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遗孀：平静的结合和不平静的婚姻生活
2004年6月10日是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清华大学出版社将出版《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女士，以女性特有的叙述角度和方式，回顾了自己40年来所目睹的梁思成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遭遇，忠实地记录了她与梁思成相识、相知、相恋并一同走过的苦难岁月。以下摘自该书。
北京解放不久，我收到父母辗转从香港寄来的信，得知父亲已到厦门工作。我们家也从上海迁到厦门去了。因为哥哥已在北平解放前返回上海，所以父母对我一人留在北平很不放心。这种担心自然和他们对共产党不了解有关。因此，父母觉得既然我已和程应铨有了婚约，就希望我们尽快结婚以免挂念。我也就按照父母的意思办了。
但是，我那时除了从家里带来的几件首饰外，身无分文。为了安个小家，我准备卖掉一些首饰。那时林先生还健在，她知道了把我找去，问我有困难为什么不告诉她，我没话可说。接着她告诉我，营造学社有一笔专款是用来资助青年学生的，并说我可以用这笔钱。她看我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立刻说：“不要紧的，你可以先借用，以后再还。”并且不由分说地把存折给了我。
第二天我到银行取了些钱，发现这是梁思成的存折，我心中很疑惑。在还回存折时我问起林先生，她笑着说，学社的钱当然用梁先生的名字存啊!
她还送了我一套清代官窑出产的青花瓷杯盘作为礼物，可惜当时我对这份礼物的价值毫无认识。一天，王逊先生看见我用这套茶具待客，吃惊地说：“喔！你就这么用它?”我却学着当时流行的口头语说：“它也要为人民服务。”王逊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我现在每想起这件事，眼前就出现王逊那苦笑的脸，林洙啊！林洙!你真是浅薄而无知。
后来当我提起要归还那笔钱时，林先生总是很快把话题岔开，而且她说话时别人是没有插嘴的余地的。一次，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问她是否能让我再把钱存回银行，她却一挥手说：“营造学社已不存在了，你还给谁呀?”我刚要申辩，她摆出一副长辈的神情严厉地说：“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吓了一跳却又无可奈何。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详细地了解了梁思成毕生的经历后，才弄清楚营造学社正是因为没有经费才停办的，最后的那点钱，也都分给社友作为北上的旅费了，哪还有什么专款?
我与梁、林二人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自己谈起曾对别人有过什么经济上或事业上的帮助。比如梁思成为创办敦煌研究所的经费奔走这等大事，要不是常书鸿先生的回忆，谁也不会知道。他们的欢乐在于看到了成功的建筑设计，或发现了珍贵的古建筑，或得以欣赏优美的艺术品。他们也常为某些人类的艺术珍品被糟蹋、破坏、摧毁而痛心疾首。同时他们又都是语言锋利的批评家，对某些拙劣的作品，他们是不会沉默的。
梁思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建筑师比一般人更幸福，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筑师又比一般人更苦恼，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丑的作品。”
1951年我有了孩子以后，渐渐地陷在家务事中，我也感到十分矛盾。千千万万个妇女走出家庭的小圈子投入社会，而我却把自己关进了小圈子。我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不久我患了肺结核病，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健康，把我调回清华大学工作。
1953年我调到清华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绘图。建筑史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主要成员有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三位古建筑专家和两位年轻教师。
我在重工业部是绘施工图，到了清华却要画古建筑图。对古建筑我可是一窍不通。虽然听过梁先生的建筑史课，但那也只是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有个大体印象，要画详细的构造图却十分不容易。我开始阅读梁先生写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学社汇刊》上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当我独自艰难地啃着这些调研报告时，林先生平时与我闲谈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各种评论又都回到我耳边来。它大大地帮我理解了这些报告。我尽情地享用着营造学社留下来的大批资料，努力地学习着古建筑。
莫宗江教授常常和我谈起他当初给梁先生画图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梁先生有时也来看看我画的图，他总是生动地指出我的缺点。一次我在图上注字时离屋脊太近了，他看了后说：“注意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看上去好像屋脊上落了一排乌鸦。”说到这儿，他淘气地对我眨了一下眼睛。从此之后，我每在图上注字，都要反复推敲一下，生怕再出现“乌鸦事件”。
经常指导我工作的是刘致平和莫宗江两位教授。他们都是从营造学社时期就追随梁公的老朋友了。刘致平还是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的学生。因此我们在工作之余，也自然地谈到东大建筑系，谈到当年营造学社的工作。慢慢地，梁公早年在东大的教学活动和在营造学社的活动，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没想到1955年以后我被调去担任系秘书工作，1957年以后又调去做资料工作，从此离开了我喜爱的古建筑。但是这短暂的两年绘图，对我此后的工作以及编辑《梁思成文集》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7年整风运动中程应铨犯了“错误”，对他的批判帮助是在民盟小组会上进行的，领导让我也参加。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每次都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些什么错误，同志们的批判我也听不大懂，回到家里我想帮助他，希望他的检查能深刻些。我不认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但是人总是有私心的，也许他对某些工作上的安排不满意，因而对组织或领导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建议他从这方面找找根源，他拒绝了。我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在思想上包得很紧的人，甚至对我他也不愿深谈，他终于被划为右派。
组织给他做结论时，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状是：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上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专家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那时我对政治一无所知，虽然我不明白这算是什么罪行，有多严重，但那时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
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来问我：“妈妈，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和右派划清界线?”我将何言以答?
最后我决定离开他，独自喝下这杯苦酒!
程应铨被划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我被调离系秘书的岗位，去从事资料工作。我很高兴，因为我喜爱资料工作。
一天，我在资料室的书堆中发现两个厚厚的英文活页笔记本，这是某人在学习西洋建筑史时做的笔记，一页页整洁的打字，隔两三页就有一张插图，有平面图、立面图、透视图和剖面图。全部都是钢笔徒手画的，线条活泼又严谨。我被这些精美的作品吸引住了，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我慢慢地看出了一点眉目。这是一个极用功的学生学西方建筑史的笔记，笔记中除记录老师讲课的内容外，还就每一座建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并从中摘抄下重要的评论，然后又根据照片或书中插图画成了这些小钢笔画。好家伙！这是个什么人哪?西洋建筑史我学过，而且听的是梁先生的课，虽然同学们都很爱听这门课，但也没有见到有谁下这么大的功夫。我继续看下去，发现有的画上有一个①字，同时还有一个印章，中心写着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外圈是SCHOOL OF ARCHITECTURE(建筑学院)。我恍然大悟，对!这是梁先生当年的笔记本。想起他讲西方建筑史时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并以他渊博的学识古今论证、中西对比，那正是他几十年来严谨治学的硕果。
为了证实这本笔记的主人，我找到梁家，拿出笔记请梁先生看。他接过笔记本说：
“对!这是我的。”然后一声不响地翻阅起来。我相信，他的思绪一定随着这些画回到了费城的宾校，或者和林徽因一起回到了罗马。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意识到我还站在那里，急忙让我坐下，像哄孩子似的递给我一碟糖。我噗哧一声笑了说：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啊，什么问题?”他茫然地问。
“您是不是要收回这个笔记本。”
“啊，不！不！它早已充公了，我早已把它送给教研组了。现在既然在你那里，就由你来保管吧。”我又问他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图上有印章，但大部分都没有。他告诉我说，①是1分，美国学校也是实行5分制，但最高分是1，最低分是5，正好和我们现在的5分制相反。有印章的是教师要求完成的作业，没有印章的是他自己画的。我说了声谢谢，不知怎么搞的又傻头傻脑地冒出一句:“您真了不起。”他笑了笑说：
“没什么，这是笨人下的笨功夫，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笨人下的笨功夫。”我从梁家出来，耳边一直响着这句话。后来在工作中，每当我面对着上千张漫无头绪的图片或资料时，“笨人下笨功夫”这句话就回响在我耳边。我也就硬着头皮一张一张地把它们弄清楚，整理出来。我的业务能力，也就在这种“笨功夫”中不断提高。
我把梁先生笔记中的钢笔画，挑选了一批放在镜框中，在资料室展出，这吸引了全系的师生来看。那一年建筑史课的学生成绩比往年大大地提高，我很高兴，并暗暗地把这个功劳记在自己的记功册上。
1959年竣工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是建国以来最豪华的建筑了。作为建筑学的资料室，我认为清华应当拥有这些新建筑的图片资料。但四十年前照相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我们系没有这个力量去收集拍摄。我知道北京建筑设计院拍摄了大量新建筑的照片，但是他们不对外提供。我看着这些精美的照片垂涎三尺，但左求右求他们就是不给我，我灵机一动，去找梁先生帮忙。梁先生听我说完来意，很高兴地给北京建筑设计院沈勃院长写了封信，并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尽管去找他。我高兴极了，拿了这封信，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得到了这批图片，还在系里办了个十大工程图片展览。
在我找梁先生帮我写介绍信的那天，我在他的书架上东翻翻西看看，发现有不少好资料堆在那里。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过了好几个月，一天，泗妹有事要请教梁公，她要我陪她前往。在他们谈问题时，我又去翻看这些资料。“真是些好资料。”我想。看见好资料就想把它弄到手，这也许是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癖好。我想起吴良镛要我帮忙整理资料的事，就问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没想到这句话受到他极大的欢迎。他说：
“唉呀!你看我简直是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很多东西该扔掉，因为没有清理不敢扔。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我这个字纸篓越来越大，快把我埋起来了。你能来帮我整理，那真是太好了。”
“但有一个条件，”我说，“有些资料您看过了就送给资料室。”他听了哈哈一笑说：
“可以，可以，你真是个好资料员。”
我们临走时他又叮问我一句:
“林洙，你什么时候来?”
“星期一吧!”
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不错，那时候大挂历还很少见到，但是梁公那里却一卷一卷的一大堆，有的已过期两三年了。期刊杂志也多得要命，还有各种新书，有他自己订购的，但多半是赠阅的。还有无数的信件、通知……
我意外地发现梁公还订了不少文艺刊物，如《文艺月刊》、《收获》……就连《中国青年》这种年轻人的读物他也订，看来他还挺爱读，这些杂志全都整齐地排在卧室的书架上。
开始我有点后悔，因为资料并不多，大部分是些信件。有些信需要答复，由他口授，我写了简单的回信，有的信转给有关单位去处理。我感到工作很枯燥，我们交谈不多。过去在梁家是以林先生为中心，他自然说话不多，现在他仍然说话不多，但很亲切。渐渐地我和他之间长幼辈的关系淡漠下来，朋友关系逐渐增长了。
有一天，一封求婚信彻底改变了我和梁公的关系。
那是一封外埠的来信，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说她在出席人大会时见到梁公，十分仰慕他，并关心他的生活。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提出要与梁先生结为伴侣，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这么有趣的事，对我来说还是生平头一次遇见，对我当时枯燥的工作来说也是一点提味的盐。我开心得都要唱起来了，我抓过一张纸写上：
亲爱的××：
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速于×日抵京，吾亲往北京站迎迓，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
×月×日
我强忍着笑，轻轻地向梁公走过去，一本正经地递上信说：
“您看这样回行吗?您签个字吧！”
梁公接过信开始有点茫然，但立刻就看出是我的恶作剧，等他看完对方的来信，我们相对大笑了起来。我笑得开心极了，又接着逗他说：
“哈哈!您居然脸红了。”他真的脸红了，微微显得有点窘，但又流露出些微得意，假装板着脸说：
“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我仍旧笑得很开心，但我发现他脸上竟有一个深长的酒窝。怎么?我从来也没注意到他脸上有酒窝。我还看到了他的一双眼睛，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我在小说中见多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现在这双眼睛就像年轻人一样地看着我，他在说什么?我不由自主地避开他的视线。
他慢慢地和我谈起，自从林徽因去世后，有不少人关心他的生活，也有些人要给他找个老伴，但他就是不搭理。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我是个‘三要’、‘三不要’的人。”
“什么‘三要’、‘三不要’?”
