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潜水，拜读了温相许多大作，对温相的为人、学识、和勤奋十分感佩，暗中一厢情愿地视为知己。虽自知不配，但“单相思”的毛病自幼如此，用老毛的话说“改也难呢”。网上几次出现攻击诋毁温相的东西，本想出来为温相叫好欢呼，但一来温相的支持者已经很多，锦上添花的事我不屑做，温相也不稀罕；二来那些东西确实也不成气候，不答理还好，否则没准越闹越欢。但长期受益于温相，多少总
要有些表示方才心安理得。上个月读了温相几篇有关周恩来及<<晚年周恩来>> 这本书的文章，前些天出差时又把<<晚年周恩来>> 找出来重读了一遍，遂成此文。单相思者的好处就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不当不妥之处，请温相不吝斧正。
一
<<晚年周恩来>> 这本书一出来我就粗略地读了一遍。一方面是出於对周恩来其人持久不衰的兴趣和好奇，这种兴趣和好奇从我的青少年时代一直持续至今；另一个原因则是出于对高文谦本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曾听亲友谈论过，毕业工作后也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个朋友，与高有过接触。那时高是室务委员，周组组长，可谓年轻意盛，风华正茂，当时文献研究室的主任是李琦，一个还算开明的理论官员。网上有网友说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有几十个，高不过是个处级官员，这恐怕有些片面。据我所知，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有许多都是外面请来兼职的，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寥盖隆，社科院的胡绳，中央党校的几个人等(记不清名字了)，专职的室务委员好像都是副部级。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处级“调研员”在谈到高“三十几岁的副部级”时那副艳羡不已的神态。
也许是对书中所披露的一些所谓内幕早就有过耳闻，读完高书后，对周恩来非但没有产生反感，而对他在那场灾难中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所付出的牺牲、经历的痛苦、和忍受的屈辱，反到有了更切肤的理解和同情，因而也愈发地增加了我对周的崇敬。我甚至怀疑这也许正是高的本意，亦或是潜意识使然。在国内的政治环境下，高固然不能秉笔直书，这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但是在美国这样的生存环境、舆情导向、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特别是在和那些所谓“民运人士”搅到一起的时候，高还能或者说还有勇气道出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感情吗？从高书陈述的史实和文献中，设若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有起码的了解，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周恩来虚伪自私，人格萎缩的结论的。当然，别有用心者自然除外。
其实，我对周恩来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少年时期，受父母家人的影响，对周自然是充满盲目的崇敬与爱戴之情。那时候，只要电视画面中出现周的影像，其举手投足，言谈颦笑，甚至他那因伤至残而始终端曲的右臂，都吸引着亿万国人痴迷的目光，在他们心中周无疑是温文儒雅，高贵谦和的象征。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上大学后接触到西方社会伦理，政经学说，肤浅地自以为思想意识，人
生观念，价值系统都“现代化”了之后，对周的看法也有了相当大的转变，认为周性格懦弱，处世圆滑， 私德有亏，政绩乏陈。这一看法在我心中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特别是在上个世纪末有关建国后重大事件尤其是文革的文件、内幕、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的大量涌现披露，促使了我对周历史定位的再思考。真正开始重新审视周，是因为一次和一位忘年之交的谈话。老头是一个成就和名望都不是很高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为人却颇耿直。90年代中，一次参加完政协文史委员会有关回忆周恩来的茶话会后，回家不胜感伤，我劝慰时，多嘴说了几句
贬损周的话，却引得他雷霆大发。气消后与我聊天时，对社会特别是文化界出现的贬低甚至谩骂周的现象深恶痛绝。对周在那场全民族的浩劫中所起的作用和角色，老头做了一个比喻。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是当时的中国就好比一个初生的苗圃，毛泽东就如同一轮酷毒的烈日，而周恩来则是一个辛勤的园丁。当这一初生的苗圃在烈日的毒焰下日渐枯萎濒临死亡灭绝的时候，周则在用他的心血浇灌维护着那些
