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宽容这个时代的进步――关于《南方都市报》事件的感想
请宽容这个时代的进步――在《南方都市报》事件的背后
2004年1月14日，《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因涉嫌贪污和行贿被逮捕，3月4日，广州市东山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喻华峰的辩护人，在经过充分的调查和法庭质证之后，我们确信喻华峰的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贪污和行贿。喻华峰不仅不是一个令人痛恨的腐败分子，而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报业经理人，一个无辜的受难者。
被指控的罪名
喻华峰被指控两个罪名：贪污10万元和行贿97万元。
关于贪污，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喻华峰指使财务人员以业务人员的名义冒领156万元公款，《南方都市报》九个编委将其中58万元私分，喻华峰分得10万元。但有关调查以及庭审已经查明，所谓156万元公款其实是《南方都市报》经营人员应得的奖金，而不是所谓国家财产。这156万元中的每一笔都有合法来源，都是根据《南方都市报》与《南方日报》集团签订的合同确定提取的，它们的所有权分属于广告业务员、广告部副总经理等。考虑到当年经营人员收入已经很高，为了平衡经营部门和采编部门、行政部门的奖金差异，《南方都市报》决定把这156万元从经营人员那里拿出来供所有《南方都市报》员工分配。喻华峰起的作用是执行编委的决定劝说业务员、广告部副总经理等同意把奖金拿出来，而不是私自指使财务人员冒领公款。
2000年度《南方都市报》可支配的年终奖金共计600多万元，其中就包括账面上已经发给经营部门个人的而他们又同意返回《南方都市报》的156万元。根据《南方日报》集团的规定，《南方都市报》编委有权决定奖金的分配方案。这一共605万元的奖金分为三次发放，前两次分别于2001年春节前后向全体员工以及管理人员发放，第三次剩余的58万元经过主编程益中提议编委讨论，于2001年6月在九个编委中间发放。至于为什么要在编委们中间进行第三次分配，主管《南方都市报》的南方日报集团编委解释说，南方都市报有很好的市场激励机制，优秀管理人员有很高的报酬，但在中国这特殊的国情下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们后来给主要管理人员的奖金都不是一次发放，而是分几次发放。在这次很正常的奖金分配中，喻华峰享受主编待遇，分得10万元。
可以确定地说，喻华峰所得的10万元是奖金，奖金的发放也符合程序。一位《南方都市报》的员工愤愤不平地说，如果这样的行为是贪污的话，那么，《南方都市报》以及中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乃至所有的国有企业发的奖金都是贪污，中国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几乎个个都可以定为贪污犯。
关于行贿，检察机关指控喻华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南方日报》编委李民英贿送97万元。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行贿罪必须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但法庭上控方始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喻华峰试图谋取什么不正当利益。如果说喻华峰想向领导行贿的话，那么，他行贿的对象也应该是主管编委乃至社长而不应该是2001年12月就已经退职成为调研员的李民英。即使在2001年12月之前李民英任《南方都市报》主编以及作为分管《南方都市报》社委时期，喻华峰的职务任免、工资奖金的确定，以及《南方日报》集团与《南方都市报》的二级核算承包方案，都是由《南方日报》集团社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而并非由李民英说了算。喻华峰实在不具备拿97万元行贿李民英的动机。
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喻华峰送钱给李民英是代表《南方都市报》表达对李民英贡献的感谢。《南方日报》集团派驻《南方都市报》的调研员李民英曾经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人，这位从前的老领导被称为《南方都市报》“最大的业务员”――很多广告客户都是李民英出面谈判敲定的，他和喻华峰被称为《南方都市报》两大“铁人”，为《南方都市报》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根据《南方日报》社管理规定，李民英作为集团管理人员不准从集团下属《南方都市报》领工资和奖金。为了答谢李民英的贡献，《南方都市报》曾经多次讨论给他发奖金，2000年度的奖金名单上也已经明确列上李民英20万元，但考虑到集团的规章制度，李民英不能拿这些奖金。后来终于有了一个不太妥当的变通的方法：由喻华峰以个人的名义领出来奖金送给李民英。在《南方都市报》迅速发展的四年里，《南方都市报》以这种方式送给李民英共计97万元。正是这些奖金，被检察院认定为贿赂，喻华峰是行贿，李民英是受贿。
时代背景
应当说，《南方都市报》的做法有些违规，但指控喻华峰贪污行贿在法律上是非常勉强的，《南方都市报》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财务管理不够规范的问题。中国有那么多腐败问题，可是有关部门为什么非要拿《南方都市报》的财务管理问题大做文章？联想到2003年针对《南方都市报》和喻华峰持续半年多的调查，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悲剧和2003年的社会背景有某种联系。
2003年2月到3月，《南方都市报》多次努力冲击传统的信息封闭体制公开报道SARS。
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震撼了整个国家，孙志刚之死导致了一部法规的废止和公民权利运动的浪潮。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在给上亿的中国农民工带来安全和尊严的同时也意味着某些人非法利益的损失。