“那就是：老的我不要；丑的我不要；身体不好的我不要。但是反过来年轻的、漂亮的、健康的人就不要我这个‘老、弱、病、残’了。”他又说:“×某我们年轻时就认识，她很会煮咖啡，有时也邀我去她家喝咖啡。有人想给我们撮合撮合，可我就是不抻头！”
“为什么?”
“我怕老姑娘。”他哈哈地笑了，接着又说:“有时我也很矛盾，去年老太太大病了一场，把我搞得好狼狈，六十岁的女婿照顾八十岁的岳母。”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又说：
“我爱吃清淡的饭菜，但是老太太爱吃鱼肉，真没办法。记得你做的豆豉炒辣椒吗?真好吃。”
我想起那是林先生在世时，我常常在梁家吃饭。她总抱怨刘妈不会做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做了一个豆豉炒辣椒带去。没想到这个菜大受梁先生和金岳霖先生的赞扬。
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常常聊天，开始从书架上的《文艺月刊》、《收获》等刊物中的短文谈起，我们越谈越投机。过去我和林先生交谈都是她说我听，现在却相反，往往是我说梁先生听，他很少打断我的谈话，总是专心地、静静地听。不知怎么搞的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眼下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
我谈到我喜欢沈从文和曹禺的作品。巴金的《家》，经曹禺改编后，我就特别爱读，我认为他塑造的瑞珏真是善良与美的化身。不过，我也很困惑，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文学作品中除了诗、词、歌、赋外，小说却少得可怜，比起欧洲和苏俄这方面的作品都差得太远了。他说：
“我不是研究文学的，不过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造成的。几千年统治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极端轻视妇女，‘妇女是半边天’嘛，丢掉你们这半边天还怎么可能去真实地描写社会。儒家是回避男女之间的爱情的，因而也就丢掉了欧洲社会所经常接触的‘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又是极残酷的，文学家更难以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揭露社会。所以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写出了‘三吏’，‘三别’就更显得伟大。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我们的近代文学也就不可能一下子繁荣起来。”
我又说：解放后的文艺作品我读得很少，喜欢的也不多。书中的主人翁总是一个空壳，他们没有血，没有肉。要是换个名字，换身服装，就能改变身份。1949年以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我最喜欢柳青写的《创业史》，但《创业史》中，老一辈的人物比小一辈的写得好，梁三老汉写得很成功。听说柳青写《创业史》在农村蹲了八年，真不简单。
我又谈到苏联的文学作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早期革命者，像《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中的学生，像《勇敢》里的共青团员，像《收获》中的农庄妇女，都写得有血有肉。我特别喜欢《康庄大道》这本书。作者通过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场战役，论述了“英雄与凡人”，“司令和士兵”，“纪律与民主”，“勇敢与怯懦”，“弱小与强大”……一连串的辩证关系，有很深的哲理，有时只通过一个动作的描写就能把人物的灵魂揭示给读者。我永远不能忘记书中描写的一个临阵吓蒙了往后逃跑的士兵，在依照军法枪决他时，这个士兵挺起胸、扣上了风衣扣的动人情景。我说我看过几篇描写战争的作品，但没有一篇能和《康庄大道》相比。
对我来说，我感到《收获》中的女主人的某些处境与我有些相同。她的丈夫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她在生活中碰到了真正了解她并爱她的人，但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她和爱她的人分手了。后来她还是和丈夫分居了。但在她自己的努力下，工作取得了成绩，获得了劳动者应有的荣誉，迫使她的丈夫重新认识她，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又恢复了家庭。我很喜欢书中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
“讲荣誉地过生活，凭良心地做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又讲起《勇敢》中描写的一批共青团员，他们各有不同的优缺点，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是每个人都有可爱之处，可以感觉到作者带着最大的热情来写他们，她爱她笔下的小人物。尽管有的人缺点还不少。
我简直是滔滔不绝，好像要把几十年闷在心中的话一下子都倒出来似的说个没完。他显得那么有兴趣地听着，偶尔也说几句话。
一天，他问我和程应铨离婚除了政治原因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政治原因只是近因。”我说，“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尊重我。我觉得夫妻之间最起码的是要能真诚相待，这是最根本的，只有做到真诚，互相之间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才谈得上谅解与体贴。”
梁公不住地点头说：
“是的，是的。”
“他对我缺少最基本的‘真诚’，当然我也没有去争取。”我接着说，“在生活中不和谐的事、令人伤心的事就更多了。比如前几年他有了一些稿费收入，我希望能有计划地使用这笔钱，但他就要随便花，我最反对的是去买些名贵的烟酒。我们有两个孩子，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有时两人意见矛盾尖锐了，他就说：‘这是我劳动得来的钱，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夫妻之间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有什么意思?”说到这里，我见他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真的吗?他会这样说?”接着，问我有没有正在进行中的对象。我笑了笑说：
“有过一个，我的表哥给我介绍过―个国画家，我们约好在颐和园见面。他是背着画夹来的。没走几步，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画夹子，请我欣赏他的画，我想，我是挑丈夫，又不是挑画，画得好有什么用，再说那儿也不是个看画的地方。总之我觉得挺可笑的，找个借口溜了。可是他挺来劲儿，提了两斤猪肉送到我表哥那儿，请他多多帮忙。”梁公本来已感到很可笑，再听我说到两斤猪肉便大笑起来。
我又说:“您要是像他那样带着自己的作品去相亲，那您就得赶着马车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要和我结婚，但是失败了。”过了一会儿我的心情有些黯淡地说，梁公也显得严肃了起来。“这件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
“在昆明时，我们兄妹都在西南联大的附属中小学就读。我小学六年级时有个联大的学生常给我的小妹妹画像。后来哥哥转入云大附中高中学习，一天他回来告诉我说：‘我们的音乐老师莫愚,就是给小妹画像的那个大学生，这人很奇怪。他不像别的教师只教乐谱和唱法，而是先讲怎样欣赏音乐，还介绍了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有一天他找我去谈话，好像对我们家很熟悉，还说想认识你。’大约过了半年，一天，莫愚真的找到我们家来，哥哥正要去看电影，急忙把他介绍给我就溜了。我很窘，本来听哥哥谈到他，还觉得这人有点意思，但是一接触，我就实在受不了他的酸味。父亲对这位不速之客很关心，不时在窗外走动。我却如坐针毡，一句话也没有。他说:‘听家举(哥哥)说你爱好作文，能给我看看吗?’我如释重负般跑出去拿作文本。他问我能否借他带回去看看，我急于把他打发走，便同意了。临走时他告诉我，他已转到离我家不远的女二中任教。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上学或回家时都会在翠湖或丁字坡碰见他，他总是站在路边对我一笑。1945年我家迁回江南，临行前我想去取回我的作文本，但想起他的酸劲，干脆不要了。但到了上海，想想还是不甘心把作文本留在他那里，又写信去请他把作文本寄还我。
“我与程应铨订婚北上后，一天，莫从长春寄给我一封信。厚厚的几大页纸，详细地叙述了十一年来他对我的爱慕，并说这种感情当我还是个小学生时就产生了，那时因为我还小，他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能理解他……最后他要我真实地告诉他，我的生活是否幸福。
“那时我正在读一些有关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通俗读物，心想我与他总共只接触过一两次，加起来我没有说上十句话，哪儿来的爱情，这个人有点不正常。于是我回信告诉他我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得很幸福(其实不然)。我批评他对我的感情是唯心的，因为没有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他爱的是自己虚构的人物。我还建议他尽快建立自己的家庭。
“到了1958年我已经离婚，一天又收到他的信，他告诉我十七年来他对我的感情仍旧没有变。并告诉我他病了很久，现正在北京阜外医院治疗。十七年!人生有几个十七年，我终于被他打动了。我去医院看他，但是晚了，在交谈中我得知他已于1955年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个外科大夫，很爱他。但他们的结合并没有使他忘掉我。对这点他的妻子很敏感，因此两人尽管‘举案齐眉’，却各有各的苦恼，我能说什么呢?住院期间他的病情有了反复，要做第二次肺切除。在手术前我去看他，他苦苦地追问我，对他的感情是否改变了，我点了点头。
“他出院后告诉我，准备回去解除自己痛苦的婚姻，他一定要和我生活在一起。大约三个月后，他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在他提出离婚的要求后，他的妻子曾自杀，虽然得到挽救，但终生致残，他不可能再离开她。他要求我能常给他写信，那是他惟一的安慰。他说，‘为了和你生活在一起，我做了一切的努力，但是失败了……’收到那封信的那天晚上，清华正要召开一个全校资料员的大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但是我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没有回信，我同意保尔的一句话‘如果不能作为最亲近的人留在身旁，那就什么也不是’。”
我一口气说完了这个长长的故事，心情有些沉重。梁公看着我说：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它太像小说，太悲惨了。”
“有时候我常想，到底有没有‘一见钟情’?对他的不幸我有没有责任?”
