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中国正在变成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谈论中国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话题。下面一篇文章〈中国热潮〉节选自《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最新著作《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中国或许是19世纪欧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新闻产生地。
――《经济学人》 英国杂志
人们无法假装中国只不过是另一个竞赛者。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赛者。
――李光耀 新加坡资政
如果观察人员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就很容易受到最近收到的信息或最近表现出来的短期趋势的重大影响。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未来的竞赛的核心就在这个国家”。创造了福尔摩斯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在1898年访问美国时被这个年轻国家爆发出的巨大的生命力所惊呆了。那时候，前往美国旅行是欧洲人的时尚之一，尽管这个国家仍旧显出暴发户式的粗俗，但谁能忽略她在物质上已取得的成就呢？仅仅5年前，也就是1893年，这个国家中西部最大的城市芝加哥在5月1日――10月30日间举办了第十届世界博览会，这一年也正好是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电气技术是这届博览会上最引入瞩目的展品，在超过5个月的时间里，参观者发现在超过270公顷的展览会场上，全部照明都是电力所带来的人工照明。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上被那条法国开罗街弄得眼花缭乱的游客发现，芝加哥会场上一条更为复杂与开阔的开罗街令前者黯然失色。那些来自欧洲的游客们，除去好奇心外，还常常携带着一本由一位名叫詹姆斯・F・米尔黑德英国青年撰写的《游览美国》一书。这本导游手册出版于1893年，它的出版商――一家名叫卡尔・贝德克尔的德国出版商――相信伴随世博会使给美国带来大批游客，而他们都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不知道这个国家的面积，历任总统，旅馆的价格，铁路线的长度，甚至他们是否说英语。
谈论美国，这在19世纪末的欧洲，多少是一种时髦。尽管谈论者常常对此不甚了了，但谁也不能妨碍人们赶时髦。在2004年谈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像在1898年谈论美国。我们时代最时髦的地方是瑞士的小城达沃斯，这里除去以滑雪场著称，自1971年以来，它还成为世界高级别的非官方聚会场所，每年1月底至2月初，来自全球的政治、经济、学术、媒体领袖们聚集在一起，商讨该年度全球最重要议题，议题几乎成为世界变化的风向标，1999是新经济，2002年它谈论的反恐战争与地缘政治。它的创办人出生于1938年克劳斯・施瓦兹从一位德国教授变成了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沙龙的创办人。尽管中国并未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或是经济人物参与2004年的年会，而面会的主题也被设定为“通向繁荣之路”，但参会者却发现，所有的话题都最终都转向了中国，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是否会浮动，13亿市场蕴涵的机会，世界工厂，中国什么时候超越美国……
但是语言表达与现实情况间存在着多少差距，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时髦的谈论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2004年的3月的《华尔街日报》说，在现在谈论中国，就像在1999年谈论纳斯达克的股票一样时髦。后者在过去几年的遭遇尽人皆知，整个世界都曾经期待新经济创造奇迹，是的，但奇迹来得快去得也快。与任何时代一样，旅行仍是接近真相的最好的方式，不管是1893年的美国，还是2004年的中国，你不能仅仅依靠抽象的描述来理解事物，尽管它也常常犯错，马克波罗是一位伟大的旅行者，他也是第一个叙述伟大的中国故事的西方人，13世纪的中国被他说得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国家。大前研一是这样一位旅行者，出生于1943年大前拥有一副典型的日本人外表，但表达起来却直来直往，可能是亚洲最著名的商业思想家，他在我面前毫不谦虚的说，在《金融时报》评选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本商业书籍中，他的著作就有两本，与彼得・德鲁克并列第一。与所有的商业思想家一样，把握新潮流是大前研一的最擅长的能力。1975年，在美国人纷纷吃惊于日本企业的崛起时，刚刚32岁的他就写作了《战略家的思想》，分析了日本企业独特的思维模式；1990年，在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后，他出版了《无国界的世界》，宣称全球自由市场已经到来，在这本书的最后他附有大前与他的几位朋友共同签名的“全世界相互依赖宣言”，宣称这是各国政府所能遵循的最好教程；2000年，他又出版了《看不见的新大陆》，相信新技术造就的网络世界正在塑造一个“无形的新大陆”，今天与未来的人们需要在这个新平台上展开竞争。在2003年底时，他在上海告诉我，他从不读任何书籍，他的一切理论都是他通过实践，与自我思考获得的，也因此他是个从不厌倦的旅行家，他说去看到、感受到，比通过报纸头条更容易了解真实的情况。
他喜欢在中国旅行，并吃惊于在武汉街头的书店里看到他的盗版书和杰克・韦尔奇的自传摆在一起。他说2000年夏天他前往深圳一家电子零件厂的参观是最令他难忘。他吃惊的发现，这个雇员上万人的工厂，月薪不过80美元的工作者中没有一个近视眼的雇员，工厂主很自豪地说，如果发现谁的视力有问题，就立刻更换她，因为大批人等候这个工作机会。在大前参观的那些外观并不出色的遍布在沿海的中国工厂里，那些待遇菲薄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生产了世界50.1冷气机、48.9% 摩托车，36.2%的电视机 23.5%的洗衣机，21.1%的电冰箱（2000年统计值，《日本商业周刊》）。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当时尚未完全破灭的网络经济是“一块看不见的新大陆”，中国就像是“一块看得见的新大陆”。在大前眼中，人类历史上，发现新的大陆常常给人类带来突然和彻底的改变，人们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与创造，而这种探索新大陆的诱因除去人类永不厌倦的好奇心以外，贸易与商业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甚至写道“人类探索的推动力来源于商业”。