6月下旬，收容遣送办法刚刚废止，广州有关部门曾经召开过反思大会，但遗憾的是反思的背后潜伏着某些人对《南方都市报》的愤恨。之后，一个传言说：一位领导下令查《南方都市报》，直到查出问题为止！
7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涉嫌“受贿”被拘留，审查后改为取保候审。同时，大量南方都市报的广告客户被调查，有关部门试图发现客户向喻华峰行贿的痕迹。
12月下旬，《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再次出现SARS。这样的信息公开对于人民生命安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国务院曾经要求过的，然而南方都市报却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当天值班编委被撤职，直到2004年3月，针对此事的调查还没有结束。
2004年1月初，针对《南方都市报》的经济问题的调查骤然升级。 1月14日，喻华峰被正式逮捕，涉嫌的罪名由受贿变成了贪污和行贿。
如果喻华峰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他将面临十年以上的牢狱生涯，相应地，《南方都市报》九个编委也都会有罪，即使暂时不被处罚，他们也随时处在危险当中。
请宽容这个时代的进步
一系列背后的故事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喻华峰的悲剧就是《南方都市报》乃至整个中国媒体的悲剧。在法律上喻华峰是无罪的，牢狱之灾绝不应当属于这位出色的报业经理人的宿命。我们相信，禀承法律正义和道德良知，法院将宣告喻华峰无罪。但我们担心司法本身的独立和尊严受到伤害，我们确信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
2003年，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SARS的冲击让我们的国家信息更加开放，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把我们国家人权保护推进了一大步，公安部便民三十条打碎了很多套在我们每一个公民身上的沉重的枷锁，基层人大实质性选举为政治文明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南方都市报》的遭遇。《南方都市报》面向大众的道德情感敢于说真话，2003年，《南方都市报》第一个报道了孙志刚案，第一个报道了孙大午案，年底又第一个报道了SARS，可以说，这一年中国社会开放和人权事业的进步与《南方都市报》的贡献分不开的。但所有这一切在赢得国民的支持和信任的同时也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南方都市报》敢于面向市场敢于实践新的市场化的管理模式，作为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媒体，上级是一个事业单位，背后又是传统的权力体制，这尴尬的背景本身就很容易被人抓到经济问题的把柄。其实，《南方都市报》的悲剧从它诞生时起就已经注定，而喻华峰个人的不幸，只是这个悲剧的载体。事实上，从发现喻华峰几百万元的存款开始，有关部门就认为喻华峰一定能“查出问题”的。公诉人不止一次地对喻华峰高收入的控诉表明，这个时代仍然有人固执地认为市场化管理以及高收入本身就是有罪的。
在法庭上，公诉人激烈地指控喻华峰很高的奖金却没有“暴露在阳光之下”，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旧体制愤怒的声音。而在法庭之外，我们更加感到悲哀。客观地说，《南方都市报》的管理有些不够规范的地方，但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2003年富有良知的报道，它会有今天的遭遇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一个市场化管理的企业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对于为规避旧体制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有必要用这种恶意围剿的方式吗？这没完没了的打击是否代表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2004年3月5日，当我离开《南方日报》集团的时候，已经听到工作组进驻的消息。想起这些年来各种不幸的消息，真的很想向他们表达内心深处的敬意。中国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的悲剧在于，有关部门只要想查你，总能查出问题的，用这样的方式迫使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听话”，真是国家的悲哀。尽管我们尽力把所谓进步与保守都理解为一种生活习惯，尽管我们尽力平息自己的愤怒，但面对《南方都市报》和喻华峰的遭遇，我们仍然难以理解某些官员的逻辑：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你们到底代表的是人民利益还是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是社会进步还是保守退步？
我们为喻华峰辩护，不仅是为了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幸福。我们想告诉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我们想告诉那些被人民赋予了权力的人，请不要制造敌意和恐惧，请宽容这个时代的进步。有人可以把这种善意当成幼稚和愚蠢，但我们是认真的。无论经历了多少失望和无奈，我们从来不曾放弃对中国司法公正的希望，从来不曾放弃对一个开放公正社会的追求。
许志永200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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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CCTV最后一块遮羞布!!(转)
下面的例子也许更能揭穿cctv的虚伪。
这几年，“焦点访谈“一直受捧，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将它誉为敢于匡扶正义的“青天栏目“。其实，它不过只一专门对付县团级以下邪恶权势的“苍蝇拍子“而已。
