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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叶子龙的往事回顾
［ 作者：温相 转贴自：--泡菜草堂-- 点击数：447 更新时间：2004-5-9 文章录入：成都寥若晨星 ］
伟人身边的四分之一个世纪
――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叶子龙的往事回顾
1953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共中央主席秘书的任命。当时被任命为主席秘书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时称“五大秘书”。弹指40年，五大秘书中有四人相继谢世，唯独叶子龙，硕果仅存。
数年前，他于内蒙古寻访时，突患重疾，还是曾主持过军委工作的老上级杨尚昆，急调军用直升飞机，把他从交通不便的赤峰接回北京抢救，否则他这仅存的硕果也将凋零。
大病愈后的叶子龙，头脑依然清晰，依然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眼中的毛泽东……毕竟从1935年至1962年，他跟随毛泽东四分之一个世纪强。
1．“浏阳二杰”的老乡／叶良和变成了叶子龙／黄公略“偏师”中的“娃娃兵”／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湖南省的浏阳，自近代以来，人杰辈出。如为变法维新抛洒满腔热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为推翻那拉氏统治策动起义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再往后，又有一首涉及浏阳的歌曲，唱遍了中国，唱的是距离浏阳不远的地方的又一位更为不朽的革命伟人。就是这一方孕育了近代富于革新精神的人杰的山水，也滋养了本文的主人翁。
在浏阳东乡平安洲，丘陵叠耸，剁阳河逶迤而过，可谓山清水秀。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多数以自给自足的农耕谋生，而叶子龙家却没有土地，养家度日，靠父辈经营日用杂品的买卖。
出生于1916年的叶子龙，原名叶良和。温良恭俭、和气生财，是本分商贩的信条，当然这并不意味良和二字的全部涵义及父亲的冀望。
1926年夏季，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热潮随之波及到了浏阳，10岁的叶良和，同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革命宣传。他们走街串巷，呼口号，撒传单。同伴们相继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他们也提议叶良和改个新名：“你叫子龙吧。”“那怎么成，赵子龙可是大英雄。”可同伴们还是“子龙”“子龙”地叫开了。
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命令各路红军脱离原根据地，向武汉迫近，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为此，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于8月23日，在长沙以东的浏阳会合，组建红一方面军。
“在毛泽东‘补充整理军实’的号召下，许多浏阳男儿应征入伍，就在那时，13岁的我，当了个‘娃娃兵’。我加入的是红六军，就是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从河州向长沙》中提到的那个偏师，总指挥是黄公略。不久，红六军改为红三军。”
“时隔多年了，您还记得那么清？”“嗯，浏阳出了本县志，前不久我看过，其中有关于我的记载。”
“参军后第一次正规作战的情形您还记得吗？”“第一次直接参战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是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第18师的战斗。当时我刚参军4个月，在机关枪连，我们红三军承担的是正面阻击的任务。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最后我们胜利了，打掉了敌人一个师部两个旅，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对这胜利兴奋不已，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其中有‘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语。”
“红军中的报务工作，好像就是那次战役以后才有的吧？”“是的，1932年，我在学习了一段文化后，调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事译电工作。但在长征前夕，我又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2．半夜紧急出发／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
“说到长征，我印象中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长征期间的事吧。”叶子龙思索了片刻说：“那还得从1935年年初的遵义会议谈起。在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直到遵义会议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从此，扭转了刚刚撤出中央苏区时颓败险恶、老打败仗的局面。”
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就取得了娄山关大捷，经过四渡赤水，巧袭金沙江，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本来两支队伍会师，红军的力量更壮大了。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见自己人多势众，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觊觎中共最高领导职位，同时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主张向川、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逃跑。
张国焘的主张遭到中共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反对，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进。8月底，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率领的以一方面军为主的右路军，抵达四川巴西班佑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张国焘拒不向右路军靠拢，还暗中谋划分裂中央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
当中央得悉张国焘的这一意图后，毛泽东随即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中央机关和原一方面军人马连夜北行，脱离危险区域，避免红军内部冲突局面。那一段日子里，叶子龙正打摆子、发高烧，连夜开拔时别人把他扶上了马背，可在漆黑的夜间匆忙行走中，他晕晕乎乎地从马上摔了下来，掉在沟里，弄得满身泥水，爬起来后又跌跌撞撞地跟着走，十分狼狈。“经这么一折腾，我久病不愈的疟疾，竟奇迹般地消失了。”后来写党史的时候，有人认为叶剑英送电报是杜撰的情节，叶子龙感觉应是确有其事，他说：“否则我们怎么会连夜匆忙行动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新组红一方面军，叶子龙又回到了机要工作岗位，担任了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那时毛泽东直接指挥着一方面军，并一直随一方面军行动，叶子龙也就到了他身边。当时毛泽东的参谋是黄有凤，实际从事的就是机要秘书的工作。
3．毛泽东提议，机要股升格机要科／黄有凤不管转交电文了／我们那时用的密码称“豪密”／“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毛泽东批评一方面军的山头主义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向山西发展后，整个红一方面军随毛泽东东渡黄河，叶子龙自然也跟随而行。在山西作战3个月，歼灭国民党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红军扩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并使进入陕西威胁陕北根据地的部分阎锡山军，撤回山西。
也就是在山西作战期间，毛泽东感到机要股已经不适应战事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因为股长的地位太低，不能直接和军事领导人接触，机要电文的发送还要转经几道，容易贻误战机或出现差错，所以他建议一方面军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于是叶子龙由机要股长，升为机要科长。
“那时我们的报务通讯用的是一种叫作‘豪密’的密码。这套密码的编制者，就是周恩来。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用的化名叫‘伍豪’，‘豪密’便因此而得名。”
机要股刚改机要科，叶子龙即收到一封急电，他还按老习惯，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黄有凤。可这次黄有凤没有接，而是笑着说：“你现在是机要科长了，应该自己把电报送给毛主席。”
叶子龙听黄有凤这么说，就自己把电报给毛泽东送去。他走到毛泽东的住房前喊了一声报告，就听见里面答应让他进去。他进门后，看到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初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在一起，而且毛泽东看了他半天不说话，使他更感到局促，把电报交出后，就准备马上退出去。
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也许由于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所以问他是哪里人，叶子龙回答说是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是老乡嘛。”就又和他拉了几句家常。那时叶子龙不认识贺子珍，毛泽东又给他们俩互做了介绍。从那以后，再发送电文，就无须过别人手，都由叶子龙亲送毛泽东了。
本来，毛泽东拥师东渡的意图，是在山西谋求发展，威胁北平。但取得一系列战果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匪”总司令，调集数路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此时河西的军事压力已经减轻，中央遂决定返回陕北拓展。
回撤时形势紧急，天上有飞机，地下有追兵。然而在红军集结渡河的三天三夜里，一直是云遮雾罩，飞机根本无法侦察红军的行踪，实施阻碍红军的行动。但红军一过黄河，顿时云开雾散。叶子龙回顾当时的情景说：“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着红军。”
一进陕西的延川，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几次到会讲话，批评一方面军存在山头主义，说一方面军的干部调不动。会上还决定成立红军大学，一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调出来了，林彪出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就在这次会后，黄有凤调往一方面军当机要科长；而叶子龙调到中央军委担任机要科长，从此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
4．中共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位秘书／吴亮平给毛泽东当了一段秘书／毛泽东又看中了他的一位老乡／“毛泽东起草电文时，我们就站在他身边等候。”
据叶子龙回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没有秘书。的确，笔者查阅了有关的资料，中共早期的秘书工作，是由中共领导人自己承担的。例如周恩来，就做过许多如今被列为秘书职责内的工作。
在中共文献记载里，“秘书”字样最早见于1923年4月，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秘书，就是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时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毛泽东，到在上海的中央工作了两个月，既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又兼任秘书，负责起草文件、处理文书、会议记录、保管档案等工作。
国共分裂后，武装斗争转为中共工作的中心。运筹指挥战事，均由军队领导人当机决断，指挥部里只有个别领导有参谋，但参谋的职责只是发转电文，相当于后来的机要秘书。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领导者地位后，也没有配置秘书。
1936年夏秋，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在同他会面交谈时，一直由时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吴亮平做翻译，兼干了一些秘书工作。但当斯诺离开陕北根据地后，吴亮平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几乎与此同时，和宋子文、陈立夫委派的代表就停止内战进行谈判的周小舟，从南京来根据地汇报情况。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老乡十分欣赏，随即要他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但不久就派他以毛泽东私人代表身分到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去了。1937年春他刚返回，旋又被毛泽东派往山西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上述几位短暂地居于秘书位置的人物，并不曾经常在毛泽东的身边。而时任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则因中共中央及军委与中共各地组织及前线各部队电报的频繁往来，天天和毛泽东打交道。
当时中央的电台收到的电报，均立即送到机要科译出，经誊抄由叶子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电文传阅的范围，叶子龙再转交中央其他领导人。而中央及军委对各地或前线各部队有何指示，亦交予叶子龙，经机要科送给电台发出。
毛泽东在起草电文时，叶子龙通常就站在他的身边等候。有的电文短，等几十分钟或一个小时，就能拿走。有时电文比较长，也不太容易回复，叶子龙记得等三四个小时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5．“西安事变”前夕，曾收到张学良、杨虎城发来的密电／毛泽东拿着叶子龙看不懂的电报说：要有好事了／毛泽东把自己的窑洞让给了张国焘
据叶子龙回忆，西安事变前夜，中共曾收到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发来的密电。
说到西安事变，人们印象中张学良、杨虎城最早发出的电文，大概要算是12月12日张、杨的通电。这份通电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上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然而在12月11日，叶子龙他们机要科还收到张、杨给中共发的一封密电。电报是用文言文写的．并不太长。收到后，因有两个关键字不解其意，叶子龙他们琢磨了半晌也没搞清整个电文内容。
从红军大学调到军委当秘书的童小鹏，和叶子龙住在同一个窑洞，和机要科的人员都很熟，是他们中公认的“秀才”。叶子龙就让童小鹏帮助翻译一下电文，可当时文化底子也不算很厚的童小鹏看了很久，依然没说出名堂。
叶子龙没办法，用同音字替代那两个字后，把抄好的电文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笑了，对叶子龙说：“要有好事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看。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叶子龙这才明白所谓好事指的是什么。不久，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有些党史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夕得到密电的说法不甚可靠，然而作为直接负责机要工作的当事人叶子龙的回忆，还是应该记录一笔，以备再加仔细推敲的。1937年1月13日，叶子龙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先是住在凤凰山麓的一个石窑洞中，这是座比较好的窑洞。后来张国焘来了，毛泽东就把这石窑洞让给了张国焘。叶子龙住的地方与毛泽东的住所相距不远。从此以后，作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总是跟随毛泽东行动。
6．在洛川，肖劲光向叶子龙介绍了两位女性／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真实情况
三十年代的蓝苹
8月20日，毛泽东前往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有名的洛川会议，叶子龙亦随同他前往。会议期间的一个黄昏，叶子龙独自散步，遇见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两位女性。
肖劲光把两位女性向叶子龙做了介绍：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一位是刚刚从上海来根据地的电影演员江青。那是江青初入陕北根据地，也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江青。
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世间有种种传闻，在叶永烈所著的《江青传》中，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记载都罗列了出来：
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随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见的毛泽东。叶文说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个多月，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见毛泽东。
二是徐铸成《萧桂英进宫》一文中所说，毛泽东看江青演《打渔杀家》，注意到江青，江青感觉到了，主动找康生，要求他引见。
三是传说在王明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江青出演《被糟蹋了的人》，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叶永烈考证该剧编剧崔嵬此时未到延安，否定了此说。
四是翟椿林回忆，在一次文艺演出时，江青主演京剧《打渔杀家》，节目结束时，毛泽东等到后台慰问演员，江青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并亲切交谈。
五是引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著《江青秘传》，说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听毛泽东作报告时，故意搔首弄姿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随后给毛泽东写信，提出问题请求领袖指教。
不知何故，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女皇梦》中的叙述。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朱仲丽是否有一位身为中共高级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确有一位曾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夫人的姐姐。编辑:<<泡菜草堂>> http://paocai.126.com叶子龙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丽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据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肖劲光夫人朱仲芷就带江青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他住的窑洞外面见的江青，所以叶子龙看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朱仲丽《女皇梦》一书人物的真实姓名，大都通过谐音或义近的方式改换了，有些人物间的真实关系也被模糊或改动。在书中，朱仲丽对她表姐如何与江青从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表姐带她见毛泽东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尽，且多处与叶子龙关于朱仲芷的回忆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朱仲丽笔下的表姐，实为其亲姐姐，那么，叶子龙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况，也随之清晰了。
7．共产国际给毛泽东派来了一位参谋／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王若飞一个劲地骂机会主义
1937年年底，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陈云。他们还带来一部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
王明到来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个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正确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否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错误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并在党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
会议期间，中共在各地的领导、各军的将领们大都来到了延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哦，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你结婚了，还不该请吃饭吗？”“好！我请你们吃。”毛泽东叫来了叶子龙，说：“你给我们办两桌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叶子龙这个机要科长，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书的职责。有一段叶子龙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泽东身边没了人，感到很不方便，当叶子龙病好后，立即把他调回身边。叶子龙听了毛泽东的吩咐，当晚就办了两桌饭菜，”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王若飞喝得有些醉意，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几天后，叶子龙又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上次未清的人。这次来的人更多，张闻天、李富春、膝代远等也来了。这一次把叶子龙忙得够呛，准备饭菜，组织车子接送……还碰上了敌机来轰炸。
