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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世界新闻报 本报驻肯尼亚记者 杜顺芳
卢旺达儿童的眼里充满了对和平和幸福的渴望（举旗者为本文作者）
今年4月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0周年。1994年4月至7月，以卢旺达图西族为主的反政府武装爱国阵线推翻了当时以胡图族为主的卢旺达政府，从而引发该国两大部族间的仇杀。在大屠杀中有大约80万人被杀害，大多数是图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
10年过去了，这个曾饱经蹂躏和痛苦的国家的现状究竟如何呢？卢旺达人是怎样医治创伤的呢？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本报记者走访了卢旺达。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除了议会大厦高墙上特意保留的累累弹孔外，已很难寻觅大屠杀所留下的印记。然而，在距首都基加利以南166公里处的一座山坡上有一个穆兰比大屠杀遗址，这里收存有27000具大屠杀遗留下来的全尸和部分遗骨，以及一些肮脏不堪的血衣。
白花花的尸骨令人惨不忍睹
看门人伊玛努尔对我说，这里原来是一所技术学校。1994年4月21日，学校及其周围地区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夜之间，5万多人倒在刽子手的刀枪棍棒之下。伊玛努尔机械地为我们打开一间间摆放着干尸的房子。一踏进房子，一股恶臭味就扑面而来。每个屋子的木架上都摆满了白花花的干枯尸体，可以看出男女老幼都有。这些尸体姿态各异，惨不忍睹。我强忍着难过看完了第一排房子。
今年43岁的伊玛努尔是当年大屠杀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他说，当年4月6日，前总统哈比利亚马纳的座机被打下来后，穆兰比地区的胡图人开始密谋对图西人的种族灭绝屠杀。穆兰比附近的图西人纷纷跑到这所刚建好但还未正式投入使用的校舍躲避。21日深夜，胡图族政府军以及被武装起来的青年组织成员悄悄地把学校团团围住，他们不仅用机枪扫射，而且用大砍刀和棍棒对毫无防备的图西人进行残酷屠杀。
本文作者在采访穆兰比大屠杀遗址的看门人
当时，伊玛努尔头上中了一枪，但非常幸运，他和另外4个人没被打死，他们连夜逃到了邻国布隆迪。但他的头上至今仍留有一个很深的弹孔，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则全部被害。他永远忘不了当时杀戮的情景，忘不了惨死的亲人。从伊玛努尔忧郁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每天都在思念亲人的煎熬中度日。他说，他对未来没有任何奢望，只求当年的悲剧不再重演。
为了纪念这起令人震惊的大屠杀事件，卢旺达政府在穆兰比建立了遗址，把从万人坑中挖出来的尚未腐烂的尸体经过化学处理后排列在三排砖瓦房里，供人们凭吊，教育后人勿忘历史。
在遗址参观留言簿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个遗址带给人们的强烈震撼力。一位名叫马修斯的英国人写道：“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感谢大屠杀遗址所给予我的教育，希望这种人间惨剧不再重演。”一位美国游客这样写道：“我希望卢旺达人能尽快从大屠杀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忘掉过去，和睦相处，共创未来。”我在留言薄中写完自己的祝愿后，捐献了5000卢郎以表心意。
联合国援手解决难民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两个部族之间的积怨甚深，曾发生多次冲突，造成大批难民流亡国外，其中以1959年和1994年为最多。尤其是1994年大屠杀发生后，这个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国家有200多万人逃离家园，另有150万人无家可归。解决难民问题成了屠杀发生后的当务之急。
1994年7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夺取政权后，成立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号召难民返回家乡。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大批难民陆续返回家乡，并得到了妥善安置。当我驱车行驶在卢旺达这个“千丘之国”绵延起伏的盘山公路上时，常常能看到两旁山坡上排列着许多整齐划一的泥土墙、铁皮屋顶房子，路边竖立着许多“由联合国难民署赞助兴建”等字样的牌子。难民署驻卢旺达办事处负责人对我说，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卢旺达难民从邻国坦桑尼亚、布隆迪、刚果（金）、乌干达回国，现在滞留在境外的难民人数只有8万人左右了。
“我是卢旺达人”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部族冲突，卢旺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例如：成立“国家统一与和解委员会”，积极奉行民族和解政策，淡化部族概念，强调民族团结；禁止人们公开自己的部族身份，也禁止打听他人的部族身份，所有人都是“卢旺达人”；成立传统的“加查查”法庭，以加快对大屠杀嫌疑犯的审判速度，对那些情节较轻、认罪较好的从犯采取宽恕政策；规定离开家乡10年以上的难民只能异地安置，以免因财产纠纷再度激化部族矛盾等。