“你真善良。”他叹了口气。
我忽然想起，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就问梁公，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梁公笑了笑说：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他又笑了笑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我耳旁老响着这两句话：
“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与情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高度去观察去理解社会。
我们就这样倾心地交谈着，我回家的时间也从九点推迟到九点半，甚至十点。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我感到和他呆在一起有无限的温暖与宁静，同时觉得得到了许多的东西。得到了什么?在知识方面?在道德方面?抑或在感情方面?不，我说不清楚。
一天，梁公拿出一本他亲手抄录整理的林徽因的诗给我看。这是林先生去世后他整理的，他调皮地眨一下眼睛说，可惜不是白绢的封面，也没有白玫瑰。一个精致的黑皮封面的厚本子，抄录了林徽因发表过的和没有发表的作品。我读着林徽因美丽的诗句，看着梁公那一行行漂亮的字，感到这真是一件无价之宝。他特意选一首他喜爱的诗念给我听，念完最后一句“忘掉腼腆，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时，抬起头来，我又看见了他那会说话的眼睛。那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荣幸，和梁公一起欣赏林徽因的诗。同时也感到还有另外一种感情在我心中升起，它迅速地膨胀着。
第二天，我刚进门，梁公就把我叫过去，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最近以来给我做清仓工作。除了感谢你这种无私的援助外，还感谢――不，应该说更感激你在我这孤寂的生活中，在我伏案“还债”的恬静中，给我带来了你那种一声不响的慰藉。这是你对一个“老人”的关怀，这样的关怀，为一个“老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不仅是受到关怀的人，即使是旁观者，也会为之感动的。
你已经看到我这个“家”，特别是在深夜，是多么清静。(你的“家”是否也多少有点同感?)若干年来，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并且自以为“自得其乐”。情况也确实是那样，在这种静寂中，我也从来不怎么闲着，总是“的的笃笃”地忙忙碌碌，乐在其中。但是这几个晚上，由于你在这里，尽管同样地一小时、一小时地清清静静无声过去，气氛却完全改变了。不瞒你说，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这几天来，我意识到这“真空”有一点“漏气”，一缕温暖幸福的“新鲜空气”好像在丝丝漏进来。这种“真空”得到填补，一方面是极大的幸福，一方面也带来不少的烦恼。我第一次领会到在这样“万籁无声，孤灯独照”的寂寞中，得到你这样默默无声地同在一起工作的幸福感。过去，那种“真空”是在下意识中埋藏着的，假使不去动它，也许就那样永远“真空”下去。我认识到自己的年龄、健康情况，所以虽然早就意识到这“真空”，却也没有怎么理会它。
尽管我年纪已经算是“一大把”，身体也不算健壮，但是我有着一颗和年龄不相称的心。我热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热爱生活，喜欢和年轻人玩耍，喜欢放声歌唱，总记不住自己的年龄，因此也有着年轻人的感情。
对自己年龄和健康情况的“客观事实”我是意识到的，若干年来，我都让它压制着那年轻的“主观心情”，从而形成了那么一个“真空”，深深地埋藏起来。但是这“真空”今天“漏了气”了。
我认识你已经十四五年了，自从你参加到系的工作以来，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给了我越来越好的印象。也许因为我心里有那么一个“真空”，所以也常常注意着你。(记得过去一两年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请你“有空来我家玩玩”吗?)但是也不过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关怀”而已。从来没有任何幻想。
今天竟然在你“工作”完了之后，求你坐下来，说是读林徽因的诗，其实是失去了头脑的清醒，借着那首诗，已经一时“忘掉腼腆，(已经)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了!我非常抱歉，非常后悔，我不应该那样唐突莽撞，我真怕我已经把你吓跑了。但已“驷马难追”怎么办呢?真是悔之无及。
亲爱的洙，必须告诉你，我非常非常珍惜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在夜深人静时，你在这里工作而“陪伴”着我的温暖。但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我用玩笑的方式所说的“三大矛盾”。即使对方完全是我所说的“三不要”的反面，而且她也不以我的“老、弱、丑、怪、残疾”而介意，我还是不愿意把自己这样一个“包袱”让别人背上的。因此，即使我今晚虽然一时冲动说了“一串疯话”，我却绝不会让自己更“疯”。
但是我有责任向你发出一个“天气形势预报”。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有时也可能说话“走火”，我深深地害怕这样“走火”把你吓跑了。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心里有“真空”，所以有时你说话可能无心，我可就听着有意。例如你今晚说，“一个人老不老不在他的实际年龄”。我这有心人就听着“有意”了；又如你说那位画家抱着作品来，并说我相亲要“用马车拉”，那是否也拉到你处呢?从这方面说，我又不是心直口快而变成“疑神见鬼”了。
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天你给我带来的愉快和温暖，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厚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这种感情并不是什么“一见倾心”的冲动，而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量变”到“质变”。这样的“质变”虽然使我(单纯从我一方面想)殷切地愿望你就这样，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荒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但不应该存在任何这种幻想，而且应该完全“保密”，但我今晚一时不慎，已经“泄密”了。你可以看出，我心里是多么矛盾。我既然“泄密”了，这就可能引起你许多疑虑和顾虑，导致你害怕，永远不再来了。我所希望的是你今后经常这样来看我，帮助我做些工作，或者聊聊天，给我这样――也仅仅是这样的温暖。
亲爱的朋友，若干年来我已经这样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久已习以为常，且自得其乐了。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向你正式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
送你走后，怎样也睡不着，想着你怎样在这苍茫月色中一人孤单地回去；辗转反侧良久，还是起来，不由自主地执笔写了这一大篇。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你看。我只知道，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吓坏了吗?
心神不定的成
18日晨2时
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一封信，但同时我又似乎并不十分惊讶，觉得也很自然。在我看信的时候，梁公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我。我一看完信，他就伸手把信收了回去，并低声地说，“好了，完了，你放心，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种说不出的苦恼的神色直视着我。我只是迷迷糊糊的，耳边响着他的话：“好了，完了……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我忽然感到一阵心酸，眼泪扑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梁公突然从我的眼泪中看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希望，他狂喜地冲到我面前，“洙，洙，你说话呀!说话呀！难道你也爱我吗?”我只是哭，一下扑到他的怀中，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愿离开他了，永远永远和他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恋爱过程，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漫步与徘徊，卿卿我我的海誓山盟，我们也没有海滨湖畔的浪漫嬉游。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可以永远铭记在心中的美景来回味。我们仅仅是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促膝谈心，倾诉衷肠。终于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了。
然而这一决定却给我招来了难以忍受的议论与指责，最令我难堪的莫过于来自思成弟妹与子女的不谅解。但这一切思成都勇敢地接过来，坦然处之。他用坚定平静的微笑慰藉我，他小心地保护着我。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的心仿佛是一只被猛兽追逐的小鹿，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只要抛开这些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了。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每天我们都过得很开心，往往是我刚要启齿，思成就替我把话说出来了，他了解我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
社会上对我们的婚姻议论刚刚平息不久，没有想到又发生了一桩令我更加难堪的事情。但是，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更加互相了解、更加信任、更加相爱了。
1959年为设计国家大剧院，我系曾对剧院建筑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除了收集当代国际上新老剧院的资料外，还派出大批学生对全国各大城市的剧场、影院、会堂作了调查，并收集了大量资料。后来虽然国家剧院的设计任务下马了，但为了总结这一段工作，我系编辑了《国外剧院图集》、《中国会堂剧场图集》、《2300座剧院设计总结》三大本书，每种均印两三千册。这些书的对外交流与出售工作一下子全交给了资料室。当时我负责资料工作才三年，平时日常工作已经很忙，再加上这一大批书的交流与发行就更加忙乱。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一点财务常识。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中学生来做，但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来动手。当时也不懂得把管“钱”和管“物”分开。因此在1963年开展“双反运动”(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时，一清查，发现了问题。售出的书和收入的钱对不上。开始我并不重视，我也没有想到新来的小兄弟会出什么问题。再说这批书的印刷取货交款等全部是学生办的，本来就是一堆乱麻。
有一天，我上班时发现有几个人在清点那些图集。我心中一动，为什么不由我们资料室的人清点?第二天“双反”办公室的同志便找我谈话，要我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我一听，脑子“嗡”地一声，像爆炸了一样，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坦白交待”，难道他们认为我贪污了吗?且不说问题能否弄清楚，就当前受到怀疑已足使我难以忍受了。我的心情再也没有比这更沉重的了，我怎样回去向思成交待?说我受到了怀疑，说我是冤枉的，他能相信吗?他将怎么看我?他会怎样对待我呢?回到资料室我一头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回家后我万分羞愧地向思成转述了“双反”办公室和我谈话的内容。他注意地听着，然后严肃地说：“你有责任帮助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我怎么搞清楚啊!如果我真的贪污了，我可以坦白，可是我没有，一分钱也没有，我交待什么呢?我经手的钱都交给××了，如果××贪污了，他不承认我永远也洗不清了。”
“双反”办公室找我谈话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对我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几乎每天都在哭，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一天我从系里回家，碰到总支书记刘小石正从里面出来，我的心一沉。果然我进屋后发现思成空前的严肃。他对我说：
“小石刚走，他和我谈了一些运动中的情况，组织对你的审查不是轻率的，不是无根据的怀疑，而是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他停了片刻又说:“你听着，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那就振作起来，帮助领导把问题弄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是相信组织的，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思成最后的话令我痛心。难道组织就不可能搞错吗?谁能保证领导就绝对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呢?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煎熬，反正现在大家都已认为我是有问题的了，我还不如搞个假交待呢。但我又不知道差额是多少，如果说了反而会说我是故意隐瞒真相，破坏运动，那不又罪加一等了吗?再说我也交待不出贪污了哪一笔钱，哪个单位的钱，更交待不出赃款的去向。我想这两年的日子也真够熬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不如死了算了。但是两个孩子怎么办?想起孩子我就更伤心了，我死了，谁来关心他们?谁来爱抚他们?我现在惟一缺少的是对组织的信任，我想只要我能坚信组织绝对不会搞错，只要有了这个信心我就得救了。我一边哭着一边断断续续地把自己的顾虑，把我那些不连贯的思想告诉给他，因为我边哭边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相信没有一句话是说清楚了的，也没有一句是说完整了的。但是思成听明白了，他告诉我说看见我这样痛苦，他也很难受。他说要有信心，绝不能搞假交待，既然领导上还没有做结论，就说明组织上处理问题是慎重的，是要反复核实的。
当时我们系“双反”办公室还向全北京市的建筑单位调查购买这三种书的情况，我是资料室的负责人，因此弄得各设计院“满城风雨”，都在传说林洙贪污了。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屈辱，我简直就无法再见人了，因为这些单位都是我在工作中经常要联系的。
这事传得连建工部杨春茂部长都知道了，一天思成在观看一个演出时正好与杨部长坐在一起，部长关心地问：
“你夫人的问题怎么样了?”
“现在还没有审查清楚。”
“你告诉她，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我们党有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由于牵扯到某些问题中去，往往被组织审查了十年八年，最后才调查清楚，重新工作。但也有些同志接受不了这种审查，走上了与党背道而驰的道路，这是很可惜的。”
思成回来高兴地向我传达了杨部长的关怀，并说杨部长建议我读一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最后的一章，于是我们一起读了起来。其中有一段话对解决我的思想包袱，就像将要枯死的禾苗逢到甘雨一般地起作用。
这些道理教育了我，革命前辈出生入死尚且受到审查，相比之下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过了几天在全系大会上，书记刘小石针对贪污分子说的一段话使我获得了更大的希望，他说:
“我们大家都应当尊重事实，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想蒙混过关，混是混不过去的。我们搞工作靠的是什么，当然不能只靠你们的交待。坦白交待与否，只能表明你们自己的态度，我们靠的是调查研究，我们越调查研究，就应当越接近事实，总不会越调查研究离事实越远吧?”
