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同僚
童年是人生的摇篮，也是心性养成的哺育时期，由于先天禀赋与少小经历的不同，陈氏兄弟看上去并不相像。陈果夫矮小瘦弱，相貌清癯；陈立夫稍壮，神采奕奕，陈果夫多思少言，稳重老成；陈立夫活泼开朗，敏言捷行。在待人做事方面，陈果夫举轻若重、外冷内热；陈立夫举重若轻，外热内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个性上，家兄比我重感情，我是较重理智的”。
至于举轻若重与举重若轻的分别，更多地表现在两兄弟不同的处事方式上。陈果夫聪明及不上弟弟，靠的是毅力恒心、勤奋专一，他做任何工作，无论大小粗细，都是全力以赴，从不半途而废。有人见他过分劳心，常以小事不必认真相劝。陈果夫慨叹道：“余之性格，要放弃小事，极难办到。因余所见所识，均自格物功夫上来。”凡事一经手做，无论大小，“便是有味。若都没有用心过，任说出血来，亦只看是清水”。陈立夫则天资极高，通常犯难的事，他总能处置得十分自如，倘若撇开内容看过程，他似乎是那种不需要吃苦耐劳就能收获的人，这种与生俱来的资本，可遇不可求，应用失当了，也会滋生惰性。陈立夫常以大哥为镜子，暗暗提醒自己，聪明莫被聪明误。
陈果夫上的学比弟弟少，聪明也不及弟弟，但一生锲而不舍，著书不辍，收获甚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礼俗、医药卫生，洋洋洒洒，几近二百万字。陈立夫学历天资比兄长高，学问上的成就略逊一筹，差别在哪里呢?陈立夫晚年对此作出总结，他说：“我的大哥果夫，虽然未受过太多的教育，但他有一个特点，使我非常敬佩，那就是他除了买书外，从不喜欢买别的东西，即使他身上只有一块钱，也一定是用来买书的。他从不逛百货公司，只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或旧书摊，无论早晚晨昏，他都勤于读书，此外他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甚至连看电影都没什么兴趣。我也很喜欢读书，不过不像他那样的勤奋专一，我对电影和运动也很爱好，我的兴趣可说是多方面的。”
陈氏兄弟脾性迥异，相处却十分融洽。小时候，两人就很少争吵，长大了更是互敬互让。陈立夫将和睦的原因，归结为大哥长了自己八岁，“总以大人的态度爱护着自己”。其实，他对大哥的深情也非同寻常。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两兄弟的志同道合。抽象到思想信仰、具体到人生道路，差不多是前后印迹的复合，一致到了惊人的地步。
蒋陈情结
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大约在辛亥革命的冬季，当时他以南京学生军的身份预备去武汉，途经上海时，二叔陈其美正生病，有一天，来了位相貌清奇、身姿挺拔的军人，经介绍，才知他就是二叔常常说起的蒋介石。陈果夫记得，蒋先生与二叔商谈策动革命的事，举止“威仪稳重”，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陈立夫见到蒋介石稍后一些，地点在二叔家里。蒋介石问他：“将来想干什么?”陈立夫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学采矿。”蒋追问为什么，陈立夫振振有辞地说：“我最喜欢数理化，适宜于学工程。我相信机器所用的钢铁和锅炉里烧的煤，都是从地下采出来的。”蒋介石听了，频频点头，夸小立夫有志气。后来，接触多了，两兄弟都亲热地称蒋介石为“蒋三叔”。
１９１６年５月１８日，陈氏两兄弟遭受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创?前一次丧母＿，二叔陈其美遭袁世凯暗算，遇刺身亡。
陈其美殉难后，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间无人敢去认领。唯独蒋介石狂奔至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陈的遗体送回蒲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１１９号的家中入殓，并亲书祭文云：“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此一番深情厚意，凛然壮举，落在旁人嘴里，无不啧啧而言：“英士与介石不枉为了兄弟一场。”
陈其美的去世，对初涉人生路的陈果夫来说，不啻是一种精神重创，仿佛赖以支持的骨架，突然间抽去砥柱而散落开来，变成了飘零的碎片，没有重量，也没有方向，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季里，他都被四处弥漫着的低调气氛所包围，于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二叔不仅对自己重要，而且对大家都重要，他的牺牲是革命党有史以来莫大的损失。想到这些，陈果夫对二叔更加思念，去蒋三叔的住处也更勤，因为只有在那里，他还能看到二叔的影子。
陈果夫的这种感情也深深地影响着弟弟陈立夫，他对于二叔，由于年龄和经历的关系，看到的并不多，知道的也只是后来从别人口里听到的。“但是对于蒋先生，不但能有机会耳闻其言，更能目睹其行有二十五年之久”，从他身上，陈立夫“似乎又看到了二叔的精神与风范”。
与此同时，蒋介石待果夫、立夫也如同自己的子侄一般。２０年代初，蒋经国在上海求学，蒋介石写信给儿子，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亲情，他关照蒋经国，“每日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三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哥哥商定为妥”；“你有空暇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挑选几本小说看看”。１９２１年６月，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病逝。１１月，蒋介石葬母于溪口镇北的雪窦山。那天，陈果夫在墓前泣读了孙中山写的祭文。后来，蒋介石有空去奉化凭吊母亲，有时也带陈氏兄弟同行。反之，陈家碰上红白喜事，蒋介石或者到场，或者有所表示，殊无见外。这样一来，蒋陈情结非但没有因为陈其美的去世而中断，相反在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子侄间萌芽开花，结出了新的果实：从同志兄弟的内涵 ，演变成主从叔侄的内涵，有公有私，情理并茂，并在很长的时期里成为国民党政治形态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
蒋家天下陈家党
