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天安门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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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早在89年，我就想写一本纪念“64”的小说，也为此作了一些笔记。但可惜的是，后来被警察抄了家，笔记也没有还我。

至今还记得，“64”后第二天，我赶回学校。西安火车站已经没有一辆巴士可以开通。街上都是路障和横放的公共汽车。我步行回学校去，但一路见的都是去火车站的学生。沿路的同学都跟我说：空校了，你回去也没有用了。但我坚持回去，觉得要为北京牺牲的同学做点什么。那时候真的感觉了逆水行舟的艰难。

班主任知道我回校了，来到寝室，和我抱头痛哭。

但学校已经空了，诺大的学校空了！

从宿舍窗口望过去，“民主墙”前空空荡荡的，了无生气。曾经的大字报还在，曾经的人潮却已一去不返。当风吹动了那些大字报残破的边缘时，我几乎听到了它们啪啦啦在夏日的死寂中的声响，所有的感觉只可以用一本书的名字形容：Gone With The Wind。

我就想，应该写一本书，纪念这个日子。我甚至动笔写了十几页。但自己也知道在随之将来的恐怖气氛中，这是不现实的，就把那纸给撕了。这样做是明智的。我的宿舍也被学校保卫处的人抄了。

写交代，接受审查，喝酒，抽烟跳舞，交女朋友。同一堂课，我能够“既迟到又早退”。这是辅导员在大课堂上当着一百多号学生的面讲的，哄堂大笑。可惜我不在场。

那就是我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

我曾经努力地想忘掉她，我的89年。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大饼油条里。但这是徒劳的。

十年后，在我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又抓我进去，抄我的家。找不到任何我犯罪的证据，因为我已经对中国人的“政治”绝然地失去了信心，也从来没有和任何所谓的“非法”组织有任何联系。即使到了美国，我也没有和那些组织联系过。

曾经的单纯使用一次也就够了。

当然我不后悔“64”的所作所为，只是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看得太透了，包括自己的。

但他们依旧关我。最后的结论是让我写思想认识检查。他们不知道，在专制国家，人的思想是唯一可以掩饰的私有物品，因为那是“唯心”而不“唯物”的。我写了，我出来了。

今天，我想到了几个朋友，参加“64”的热血青年。他们被专政机器关押经年，出来后的生活都不是很如意。我一直和他们有联系，但后来才知道，我们的电话都是一直被窃听的。这也是为什么十年后，他们还抓捕我的原因。

出国后，我只和其中一个打了一次电话，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我知道，他们只想过平平淡淡的人生，像安娜一样。国外的电话，总是会给他们惹麻烦。曾经有在国外搞“民运”的给他们打电话，要求他们参加什么什么组织，这让他们很惶恐。我也希望，看了这小说的人，理解一下他们的心情和中国的实际。在美国的自由并不就意味着可以不考虑中国的现实。

下面的话，是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可惜我不敢说出他的名字。

朋友，你还好么？我多么地想再有机会和你在校园的夜里散步。我们走到体育馆前，从那里看下面的操场，曾经聚集了上万的学生宣誓罢课。但当“****”后的严冬来临，只有两个孤魂，在空旷的场地上游荡。我们回忆起一起印刷宣传标语的经历，为第一次在蜡纸上写错了字而懊恼；我们还回忆起4•22时，在新城广场站在学生和武警之间劝说双方不要扔石头的冒险经历。哦，我们又怎么能够忘掉，曾经的“路线”之争，激烈的争论以至不欢而散。

朋友，你现在还好吗？你还记得“64”后我们互相串联搞统一战线吗？还记得在90年初的冬天，一起做麻辣烫吃吗？还记得我们承包了一场电影，挣钱买食物和东西送给“号子”里的难友吗？还记得面临抓捕时的惶恐不安吗？还记得在舞厅里，第一次邀请女孩的腼腆吗？还记得一起转车探监吗？还记得，你出来后，我回去探望你的最后晚餐吗？

还记得，曾经的岁月悠悠，往事成空；曾经的壮怀激烈，烟消云散！

朋友，保重，我的同学！

200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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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情人》第一章

（一）相遇

当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何妨先翻看一下日历。看是个什么日子，然后想一想，这个日子里曾经有过什么值得您回忆的往事，无论是喜还是哀无论是欢还是愁。