在卢旺达采访的数天中，我曾怀着好奇心询问过受访者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但绝大多数人给我的回答是“我是卢旺达人”。在位于布塔雷的国立大学采访期间，一名大学生对我说，现政府所采取的民族和解政策在反对部族分裂，消除部族仇恨，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2000年，卡加梅出任过渡政府总统，在处理部族危机，增进民族和解，发展经济，反对腐败等方面作出了卓著政绩，不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和好评，也赢得了卢旺达人的心。2003年8月，卡加梅以超过95％的绝对多数票当选为总统。
在对首都基加利以及几个省份的采访中，我注意到，卢旺达人对现政府以及卡加梅的赞许之语是发自肺腑的。经历了1994年部族大屠杀的卢旺达人民热爱和平，痛恨部族仇杀，希望能忘掉过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疗伤止痛靠自己
在卢旺达，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一部饱含血泪的辛酸史。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伤，但他们也都在努力用各种方式医治创伤，重获新生。
今年22岁的出租车司机弗兰克来自布塔雷省。大屠杀期间，他的家人全部被害，只留下他和一个比他小7岁的弟弟。因为不会种地，他只好来到首都当出租车司机。弗兰克说，开出租车赚不到多少钱，每天早出晚归赚得的一点点辛苦钱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资助弟弟上学。我问他是否还痛恨当年杀死他亲人的胡图人时，他用手指着当年在手背上和脸上留下的多处伤疤说，仇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生存，就应该学会和平共处。
卡亚达是一个瘦小的老头，脸上布满了皱纹，他是最近被特赦的第一批犯人之一。10年前，在前胡图政府军的蛊惑和胁迫下，他用砍刀砍死了一位妇女和一个15岁的女孩。他说，他并不认识她们，但别无选择，如果当时他不杀她们，自己就要被胡图军杀死。他的哥哥就是因为拒绝杀人而被一枪打死的。后来，因为害怕遭到报复，卡亚达携家逃到刚果（金）。在逃难期间，他的妻子和儿子先后饿死在前扎伊尔丛林中。卡亚达说，尽管自己是被逼的，但毕竟手上沾了血渍，他会一辈子生活在忏悔之中。
卢旺达国家博物馆馆长米萨格告诉我，胡图人和图西人世代混居，互相通婚。他们都是善良的普通百姓，有着相同的文化习俗。本来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究竟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但是90年代初开始搞多党制之后，各个政党在登记党员和鼓动选民时，都纷纷强调部族和血缘关系，重翻历史老帐和民族积怨。可以说，他们都是受害者，是政治纷争的牺牲品。
去卢旺达前，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卢旺达的贫穷、落后和种族仇杀。几天的采访过去了，我感觉我看到了卢旺达的希望和未来。卢旺达人自上而下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应该摈弃什么。卢旺达，这个非洲部族矛盾最尖锐的国家，已经从部族纷争的阴影中走出来，正在向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而不懈努力。
卢旺达儿童的眼里充满了对和平和幸福的渴望（举旗者为本文作者）
今年4月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0周年。1994年4月至7月，以卢旺达图西族为主的反政府武装爱国阵线推翻了当时以胡图族为主的卢旺达政府，从而引发该国两大部族间的仇杀。在大屠杀中有大约80万人被杀害，大多数是图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
10年过去了，这个曾饱经蹂躏和痛苦的国家的现状究竟如何呢？卢旺达人是怎样医治创伤的呢？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本报记者走访了卢旺达。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除了议会大厦高墙上特意保留的累累弹孔外，已很难寻觅大屠杀所留下的印记。然而，在距首都基加利以南166公里处的一座山坡上有一个穆兰比大屠杀遗址，这里收存有27000具大屠杀遗留下来的全尸和部分遗骨，以及一些肮脏不堪的血衣。
白花花的尸骨令人惨不忍睹
看门人伊玛努尔对我说，这里原来是一所技术学校。1994年4月21日，学校及其周围地区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夜之间，5万多人倒在刽子手的刀枪棍棒之下。伊玛努尔机械地为我们打开一间间摆放着干尸的房子。一踏进房子，一股恶臭味就扑面而来。每个屋子的木架上都摆满了白花花的干枯尸体，可以看出男女老幼都有。这些尸体姿态各异，惨不忍睹。我强忍着难过看完了第一排房子。
今年43岁的伊玛努尔是当年大屠杀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他说，当年4月6日，前总统哈比利亚马纳的座机被打下来后，穆兰比地区的胡图人开始密谋对图西人的种族灭绝屠杀。穆兰比附近的图西人纷纷跑到这所刚建好但还未正式投入使用的校舍躲避。21日深夜，胡图族政府军以及被武装起来的青年组织成员悄悄地把学校团团围住，他们不仅用机枪扫射，而且用大砍刀和棍棒对毫无防备的图西人进行残酷屠杀。
本文作者在采访穆兰比大屠杀遗址的看门人
当时，伊玛努尔头上中了一枪，但非常幸运，他和另外4个人没被打死，他们连夜逃到了邻国布隆迪。但他的头上至今仍留有一个很深的弹孔，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则全部被害。他永远忘不了当时杀戮的情景，忘不了惨死的亲人。从伊玛努尔忧郁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每天都在思念亲人的煎熬中度日。他说，他对未来没有任何奢望，只求当年的悲剧不再重演。
为了纪念这起令人震惊的大屠杀事件，卢旺达政府在穆兰比建立了遗址，把从万人坑中挖出来的尚未腐烂的尸体经过化学处理后排列在三排砖瓦房里，供人们凭吊，教育后人勿忘历史。