国民党三全大以后，靠党务起家的陈氏兄弟，四面出击，恣肆扩张，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简称ＣＣ团，它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在民国政坛上足足维持了２０年。
关于“ＣＣ”的含义，说法不一，最常见的解释有两种：第一，“ＣＣ”即二陈的英文译音缩写?陈的英文译音为ＣＨＥＮ＿；第二，“ＣＣ”即“中央俱乐部”的简称?中央俱乐部的英文写法为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ｌｕｂ＿。支持第一种解释的理由十分简单，因为二陈是ＣＣ团的首领，冠以其姓，名正言顺。支持第二种解释的根据，是认为“ＣＣ”的前身即“中央俱乐部”。据ＣＣ骨干庞镜塘所说，该组织成立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当时“南京中央政府被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李烈钧等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所把持。陈果夫便以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为名，把留在上海的党政干部发动起来，取名为‘中央俱乐部’”，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嗣后“成员日渐增加，便形成一百几十人的组织了”。主要“在上海展开活动，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蒋介石重新回到国民党中央，“中央俱乐部的成员也分赴各地”，丁惟汾北上，戴季陶另有重用，“中央俱乐部”便由“陈果夫所单独领导”。未久，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个时期，“中央俱乐部的组织已不复存在”，但参加这一组织的成员“却在陈果夫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在政治上发挥作用。１９２９年三全大上，“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当上了秘书长，使中央组织部更得到最高幕僚长的呼应和协助。中央俱乐部成员的活动范围愈加扩展，所操纵控制的部门也就愈加广泛了”。于是，“过去国民党内部所谓‘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便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了”。
陈氏兄弟的“王国”，以同乡亲戚、同学同僚同门结党，是一个复合型的帮派团体。它大致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身边的亲近人士，主要由同乡亲戚组成。比如陈立夫的四个秘书，就是清一色的同乡亲戚。陈果夫有三个秘书，除袁英林外，程世杰是他的外甥，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第二层是占据各处要津的高级干部，主要由同学、同僚组成。比如接替陈立夫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就是陈北洋大学与留美期间的同学；陈果夫派往各地窃取党务大权的亲信，许多是中央组织部的同僚。第三层是散布各地的中下层干部，主要由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组成，陈果夫曾对ＣＣ骨干刘不同说：“我们办政治学校就是为全国培养县政人材。由县长可以升为厅长，逐渐就将全国各级政府抓到手里。”
１９４３年９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河南的段剑岷竞选中委失败，心中郁闷，写了一首嘲讽政治的打油诗，云：“剑岷革命二十年，中委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愿你花好月长圆。”可见，陈家党的称谓当时已经响遍朝野，陈氏兄弟耳熟能详，却没有对媒体澄清什么。这不是说他们对陈家党的寓意不清楚。早在抗战前夕，有人曾问过类似的问题，陈立夫说：“什么是党?党就是结党营私。”看来，“陈家党”与“ＣＣ团”本属一码事。为何同样物事取用两样态度呢?窍要恐怕就在“蒋家天下”的大前提上。如果指认陈家党是蒋介石的党，陈氏兄弟当然不必否认，用陈立夫的话来说，也就叫“既有其大的，何必再搞小的”。
兄弟双双出局
１９５０年３月，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以后，第一个拿“行政院”开刀，阎老西无法回避责任，“惭愧”地引咎辞职。随后，蒋指定九人研究党的改造方案。正值其时，发生了“两院”磨擦。
事情从３月４日中常委谈话会开头。当时，蒋介石就陈诚接替阎锡山、重组内阁的问题，征求意见，众无异议。会后，陈立夫召集各革新俱乐部的主持人统一思想，要求大家全力支持辞修。３月８日，“立法院”投票，议案顺利通过。当天晚上，陈诚登门答谢，并且就各部人选的安排，倾听陈立夫的意见。交谈中，陈诚有意突出了对ＣＣ的照顾，内有余井塘任“内政部长”，程天放任“教育部长”的考虑。陈立夫听后非常高兴。
谁知，到了五六月间，情形大变，陈诚忽然提出“立法院”授权问题。按照国民党的“宪法”规定，“行政院”发布命令，须经“立法院”批准方可生效。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李宗仁代总统时，由于“立法院”凑不足法定人数而影响政府工作效率，曾采用过“立法院”授权“行政院”、以政令代替律令的做法。后来，李宗仁撂挑子，不负责任了，这项特权又被“立法院”收回。眼下，陈诚重翻旧账，并且以公文致“立法院”，准予授权，蛮横得近乎霸道，自然激起“立委”们的愤慨，根本用不着辩论，便遭否决。消息传到“行政院”，陈诚勃然大怒，公开声明：“此案被否决，罪魁祸首乃ＣＣ。如此而已，今后的‘行政院长’还是请陈立夫来担任。”随后，向老蒋提出辞职，院会也随之休会。打那以后，蒋介石再也没给ＣＣ好脸色看，中央党部呈送蒋介石的文件，蒋一律退还不阅；中常委开会，几次三番地央请，蒋拒不出席。陈氏兄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两院磨擦”的背后不简单，可能是老蒋下了逐客令。果真如此，驽骀何必恋槽呢?于是，二陈萌生了引咎而退的念头。据萧铮回忆，“某日总裁曾单独召见立夫兄，谈及党的问题，立夫兄谓大陆之失败，党政军三方面均应有人负失败责任，党的失败，伊与果夫先生应负其责，故嗣后改造，伊与果夫先生不宜参加云云。总裁闻之默然”。