朱仲丽在《女皇梦》书中，将毛泽东请客一事说成是江青逼迫的，与叶子龙的回忆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叶永烈根据第二次毛泽东请客吃饭的参加者徐明清的回忆，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日子，确定在第二次吃饭的1938年11月20日，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吃饭在结婚之后，并非与结婚同时；如果要以吃饭为结婚标志，似乎也不该以第二次请客吃饭为结婚日，况且徐明清本人也说结婚约在吃饭前后，并未以其吃饭那日为结婚日。
抗日时期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
8．项英从江苏发来电报，涉及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问题／毛泽东说：有问题康生会告诉我，不必大惊小怪
敌机轰炸后，中共中央就搬了家，据说是第二次参加吃饭的膝代远建议的，他认为凤凰山不安全，而杨家岭情况好些。于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住了三间窑洞，王明住在他们后面的一排窑洞。请客之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才为人所知。在这之前，叶子龙也说不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究竟应从哪一天算起，因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到中央党校学习了3个月。
1939年，叶子龙收到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江苏发来的电报，说是江苏、上海方面的一些共产党员，听闻毛泽东与曾是上海电影演员的蓝苹结婚，认为很不合适。他们反映，蓝苹的情况比较复杂，曾经被捕，亦因婚姻不严肃搞得沸沸扬扬，请毛泽东慎重考虑。
关于项英的电报，笔者在一些文章和书籍中看到过几种说法：
一是当事人之一杨帆的回忆，他说项英曾向他问及江青的情况，他告诉项英江青被捕过，是否变节不清楚，但讲了对江青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看法。项英要他写个材料，还让他“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项英在电文后加了“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一语。
一是黄子云在1995年工月《党史博览》发表的《“幸有寸心如火炽”》文章中的叙述。黄文说1939年，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杨帆，向新四军政委项英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劣迹”，“通过无线电波，反映江青劣迹的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可惜这份材料没有直接落到毛泽东或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手里，而是落到康生的手里。康生收到这电文的次日，将原文给江青看了，而且把电文扣了下来。”
由于决定给延安发电的项英于皖南事变中牺牲，电报是否直接发给康生的无法确定。但叶子龙收到的电报并非发给康生的，否则他不应该先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叶子龙回忆说：“电报是我送交毛泽东的，所以记得电文的内容。毛泽东看了电报对我说：江青的情况康生都了解，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了，可他并没有说什么，可见没有什么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就让我把电报拿回来了。”
同样的电报既发给中央，又发给康生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项英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按正常程序，应该如叶子龙所说，由叶先送毛泽东，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里，并由他拿给江青看，又私自扣了下来。根据黄文的叙述，毛泽东显然不可能知道项英来电报一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毛泽东首先看到了项英的电报，但他相信了康生有关江青情况的汇报，所以没有以此为意；至于他事后是否又因此询问过康生，就不得而知了。
9．毛泽东正式提出设秘书／任弼时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办的第一件事／毛泽东谈论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后来的五大秘书，都到了毛泽东身边
据叶子龙回忆，也就是在1938年末至1939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设秘书一事。身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又多了个头衔，军委主席秘书。
据另外一些材料记载，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期间，斟酌考虑让陈伯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人设秘书想法的形成，约在1938年至1939年之间。
1939年春夏之交，陈伯达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但同时还兼着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他还是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最初只是布置给他主编时事问题丛书的任务，他还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后来也是除了完成毛泽东指定写的书、文章外，他并不整天跟随在毛泽东身边。
时至到陕北后的第四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得到很快的发展。党员从4万增加到80万，军队从4万扩充到50万，党的机关也派生出许多新的分支，且日趋庞大。中央急需一名既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才干，并为各单位熟悉、尊重的干部，协调联络相互间的工作。，
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当他得知任弼时即将从共产国际归来，遂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提议很快经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通过。而任弼时上任后操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他和毛泽东商议后，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出任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下设秘书处，毛泽东亲自提名由王首道任处长，副处长为已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
当时也是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并未调入中央办公厅，依旧是中央军委机要科的科长。1941年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方面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到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的问题，指出秘书处工作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及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项内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精神，会议决定调陶铸、胡乔木等人到秘书处工作。
据胡乔木回忆，他从那以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一，他的工作性质和陈伯达差不多。叶子龙回忆说：他们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起草一些文章、报告，还负责整理会议记录等等，此外他们都负责部分理论和宣传工作，所以并非总在毛泽东身边。但从胡乔木本人或其他人的回忆看，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住得很近，许多会议的记录，也是由他做的。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田家英经胡乔木的推荐，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至此，后来的所谓五大秘书，都到毛泽东身边了。
10．其他中央领导人有秘书吗／大叶参谋长和小叶参谋长／毛泽东说：软禁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
在笔者向叶子龙问起他刚当毛泽东秘书时，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有秘书时，叶子龙说：“哦，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可以肯定王明有秘书，是廖鲁言，我们打过多次交道。”
“周恩来呢？后来的五大书记呢？是否都有自己的秘书？”笔者又问道。“五大书记那时差不多就都有像我这样的机要秘书了。跟着周恩来的是康一民，跟着刘少奇的是吴振英……不过那时都叫参谋。我还被称过参谋长。噢，解放战争时有两个姓叶的参谋长，大叶参谋长是叶剑英，小叶参谋长就是我。”
当笔者询问叶子龙，在那一段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事情，能否讲一两件事时，叶子龙说：“刚到陕北时，战事频仍，整天都能听到枪炮声。但我们跟着毛泽东，就仿佛感觉不到危险，从未想过革命会失败。毛泽东的乐观、幽默、大智大勇，感染着我们。正像我前面讲过的，从山西回陕西渡黄河时，我们说，得到了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护。”
记得知名人士柳亚子在一首词中，曾称颂毛泽东的胆略为弥天大勇。叶子龙说要谈弥天大勇，就不能不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当时解放区的干部战士，叶子龙也一样，都认为毛泽东不能去。“西安事变我们都经历过，记忆犹新，谁能保证蒋介石不像当年扣张学良那样，把毛泽东扣下呢？”
可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亲自去重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们说，去可以争取主动，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签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不签字在我。在不伤害双方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些让步，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如果这还不行，就城下不盟了，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
毛泽东提到的何鸣事件，发生在1937年7月16日。当时中共闽粤边区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红军的阴谋缺乏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175师包围缴械。
赴重庆前，毛泽东说得那么轻松，可根据地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悬了很久的心，直到毛泽东返回延安，叶子龙说他悬着的心才放下。
11．毛泽东强调反对“左的浪花”／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不悦地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叶子龙发明了画圈制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离开了延安，与陕北、山西之敌周旋，并指挥着全国各战场的战事，那是叶子龙他们收发电文最频繁忙碌的一段。叶子龙说：“那一时期电文往来的确密集频繁，而且由于当时电报、文件发送的制度没有形成规范，还出现过一些小差错。然而也正因为发现了差错，我们设法防范，又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
当笔者要他举个例子时，他说：“我就给你讲讲电稿、文件传阅过程中，领导人署名画圈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吧。”
自1947年下半年，随着战事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巩固后方，对旧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工作日显紧迫。进入晋绥解放区的那段时期，整个战局趋于平稳，因此，毛泽东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土改问题。
还在从陕北至晋绥的途中，毛泽东就特别注意沿途了解上改的情况。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明确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剥削制度，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对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巩固解放区，支援战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在此后不久，却产生了“左”的偏颇，中农的利益受到侵害，中小商业遭到破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
这些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当年中央12月会议上，他强调要在土改工作中反对“左的浪花”。1948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拟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随即让新华社电台拍发全国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地认真讨论，并将意见迅速汇报中央。此后，毛泽东就等候关注着各地的反映。
3月里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告诉他说早就来了。毛泽东追问道：“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叶子龙说：“大概还没有来吧。”可胡乔木说他清楚地记得电文已经来了。
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个勾，所以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听了有些不悦，说：“我根本就没看过！”由于上面只有勾勾，从勾勾上的确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所以到底谁看过，谁没看过，谁也分辨不清。
这时，还是胡乔木替叶子龙打了一下圆场，说是画勾这种方法有缺陷，许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谁看了谁没看，就分不清楚了。没记准谁看了，谁没看，责任不全在叶子龙。毛泽东听了胡乔木的解释，觉得有道理，就没再深究。
为了改变这种谁看了谁没看搞不清的状况，叶子龙新想出了个办法，从此他在送传电报文件前，先在电报文件上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这样一来，谁看了谁没看一目了然。领导人传阅电报文件在署名上画圈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12．中央一级的机要部门有三个／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开文、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陆续来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第一任主任，叶子龙却记不太清楚机要室是什么时候组建起来的了，他说大概是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至向北平进发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机关和军委的机关都很难截然分清，因为党的最高领袖，也是军事的最高指挥者。军委有机要部门，中央书记处也有机要部门，这两个机要部门都为中央书记处服务。
据部分老机要人员回忆，原延安中央一级的机要部门有三个：一是中央机要科，一是军委机要处，一是中央情报部的机要科。1943年，中央机构精简，三个部门合并为中央机要科。科长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协理员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后来，这个机要科又提升为机要处。
转战陕北时，中央分了前委、后委、工委。中央机要处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机要人员组成临时机要科，科长辛心宽，由叶子龙负责，跟随毛泽东和前委；但大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包括机要处的大部分人员，都与后委、工委先行离开了陕北。
当时前委的全班人马统称“三支队”，后变更为“九支队”，“昆仑纵队”。昆仑纵队下设四个大队，临时机要科属第三大队。三大队的大队长最初是龙飞虎，后来归纵队参谋长叶子龙直接领导。
1948年春，前委、后委、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合后随之合并。四五月间，中央机关进行调整，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伍云甫，也就是现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任处长；叶子龙任副处长，兼机要科科长；副科长是李金德。
随着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工作量越来越大，为中央领导服务机关的扩大、细化、规范等工作提上日程。也就是在从西柏坡到北平那段时间，中央重组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任办公厅主任。
“当时的办公厅下设机要室、警卫处、特会室、行政处等单位。”笔者向叶子龙问道：“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难道不是同时成立，也隶属于中央办公厅吗？”“这我就没印象了。”
“此时的机要室人员开始多起来了吧？”“是的，当初我在一方面军、在军委当机要科长时，手下也就两三个人，后来增至十来个人。后来，直至来到河北的中央前、后、工委合并，中央机关重新调整后，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工作也开始有了分工。”
“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朱德的机要秘书活开文、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等都是那时候来的吧？”“他们是陆陆续续到机要室的。加上原来的赖奎、徐业夫、罗光禄等，和新调来的年轻点的机要人员，一下子像个大机关了。”
13．初到北平，毛泽东发火／中央领导都住进了香山
1949年3月23日，叶子龙跟随毛泽东一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途中关于赴京赶考的对话，至今已广为流传。毛泽东在那一段日子，曾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做李自成，要适应新的情况和环境，要谨防糖衣炮弹的袭击，叶子龙还都记得。
25日凌晨，毛泽东一行在河北涿县乘火车赴北平。上午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然后改乘汽车先到预先安排的颐和园。谁知一到颐和园，园子里冷冷清清，空空的。
原来是因为怕国民党潜伏特务行刺，园子里的人，都被社会部长李克农派去打前站的人赶走了。结果已过午饭时间，饭也没得吃，水也没得喝，而下午还有重要活动。“人都哪去了？”毛泽东发火了。
社会部的人解释说为了安全，把人都赶走了。毛泽东说：“你们做蠢事！老百姓是水，我们是鱼，你把水全排干了，鱼还有什么安全？安安全全干死，饿死吧！这是到了目的地，不然的话，全部开除你们的党籍。”
那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毛泽东发那么大的火。随后，叶子龙他们赶快和社会部的人到颐和园外面，四处寻觅，总算找到了个小饭馆，买了些饭菜，带回来给毛泽东，马马虎虎对付了一顿。
饭后，叶子龙他们陪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北平西苑机场，与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余人见面。接着，又检阅了部队。这时，毛泽东午饭时的怒气全消，显得十分兴奋。他就是这样，不太掩饰自己的情绪，日常偶遇不满，有脾气就发泄出来。然而，发完就完了，并不耿耿于怀。
晚上，毛泽东和叶子龙他们没有再回颐和园，而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
与毛泽东同住香山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双清别墅北边，有个较大的院子，房子很多，所以他们都集中住在那里。由于毛泽东住在香山，因此为他服务的机关也在香山，如机要室和新组建的政治秘书室等，在那里工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4．在返回香山的途中，司机发现路当中有一颗手榴弹／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和叶子龙在同楼办公的，还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后，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新的人民政权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一些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被邀请到北京。他们都住在城里，同这些人会面交换意见，是毛泽东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编辑:<<泡菜草堂>> http://paocai.126.com他通常在下午进城，半夜以后方回双清别墅就寝。周恩来等人则整个白天都在城里办公。