除了打到几家“拦路的收费站“、“偷油的加油站“、“盗版的光碟厂“、“渎职失职的副县长“之类小苍蝇外，哪件大案要案是cctv新闻监督出来的？那些中国的“水门事件级“，“克林顿情人级“，“金大中儿子级“的大丑闻，中国当代别说几个，恐怕全中国的报纸都登得拍拍满满还有剩余的，除非已经定案的，中央电视台有种敢碰一回么？
当《南方周末》报冒着报社关门编辑记者失业的危险揭露“艾滋病村“，“希望工程蛀虫“时，cctv有这个骨气吗？把饭碗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要并没什么不可以，人的本性是自利的，民众从没有、也不应该把更高的期望真正寄托给谁，“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社会正义归根结底还是得依靠公众自己维护。
cctv的无耻之处在于，一个将自家的身家地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帮闲，一个从没有独立精神的权臣，一个但知听命于强权、唯强权马首是瞻的奴才，一个心甘情愿替权势充当打手、喽罗、吹鼓手、跟屁虫、传话太监、以替掌权者提夜壶、闻骚为志业的宣传机器，却还要拼命地争那块“舆论监督“的招牌。
从本质上说来，cctv有史以来干得最多，干起来最得心应手的工作，除了扶强，便是锄弱。
通过新闻联播，cctv一直在这样统一全国的认识：小制药，小煤矿，小网吧，小地方，小乡镇，小广告，小煤炭，小钢铁，小化工，小制造，小百姓，小官僚，小人物，小刊小报，小......一切姓“小“的都不好，都与邪恶沾亲带故。它们仿佛都与巨无霸cctv前世有仇，都在cctv的谴责，打压之列。只有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巨无霸，还有比cctv更大更高更强的权势最好。cctv对这些“小字辈“出手，从来“义正辞严“、“字正腔圆“，一剑封喉，一点一个准，一击血一冒，而且不必担心什么后遗症，像打死一只苍蝇踩死一只蚂蚁，既扬了威名，又树了形象，还间接打开了财源－－cctv门口排两条队，除了一条求告无门的，还有一条行贿送礼的。
可是，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个许多方面还是“半穷一白“的国度里，每个创业者在起步时差不多都是小的，不尽规范的，有若干缺点的，等待提高壮大的，如果按cctv的标准，什么都必须大而洋，都必须符合那些“恶法“，屈从那些“恶法执行者“的意志，不如干脆在家等cctv从天上送馅饼好了。
“丑，小，土，弱，低“本是生活常态的一种。cctv高高在上，远离民众，它所有的节目好象永远是“美，大，洋，强，高“者的一统天下。每年的春节晚会，千篇一律大制作，大舞台，大投入，大导演，大名星，连端茶送水的都是大腕名流。摆出一副“cctv，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架式。每天新闻联播前必来上高歌一曲，主题不是长江黄河，名山大川，便是革命主题，领袖赞歌。真不知cctv哪来的那么多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豪情壮志，年年岁岁月月朝朝，那些唱歌的好象个个都吃了伟哥似的，*时时刻刻硬梆梆就好么？
每天的新闻节目成为公式：大人物，高层活动，强者对话，新潮洋派，各行各业捷报频传，美女俊哥花瓶其间。可怜八亿农民却难得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偶尔有次把露脸的机会，必是给强权作陪衬，作强权合理合法的注脚，轿夫，反衬。闭着眼睛昧着良心说瞎话的cctv却从不将每年数百万下岗职工，数千万失业人员与“三个代表“有何关系讲个清楚明白。
通过做假新闻说瞎话，cctv这几年收获颇丰，广告收入直线飚升，台里头头脑脑名利双收自不待言，就是连那些与霸权沾上边的，也少有不鸡犬升天。有幸能利用到这个全国唯一的垄断信息资源的人们都有福了，出书的出书－－即使狗屁不通，拿出场费的拿出场费，帮人说情办事的自然少不了诸般好处，一些编辑导演之类的也不甘人后，利用地方人力物力免费制作片子卖大钱，记者们更是火遍全国没商量，真个是潇洒得厉害！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cctv唯我独尊的话语霸主地位，对人民、对国家的危害百倍、千倍、万倍于任何一个违法案件。国家存在一个唯一的最大的话语霸权这件事本身，正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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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越来越多死亡威胁
港名嘴主持人郑经翰宣布封口
（香港法新电）香港名嘴、商业电台叩应节目《茶杯里的风波》主持人郑经翰昨天在节目上宣布“封咪（麦克风）”，理由是他接到越来越多的死亡威胁，而香港的政治气压令他感到窒息。
6年前曾被砍6刀
外号“大班”的郑经翰以反建制言论和泼辣的主持风格著称，6年前曾遭不明人士砍6刀，浴血电台门口。
他昨天的节目是预制的，目前已经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
他自称身心压力日益沉重，以致身心疲乏，接近崩溃边缘。
他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封咪”休假，并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对港民主感失望
他说，他对北京最近干预香港寻求民主感到“不开心、无助、生气、失望”，并指身边的朋友“纷纷变节，卖身的卖身，投靠的投靠”。
他认为，在目前的压力下，不适合继续主持节目。
他表示，会于年底回返香港，而在电台工作10年，高层一直没有干预他的言论自由。他也否认9月会参选立法会，表示自己不适合做议员。
接替郑经翰主持节目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昨天表示，被郑经翰指“变节”的朋友其之一，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因为郑、曾两人是好友，而相信曾在香港政改检讨一事中的表现令郑很伤心。不过，政务司长办公室随后作出回应，对李鹏飞的言论表示遗憾，指这纯粹是他个人的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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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的希望还在 ?