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６日，蒋介石在台北宾馆举行茶会，会上宣布了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以及由陈诚、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沈昌焕、连震东、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肖自诚、郭澄等１６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８月５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自此，控制、操纵国民党党务长达２４年之久的陈氏兄弟，首次双双出局，并且随着撕落的日历，被丢入了旧朝遗老的行列。
致力统一大业
陈立夫疏远政治，其实是疏远官场。真正涉及台湾的前途，涉及中华民族的大事，他从没有把自己当局外人。１９７３年陈立夫化名辜君明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为国家统一呼吁，他在文章中阐述了两个观点：其一，中国要强大，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两岸必须统一。其二，“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因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前一个观点阐明了统一的意义；后一个观点阐述了统一的途径和依靠。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两岸能够达成共识的基础。
不过，从文章的背景来看，陈立夫当时的主张，与其后来的倡言统一并不相同。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民国六十二年?１９７３年＿，我向经国弟建议，我们不能常被大陆中共统战，我亦应作反统战之图，彼亦以为然，我遂于国父诞辰纪念大会中应邀担任报告时，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必然性’为题，听者动容，不久中央全会召开，即采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议题。”后来又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组织产生，“由何应钦主其事，开始时工作至为积极，唯此一号召，为符合蒋公之‘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反攻策略，应使全球侨胞向大陆作心战之用”。显然，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统一论”，不仅是蒋介石反统战战略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和深入。
１９７５年，即蒋介石去世的这一年，蒋经国多次找陈立夫商量反统战的问题，并恳请陈立夫担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负责人。陈立夫以年迈婉拒，但表示一定多做工作，于是以“总统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欢迎毛泽东访问台湾。当时，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陈立夫的举动，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陈立夫心有不甘，随后又写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以国共合作的历史，推论重新合作的可能性。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经过一个时期的拨乱反正，大陆的政局渐趋稳定，统一台湾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１９７８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公报提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
１９７９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与此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明确表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同时还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３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表达了“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的意愿。
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就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问题，阐明了九点方针；随后，胡耀邦总书记又代表中国共产党，公开邀请蒋经国先生访问大陆。
１９８２年７月，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达成两岸统一、两党长期共存的局面坦陈己见、倾吐衷肠。两岸和解的气氛陡然增强。
在这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蒋经国实行新政以后，党禁藩篱撤除，台独势力悄然崛起，虽屡受压制，依然呈蔓延之势；尤其是中美建交以后，国民党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岛内的离心倾向为台独势力作伥，甚至影响到国民党内。“独、统”之争，事实上已经关系到了台湾的未来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面对这些变故，陈立夫的思想开始变化。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４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３３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在提案中，陈立夫除了重申统一的意义与从前主张的“中国人自力达成”的原则外，特别说明了中华文化在两岸统一中的桥梁作用，因为“中华文化”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能“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