有一次，毛泽东等人进城办完公回香山，汽车在途中突然停了下来。传来话说是行驶在前面的周恩来的轿车司机，发现路当中有一颗手榴弹。叶子龙说他也不知道是如何排除的，反正过了一会儿车子又开动了。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后，毛泽东每次出行，车队前便增加了“开道车”。
1949年入夏以后，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工作的方便，经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劝说，最后通过组织决定，毛泽东才搬到了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叶子龙随之搬进了丰泽园西北侧的静谷。叶子龙住的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办公室。当时在静谷同楼办公的，还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毛泽东进中南海后，中央办公厅的几个主要部门也陆续搬进了中南海，机要室是分批几次才全部搬进中南海的。当时中南海在腾房子，清理房子，弄好一部分，就搬进一部分。最初进中南海的，在西八所办公。后来静谷附近又腾出几间房子，又有人搬到那里办公。约莫在1951年初，机要室才全部搬进西楼。
进中南海前前后后那段时间，主要工作是为新政协会议服务。收发转送电文，准备文件，做会议记录，超出了过去机要科所承担的工作范围，而此后机要室的基本工作，就是这些内容。但当时中央机关有些重叠，工作亦有交叉的情况，从事这些工作的不光是机要室一家，还有曾三领导的中央秘书处。这种情况又延续了几年才理顺。后来，上述工作全归属机要室统管。
15．赴苏前，叶子龙负责购买礼品／陈伯达“绝食”
几乎在筹备开国大典的同时，毛泽东就向有关人员布置了准备出访苏联的任务。因此次出访恰在斯大林寿辰期间，所以要带些贺礼，从延安时起就兼管毛泽东生活的叶子龙，也就承担起了采购礼品的任务。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西直门火车站登上赴苏的火车，同行的人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陈秉忱、沈剑新、汪东兴等。
当叶子龙说到苏联之行时，笔者突然想到前些时候出的《汪东兴日记》，其中12月17日记有“晚饭前，毛主席召集陈伯达、叶子龙和我等开会。毛主席首先批评了陈伯达今天外出一天未请假……”等语；另外叶永烈《陈伯达传》中也记载了陈伯达为看儿子，擅自搬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住，挨毛泽东批评一事，就问他是否记得当时详情。
叶子龙说陈伯达外出一天未请假挨批一事倒记不太清了，然而此次赴苏毛泽东曾狠狠地批评过陈伯达一通，他却记得十分清楚，但不是因为外出或搬出去住宿。
具体是哪一天叶子龙记不准了，苏联方面邀请代表团的人去看舞剧，毛泽东等没有去，陈伯达却去了。这部舞剧叫《红罂粟》，编剧对中国人显然怀有某些偏见，因而戏中的中国人，不是嫖娼就是抽大烟，没有什么太佳的形象。陈伯达看后对此戏非常不满，据陪同的苏联人费德林《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一文追溯，陈伯达当时就对该剧提出了批评。
回到寓所吃饭时，陈伯达又把看剧的事告诉了毛泽东，并忿忿不平地对该戏批判了一通。他也许想借此赢得毛泽东的赞许，不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夸奖他，反而严厉地批评了他。毛泽东说：《红罂粟》本来就不是部好剧，你为什么要去看这样的剧？你是自取其辱！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陈伯达感到很委屈，面子上也很难堪，便赌气地声称要绝食。可毛泽东并未对此在意，以为他同一下情绪就完了，谁知他第二天果然不来吃饭了。过了一天，毛泽东要叶子龙去看看他，叶子龙到他的房间，看到他的床单上撒了许多饼干渣，顿时明白了他的所谓“绝食”是怎么回事，也就没多劝他。三天后，他自己又回来吃饭了。
16．胡乔木在毛泽东的身边不容易／《为人民服务》一文是怎样诞生的／胡乔木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由此说到了陈伯达，笔者问叶子龙：“您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这几位秘书，同为毛泽东工作多年，能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我们虽都为毛泽东工作，但具体工作有些差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的工作比较相似，也经常合作，相互间了解的多些。我和他们接触多少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没有太深的交往。”
“那么多年了，总有些感觉吧？”笔者穷追不舍。叶子龙说感觉不能说一点没有，对陈伯达，他不能给其一生做什么评价，但他同陈打交道的感觉是襟怀不够磊落，心胸比较狭隘。
与对陈伯达的印象相反，叶子龙对胡乔木却颇有好感。“抗战后期和转战陕北那段，我们有时住得很近。见面总要打打招呼，像前面说的关于电文的事，胡乔木还帮我做了解释。”
叶子龙还记起，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在黄河边，毛泽东和任弼时就过不过黄河争论得很激烈。当时刘勘的7个旅，紧逼着只有数百人的中共中央机关，形势十分危急。任弼时主张过黄河，毛泽东坚决不过。他要通过中央依然在陕北使人民建立必胜的信念，而任弼时则从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本人的安全考虑，力主过黄河。就在那晚，下了很大的暴雨，胡乔木住的窑洞坍塌了，幸亏他当时不在窑洞里。
“胡乔木平时不苟言笑，很少说话，像总在思考着什么。他在毛泽东身边很不容易，毛泽东想到什么，要讲什么，布置一下，胡乔木就得连夜赶出来。警卫部队的班长张思德在安塞烧炭，因炭窑坍塌而牺牲。部队要开个追悼会纪念他，我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事先没有准备讲话，是即兴漫谈。事后胡乔木把讲话整理了出来，就是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叶子龙还说：1947年12月底，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时没有稿子，后来为了向下面传达，急需把讲话整理出来。可当时谁也没做记录，结果胡乔木凭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和他对讲话的记忆理解，把这篇重要讲话整理成文字。
但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毛泽东在那次会议期间就讲了两次话，一次是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一次是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经过了反复征求意见才定的稿；而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是江青的详细记录。因此叶子龙的记忆可能有误。
但这样的事显然还有过，叶子龙说正是因此而很钦佩胡乔木。他说：“毛泽东有许多文章和讲话，是胡乔木执笔或整理的，他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可他从不居功、不自傲。我认为，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17．朝鲜希望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毛岸英在志愿军中的角色和当年的叶子龙差不多／周恩来说：这份电报的内容暂时不要告诉毛主席／彭德怀来电：上封电文翻译有误／周恩来说：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主席吧／叶子龙不敢退出来／江青掉眼泪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第三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指责北朝鲜南侵的决议案，直接介入朝鲜战争。9月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形势明显地不利于北朝鲜。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扑宪永，带来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朝鲜希望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中、苏亦就抗美援朝之事进行过多次磋商。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出兵朝鲜，意味着直接同美军对垒，事关千百万人生命。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会丢了江山。斯大林认为中国当时没有出兵的能力。中共高层对是否出兵也有分歧。
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毛泽东拍板出兵入朝作战。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毛泽东把他寄以厚望的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线。毛泽东送儿子上死神觊觎的战场，固然有对之多予磨练的意愿，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的思想。他就是这样，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岁月里，他从没为自己的亲人子弟谋取过什么福利。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除了做俄语翻译外，还担任机要秘书，同叶子龙原来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重要电文，都是由他接收、译出、转交的；志愿军总部发回国内的重要电文，也是经他手发出的。
然而，刚刚入朝一个多月，志愿军总部就遭到敌机轰炸。叶子龙说他听到的消息是，别人都躲避起来了，可年轻气盛的毛岸英，非要返回去取个东西，结果一颗燃烧弹落在指挥部，他被烧死在里面。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立即给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电报。罗光禄、高智把电文交给叶子龙时，叶子龙感到十分震惊，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给毛泽东。于是他拿着电报先找到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置。周恩来要他暂不要交给毛泽东，这样瞒了一段时间，没向毛泽东透露。
但是隔了一段，彭德怀来了一份关于在朝作战的重要电报，使叶子龙感到无法再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事情了。彭德怀的电文说：前次电文机要秘书译电有误，因而要求中央对作战重新给予指示。译错电文，属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向毛泽东解释。叶子龙又向周恩来请示，如若毛泽东询问如何回答。周恩来说：“告诉毛泽东此时的机要秘书已经不是岸英了，同时把岸英牺牲的消息也告诉他吧。”
叶子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当时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叶子龙两人。毛泽东听后久久没有说话，叶子龙也不知说些什么好，静静地站了有近20分钟，他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听毛泽东这么说，叶子龙连忙从房间里退出来了。
“当时只有您和毛泽东两个人吗？”“只有我们两人。”“可我在李银桥的许多种回忆中都看到说当时还有江青和他在场。他说毛泽东手颤抖着点燃了一枝香烟，眼圈也红了。”“那不对，他们都不在。我回到自己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江青来到我这里流了一阵眼泪，可能是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了，可她同岸英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
“这就是说，只有您一个人目睹了毛泽东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忍受了得知爱子牺牲噩耗时悲痛的场面？”“是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战士牺牲，骑过的马死了……他都会很难过，何况爱子。我们听到噩耗都很难过，他的内心能平静吗？可他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岸英的遗体被埋葬在朝鲜。我想任何一个了解此事经过的人，都不能不对毛泽东的胸怀、意志肃然起敬。”
18．毛泽东最初只提出四个秘书，结果却出了“五大秘书”／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念头是何时生出的／叶子龙、薄一波、林克得知的时间各不相同
这些年来，回忆毛泽东的书籍出版了不少，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在这类书籍中，被称为毛泽东的秘书。于是笔者向叶子龙询问：“毛泽东究竟有过多少秘书？”
“能称作毛泽东的秘书的，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党没有某一个人的秘书。”“那么人们常说的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呢？”“五大秘书是1953年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为此还下发了正式的文件。”
“是不是1953年秋季，毛泽东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之后，当时任命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笔者又问。“是这样排列的，但任命写得很清楚，我们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而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人们还不知任命过程中的细节。最初，毛泽东提名的只有4个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周恩来接着提议加进江青，中央同意了，所以文件下发时就成了5个。”
“那么，其他也被称为毛泽东秘书的人呢？”“他们是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们也称他们为秘书。”“是不是徐亚夫、罗光禄、高智、林克等人？”“是的。”“您的意思是人们习惯把你们都称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也没什么不可，但严格地讲不够规范？”“是的。”
说到这些人，笔者想起了一件与他们相关的事。在前两年行销一时的由张聂尔写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中，写到高智曾告诉作者，1958年11月，毛泽东突然对他说不想当国家主席了，高智听后十分吃惊。张聂尔接着列出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念头的种种说法，两次提及“大跃进”出了乱子，最后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的意念“发生在大跃进之后，不可说只是偶然的巧合吧”？
毛泽东究竟何时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他才想到要辞去国家主席，这是事关毛泽东生平的一个重要片段。而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早在这年春，中共已经向苏联、东欧就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之事打招呼了；刚刚入夏，又向西欧吹风。毛泽东此念的形成，无疑要更早些，而那时大跃进刚刚提出，其间的失误尚未被实践证明。
笔者因此专门询问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侧重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秘书林克。他告诉笔者据他的记忆，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了。林克说当时听了感到十分突然，摸不透毛泽东内心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共产党国家的元首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担当的，而且没有人在生前主动退出。他曾就此与田家英交谈过，田家英也说不清毛泽东为何提出这一动议。
当笔者把上述情况对叶子龙讲后，他未加丝毫迟疑地说：“他们讲的都晚得多了，我听到毛泽东说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在1953年。这一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几天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他当时就这个话题还说了什么没有？”“没有。因为向来是毛泽东给我们指示，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从不打听什么，问什么。毛泽东当时虽然那么说了两句，但我感到他并没有要和我谈论此事的意思，我就没答腔。后来较长时间里，他也没再提此事。”
此外，薄一波曾回忆说，他于1956年也听到毛泽东亲口说不当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念头，他提出此议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我们只能做多方推测了。但诸种推测中关于因为大跃进搞糟了，所以毛泽东决定退下来之说，则无疑应被排除在外。
19．毛泽东本想让高岗当个省委副书记，可一开枪，性质变了／毛泽东给了叶子龙300元钱／到许昌3个月，皮带缩进去五个眼儿
1955年，叶子龙在离家20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联盟。
早在1953年夏秋之际，高岗串通饶漱石积极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使自己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唯一助手。编辑:<<泡菜草堂>> http://paocai.126.com当时不知是经过何人授权，安子文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拿到名单后，四处散布，说是刘少奇授意的，刘有个组织“圈圈”。叶子龙也看到了那份名单。
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中共许多负责同志的警觉，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也有所察觉。他在那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对高、饶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饶执迷不悟。毛泽东遂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饶。
前些时候笔者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高岗夫人说当年高岗事件中间有些误会，便向叶子龙打听有关情况。叶子龙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跟我讲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可在开会期间，高岗开枪自杀。一开枪，矛盾性质就变了，毛泽东不理他了。结果，他在8月，又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就在这之后，叶子龙随毛泽东去了广东。从广东返回时，叶子龙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
毛泽东从他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给叶子龙做探亲补贴。桑梓的乡亲见到久别的故人，分外热情。他们向叶子龙介绍了家乡的变化，诉说了眼下稼穑和生活的情形，使叶子龙对农村的变迁生出良多感触。
回到北京后，叶子龙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看出，毛泽东对他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毛泽东身边的人再回家探亲，毛泽东便嘱咐他们要兼搞调查研究，渐渐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银桥、孙勇等回家，毛泽东都要他们去做调查，而且每次毛泽东都要从他的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给搞调查的人。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他青年时期，在井冈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来，中央从保证领袖的安全出发，制定了一些保安规章，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当年那么方便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听取到来自最基层、来自最普通的群众的声音。让身边的人利用回家探亲时，兼搞调查研究并向他汇报，就是一个新渠道。
1960年毛泽东67岁寿辰前夕，他把身边工作的9位同志召到一起，共进午餐。他随兴致所至，追溯起早期从事革命的历历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与社会底层的接触和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亲眼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的右倾路线给中共带来的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基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式、道路、战略观；并再次感受到因对中国革命环境和现状隔膜，而几度出现的左倾路线，使中共蒙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却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的打击和压制，被撤了职，“两三年一个鬼都不上门”，还被戴上许多帽子。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城市里才能出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认为他恰恰是因为从城市走进了山沟、乡村，多了一番调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途。听了毛泽东的回顾，叶子龙更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调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毛泽东抚今追昔。饭吃完了，可毛泽东的心情却没有平静。当晚，毛泽东又给参加吃饭的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都下到基层去，说是锻炼，但同时要他们每周写文字汇报，3个月后回京当面汇报，反映情况。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调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吗？”“当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许昌地区，虽说还不是最艰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生活依然相当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红薯叶子搀和在一起的窝头或饼子，就这还吃不饱，刚三个月，我的皮带就缩进去五个眼，差不多有5寸。”