对您而言，对我而言，对这世界上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而言，日子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条河里的流水，负载着我们普普通通的日常活动，负载着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

但有些日子是我们所无法忘记的永恒回忆。每个人，都有这样特别的日子。比如您和相爱的人的第一次吻，如果是一个下着细雨的春天；您和他的婚礼，在一个烈焰般热情的夏天；到了第二年金果挂树的秋天，或许就是您永生难忘的宝宝生日。有些日子，却是我们共同的纪念。我们每一个人，会在这一天不约而同地想起那个日子曾经装载的如烟往事，也会在这一天，放松自己劳碌的神经，或是庆祝我们的历史沧桑。节日就这样诞生了。

也有的日子，比有些无聊的节日更值得我们纪念，却因为种种的理由，被拒之门外。我们不会为了那个日子有特别的计划，我们不会为了那个日子作特别的安排。当那天早晨的阳光爬过我们隔壁的楼顶，投射到餐桌上的时候，我们或许正陪着孩子沉浸在大饼油条的传统芳香中。

在我的日历上，就有这样一个日子。那是一个雪如席卷的春末。是的，是盖住了历史真相的深春飞雪！
　　
（一）
　　
那一天，我看到有那么一家，父子俩人，坐在一家濒海的餐馆露台上。那是一个伸进了太平洋里的小小木台，从那里可以看到西面海天相接处，水云雾气混沌未开。

那是邻近温哥华的一个小镇，Lion Bay。我刚刚从堪萨斯搬到这里，在附近找了一份行医的工作。因为单身的缘故，很怕做饭，所以只得到餐馆吃，几乎吃遍了这镇上的中餐西餐日本餐。后来，无意中发现了这家叫“一品小馆”的中餐馆，有一道我故乡的招牌菜：梅菜扣肉。这是我的最爱，我开始隔三差五地来这里。

餐馆只有一个侍应生，叫小王。我总是给他不菲的小费，所以他对我特别的热情，什么话都对我讲。记得有一次，他向我吹嘘这家“一品小馆”曾经是小镇最有名的中餐馆，只是后来，中餐馆和移居到这个国家的华人一样成比例地增加，生意才这么差。

“你的餐馆？”我鼻孔里哼一声。难道站在门口，对人不冷不热，也不会讲中文的韩国老板娘也成了他的人？

他以为我不信，就抬手指跟露台隔了一扇玻璃的大厅：看见那钢琴没有？小馆子，有吗？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来了多次，没注意那旧钢琴，也从来没有想过钢琴竟成了生意好坏的标志。

在那年的那个日子里，我去吃饭，迳直走过大厅，去露台上的那张小圆桌。小王挡住我，很为难地说，最靠海的那张桌子已经有了老客人，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在那里吃饭的老客人。

那是我最喜爱的桌子，因为坐在那里可以享受到太平洋产生的温柔水雾。大海簇拥着海浪，像是一只软的手，攀上了露台的栏杆和地板，留下手心的汗渍，告诉你她曾经的存在。偶尔地，也会打湿了我的脚，漫过一双铮亮的皮鞋。那时，就会有一丝的感动从我的脚心爬上来，漫上我的心头。我几乎又走在了大洋对面那片故乡的盐碱地上，和我的妹妹赤着脚一起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走进露台，看到有父子俩坐在靠海的桌子边。父亲穿着一袭中式的长袍，个子矮小。儿子虽然稚气未脱，却是高大挺拔，一身西装。他们的桌上，摆了五副碗筷。

我坐到对角桌旁，离太平洋就远了那么几尺。我们彼此点点头。直到我吃完了，他们还是坐在那里，看着眼前的大海发呆。桌上是一盘梅菜扣肉，一动也没有动，五副碗筷也是一动也没有动。

看起来，他们明明只有两个人，却为什么要留下五个人的餐具？

我的心思在打了饱嗝以后，就在问号上半部的曲线上滑，我努力地想抓到问号下面那一点，但隔了两张桌子我只看见中间两三米的距离。我顺着他们的眼睛望过去，在海天相接的地方，有一只白色的帆，孤零零的。小王曾经跟我说：如果天晴，如果没有风，如果大海不再怒吼，如果海鸥安静地停留在岸，那么从这儿望过去，可以见到他故土的楼房。当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眼睛就迷惑地望了对面的天海一线处，似乎要看穿了那儿的迷雾。他说，真的，我看见过。