● 杜平
每天都要看中国的媒体，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却感到失落。“五一”假期里，中央电视台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CCTV9英语频道将从5月3日起大幅度改革，希望我抽空看看，以便继续提出意见。
昨天，我认真看了改革之后的这个频道，感觉确实大为不同，尤其是视觉效果很好。虽然内容上难尽其美，但在各种条条框框的局限之下，这样的努力已足以令人感到兴奋。
然而，在其他时候，不论是电视，还是报纸，凡是传统概念里的中国主流媒体，都容易使人感到气馁、憋屈和沮丧。尤其是在动态新闻的报道上，好像它们总喜欢和公众捉迷藏。我们越是想知道的东西，它们越是舍不得告诉你；凡是我们觉得无关痛痒的事情，它们偏偏都要连篇累牍地大事炒作。
与时代不合拍
与过去相比，最近几年来，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空间其实已经宽松了很多。过去的很多禁区，过去不准报道的非政治性事件，例如某地发生煤气大爆炸，某市发生建筑物倒塌，某省发生巴士翻车事故，某个地区出现食品中毒悲剧等等，这些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灾难，都常常因为某个官员的一通电话而被压住不报。而自从胡温体制施政以来，尤其是在沙斯疫情之后，情况已经大大改观。
可是，尽管如此，媒体对不起读者和观众的时候实在还是太多。那种左躲右闪，那种吞吞吐吐，那种避重就轻，那种唯上瞒下，那种八股僵硬，那种空话废话大话套话，都会使人产生一种近乎绝望的饥饿感。
有趣的是，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当全世界都渴望深入了解中国的时候，中国自己的主流媒体却对自己国家的很多事情视若无睹，甚至是装聋作哑。尤其是当自己同胞的遭遇需要得到关注和帮助的时候，一些主流媒体却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漠不关心，所谓血浓于水更是一种奢求。
相反，对于那些无关百姓利益的事情，某些媒体却表现得兴致勃勃。例如对南美洲的车祸，例如对格鲁吉亚的内部纷争，例如对几十年不变的以巴冲突，例如对非洲某几个部落之间的血拼等等，一些主流媒体都舍得用大篇幅、大时段去关心和谈论。
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社会如此之复杂，国际地位如此之重要，按道理，有关它的报道也应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深度。可是，从中国自己的媒体上看，偌大的国土上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少数官僚们在开会开会再开会之外，一切都好像是微不足道，全部十几亿人似乎都在睡梦之中，没有声音，没有行为。
去年年初，中国高层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三贴近”的要求，海内外舆论曾经感到一阵兴奋，并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未来产生许多乐观的遐想。但一年多过去了，媒体与现实之间、媒体与普通百姓之间、媒体与时代之间，依然隔着一道厚厚的长城。
最近，在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虽然有关方面再次强调要做到“三贴近”，但结果恐怕还会像过去一样流于空谈。看一看北京某大报的海外版，那就是执行对外宣传任务的，可是，每天放在眼前，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就是找不到任何贴近的感觉。
一种不同的面貌
中国主流媒体的现状，已经远远落后于整个国家的变迁和进步，也远远不符合中国发展目标的需要，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长此下去，它们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就难免会被边缘化。
所幸的是，最近一些年来，那些自愿贴近生活、自愿贴近公众的非主流媒体，却在主动和逐步地承担起主流媒体所不能担负的责任。特别是各地纷纷兴起的都市报，构成了中国媒体的另一种面貌。这不仅是可喜的，而且也是值得钦佩的。
在沙斯疫情最初开始传播之时，广东的地方都市报敢于挣脱体制的约束，率先向公众披露真相；在孙志刚被收容所管教人员殴打致死之后，同样也是当地的非主流报纸予以揭露，并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如果说这些小报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当地的主流报纸无疑就是失职的。
作为一个媒体人，对中国媒体的任何点滴批评，也都会使自己觉得心痛。我们深深知道，当今中国媒体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并非在媒体本身，更不能说是媒体本身之过。
实际上，中国新闻界永远有一批执著的人，有一批热血沸腾的人。他们坚持新闻原则，当正义受到玷污的时候，他们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挑战权势。他们的良知和勇气，就是中国新闻媒体自我提升的力量。最近《南方都市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在全国新闻界和学术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就足让人看到这种精神的存在，也足以让人看到中国新闻事业的希望并没有幻灭。
请宽容这个时代的进步――在《南方都市报》事件的背后
2004年1月14日，《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因涉嫌贪污和行贿被逮捕，3月4日，广州市东山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喻华峰的辩护人，在经过充分的调查和法庭质证之后，我们确信喻华峰的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贪污和行贿。喻华峰不仅不是一个令人痛恨的腐败分子，而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报业经理人，一个无辜的受难者。