在遗址参观留言簿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个遗址带给人们的强烈震撼力。一位名叫马修斯的英国人写道：“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感谢大屠杀遗址所给予我的教育，希望这种人间惨剧不再重演。”一位美国游客这样写道：“我希望卢旺达人能尽快从大屠杀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忘掉过去，和睦相处，共创未来。”我在留言薄中写完自己的祝愿后，捐献了5000卢郎以表心意。
联合国援手解决难民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两个部族之间的积怨甚深，曾发生多次冲突，造成大批难民流亡国外，其中以1959年和1994年为最多。尤其是1994年大屠杀发生后，这个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国家有200多万人逃离家园，另有150万人无家可归。解决难民问题成了屠杀发生后的当务之急。
1994年7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夺取政权后，成立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号召难民返回家乡。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大批难民陆续返回家乡，并得到了妥善安置。当我驱车行驶在卢旺达这个“千丘之国”绵延起伏的盘山公路上时，常常能看到两旁山坡上排列着许多整齐划一的泥土墙、铁皮屋顶房子，路边竖立着许多“由联合国难民署赞助兴建”等字样的牌子。难民署驻卢旺达办事处负责人对我说，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卢旺达难民从邻国坦桑尼亚、布隆迪、刚果（金）、乌干达回国，现在滞留在境外的难民人数只有8万人左右了。
“我是卢旺达人”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部族冲突，卢旺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例如：成立“国家统一与和解委员会”，积极奉行民族和解政策，淡化部族概念，强调民族团结；禁止人们公开自己的部族身份，也禁止打听他人的部族身份，所有人都是“卢旺达人”；成立传统的“加查查”法庭，以加快对大屠杀嫌疑犯的审判速度，对那些情节较轻、认罪较好的从犯采取宽恕政策；规定离开家乡10年以上的难民只能异地安置，以免因财产纠纷再度激化部族矛盾等。
在卢旺达采访的数天中，我曾怀着好奇心询问过受访者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但绝大多数人给我的回答是“我是卢旺达人”。在位于布塔雷的国立大学采访期间，一名大学生对我说，现政府所采取的民族和解政策在反对部族分裂，消除部族仇恨，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2000年，卡加梅出任过渡政府总统，在处理部族危机，增进民族和解，发展经济，反对腐败等方面作出了卓著政绩，不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和好评，也赢得了卢旺达人的心。2003年8月，卡加梅以超过95％的绝对多数票当选为总统。
在对首都基加利以及几个省份的采访中，我注意到，卢旺达人对现政府以及卡加梅的赞许之语是发自肺腑的。经历了1994年部族大屠杀的卢旺达人民热爱和平，痛恨部族仇杀，希望能忘掉过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疗伤止痛靠自己
在卢旺达，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一部饱含血泪的辛酸史。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伤，但他们也都在努力用各种方式医治创伤，重获新生。
今年22岁的出租车司机弗兰克来自布塔雷省。大屠杀期间，他的家人全部被害，只留下他和一个比他小7岁的弟弟。因为不会种地，他只好来到首都当出租车司机。弗兰克说，开出租车赚不到多少钱，每天早出晚归赚得的一点点辛苦钱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资助弟弟上学。我问他是否还痛恨当年杀死他亲人的胡图人时，他用手指着当年在手背上和脸上留下的多处伤疤说，仇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生存，就应该学会和平共处。
卡亚达是一个瘦小的老头，脸上布满了皱纹，他是最近被特赦的第一批犯人之一。10年前，在前胡图政府军的蛊惑和胁迫下，他用砍刀砍死了一位妇女和一个15岁的女孩。他说，他并不认识她们，但别无选择，如果当时他不杀她们，自己就要被胡图军杀死。他的哥哥就是因为拒绝杀人而被一枪打死的。后来，因为害怕遭到报复，卡亚达携家逃到刚果（金）。在逃难期间，他的妻子和儿子先后饿死在前扎伊尔丛林中。卡亚达说，尽管自己是被逼的，但毕竟手上沾了血渍，他会一辈子生活在忏悔之中。
卢旺达国家博物馆馆长米萨格告诉我，胡图人和图西人世代混居，互相通婚。他们都是善良的普通百姓，有着相同的文化习俗。本来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究竟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但是90年代初开始搞多党制之后，各个政党在登记党员和鼓动选民时，都纷纷强调部族和血缘关系，重翻历史老帐和民族积怨。可以说，他们都是受害者，是政治纷争的牺牲品。
去卢旺达前，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卢旺达的贫穷、落后和种族仇杀。几天的采访过去了，我感觉我看到了卢旺达的希望和未来。卢旺达人自上而下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应该摈弃什么。卢旺达，这个非洲部族矛盾最尖锐的国家，已经从部族纷争的阴影中走出来，正在向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