幼苗，从而使其得以在日后风和日丽时茁壮成长，开花结果。老先生的话虽然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比喻也有失确切，但当时确实给我很大震动。
二
现在人们在评价周恩来的时候，无论是褒是贬，总要提及邓小平的两个“没有”，即“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肯定会更深重；而没有周恩来，文革也不会持续那么久。”(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如此)。邓的第一句话，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关键在于对邓第二句即“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也不会持续那么久”该如何刨析理解。在读完<<晚年周恩来>> 这本书后，回过头来再重新解析邓的这句话，我总是在想这样两个问题：其一，文革是否能够提前结束，亦或说文革是否有可能在毛泽东尚在人世的时候结束；其二，在毛尚未撒手人寰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结束文革该采取哪些必要的手段，这些手段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众所周知，毛晚期的所作所为，可以说一切都是以延续和维护文革的路线和方针为中心的。如果说文革的起因是以毛刘之间的路线和权力之争为兆始的，那么在后期，如何看待和评价文革则可以说是毛评定一个人或敌或友的基点。这也是毛和林彪之间矛盾演化加剧的诸多因素之一，这一点从“五七一纪要”中即可略见端倪。毛曾多次讲过，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一是文革。前者奠定了毛在中共党内和政权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后者则直接关涉到毛晚年全部的政治理念和历史定位。很难想象毛会自觉地意识到，其亲手发动的文革，给他所挚爱和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几近毁灭的灾难，从而在思想路线上作出调整转变，更不用说从根本上扭转甚至否定文革肇始的指导思想。对此，我想是无需做过多论证的。
因此，把邓小平两个“没有”连贯起来理解，说白了就是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肯定会在因其所造成的更剧烈深重的灾难中被迫提早结束。那么在毛还活着，不仅大权在握，而且在普通百姓和众多党政军高中级官员中仍享有神明般的正统权威时，由外力来强行结束文革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邓虽然没有明说，但今天在审视他对周的这一“盖棺”之论时，却实在有必要做更深一步的思考。
在探讨文革的诱因时，人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毛刘之间的路线和权力之争上。实际上在58年，当毛迫于党内高层的强力反弹，不得不在震惊和无奈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旨在净化党的权力结构的方针，转变为以“引蛇出洞”为盾辞的“反右”运动时，文革的种子就已经萌发了。从这个视角来看，文革也可以说是“拥毛反共”。所以我一直以为，文革的深层导因是中共作为执政党自身权力的异
化，否则无法理解为何善良懦弱得几乎不知个性为何物的中国人在那场运动中会变得如此疯狂、如此没有理性。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以外力自下而上地结束文革的作为，恐怕都会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就是国家政权体制的彻底解体和大规模的全面内战。果如此，我们国家今天的状况恐怕不要说前苏联，就是连南联盟都不如。文革已使当时的中国处在了内战的边缘，而文革灾难的深化则无疑是内战的爆发。我想这应该就是邓小平“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也不会持续那么久”的深层含义吧。从这个角度思考，正是因为周才使得文革没有从全面动乱走向全面内战，国家和政权的基础框架没有彻底崩溃，从而得以在毛死后实现软着陆，也才使得此后邓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也才有我们国家今天的发展和日渐强盛。
三
中国人善于造神活动，把现实中的人和事凭想象力理想化、完美化。好端端的一个武术，发展到日本变得简单实用化了，而在中国，则变成了武侠小说中的摘叶飞花，踏雪无痕，及至今日又被有些人说成是毫无用处的花拳秀腿。文革后期，人们依据自己现实利益和心理满足的需求，把周理想化到一个不切实际、不符合历史环境的高度，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一些史实内幕的披露，当我们发现周并非想象中或传奇中的那么十全十美时，又反过来贬低否认他的历史作用，对他进行人格上的丑化攻击，也是有失公允的。的确，同彭老总相比，周无疑缺少那种拍案而起冒死直言的勇气；同邓小平相比，周也没有那种力排众议统领全局的胆略；在经济建设的理论和知识结构上，周可能也比不上陈云。从<<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的材料看，周确实说过一些错话，也做了一些错事，包括在刘少奇、贺龙等的专案材料上作了不符事实有违良心的批语。但这些都是在木已成舟且无力回天的的情况下做的一种表态性质的行为，目的无非是自保过关而决非落井下石，这些人的境况也没有因周的所作所为而进一步恶化。在当时的大态势下，周如果真如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逞一时之勇，其结果无疑是自投罗网。果如是，那才真正是一种懦弱，是一种逃避对国家和民族历史责任的行为。