今天，如果乘坐飞机从上海进入中国，你仍旧可以看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乡风貌，地理学家G。B。格雷称，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这里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地方，至少从15世纪起，这就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它一直养活着世界1/5的人口。这里的繁荣还造就常常令外人心醉的“精致而腐朽”的文化。如果你乘坐飞机从香港进入中国，那么你目睹地则是另一种珠三角的翠绿，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刻，这一地带是荒蛮之地，但过去25年却使它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分别以长江与珠江命名的这两个地带，尽管地况与100年前并无特别的区别，今天被视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驱动轮。这两个地区蕴涵的生命力，几乎令所有的外来者印象深刻，在那些外表仍旧丑陋的工厂内，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1周7天，1天14小时的生产着运往全世界所需各种货品。中国正在重演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或是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作，通过一场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这场工业革命，正在造就一个可观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几乎对于所有在电视中能够看到的西方高级消费品都保持着旺盛的胃口，2亿人渴望有自己的汽车、更宽敞的住房、高级香水、出国旅行，为了维持那些高楼大厦与街头的汽车，这个国家还需要源源不断地进口石油、钢铁……中国不但是伦敦商学院院长劳拉・泰森所说的“令人生畏的出口机器”，它也成为世界最壮观的基础设施基地与原材料加工厂。它旺盛的需求已使OPEC提高了2004年的原定产量计划，使美国的钢铁公司的股票像4年前的dot-com公司一样上涨，它使韩国已经倒闭的造船厂重新开工，以便为中国运输更多的原材料，据说，中国甚至在购买世界贸易中心的残骸。在全球铜消费总量中，中国所占份额已从1990年的不足5%升至2002年的逾16%。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锡、锌、铂、钢材及铁矿石消费国，它在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应资源的消耗量被一些人视作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2.5亿的用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中国上网人数超过8000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上网国家。《财富》的技术专栏作家彼得・刘易斯相信，中国如此庞大的用户，使得她有可能制定高科技行业的新标准，中国科技力量将对世界造成冲击。
好了，我已经叙述了这么多中国在今天的世界激起的各种现象，甚至狂热。翻开主流的西方报纸，如果你想省事，就看一看在中国发行量最大报纸《参考消息》，关于中国经济报道的是多么炽手可热。英国《经济学人》在1993年的判断看起来正确无疑，中国正在成为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最好的经济新闻产生地。我随手挑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金融时报》副总编辑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这位1971年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常常被称作“世界最著名的经济评论家”，他曾任世界银行的高级学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经济问题专家，他的言论被看作世界经济变化的风向标，尽管这种风向标也经常指错方向。在2003年下半年，他写作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专栏，它们的题目是《目睹中国巨变》，《中国必须适应角色》，《走向繁荣的长征》……他的核心意思经由这样的句式得以充分表达，“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就将震撼世界。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中国幅员辽阔，并在过去20多年中实现了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对待这个亚洲巨人的崛起，成为我们时代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另一位是杰弗里・加藤，他是现任耶鲁管理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商业部长，也是一位热衷于把握潮流的畅销书作家，当新兴市场在1990年代中期大行其道时，他写作了《十大新兴市场》，当明星CEO主宰社会风尚时，他出版了《首席执行官的理念》，当9・11改变了世界的气氛，他又在几个月内完成了《财富与政治》，他在2003年最热衷于谈论的话题也是中国，作为《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他在这份影响巨大的杂志上不断写道，中国正在怎样改变世界经济的面貌，他甚至在中国的经济成功看到一写更为耸人听闻的东西，在2003年 11月的一篇专栏中他劝告布什政府，中东民主革命的楷模，美国，也不是东欧前共产主义阵营，而是中国。他认为，中国模式从经济改革入手，逐渐将改革的渗透到教育、卫生、法律等社会体系，然后缓慢地政治改革也展开，在逐步松动的社会环境中，自由讨论的气氛也日渐发展。这种模式比对民主选举的迷信，更可能推动一个封闭社会的变革。“中国的模式可能有它自己的问题，”加藤在这篇《中国的经验》文章最后写道，“但这可能是阿拉伯人最好的机会”
这些令人飘飘然的判断值得相信吗？全球观察家，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全球观察家们，拥有着令人沮丧的屡历。赞美墨西哥、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的是他们，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也是他们，日本第一的制造者也是他们……他们真正杰出的特质，不是看清未来的洞察力，而是对于时代普遍情绪的迎合。在过去3年中，中国是全世界除去反恐战争之外最重要的世界性情绪，比起后者，她激起的是希望与乐观。
富有感染力的言词既容易打动人，更容易诱惑人。在1922年出版的《公共舆论》一书中，沃尔特・李普曼发现，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信息与观念，人们总是特定经验的俘虏。信息传播领域也存在着马太效应，一个信息越被接受，越被广泛传播，越造成普遍的接受度。从2001年的7月至2004年的今天，我被眼前而耳边充斥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弄得不知所措。1981年，路易斯・布努埃尔――令人难忘的西班牙导演――不容置疑地写道，现代世界的最大祸源分别是人口过剩、科学、技术与新闻媒体，而最后一个很有可能是祸害之首，它使得前三个祸源显得更加恐怖。这种说法充满着艺术家式的偏见，但的确自从大众媒体在20世纪60年全面兴起以来，世界就越来越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媒体成为我们呼吸、感受的主要方式，媒体创造一个供我们感受的制造出的现实。
让我们从那些激动人心的表达与场景描述，回到这本书的主题。事实上，在过去3年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及这种崛起将怎样改变世界。但没人能够给予崛起以清晰定义，崛起的前提条件，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所需要达到的指标。
中国崛起，于是被立刻被简化成经济上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整个世界都或多或少是卡尔・马克思的传人，这个时常被金钱弄得窘迫不堪的流亡者相信，经济是决定一切政治与文化形态的基础。他写作《资本论》时的19世纪中后期，也正是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他发现对于宗教日渐衰微的欧洲社会而言，金钱正在成为世俗的宗教，唯物论尽管消除了那些过分虚无与不确定的因素，却也忽略推动历史前行的其他因素。尽管马克思学说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他对于经济作为社会基础的看法，却被相当程度上保留下来。莱德福特・德龙，柏克莱大学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结束时雄心勃勃地给这个世纪作出这样评判：“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在生活其他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正如在回顾20年的改革史与憧憬中国的未来时，我们选择了经济数字作为惟一的参考资料，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险。”