每天与社员同劳动，种庄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饭。这样的生活，使叶子龙常常回忆起转战陕北，和毛泽东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马料的艰苦岁月。这种锻炼、这种了解民情的方式，对党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机关的干部来说，实在是十分有益的。
20．陪同出行的官员一次次降格／南宁会议的准备工作／气氛紧张得没人去跳舞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21．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窃听”，五七干校几位“黑帮”的“罪行”／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谁的党籍／中央没有就录音工作作过专门的规定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摘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22．在毛泽东发表自己的意见后，一般没有人提出相左的意见／毛泽东确实有很固执的时候／跟罗瑞卿怄气／“叶子龙，当心你的党票子！”
“您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想来也是对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地高层负责人接触场面目睹最多的人之一，您能谈谈他们过往的一些情景吗？”
“他们的过往主要是工作性质的，而当他们谈论工作时，我多数不在他们身边逗留。毛泽东的活动、与人交往，几乎没有能同公务截然分离的。例如1960年他生日前夕的聚餐，本应是轻轻松松地吃饭，结果他滔滔不绝还是谈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我想问一句，您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当毛泽东谈了自己的主张后，有些领导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听他们充分陈述己见，最后放弃自己主张的情况？”“我刚才说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共商政事的时候，我很少在场。你说的这种情形也许发生过，但我没有见到过。我见到的情况不多，但一般都是，毛泽东说了自己的主张后，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是不是有时对自己的观点、主张、看法很执拗，不会轻易改变？”“这很难做定论，毛泽东有时很能采纳别人的合理建议，但确实也有很固执的时候。我记得大约是在50年代后半期吧，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外交部，而对当时军队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军队‘黑了半边天’。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开常委会，毛泽东决定不邀聂荣臻列席。我想聂荣臻从50年代初就代表军队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不同意他列席只是暂时的，后来几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我仍然把聂荣臻列入通知到会的名单中，可毛泽东却几次把聂荣臻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了。”
因游泳之事跟罗瑞卿怄气，很能说明问题。那是1956年初夏，毛泽东突然生出要游长江的念头。当时，罗瑞卿、王首道、汪东兴都坚决反对，认为游长江水流急，有漩涡，太危险，特别是罗瑞卿反复申明不能冒这个风险。
游泳的好兴致遭到阻止，毛泽东烦躁地对罗瑞卿说：“你不让我游泳，无非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不安地解释说：“保证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但毛泽东坚持要游，罗瑞卿没招了，说：“那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也来脾气了，说：“你向谁请示汇报？中央主席就是我！”
由于毛泽东坚持，只好派人先去探探水的情况，最后确认没有危险，才让毛泽东游了长江。泳游了，可毛泽东的气却没全消，他对罗瑞卿说：“有什么危险？是你不懂水性！所以不敢游！泳都不会游的人，还能指挥军队？”毛泽东这一激，罗瑞卿后来还真把游泳给学会了。
可此后好长时间，毛泽东看到罗瑞卿都不同他打招呼。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又说了罗瑞卿。因此后来叶子龙几次邀罗瑞卿一起去见毛泽东，罗瑞卿总说怕毛泽东生气推脱了。
约摸过了半年多，叶子龙对毛泽东说：“罗部长经常通过我问候您的生活情况，他一直很关心您。”毛泽东听了说：“那让他来见见面吧。”于是，叶子龙就请来了罗瑞卿。他们见了面，一起吃了顿面条，这场不愉快也烟消云散。
“请恕我冒昧，我想问一下，毛泽东是否也跟您发过火呢？”
“在毛泽东身边20余年，毛泽东跟我发火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一次是前面讲过的关于东北来电的事；还有刚到北平在颐和园发火，当然那次在场的人较多，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毛泽东有时很严厉，但并不一定发火，可这种严厉比发火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例如，毛泽东有一次对我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
“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对您这么说呢？您能否详细讲一讲？”
“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前夕，我的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因此在南行前，毛泽东对我说：你的身体不好，庐山开会就不要去了。”
正由于此，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叶子龙留在了北京，没有上山。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料到，庐山会议会自反“左”始，而以批右终。从庐山回北京后，罗瑞卿告诉叶子龙，要将彭德怀的警卫班调开，怕出事情。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来了。
接着，就是中央机关和军队开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要叶子龙去听会，听完向他汇报。可听了两次，毛泽东并没向他询问。而叶子龙因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见毛泽东没询问，就不太重视此事了，后来的会议就没去听。
偏偏在几次后，毛泽东突然向叶子龙问起听会的情况，叶子龙讲不出，只好如实说没去。毛泽东质问他为什么不去，叶子龙自然说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毛泽东随即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使叶子龙感到问题很严重。
“据您所知，中央各部门或地方的领导人，同时也包括您自己，有时在受到毛泽东很重的批评时，是否会感到委屈，想不通，或者有些抵触情绪？”
“没有，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家都是习惯于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
“这就是说大家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很服气？”
“谁会不服气呢？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大家对他大尊重了。因为我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每当毛泽东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军事斗争就受挫败，武装力量就被削弱，党和军队的生存就发发可危；而反之则相反，就会转危为安，就会由弱变强，就会充满信心地感到发发可危的是我们的敌人。从大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一点，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谁会怀疑毛泽东会领错路呢？”
毛泽东确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人，是这一时代中华民族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的化身，他的历史功绩是不会因时间的推移和某些思潮的冲刷而消逝，也不会因他曾有缺点甚至巨大的政治失误而褪色，这就是人们至今仍然缅怀和纪念他的深层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放弃对他的过失的深刻反省。
附:
叶子龙回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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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龙 口述 温卫东 整理
一
工作之余，毛泽东有个爱好是写毛笔字。当时他写的是一笔一划的正楷字。一天我无意中看见他写了这么两句：家事国事，事事关心；来来去去，来去随意。这幅字与他的绝大多数墨迹一样都未保存下来，但这两句话却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在关注着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的同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也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贺子珍走后，江青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毛泽东的左右。
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中央洛川会议结束当天的傍晚，我正在院子外边散步。这时，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朱仲芷夫妇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谈。萧也是湖南人，比我年长十几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熟悉，别看他３０多岁，但他已是个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了。萧劲光看见我，紧走了几步，拉着我的手指着那位青年女子说：“子龙，我给你介绍一下，她叫李云鹤，艺名叫蓝苹，是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可是个电影明星哩，今天到的，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我与她们握了握手并做了自我介绍。李云鹤微笑着对我说：“萧司令只说对了一半，我是从山东来的，而且早就是党员了。”
朱仲芷接过话头：“叶科长，我们请你吃西瓜好不好？”
萧劲光马上说：“对，吃西瓜去！”
第二天，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我与毛泽东坐一辆卡车，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我和一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坐在车厢里，李云鹤（不久后改名江青）也和我们坐一辆车，她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坐在车厢的前边。
第二天，朱仲芷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走到屋外，与她们交谈了一会儿，并没有进屋。
这是毛泽东与江青第一次见面。
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５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１９３８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主要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那年的１１月１９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
毛泽东马上对我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延安时期，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吃饭以小米、各种豆类等粗粮为主，很少吃得到荤腥。这一点部队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记得１９４３年，有一次毛泽东邀请当地的二十多位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吃饭，为他们祝寿。在枣园的一片树林里摆了几张桌子，几样家常菜，喝着本地产的味道很冲的白酒，大家还一起跳了秧歌舞，气氛欢快而热烈。临了，有几位老太婆要带些吃剩的东西回去给孩子吃，毛泽东没有同意，说：这是专门慰问你们的。只许吃不许带走哟。可见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
我带上两元钱，开着车到城里采购，当时一元钱能买２００个鸡蛋，我买了一些肉、蛋、水果和新鲜蔬菜。
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同志。王若飞是很能喝酒的，但这次不知怎的，还没喝多少，他就醉了，嘴里喋喋不休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见状，让我把他扶回了住地。
第二天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徐明清等。
正吃饭时，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滕代远的极力劝说下，毛泽东当天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那天，我正在发高烧，没有随毛泽东搬过去。第二天，毛泽东就派人传下话来，说他吃不上饭了，让我赶快搬去，我马上让管理员买了不少菜送去，第二天也搬到杨家岭的山沟沟里。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处在半山腰，一半石头，一半土的。窑洞后墙有防空洞与我住的窑洞相连。
日本飞机从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１日，连续两天轰炸延安，毛泽东在凤凰山住的窑洞被炸塌。在清凉山的新华书店附近牺牲了几个同志。他们的遗体埋葬在宝塔山下，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葬礼。
虽说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了，但周围的人总感觉与她隔了一层。这一点孩子们表现的最明显。他们对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陈琮英等经过长征的女同志习惯于叫她们“妈妈”，而对江青却只叫“阿姨”。
二
毛泽东酷爱走动，但却不喜欢出国。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一次是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７日，一次是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之所以能够成行，一方面是苏方的盛情邀请，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毛泽东想去苏联，几年前就定下了，当时苏联并不那么欢迎他，但是他决意要去。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从未支援过中国共产党，所有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都是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此毛泽东不可能没有想法。
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多次劝告中国共产党，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好像内战的责任在中共方面。
斯大林和苏共不少人士对王明十分赞赏，情有独钟。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和不满。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即看到了苏联发来的贺电，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不久，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准备赴苏访问。斯大林很快回了电报，欢迎毛泽东访苏。
到苏联后，毛泽东说过：“我到苏联来，是想亲自听听斯大林同志意见，我们要好好谈谈。”看来他迫切想见到斯大林，是要说出他在心里憋闷了多年的话。
可是斯大林的想法是要借毛泽东访苏的机会，密切中苏关系，具体来说，两国签订一个条约，仅此而已。
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６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只带了翻译师哲前往。
回来后，我从毛泽东的举止中隐约发现他不太高兴。
第二天，毛泽东明确告诉我：“我们这次来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的，顺便可以到各地走走。其他的事，我不谈，你们也不要和苏联同志谈。”
几天以后，我才知道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见的一些情况。
那天一见面，斯大林与毛泽东热烈拥抱，寒暄过后，斯大林即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却摇着头说：“不，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啊。反对我的人厉害哩。有些是非不明……”――这显然是暗指斯大林支持王明。
斯大林当即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一方面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不能谴责毛泽东；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国都是胜利者，苏联也不应受到谴责。斯大林的这句话是为自己开脱，表面是对毛泽东的赞扬，实际上是绵里藏针。
后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又几次提到王明和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而斯大林的回答和他轻描淡写的态度显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斯大林急切地要与毛泽东谈签订中苏条约的事，毛泽东坚持请周恩来谈，斯大林虽很不满意，但最后同意请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苏联。
其实毛泽东也并不那么愉快。虽然在苏联人面前他仍是谈笑风生，但回到住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发了几次脾气。
一天，陈伯达向毛泽东反映，说他刚刚看了一场苏联芭蕾舞剧《红罂粟》，是描写中国情况的。一个个大辫子小脚女人举着花洋伞，在台上扭来扭去，很不像话，简直是对中国人的污蔑。尤其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演这种戏太不应该了。
毛泽东很不耐烦地听了陈伯达的汇报，很生气地说：“哪一个批准你去看戏了？你是代表团成员，外出应该请假么，谁让你违反纪律！”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动气了，知趣地退了出去。但他也不高兴了，随后他到我的房间，说：“我好心好意地反映问题，却挨了一顿骂！主席这是怎么了？”
第二天吃饭时，陈伯达没有到。毛泽东让我去找。陈伯达蒙着被子躺在床上，我叫他去吃饭。他说：“我绝食了！”显然他还在生闷气。
还有一次，也和陈伯达有关。那次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陈伯达也参加了，并坐在毛泽东身边做记录。谈话中提到蒋介石，斯大林忽然面对陈伯达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写得不错。并端起酒杯向陈敬酒。陈伯达脸涨得通红，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而且与斯大林大谈特谈起来。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使毛泽东很反感。
回到住地，毛泽东对我说：“像什么话嘛！你去告诉陈伯达，今后他不要参加与斯大林的会谈了。”
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１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
２月１４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这时我发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合影时，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
回到下榻处，我向毛泽东提到这一点。毛泽东微微一笑：“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毛泽东身高１８０公分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从照片上看，两人基本差不多高。
毛泽东这次访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２月１４日晚上９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以大使夫妇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件的米特勒保尔大饭店举行中国代表团访苏答谢宴会。斯大林和苏联许多领导人都出席了。
宴席的主菜是传统的中国火锅。斯大林用的火锅是与其他的不太一样。这只火锅是我们从国内带来专门送给他的礼物。宴会开始前，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把它拿来，我们发现原来的紫铜火锅变成了银白色的。苏联方面的同志说是怕铜有毒，特地镀了一层锡。
斯大林对吃火锅显然不在行。进餐时，他把生冬笋片直接放进嘴里并连说“好吃，好吃！”毛泽东挟了一片笋，放在火锅里涮了涮，然后放进嘴里，说：“这样吃，味道会更好些。”斯大林照着毛泽东的样子试了试，说：“果然不错，中国菜确实名不虚传！”
（摘自《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