听以前的同事说，90年代初在中南海放映电影<<周恩来>>的时候，王光美、薄一波等人观后一言不发，起身就走。事后王光美甚至说“周恩来果真那么好吗？” 王与文革的死结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问一句，如果把刘少奇和周当时的处境对换一下，刘又会如何作为呢？从刘少奇自延安整风之后历次政治斗争中的表现，是不难得出
结论的。我甚至相信刘会比林彪有过之无不及。这也是为什么在刘平反后的几十年里，纪念回忆的文章作品，除了官方的应景之作外，竟少得可怜，与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文革中所受迫害的程度极不相合。
高书中也指责周文革中所保护救助的都是毛有意无意可以放过的人，而对毛执意打倒的却毫无作为无能为力。这是事实，但谁都知道，文革中毛执意打倒的，无疑是政治上判了死刑。危难中一个人只有首先自救，然后才能救人，这原本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周尽管作了很多的努力却依然没有保住，其内心的痛苦愧疚在贺的追悼会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但这并不能说是周害死了贺龙。至於把周最后送走贺并许诺秋后接贺回来说成是“甩包袱”、“出卖”、“欺骗”则更是无稽之谈。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当时的所谓“军管”、“逮捕”是相对交给红卫兵造反派而言的保护措施，与“甩包袱”、“出卖”是毫不沾边的。周没有实现秋后接贺回来的诺言，是因为此后情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周当时的预想。
那时恐怕没有谁能预见文革到底会持续多久，即便毛本人。高书中透露，毛当时也曾有过三个月到一年结束文革的预想。那么周许诺几个月后接贺回来，又怎么能说是欺骗呢。
高指责周的妥协是为了自保，这是事实。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周自保的目的绝非保住总理职位，而是为了在这个职位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平衡、调和、缓冲的作用，减轻文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伤害。否则就很难解释周在五十年代因毛强行把钢铁生产指标翻番时所做的明确表示“作为总理同意这个计划我良心上过不去”及58年因“反冒进”挨批而提出的辞职。如果说，那时的周尚且不贪恋总理职位，那
么在文革时，这个位子就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周在文革中的策略，我认为是在58年因反冒进遭毛严厉批判后，逐渐形成的。高书中透露，周事后曾与邓颖超说“主席变了”。这在说话一向谨慎，很少在背后评论，特别是用消极的言辞评论上下左右的周来说是含有非常明确而沉重的含义的。
彭老总是我非常喜爱敬重的一位历史人物，但许多贬周者在批周时总是把周同彭做比较，我以为这是有失公允的。如果说周的身上有许多弱点和历史局限，彭也同样如此，只是由於个人性格及历史的原因，表以不同的形式而已。读一读那份为彭招致灭顶之灾的万言信就可知道这决非妄言。把历史再往前翻上两页，我们还可以发现，庐山会议整彭的手段竟与一年前彭为粟裕一封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信而对粟
裕、肖克等展开的批判如出一辙。拷贝邓小平两个“没有”的思路，我甚至想，如果没有彭的万言信，庐山会议的结局会不会好些，会不会沿着上山时“反左”的思路进行下去。果如此，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当时百姓的苦难多少是可以减轻一些的吧。
最后我想谈的是在林彪死后周的那次著名的大哭。对周的那次大哭，如何理解见仁见智。但凭我个人对周的总体理解和读完<<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后的感觉，周的哭似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其一，周是在为中国而哭。周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就以救国民于水火为己任，但经历了几十年的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在牺牲了数百万同仁的性命后所建立起来的原本以国家和人民为旨的政权，