“越调查研究越接近事实，总不会离事实越远。”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我没有贪污，那么离事实越近就对我越有利。于是我恢复了清醒的头脑，认真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细节，一一向“双反”办公室做了交待。同时我想售书的事我交待不清，但这几年我的生活，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家庭开支是交待得清楚的。因此我把这几年间，我的工资及其他收入情况，我每月家用支出情况，我添置了哪些衣物等等，毫无保留地向“双反”办公室做了详细的交待。
后来，我担心的已经不是给我作什么错误的结论了，而是怕不给我作结论，因为不做结论，就等于还没有证明我是清白的。果然在运动结束时，“双反”办公室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不能作结论。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材料，大约有五六个人证明从我手中买了书，但查不到收据存根，记得总数只有50元。这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怀疑他们到底是否在我这里买的，当时我们系的财务员吩咐我们，为了节约使用收据本，凡是私人购书不要一一都开收据，而是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总开一张收据，这样结账更方便。因此当然有可能找不到存根。
我委屈极了，竟在“双反”办公室痛哭失声。其实从法律上看，这点材料是说明不了问题的。既然当初大动干戈地给人施加这么大的压力，还大张旗鼓地外调，给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那就应当认真负责地为审查对象做结论。但是不行，即使查不出问题也不甘心承认我的清白。当时对“不能做结论的人”也有一说，就是“挂起来”。对干部来说，把某人一“挂”，他们也就完成了任务。再不会考虑到被挂的同胞在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与压力。但是尊严与自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胜于生命的，不应受到损害。
1979年、1982年我曾两次被评为全系的先进工作者，1984年又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工作者。然而对1963年的审查仍然没有做结论。二十六年不做结论本身是否就是一个结论呢?
思成自从刘小石来和他打招呼的那天，和我谈了话之后，就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照旧是那么快乐。只是对我更关心，更爱护了。我没有想到他瘦小的身体里，在外表温和纤弱的身体内，却蕴藏着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摇的坚强力量。几乎全系、全校、全建筑界都在耻笑他的妻子是个贪污分子时，他却能泰然处之。他没有冷落我，而是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帮助我度过难关。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搁笔了。因为我找不出任何词汇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是感动、感激、尊敬、崇敬、信任，是更深的爱?啊，都不是，即使把这些全加起来也不能表达我的感情。我只明白了一点，为了他，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给予的。
我承认当我接过那份“申请书”时，虽然没有过多的惊讶，却也十分犹豫。难道我能代替林徽因的位置吗?我自信自己还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林徽因了。但眼下我却又感到和思成共同生活也很自然，我解不开这个谜。人们之所以对我们的结合反应如此强烈，也许就是把林洙和林徽因相比吧?也许梁思成和那位会煮咖啡的专家结婚，就会得到全社会的拱手庆贺，“真是天作良缘”了。但是倒霉的梁思成偏偏没有接受那位人大代表的“申请”，也没有考虑那“天作良缘”，却暗暗地向我这么个小人物，既无学历，又无官衔的小小资料员递上了他的“申请书”，难怪有人妄加猜测并得出结论：
“林洙就是想当建筑界第一夫人。”
一年来我和思成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对他的依恋也更深了。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他给我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我们之间能更加坦诚相见，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得到的。
我错了，我并没有代替林徽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被他人代替，何况林徽因。过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梁思成―林洙新生了。作为丈夫，梁思成不同于过去的梁思成，作为妻子，林洙不可能代替林徽因。过去梁思成是幸福的，现在他仍然是幸福的，也许其间的内涵不尽相同，也肯定不会相同。
1963年春，一个晴朗的天，我等他回来吃午饭，但到了下午一点他还没回来，我便先吃了。正在这时他捧着一盆仙客来回来了。我连忙安排他一起吃饭。饭后他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
“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去。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啊!当然不。”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却深深地自责了，为什么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神圣的，有时又是极娇嫩敏感的，它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现在她长眠地下，她亲爱的人在这里默默地站立着，献上了心灵的花。人们啊！请珍惜这安宁的一刻，不要去打扰他们吧!
思成永远是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我们相处的日子是多么快乐。他总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即使没有小故事，平时说话也那么诙谐有趣。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眉(我的小名)，你知道你丈夫的全部官衔吗?”
“当然知道。”
“不见得吧?你知道我还是寿协和废协的副主席吗?”
这可真把我问住了，我从没有听到过这两个协会，寿协?难道有专门研究长寿的协会?废协?是有关市政卫生方面的吗?我摇了摇头。他哈哈地笑着说：
“不知道了吧，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四十四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四十五公斤，一个四十七公斤。我们三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碰杆。废协，是废话协会。一天我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答得快：‘只有二两油（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不够抹的。’华罗庚接上来说，‘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他笑着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他当了废协的主席，我和华罗庚是副主席。”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是个大坏蛋!”
“眉，你知道你的丈夫还是个残废吗?”他说。我含糊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唉呀，林洙呀林洙！嫁给一个‘无耻之徒’(指无齿)还不够，还是一个‘瘸子’。”
他的左腿略短，我知道是在一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出生时是个畸形儿，两条腿撇开，两个脚尖相对，还不一样长。我生在日本，父亲请了一位日本的外科大夫给我治病。他建议把我的两脚扳正，用绷带扎紧，然后再放在一个小木盒子里，一个月以后我的腿果然治好了。不过现在我的脚板还是斜的，不像正常人是平的。”
我问他，他既是长子，为什么弟妹们称他二哥。
“因为在我上面还有一个男孩，但是出生后两个月就死了，所以我就算是老大。但我从小多病，身体瘦弱。一天我母亲梦见一个婴儿不住地向她啼哭，一个会圆梦的先生说，是我那死去的哥哥要求家庭承认他的地位。从此弟妹都改口叫我二哥，据说从那以后我的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
人与人之间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夫妇也不例外。尽管我们这样相爱，但仍然会有矛盾，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我的经历告诉我，夫妻之间不能仅凭一时间热烈的爱情，还应有诚挚的友谊，如果没有诚挚的友谊，那么热烈的爱情是不可能持久的，它早晚会淡漠。夫妇间要保持持久的友谊与爱情并不是容易的事，它要求双方都付出执著不懈的努力。产生矛盾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是否能真正解决矛盾，双方是否能坦诚地无保留地交换思想，达到互相的谅解与体贴。
婚后一段时间，我渐渐看出思成不喜欢我的大孩子哲，他疼爱小女儿彤。他对两个孩子在感情上的差异我完全能理解。因为哲儿从小多病，他能否活下来我曾一度失去信心。由于体质病弱使他不能正常地学习，并失去很多与同龄儿童一起活动的机会，这就养成他比较内向的性格。由于经常缺课，学习成绩自然较差，但他自己常做点小玩意，动手能力略强。
思成的自行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气门嘴与国产车不同，所以打气筒不用带夹子的气嘴。一天哲把打气筒给装上了一个夹子，正碰上思成要去开会，车子没气，气筒又被哲改装了，怎样也打不进气去。他一脑门的气冲我发作出来，我没吱声，但整个晚上我们失去了原有的亲密气氛。寒假时彤儿带着全5分的成绩册回来，哲的记分册出现了一个2分两个3分。思成很不高兴地批评他，哲一声不吭，把思成的一杯水喝得精光就走了。思成同样冲我发了火，又是一个无言的夜晚。
第二天思成到城里去开人代会，一周内不回来。他留下一张条子：“我不能不坦白地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沉默，你知道我的工作多么繁忙，需要休息，需要安宁。不能总为一点小事对你左哄右哄，千求万求。对哲我已经越来越失望，越难以忍受他的缺点。也许我应当帮助他改正。但一切均受到我的精力和神经的限制，恕我不能奉陪了。”
这封信使我又委屈，又伤心，我哭了。我想起社会上多少再婚的夫妇，往往因为处理不好与继子女的关系，终究不得不离异，难道我与思成也逃不出这个命运?对孩子我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也许需要我做出重大的牺牲，当然也会包括最珍贵的爱情。但是思成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我冷静地考虑后认为思成有正确的一面，尽管这是个很难处理好的关系，但是我要努力。
当天晚上他打回电话，我知道他有点后悔早上留下的便条，我告诉他，我会把我的想法写给他。第二天我托张光斗先生给他带去一封信。
我的朋友：
我认为我没有半点过错。是的，有时候我沉默了，但这难道是因为哲?不是的，我们之间的每一次别扭我都记得很清楚。我无须多说你是知道的。我曾想过，我们之间的矛盾向来都是在思想认识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解决的。完全不是你所说的“左哄右哄，千求万求”。我常为有这样理解我的丈夫而感到无比幸福，难道你并没有我这样的体会?我感到多么失望！！
为哲闹别扭共两次：一次在夏天，一次是前晚。夏天是因为他把打气筒改装了(他是出于好心，但是事先没有征得爹爹的同意)，而你不是对他，竟是对着我发泄你的不满，我的确感到很难接受这种无故的责难。
哲的缺点我是看到的，我也基本上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你把我找到跟前，不是帮助我教育孩子，不是帮助我分析问题，而只是告诉我你对孩子的“失望”和“气愤”。这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理解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面临着一个短期内自己完全解决不了的严重矛盾。我感到困难，困难得很。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了你正确的意见，如不给孩子零食和过多的电影票。
另外我也有不同意你的地方，我认为哲这样的孩子，由于他的缺点已经形成，而我们又不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因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就更困难，更得有原则，更得抓住主要问题。比如喝水的事，我就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大错，这也许是母亲的偏见，难道你不能帮助我正确地认识错误吗?
而你留下这样的信扬长而去!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神经”我不理解。我只知道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对社会负有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对于家庭则又更多了一层责任。我不认为这会受什么“精力和神经”的限制。
你的信我附上，希望“老爷”也再读一读，也许对你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你问我这两天是怎么度过的吗?白天我努力把思想集中在工作上，晚上孩子睡了，再看看你的信想想问题。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多么多么想念你，无比需要你。我等待着，心灵的这一寒流只有你能把它驱散。
眉12.23深夜
第二天晚上思成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我的信非常难过，他向我承认错误，今后改正。思成没有食言，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为孩子的事不快。他开始注意到哲的长处，并常常鼓励指导他自己动手做些小仪器或小玩意。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始终梗在我的心中，就是我们与再冰之间的不愉快，这事虽然不是我的过错，但总是因我而起。思成与再冰之间父女情深，他对再冰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思想和缺点，他们常常谈心。而现在，他们疏远了。因此我更加感到我们的结合，思成同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内疚，又无能为力。
1965年，再冰突然来电话说她即将与中干(她爱人)同去英国工作几年，行前要来看我们。我为她们父女关系的缓和感到欣喜与安慰，同时也还有某种说不出的复杂心情。
那天再冰、中干带着孩子来看我们，她走到我面前，直视着我伸出手来，紧紧地一攥，我的心随之颤抖了一下。我知道，这深深的一攥，表示她对我的谅解，表示她远行前把父亲和外婆交给我的重托，我几乎掉泪。
两天后我出发到延庆参加“四清”去了，所以没有为她送行。在她行前，思成带着老太太去看她，他们一同照了相。分别时再冰突然搂着思成亲他，哭得十分伤心。她到伦敦后虽然来信，也只能是平安家书。
没想到几年后等再冰回国时，思成已住进北京医院。她永远失去了过去那个乐观、诙谐和朝气蓬勃的父亲，再冰说，“他不爱说笑了，也不像过去那样有信心和开朗了，有时似乎茫然若有所失……我在心里流下了泪。”
后来虽然再冰常到医院看他，在1971年的除夕，她为了让我休息，还来陪思成过了一夜。但她始终没有寻找回来过去的梁思成――她亲爱的爹爹。
中国网 2004年6月11日
2004年6月10日是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清华大学出版社将出版《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女士，以女性特有的叙述角度和方式，回顾了自己40年来所目睹的梁思成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遭遇，忠实地记录了她与梁思成相识、相知、相恋并一同走过的苦难岁月。以下摘自该书。
北京解放不久，我收到父母辗转从香港寄来的信，得知父亲已到厦门工作。我们家也从上海迁到厦门去了。因为哥哥已在北平解放前返回上海，所以父母对我一人留在北平很不放心。这种担心自然和他们对共产党不了解有关。因此，父母觉得既然我已和程应铨有了婚约，就希望我们尽快结婚以免挂念。我也就按照父母的意思办了。
但是，我那时除了从家里带来的几件首饰外，身无分文。为了安个小家，我准备卖掉一些首饰。那时林先生还健在，她知道了把我找去，问我有困难为什么不告诉她，我没话可说。接着她告诉我，营造学社有一笔专款是用来资助青年学生的，并说我可以用这笔钱。她看我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立刻说：“不要紧的，你可以先借用，以后再还。”并且不由分说地把存折给了我。
第二天我到银行取了些钱，发现这是梁思成的存折，我心中很疑惑。在还回存折时我问起林先生，她笑着说，学社的钱当然用梁先生的名字存啊!