被指控的罪名
喻华峰被指控两个罪名：贪污10万元和行贿97万元。
关于贪污，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喻华峰指使财务人员以业务人员的名义冒领156万元公款，《南方都市报》九个编委将其中58万元私分，喻华峰分得10万元。但有关调查以及庭审已经查明，所谓156万元公款其实是《南方都市报》经营人员应得的奖金，而不是所谓国家财产。这156万元中的每一笔都有合法来源，都是根据《南方都市报》与《南方日报》集团签订的合同确定提取的，它们的所有权分属于广告业务员、广告部副总经理等。考虑到当年经营人员收入已经很高，为了平衡经营部门和采编部门、行政部门的奖金差异，《南方都市报》决定把这156万元从经营人员那里拿出来供所有《南方都市报》员工分配。喻华峰起的作用是执行编委的决定劝说业务员、广告部副总经理等同意把奖金拿出来，而不是私自指使财务人员冒领公款。
2000年度《南方都市报》可支配的年终奖金共计600多万元，其中就包括账面上已经发给经营部门个人的而他们又同意返回《南方都市报》的156万元。根据《南方日报》集团的规定，《南方都市报》编委有权决定奖金的分配方案。这一共605万元的奖金分为三次发放，前两次分别于2001年春节前后向全体员工以及管理人员发放，第三次剩余的58万元经过主编程益中提议编委讨论，于2001年6月在九个编委中间发放。至于为什么要在编委们中间进行第三次分配，主管《南方都市报》的南方日报集团编委解释说，南方都市报有很好的市场激励机制，优秀管理人员有很高的报酬，但在中国这特殊的国情下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们后来给主要管理人员的奖金都不是一次发放，而是分几次发放。在这次很正常的奖金分配中，喻华峰享受主编待遇，分得10万元。
可以确定地说，喻华峰所得的10万元是奖金，奖金的发放也符合程序。一位《南方都市报》的员工愤愤不平地说，如果这样的行为是贪污的话，那么，《南方都市报》以及中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乃至所有的国有企业发的奖金都是贪污，中国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几乎个个都可以定为贪污犯。
关于行贿，检察机关指控喻华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南方日报》编委李民英贿送97万元。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行贿罪必须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但法庭上控方始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喻华峰试图谋取什么不正当利益。如果说喻华峰想向领导行贿的话，那么，他行贿的对象也应该是主管编委乃至社长而不应该是2001年12月就已经退职成为调研员的李民英。即使在2001年12月之前李民英任《南方都市报》主编以及作为分管《南方都市报》社委时期，喻华峰的职务任免、工资奖金的确定，以及《南方日报》集团与《南方都市报》的二级核算承包方案，都是由《南方日报》集团社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而并非由李民英说了算。喻华峰实在不具备拿97万元行贿李民英的动机。
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喻华峰送钱给李民英是代表《南方都市报》表达对李民英贡献的感谢。《南方日报》集团派驻《南方都市报》的调研员李民英曾经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人，这位从前的老领导被称为《南方都市报》“最大的业务员”――很多广告客户都是李民英出面谈判敲定的，他和喻华峰被称为《南方都市报》两大“铁人”，为《南方都市报》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根据《南方日报》社管理规定，李民英作为集团管理人员不准从集团下属《南方都市报》领工资和奖金。为了答谢李民英的贡献，《南方都市报》曾经多次讨论给他发奖金，2000年度的奖金名单上也已经明确列上李民英20万元，但考虑到集团的规章制度，李民英不能拿这些奖金。后来终于有了一个不太妥当的变通的方法：由喻华峰以个人的名义领出来奖金送给李民英。在《南方都市报》迅速发展的四年里，《南方都市报》以这种方式送给李民英共计97万元。正是这些奖金，被检察院认定为贿赂，喻华峰是行贿，李民英是受贿。
时代背景
应当说，《南方都市报》的做法有些违规，但指控喻华峰贪污行贿在法律上是非常勉强的，《南方都市报》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财务管理不够规范的问题。中国有那么多腐败问题，可是有关部门为什么非要拿《南方都市报》的财务管理问题大做文章？联想到2003年针对《南方都市报》和喻华峰持续半年多的调查，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悲剧和2003年的社会背景有某种联系。
2003年2月到3月，《南方都市报》多次努力冲击传统的信息封闭体制公开报道SARS。
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震撼了整个国家，孙志刚之死导致了一部法规的废止和公民权利运动的浪潮。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在给上亿的中国农民工带来安全和尊严的同时也意味着某些人非法利益的损失。
6月下旬，收容遣送办法刚刚废止，广州有关部门曾经召开过反思大会，但遗憾的是反思的背后潜伏着某些人对《南方都市报》的愤恨。之后，一个传言说：一位领导下令查《南方都市报》，直到查出问题为止！
7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涉嫌“受贿”被拘留，审查后改为取保候审。同时，大量南方都市报的广告客户被调查，有关部门试图发现客户向喻华峰行贿的痕迹。