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叶子龙的往事回顾
［ 作者：温相 转贴自：--泡菜草堂-- 点击数：447 更新时间：2004-5-9 文章录入：成都寥若晨星 ］
伟人身边的四分之一个世纪
――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叶子龙的往事回顾
1953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共中央主席秘书的任命。当时被任命为主席秘书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时称“五大秘书”。弹指40年，五大秘书中有四人相继谢世，唯独叶子龙，硕果仅存。
数年前，他于内蒙古寻访时，突患重疾，还是曾主持过军委工作的老上级杨尚昆，急调军用直升飞机，把他从交通不便的赤峰接回北京抢救，否则他这仅存的硕果也将凋零。
大病愈后的叶子龙，头脑依然清晰，依然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眼中的毛泽东……毕竟从1935年至1962年，他跟随毛泽东四分之一个世纪强。
1．“浏阳二杰”的老乡／叶良和变成了叶子龙／黄公略“偏师”中的“娃娃兵”／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湖南省的浏阳，自近代以来，人杰辈出。如为变法维新抛洒满腔热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为推翻那拉氏统治策动起义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再往后，又有一首涉及浏阳的歌曲，唱遍了中国，唱的是距离浏阳不远的地方的又一位更为不朽的革命伟人。就是这一方孕育了近代富于革新精神的人杰的山水，也滋养了本文的主人翁。
在浏阳东乡平安洲，丘陵叠耸，剁阳河逶迤而过，可谓山清水秀。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多数以自给自足的农耕谋生，而叶子龙家却没有土地，养家度日，靠父辈经营日用杂品的买卖。
出生于1916年的叶子龙，原名叶良和。温良恭俭、和气生财，是本分商贩的信条，当然这并不意味良和二字的全部涵义及父亲的冀望。
1926年夏季，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热潮随之波及到了浏阳，10岁的叶良和，同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革命宣传。他们走街串巷，呼口号，撒传单。同伴们相继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他们也提议叶良和改个新名：“你叫子龙吧。”“那怎么成，赵子龙可是大英雄。”可同伴们还是“子龙”“子龙”地叫开了。
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命令各路红军脱离原根据地，向武汉迫近，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为此，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于8月23日，在长沙以东的浏阳会合，组建红一方面军。
“在毛泽东‘补充整理军实’的号召下，许多浏阳男儿应征入伍，就在那时，13岁的我，当了个‘娃娃兵’。我加入的是红六军，就是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从河州向长沙》中提到的那个偏师，总指挥是黄公略。不久，红六军改为红三军。”
“时隔多年了，您还记得那么清？”“嗯，浏阳出了本县志，前不久我看过，其中有关于我的记载。”
“参军后第一次正规作战的情形您还记得吗？”“第一次直接参战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是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第18师的战斗。当时我刚参军4个月，在机关枪连，我们红三军承担的是正面阻击的任务。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最后我们胜利了，打掉了敌人一个师部两个旅，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对这胜利兴奋不已，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其中有‘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语。”
“红军中的报务工作，好像就是那次战役以后才有的吧？”“是的，1932年，我在学习了一段文化后，调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事译电工作。但在长征前夕，我又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2．半夜紧急出发／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
“说到长征，我印象中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长征期间的事吧。”叶子龙思索了片刻说：“那还得从1935年年初的遵义会议谈起。在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直到遵义会议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从此，扭转了刚刚撤出中央苏区时颓败险恶、老打败仗的局面。”
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就取得了娄山关大捷，经过四渡赤水，巧袭金沙江，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本来两支队伍会师，红军的力量更壮大了。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见自己人多势众，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觊觎中共最高领导职位，同时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主张向川、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逃跑。
张国焘的主张遭到中共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反对，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进。8月底，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率领的以一方面军为主的右路军，抵达四川巴西班佑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张国焘拒不向右路军靠拢，还暗中谋划分裂中央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
当中央得悉张国焘的这一意图后，毛泽东随即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中央机关和原一方面军人马连夜北行，脱离危险区域，避免红军内部冲突局面。那一段日子里，叶子龙正打摆子、发高烧，连夜开拔时别人把他扶上了马背，可在漆黑的夜间匆忙行走中，他晕晕乎乎地从马上摔了下来，掉在沟里，弄得满身泥水，爬起来后又跌跌撞撞地跟着走，十分狼狈。“经这么一折腾，我久病不愈的疟疾，竟奇迹般地消失了。”后来写党史的时候，有人认为叶剑英送电报是杜撰的情节，叶子龙感觉应是确有其事，他说：“否则我们怎么会连夜匆忙行动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新组红一方面军，叶子龙又回到了机要工作岗位，担任了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那时毛泽东直接指挥着一方面军，并一直随一方面军行动，叶子龙也就到了他身边。当时毛泽东的参谋是黄有凤，实际从事的就是机要秘书的工作。
3．毛泽东提议，机要股升格机要科／黄有凤不管转交电文了／我们那时用的密码称“豪密”／“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毛泽东批评一方面军的山头主义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向山西发展后，整个红一方面军随毛泽东东渡黄河，叶子龙自然也跟随而行。在山西作战3个月，歼灭国民党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红军扩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并使进入陕西威胁陕北根据地的部分阎锡山军，撤回山西。
也就是在山西作战期间，毛泽东感到机要股已经不适应战事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因为股长的地位太低，不能直接和军事领导人接触，机要电文的发送还要转经几道，容易贻误战机或出现差错，所以他建议一方面军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于是叶子龙由机要股长，升为机要科长。
“那时我们的报务通讯用的是一种叫作‘豪密’的密码。这套密码的编制者，就是周恩来。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用的化名叫‘伍豪’，‘豪密’便因此而得名。”
机要股刚改机要科，叶子龙即收到一封急电，他还按老习惯，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黄有凤。可这次黄有凤没有接，而是笑着说：“你现在是机要科长了，应该自己把电报送给毛主席。”
叶子龙听黄有凤这么说，就自己把电报给毛泽东送去。他走到毛泽东的住房前喊了一声报告，就听见里面答应让他进去。他进门后，看到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初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在一起，而且毛泽东看了他半天不说话，使他更感到局促，把电报交出后，就准备马上退出去。
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也许由于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所以问他是哪里人，叶子龙回答说是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是老乡嘛。”就又和他拉了几句家常。那时叶子龙不认识贺子珍，毛泽东又给他们俩互做了介绍。从那以后，再发送电文，就无须过别人手，都由叶子龙亲送毛泽东了。
本来，毛泽东拥师东渡的意图，是在山西谋求发展，威胁北平。但取得一系列战果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匪”总司令，调集数路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此时河西的军事压力已经减轻，中央遂决定返回陕北拓展。
回撤时形势紧急，天上有飞机，地下有追兵。然而在红军集结渡河的三天三夜里，一直是云遮雾罩，飞机根本无法侦察红军的行踪，实施阻碍红军的行动。但红军一过黄河，顿时云开雾散。叶子龙回顾当时的情景说：“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着红军。”
一进陕西的延川，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几次到会讲话，批评一方面军存在山头主义，说一方面军的干部调不动。会上还决定成立红军大学，一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调出来了，林彪出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就在这次会后，黄有凤调往一方面军当机要科长；而叶子龙调到中央军委担任机要科长，从此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
4．中共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位秘书／吴亮平给毛泽东当了一段秘书／毛泽东又看中了他的一位老乡／“毛泽东起草电文时，我们就站在他身边等候。”
据叶子龙回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没有秘书。的确，笔者查阅了有关的资料，中共早期的秘书工作，是由中共领导人自己承担的。例如周恩来，就做过许多如今被列为秘书职责内的工作。
在中共文献记载里，“秘书”字样最早见于1923年4月，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秘书，就是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时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毛泽东，到在上海的中央工作了两个月，既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又兼任秘书，负责起草文件、处理文书、会议记录、保管档案等工作。
国共分裂后，武装斗争转为中共工作的中心。运筹指挥战事，均由军队领导人当机决断，指挥部里只有个别领导有参谋，但参谋的职责只是发转电文，相当于后来的机要秘书。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领导者地位后，也没有配置秘书。
1936年夏秋，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在同他会面交谈时，一直由时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吴亮平做翻译，兼干了一些秘书工作。但当斯诺离开陕北根据地后，吴亮平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几乎与此同时，和宋子文、陈立夫委派的代表就停止内战进行谈判的周小舟，从南京来根据地汇报情况。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老乡十分欣赏，随即要他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但不久就派他以毛泽东私人代表身分到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去了。1937年春他刚返回，旋又被毛泽东派往山西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上述几位短暂地居于秘书位置的人物，并不曾经常在毛泽东的身边。而时任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则因中共中央及军委与中共各地组织及前线各部队电报的频繁往来，天天和毛泽东打交道。
当时中央的电台收到的电报，均立即送到机要科译出，经誊抄由叶子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电文传阅的范围，叶子龙再转交中央其他领导人。而中央及军委对各地或前线各部队有何指示，亦交予叶子龙，经机要科送给电台发出。
毛泽东在起草电文时，叶子龙通常就站在他的身边等候。有的电文短，等几十分钟或一个小时，就能拿走。有时电文比较长，也不太容易回复，叶子龙记得等三四个小时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5．“西安事变”前夕，曾收到张学良、杨虎城发来的密电／毛泽东拿着叶子龙看不懂的电报说：要有好事了／毛泽东把自己的窑洞让给了张国焘
据叶子龙回忆，西安事变前夜，中共曾收到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发来的密电。
说到西安事变，人们印象中张学良、杨虎城最早发出的电文，大概要算是12月12日张、杨的通电。这份通电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上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然而在12月11日，叶子龙他们机要科还收到张、杨给中共发的一封密电。电报是用文言文写的．并不太长。收到后，因有两个关键字不解其意，叶子龙他们琢磨了半晌也没搞清整个电文内容。
从红军大学调到军委当秘书的童小鹏，和叶子龙住在同一个窑洞，和机要科的人员都很熟，是他们中公认的“秀才”。叶子龙就让童小鹏帮助翻译一下电文，可当时文化底子也不算很厚的童小鹏看了很久，依然没说出名堂。
叶子龙没办法，用同音字替代那两个字后，把抄好的电文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笑了，对叶子龙说：“要有好事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看。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叶子龙这才明白所谓好事指的是什么。不久，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有些党史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夕得到密电的说法不甚可靠，然而作为直接负责机要工作的当事人叶子龙的回忆，还是应该记录一笔，以备再加仔细推敲的。1937年1月13日，叶子龙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先是住在凤凰山麓的一个石窑洞中，这是座比较好的窑洞。后来张国焘来了，毛泽东就把这石窑洞让给了张国焘。叶子龙住的地方与毛泽东的住所相距不远。从此以后，作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总是跟随毛泽东行动。
6．在洛川，肖劲光向叶子龙介绍了两位女性／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真实情况
三十年代的蓝苹
8月20日，毛泽东前往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有名的洛川会议，叶子龙亦随同他前往。会议期间的一个黄昏，叶子龙独自散步，遇见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两位女性。
肖劲光把两位女性向叶子龙做了介绍：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一位是刚刚从上海来根据地的电影演员江青。那是江青初入陕北根据地，也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江青。
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世间有种种传闻，在叶永烈所著的《江青传》中，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记载都罗列了出来：
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随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见的毛泽东。叶文说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个多月，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见毛泽东。
二是徐铸成《萧桂英进宫》一文中所说，毛泽东看江青演《打渔杀家》，注意到江青，江青感觉到了，主动找康生，要求他引见。
三是传说在王明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江青出演《被糟蹋了的人》，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叶永烈考证该剧编剧崔嵬此时未到延安，否定了此说。
四是翟椿林回忆，在一次文艺演出时，江青主演京剧《打渔杀家》，节目结束时，毛泽东等到后台慰问演员，江青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并亲切交谈。
五是引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著《江青秘传》，说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听毛泽东作报告时，故意搔首弄姿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随后给毛泽东写信，提出问题请求领袖指教。
不知何故，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女皇梦》中的叙述。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朱仲丽是否有一位身为中共高级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确有一位曾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夫人的姐姐。编辑:<<泡菜草堂>> http://paocai.126.com叶子龙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丽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据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肖劲光夫人朱仲芷就带江青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他住的窑洞外面见的江青，所以叶子龙看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朱仲丽《女皇梦》一书人物的真实姓名，大都通过谐音或义近的方式改换了，有些人物间的真实关系也被模糊或改动。在书中，朱仲丽对她表姐如何与江青从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表姐带她见毛泽东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尽，且多处与叶子龙关于朱仲芷的回忆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朱仲丽笔下的表姐，实为其亲姐姐，那么，叶子龙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况，也随之清晰了。
7．共产国际给毛泽东派来了一位参谋／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王若飞一个劲地骂机会主义
1937年年底，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陈云。他们还带来一部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
王明到来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个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正确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否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错误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并在党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
会议期间，中共在各地的领导、各军的将领们大都来到了延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哦，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你结婚了，还不该请吃饭吗？”“好！我请你们吃。”毛泽东叫来了叶子龙，说：“你给我们办两桌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叶子龙这个机要科长，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书的职责。有一段叶子龙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泽东身边没了人，感到很不方便，当叶子龙病好后，立即把他调回身边。叶子龙听了毛泽东的吩咐，当晚就办了两桌饭菜，”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王若飞喝得有些醉意，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几天后，叶子龙又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上次未清的人。这次来的人更多，张闻天、李富春、膝代远等也来了。这一次把叶子龙忙得够呛，准备饭菜，组织车子接送……还碰上了敌机来轰炸。