她还送了我一套清代官窑出产的青花瓷杯盘作为礼物，可惜当时我对这份礼物的价值毫无认识。一天，王逊先生看见我用这套茶具待客，吃惊地说：“喔！你就这么用它?”我却学着当时流行的口头语说：“它也要为人民服务。”王逊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我现在每想起这件事，眼前就出现王逊那苦笑的脸，林洙啊！林洙!你真是浅薄而无知。
后来当我提起要归还那笔钱时，林先生总是很快把话题岔开，而且她说话时别人是没有插嘴的余地的。一次，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问她是否能让我再把钱存回银行，她却一挥手说：“营造学社已不存在了，你还给谁呀?”我刚要申辩，她摆出一副长辈的神情严厉地说：“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吓了一跳却又无可奈何。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详细地了解了梁思成毕生的经历后，才弄清楚营造学社正是因为没有经费才停办的，最后的那点钱，也都分给社友作为北上的旅费了，哪还有什么专款?
我与梁、林二人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自己谈起曾对别人有过什么经济上或事业上的帮助。比如梁思成为创办敦煌研究所的经费奔走这等大事，要不是常书鸿先生的回忆，谁也不会知道。他们的欢乐在于看到了成功的建筑设计，或发现了珍贵的古建筑，或得以欣赏优美的艺术品。他们也常为某些人类的艺术珍品被糟蹋、破坏、摧毁而痛心疾首。同时他们又都是语言锋利的批评家，对某些拙劣的作品，他们是不会沉默的。
梁思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建筑师比一般人更幸福，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筑师又比一般人更苦恼，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丑的作品。”
1951年我有了孩子以后，渐渐地陷在家务事中，我也感到十分矛盾。千千万万个妇女走出家庭的小圈子投入社会，而我却把自己关进了小圈子。我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不久我患了肺结核病，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健康，把我调回清华大学工作。
1953年我调到清华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绘图。建筑史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主要成员有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三位古建筑专家和两位年轻教师。
我在重工业部是绘施工图，到了清华却要画古建筑图。对古建筑我可是一窍不通。虽然听过梁先生的建筑史课，但那也只是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有个大体印象，要画详细的构造图却十分不容易。我开始阅读梁先生写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学社汇刊》上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当我独自艰难地啃着这些调研报告时，林先生平时与我闲谈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各种评论又都回到我耳边来。它大大地帮我理解了这些报告。我尽情地享用着营造学社留下来的大批资料，努力地学习着古建筑。
莫宗江教授常常和我谈起他当初给梁先生画图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梁先生有时也来看看我画的图，他总是生动地指出我的缺点。一次我在图上注字时离屋脊太近了，他看了后说：“注意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看上去好像屋脊上落了一排乌鸦。”说到这儿，他淘气地对我眨了一下眼睛。从此之后，我每在图上注字，都要反复推敲一下，生怕再出现“乌鸦事件”。
经常指导我工作的是刘致平和莫宗江两位教授。他们都是从营造学社时期就追随梁公的老朋友了。刘致平还是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的学生。因此我们在工作之余，也自然地谈到东大建筑系，谈到当年营造学社的工作。慢慢地，梁公早年在东大的教学活动和在营造学社的活动，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没想到1955年以后我被调去担任系秘书工作，1957年以后又调去做资料工作，从此离开了我喜爱的古建筑。但是这短暂的两年绘图，对我此后的工作以及编辑《梁思成文集》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7年整风运动中程应铨犯了“错误”，对他的批判帮助是在民盟小组会上进行的，领导让我也参加。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每次都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些什么错误，同志们的批判我也听不大懂，回到家里我想帮助他，希望他的检查能深刻些。我不认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但是人总是有私心的，也许他对某些工作上的安排不满意，因而对组织或领导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建议他从这方面找找根源，他拒绝了。我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在思想上包得很紧的人，甚至对我他也不愿深谈，他终于被划为右派。
组织给他做结论时，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状是：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上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专家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那时我对政治一无所知，虽然我不明白这算是什么罪行，有多严重，但那时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
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来问我：“妈妈，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和右派划清界线?”我将何言以答?
最后我决定离开他，独自喝下这杯苦酒!
程应铨被划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我被调离系秘书的岗位，去从事资料工作。我很高兴，因为我喜爱资料工作。
一天，我在资料室的书堆中发现两个厚厚的英文活页笔记本，这是某人在学习西洋建筑史时做的笔记，一页页整洁的打字，隔两三页就有一张插图，有平面图、立面图、透视图和剖面图。全部都是钢笔徒手画的，线条活泼又严谨。我被这些精美的作品吸引住了，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我慢慢地看出了一点眉目。这是一个极用功的学生学西方建筑史的笔记，笔记中除记录老师讲课的内容外，还就每一座建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并从中摘抄下重要的评论，然后又根据照片或书中插图画成了这些小钢笔画。好家伙！这是个什么人哪?西洋建筑史我学过，而且听的是梁先生的课，虽然同学们都很爱听这门课，但也没有见到有谁下这么大的功夫。我继续看下去，发现有的画上有一个①字，同时还有一个印章，中心写着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外圈是SCHOOL OF ARCHITECTURE(建筑学院)。我恍然大悟，对!这是梁先生当年的笔记本。想起他讲西方建筑史时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并以他渊博的学识古今论证、中西对比，那正是他几十年来严谨治学的硕果。
为了证实这本笔记的主人，我找到梁家，拿出笔记请梁先生看。他接过笔记本说：
“对!这是我的。”然后一声不响地翻阅起来。我相信，他的思绪一定随着这些画回到了费城的宾校，或者和林徽因一起回到了罗马。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意识到我还站在那里，急忙让我坐下，像哄孩子似的递给我一碟糖。我噗哧一声笑了说：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啊，什么问题?”他茫然地问。
“您是不是要收回这个笔记本。”
“啊，不！不！它早已充公了，我早已把它送给教研组了。现在既然在你那里，就由你来保管吧。”我又问他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图上有印章，但大部分都没有。他告诉我说，①是1分，美国学校也是实行5分制，但最高分是1，最低分是5，正好和我们现在的5分制相反。有印章的是教师要求完成的作业，没有印章的是他自己画的。我说了声谢谢，不知怎么搞的又傻头傻脑地冒出一句:“您真了不起。”他笑了笑说：
“没什么，这是笨人下的笨功夫，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笨人下的笨功夫。”我从梁家出来，耳边一直响着这句话。后来在工作中，每当我面对着上千张漫无头绪的图片或资料时，“笨人下笨功夫”这句话就回响在我耳边。我也就硬着头皮一张一张地把它们弄清楚，整理出来。我的业务能力，也就在这种“笨功夫”中不断提高。
我把梁先生笔记中的钢笔画，挑选了一批放在镜框中，在资料室展出，这吸引了全系的师生来看。那一年建筑史课的学生成绩比往年大大地提高，我很高兴，并暗暗地把这个功劳记在自己的记功册上。
1959年竣工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是建国以来最豪华的建筑了。作为建筑学的资料室，我认为清华应当拥有这些新建筑的图片资料。但四十年前照相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我们系没有这个力量去收集拍摄。我知道北京建筑设计院拍摄了大量新建筑的照片，但是他们不对外提供。我看着这些精美的照片垂涎三尺，但左求右求他们就是不给我，我灵机一动，去找梁先生帮忙。梁先生听我说完来意，很高兴地给北京建筑设计院沈勃院长写了封信，并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尽管去找他。我高兴极了，拿了这封信，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得到了这批图片，还在系里办了个十大工程图片展览。
在我找梁先生帮我写介绍信的那天，我在他的书架上东翻翻西看看，发现有不少好资料堆在那里。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过了好几个月，一天，泗妹有事要请教梁公，她要我陪她前往。在他们谈问题时，我又去翻看这些资料。“真是些好资料。”我想。看见好资料就想把它弄到手，这也许是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癖好。我想起吴良镛要我帮忙整理资料的事，就问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没想到这句话受到他极大的欢迎。他说：
“唉呀!你看我简直是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很多东西该扔掉，因为没有清理不敢扔。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我这个字纸篓越来越大，快把我埋起来了。你能来帮我整理，那真是太好了。”
“但有一个条件，”我说，“有些资料您看过了就送给资料室。”他听了哈哈一笑说：
“可以，可以，你真是个好资料员。”
我们临走时他又叮问我一句:
“林洙，你什么时候来?”
“星期一吧!”
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不错，那时候大挂历还很少见到，但是梁公那里却一卷一卷的一大堆，有的已过期两三年了。期刊杂志也多得要命，还有各种新书，有他自己订购的，但多半是赠阅的。还有无数的信件、通知……
我意外地发现梁公还订了不少文艺刊物，如《文艺月刊》、《收获》……就连《中国青年》这种年轻人的读物他也订，看来他还挺爱读，这些杂志全都整齐地排在卧室的书架上。
开始我有点后悔，因为资料并不多，大部分是些信件。有些信需要答复，由他口授，我写了简单的回信，有的信转给有关单位去处理。我感到工作很枯燥，我们交谈不多。过去在梁家是以林先生为中心，他自然说话不多，现在他仍然说话不多，但很亲切。渐渐地我和他之间长幼辈的关系淡漠下来，朋友关系逐渐增长了。
有一天，一封求婚信彻底改变了我和梁公的关系。
那是一封外埠的来信，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说她在出席人大会时见到梁公，十分仰慕他，并关心他的生活。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提出要与梁先生结为伴侣，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这么有趣的事，对我来说还是生平头一次遇见，对我当时枯燥的工作来说也是一点提味的盐。我开心得都要唱起来了，我抓过一张纸写上：
亲爱的××：
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速于×日抵京，吾亲往北京站迎迓，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
×月×日
我强忍着笑，轻轻地向梁公走过去，一本正经地递上信说：
“您看这样回行吗?您签个字吧！”
梁公接过信开始有点茫然，但立刻就看出是我的恶作剧，等他看完对方的来信，我们相对大笑了起来。我笑得开心极了，又接着逗他说：
“哈哈!您居然脸红了。”他真的脸红了，微微显得有点窘，但又流露出些微得意，假装板着脸说：
“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我仍旧笑得很开心，但我发现他脸上竟有一个深长的酒窝。怎么?我从来也没注意到他脸上有酒窝。我还看到了他的一双眼睛，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我在小说中见多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现在这双眼睛就像年轻人一样地看着我，他在说什么?我不由自主地避开他的视线。
他慢慢地和我谈起，自从林徽因去世后，有不少人关心他的生活，也有些人要给他找个老伴，但他就是不搭理。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我是个‘三要’、‘三不要’的人。”
“什么‘三要’、‘三不要’?”