有了这个联结点，你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中国在今日世界所激起的反应。人们先是将世界的历史简化成经济的历史，因此大国的兴衰，就变成了经济与物质力量的较量，宏观的经济，又常常与具体的商业行为混淆，于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商业领袖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又似乎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而新闻媒体又在充当了或许最未重要的左右，尽管憧憬并不等于现实，但媒体了解戏剧性对于读者的重要性，它是如此偏爱伟大的故事，又是如此地喜新厌旧，它总是寻求新的兴奋点。
不要轻易地被任何情绪所欺骗。如果你耐心一点，你会发现仅仅在过去20年间，世界已经经历过三次“中国热”，它们都是经济层面的，都是以预期的市场规模为基础。在主要是由商人的憧憬下，新闻媒体将之概括成一个更大的主题――中国的崛起。1980年至1984年，西方经历了第一次中国热潮。与其说邓小平在1979年的访美开启了这一新热潮，不如说，因为中国的孤立而被冷置了30年的热情被再次释放出来。由于“邪恶帝国”苏联的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表现出的新姿态，令西方倍感惊喜，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接受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制度。当时的《商业周刊》、《福布斯》也像今天一样使用着“中国的腾飞”这样的新闻标题。1984年，当时的IBM公司的董事长Ralph A.Pfeiffer Jr说：“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及市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一百个人，只要有一个购买IBM的PC，或者只要每一千人……”这段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吗？是的，19世纪的一位英国帽子商人就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他的帽子，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为4亿，20世纪初的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则期待，中国人都使用他的燃料照明，美国总统威廉・塔夫特在1905年6月写道：“全球最大的商机就是和4亿名中国人通商。”关于1890年―1930年那股中国热潮最具标志性的描述来自于一名叫克罗的商人写作的一本书的标题《四亿名客户》。尽管1980年的中国与1930年大为不同，但在相当程度上，她所制造的形象具有仍然强大的连续性，况且是此刻的中国人口已达到10亿。当然198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是日本的成就，这个在二战中一败涂地的国家如今正似乎要占领全世界。
1989年中断了这股中国热潮，但很快它在1992年再度回来。与之前150年对中国的不同，1992年的中国所爆发出的能量更为惊人。看看当时的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人们欢呼成“历史的终结”，自由市场不再有阻碍，这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了，资本可以随意流动，一个全新的名词“全球化”开始被热烈的探讨。与此同时，那些曾经的经济强国开始陷入某种困境，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以至于年轻的民主党总统竞选克林顿打出的竞选口号是“笨蛋，这是经济问题”，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只有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带动下，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事实上，在1989年之后，中国在经济改革上不仅没有陷入停滞，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再度启动。
确切而言，中国崛起的神话是在1992年底正式诞生的。与以往不同，中国不仅仅依靠市场规模与潜力，要知道，对于潜力，戴高乐有过刻薄却精辟的评价，这位法国总统曾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谈到巴西的未来：“巴西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国家，永远都是。”但一名秒吉姆・罗沃年轻人要证明，中国的潜力已经化为现实，只是世界忽略了它。1992年吉姆・罗沃34岁，他先后在柏克莱大学与哈佛获得学位，1991年成为英国《经济学人》的亚洲记者。这一年11月28日，吉姆・罗沃这本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在这篇文章中，罗沃第一次用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当时仍在世界银行任职的拉里・萨默斯（后来的财政部长，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向罗沃解释了这种在1960年代设计出的模型，它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时，不再仅仅以多少美元作为衡量，而在于以同样的美元可以购买到多少实物作出基础，这种衡量标准将重新估价那些物价水平偏低的国家、比如中国的经济实力。于是按照这种新模型，邓小平13年改变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之立刻就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平均GDP则达到了2700美元，是当时官方数字的7倍。在很多时刻，世界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的观察角度。没人比新闻记者更善于把原本不相关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罗沃则迅速将这一GDP数字的重估与中国更古老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写道：“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全世界面临最重大的问题将是，如何面对一个充满自信、拥有核武器，掌握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