未久，陈立夫等人的提案被媒介披露，在海峡两岸与海外华侨中激起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深表赞赏，《人民日报》迅即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国文化统一论”，“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是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它“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但遗憾的是，提案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支持，被搁置起来。陈立夫焦虑之际，不免沮丧，他在回忆录中深为惋惜地说：“我与赵耀东同志连同中央评议委员三十二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一百亿元与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借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反应赞成”，尽管“海内外各方面反应”极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首创，奠定了陈立夫在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被台湾媒介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后来还当选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１９９４年，陈立夫赠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幅墨宝，云：
求统一不谈小节，
为和平先天至诚。
再次表达了求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然而，这一切努力没能遂愿，因为，李登辉纵容“台独”、鼓吹“台独”的卑劣行径，屡屡在关键时刻破坏两岸和解的气氛，不仅使陈立夫的统一主张受到打压，连他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捋了。
１９９９年４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提及此事，陈立夫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３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显然，这只是一个借口。当记者又问，对两岸统一怎么看，老人对此满怀信心，并且说：“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世界第一。”深情寄托，殷殷可鉴，其实这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
童年是人生的摇篮，也是心性养成的哺育时期，由于先天禀赋与少小经历的不同，陈氏兄弟看上去并不相像。陈果夫矮小瘦弱，相貌清癯；陈立夫稍壮，神采奕奕，陈果夫多思少言，稳重老成；陈立夫活泼开朗，敏言捷行。在待人做事方面，陈果夫举轻若重、外冷内热；陈立夫举重若轻，外热内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个性上，家兄比我重感情，我是较重理智的”。
至于举轻若重与举重若轻的分别，更多地表现在两兄弟不同的处事方式上。陈果夫聪明及不上弟弟，靠的是毅力恒心、勤奋专一，他做任何工作，无论大小粗细，都是全力以赴，从不半途而废。有人见他过分劳心，常以小事不必认真相劝。陈果夫慨叹道：“余之性格，要放弃小事，极难办到。因余所见所识，均自格物功夫上来。”凡事一经手做，无论大小，“便是有味。若都没有用心过，任说出血来，亦只看是清水”。陈立夫则天资极高，通常犯难的事，他总能处置得十分自如，倘若撇开内容看过程，他似乎是那种不需要吃苦耐劳就能收获的人，这种与生俱来的资本，可遇不可求，应用失当了，也会滋生惰性。陈立夫常以大哥为镜子，暗暗提醒自己，聪明莫被聪明误。
陈果夫上的学比弟弟少，聪明也不及弟弟，但一生锲而不舍，著书不辍，收获甚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礼俗、医药卫生，洋洋洒洒，几近二百万字。陈立夫学历天资比兄长高，学问上的成就略逊一筹，差别在哪里呢?陈立夫晚年对此作出总结，他说：“我的大哥果夫，虽然未受过太多的教育，但他有一个特点，使我非常敬佩，那就是他除了买书外，从不喜欢买别的东西，即使他身上只有一块钱，也一定是用来买书的。他从不逛百货公司，只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或旧书摊，无论早晚晨昏，他都勤于读书，此外他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甚至连看电影都没什么兴趣。我也很喜欢读书，不过不像他那样的勤奋专一，我对电影和运动也很爱好，我的兴趣可说是多方面的。”
陈氏兄弟脾性迥异，相处却十分融洽。小时候，两人就很少争吵，长大了更是互敬互让。陈立夫将和睦的原因，归结为大哥长了自己八岁，“总以大人的态度爱护着自己”。其实，他对大哥的深情也非同寻常。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两兄弟的志同道合。抽象到思想信仰、具体到人生道路，差不多是前后印迹的复合，一致到了惊人的地步。
蒋陈情结
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大约在辛亥革命的冬季，当时他以南京学生军的身份预备去武汉，途经上海时，二叔陈其美正生病，有一天，来了位相貌清奇、身姿挺拔的军人，经介绍，才知他就是二叔常常说起的蒋介石。陈果夫记得，蒋先生与二叔商谈策动革命的事，举止“威仪稳重”，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陈立夫见到蒋介石稍后一些，地点在二叔家里。蒋介石问他：“将来想干什么?”陈立夫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学采矿。”蒋追问为什么，陈立夫振振有辞地说：“我最喜欢数理化，适宜于学工程。我相信机器所用的钢铁和锅炉里烧的煤，都是从地下采出来的。”蒋介石听了，频频点头，夸小立夫有志气。后来，接触多了，两兄弟都亲热地称蒋介石为“蒋三叔”。