朱仲丽在《女皇梦》书中，将毛泽东请客一事说成是江青逼迫的，与叶子龙的回忆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叶永烈根据第二次毛泽东请客吃饭的参加者徐明清的回忆，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日子，确定在第二次吃饭的1938年11月20日，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吃饭在结婚之后，并非与结婚同时；如果要以吃饭为结婚标志，似乎也不该以第二次请客吃饭为结婚日，况且徐明清本人也说结婚约在吃饭前后，并未以其吃饭那日为结婚日。
抗日时期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
8．项英从江苏发来电报，涉及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问题／毛泽东说：有问题康生会告诉我，不必大惊小怪
敌机轰炸后，中共中央就搬了家，据说是第二次参加吃饭的膝代远建议的，他认为凤凰山不安全，而杨家岭情况好些。于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住了三间窑洞，王明住在他们后面的一排窑洞。请客之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才为人所知。在这之前，叶子龙也说不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究竟应从哪一天算起，因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到中央党校学习了3个月。
1939年，叶子龙收到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江苏发来的电报，说是江苏、上海方面的一些共产党员，听闻毛泽东与曾是上海电影演员的蓝苹结婚，认为很不合适。他们反映，蓝苹的情况比较复杂，曾经被捕，亦因婚姻不严肃搞得沸沸扬扬，请毛泽东慎重考虑。
关于项英的电报，笔者在一些文章和书籍中看到过几种说法：
一是当事人之一杨帆的回忆，他说项英曾向他问及江青的情况，他告诉项英江青被捕过，是否变节不清楚，但讲了对江青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看法。项英要他写个材料，还让他“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项英在电文后加了“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一语。
一是黄子云在1995年工月《党史博览》发表的《“幸有寸心如火炽”》文章中的叙述。黄文说1939年，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杨帆，向新四军政委项英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劣迹”，“通过无线电波，反映江青劣迹的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可惜这份材料没有直接落到毛泽东或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手里，而是落到康生的手里。康生收到这电文的次日，将原文给江青看了，而且把电文扣了下来。”
由于决定给延安发电的项英于皖南事变中牺牲，电报是否直接发给康生的无法确定。但叶子龙收到的电报并非发给康生的，否则他不应该先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叶子龙回忆说：“电报是我送交毛泽东的，所以记得电文的内容。毛泽东看了电报对我说：江青的情况康生都了解，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了，可他并没有说什么，可见没有什么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就让我把电报拿回来了。”
同样的电报既发给中央，又发给康生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项英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按正常程序，应该如叶子龙所说，由叶先送毛泽东，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里，并由他拿给江青看，又私自扣了下来。根据黄文的叙述，毛泽东显然不可能知道项英来电报一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毛泽东首先看到了项英的电报，但他相信了康生有关江青情况的汇报，所以没有以此为意；至于他事后是否又因此询问过康生，就不得而知了。
9．毛泽东正式提出设秘书／任弼时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办的第一件事／毛泽东谈论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后来的五大秘书，都到了毛泽东身边
据叶子龙回忆，也就是在1938年末至1939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设秘书一事。身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又多了个头衔，军委主席秘书。
据另外一些材料记载，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期间，斟酌考虑让陈伯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人设秘书想法的形成，约在1938年至1939年之间。
1939年春夏之交，陈伯达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但同时还兼着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他还是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最初只是布置给他主编时事问题丛书的任务，他还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后来也是除了完成毛泽东指定写的书、文章外，他并不整天跟随在毛泽东身边。
时至到陕北后的第四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得到很快的发展。党员从4万增加到80万，军队从4万扩充到50万，党的机关也派生出许多新的分支，且日趋庞大。中央急需一名既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才干，并为各单位熟悉、尊重的干部，协调联络相互间的工作。，
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当他得知任弼时即将从共产国际归来，遂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提议很快经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通过。而任弼时上任后操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他和毛泽东商议后，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出任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下设秘书处，毛泽东亲自提名由王首道任处长，副处长为已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
当时也是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并未调入中央办公厅，依旧是中央军委机要科的科长。1941年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方面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到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的问题，指出秘书处工作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及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项内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精神，会议决定调陶铸、胡乔木等人到秘书处工作。
据胡乔木回忆，他从那以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一，他的工作性质和陈伯达差不多。叶子龙回忆说：他们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起草一些文章、报告，还负责整理会议记录等等，此外他们都负责部分理论和宣传工作，所以并非总在毛泽东身边。但从胡乔木本人或其他人的回忆看，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住得很近，许多会议的记录，也是由他做的。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田家英经胡乔木的推荐，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至此，后来的所谓五大秘书，都到毛泽东身边了。
10．其他中央领导人有秘书吗／大叶参谋长和小叶参谋长／毛泽东说：软禁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
在笔者向叶子龙问起他刚当毛泽东秘书时，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有秘书时，叶子龙说：“哦，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可以肯定王明有秘书，是廖鲁言，我们打过多次交道。”
“周恩来呢？后来的五大书记呢？是否都有自己的秘书？”笔者又问道。“五大书记那时差不多就都有像我这样的机要秘书了。跟着周恩来的是康一民，跟着刘少奇的是吴振英……不过那时都叫参谋。我还被称过参谋长。噢，解放战争时有两个姓叶的参谋长，大叶参谋长是叶剑英，小叶参谋长就是我。”
当笔者询问叶子龙，在那一段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事情，能否讲一两件事时，叶子龙说：“刚到陕北时，战事频仍，整天都能听到枪炮声。但我们跟着毛泽东，就仿佛感觉不到危险，从未想过革命会失败。毛泽东的乐观、幽默、大智大勇，感染着我们。正像我前面讲过的，从山西回陕西渡黄河时，我们说，得到了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护。”
记得知名人士柳亚子在一首词中，曾称颂毛泽东的胆略为弥天大勇。叶子龙说要谈弥天大勇，就不能不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当时解放区的干部战士，叶子龙也一样，都认为毛泽东不能去。“西安事变我们都经历过，记忆犹新，谁能保证蒋介石不像当年扣张学良那样，把毛泽东扣下呢？”
可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亲自去重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们说，去可以争取主动，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签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不签字在我。在不伤害双方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些让步，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如果这还不行，就城下不盟了，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
毛泽东提到的何鸣事件，发生在1937年7月16日。当时中共闽粤边区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红军的阴谋缺乏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175师包围缴械。
赴重庆前，毛泽东说得那么轻松，可根据地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悬了很久的心，直到毛泽东返回延安，叶子龙说他悬着的心才放下。
11．毛泽东强调反对“左的浪花”／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不悦地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叶子龙发明了画圈制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离开了延安，与陕北、山西之敌周旋，并指挥着全国各战场的战事，那是叶子龙他们收发电文最频繁忙碌的一段。叶子龙说：“那一时期电文往来的确密集频繁，而且由于当时电报、文件发送的制度没有形成规范，还出现过一些小差错。然而也正因为发现了差错，我们设法防范，又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
当笔者要他举个例子时，他说：“我就给你讲讲电稿、文件传阅过程中，领导人署名画圈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吧。”
自1947年下半年，随着战事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巩固后方，对旧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工作日显紧迫。进入晋绥解放区的那段时期，整个战局趋于平稳，因此，毛泽东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土改问题。
还在从陕北至晋绥的途中，毛泽东就特别注意沿途了解上改的情况。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明确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剥削制度，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对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巩固解放区，支援战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在此后不久，却产生了“左”的偏颇，中农的利益受到侵害，中小商业遭到破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
这些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当年中央12月会议上，他强调要在土改工作中反对“左的浪花”。1948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拟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随即让新华社电台拍发全国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地认真讨论，并将意见迅速汇报中央。此后，毛泽东就等候关注着各地的反映。
3月里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告诉他说早就来了。毛泽东追问道：“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叶子龙说：“大概还没有来吧。”可胡乔木说他清楚地记得电文已经来了。
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个勾，所以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听了有些不悦，说：“我根本就没看过！”由于上面只有勾勾，从勾勾上的确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所以到底谁看过，谁没看过，谁也分辨不清。
这时，还是胡乔木替叶子龙打了一下圆场，说是画勾这种方法有缺陷，许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谁看了谁没看，就分不清楚了。没记准谁看了，谁没看，责任不全在叶子龙。毛泽东听了胡乔木的解释，觉得有道理，就没再深究。
为了改变这种谁看了谁没看搞不清的状况，叶子龙新想出了个办法，从此他在送传电报文件前，先在电报文件上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这样一来，谁看了谁没看一目了然。领导人传阅电报文件在署名上画圈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12．中央一级的机要部门有三个／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开文、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陆续来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第一任主任，叶子龙却记不太清楚机要室是什么时候组建起来的了，他说大概是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至向北平进发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机关和军委的机关都很难截然分清，因为党的最高领袖，也是军事的最高指挥者。军委有机要部门，中央书记处也有机要部门，这两个机要部门都为中央书记处服务。
据部分老机要人员回忆，原延安中央一级的机要部门有三个：一是中央机要科，一是军委机要处，一是中央情报部的机要科。1943年，中央机构精简，三个部门合并为中央机要科。科长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协理员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后来，这个机要科又提升为机要处。
转战陕北时，中央分了前委、后委、工委。中央机要处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机要人员组成临时机要科，科长辛心宽，由叶子龙负责，跟随毛泽东和前委；但大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包括机要处的大部分人员，都与后委、工委先行离开了陕北。
当时前委的全班人马统称“三支队”，后变更为“九支队”，“昆仑纵队”。昆仑纵队下设四个大队，临时机要科属第三大队。三大队的大队长最初是龙飞虎，后来归纵队参谋长叶子龙直接领导。
1948年春，前委、后委、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合后随之合并。四五月间，中央机关进行调整，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伍云甫，也就是现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任处长；叶子龙任副处长，兼机要科科长；副科长是李金德。
随着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工作量越来越大，为中央领导服务机关的扩大、细化、规范等工作提上日程。也就是在从西柏坡到北平那段时间，中央重组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任办公厅主任。
“当时的办公厅下设机要室、警卫处、特会室、行政处等单位。”笔者向叶子龙问道：“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难道不是同时成立，也隶属于中央办公厅吗？”“这我就没印象了。”
“此时的机要室人员开始多起来了吧？”“是的，当初我在一方面军、在军委当机要科长时，手下也就两三个人，后来增至十来个人。后来，直至来到河北的中央前、后、工委合并，中央机关重新调整后，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工作也开始有了分工。”
“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朱德的机要秘书活开文、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等都是那时候来的吧？”“他们是陆陆续续到机要室的。加上原来的赖奎、徐业夫、罗光禄等，和新调来的年轻点的机要人员，一下子像个大机关了。”
13．初到北平，毛泽东发火／中央领导都住进了香山
1949年3月23日，叶子龙跟随毛泽东一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途中关于赴京赶考的对话，至今已广为流传。毛泽东在那一段日子，曾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做李自成，要适应新的情况和环境，要谨防糖衣炮弹的袭击，叶子龙还都记得。
25日凌晨，毛泽东一行在河北涿县乘火车赴北平。上午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然后改乘汽车先到预先安排的颐和园。谁知一到颐和园，园子里冷冷清清，空空的。
原来是因为怕国民党潜伏特务行刺，园子里的人，都被社会部长李克农派去打前站的人赶走了。结果已过午饭时间，饭也没得吃，水也没得喝，而下午还有重要活动。“人都哪去了？”毛泽东发火了。
社会部的人解释说为了安全，把人都赶走了。毛泽东说：“你们做蠢事！老百姓是水，我们是鱼，你把水全排干了，鱼还有什么安全？安安全全干死，饿死吧！这是到了目的地，不然的话，全部开除你们的党籍。”
那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毛泽东发那么大的火。随后，叶子龙他们赶快和社会部的人到颐和园外面，四处寻觅，总算找到了个小饭馆，买了些饭菜，带回来给毛泽东，马马虎虎对付了一顿。
饭后，叶子龙他们陪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北平西苑机场，与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余人见面。接着，又检阅了部队。这时，毛泽东午饭时的怒气全消，显得十分兴奋。他就是这样，不太掩饰自己的情绪，日常偶遇不满，有脾气就发泄出来。然而，发完就完了，并不耿耿于怀。
晚上，毛泽东和叶子龙他们没有再回颐和园，而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
与毛泽东同住香山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双清别墅北边，有个较大的院子，房子很多，所以他们都集中住在那里。由于毛泽东住在香山，因此为他服务的机关也在香山，如机要室和新组建的政治秘书室等，在那里工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4．在返回香山的途中，司机发现路当中有一颗手榴弹／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和叶子龙在同楼办公的，还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后，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新的人民政权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一些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被邀请到北京。他们都住在城里，同这些人会面交换意见，是毛泽东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编辑:<<泡菜草堂>> http://paocai.126.com他通常在下午进城，半夜以后方回双清别墅就寝。周恩来等人则整个白天都在城里办公。
有一次，毛泽东等人进城办完公回香山，汽车在途中突然停了下来。传来话说是行驶在前面的周恩来的轿车司机，发现路当中有一颗手榴弹。叶子龙说他也不知道是如何排除的，反正过了一会儿车子又开动了。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后，毛泽东每次出行，车队前便增加了“开道车”。