伴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而终止的这次中国热潮，到2001年再度恢复。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2001年都是一个转折点。7月13日夜晚的北京最终成了盛大的集体抒情场所。当在第二轮投票中，北京以56票胜出时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于日本、韩国的意义，它们都是国家开始更上一个台阶的标志。北京各主要街道红旗招展、汽车长鸣、人潮涌动……美联社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没人会在意汽车不许鸣笛的规定。历史在改变，人们表达狂欢的方式却没有变，如果你的年纪大一点，你很自然回忆起多年前类似的场景。街头的人群似乎刚刚从令人窒息的海底世界走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已忘却一直以来的压抑感。一位38岁的大学教师站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情绪：“世界承认了我们。”当中央电视台反复打出“我们赢了”的字幕时，北京三里屯的人们痛快地摔着啤酒瓶子。而11月10日，成了另一个抒情的节日，在多哈中国终于加入WTO了，龙永图说15年来，他们只是在谈8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观察报》一位记者过分热烈地写道：“全世界都在坠落，只有中国在上升”。大家都在想，2001年是中国年。
令两个不足够重要的事件，也使2001年变得像是中国年。3月26日，第37届奥斯卡奖揭晓，而东方传统的《卧虎藏龙》获地4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部“对抗地心引力”的电影，但它在西方世界获得强烈的向心力。而10月7日中国看到看到了自己的球队终于有资格进入世界杯。
9・11令人震惊，它使世界陷入惊人的恐慌。但一年后的2002年底，《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却语出惊人，中国是该事件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在9・11之前，布什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作最重要的敌人，她将取代苏联作为新的冷战对象。但9・11一下子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想想看，甚至在2001年4月份，中美还因为EP-3事件处于对抗，但9月11后，中美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
而且因为全球恐怖事件、公司丑闻、互联网泡沫共同造就了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国全部萎靡不振。而中国的表现得一支独秀。这种不可思议之处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ｄｏｔ－ｃｏｍ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
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ＦＤＩ国的欢呼中展开的，中国正在成为这个序列中一个新的环节。看看过去两年中，世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所有昔日的经济奇迹都暗淡了，世界陷入了一场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国却保持了令人惊叹的增长，它看起来正在吞噬世界的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全球FDI的柱状数据图上，它比亚洲所有地区的总和还要长。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意义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ＧＤＰ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2月份在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予伊拉克战争，而大部分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在3月25日宣布将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根深蒂固地厌倦感一直困扰着人类，他们需要新生的事物来刺激他们的想象力。它可能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也可能是大前研一所说的新大陆的发现。在20世纪的经济史上，我们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奇迹，紧接着是德国、日本造就的经济奇迹。日式资本主义、莱因河资本主义被视作英美模式的竞争者，它们遵循着不同的经济思想，却都获得了成功。在整个80年代，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日本第一”的情绪之中。而到了90年代，这种发现重又回答了美国，硅谷与华尔街营造出为世界营造出一块“看不见的新大陆”，所有国家、公司与个人都为“新经济”而激动万分。
这些令人飘飘然的判断值得相信吗？全球观察家，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全球观察家们，拥有着令人沮丧的屡历。赞美墨西哥、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的是他们，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也是他们，日本第一的制造者也是他们……他们真正杰出的特质，不是看清未来的洞察力，而是对于时代普遍情绪的迎合。
中国是过去两年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人世界其他角落黯然的增长，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在8月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Ｇ8会谈；在10月份曼谷举办的ＡＰＥＣ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紧接着，胡锦涛成为了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的亚洲领导人，他明显比布什更受欢迎……两位外交事物专家Evan S.Medeiros与M.Taylor Fravel 在2003年最后一期的《外交》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名受害的发展中国家。”她在外交舞台上的意识正在迅速改变，2004年2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加蓬国民议会回顾了两国长达40年的友谊。当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2月2日开始他的非洲十国之行时，冷战的阴影日益浓烈，中国渴望在美国与苏联的阵营之外，寻找新的朋友。在1964年周恩来的议题中不需要考虑石油问题，大庆油田的开发使中国在1963年实现了石油的自给，当时的中国人兴奋地说，“洋油的时代过去了”，一位名叫王进喜的采油工人还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偶像之一。除去重温与巩固友情，胡锦涛主席2004年1月29日至 2月4日的埃及、加蓬与阿尔及利亚的三国行也同样期待能通过与它们的合作缓解中国日益严峻的能源紧张问题。自1993年以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但超出任何人想象的是，它在2003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耗国。“国际形势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胡锦涛对着台下几百名加蓬议员说。这种变化使往昔看起来确定无疑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也使新挑战源源不断地出现。为了在未来满足中国继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为奔跑在北京、上海街头的汽车提供足够的汽油，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游戏之中。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她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她在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她可能塑造一种的新的意识形态。这股热潮能够持续多久？它表明中国世纪正在到来吗？