12月下旬，《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再次出现SARS。这样的信息公开对于人民生命安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国务院曾经要求过的，然而南方都市报却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当天值班编委被撤职，直到2004年3月，针对此事的调查还没有结束。
2004年1月初，针对《南方都市报》的经济问题的调查骤然升级。 1月14日，喻华峰被正式逮捕，涉嫌的罪名由受贿变成了贪污和行贿。
如果喻华峰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他将面临十年以上的牢狱生涯，相应地，《南方都市报》九个编委也都会有罪，即使暂时不被处罚，他们也随时处在危险当中。
请宽容这个时代的进步
一系列背后的故事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喻华峰的悲剧就是《南方都市报》乃至整个中国媒体的悲剧。在法律上喻华峰是无罪的，牢狱之灾绝不应当属于这位出色的报业经理人的宿命。我们相信，禀承法律正义和道德良知，法院将宣告喻华峰无罪。但我们担心司法本身的独立和尊严受到伤害，我们确信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
2003年，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SARS的冲击让我们的国家信息更加开放，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把我们国家人权保护推进了一大步，公安部便民三十条打碎了很多套在我们每一个公民身上的沉重的枷锁，基层人大实质性选举为政治文明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南方都市报》的遭遇。《南方都市报》面向大众的道德情感敢于说真话，2003年，《南方都市报》第一个报道了孙志刚案，第一个报道了孙大午案，年底又第一个报道了SARS，可以说，这一年中国社会开放和人权事业的进步与《南方都市报》的贡献分不开的。但所有这一切在赢得国民的支持和信任的同时也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南方都市报》敢于面向市场敢于实践新的市场化的管理模式，作为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媒体，上级是一个事业单位，背后又是传统的权力体制，这尴尬的背景本身就很容易被人抓到经济问题的把柄。其实，《南方都市报》的悲剧从它诞生时起就已经注定，而喻华峰个人的不幸，只是这个悲剧的载体。事实上，从发现喻华峰几百万元的存款开始，有关部门就认为喻华峰一定能“查出问题”的。公诉人不止一次地对喻华峰高收入的控诉表明，这个时代仍然有人固执地认为市场化管理以及高收入本身就是有罪的。
在法庭上，公诉人激烈地指控喻华峰很高的奖金却没有“暴露在阳光之下”，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旧体制愤怒的声音。而在法庭之外，我们更加感到悲哀。客观地说，《南方都市报》的管理有些不够规范的地方，但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2003年富有良知的报道，它会有今天的遭遇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一个市场化管理的企业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对于为规避旧体制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有必要用这种恶意围剿的方式吗？这没完没了的打击是否代表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2004年3月5日，当我离开《南方日报》集团的时候，已经听到工作组进驻的消息。想起这些年来各种不幸的消息，真的很想向他们表达内心深处的敬意。中国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的悲剧在于，有关部门只要想查你，总能查出问题的，用这样的方式迫使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听话”，真是国家的悲哀。尽管我们尽力把所谓进步与保守都理解为一种生活习惯，尽管我们尽力平息自己的愤怒，但面对《南方都市报》和喻华峰的遭遇，我们仍然难以理解某些官员的逻辑：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你们到底代表的是人民利益还是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是社会进步还是保守退步？
我们为喻华峰辩护，不仅是为了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幸福。我们想告诉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我们想告诉那些被人民赋予了权力的人，请不要制造敌意和恐惧，请宽容这个时代的进步。有人可以把这种善意当成幼稚和愚蠢，但我们是认真的。无论经历了多少失望和无奈，我们从来不曾放弃对中国司法公正的希望，从来不曾放弃对一个开放公正社会的追求。
许志永200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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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CCTV最后一块遮羞布!!(转)
下面的例子也许更能揭穿cctv的虚伪。
这几年，“焦点访谈“一直受捧，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将它誉为敢于匡扶正义的“青天栏目“。其实，它不过只一专门对付县团级以下邪恶权势的“苍蝇拍子“而已。
除了打到几家“拦路的收费站“、“偷油的加油站“、“盗版的光碟厂“、“渎职失职的副县长“之类小苍蝇外，哪件大案要案是cctv新闻监督出来的？那些中国的“水门事件级“，“克林顿情人级“，“金大中儿子级“的大丑闻，中国当代别说几个，恐怕全中国的报纸都登得拍拍满满还有剩余的，除非已经定案的，中央电视台有种敢碰一回么？
