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读《同学少年都不贱》
张新颖
我设想，《同学少年都不贱》（张爱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如果由年轻的张爱玲来写，也许要比现在两万字的篇幅长得多，而且要丰润、流畅一些吧。四十年代一个二十几岁女子的文学才华抑制不住地往外冒出来，三十多年后，经历了那么多一言难尽的乱离世事之后，才华还在，却不是那么重要了；文学呢，差不多成了欲说还休的形式。
年纪轻一点的张爱玲的读者也许会有点失望？我却不，因为从不丰满、不流畅的叙述里能够读到的内容，在早期才气逼人的作品里未必就有，特别是考虑到这部作品的“自传性”――当然不是事实上的对应，而是从作品里面透露出来的境遇、心态、精神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就非常有意思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开始的那个设想根本就是错的，那个年轻女子喜欢写苍凉故事，但她不可能预测自己后来的“离散”经验，《同学少年都不贱》还是要到七十年代。
小说写的人物，主要是赵珏和恩娟，起初还是上海一所教会中学的女生，那是丢了东三省的时代；到五六十年代，她们都在美国，一次赵珏看时代周刊写一个入内阁的犹太人是从上海来的，又提到他的中国太太，正是恩娟，不免就想起过去的事：小说就从这里开篇。
女子心细，还是心窄，不好说，即便是同寝室的好友，互相之间还是暗暗地比较，看似随随便便说个闲话，其实也藏着机锋。她们都是非常敏感的人。张爱玲擅长的就是写这样的女子。在美国，赵珏比起恩娟，是大大地不如了，恩娟嫁对了人，跟着飞黄腾达；赵珏呢，常常不免窘迫，却又敏感地自尊着。两个人多年不见面，见一次面，赵珏发觉有三次恩娟不相信她的话，从感到刺耳到感到刺心，“人穷了就随便说句话都要找铺保。这还是她从小知己的朋友。”
恩娟的婚姻，赵珏其实是不怎么羡慕，当初，还是早在上海的时候，她心里的评价就是，“至少作为合伙营业，他们是最理想的一对。”赵珏自己，是绝不肯把爱情当作合伙营业的。在教会女校，没有目的地爱着高两班的赫素容，傍晚看见穹门外殷红的天和钟塔映在天上的剪影，“心涨大得快炸裂了，还在一阵阵的膨胀，挤得胸中透不过气来，又像心头有只小银匙在搅一盅煮化了的莲子茶，又甜又浓。”赫素容毕业去北平上大学，给她来信，她狂喜地连看几遍，渐渐明白是赫素容看她家里有钱，借着救国的名义，好让她捐钱给赫素容的某派学生组织。她连信都没回；过了几年，她和一个高丽人北京上海之间跑单帮，还是那样，“我觉得感情不应当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结果。”“完全是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到美国后，和萱望同居，又分居，又同居，直到萱望回归大陆。
恩娟和赵珏见面的时候，说起她们同寝室的芷琪，她的遭遇不好，恩娟说着几乎泪下。赵珏很是震动。后来她才明白为什么当时“骇异”恩娟对芷琪一往情深。她想起战后在兆丰公园碰见赫素容推着个婴儿车，她完全漠然。固然早就有那封信使赵珏反感，但那与淡漠不同。这中间赵珏有了恋爱，与男子的恋爱。“与男子恋爱过了才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从这里也可以推测，那时候教会女校流行的同性之间的感情，大都不是赵珏后来在美国感到没有什么好“骇异”的同性恋。
从自己的经验推测，“难道恩娟一辈子都没恋爱过？”“是的。她不是不忠于丈夫的人。”――令赵珏震动和骇异的，是这个。
在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频繁的时空转换中叙述人生世事，头绪多而乱，而叙述主要从赵珏的视角展开，似乎就不能不是不充分、不流畅的。在困顿尴尬的夹缝里慨往伤今，在漂浮不定的间隙中思前想后，是没有办法从从容容娓娓道来的，“离散”的生活还没有给她提供从从容容整理人生经验的机会，新的尴尬困顿，新的不定的漂浮，还会接踵而来。就此而言，这种点滴的、断续的、不丰满、不充沛、不酣畅的叙述本身，而不仅仅是这种叙述的内容，透露出小说人物的真实境况和精神状态；这样的状态和境况，同时也可以勾连到小说作者的生存现实。夸张一点说，这个作品本身也就是从作者生存现实的夹缝和间隙中诞生的，它带着那种生存现实的感慨和沉重。
但典型的张爱玲式的特色还保持着，譬如这一段短文字，写赵珏招待恩娟吃饭的桌子及其摆设：“公寓有现成的家具，一张八角橡木桌倒是个古董，沉重的石瓶形独脚柱，擦得黄澄澄的，只是桌面有裂痕。赵珏不喜欢用桌布，放倒一只大圆镜子做桌面，大小正合式。正中铺一窄条印花细麻布，芥末黄底子上印了只橙红的鱼。萱望的烟灰盘子多，有一只是个简单的玻璃碟子，装了水搁在镜子上，水面浮着朵黄玫瑰。上午摆桌子的时候不禁想起镜花水月。”在“镜花水月”上吃饭，迷离虚幻得可以，又实在世俗得可以。
更典型的是，有一天赵珏从无线电里听到肯尼迪遇刺而亡的消息，她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接下来的文字是，“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有点隔靴搔痒，觉都不觉得。但还是到心里去，因为是真话。”
不仅典型如过去的文学表述，而且真实如现今流离生活的境况。这，也就是张爱玲了。