中国或许是19世纪欧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新闻产生地。
――《经济学人》 英国杂志
人们无法假装中国只不过是另一个竞赛者。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赛者。
――李光耀 新加坡资政
如果观察人员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就很容易受到最近收到的信息或最近表现出来的短期趋势的重大影响。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未来的竞赛的核心就在这个国家”。创造了福尔摩斯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在1898年访问美国时被这个年轻国家爆发出的巨大的生命力所惊呆了。那时候，前往美国旅行是欧洲人的时尚之一，尽管这个国家仍旧显出暴发户式的粗俗，但谁能忽略她在物质上已取得的成就呢？仅仅5年前，也就是1893年，这个国家中西部最大的城市芝加哥在5月1日――10月30日间举办了第十届世界博览会，这一年也正好是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电气技术是这届博览会上最引入瞩目的展品，在超过5个月的时间里，参观者发现在超过270公顷的展览会场上，全部照明都是电力所带来的人工照明。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上被那条法国开罗街弄得眼花缭乱的游客发现，芝加哥会场上一条更为复杂与开阔的开罗街令前者黯然失色。那些来自欧洲的游客们，除去好奇心外，还常常携带着一本由一位名叫詹姆斯・F・米尔黑德英国青年撰写的《游览美国》一书。这本导游手册出版于1893年，它的出版商――一家名叫卡尔・贝德克尔的德国出版商――相信伴随世博会使给美国带来大批游客，而他们都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不知道这个国家的面积，历任总统，旅馆的价格，铁路线的长度，甚至他们是否说英语。
谈论美国，这在19世纪末的欧洲，多少是一种时髦。尽管谈论者常常对此不甚了了，但谁也不能妨碍人们赶时髦。在2004年谈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像在1898年谈论美国。我们时代最时髦的地方是瑞士的小城达沃斯，这里除去以滑雪场著称，自1971年以来，它还成为世界高级别的非官方聚会场所，每年1月底至2月初，来自全球的政治、经济、学术、媒体领袖们聚集在一起，商讨该年度全球最重要议题，议题几乎成为世界变化的风向标，1999是新经济，2002年它谈论的反恐战争与地缘政治。它的创办人出生于1938年克劳斯・施瓦兹从一位德国教授变成了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沙龙的创办人。尽管中国并未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或是经济人物参与2004年的年会，而面会的主题也被设定为“通向繁荣之路”，但参会者却发现，所有的话题都最终都转向了中国，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是否会浮动，13亿市场蕴涵的机会，世界工厂，中国什么时候超越美国……
但是语言表达与现实情况间存在着多少差距，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时髦的谈论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2004年的3月的《华尔街日报》说，在现在谈论中国，就像在1999年谈论纳斯达克的股票一样时髦。后者在过去几年的遭遇尽人皆知，整个世界都曾经期待新经济创造奇迹，是的，但奇迹来得快去得也快。与任何时代一样，旅行仍是接近真相的最好的方式，不管是1893年的美国，还是2004年的中国，你不能仅仅依靠抽象的描述来理解事物，尽管它也常常犯错，马克波罗是一位伟大的旅行者，他也是第一个叙述伟大的中国故事的西方人，13世纪的中国被他说得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国家。大前研一是这样一位旅行者，出生于1943年大前拥有一副典型的日本人外表，但表达起来却直来直往，可能是亚洲最著名的商业思想家，他在我面前毫不谦虚的说，在《金融时报》评选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本商业书籍中，他的著作就有两本，与彼得・德鲁克并列第一。与所有的商业思想家一样，把握新潮流是大前研一的最擅长的能力。1975年，在美国人纷纷吃惊于日本企业的崛起时，刚刚32岁的他就写作了《战略家的思想》，分析了日本企业独特的思维模式；1990年，在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后，他出版了《无国界的世界》，宣称全球自由市场已经到来，在这本书的最后他附有大前与他的几位朋友共同签名的“全世界相互依赖宣言”，宣称这是各国政府所能遵循的最好教程；2000年，他又出版了《看不见的新大陆》，相信新技术造就的网络世界正在塑造一个“无形的新大陆”，今天与未来的人们需要在这个新平台上展开竞争。在2003年底时，他在上海告诉我，他从不读任何书籍，他的一切理论都是他通过实践，与自我思考获得的，也因此他是个从不厌倦的旅行家，他说去看到、感受到，比通过报纸头条更容易了解真实的情况。
他喜欢在中国旅行，并吃惊于在武汉街头的书店里看到他的盗版书和杰克・韦尔奇的自传摆在一起。他说2000年夏天他前往深圳一家电子零件厂的参观是最令他难忘。他吃惊的发现，这个雇员上万人的工厂，月薪不过80美元的工作者中没有一个近视眼的雇员，工厂主很自豪地说，如果发现谁的视力有问题，就立刻更换她，因为大批人等候这个工作机会。在大前参观的那些外观并不出色的遍布在沿海的中国工厂里，那些待遇菲薄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生产了世界50.1冷气机、48.9% 摩托车，36.2%的电视机 23.5%的洗衣机，21.1%的电冰箱（2000年统计值，《日本商业周刊》）。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当时尚未完全破灭的网络经济是“一块看不见的新大陆”，中国就像是“一块看得见的新大陆”。在大前眼中，人类历史上，发现新的大陆常常给人类带来突然和彻底的改变，人们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与创造，而这种探索新大陆的诱因除去人类永不厌倦的好奇心以外，贸易与商业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甚至写道“人类探索的推动力来源于商业”。
今天，如果乘坐飞机从上海进入中国，你仍旧可以看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乡风貌，地理学家G。B。格雷称，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这里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地方，至少从15世纪起，这就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它一直养活着世界1/5的人口。这里的繁荣还造就常常令外人心醉的“精致而腐朽”的文化。如果你乘坐飞机从香港进入中国，那么你目睹地则是另一种珠三角的翠绿，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刻，这一地带是荒蛮之地，但过去25年却使它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分别以长江与珠江命名的这两个地带，尽管地况与100年前并无特别的区别，今天被视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驱动轮。这两个地区蕴涵的生命力，几乎令所有的外来者印象深刻，在那些外表仍旧丑陋的工厂内，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1周7天，1天14小时的生产着运往全世界所需各种货品。