“那就是：老的我不要；丑的我不要；身体不好的我不要。但是反过来年轻的、漂亮的、健康的人就不要我这个‘老、弱、病、残’了。”他又说:“×某我们年轻时就认识，她很会煮咖啡，有时也邀我去她家喝咖啡。有人想给我们撮合撮合，可我就是不抻头！”
“为什么?”
“我怕老姑娘。”他哈哈地笑了，接着又说:“有时我也很矛盾，去年老太太大病了一场，把我搞得好狼狈，六十岁的女婿照顾八十岁的岳母。”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又说：
“我爱吃清淡的饭菜，但是老太太爱吃鱼肉，真没办法。记得你做的豆豉炒辣椒吗?真好吃。”
我想起那是林先生在世时，我常常在梁家吃饭。她总抱怨刘妈不会做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做了一个豆豉炒辣椒带去。没想到这个菜大受梁先生和金岳霖先生的赞扬。
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常常聊天，开始从书架上的《文艺月刊》、《收获》等刊物中的短文谈起，我们越谈越投机。过去我和林先生交谈都是她说我听，现在却相反，往往是我说梁先生听，他很少打断我的谈话，总是专心地、静静地听。不知怎么搞的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眼下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
我谈到我喜欢沈从文和曹禺的作品。巴金的《家》，经曹禺改编后，我就特别爱读，我认为他塑造的瑞珏真是善良与美的化身。不过，我也很困惑，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文学作品中除了诗、词、歌、赋外，小说却少得可怜，比起欧洲和苏俄这方面的作品都差得太远了。他说：
“我不是研究文学的，不过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造成的。几千年统治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极端轻视妇女，‘妇女是半边天’嘛，丢掉你们这半边天还怎么可能去真实地描写社会。儒家是回避男女之间的爱情的，因而也就丢掉了欧洲社会所经常接触的‘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又是极残酷的，文学家更难以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揭露社会。所以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写出了‘三吏’，‘三别’就更显得伟大。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我们的近代文学也就不可能一下子繁荣起来。”
我又说：解放后的文艺作品我读得很少，喜欢的也不多。书中的主人翁总是一个空壳，他们没有血，没有肉。要是换个名字，换身服装，就能改变身份。1949年以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我最喜欢柳青写的《创业史》，但《创业史》中，老一辈的人物比小一辈的写得好，梁三老汉写得很成功。听说柳青写《创业史》在农村蹲了八年，真不简单。
我又谈到苏联的文学作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早期革命者，像《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中的学生，像《勇敢》里的共青团员，像《收获》中的农庄妇女，都写得有血有肉。我特别喜欢《康庄大道》这本书。作者通过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场战役，论述了“英雄与凡人”，“司令和士兵”，“纪律与民主”，“勇敢与怯懦”，“弱小与强大”……一连串的辩证关系，有很深的哲理，有时只通过一个动作的描写就能把人物的灵魂揭示给读者。我永远不能忘记书中描写的一个临阵吓蒙了往后逃跑的士兵，在依照军法枪决他时，这个士兵挺起胸、扣上了风衣扣的动人情景。我说我看过几篇描写战争的作品，但没有一篇能和《康庄大道》相比。
对我来说，我感到《收获》中的女主人的某些处境与我有些相同。她的丈夫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她在生活中碰到了真正了解她并爱她的人，但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她和爱她的人分手了。后来她还是和丈夫分居了。但在她自己的努力下，工作取得了成绩，获得了劳动者应有的荣誉，迫使她的丈夫重新认识她，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又恢复了家庭。我很喜欢书中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
“讲荣誉地过生活，凭良心地做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又讲起《勇敢》中描写的一批共青团员，他们各有不同的优缺点，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是每个人都有可爱之处，可以感觉到作者带着最大的热情来写他们，她爱她笔下的小人物。尽管有的人缺点还不少。
我简直是滔滔不绝，好像要把几十年闷在心中的话一下子都倒出来似的说个没完。他显得那么有兴趣地听着，偶尔也说几句话。
一天，他问我和程应铨离婚除了政治原因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政治原因只是近因。”我说，“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尊重我。我觉得夫妻之间最起码的是要能真诚相待，这是最根本的，只有做到真诚，互相之间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才谈得上谅解与体贴。”
梁公不住地点头说：
“是的，是的。”
“他对我缺少最基本的‘真诚’，当然我也没有去争取。”我接着说，“在生活中不和谐的事、令人伤心的事就更多了。比如前几年他有了一些稿费收入，我希望能有计划地使用这笔钱，但他就要随便花，我最反对的是去买些名贵的烟酒。我们有两个孩子，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有时两人意见矛盾尖锐了，他就说：‘这是我劳动得来的钱，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夫妻之间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有什么意思?”说到这里，我见他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真的吗?他会这样说?”接着，问我有没有正在进行中的对象。我笑了笑说：
“有过一个，我的表哥给我介绍过―个国画家，我们约好在颐和园见面。他是背着画夹来的。没走几步，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画夹子，请我欣赏他的画，我想，我是挑丈夫，又不是挑画，画得好有什么用，再说那儿也不是个看画的地方。总之我觉得挺可笑的，找个借口溜了。可是他挺来劲儿，提了两斤猪肉送到我表哥那儿，请他多多帮忙。”梁公本来已感到很可笑，再听我说到两斤猪肉便大笑起来。
我又说:“您要是像他那样带着自己的作品去相亲，那您就得赶着马车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要和我结婚，但是失败了。”过了一会儿我的心情有些黯淡地说，梁公也显得严肃了起来。“这件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
“在昆明时，我们兄妹都在西南联大的附属中小学就读。我小学六年级时有个联大的学生常给我的小妹妹画像。后来哥哥转入云大附中高中学习，一天他回来告诉我说：‘我们的音乐老师莫愚,就是给小妹画像的那个大学生，这人很奇怪。他不像别的教师只教乐谱和唱法，而是先讲怎样欣赏音乐，还介绍了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有一天他找我去谈话，好像对我们家很熟悉，还说想认识你。’大约过了半年，一天，莫愚真的找到我们家来，哥哥正要去看电影，急忙把他介绍给我就溜了。我很窘，本来听哥哥谈到他，还觉得这人有点意思，但是一接触，我就实在受不了他的酸味。父亲对这位不速之客很关心，不时在窗外走动。我却如坐针毡，一句话也没有。他说:‘听家举(哥哥)说你爱好作文，能给我看看吗?’我如释重负般跑出去拿作文本。他问我能否借他带回去看看，我急于把他打发走，便同意了。临走时他告诉我，他已转到离我家不远的女二中任教。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上学或回家时都会在翠湖或丁字坡碰见他，他总是站在路边对我一笑。1945年我家迁回江南，临行前我想去取回我的作文本，但想起他的酸劲，干脆不要了。但到了上海，想想还是不甘心把作文本留在他那里，又写信去请他把作文本寄还我。
“我与程应铨订婚北上后，一天，莫从长春寄给我一封信。厚厚的几大页纸，详细地叙述了十一年来他对我的爱慕，并说这种感情当我还是个小学生时就产生了，那时因为我还小，他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能理解他……最后他要我真实地告诉他，我的生活是否幸福。
“那时我正在读一些有关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通俗读物，心想我与他总共只接触过一两次，加起来我没有说上十句话，哪儿来的爱情，这个人有点不正常。于是我回信告诉他我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得很幸福(其实不然)。我批评他对我的感情是唯心的，因为没有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他爱的是自己虚构的人物。我还建议他尽快建立自己的家庭。
“到了1958年我已经离婚，一天又收到他的信，他告诉我十七年来他对我的感情仍旧没有变。并告诉我他病了很久，现正在北京阜外医院治疗。十七年!人生有几个十七年，我终于被他打动了。我去医院看他，但是晚了，在交谈中我得知他已于1955年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个外科大夫，很爱他。但他们的结合并没有使他忘掉我。对这点他的妻子很敏感，因此两人尽管‘举案齐眉’，却各有各的苦恼，我能说什么呢?住院期间他的病情有了反复，要做第二次肺切除。在手术前我去看他，他苦苦地追问我，对他的感情是否改变了，我点了点头。
“他出院后告诉我，准备回去解除自己痛苦的婚姻，他一定要和我生活在一起。大约三个月后，他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在他提出离婚的要求后，他的妻子曾自杀，虽然得到挽救，但终生致残，他不可能再离开她。他要求我能常给他写信，那是他惟一的安慰。他说，‘为了和你生活在一起，我做了一切的努力，但是失败了……’收到那封信的那天晚上，清华正要召开一个全校资料员的大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但是我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没有回信，我同意保尔的一句话‘如果不能作为最亲近的人留在身旁，那就什么也不是’。”
我一口气说完了这个长长的故事，心情有些沉重。梁公看着我说：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它太像小说，太悲惨了。”
“有时候我常想，到底有没有‘一见钟情’?对他的不幸我有没有责任?”