我没有揭穿他话里不真实的一面，只在心里笑他的傻。谎言和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我们往往片面地强调现实真实的一面，而忽视了梦境的虚拟也有它必然的合理性。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了真实，只怕自杀的尸体将架起一座横跨太平洋的桥梁。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孩子――因为地球是圆的，而我们人类伸进苍茫宇宙的目光却是直线（我并不相信相对论的弯曲），所以即使我们的思念可以穿透历史的迷雾，我们的眼睛也只会看到地平线外的天堂而不是我们的故乡。

这时，有一只海鸥飞来，落在我们的桌子之间，把我从海天的迷雾间拉回来。那是一只全灰的鸥，它的右脚蹼整个地咧了一道口，一只受过伤的鸥。在我身后的大厅里传来了轻柔的钢琴声，我回头望，是那个穿着西装的儿子弹琴。韩国老板娘，坐在边上。

“先生喜欢宋词？”

我回过头，是那个瘦矮的父亲问我。他用一只手喂海鸥，一边抚摸着它的头。我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桌上放了一本《宋词三百首》。

“我喜欢柳永。您呢？”

“呵呵，年轻人呀。我比较传统，推崇苏辛。”

“先生一定有过不凡的经历。”

“此话怎讲？”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我念的时候，故意在“一片神鸦社鼓”的后面多停了几秒。

“看来先生不仅喜欢屯田，对幼安也是了如指掌。”

“哪里。如此名篇佳作，就是小学生也背得下来。我只是看先生今天吃饭，心情不是很好，所以胡乱引用一下。希望您不要见怪。”

听了我的话，那父亲却沉默起来，大厅的音乐也安静了下来，如同细雨落了湖面。他站起身，对着大海，声音低沉而平静的说：“看来你一定记得今天这个日子。”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三副空碗筷的秘密。也就在那一刻，我心里明白了他是谁。 　　

◇◇◇◇◇◇
　　
我曾经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这么多年下来，我常常会从梦中醒来，看着空荡荡的床上，孤单的男人。我奇怪地问自己：那是否真的是我，躺在无尽的思恋之中？有许多次，我决定探寻她，虽然我们没有曾经的山盟海誓，虽然我们没有月下的拈草定约。但终究没有勇气面对曾经的记忆。我宁愿把她忘掉，也忘记那水一样的年华。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飘到了这个小镇。
　　
我刚开始在这餐馆吃饭没有几天，小王就向我推荐过一个人：老爷吒。他的口气充满敬佩：这可是我们这镇上最有名的华人，您应该和他聊聊，你们都是有学问的。

“是吗？”也许我的眼神又是一个将信将疑，他就坐到我对面：老爷吒昨天刚来过，他每次来的时候，我们老板娘的心情就特别好。小王的脸上露出暧昧的笑。
　　
您知道吗？我来的时候，人们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老爷吒先到这个小镇还我们老板娘Oaky先开这家餐馆了。刚开始我还听到过人们的争论呢，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问Oaky，她只是笑。当事的不说，别人哪能说个准？无论先来的香港人还是后到的大陆人，您知道吗？没有谁不知道老爷吒和我们这“一品小馆”关系的。谁叫他是名人？即使过气了，那也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吧？

听说，老爷吒刚来Lion Bay的时候，可能只有五十不到的年纪。他的名字可响亮呢。有一次，我们老板娘Oaky问一个跑堂的：“你们中国人怎么尊称别人？”

您猜怎么着？那家伙说：“老爷子”。但Oaky喊起来，变成了：“老压榨”。别的人听了就成了“老爷吒”。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了。

当然啦，和追究任何故事的源头一样，多少年以后去寻找一件事的真相，总会发现由不同的人说出不止一个说法。所以，关于“老爷吒”这个绰号，我也听过另一个版本：就是这个称呼是缘于他老是穿着长袍马褂到我们餐馆吃饭。但我觉得前一个说法更可靠。

在我之前，有个多管闲事的侍应问Oaky：在她刚见到老爷吒时，他是不是就穿戴着像现在这样的行头？你知道Oaky 是怎么回答的？
　　
小王将头趴下来，看我送往嘴里的叉柄子。我并不理他。