当《南方周末》报冒着报社关门编辑记者失业的危险揭露“艾滋病村“，“希望工程蛀虫“时，cctv有这个骨气吗？把饭碗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要并没什么不可以，人的本性是自利的，民众从没有、也不应该把更高的期望真正寄托给谁，“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社会正义归根结底还是得依靠公众自己维护。
cctv的无耻之处在于，一个将自家的身家地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帮闲，一个从没有独立精神的权臣，一个但知听命于强权、唯强权马首是瞻的奴才，一个心甘情愿替权势充当打手、喽罗、吹鼓手、跟屁虫、传话太监、以替掌权者提夜壶、闻骚为志业的宣传机器，却还要拼命地争那块“舆论监督“的招牌。
从本质上说来，cctv有史以来干得最多，干起来最得心应手的工作，除了扶强，便是锄弱。
通过新闻联播，cctv一直在这样统一全国的认识：小制药，小煤矿，小网吧，小地方，小乡镇，小广告，小煤炭，小钢铁，小化工，小制造，小百姓，小官僚，小人物，小刊小报，小......一切姓“小“的都不好，都与邪恶沾亲带故。它们仿佛都与巨无霸cctv前世有仇，都在cctv的谴责，打压之列。只有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巨无霸，还有比cctv更大更高更强的权势最好。cctv对这些“小字辈“出手，从来“义正辞严“、“字正腔圆“，一剑封喉，一点一个准，一击血一冒，而且不必担心什么后遗症，像打死一只苍蝇踩死一只蚂蚁，既扬了威名，又树了形象，还间接打开了财源－－cctv门口排两条队，除了一条求告无门的，还有一条行贿送礼的。
可是，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个许多方面还是“半穷一白“的国度里，每个创业者在起步时差不多都是小的，不尽规范的，有若干缺点的，等待提高壮大的，如果按cctv的标准，什么都必须大而洋，都必须符合那些“恶法“，屈从那些“恶法执行者“的意志，不如干脆在家等cctv从天上送馅饼好了。
“丑，小，土，弱，低“本是生活常态的一种。cctv高高在上，远离民众，它所有的节目好象永远是“美，大，洋，强，高“者的一统天下。每年的春节晚会，千篇一律大制作，大舞台，大投入，大导演，大名星，连端茶送水的都是大腕名流。摆出一副“cctv，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架式。每天新闻联播前必来上高歌一曲，主题不是长江黄河，名山大川，便是革命主题，领袖赞歌。真不知cctv哪来的那么多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豪情壮志，年年岁岁月月朝朝，那些唱歌的好象个个都吃了伟哥似的，*时时刻刻硬梆梆就好么？
每天的新闻节目成为公式：大人物，高层活动，强者对话，新潮洋派，各行各业捷报频传，美女俊哥花瓶其间。可怜八亿农民却难得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偶尔有次把露脸的机会，必是给强权作陪衬，作强权合理合法的注脚，轿夫，反衬。闭着眼睛昧着良心说瞎话的cctv却从不将每年数百万下岗职工，数千万失业人员与“三个代表“有何关系讲个清楚明白。
通过做假新闻说瞎话，cctv这几年收获颇丰，广告收入直线飚升，台里头头脑脑名利双收自不待言，就是连那些与霸权沾上边的，也少有不鸡犬升天。有幸能利用到这个全国唯一的垄断信息资源的人们都有福了，出书的出书－－即使狗屁不通，拿出场费的拿出场费，帮人说情办事的自然少不了诸般好处，一些编辑导演之类的也不甘人后，利用地方人力物力免费制作片子卖大钱，记者们更是火遍全国没商量，真个是潇洒得厉害！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cctv唯我独尊的话语霸主地位，对人民、对国家的危害百倍、千倍、万倍于任何一个违法案件。国家存在一个唯一的最大的话语霸权这件事本身，正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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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越来越多死亡威胁
港名嘴主持人郑经翰宣布封口
（香港法新电）香港名嘴、商业电台叩应节目《茶杯里的风波》主持人郑经翰昨天在节目上宣布“封咪（麦克风）”，理由是他接到越来越多的死亡威胁，而香港的政治气压令他感到窒息。
6年前曾被砍6刀
外号“大班”的郑经翰以反建制言论和泼辣的主持风格著称，6年前曾遭不明人士砍6刀，浴血电台门口。
他昨天的节目是预制的，目前已经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
他自称身心压力日益沉重，以致身心疲乏，接近崩溃边缘。
他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封咪”休假，并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对港民主感失望
他说，他对北京最近干预香港寻求民主感到“不开心、无助、生气、失望”，并指身边的朋友“纷纷变节，卖身的卖身，投靠的投靠”。
他认为，在目前的压力下，不适合继续主持节目。
他表示，会于年底回返香港，而在电台工作10年，高层一直没有干预他的言论自由。他也否认9月会参选立法会，表示自己不适合做议员。
接替郑经翰主持节目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昨天表示，被郑经翰指“变节”的朋友其之一，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因为郑、曾两人是好友，而相信曾在香港政改检讨一事中的表现令郑很伤心。不过，政务司长办公室随后作出回应，对李鹏飞的言论表示遗憾，指这纯粹是他个人的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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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的希望还在 ?
