性恋的目的和性别主义就是男性想让女性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乐的阴谋。
当然，性自由派对于男权社会中的性也不是毫无批评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对男权社会中的性的批评认为，非个人化的纯粹为性而性的行为是男性的变态表现，男性应当向女性学习的是，性可以是一种范围更广的、更富于情感的表达方式。虽然她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男权主义的性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绝不是反对性本身。
性自由派很重视福柯的思想。福柯对于女性主义的吸引力在于，他激进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以及他关于性是由权力构成的而不是仅仅是受到权力压抑的这一观点。尽管福柯很少关注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但是他对身体的关注，他将身体当作话语权力的弥散的载体这一思想，开启了主体性别化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身体长期以来一直与低下、异类、被压抑者、肮脏、恶心、性以及女性联系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为人的身体“正名”，使之“登堂入室”，令女性主义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欢迎男同性恋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他认为，“这就使同性恋能够表明，他们对男性的爱好并非阴茎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转引自Halperin，89)
福柯关于女性主义与性的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他们试图将女性限制在性的领域。多少世纪以来她们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么都不是。’而这种性根据医生们的说法是脆弱的，几乎总是病态的，或总是包括病态在内的。‘你是男性的病态。’但女权运动做出了挑战性反应：我们天生是以性为主的吗？那么好吧，让我们就这样独特地存在，就这样以我们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让我们接受它的后果，重新创造我们自己这种类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存在……”(Foucault，1988，115-116)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性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在60和70年代初，大多数女性接受被动角色。她们避开性这一罪恶，通过幻想强奸来躲避对性欲的罪恶感。在传媒中，女性总是被表现为非性的，使人联想到死亡与责任。各类传媒总是将女性表现为避开欲望的、讨厌快感的、在性方面天真无邪的人物。在经历了性革命之后，女性的性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女性幻想着掌握她们喜欢的男性，与许多人共享性快乐，以她们愿意和喜爱的方式付出和获得她们所向往的一切性快乐。
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性心理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性革命并未因里根和撒切尔的当选而停止，它在私人领域内化和发展。性的虚无主义的泛滥、艾滋病的肆虐、死亡的威胁以及对未来的失望被新出现的女性丰富多彩的性活动所扼制，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更是在性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性作为生命力的培养力量，将生殖器当作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精神相分离的肉体来看待。她们用性的语言、图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们将性的检查制度视为反艺术和反人性的。她们通过对性的肯定为自身赋权。她们通过爱上性的自我而获得快乐，治疗这个病态的世界。
有西方学者将性道德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的性活动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卖淫、通奸和随意的性交都不算不道德行为。在第二阶段 (从纪元到20世纪中期)，只有婚内的性活动才是道德的。在第三阶段，人类将享有完全的性自由。第一、三两阶段的区别在于，第一阶段只有男性享有自由，第三阶段女性也享有自由。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用福柯的话来说，在近现代，出现了性的话语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从孩子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到老人的脑中风。福柯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目标就是破除科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经营的性专业的神秘性，破除性的确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即某种固定的性冲动，一种本质。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话语。福柯研究这些话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性的观念，又是如何规训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
福柯认为，性的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没有单一的性史，只有多个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关。对福柯来说，性存在于权力关系的交差点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俗人之间，行政机构与人口之间。
按照福柯的逻辑，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反击压迫时，例如如用女性主义话语挑战男尊女卑，用同性恋话语挑战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变态的医学话语时，我们就进入了统治话语的领域。我们发明了新的标签和身份，它在向压迫挑战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压抑我们：使我们陷入一种身份；强迫我们遵循我们所从属的群体或社区的规范；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21世纪的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或反对性别主义的人，应当怎样思想，怎样做。按照福柯的思路，性专家垄断了传媒上的知识，向我们销售一套适应我们身份的商品。我们刚想改变一个体系，立即就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和话语在不断改变，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开它们。因此，抵制和反抗是一个持续的事业，它在随时随地发生着。按照福柯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事态并不是性的解放，而是权力在性问题上的新话语与新技术对旧话语和旧技术的胜利。
虽然女性主义对福柯赞赏有加，但是也批评了他的性别盲点：他处理人的身体好象它是非性别的。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女性被规训为比男性更加驯服的身体，而这一点被福柯完全忽略了。最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福柯在重新制造女性的“不可见性”。（S. L. Bartky，转引自Dunphy, 29）人无完人，福柯不是神，他也有着源于自身社会地位和处境的种种不足之处。像他这样涉猎了很多学科和很多重大话题的“一般知识分子”（相对于特殊的专业知识分子）竟然几乎没有提到过性别问题，不能不被认为是他所处的优越社会地位（白人，男性）和性倾向（男同性恋，与女人几乎不发生关系，对异性毫无兴趣）所带来的局限。
傅光明：李银河从社会学角度给我们讲了女性主义与性。我想，科学地了解和认识性，有助于了解和认识人的自我。至少女性朋友听了以后，可以意识到性对与女性自身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女性也不是非性的。李银河在她的书里有段话，我觉得说得特好：从人本主义角度说，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行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性与爱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视人的自我，它就会重视性与爱；如果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轻视人的自我，它就会轻视性与爱。有个祝愿，愿男女两情相悦，男欢女爱，共享“性”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