给国民带来的却是连串的苦难灾祸，以至今日国家动乱不堪，百姓民不聊生，党内同室相煎。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周是在为自己毕生理想追求的破灭而哭。
其二，周是在为战友而哭。无论你是否喜欢周的为人，我想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上的政治家，特别是共产党的政治家中，周是一个很重感情，人情味很浓的人。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上层冲突中，周只是在高岗和林彪事件中，扮演了相对积极主动的角色。当在文革中极力推波助澜，制造了无数冤案的林彪盛极而衰，自身走向毁灭之后，周自然会想起那些惨遭其迫害以至失去生命的人，如陈毅、贺龙、自己的养女、和难以计数的下属同僚。周为他们的命运和不幸而悲哀，也为自己的无力回天，甚至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而愧疚(用朱老总的话说就是“看到今天的状况，有谁还会相信我们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我想，周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林彪悲哀。对林在文革中是如何兴风作浪残害异己，从紧随和极力吹捧毛而获取接班人的地位到走向与毛对立决裂的整体过程，我想以周所处地位和政治经验，是不会没有透彻的认识的。圣心的无常，命运的无情，体制的残暴，有多少人在从文革初的打倒迫害中侥幸逃生后，迫不及待地转而投入对其他无辜者的打击迫害之中，又有多少文革早期的弄潮儿随着局势发展的需要而沦落为阶下囚，专政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林在文革中的罪恶虽然沁竹难书，死有余辜，但林
的悲剧难道仅仅是林个人的吗？
其三，周是在为领袖而哭。在中共的历史上，周与毛革舍不断的恩怨和情感也许是令今人和后世最为着迷的一个永恒话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周对毛有一个从矛盾冲突(红军早期)、到接受毛的领导地位(长征中)、直至对毛彻底折服(延安整风后)的过程，那么58年周对邓颖超所说的那句“主席变了”则可视为周对毛本性再认识的觉醒，从而调整了自身的角色和策略，而随着发展，这种再认识到文革后期更演化为对毛的幻灭，这对周来说无疑是痛苦异常的。文革后期，毛的荒诞狂谬、反复无常、阴狠残暴可以说集中国历史之大成，发挥到了极至。而这样一个人，在过去又是那么的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在历史上几次力挽狂澜，以自己卓越的领导才干和胆略赢得同仁近乎神明般的崇拜、爱戴和追随。接受这一现实，不仅对周，而且对整整那一代人，甚至可以说对绝大部分当时的国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
当然，周的哭无疑也有自身的成分在内。自己在这场悲剧中所付出的辛劳，承受的压力，体验的痛苦，忍受的屈辱，来自上下左右的猜忌误解尚且不论，自身的处境也随着林崩溃后权力结构的变化而进一步恶化。由於林彪这一中间隔离层的消失，使周与毛的最高权力更为接近，今后周的任何作为都不得不与毛直面相对，刘、林两人的悲剧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意味着什么。毛好勇斗狠的人生哲学，使其
不可能不寻找下一个斗争目标，周历史上与毛的恩怨和现实中的分歧，使其毫无疑问地成为这一对象首当其冲的无二人选。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这一幕幕悲剧周而复始，恐怕只有在毛生命结束后才能有个了结。但那时中国的命运又会落入何人之手，能不能以较小的代价结束这场梦魇，使国家走上经济建设的正轨，在当时周的心里，我想还都是无解之迷。
同李志绥的那本充斥无数谎言夸张和市井巷议的所谓私人医生回忆录相比，高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应该说还是比较具有可读性的，这自然是针对那些严肃的、对探究历史真相的渴求超越低级趣味的野史佚闻者而言。虽然由於文革中各种矛盾的纷呈和周自身角色的复杂性，每个人几乎都可找出一二例证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但如果抛去先入为主的成见，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上，我想是不难对周作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的。
要有些表示方才心安理得。上个月读了温相几篇有关周恩来及<<晚年周恩来>> 这本书的文章，前些天出差时又把<<晚年周恩来>> 找出来重读了一遍，遂成此文。单相思者的好处就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不当不妥之处，请温相不吝斧正。
一