１９１６年５月１８日，陈氏两兄弟遭受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创?前一次丧母＿，二叔陈其美遭袁世凯暗算，遇刺身亡。
陈其美殉难后，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间无人敢去认领。唯独蒋介石狂奔至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陈的遗体送回蒲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１１９号的家中入殓，并亲书祭文云：“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此一番深情厚意，凛然壮举，落在旁人嘴里，无不啧啧而言：“英士与介石不枉为了兄弟一场。”
陈其美的去世，对初涉人生路的陈果夫来说，不啻是一种精神重创，仿佛赖以支持的骨架，突然间抽去砥柱而散落开来，变成了飘零的碎片，没有重量，也没有方向，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季里，他都被四处弥漫着的低调气氛所包围，于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二叔不仅对自己重要，而且对大家都重要，他的牺牲是革命党有史以来莫大的损失。想到这些，陈果夫对二叔更加思念，去蒋三叔的住处也更勤，因为只有在那里，他还能看到二叔的影子。
陈果夫的这种感情也深深地影响着弟弟陈立夫，他对于二叔，由于年龄和经历的关系，看到的并不多，知道的也只是后来从别人口里听到的。“但是对于蒋先生，不但能有机会耳闻其言，更能目睹其行有二十五年之久”，从他身上，陈立夫“似乎又看到了二叔的精神与风范”。
与此同时，蒋介石待果夫、立夫也如同自己的子侄一般。２０年代初，蒋经国在上海求学，蒋介石写信给儿子，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亲情，他关照蒋经国，“每日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三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哥哥商定为妥”；“你有空暇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挑选几本小说看看”。１９２１年６月，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病逝。１１月，蒋介石葬母于溪口镇北的雪窦山。那天，陈果夫在墓前泣读了孙中山写的祭文。后来，蒋介石有空去奉化凭吊母亲，有时也带陈氏兄弟同行。反之，陈家碰上红白喜事，蒋介石或者到场，或者有所表示，殊无见外。这样一来，蒋陈情结非但没有因为陈其美的去世而中断，相反在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子侄间萌芽开花，结出了新的果实：从同志兄弟的内涵 ，演变成主从叔侄的内涵，有公有私，情理并茂，并在很长的时期里成为国民党政治形态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
蒋家天下陈家党
国民党三全大以后，靠党务起家的陈氏兄弟，四面出击，恣肆扩张，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简称ＣＣ团，它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在民国政坛上足足维持了２０年。
关于“ＣＣ”的含义，说法不一，最常见的解释有两种：第一，“ＣＣ”即二陈的英文译音缩写?陈的英文译音为ＣＨＥＮ＿；第二，“ＣＣ”即“中央俱乐部”的简称?中央俱乐部的英文写法为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ｌｕｂ＿。支持第一种解释的理由十分简单，因为二陈是ＣＣ团的首领，冠以其姓，名正言顺。支持第二种解释的根据，是认为“ＣＣ”的前身即“中央俱乐部”。据ＣＣ骨干庞镜塘所说，该组织成立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当时“南京中央政府被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李烈钧等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所把持。陈果夫便以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为名，把留在上海的党政干部发动起来，取名为‘中央俱乐部’”，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嗣后“成员日渐增加，便形成一百几十人的组织了”。主要“在上海展开活动，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蒋介石重新回到国民党中央，“中央俱乐部的成员也分赴各地”，丁惟汾北上，戴季陶另有重用，“中央俱乐部”便由“陈果夫所单独领导”。未久，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个时期，“中央俱乐部的组织已不复存在”，但参加这一组织的成员“却在陈果夫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在政治上发挥作用。１９２９年三全大上，“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当上了秘书长，使中央组织部更得到最高幕僚长的呼应和协助。中央俱乐部成员的活动范围愈加扩展，所操纵控制的部门也就愈加广泛了”。于是，“过去国民党内部所谓‘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便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了”。
陈氏兄弟的“王国”，以同乡亲戚、同学同僚同门结党，是一个复合型的帮派团体。它大致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身边的亲近人士，主要由同乡亲戚组成。比如陈立夫的四个秘书，就是清一色的同乡亲戚。陈果夫有三个秘书，除袁英林外，程世杰是他的外甥，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第二层是占据各处要津的高级干部，主要由同学、同僚组成。比如接替陈立夫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就是陈北洋大学与留美期间的同学；陈果夫派往各地窃取党务大权的亲信，许多是中央组织部的同僚。第三层是散布各地的中下层干部，主要由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组成，陈果夫曾对ＣＣ骨干刘不同说：“我们办政治学校就是为全国培养县政人材。由县长可以升为厅长，逐渐就将全国各级政府抓到手里。”