中国正在重演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或是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作，通过一场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这场工业革命，正在造就一个可观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几乎对于所有在电视中能够看到的西方高级消费品都保持着旺盛的胃口，2亿人渴望有自己的汽车、更宽敞的住房、高级香水、出国旅行，为了维持那些高楼大厦与街头的汽车，这个国家还需要源源不断地进口石油、钢铁……中国不但是伦敦商学院院长劳拉・泰森所说的“令人生畏的出口机器”，它也成为世界最壮观的基础设施基地与原材料加工厂。它旺盛的需求已使OPEC提高了2004年的原定产量计划，使美国的钢铁公司的股票像4年前的dot-com公司一样上涨，它使韩国已经倒闭的造船厂重新开工，以便为中国运输更多的原材料，据说，中国甚至在购买世界贸易中心的残骸。在全球铜消费总量中，中国所占份额已从1990年的不足5%升至2002年的逾16%。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锡、锌、铂、钢材及铁矿石消费国，它在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应资源的消耗量被一些人视作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2.5亿的用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中国上网人数超过8000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上网国家。《财富》的技术专栏作家彼得・刘易斯相信，中国如此庞大的用户，使得她有可能制定高科技行业的新标准，中国科技力量将对世界造成冲击。
好了，我已经叙述了这么多中国在今天的世界激起的各种现象，甚至狂热。翻开主流的西方报纸，如果你想省事，就看一看在中国发行量最大报纸《参考消息》，关于中国经济报道的是多么炽手可热。英国《经济学人》在1993年的判断看起来正确无疑，中国正在成为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最好的经济新闻产生地。我随手挑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金融时报》副总编辑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这位1971年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常常被称作“世界最著名的经济评论家”，他曾任世界银行的高级学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经济问题专家，他的言论被看作世界经济变化的风向标，尽管这种风向标也经常指错方向。在2003年下半年，他写作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专栏，它们的题目是《目睹中国巨变》，《中国必须适应角色》，《走向繁荣的长征》……他的核心意思经由这样的句式得以充分表达，“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就将震撼世界。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中国幅员辽阔，并在过去20多年中实现了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对待这个亚洲巨人的崛起，成为我们时代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另一位是杰弗里・加藤，他是现任耶鲁管理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商业部长，也是一位热衷于把握潮流的畅销书作家，当新兴市场在1990年代中期大行其道时，他写作了《十大新兴市场》，当明星CEO主宰社会风尚时，他出版了《首席执行官的理念》，当9・11改变了世界的气氛，他又在几个月内完成了《财富与政治》，他在2003年最热衷于谈论的话题也是中国，作为《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他在这份影响巨大的杂志上不断写道，中国正在怎样改变世界经济的面貌，他甚至在中国的经济成功看到一写更为耸人听闻的东西，在2003年 11月的一篇专栏中他劝告布什政府，中东民主革命的楷模，美国，也不是东欧前共产主义阵营，而是中国。他认为，中国模式从经济改革入手，逐渐将改革的渗透到教育、卫生、法律等社会体系，然后缓慢地政治改革也展开，在逐步松动的社会环境中，自由讨论的气氛也日渐发展。这种模式比对民主选举的迷信，更可能推动一个封闭社会的变革。“中国的模式可能有它自己的问题，”加藤在这篇《中国的经验》文章最后写道，“但这可能是阿拉伯人最好的机会”
这些令人飘飘然的判断值得相信吗？全球观察家，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全球观察家们，拥有着令人沮丧的屡历。赞美墨西哥、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的是他们，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也是他们，日本第一的制造者也是他们……他们真正杰出的特质，不是看清未来的洞察力，而是对于时代普遍情绪的迎合。在过去3年中，中国是全世界除去反恐战争之外最重要的世界性情绪，比起后者，她激起的是希望与乐观。
富有感染力的言词既容易打动人，更容易诱惑人。在1922年出版的《公共舆论》一书中，沃尔特・李普曼发现，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信息与观念，人们总是特定经验的俘虏。信息传播领域也存在着马太效应，一个信息越被接受，越被广泛传播，越造成普遍的接受度。从2001年的7月至2004年的今天，我被眼前而耳边充斥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弄得不知所措。1981年，路易斯・布努埃尔――令人难忘的西班牙导演――不容置疑地写道，现代世界的最大祸源分别是人口过剩、科学、技术与新闻媒体，而最后一个很有可能是祸害之首，它使得前三个祸源显得更加恐怖。这种说法充满着艺术家式的偏见，但的确自从大众媒体在20世纪60年全面兴起以来，世界就越来越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媒体成为我们呼吸、感受的主要方式，媒体创造一个供我们感受的制造出的现实。
让我们从那些激动人心的表达与场景描述，回到这本书的主题。事实上，在过去3年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及这种崛起将怎样改变世界。但没人能够给予崛起以清晰定义，崛起的前提条件，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所需要达到的指标。
中国崛起，于是被立刻被简化成经济上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整个世界都或多或少是卡尔・马克思的传人，这个时常被金钱弄得窘迫不堪的流亡者相信，经济是决定一切政治与文化形态的基础。他写作《资本论》时的19世纪中后期，也正是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他发现对于宗教日渐衰微的欧洲社会而言，金钱正在成为世俗的宗教，唯物论尽管消除了那些过分虚无与不确定的因素，却也忽略推动历史前行的其他因素。尽管马克思学说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他对于经济作为社会基础的看法，却被相当程度上保留下来。莱德福特・德龙，柏克莱大学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结束时雄心勃勃地给这个世纪作出这样评判：“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在生活其他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正如在回顾20年的改革史与憧憬中国的未来时，我们选择了经济数字作为惟一的参考资料，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险。”