“你真善良。”他叹了口气。
我忽然想起，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就问梁公，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梁公笑了笑说：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他又笑了笑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我耳旁老响着这两句话：
“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与情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高度去观察去理解社会。
我们就这样倾心地交谈着，我回家的时间也从九点推迟到九点半，甚至十点。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我感到和他呆在一起有无限的温暖与宁静，同时觉得得到了许多的东西。得到了什么?在知识方面?在道德方面?抑或在感情方面?不，我说不清楚。
一天，梁公拿出一本他亲手抄录整理的林徽因的诗给我看。这是林先生去世后他整理的，他调皮地眨一下眼睛说，可惜不是白绢的封面，也没有白玫瑰。一个精致的黑皮封面的厚本子，抄录了林徽因发表过的和没有发表的作品。我读着林徽因美丽的诗句，看着梁公那一行行漂亮的字，感到这真是一件无价之宝。他特意选一首他喜爱的诗念给我听，念完最后一句“忘掉腼腆，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时，抬起头来，我又看见了他那会说话的眼睛。那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荣幸，和梁公一起欣赏林徽因的诗。同时也感到还有另外一种感情在我心中升起，它迅速地膨胀着。
第二天，我刚进门，梁公就把我叫过去，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最近以来给我做清仓工作。除了感谢你这种无私的援助外，还感谢――不，应该说更感激你在我这孤寂的生活中，在我伏案“还债”的恬静中，给我带来了你那种一声不响的慰藉。这是你对一个“老人”的关怀，这样的关怀，为一个“老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不仅是受到关怀的人，即使是旁观者，也会为之感动的。
你已经看到我这个“家”，特别是在深夜，是多么清静。(你的“家”是否也多少有点同感?)若干年来，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并且自以为“自得其乐”。情况也确实是那样，在这种静寂中，我也从来不怎么闲着，总是“的的笃笃”地忙忙碌碌，乐在其中。但是这几个晚上，由于你在这里，尽管同样地一小时、一小时地清清静静无声过去，气氛却完全改变了。不瞒你说，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这几天来，我意识到这“真空”有一点“漏气”，一缕温暖幸福的“新鲜空气”好像在丝丝漏进来。这种“真空”得到填补，一方面是极大的幸福，一方面也带来不少的烦恼。我第一次领会到在这样“万籁无声，孤灯独照”的寂寞中，得到你这样默默无声地同在一起工作的幸福感。过去，那种“真空”是在下意识中埋藏着的，假使不去动它，也许就那样永远“真空”下去。我认识到自己的年龄、健康情况，所以虽然早就意识到这“真空”，却也没有怎么理会它。
尽管我年纪已经算是“一大把”，身体也不算健壮，但是我有着一颗和年龄不相称的心。我热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热爱生活，喜欢和年轻人玩耍，喜欢放声歌唱，总记不住自己的年龄，因此也有着年轻人的感情。
对自己年龄和健康情况的“客观事实”我是意识到的，若干年来，我都让它压制着那年轻的“主观心情”，从而形成了那么一个“真空”，深深地埋藏起来。但是这“真空”今天“漏了气”了。
我认识你已经十四五年了，自从你参加到系的工作以来，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给了我越来越好的印象。也许因为我心里有那么一个“真空”，所以也常常注意着你。(记得过去一两年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请你“有空来我家玩玩”吗?)但是也不过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关怀”而已。从来没有任何幻想。
今天竟然在你“工作”完了之后，求你坐下来，说是读林徽因的诗，其实是失去了头脑的清醒，借着那首诗，已经一时“忘掉腼腆，(已经)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了!我非常抱歉，非常后悔，我不应该那样唐突莽撞，我真怕我已经把你吓跑了。但已“驷马难追”怎么办呢?真是悔之无及。
亲爱的洙，必须告诉你，我非常非常珍惜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在夜深人静时，你在这里工作而“陪伴”着我的温暖。但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我用玩笑的方式所说的“三大矛盾”。即使对方完全是我所说的“三不要”的反面，而且她也不以我的“老、弱、丑、怪、残疾”而介意，我还是不愿意把自己这样一个“包袱”让别人背上的。因此，即使我今晚虽然一时冲动说了“一串疯话”，我却绝不会让自己更“疯”。
但是我有责任向你发出一个“天气形势预报”。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有时也可能说话“走火”，我深深地害怕这样“走火”把你吓跑了。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心里有“真空”，所以有时你说话可能无心，我可就听着有意。例如你今晚说，“一个人老不老不在他的实际年龄”。我这有心人就听着“有意”了；又如你说那位画家抱着作品来，并说我相亲要“用马车拉”，那是否也拉到你处呢?从这方面说，我又不是心直口快而变成“疑神见鬼”了。
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天你给我带来的愉快和温暖，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厚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这种感情并不是什么“一见倾心”的冲动，而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量变”到“质变”。这样的“质变”虽然使我(单纯从我一方面想)殷切地愿望你就这样，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荒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但不应该存在任何这种幻想，而且应该完全“保密”，但我今晚一时不慎，已经“泄密”了。你可以看出，我心里是多么矛盾。我既然“泄密”了，这就可能引起你许多疑虑和顾虑，导致你害怕，永远不再来了。我所希望的是你今后经常这样来看我，帮助我做些工作，或者聊聊天，给我这样――也仅仅是这样的温暖。
亲爱的朋友，若干年来我已经这样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久已习以为常，且自得其乐了。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向你正式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
送你走后，怎样也睡不着，想着你怎样在这苍茫月色中一人孤单地回去；辗转反侧良久，还是起来，不由自主地执笔写了这一大篇。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你看。我只知道，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吓坏了吗?
心神不定的成
18日晨2时
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一封信，但同时我又似乎并不十分惊讶，觉得也很自然。在我看信的时候，梁公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我。我一看完信，他就伸手把信收了回去，并低声地说，“好了，完了，你放心，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种说不出的苦恼的神色直视着我。我只是迷迷糊糊的，耳边响着他的话：“好了，完了……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我忽然感到一阵心酸，眼泪扑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梁公突然从我的眼泪中看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希望，他狂喜地冲到我面前，“洙，洙，你说话呀!说话呀！难道你也爱我吗?”我只是哭，一下扑到他的怀中，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愿离开他了，永远永远和他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恋爱过程，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漫步与徘徊，卿卿我我的海誓山盟，我们也没有海滨湖畔的浪漫嬉游。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可以永远铭记在心中的美景来回味。我们仅仅是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促膝谈心，倾诉衷肠。终于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了。
然而这一决定却给我招来了难以忍受的议论与指责，最令我难堪的莫过于来自思成弟妹与子女的不谅解。但这一切思成都勇敢地接过来，坦然处之。他用坚定平静的微笑慰藉我，他小心地保护着我。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的心仿佛是一只被猛兽追逐的小鹿，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只要抛开这些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了。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每天我们都过得很开心，往往是我刚要启齿，思成就替我把话说出来了，他了解我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
社会上对我们的婚姻议论刚刚平息不久，没有想到又发生了一桩令我更加难堪的事情。但是，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更加互相了解、更加信任、更加相爱了。
1959年为设计国家大剧院，我系曾对剧院建筑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除了收集当代国际上新老剧院的资料外，还派出大批学生对全国各大城市的剧场、影院、会堂作了调查，并收集了大量资料。后来虽然国家剧院的设计任务下马了，但为了总结这一段工作，我系编辑了《国外剧院图集》、《中国会堂剧场图集》、《2300座剧院设计总结》三大本书，每种均印两三千册。这些书的对外交流与出售工作一下子全交给了资料室。当时我负责资料工作才三年，平时日常工作已经很忙，再加上这一大批书的交流与发行就更加忙乱。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一点财务常识。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中学生来做，但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来动手。当时也不懂得把管“钱”和管“物”分开。因此在1963年开展“双反运动”(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时，一清查，发现了问题。售出的书和收入的钱对不上。开始我并不重视，我也没有想到新来的小兄弟会出什么问题。再说这批书的印刷取货交款等全部是学生办的，本来就是一堆乱麻。
有一天，我上班时发现有几个人在清点那些图集。我心中一动，为什么不由我们资料室的人清点?第二天“双反”办公室的同志便找我谈话，要我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我一听，脑子“嗡”地一声，像爆炸了一样，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坦白交待”，难道他们认为我贪污了吗?且不说问题能否弄清楚，就当前受到怀疑已足使我难以忍受了。我的心情再也没有比这更沉重的了，我怎样回去向思成交待?说我受到了怀疑，说我是冤枉的，他能相信吗?他将怎么看我?他会怎样对待我呢?回到资料室我一头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回家后我万分羞愧地向思成转述了“双反”办公室和我谈话的内容。他注意地听着，然后严肃地说：“你有责任帮助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我怎么搞清楚啊!如果我真的贪污了，我可以坦白，可是我没有，一分钱也没有，我交待什么呢?我经手的钱都交给××了，如果××贪污了，他不承认我永远也洗不清了。”
“双反”办公室找我谈话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对我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几乎每天都在哭，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一天我从系里回家，碰到总支书记刘小石正从里面出来，我的心一沉。果然我进屋后发现思成空前的严肃。他对我说：
“小石刚走，他和我谈了一些运动中的情况，组织对你的审查不是轻率的，不是无根据的怀疑，而是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他停了片刻又说:“你听着，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那就振作起来，帮助领导把问题弄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是相信组织的，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思成最后的话令我痛心。难道组织就不可能搞错吗?谁能保证领导就绝对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呢?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煎熬，反正现在大家都已认为我是有问题的了，我还不如搞个假交待呢。但我又不知道差额是多少，如果说了反而会说我是故意隐瞒真相，破坏运动，那不又罪加一等了吗?再说我也交待不出贪污了哪一笔钱，哪个单位的钱，更交待不出赃款的去向。我想这两年的日子也真够熬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不如死了算了。但是两个孩子怎么办?想起孩子我就更伤心了，我死了，谁来关心他们?谁来爱抚他们?我现在惟一缺少的是对组织的信任，我想只要我能坚信组织绝对不会搞错，只要有了这个信心我就得救了。我一边哭着一边断断续续地把自己的顾虑，把我那些不连贯的思想告诉给他，因为我边哭边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相信没有一句话是说清楚了的，也没有一句是说完整了的。但是思成听明白了，他告诉我说看见我这样痛苦，他也很难受。他说要有信心，绝不能搞假交待，既然领导上还没有做结论，就说明组织上处理问题是慎重的，是要反复核实的。
当时我们系“双反”办公室还向全北京市的建筑单位调查购买这三种书的情况，我是资料室的负责人，因此弄得各设计院“满城风雨”，都在传说林洙贪污了。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屈辱，我简直就无法再见人了，因为这些单位都是我在工作中经常要联系的。
这事传得连建工部杨春茂部长都知道了，一天思成在观看一个演出时正好与杨部长坐在一起，部长关心地问：
“你夫人的问题怎么样了?”
“现在还没有审查清楚。”
“你告诉她，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我们党有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由于牵扯到某些问题中去，往往被组织审查了十年八年，最后才调查清楚，重新工作。但也有些同志接受不了这种审查，走上了与党背道而驰的道路，这是很可惜的。”
思成回来高兴地向我传达了杨部长的关怀，并说杨部长建议我读一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最后的一章，于是我们一起读了起来。其中有一段话对解决我的思想包袱，就像将要枯死的禾苗逢到甘雨一般地起作用。
这些道理教育了我，革命前辈出生入死尚且受到审查，相比之下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过了几天在全系大会上，书记刘小石针对贪污分子说的一段话使我获得了更大的希望，他说:
“我们大家都应当尊重事实，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想蒙混过关，混是混不过去的。我们搞工作靠的是什么，当然不能只靠你们的交待。坦白交待与否，只能表明你们自己的态度，我们靠的是调查研究，我们越调查研究，就应当越接近事实，总不会越调查研究离事实越远吧?”