● 杜平
每天都要看中国的媒体，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却感到失落。“五一”假期里，中央电视台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CCTV9英语频道将从5月3日起大幅度改革，希望我抽空看看，以便继续提出意见。
昨天，我认真看了改革之后的这个频道，感觉确实大为不同，尤其是视觉效果很好。虽然内容上难尽其美，但在各种条条框框的局限之下，这样的努力已足以令人感到兴奋。
然而，在其他时候，不论是电视，还是报纸，凡是传统概念里的中国主流媒体，都容易使人感到气馁、憋屈和沮丧。尤其是在动态新闻的报道上，好像它们总喜欢和公众捉迷藏。我们越是想知道的东西，它们越是舍不得告诉你；凡是我们觉得无关痛痒的事情，它们偏偏都要连篇累牍地大事炒作。
与时代不合拍
与过去相比，最近几年来，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空间其实已经宽松了很多。过去的很多禁区，过去不准报道的非政治性事件，例如某地发生煤气大爆炸，某市发生建筑物倒塌，某省发生巴士翻车事故，某个地区出现食品中毒悲剧等等，这些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灾难，都常常因为某个官员的一通电话而被压住不报。而自从胡温体制施政以来，尤其是在沙斯疫情之后，情况已经大大改观。
可是，尽管如此，媒体对不起读者和观众的时候实在还是太多。那种左躲右闪，那种吞吞吐吐，那种避重就轻，那种唯上瞒下，那种八股僵硬，那种空话废话大话套话，都会使人产生一种近乎绝望的饥饿感。
有趣的是，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当全世界都渴望深入了解中国的时候，中国自己的主流媒体却对自己国家的很多事情视若无睹，甚至是装聋作哑。尤其是当自己同胞的遭遇需要得到关注和帮助的时候，一些主流媒体却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漠不关心，所谓血浓于水更是一种奢求。
相反，对于那些无关百姓利益的事情，某些媒体却表现得兴致勃勃。例如对南美洲的车祸，例如对格鲁吉亚的内部纷争，例如对几十年不变的以巴冲突，例如对非洲某几个部落之间的血拼等等，一些主流媒体都舍得用大篇幅、大时段去关心和谈论。
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社会如此之复杂，国际地位如此之重要，按道理，有关它的报道也应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深度。可是，从中国自己的媒体上看，偌大的国土上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少数官僚们在开会开会再开会之外，一切都好像是微不足道，全部十几亿人似乎都在睡梦之中，没有声音，没有行为。
去年年初，中国高层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三贴近”的要求，海内外舆论曾经感到一阵兴奋，并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未来产生许多乐观的遐想。但一年多过去了，媒体与现实之间、媒体与普通百姓之间、媒体与时代之间，依然隔着一道厚厚的长城。
最近，在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虽然有关方面再次强调要做到“三贴近”，但结果恐怕还会像过去一样流于空谈。看一看北京某大报的海外版，那就是执行对外宣传任务的，可是，每天放在眼前，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就是找不到任何贴近的感觉。
一种不同的面貌
中国主流媒体的现状，已经远远落后于整个国家的变迁和进步，也远远不符合中国发展目标的需要，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长此下去，它们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就难免会被边缘化。
所幸的是，最近一些年来，那些自愿贴近生活、自愿贴近公众的非主流媒体，却在主动和逐步地承担起主流媒体所不能担负的责任。特别是各地纷纷兴起的都市报，构成了中国媒体的另一种面貌。这不仅是可喜的，而且也是值得钦佩的。
在沙斯疫情最初开始传播之时，广东的地方都市报敢于挣脱体制的约束，率先向公众披露真相；在孙志刚被收容所管教人员殴打致死之后，同样也是当地的非主流报纸予以揭露，并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如果说这些小报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当地的主流报纸无疑就是失职的。
作为一个媒体人，对中国媒体的任何点滴批评，也都会使自己觉得心痛。我们深深知道，当今中国媒体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并非在媒体本身，更不能说是媒体本身之过。
实际上，中国新闻界永远有一批执著的人，有一批热血沸腾的人。他们坚持新闻原则，当正义受到玷污的时候，他们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挑战权势。他们的良知和勇气，就是中国新闻媒体自我提升的力量。最近《南方都市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在全国新闻界和学术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就足让人看到这种精神的存在，也足以让人看到中国新闻事业的希望并没有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