有了这个联结点，你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中国在今日世界所激起的反应。人们先是将世界的历史简化成经济的历史，因此大国的兴衰，就变成了经济与物质力量的较量，宏观的经济，又常常与具体的商业行为混淆，于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商业领袖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又似乎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而新闻媒体又在充当了或许最未重要的左右，尽管憧憬并不等于现实，但媒体了解戏剧性对于读者的重要性，它是如此偏爱伟大的故事，又是如此地喜新厌旧，它总是寻求新的兴奋点。
不要轻易地被任何情绪所欺骗。如果你耐心一点，你会发现仅仅在过去20年间，世界已经经历过三次“中国热”，它们都是经济层面的，都是以预期的市场规模为基础。在主要是由商人的憧憬下，新闻媒体将之概括成一个更大的主题――中国的崛起。1980年至1984年，西方经历了第一次中国热潮。与其说邓小平在1979年的访美开启了这一新热潮，不如说，因为中国的孤立而被冷置了30年的热情被再次释放出来。由于“邪恶帝国”苏联的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表现出的新姿态，令西方倍感惊喜，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接受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制度。当时的《商业周刊》、《福布斯》也像今天一样使用着“中国的腾飞”这样的新闻标题。1984年，当时的IBM公司的董事长Ralph A.Pfeiffer Jr说：“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及市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一百个人，只要有一个购买IBM的PC，或者只要每一千人……”这段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吗？是的，19世纪的一位英国帽子商人就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他的帽子，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为4亿，20世纪初的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则期待，中国人都使用他的燃料照明，美国总统威廉・塔夫特在1905年6月写道：“全球最大的商机就是和4亿名中国人通商。”关于1890年―1930年那股中国热潮最具标志性的描述来自于一名叫克罗的商人写作的一本书的标题《四亿名客户》。尽管1980年的中国与1930年大为不同，但在相当程度上，她所制造的形象具有仍然强大的连续性，况且是此刻的中国人口已达到10亿。当然198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是日本的成就，这个在二战中一败涂地的国家如今正似乎要占领全世界。
1989年中断了这股中国热潮，但很快它在1992年再度回来。与之前150年对中国的不同，1992年的中国所爆发出的能量更为惊人。看看当时的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人们欢呼成“历史的终结”，自由市场不再有阻碍，这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了，资本可以随意流动，一个全新的名词“全球化”开始被热烈的探讨。与此同时，那些曾经的经济强国开始陷入某种困境，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以至于年轻的民主党总统竞选克林顿打出的竞选口号是“笨蛋，这是经济问题”，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只有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带动下，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事实上，在1989年之后，中国在经济改革上不仅没有陷入停滞，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再度启动。
确切而言，中国崛起的神话是在1992年底正式诞生的。与以往不同，中国不仅仅依靠市场规模与潜力，要知道，对于潜力，戴高乐有过刻薄却精辟的评价，这位法国总统曾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谈到巴西的未来：“巴西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国家，永远都是。”但一名秒吉姆・罗沃年轻人要证明，中国的潜力已经化为现实，只是世界忽略了它。1992年吉姆・罗沃34岁，他先后在柏克莱大学与哈佛获得学位，1991年成为英国《经济学人》的亚洲记者。这一年11月28日，吉姆・罗沃这本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在这篇文章中，罗沃第一次用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当时仍在世界银行任职的拉里・萨默斯（后来的财政部长，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向罗沃解释了这种在1960年代设计出的模型，它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时，不再仅仅以多少美元作为衡量，而在于以同样的美元可以购买到多少实物作出基础，这种衡量标准将重新估价那些物价水平偏低的国家、比如中国的经济实力。于是按照这种新模型，邓小平13年改变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之立刻就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平均GDP则达到了2700美元，是当时官方数字的7倍。在很多时刻，世界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的观察角度。没人比新闻记者更善于把原本不相关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罗沃则迅速将这一GDP数字的重估与中国更古老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写道：“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全世界面临最重大的问题将是，如何面对一个充满自信、拥有核武器，掌握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
伴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而终止的这次中国热潮，到2001年再度恢复。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2001年都是一个转折点。7月13日夜晚的北京最终成了盛大的集体抒情场所。当在第二轮投票中，北京以56票胜出时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于日本、韩国的意义，它们都是国家开始更上一个台阶的标志。北京各主要街道红旗招展、汽车长鸣、人潮涌动……美联社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没人会在意汽车不许鸣笛的规定。历史在改变，人们表达狂欢的方式却没有变，如果你的年纪大一点，你很自然回忆起多年前类似的场景。街头的人群似乎刚刚从令人窒息的海底世界走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已忘却一直以来的压抑感。一位38岁的大学教师站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情绪：“世界承认了我们。”当中央电视台反复打出“我们赢了”的字幕时，北京三里屯的人们痛快地摔着啤酒瓶子。而11月10日，成了另一个抒情的节日，在多哈中国终于加入WTO了，龙永图说15年来，他们只是在谈8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观察报》一位记者过分热烈地写道：“全世界都在坠落，只有中国在上升”。大家都在想，2001年是中国年。