“Stupid!”小王笑起来，笑声里还可以听到一点童声。他告诉过我，他只有19岁。
　　
我真不知道， Oaky说stupid，是指那个侍应生还是老爷吒的那身行头呢。不管怎么说，老爷吒的名号把他的名字完全盖住了。再没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了，我想，就是Oaky一定也忘掉了。她总是用半生不熟的腔调叫：“老压榨，老压榨，”惹得所有人都笑。

您知道，我们这梅菜扣肉为什么那么香吗？告诉您，这些梅菜都是我们自己腌的。每年秋天我们餐馆的一个大任务就是腌梅菜呢。过了寒露以后，Oaky就要买些上好的正宗梅菜，让厨房修剪掉坏损的叶子。Oaky里里外外地叫：老压榨，老压榨。老爷吒呢，就和工人一起，洗菜。他们要用水洗两遍，再放在阴凉处沥干水。第二天，老爷吒又过来，带一个布袋来，鼓鼓的，里面是些粉末。嘿，我们大师傅都不知道那粉末是什么东西呢。

我倒是问过他一次，是什么祖传秘方。

老爷吒说，这是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跟农村老表学的呢。

老爷吒把那袋子放到一口大缸的底下，然后要杂工铺梅菜，一层一层地码放整齐，才在每层上放粗盐――那可是我们老板娘专门在送货公司订购的盐。

老爷吒干活时，我们老板娘总是在边上忙忙叨叨“老压榨，老压榨，”她把这活动全当娱乐了。听她喊多了，老爷吒自己也要笑：“好了，好了，就要开始压榨了。” 他就和工人一起把一桶桶的沙子倒在放了盐、码好的菜上。

这样的梅菜，要到第二年立春以后，才可以从桶里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干。您说这麻烦不？要不，这怎么会是我们的招牌菜呢！
　　
◇◇◇◇◇◇
　　
我看着那个父亲的背影，回忆起小王的话。我断定他就是老爷吒，那个让小王敬仰的人。

那只海鸥，冲我咕咕了两声，拍着翅膀，跳到了老爷吒的身后。我期待，他会就着我的话题，讲下去。

我在沉默中等待。

当一波海涛带着呜咽低了下去，他儿子的钢琴声从大厅里传出，追着那卷退的波浪传向大海的西岸。老爷吒开始低低地吟诵起来：

“绿树听鹈鹕，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啼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关归妾。”

他转身，看我。脸上一片的落寞，如同海天一色处的归霞，

“婉约，也不是非少游、屯田莫属的。像这首贺新郎，也是词中上品。如果单由此阙，不看下阙，谁能够否认他写得也只是一份婉约其辞的心境？”

“先生也是懂得变通的人？”

他轻笑了一下。这时，老板娘来了，把那份菜倒在盒里，然后用塑料袋包起来。老爷吒就拎起菜盒，冲我点下头，连个再见也没有说，离开了露台到大厅，带着儿子走了。

海鸥跟在他后面几步，却被Oaky关了连通大厅的门。Oaky回过身，打扫桌子。

“您能告诉我，刚才那孩子弹的曲子叫什么名字？”我合了书本，起身想离开时，问她，并没有指望得到回答。但出乎我的意外，Oaky竟然抬了头，笑了一下，说：“I fully never know.”

她居然完全不知道！
　　
我回到公寓，洗了澡，坐到书桌前发呆。面前的日历上，分明地缺了半页。那是夏天前的一个烦闷的日子，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但那是一个我永远不忘的日子。

后来，我们又在餐馆碰过几次，每次都是他的孩子在弹琴，老爷吒坐在露台喂那只海鸥，只有他在的时候才飞来的海鸥。

我们从来不问对方的姓名。这看起来很奇怪，因为彼此似乎都没有期望在见面以后，会有下一次的不期而遇。但我们开始经常地相遇。

我们会轻松地打个招呼，聊一些宋词，唐诗，美国的失业率以及加拿大的经济一类的话题。如果他恰巧陷入了沉思，或是我的眼光在追寻一片西漂的云彩，另一个人便保持沉默，沉默到其中的一个人离开。那露台就成了另一个人的世界――让沉思的帷幕遮去夕阳的光辉；或是做了梦的扁舟，追随云化的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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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所在的医院，是小镇上唯一的肿瘤放射专科医院，坐落在一栋半山坡的两层建筑里。从我的办公室，可以看得见浩瀚的太平洋，成群的海鸥在海面飞掠。远远的，让我想到小时候家边池塘里的蜻蜓，在雨后的彩虹下，点击湖面的静谧。