1949年入夏以后，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工作的方便，经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劝说，最后通过组织决定，毛泽东才搬到了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叶子龙随之搬进了丰泽园西北侧的静谷。叶子龙住的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办公室。当时在静谷同楼办公的，还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毛泽东进中南海后，中央办公厅的几个主要部门也陆续搬进了中南海，机要室是分批几次才全部搬进中南海的。当时中南海在腾房子，清理房子，弄好一部分，就搬进一部分。最初进中南海的，在西八所办公。后来静谷附近又腾出几间房子，又有人搬到那里办公。约莫在1951年初，机要室才全部搬进西楼。
进中南海前前后后那段时间，主要工作是为新政协会议服务。收发转送电文，准备文件，做会议记录，超出了过去机要科所承担的工作范围，而此后机要室的基本工作，就是这些内容。但当时中央机关有些重叠，工作亦有交叉的情况，从事这些工作的不光是机要室一家，还有曾三领导的中央秘书处。这种情况又延续了几年才理顺。后来，上述工作全归属机要室统管。
15．赴苏前，叶子龙负责购买礼品／陈伯达“绝食”
几乎在筹备开国大典的同时，毛泽东就向有关人员布置了准备出访苏联的任务。因此次出访恰在斯大林寿辰期间，所以要带些贺礼，从延安时起就兼管毛泽东生活的叶子龙，也就承担起了采购礼品的任务。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西直门火车站登上赴苏的火车，同行的人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陈秉忱、沈剑新、汪东兴等。
当叶子龙说到苏联之行时，笔者突然想到前些时候出的《汪东兴日记》，其中12月17日记有“晚饭前，毛主席召集陈伯达、叶子龙和我等开会。毛主席首先批评了陈伯达今天外出一天未请假……”等语；另外叶永烈《陈伯达传》中也记载了陈伯达为看儿子，擅自搬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住，挨毛泽东批评一事，就问他是否记得当时详情。
叶子龙说陈伯达外出一天未请假挨批一事倒记不太清了，然而此次赴苏毛泽东曾狠狠地批评过陈伯达一通，他却记得十分清楚，但不是因为外出或搬出去住宿。
具体是哪一天叶子龙记不准了，苏联方面邀请代表团的人去看舞剧，毛泽东等没有去，陈伯达却去了。这部舞剧叫《红罂粟》，编剧对中国人显然怀有某些偏见，因而戏中的中国人，不是嫖娼就是抽大烟，没有什么太佳的形象。陈伯达看后对此戏非常不满，据陪同的苏联人费德林《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一文追溯，陈伯达当时就对该剧提出了批评。
回到寓所吃饭时，陈伯达又把看剧的事告诉了毛泽东，并忿忿不平地对该戏批判了一通。他也许想借此赢得毛泽东的赞许，不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夸奖他，反而严厉地批评了他。毛泽东说：《红罂粟》本来就不是部好剧，你为什么要去看这样的剧？你是自取其辱！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陈伯达感到很委屈，面子上也很难堪，便赌气地声称要绝食。可毛泽东并未对此在意，以为他同一下情绪就完了，谁知他第二天果然不来吃饭了。过了一天，毛泽东要叶子龙去看看他，叶子龙到他的房间，看到他的床单上撒了许多饼干渣，顿时明白了他的所谓“绝食”是怎么回事，也就没多劝他。三天后，他自己又回来吃饭了。
16．胡乔木在毛泽东的身边不容易／《为人民服务》一文是怎样诞生的／胡乔木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由此说到了陈伯达，笔者问叶子龙：“您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这几位秘书，同为毛泽东工作多年，能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我们虽都为毛泽东工作，但具体工作有些差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的工作比较相似，也经常合作，相互间了解的多些。我和他们接触多少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没有太深的交往。”
“那么多年了，总有些感觉吧？”笔者穷追不舍。叶子龙说感觉不能说一点没有，对陈伯达，他不能给其一生做什么评价，但他同陈打交道的感觉是襟怀不够磊落，心胸比较狭隘。
与对陈伯达的印象相反，叶子龙对胡乔木却颇有好感。“抗战后期和转战陕北那段，我们有时住得很近。见面总要打打招呼，像前面说的关于电文的事，胡乔木还帮我做了解释。”
叶子龙还记起，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在黄河边，毛泽东和任弼时就过不过黄河争论得很激烈。当时刘勘的7个旅，紧逼着只有数百人的中共中央机关，形势十分危急。任弼时主张过黄河，毛泽东坚决不过。他要通过中央依然在陕北使人民建立必胜的信念，而任弼时则从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本人的安全考虑，力主过黄河。就在那晚，下了很大的暴雨，胡乔木住的窑洞坍塌了，幸亏他当时不在窑洞里。
“胡乔木平时不苟言笑，很少说话，像总在思考着什么。他在毛泽东身边很不容易，毛泽东想到什么，要讲什么，布置一下，胡乔木就得连夜赶出来。警卫部队的班长张思德在安塞烧炭，因炭窑坍塌而牺牲。部队要开个追悼会纪念他，我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事先没有准备讲话，是即兴漫谈。事后胡乔木把讲话整理了出来，就是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叶子龙还说：1947年12月底，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时没有稿子，后来为了向下面传达，急需把讲话整理出来。可当时谁也没做记录，结果胡乔木凭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和他对讲话的记忆理解，把这篇重要讲话整理成文字。
但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毛泽东在那次会议期间就讲了两次话，一次是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一次是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经过了反复征求意见才定的稿；而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是江青的详细记录。因此叶子龙的记忆可能有误。
但这样的事显然还有过，叶子龙说正是因此而很钦佩胡乔木。他说：“毛泽东有许多文章和讲话，是胡乔木执笔或整理的，他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可他从不居功、不自傲。我认为，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17．朝鲜希望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毛岸英在志愿军中的角色和当年的叶子龙差不多／周恩来说：这份电报的内容暂时不要告诉毛主席／彭德怀来电：上封电文翻译有误／周恩来说：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主席吧／叶子龙不敢退出来／江青掉眼泪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第三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指责北朝鲜南侵的决议案，直接介入朝鲜战争。9月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形势明显地不利于北朝鲜。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扑宪永，带来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朝鲜希望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中、苏亦就抗美援朝之事进行过多次磋商。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出兵朝鲜，意味着直接同美军对垒，事关千百万人生命。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会丢了江山。斯大林认为中国当时没有出兵的能力。中共高层对是否出兵也有分歧。
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毛泽东拍板出兵入朝作战。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毛泽东把他寄以厚望的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线。毛泽东送儿子上死神觊觎的战场，固然有对之多予磨练的意愿，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的思想。他就是这样，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岁月里，他从没为自己的亲人子弟谋取过什么福利。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除了做俄语翻译外，还担任机要秘书，同叶子龙原来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重要电文，都是由他接收、译出、转交的；志愿军总部发回国内的重要电文，也是经他手发出的。
然而，刚刚入朝一个多月，志愿军总部就遭到敌机轰炸。叶子龙说他听到的消息是，别人都躲避起来了，可年轻气盛的毛岸英，非要返回去取个东西，结果一颗燃烧弹落在指挥部，他被烧死在里面。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立即给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电报。罗光禄、高智把电文交给叶子龙时，叶子龙感到十分震惊，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给毛泽东。于是他拿着电报先找到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置。周恩来要他暂不要交给毛泽东，这样瞒了一段时间，没向毛泽东透露。
但是隔了一段，彭德怀来了一份关于在朝作战的重要电报，使叶子龙感到无法再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事情了。彭德怀的电文说：前次电文机要秘书译电有误，因而要求中央对作战重新给予指示。译错电文，属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向毛泽东解释。叶子龙又向周恩来请示，如若毛泽东询问如何回答。周恩来说：“告诉毛泽东此时的机要秘书已经不是岸英了，同时把岸英牺牲的消息也告诉他吧。”
叶子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当时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叶子龙两人。毛泽东听后久久没有说话，叶子龙也不知说些什么好，静静地站了有近20分钟，他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听毛泽东这么说，叶子龙连忙从房间里退出来了。
“当时只有您和毛泽东两个人吗？”“只有我们两人。”“可我在李银桥的许多种回忆中都看到说当时还有江青和他在场。他说毛泽东手颤抖着点燃了一枝香烟，眼圈也红了。”“那不对，他们都不在。我回到自己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江青来到我这里流了一阵眼泪，可能是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了，可她同岸英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
“这就是说，只有您一个人目睹了毛泽东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忍受了得知爱子牺牲噩耗时悲痛的场面？”“是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战士牺牲，骑过的马死了……他都会很难过，何况爱子。我们听到噩耗都很难过，他的内心能平静吗？可他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岸英的遗体被埋葬在朝鲜。我想任何一个了解此事经过的人，都不能不对毛泽东的胸怀、意志肃然起敬。”
18．毛泽东最初只提出四个秘书，结果却出了“五大秘书”／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念头是何时生出的／叶子龙、薄一波、林克得知的时间各不相同
这些年来，回忆毛泽东的书籍出版了不少，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在这类书籍中，被称为毛泽东的秘书。于是笔者向叶子龙询问：“毛泽东究竟有过多少秘书？”
“能称作毛泽东的秘书的，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党没有某一个人的秘书。”“那么人们常说的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呢？”“五大秘书是1953年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为此还下发了正式的文件。”
“是不是1953年秋季，毛泽东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之后，当时任命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笔者又问。“是这样排列的，但任命写得很清楚，我们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而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人们还不知任命过程中的细节。最初，毛泽东提名的只有4个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周恩来接着提议加进江青，中央同意了，所以文件下发时就成了5个。”
“那么，其他也被称为毛泽东秘书的人呢？”“他们是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们也称他们为秘书。”“是不是徐亚夫、罗光禄、高智、林克等人？”“是的。”“您的意思是人们习惯把你们都称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也没什么不可，但严格地讲不够规范？”“是的。”
说到这些人，笔者想起了一件与他们相关的事。在前两年行销一时的由张聂尔写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中，写到高智曾告诉作者，1958年11月，毛泽东突然对他说不想当国家主席了，高智听后十分吃惊。张聂尔接着列出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念头的种种说法，两次提及“大跃进”出了乱子，最后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的意念“发生在大跃进之后，不可说只是偶然的巧合吧”？
毛泽东究竟何时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他才想到要辞去国家主席，这是事关毛泽东生平的一个重要片段。而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早在这年春，中共已经向苏联、东欧就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之事打招呼了；刚刚入夏，又向西欧吹风。毛泽东此念的形成，无疑要更早些，而那时大跃进刚刚提出，其间的失误尚未被实践证明。
笔者因此专门询问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侧重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秘书林克。他告诉笔者据他的记忆，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了。林克说当时听了感到十分突然，摸不透毛泽东内心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共产党国家的元首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担当的，而且没有人在生前主动退出。他曾就此与田家英交谈过，田家英也说不清毛泽东为何提出这一动议。
当笔者把上述情况对叶子龙讲后，他未加丝毫迟疑地说：“他们讲的都晚得多了，我听到毛泽东说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在1953年。这一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几天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他当时就这个话题还说了什么没有？”“没有。因为向来是毛泽东给我们指示，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从不打听什么，问什么。毛泽东当时虽然那么说了两句，但我感到他并没有要和我谈论此事的意思，我就没答腔。后来较长时间里，他也没再提此事。”
此外，薄一波曾回忆说，他于1956年也听到毛泽东亲口说不当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念头，他提出此议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我们只能做多方推测了。但诸种推测中关于因为大跃进搞糟了，所以毛泽东决定退下来之说，则无疑应被排除在外。
19．毛泽东本想让高岗当个省委副书记，可一开枪，性质变了／毛泽东给了叶子龙300元钱／到许昌3个月，皮带缩进去五个眼儿
1955年，叶子龙在离家20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联盟。
早在1953年夏秋之际，高岗串通饶漱石积极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使自己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唯一助手。编辑:<<泡菜草堂>> http://paocai.126.com当时不知是经过何人授权，安子文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拿到名单后，四处散布，说是刘少奇授意的，刘有个组织“圈圈”。叶子龙也看到了那份名单。
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中共许多负责同志的警觉，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也有所察觉。他在那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对高、饶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饶执迷不悟。毛泽东遂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饶。
前些时候笔者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高岗夫人说当年高岗事件中间有些误会，便向叶子龙打听有关情况。叶子龙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跟我讲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可在开会期间，高岗开枪自杀。一开枪，矛盾性质就变了，毛泽东不理他了。结果，他在8月，又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就在这之后，叶子龙随毛泽东去了广东。从广东返回时，叶子龙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
毛泽东从他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给叶子龙做探亲补贴。桑梓的乡亲见到久别的故人，分外热情。他们向叶子龙介绍了家乡的变化，诉说了眼下稼穑和生活的情形，使叶子龙对农村的变迁生出良多感触。
回到北京后，叶子龙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看出，毛泽东对他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毛泽东身边的人再回家探亲，毛泽东便嘱咐他们要兼搞调查研究，渐渐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银桥、孙勇等回家，毛泽东都要他们去做调查，而且每次毛泽东都要从他的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给搞调查的人。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他青年时期，在井冈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来，中央从保证领袖的安全出发，制定了一些保安规章，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当年那么方便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听取到来自最基层、来自最普通的群众的声音。让身边的人利用回家探亲时，兼搞调查研究并向他汇报，就是一个新渠道。
1960年毛泽东67岁寿辰前夕，他把身边工作的9位同志召到一起，共进午餐。他随兴致所至，追溯起早期从事革命的历历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与社会底层的接触和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亲眼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的右倾路线给中共带来的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基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式、道路、战略观；并再次感受到因对中国革命环境和现状隔膜，而几度出现的左倾路线，使中共蒙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却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的打击和压制，被撤了职，“两三年一个鬼都不上门”，还被戴上许多帽子。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城市里才能出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认为他恰恰是因为从城市走进了山沟、乡村，多了一番调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途。听了毛泽东的回顾，叶子龙更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调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毛泽东抚今追昔。饭吃完了，可毛泽东的心情却没有平静。当晚，毛泽东又给参加吃饭的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都下到基层去，说是锻炼，但同时要他们每周写文字汇报，3个月后回京当面汇报，反映情况。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调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吗？”“当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许昌地区，虽说还不是最艰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生活依然相当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红薯叶子搀和在一起的窝头或饼子，就这还吃不饱，刚三个月，我的皮带就缩进去五个眼，差不多有5寸。”