《文汇报》
张新颖
我设想，《同学少年都不贱》（张爱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如果由年轻的张爱玲来写，也许要比现在两万字的篇幅长得多，而且要丰润、流畅一些吧。四十年代一个二十几岁女子的文学才华抑制不住地往外冒出来，三十多年后，经历了那么多一言难尽的乱离世事之后，才华还在，却不是那么重要了；文学呢，差不多成了欲说还休的形式。
年纪轻一点的张爱玲的读者也许会有点失望？我却不，因为从不丰满、不流畅的叙述里能够读到的内容，在早期才气逼人的作品里未必就有，特别是考虑到这部作品的“自传性”――当然不是事实上的对应，而是从作品里面透露出来的境遇、心态、精神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就非常有意思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开始的那个设想根本就是错的，那个年轻女子喜欢写苍凉故事，但她不可能预测自己后来的“离散”经验，《同学少年都不贱》还是要到七十年代。
小说写的人物，主要是赵珏和恩娟，起初还是上海一所教会中学的女生，那是丢了东三省的时代；到五六十年代，她们都在美国，一次赵珏看时代周刊写一个入内阁的犹太人是从上海来的，又提到他的中国太太，正是恩娟，不免就想起过去的事：小说就从这里开篇。
女子心细，还是心窄，不好说，即便是同寝室的好友，互相之间还是暗暗地比较，看似随随便便说个闲话，其实也藏着机锋。她们都是非常敏感的人。张爱玲擅长的就是写这样的女子。在美国，赵珏比起恩娟，是大大地不如了，恩娟嫁对了人，跟着飞黄腾达；赵珏呢，常常不免窘迫，却又敏感地自尊着。两个人多年不见面，见一次面，赵珏发觉有三次恩娟不相信她的话，从感到刺耳到感到刺心，“人穷了就随便说句话都要找铺保。这还是她从小知己的朋友。”
恩娟的婚姻，赵珏其实是不怎么羡慕，当初，还是早在上海的时候，她心里的评价就是，“至少作为合伙营业，他们是最理想的一对。”赵珏自己，是绝不肯把爱情当作合伙营业的。在教会女校，没有目的地爱着高两班的赫素容，傍晚看见穹门外殷红的天和钟塔映在天上的剪影，“心涨大得快炸裂了，还在一阵阵的膨胀，挤得胸中透不过气来，又像心头有只小银匙在搅一盅煮化了的莲子茶，又甜又浓。”赫素容毕业去北平上大学，给她来信，她狂喜地连看几遍，渐渐明白是赫素容看她家里有钱，借着救国的名义，好让她捐钱给赫素容的某派学生组织。她连信都没回；过了几年，她和一个高丽人北京上海之间跑单帮，还是那样，“我觉得感情不应当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结果。”“完全是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到美国后，和萱望同居，又分居，又同居，直到萱望回归大陆。
恩娟和赵珏见面的时候，说起她们同寝室的芷琪，她的遭遇不好，恩娟说着几乎泪下。赵珏很是震动。后来她才明白为什么当时“骇异”恩娟对芷琪一往情深。她想起战后在兆丰公园碰见赫素容推着个婴儿车，她完全漠然。固然早就有那封信使赵珏反感，但那与淡漠不同。这中间赵珏有了恋爱，与男子的恋爱。“与男子恋爱过了才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从这里也可以推测，那时候教会女校流行的同性之间的感情，大都不是赵珏后来在美国感到没有什么好“骇异”的同性恋。
从自己的经验推测，“难道恩娟一辈子都没恋爱过？”“是的。她不是不忠于丈夫的人。”――令赵珏震动和骇异的，是这个。
在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频繁的时空转换中叙述人生世事，头绪多而乱，而叙述主要从赵珏的视角展开，似乎就不能不是不充分、不流畅的。在困顿尴尬的夹缝里慨往伤今，在漂浮不定的间隙中思前想后，是没有办法从从容容娓娓道来的，“离散”的生活还没有给她提供从从容容整理人生经验的机会，新的尴尬困顿，新的不定的漂浮，还会接踵而来。就此而言，这种点滴的、断续的、不丰满、不充沛、不酣畅的叙述本身，而不仅仅是这种叙述的内容，透露出小说人物的真实境况和精神状态；这样的状态和境况，同时也可以勾连到小说作者的生存现实。夸张一点说，这个作品本身也就是从作者生存现实的夹缝和间隙中诞生的，它带着那种生存现实的感慨和沉重。
但典型的张爱玲式的特色还保持着，譬如这一段短文字，写赵珏招待恩娟吃饭的桌子及其摆设：“公寓有现成的家具，一张八角橡木桌倒是个古董，沉重的石瓶形独脚柱，擦得黄澄澄的，只是桌面有裂痕。赵珏不喜欢用桌布，放倒一只大圆镜子做桌面，大小正合式。正中铺一窄条印花细麻布，芥末黄底子上印了只橙红的鱼。萱望的烟灰盘子多，有一只是个简单的玻璃碟子，装了水搁在镜子上，水面浮着朵黄玫瑰。上午摆桌子的时候不禁想起镜花水月。”在“镜花水月”上吃饭，迷离虚幻得可以，又实在世俗得可以。
更典型的是，有一天赵珏从无线电里听到肯尼迪遇刺而亡的消息，她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接下来的文字是，“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有点隔靴搔痒，觉都不觉得。但还是到心里去，因为是真话。”
不仅典型如过去的文学表述，而且真实如现今流离生活的境况。这，也就是张爱玲了。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