根据加拿大的医疗制度，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那种和我们中国大陆的内科相类似的万能医生。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几个人合伙开个诊所，雇佣几个从接电话到量体温以及打针抽血样样全能的护士。生病的人先到这样的诊所让家庭医生看门诊。

一般的头疼脑热，就地处理。如果遇上疑难杂症，再由家庭医生介绍到专科医生那里进一步检查确诊。比如，心脏专科、呼吸系统专科、血液专科，以及我们这样的肿瘤专科。

加拿大实行的是全国性的公费医疗福利制度，所以有钱的人看得起病，没有钱的一样看得起病。病人来的时候，只要掏出一张电话磁卡那样的片片让护士在电脑上一刷，也不用自己付钱，就自动记录了相关的信息，非常方便。正因为这样，所以只要你耗得起时间，小病也可以要求去专科看。人民的生命健康有了保证，做医生的工作量却增大了许多。想看专科，就非得排队预约。一般专科医生的门诊都预约到三个月以后。而我们这一家肿瘤医院，更是需要五个月以上的时间。好在大多数转过来的，并不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而只是怀疑，最后的结果一般都没有那么悲观。当然，也有病人就是被漫漫的预约期耽误了。
　　
那天我和那个鬼佬Steve一起值班。如果有病人来了，护士会带他们到诊疗室去，问明情况，摘录病历，然后我才去那个小房间。那天下午，竟然连续两个预约的病人都没有来。真是奇怪！

上班时间，我最不怕干的私活就是看中文书。即使被那些鬼佬看见了，也只要跟他们吹嘘是《本草纲目》就好了。他们总是露出一脸的钦佩。

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上，鬼佬比我们中国人要谦虚的多。从果腹之食的民族荟萃，到医学的各显其能，只要你讲了点与众不同的道理，就一定会有人感兴趣虚心求教。

到快下班时，还是闲。宋词看了几首，又看窗外的大海，很奇怪，一只闲的海鸥都没有。

我收拾收拾准备下班。那个平时大大咧咧的Steve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报告单，让我看。

这是一个病人的全套验血验尿以及活体化验报告。我大约地翻了一下，一个典型的发展到了T4N2M1晚期胃癌病例。从专业的角度讲，就是有局部淋巴转移，以及其他器官转移的第四期晚期胃癌。按照西医的观点，任何的治疗都只能起到减慢癌细胞扩散速度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即使做手术也无济于事，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组织和身体其他器官。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器官都割下来。到了有器官转移的地步，这样的四期晚期胃癌，平均存活期只有几个月了。

我可以感觉到Steve盯着我的目光，辣得几乎要化了我的面皮。

“什么时候预约的？”

“四个月前。”这已经算我们医院最快的了。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

“T4，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还伴有其他器官扩散。即使把胃和周围的淋巴甚至胰脏一起切除，也救不了。”

Steve点点头，说：“病人的胃已经在二十年前切除一半了。考虑他的年龄也超过了六十岁，我觉得应该先作化疗看一看结果。”

我扫了报告单上的名字一眼，姓“LU，”应该是一个中国人，但我搞不清是“芦”还是“卢”或是 “鲁”什么的。这镇上的中国人不是很多，说不定我还认识。但我要下班了，这让我很踌躇，是应该去看一下这个生病的同胞还是正常地下班？我觉得饿了，想去“一品小馆”。我想老爷吒一定在，因为每个星期的这一天，他都在，而且总是比我早到。

Steve倒是很理解我，因为他自己下班总是很准点。他劝我说，只是想确诊一下而已，我就不必和客人见面了。

他就这样解放了我，临出门时，问我：中国人不喜欢告诉病人实情，是吗？

糊里糊涂地也不知道是点了头，还是摇了头，我就离开了医院。车开得飞快，到了餐馆，我竟是第一个。那只海鸥已经栖在栏杆上，见到我，汩汩地叫了两声。我点了一条生的鱼，喂它。

过了好久，老爷吒一直没有来。大海涛声阵阵，惹得我的心神老是定不下来。

我要了一杯啤酒。我在等待么？我苦笑了一下，没有任何的理由。我找小王聊天，听他讲偷渡的故事。他说，得工作整整三年去还偷渡欠下的债，工作一年付律师的政治庇护费用，再等五年拿绿卡。