每天与社员同劳动，种庄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饭。这样的生活，使叶子龙常常回忆起转战陕北，和毛泽东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马料的艰苦岁月。这种锻炼、这种了解民情的方式，对党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机关的干部来说，实在是十分有益的。
20．陪同出行的官员一次次降格／南宁会议的准备工作／气氛紧张得没人去跳舞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21．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窃听”，五七干校几位“黑帮”的“罪行”／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谁的党籍／中央没有就录音工作作过专门的规定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摘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22．在毛泽东发表自己的意见后，一般没有人提出相左的意见／毛泽东确实有很固执的时候／跟罗瑞卿怄气／“叶子龙，当心你的党票子！”
“您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想来也是对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地高层负责人接触场面目睹最多的人之一，您能谈谈他们过往的一些情景吗？”
“他们的过往主要是工作性质的，而当他们谈论工作时，我多数不在他们身边逗留。毛泽东的活动、与人交往，几乎没有能同公务截然分离的。例如1960年他生日前夕的聚餐，本应是轻轻松松地吃饭，结果他滔滔不绝还是谈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我想问一句，您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当毛泽东谈了自己的主张后，有些领导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听他们充分陈述己见，最后放弃自己主张的情况？”“我刚才说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共商政事的时候，我很少在场。你说的这种情形也许发生过，但我没有见到过。我见到的情况不多，但一般都是，毛泽东说了自己的主张后，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是不是有时对自己的观点、主张、看法很执拗，不会轻易改变？”“这很难做定论，毛泽东有时很能采纳别人的合理建议，但确实也有很固执的时候。我记得大约是在50年代后半期吧，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外交部，而对当时军队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军队‘黑了半边天’。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开常委会，毛泽东决定不邀聂荣臻列席。我想聂荣臻从50年代初就代表军队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不同意他列席只是暂时的，后来几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我仍然把聂荣臻列入通知到会的名单中，可毛泽东却几次把聂荣臻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了。”
因游泳之事跟罗瑞卿怄气，很能说明问题。那是1956年初夏，毛泽东突然生出要游长江的念头。当时，罗瑞卿、王首道、汪东兴都坚决反对，认为游长江水流急，有漩涡，太危险，特别是罗瑞卿反复申明不能冒这个风险。
游泳的好兴致遭到阻止，毛泽东烦躁地对罗瑞卿说：“你不让我游泳，无非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不安地解释说：“保证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但毛泽东坚持要游，罗瑞卿没招了，说：“那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也来脾气了，说：“你向谁请示汇报？中央主席就是我！”
由于毛泽东坚持，只好派人先去探探水的情况，最后确认没有危险，才让毛泽东游了长江。泳游了，可毛泽东的气却没全消，他对罗瑞卿说：“有什么危险？是你不懂水性！所以不敢游！泳都不会游的人，还能指挥军队？”毛泽东这一激，罗瑞卿后来还真把游泳给学会了。
可此后好长时间，毛泽东看到罗瑞卿都不同他打招呼。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又说了罗瑞卿。因此后来叶子龙几次邀罗瑞卿一起去见毛泽东，罗瑞卿总说怕毛泽东生气推脱了。
约摸过了半年多，叶子龙对毛泽东说：“罗部长经常通过我问候您的生活情况，他一直很关心您。”毛泽东听了说：“那让他来见见面吧。”于是，叶子龙就请来了罗瑞卿。他们见了面，一起吃了顿面条，这场不愉快也烟消云散。
“请恕我冒昧，我想问一下，毛泽东是否也跟您发过火呢？”
“在毛泽东身边20余年，毛泽东跟我发火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一次是前面讲过的关于东北来电的事；还有刚到北平在颐和园发火，当然那次在场的人较多，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毛泽东有时很严厉，但并不一定发火，可这种严厉比发火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例如，毛泽东有一次对我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
“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对您这么说呢？您能否详细讲一讲？”
“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前夕，我的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因此在南行前，毛泽东对我说：你的身体不好，庐山开会就不要去了。”
正由于此，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叶子龙留在了北京，没有上山。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料到，庐山会议会自反“左”始，而以批右终。从庐山回北京后，罗瑞卿告诉叶子龙，要将彭德怀的警卫班调开，怕出事情。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来了。
接着，就是中央机关和军队开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要叶子龙去听会，听完向他汇报。可听了两次，毛泽东并没向他询问。而叶子龙因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见毛泽东没询问，就不太重视此事了，后来的会议就没去听。
偏偏在几次后，毛泽东突然向叶子龙问起听会的情况，叶子龙讲不出，只好如实说没去。毛泽东质问他为什么不去，叶子龙自然说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毛泽东随即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使叶子龙感到问题很严重。
“据您所知，中央各部门或地方的领导人，同时也包括您自己，有时在受到毛泽东很重的批评时，是否会感到委屈，想不通，或者有些抵触情绪？”
“没有，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家都是习惯于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
“这就是说大家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很服气？”
“谁会不服气呢？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大家对他大尊重了。因为我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每当毛泽东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军事斗争就受挫败，武装力量就被削弱，党和军队的生存就发发可危；而反之则相反，就会转危为安，就会由弱变强，就会充满信心地感到发发可危的是我们的敌人。从大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一点，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谁会怀疑毛泽东会领错路呢？”
毛泽东确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人，是这一时代中华民族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的化身，他的历史功绩是不会因时间的推移和某些思潮的冲刷而消逝，也不会因他曾有缺点甚至巨大的政治失误而褪色，这就是人们至今仍然缅怀和纪念他的深层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放弃对他的过失的深刻反省。
附:
叶子龙回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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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龙 口述 温卫东 整理
一
工作之余，毛泽东有个爱好是写毛笔字。当时他写的是一笔一划的正楷字。一天我无意中看见他写了这么两句：家事国事，事事关心；来来去去，来去随意。这幅字与他的绝大多数墨迹一样都未保存下来，但这两句话却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在关注着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的同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也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贺子珍走后，江青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毛泽东的左右。
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中央洛川会议结束当天的傍晚，我正在院子外边散步。这时，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朱仲芷夫妇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谈。萧也是湖南人，比我年长十几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熟悉，别看他３０多岁，但他已是个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了。萧劲光看见我，紧走了几步，拉着我的手指着那位青年女子说：“子龙，我给你介绍一下，她叫李云鹤，艺名叫蓝苹，是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可是个电影明星哩，今天到的，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我与她们握了握手并做了自我介绍。李云鹤微笑着对我说：“萧司令只说对了一半，我是从山东来的，而且早就是党员了。”
朱仲芷接过话头：“叶科长，我们请你吃西瓜好不好？”
萧劲光马上说：“对，吃西瓜去！”
第二天，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我与毛泽东坐一辆卡车，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我和一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坐在车厢里，李云鹤（不久后改名江青）也和我们坐一辆车，她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坐在车厢的前边。
第二天，朱仲芷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走到屋外，与她们交谈了一会儿，并没有进屋。
这是毛泽东与江青第一次见面。
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５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１９３８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主要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那年的１１月１９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
毛泽东马上对我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延安时期，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吃饭以小米、各种豆类等粗粮为主，很少吃得到荤腥。这一点部队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记得１９４３年，有一次毛泽东邀请当地的二十多位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吃饭，为他们祝寿。在枣园的一片树林里摆了几张桌子，几样家常菜，喝着本地产的味道很冲的白酒，大家还一起跳了秧歌舞，气氛欢快而热烈。临了，有几位老太婆要带些吃剩的东西回去给孩子吃，毛泽东没有同意，说：这是专门慰问你们的。只许吃不许带走哟。可见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
我带上两元钱，开着车到城里采购，当时一元钱能买２００个鸡蛋，我买了一些肉、蛋、水果和新鲜蔬菜。
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同志。王若飞是很能喝酒的，但这次不知怎的，还没喝多少，他就醉了，嘴里喋喋不休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见状，让我把他扶回了住地。
第二天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徐明清等。
正吃饭时，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滕代远的极力劝说下，毛泽东当天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那天，我正在发高烧，没有随毛泽东搬过去。第二天，毛泽东就派人传下话来，说他吃不上饭了，让我赶快搬去，我马上让管理员买了不少菜送去，第二天也搬到杨家岭的山沟沟里。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处在半山腰，一半石头，一半土的。窑洞后墙有防空洞与我住的窑洞相连。
日本飞机从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１日，连续两天轰炸延安，毛泽东在凤凰山住的窑洞被炸塌。在清凉山的新华书店附近牺牲了几个同志。他们的遗体埋葬在宝塔山下，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葬礼。
虽说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了，但周围的人总感觉与她隔了一层。这一点孩子们表现的最明显。他们对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陈琮英等经过长征的女同志习惯于叫她们“妈妈”，而对江青却只叫“阿姨”。
二
毛泽东酷爱走动，但却不喜欢出国。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一次是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７日，一次是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之所以能够成行，一方面是苏方的盛情邀请，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毛泽东想去苏联，几年前就定下了，当时苏联并不那么欢迎他，但是他决意要去。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从未支援过中国共产党，所有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都是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此毛泽东不可能没有想法。
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多次劝告中国共产党，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好像内战的责任在中共方面。
斯大林和苏共不少人士对王明十分赞赏，情有独钟。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和不满。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即看到了苏联发来的贺电，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不久，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准备赴苏访问。斯大林很快回了电报，欢迎毛泽东访苏。
到苏联后，毛泽东说过：“我到苏联来，是想亲自听听斯大林同志意见，我们要好好谈谈。”看来他迫切想见到斯大林，是要说出他在心里憋闷了多年的话。
可是斯大林的想法是要借毛泽东访苏的机会，密切中苏关系，具体来说，两国签订一个条约，仅此而已。
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６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只带了翻译师哲前往。
回来后，我从毛泽东的举止中隐约发现他不太高兴。
第二天，毛泽东明确告诉我：“我们这次来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的，顺便可以到各地走走。其他的事，我不谈，你们也不要和苏联同志谈。”
几天以后，我才知道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见的一些情况。
那天一见面，斯大林与毛泽东热烈拥抱，寒暄过后，斯大林即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却摇着头说：“不，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啊。反对我的人厉害哩。有些是非不明……”――这显然是暗指斯大林支持王明。
斯大林当即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一方面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不能谴责毛泽东；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国都是胜利者，苏联也不应受到谴责。斯大林的这句话是为自己开脱，表面是对毛泽东的赞扬，实际上是绵里藏针。
后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又几次提到王明和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而斯大林的回答和他轻描淡写的态度显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斯大林急切地要与毛泽东谈签订中苏条约的事，毛泽东坚持请周恩来谈，斯大林虽很不满意，但最后同意请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苏联。
其实毛泽东也并不那么愉快。虽然在苏联人面前他仍是谈笑风生，但回到住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发了几次脾气。
一天，陈伯达向毛泽东反映，说他刚刚看了一场苏联芭蕾舞剧《红罂粟》，是描写中国情况的。一个个大辫子小脚女人举着花洋伞，在台上扭来扭去，很不像话，简直是对中国人的污蔑。尤其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演这种戏太不应该了。
毛泽东很不耐烦地听了陈伯达的汇报，很生气地说：“哪一个批准你去看戏了？你是代表团成员，外出应该请假么，谁让你违反纪律！”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动气了，知趣地退了出去。但他也不高兴了，随后他到我的房间，说：“我好心好意地反映问题，却挨了一顿骂！主席这是怎么了？”
第二天吃饭时，陈伯达没有到。毛泽东让我去找。陈伯达蒙着被子躺在床上，我叫他去吃饭。他说：“我绝食了！”显然他还在生闷气。
还有一次，也和陈伯达有关。那次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陈伯达也参加了，并坐在毛泽东身边做记录。谈话中提到蒋介石，斯大林忽然面对陈伯达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写得不错。并端起酒杯向陈敬酒。陈伯达脸涨得通红，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而且与斯大林大谈特谈起来。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使毛泽东很反感。
回到住地，毛泽东对我说：“像什么话嘛！你去告诉陈伯达，今后他不要参加与斯大林的会谈了。”
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１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
２月１４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这时我发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合影时，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
回到下榻处，我向毛泽东提到这一点。毛泽东微微一笑：“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毛泽东身高１８０公分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从照片上看，两人基本差不多高。
毛泽东这次访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２月１４日晚上９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以大使夫妇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件的米特勒保尔大饭店举行中国代表团访苏答谢宴会。斯大林和苏联许多领导人都出席了。
宴席的主菜是传统的中国火锅。斯大林用的火锅是与其他的不太一样。这只火锅是我们从国内带来专门送给他的礼物。宴会开始前，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把它拿来，我们发现原来的紫铜火锅变成了银白色的。苏联方面的同志说是怕铜有毒，特地镀了一层锡。
斯大林对吃火锅显然不在行。进餐时，他把生冬笋片直接放进嘴里并连说“好吃，好吃！”毛泽东挟了一片笋，放在火锅里涮了涮，然后放进嘴里，说：“这样吃，味道会更好些。”斯大林照着毛泽东的样子试了试，说：“果然不错，中国菜确实名不虚传！”
（摘自《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