令两个不足够重要的事件，也使2001年变得像是中国年。3月26日，第37届奥斯卡奖揭晓，而东方传统的《卧虎藏龙》获地4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部“对抗地心引力”的电影，但它在西方世界获得强烈的向心力。而10月7日中国看到看到了自己的球队终于有资格进入世界杯。
9・11令人震惊，它使世界陷入惊人的恐慌。但一年后的2002年底，《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却语出惊人，中国是该事件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在9・11之前，布什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作最重要的敌人，她将取代苏联作为新的冷战对象。但9・11一下子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想想看，甚至在2001年4月份，中美还因为EP-3事件处于对抗，但9月11后，中美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
而且因为全球恐怖事件、公司丑闻、互联网泡沫共同造就了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国全部萎靡不振。而中国的表现得一支独秀。这种不可思议之处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ｄｏｔ－ｃｏｍ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
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ＦＤＩ国的欢呼中展开的，中国正在成为这个序列中一个新的环节。看看过去两年中，世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所有昔日的经济奇迹都暗淡了，世界陷入了一场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国却保持了令人惊叹的增长，它看起来正在吞噬世界的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全球FDI的柱状数据图上，它比亚洲所有地区的总和还要长。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意义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ＧＤＰ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2月份在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予伊拉克战争，而大部分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在3月25日宣布将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根深蒂固地厌倦感一直困扰着人类，他们需要新生的事物来刺激他们的想象力。它可能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也可能是大前研一所说的新大陆的发现。在20世纪的经济史上，我们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奇迹，紧接着是德国、日本造就的经济奇迹。日式资本主义、莱因河资本主义被视作英美模式的竞争者，它们遵循着不同的经济思想，却都获得了成功。在整个80年代，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日本第一”的情绪之中。而到了90年代，这种发现重又回答了美国，硅谷与华尔街营造出为世界营造出一块“看不见的新大陆”，所有国家、公司与个人都为“新经济”而激动万分。
这些令人飘飘然的判断值得相信吗？全球观察家，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全球观察家们，拥有着令人沮丧的屡历。赞美墨西哥、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的是他们，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也是他们，日本第一的制造者也是他们……他们真正杰出的特质，不是看清未来的洞察力，而是对于时代普遍情绪的迎合。
中国是过去两年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人世界其他角落黯然的增长，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在8月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Ｇ8会谈；在10月份曼谷举办的ＡＰＥＣ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紧接着，胡锦涛成为了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的亚洲领导人，他明显比布什更受欢迎……两位外交事物专家Evan S.Medeiros与M.Taylor Fravel 在2003年最后一期的《外交》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名受害的发展中国家。”她在外交舞台上的意识正在迅速改变，2004年2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加蓬国民议会回顾了两国长达40年的友谊。当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2月2日开始他的非洲十国之行时，冷战的阴影日益浓烈，中国渴望在美国与苏联的阵营之外，寻找新的朋友。在1964年周恩来的议题中不需要考虑石油问题，大庆油田的开发使中国在1963年实现了石油的自给，当时的中国人兴奋地说，“洋油的时代过去了”，一位名叫王进喜的采油工人还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偶像之一。除去重温与巩固友情，胡锦涛主席2004年1月29日至 2月4日的埃及、加蓬与阿尔及利亚的三国行也同样期待能通过与它们的合作缓解中国日益严峻的能源紧张问题。自1993年以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但超出任何人想象的是，它在2003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耗国。“国际形势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胡锦涛对着台下几百名加蓬议员说。这种变化使往昔看起来确定无疑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也使新挑战源源不断地出现。为了在未来满足中国继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为奔跑在北京、上海街头的汽车提供足够的汽油，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游戏之中。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她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她在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她可能塑造一种的新的意识形态。这股热潮能够持续多久？它表明中国世纪正在到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