１９４３年９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河南的段剑岷竞选中委失败，心中郁闷，写了一首嘲讽政治的打油诗，云：“剑岷革命二十年，中委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愿你花好月长圆。”可见，陈家党的称谓当时已经响遍朝野，陈氏兄弟耳熟能详，却没有对媒体澄清什么。这不是说他们对陈家党的寓意不清楚。早在抗战前夕，有人曾问过类似的问题，陈立夫说：“什么是党?党就是结党营私。”看来，“陈家党”与“ＣＣ团”本属一码事。为何同样物事取用两样态度呢?窍要恐怕就在“蒋家天下”的大前提上。如果指认陈家党是蒋介石的党，陈氏兄弟当然不必否认，用陈立夫的话来说，也就叫“既有其大的，何必再搞小的”。
兄弟双双出局
１９５０年３月，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以后，第一个拿“行政院”开刀，阎老西无法回避责任，“惭愧”地引咎辞职。随后，蒋指定九人研究党的改造方案。正值其时，发生了“两院”磨擦。
事情从３月４日中常委谈话会开头。当时，蒋介石就陈诚接替阎锡山、重组内阁的问题，征求意见，众无异议。会后，陈立夫召集各革新俱乐部的主持人统一思想，要求大家全力支持辞修。３月８日，“立法院”投票，议案顺利通过。当天晚上，陈诚登门答谢，并且就各部人选的安排，倾听陈立夫的意见。交谈中，陈诚有意突出了对ＣＣ的照顾，内有余井塘任“内政部长”，程天放任“教育部长”的考虑。陈立夫听后非常高兴。
谁知，到了五六月间，情形大变，陈诚忽然提出“立法院”授权问题。按照国民党的“宪法”规定，“行政院”发布命令，须经“立法院”批准方可生效。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李宗仁代总统时，由于“立法院”凑不足法定人数而影响政府工作效率，曾采用过“立法院”授权“行政院”、以政令代替律令的做法。后来，李宗仁撂挑子，不负责任了，这项特权又被“立法院”收回。眼下，陈诚重翻旧账，并且以公文致“立法院”，准予授权，蛮横得近乎霸道，自然激起“立委”们的愤慨，根本用不着辩论，便遭否决。消息传到“行政院”，陈诚勃然大怒，公开声明：“此案被否决，罪魁祸首乃ＣＣ。如此而已，今后的‘行政院长’还是请陈立夫来担任。”随后，向老蒋提出辞职，院会也随之休会。打那以后，蒋介石再也没给ＣＣ好脸色看，中央党部呈送蒋介石的文件，蒋一律退还不阅；中常委开会，几次三番地央请，蒋拒不出席。陈氏兄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两院磨擦”的背后不简单，可能是老蒋下了逐客令。果真如此，驽骀何必恋槽呢?于是，二陈萌生了引咎而退的念头。据萧铮回忆，“某日总裁曾单独召见立夫兄，谈及党的问题，立夫兄谓大陆之失败，党政军三方面均应有人负失败责任，党的失败，伊与果夫先生应负其责，故嗣后改造，伊与果夫先生不宜参加云云。总裁闻之默然”。
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６日，蒋介石在台北宾馆举行茶会，会上宣布了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以及由陈诚、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沈昌焕、连震东、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肖自诚、郭澄等１６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８月５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自此，控制、操纵国民党党务长达２４年之久的陈氏兄弟，首次双双出局，并且随着撕落的日历，被丢入了旧朝遗老的行列。
致力统一大业
陈立夫疏远政治，其实是疏远官场。真正涉及台湾的前途，涉及中华民族的大事，他从没有把自己当局外人。１９７３年陈立夫化名辜君明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为国家统一呼吁，他在文章中阐述了两个观点：其一，中国要强大，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两岸必须统一。其二，“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因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前一个观点阐明了统一的意义；后一个观点阐述了统一的途径和依靠。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两岸能够达成共识的基础。
不过，从文章的背景来看，陈立夫当时的主张，与其后来的倡言统一并不相同。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民国六十二年?１９７３年＿，我向经国弟建议，我们不能常被大陆中共统战，我亦应作反统战之图，彼亦以为然，我遂于国父诞辰纪念大会中应邀担任报告时，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必然性’为题，听者动容，不久中央全会召开，即采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议题。”后来又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组织产生，“由何应钦主其事，开始时工作至为积极，唯此一号召，为符合蒋公之‘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反攻策略，应使全球侨胞向大陆作心战之用”。显然，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统一论”，不仅是蒋介石反统战战略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和深入。