“我这是花钱买违法呀。”

最后，他苦笑了一下。我知道，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好在他还年轻，我还遇见过四十几岁的偷渡客。对于他们而言，人生只是一场等待，等待工卡等待绿卡等待妻儿。

我一个人，趴在露台的栏杆上，那只海鸥蜷缩在我肩膀上。远处夏日的晚霞，映红了整个天与海。我喝完了那瓶啤酒，把空的瓶扔进了大海，不知道是否可以漂流到西面的岸。我不想再等，一场没有预约的会面。但这时，大厅里钢琴响了起来。

“今天去医院了，晚喽。”

老爷吒抚摸那鸥，对它说。我知道，他就站在我的身后，我没有回身：“生病了？”

“老毛病了，胃痛。”

我的心突然地抽了一下，胃？为什么也是胃。夏日的海风吹过来，却如同秋天的雨一样，在我身上落下凉意。我追问他是否很严重，他笑笑重复道：“老毛病了。”

我问：“有什么不适应的症状吗？”

“老毛病，我动过一次手术。”

这次我们坐到了一张桌上，靠海的那一张。他要了一杯Suffering Bustard，一种混合酒。

“有胃病的人应该忌酒。”我以职业的口吻劝他，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职业。

“是吗？”他笑起来。

“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我小心翼翼地试探。我希望他说出任何一个不发“芦”音的姓。
　　
老爷吒姓“吕”，他特别地强调是双口。我知道，在英文里拼写也是“LU”。

我想不必再问任何的细节，虽然我的下一个问题已经到了嘴边。我转头看大海，那淹没了太阳的波涛也因为自己的鲁莽而变得暗淡。

老爷吒的手在海鸥的脚蹼上轻轻地划了划，那鸥就飞走了。

老爷吒笑着问我：“先生贵姓呢？”

“遇。遭遇的遇。”

老爷吒喔了一声，沉默良久。然后起身，走到栏杆那里，

“这个姓很少见。您知道遇罗克吗？”他的声音就像是从大海的礁石上传了过来。

我努力地搜寻心底的回忆，那是一只遥远而模糊的碗，里面的水已经被时间蒸发得所剩无几。这好像是一个“文革”时反对血统论的英雄，似乎说过“人是能够选择自己方向的”这样的话。但这些都成了依稀的斑点。唯一清楚的是平反，学校专门出了黑板报宣传他的事迹，当时可是一大批的人，号召我们向他们学习。那时，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

“你们这本家，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呢。死刑前，公安问他有什么最后的话转达给家里人，他说：‘我想要一支牙膏’。这是可以和狄奥根尼的名言‘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媲美的话。但都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天已经黑下来，老爷吒又要了一杯酒。这次，我没有劝他。如果生命只是无数的禁忌，还不如换一支牙膏，清白自己的牙。

“我太太的弟弟，就是遇罗克的崇拜者。他十六岁时，通过地下刊物看了《出身论》。那时，遇罗克已经用完了他的牙膏。在我太太的故乡，有一座山――石棚山。山顶上有一块像是天外飞来的椭圆形的巨石，下面有两三块石头托起，成了一个可供人停留的石室，里面有天然的石凳供人休息。

我至今还记得，巨石有一角悬空，给我摇摇欲坠的感觉，倾覆的危险似乎随时发生。站在里面，头上的巨石似乎薄成了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座山，因此成名。

我太太告诉我，他的弟弟就是在那里读完了《出身论》的全文，也是在那里写了无数的文章。”

老爷吒沉默了，只有海水和了琴声在我们耳旁鸣唱。天黑了，海天已经融合成了一块彼此不分的幕布，星星躺在天上，也在海中荡漾。
　　
我和我太太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个石棚里。我们是朋友介绍的，所以对彼此的情况比较了解。

我的朋友领我到了山脚，指上面的石棚，告诉我她在里面。我就一个人往上爬，心里咚咚地跳。好在那山不是很高，但我还是爬了很长时间。到了石棚口，我就停了，让自己的心跳平静一下。我看到在石棚上镌有“高行清风”四个大字。后来，我太太告诉我，那是纪念宋朝的诗人石曼卿的。

石棚外，我闻到里面飘出一股焦糊的味道。我慢慢地移到了门口，向里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