<<晚年周恩来>> 这本书一出来我就粗略地读了一遍。一方面是出於对周恩来其人持久不衰的兴趣和好奇，这种兴趣和好奇从我的青少年时代一直持续至今；另一个原因则是出于对高文谦本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曾听亲友谈论过，毕业工作后也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个朋友，与高有过接触。那时高是室务委员，周组组长，可谓年轻意盛，风华正茂，当时文献研究室的主任是李琦，一个还算开明的理论官员。网上有网友说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有几十个，高不过是个处级官员，这恐怕有些片面。据我所知，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有许多都是外面请来兼职的，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寥盖隆，社科院的胡绳，中央党校的几个人等(记不清名字了)，专职的室务委员好像都是副部级。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处级“调研员”在谈到高“三十几岁的副部级”时那副艳羡不已的神态。
也许是对书中所披露的一些所谓内幕早就有过耳闻，读完高书后，对周恩来非但没有产生反感，而对他在那场灾难中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所付出的牺牲、经历的痛苦、和忍受的屈辱，反到有了更切肤的理解和同情，因而也愈发地增加了我对周的崇敬。我甚至怀疑这也许正是高的本意，亦或是潜意识使然。在国内的政治环境下，高固然不能秉笔直书，这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但是在美国这样的生存环境、舆情导向、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特别是在和那些所谓“民运人士”搅到一起的时候，高还能或者说还有勇气道出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感情吗？从高书陈述的史实和文献中，设若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有起码的了解，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周恩来虚伪自私，人格萎缩的结论的。当然，别有用心者自然除外。
其实，我对周恩来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少年时期，受父母家人的影响，对周自然是充满盲目的崇敬与爱戴之情。那时候，只要电视画面中出现周的影像，其举手投足，言谈颦笑，甚至他那因伤至残而始终端曲的右臂，都吸引着亿万国人痴迷的目光，在他们心中周无疑是温文儒雅，高贵谦和的象征。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上大学后接触到西方社会伦理，政经学说，肤浅地自以为思想意识，人
生观念，价值系统都“现代化”了之后，对周的看法也有了相当大的转变，认为周性格懦弱，处世圆滑， 私德有亏，政绩乏陈。这一看法在我心中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特别是在上个世纪末有关建国后重大事件尤其是文革的文件、内幕、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的大量涌现披露，促使了我对周历史定位的再思考。真正开始重新审视周，是因为一次和一位忘年之交的谈话。老头是一个成就和名望都不是很高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为人却颇耿直。90年代中，一次参加完政协文史委员会有关回忆周恩来的茶话会后，回家不胜感伤，我劝慰时，多嘴说了几句
贬损周的话，却引得他雷霆大发。气消后与我聊天时，对社会特别是文化界出现的贬低甚至谩骂周的现象深恶痛绝。对周在那场全民族的浩劫中所起的作用和角色，老头做了一个比喻。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是当时的中国就好比一个初生的苗圃，毛泽东就如同一轮酷毒的烈日，而周恩来则是一个辛勤的园丁。当这一初生的苗圃在烈日的毒焰下日渐枯萎濒临死亡灭绝的时候，周则在用他的心血浇灌维护着那些
幼苗，从而使其得以在日后风和日丽时茁壮成长，开花结果。老先生的话虽然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比喻也有失确切，但当时确实给我很大震动。
二
现在人们在评价周恩来的时候，无论是褒是贬，总要提及邓小平的两个“没有”，即“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肯定会更深重；而没有周恩来，文革也不会持续那么久。”(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如此)。邓的第一句话，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关键在于对邓第二句即“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也不会持续那么久”该如何刨析理解。在读完<<晚年周恩来>> 这本书后，回过头来再重新解析邓的这句话，我总是在想这样两个问题：其一，文革是否能够提前结束，亦或说文革是否有可能在毛泽东尚在人世的时候结束；其二，在毛尚未撒手人寰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结束文革该采取哪些必要的手段，这些手段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众所周知，毛晚期的所作所为，可以说一切都是以延续和维护文革的路线和方针为中心的。