１９７５年，即蒋介石去世的这一年，蒋经国多次找陈立夫商量反统战的问题，并恳请陈立夫担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负责人。陈立夫以年迈婉拒，但表示一定多做工作，于是以“总统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欢迎毛泽东访问台湾。当时，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陈立夫的举动，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陈立夫心有不甘，随后又写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以国共合作的历史，推论重新合作的可能性。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经过一个时期的拨乱反正，大陆的政局渐趋稳定，统一台湾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１９７８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公报提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
１９７９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与此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明确表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同时还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３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表达了“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的意愿。
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就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问题，阐明了九点方针；随后，胡耀邦总书记又代表中国共产党，公开邀请蒋经国先生访问大陆。
１９８２年７月，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达成两岸统一、两党长期共存的局面坦陈己见、倾吐衷肠。两岸和解的气氛陡然增强。
在这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蒋经国实行新政以后，党禁藩篱撤除，台独势力悄然崛起，虽屡受压制，依然呈蔓延之势；尤其是中美建交以后，国民党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岛内的离心倾向为台独势力作伥，甚至影响到国民党内。“独、统”之争，事实上已经关系到了台湾的未来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面对这些变故，陈立夫的思想开始变化。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４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３３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在提案中，陈立夫除了重申统一的意义与从前主张的“中国人自力达成”的原则外，特别说明了中华文化在两岸统一中的桥梁作用，因为“中华文化”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能“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
未久，陈立夫等人的提案被媒介披露，在海峡两岸与海外华侨中激起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深表赞赏，《人民日报》迅即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国文化统一论”，“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是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它“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但遗憾的是，提案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支持，被搁置起来。陈立夫焦虑之际，不免沮丧，他在回忆录中深为惋惜地说：“我与赵耀东同志连同中央评议委员三十二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一百亿元与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借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反应赞成”，尽管“海内外各方面反应”极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首创，奠定了陈立夫在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被台湾媒介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后来还当选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１９９４年，陈立夫赠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幅墨宝，云：
求统一不谈小节，
为和平先天至诚。
再次表达了求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然而，这一切努力没能遂愿，因为，李登辉纵容“台独”、鼓吹“台独”的卑劣行径，屡屡在关键时刻破坏两岸和解的气氛，不仅使陈立夫的统一主张受到打压，连他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捋了。
１９９９年４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提及此事，陈立夫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３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显然，这只是一个借口。当记者又问，对两岸统一怎么看，老人对此满怀信心，并且说：“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世界第一。”深情寄托，殷殷可鉴，其实这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