“越调查研究越接近事实，总不会离事实越远。”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我没有贪污，那么离事实越近就对我越有利。于是我恢复了清醒的头脑，认真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细节，一一向“双反”办公室做了交待。同时我想售书的事我交待不清，但这几年我的生活，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家庭开支是交待得清楚的。因此我把这几年间，我的工资及其他收入情况，我每月家用支出情况，我添置了哪些衣物等等，毫无保留地向“双反”办公室做了详细的交待。
后来，我担心的已经不是给我作什么错误的结论了，而是怕不给我作结论，因为不做结论，就等于还没有证明我是清白的。果然在运动结束时，“双反”办公室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不能作结论。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材料，大约有五六个人证明从我手中买了书，但查不到收据存根，记得总数只有50元。这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怀疑他们到底是否在我这里买的，当时我们系的财务员吩咐我们，为了节约使用收据本，凡是私人购书不要一一都开收据，而是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总开一张收据，这样结账更方便。因此当然有可能找不到存根。
我委屈极了，竟在“双反”办公室痛哭失声。其实从法律上看，这点材料是说明不了问题的。既然当初大动干戈地给人施加这么大的压力，还大张旗鼓地外调，给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那就应当认真负责地为审查对象做结论。但是不行，即使查不出问题也不甘心承认我的清白。当时对“不能做结论的人”也有一说，就是“挂起来”。对干部来说，把某人一“挂”，他们也就完成了任务。再不会考虑到被挂的同胞在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与压力。但是尊严与自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胜于生命的，不应受到损害。
1979年、1982年我曾两次被评为全系的先进工作者，1984年又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工作者。然而对1963年的审查仍然没有做结论。二十六年不做结论本身是否就是一个结论呢?
思成自从刘小石来和他打招呼的那天，和我谈了话之后，就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照旧是那么快乐。只是对我更关心，更爱护了。我没有想到他瘦小的身体里，在外表温和纤弱的身体内，却蕴藏着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摇的坚强力量。几乎全系、全校、全建筑界都在耻笑他的妻子是个贪污分子时，他却能泰然处之。他没有冷落我，而是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帮助我度过难关。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搁笔了。因为我找不出任何词汇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是感动、感激、尊敬、崇敬、信任，是更深的爱?啊，都不是，即使把这些全加起来也不能表达我的感情。我只明白了一点，为了他，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给予的。
我承认当我接过那份“申请书”时，虽然没有过多的惊讶，却也十分犹豫。难道我能代替林徽因的位置吗?我自信自己还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林徽因了。但眼下我却又感到和思成共同生活也很自然，我解不开这个谜。人们之所以对我们的结合反应如此强烈，也许就是把林洙和林徽因相比吧?也许梁思成和那位会煮咖啡的专家结婚，就会得到全社会的拱手庆贺，“真是天作良缘”了。但是倒霉的梁思成偏偏没有接受那位人大代表的“申请”，也没有考虑那“天作良缘”，却暗暗地向我这么个小人物，既无学历，又无官衔的小小资料员递上了他的“申请书”，难怪有人妄加猜测并得出结论：
“林洙就是想当建筑界第一夫人。”
一年来我和思成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对他的依恋也更深了。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他给我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我们之间能更加坦诚相见，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得到的。
我错了，我并没有代替林徽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被他人代替，何况林徽因。过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梁思成―林洙新生了。作为丈夫，梁思成不同于过去的梁思成，作为妻子，林洙不可能代替林徽因。过去梁思成是幸福的，现在他仍然是幸福的，也许其间的内涵不尽相同，也肯定不会相同。
1963年春，一个晴朗的天，我等他回来吃午饭，但到了下午一点他还没回来，我便先吃了。正在这时他捧着一盆仙客来回来了。我连忙安排他一起吃饭。饭后他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
“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去。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啊!当然不。”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却深深地自责了，为什么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神圣的，有时又是极娇嫩敏感的，它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现在她长眠地下，她亲爱的人在这里默默地站立着，献上了心灵的花。人们啊！请珍惜这安宁的一刻，不要去打扰他们吧!
思成永远是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我们相处的日子是多么快乐。他总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即使没有小故事，平时说话也那么诙谐有趣。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眉(我的小名)，你知道你丈夫的全部官衔吗?”
“当然知道。”
“不见得吧?你知道我还是寿协和废协的副主席吗?”
这可真把我问住了，我从没有听到过这两个协会，寿协?难道有专门研究长寿的协会?废协?是有关市政卫生方面的吗?我摇了摇头。他哈哈地笑着说：
“不知道了吧，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四十四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四十五公斤，一个四十七公斤。我们三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碰杆。废协，是废话协会。一天我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答得快：‘只有二两油（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不够抹的。’华罗庚接上来说，‘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他笑着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他当了废协的主席，我和华罗庚是副主席。”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是个大坏蛋!”
“眉，你知道你的丈夫还是个残废吗?”他说。我含糊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唉呀，林洙呀林洙！嫁给一个‘无耻之徒’(指无齿)还不够，还是一个‘瘸子’。”
他的左腿略短，我知道是在一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出生时是个畸形儿，两条腿撇开，两个脚尖相对，还不一样长。我生在日本，父亲请了一位日本的外科大夫给我治病。他建议把我的两脚扳正，用绷带扎紧，然后再放在一个小木盒子里，一个月以后我的腿果然治好了。不过现在我的脚板还是斜的，不像正常人是平的。”
我问他，他既是长子，为什么弟妹们称他二哥。
“因为在我上面还有一个男孩，但是出生后两个月就死了，所以我就算是老大。但我从小多病，身体瘦弱。一天我母亲梦见一个婴儿不住地向她啼哭，一个会圆梦的先生说，是我那死去的哥哥要求家庭承认他的地位。从此弟妹都改口叫我二哥，据说从那以后我的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
人与人之间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夫妇也不例外。尽管我们这样相爱，但仍然会有矛盾，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我的经历告诉我，夫妻之间不能仅凭一时间热烈的爱情，还应有诚挚的友谊，如果没有诚挚的友谊，那么热烈的爱情是不可能持久的，它早晚会淡漠。夫妇间要保持持久的友谊与爱情并不是容易的事，它要求双方都付出执著不懈的努力。产生矛盾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是否能真正解决矛盾，双方是否能坦诚地无保留地交换思想，达到互相的谅解与体贴。
婚后一段时间，我渐渐看出思成不喜欢我的大孩子哲，他疼爱小女儿彤。他对两个孩子在感情上的差异我完全能理解。因为哲儿从小多病，他能否活下来我曾一度失去信心。由于体质病弱使他不能正常地学习，并失去很多与同龄儿童一起活动的机会，这就养成他比较内向的性格。由于经常缺课，学习成绩自然较差，但他自己常做点小玩意，动手能力略强。
思成的自行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气门嘴与国产车不同，所以打气筒不用带夹子的气嘴。一天哲把打气筒给装上了一个夹子，正碰上思成要去开会，车子没气，气筒又被哲改装了，怎样也打不进气去。他一脑门的气冲我发作出来，我没吱声，但整个晚上我们失去了原有的亲密气氛。寒假时彤儿带着全5分的成绩册回来，哲的记分册出现了一个2分两个3分。思成很不高兴地批评他，哲一声不吭，把思成的一杯水喝得精光就走了。思成同样冲我发了火，又是一个无言的夜晚。
第二天思成到城里去开人代会，一周内不回来。他留下一张条子：“我不能不坦白地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沉默，你知道我的工作多么繁忙，需要休息，需要安宁。不能总为一点小事对你左哄右哄，千求万求。对哲我已经越来越失望，越难以忍受他的缺点。也许我应当帮助他改正。但一切均受到我的精力和神经的限制，恕我不能奉陪了。”
这封信使我又委屈，又伤心，我哭了。我想起社会上多少再婚的夫妇，往往因为处理不好与继子女的关系，终究不得不离异，难道我与思成也逃不出这个命运?对孩子我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也许需要我做出重大的牺牲，当然也会包括最珍贵的爱情。但是思成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我冷静地考虑后认为思成有正确的一面，尽管这是个很难处理好的关系，但是我要努力。
当天晚上他打回电话，我知道他有点后悔早上留下的便条，我告诉他，我会把我的想法写给他。第二天我托张光斗先生给他带去一封信。
我的朋友：
我认为我没有半点过错。是的，有时候我沉默了，但这难道是因为哲?不是的，我们之间的每一次别扭我都记得很清楚。我无须多说你是知道的。我曾想过，我们之间的矛盾向来都是在思想认识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解决的。完全不是你所说的“左哄右哄，千求万求”。我常为有这样理解我的丈夫而感到无比幸福，难道你并没有我这样的体会?我感到多么失望！！
为哲闹别扭共两次：一次在夏天，一次是前晚。夏天是因为他把打气筒改装了(他是出于好心，但是事先没有征得爹爹的同意)，而你不是对他，竟是对着我发泄你的不满，我的确感到很难接受这种无故的责难。
哲的缺点我是看到的，我也基本上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你把我找到跟前，不是帮助我教育孩子，不是帮助我分析问题，而只是告诉我你对孩子的“失望”和“气愤”。这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理解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面临着一个短期内自己完全解决不了的严重矛盾。我感到困难，困难得很。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了你正确的意见，如不给孩子零食和过多的电影票。
另外我也有不同意你的地方，我认为哲这样的孩子，由于他的缺点已经形成，而我们又不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因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就更困难，更得有原则，更得抓住主要问题。比如喝水的事，我就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大错，这也许是母亲的偏见，难道你不能帮助我正确地认识错误吗?
而你留下这样的信扬长而去!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神经”我不理解。我只知道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对社会负有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对于家庭则又更多了一层责任。我不认为这会受什么“精力和神经”的限制。
你的信我附上，希望“老爷”也再读一读，也许对你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你问我这两天是怎么度过的吗?白天我努力把思想集中在工作上，晚上孩子睡了，再看看你的信想想问题。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多么多么想念你，无比需要你。我等待着，心灵的这一寒流只有你能把它驱散。
眉12.23深夜
第二天晚上思成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我的信非常难过，他向我承认错误，今后改正。思成没有食言，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为孩子的事不快。他开始注意到哲的长处，并常常鼓励指导他自己动手做些小仪器或小玩意。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始终梗在我的心中，就是我们与再冰之间的不愉快，这事虽然不是我的过错，但总是因我而起。思成与再冰之间父女情深，他对再冰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思想和缺点，他们常常谈心。而现在，他们疏远了。因此我更加感到我们的结合，思成同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内疚，又无能为力。
1965年，再冰突然来电话说她即将与中干(她爱人)同去英国工作几年，行前要来看我们。我为她们父女关系的缓和感到欣喜与安慰，同时也还有某种说不出的复杂心情。
那天再冰、中干带着孩子来看我们，她走到我面前，直视着我伸出手来，紧紧地一攥，我的心随之颤抖了一下。我知道，这深深的一攥，表示她对我的谅解，表示她远行前把父亲和外婆交给我的重托，我几乎掉泪。
两天后我出发到延庆参加“四清”去了，所以没有为她送行。在她行前，思成带着老太太去看她，他们一同照了相。分别时再冰突然搂着思成亲他，哭得十分伤心。她到伦敦后虽然来信，也只能是平安家书。
没想到几年后等再冰回国时，思成已住进北京医院。她永远失去了过去那个乐观、诙谐和朝气蓬勃的父亲，再冰说，“他不爱说笑了，也不像过去那样有信心和开朗了，有时似乎茫然若有所失……我在心里流下了泪。”
后来虽然再冰常到医院看他，在1971年的除夕，她为了让我休息，还来陪思成过了一夜。但她始终没有寻找回来过去的梁思成――她亲爱的爹爹。
中国网 2004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