如果说文革的起因是以毛刘之间的路线和权力之争为兆始的，那么在后期，如何看待和评价文革则可以说是毛评定一个人或敌或友的基点。这也是毛和林彪之间矛盾演化加剧的诸多因素之一，这一点从“五七一纪要”中即可略见端倪。毛曾多次讲过，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一是文革。前者奠定了毛在中共党内和政权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后者则直接关涉到毛晚年全部的政治理念和历史定位。很难想象毛会自觉地意识到，其亲手发动的文革，给他所挚爱和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几近毁灭的灾难，从而在思想路线上作出调整转变，更不用说从根本上扭转甚至否定文革肇始的指导思想。对此，我想是无需做过多论证的。
因此，把邓小平两个“没有”连贯起来理解，说白了就是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肯定会在因其所造成的更剧烈深重的灾难中被迫提早结束。那么在毛还活着，不仅大权在握，而且在普通百姓和众多党政军高中级官员中仍享有神明般的正统权威时，由外力来强行结束文革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邓虽然没有明说，但今天在审视他对周的这一“盖棺”之论时，却实在有必要做更深一步的思考。
在探讨文革的诱因时，人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毛刘之间的路线和权力之争上。实际上在58年，当毛迫于党内高层的强力反弹，不得不在震惊和无奈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旨在净化党的权力结构的方针，转变为以“引蛇出洞”为盾辞的“反右”运动时，文革的种子就已经萌发了。从这个视角来看，文革也可以说是“拥毛反共”。所以我一直以为，文革的深层导因是中共作为执政党自身权力的异
化，否则无法理解为何善良懦弱得几乎不知个性为何物的中国人在那场运动中会变得如此疯狂、如此没有理性。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以外力自下而上地结束文革的作为，恐怕都会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就是国家政权体制的彻底解体和大规模的全面内战。果如此，我们国家今天的状况恐怕不要说前苏联，就是连南联盟都不如。文革已使当时的中国处在了内战的边缘，而文革灾难的深化则无疑是内战的爆发。我想这应该就是邓小平“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也不会持续那么久”的深层含义吧。从这个角度思考，正是因为周才使得文革没有从全面动乱走向全面内战，国家和政权的基础框架没有彻底崩溃，从而得以在毛死后实现软着陆，也才使得此后邓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也才有我们国家今天的发展和日渐强盛。
三
中国人善于造神活动，把现实中的人和事凭想象力理想化、完美化。好端端的一个武术，发展到日本变得简单实用化了，而在中国，则变成了武侠小说中的摘叶飞花，踏雪无痕，及至今日又被有些人说成是毫无用处的花拳秀腿。文革后期，人们依据自己现实利益和心理满足的需求，把周理想化到一个不切实际、不符合历史环境的高度，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一些史实内幕的披露，当我们发现周并非想象中或传奇中的那么十全十美时，又反过来贬低否认他的历史作用，对他进行人格上的丑化攻击，也是有失公允的。的确，同彭老总相比，周无疑缺少那种拍案而起冒死直言的勇气；同邓小平相比，周也没有那种力排众议统领全局的胆略；在经济建设的理论和知识结构上，周可能也比不上陈云。从<<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的材料看，周确实说过一些错话，也做了一些错事，包括在刘少奇、贺龙等的专案材料上作了不符事实有违良心的批语。但这些都是在木已成舟且无力回天的的情况下做的一种表态性质的行为，目的无非是自保过关而决非落井下石，这些人的境况也没有因周的所作所为而进一步恶化。在当时的大态势下，周如果真如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逞一时之勇，其结果无疑是自投罗网。果如是，那才真正是一种懦弱，是一种逃避对国家和民族历史责任的行为。
听以前的同事说，90年代初在中南海放映电影<<周恩来>>的时候，王光美、薄一波等人观后一言不发，起身就走。事后王光美甚至说“周恩来果真那么好吗？” 王与文革的死结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问一句，如果把刘少奇和周当时的处境对换一下，刘又会如何作为呢？从刘少奇自延安整风之后历次政治斗争中的表现，是不难得出
结论的。我甚至相信刘会比林彪有过之无不及。这也是为什么在刘平反后的几十年里，纪念回忆的文章作品，除了官方的应景之作外，竟少得可怜，与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文革中所受迫害的程度极不相合。
高书中也指责周文革中所保护救助的都是毛有意无意可以放过的人，而对毛执意打倒的却毫无作为无能为力。这是事实，但谁都知道，文革中毛执意打倒的，无疑是政治上判了死刑。危难中一个人只有首先自救，然后才能救人，这原本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周尽管作了很多的努力却依然没有保住，其内心的痛苦愧疚在贺的追悼会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但这并不能说是周害死了贺龙。至於把周最后送走贺并许诺秋后接贺回来说成是“甩包袱”、“出卖”、“欺骗”则更是无稽之谈。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当时的所谓“军管”、“逮捕”是相对交给红卫兵造反派而言的保护措施，与“甩包袱”、“出卖”是毫不沾边的。周没有实现秋后接贺回来的诺言，是因为此后情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周当时的预想。
那时恐怕没有谁能预见文革到底会持续多久，即便毛本人。高书中透露，毛当时也曾有过三个月到一年结束文革的预想。那么周许诺几个月后接贺回来，又怎么能说是欺骗呢。
高指责周的妥协是为了自保，这是事实。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周自保的目的绝非保住总理职位，而是为了在这个职位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平衡、调和、缓冲的作用，减轻文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伤害。否则就很难解释周在五十年代因毛强行把钢铁生产指标翻番时所做的明确表示“作为总理同意这个计划我良心上过不去”及58年因“反冒进”挨批而提出的辞职。如果说，那时的周尚且不贪恋总理职位，那
么在文革时，这个位子就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周在文革中的策略，我认为是在58年因反冒进遭毛严厉批判后，逐渐形成的。高书中透露，周事后曾与邓颖超说“主席变了”。这在说话一向谨慎，很少在背后评论，特别是用消极的言辞评论上下左右的周来说是含有非常明确而沉重的含义的。
彭老总是我非常喜爱敬重的一位历史人物，但许多贬周者在批周时总是把周同彭做比较，我以为这是有失公允的。如果说周的身上有许多弱点和历史局限，彭也同样如此，只是由於个人性格及历史的原因，表以不同的形式而已。读一读那份为彭招致灭顶之灾的万言信就可知道这决非妄言。把历史再往前翻上两页，我们还可以发现，庐山会议整彭的手段竟与一年前彭为粟裕一封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信而对粟
裕、肖克等展开的批判如出一辙。拷贝邓小平两个“没有”的思路，我甚至想，如果没有彭的万言信，庐山会议的结局会不会好些，会不会沿着上山时“反左”的思路进行下去。果如此，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当时百姓的苦难多少是可以减轻一些的吧。
最后我想谈的是在林彪死后周的那次著名的大哭。对周的那次大哭，如何理解见仁见智。但凭我个人对周的总体理解和读完<<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后的感觉，周的哭似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其一，周是在为中国而哭。周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就以救国民于水火为己任，但经历了几十年的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在牺牲了数百万同仁的性命后所建立起来的原本以国家和人民为旨的政权，
给国民带来的却是连串的苦难灾祸，以至今日国家动乱不堪，百姓民不聊生，党内同室相煎。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周是在为自己毕生理想追求的破灭而哭。
其二，周是在为战友而哭。无论你是否喜欢周的为人，我想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上的政治家，特别是共产党的政治家中，周是一个很重感情，人情味很浓的人。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上层冲突中，周只是在高岗和林彪事件中，扮演了相对积极主动的角色。当在文革中极力推波助澜，制造了无数冤案的林彪盛极而衰，自身走向毁灭之后，周自然会想起那些惨遭其迫害以至失去生命的人，如陈毅、贺龙、自己的养女、和难以计数的下属同僚。周为他们的命运和不幸而悲哀，也为自己的无力回天，甚至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而愧疚(用朱老总的话说就是“看到今天的状况，有谁还会相信我们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我想，周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林彪悲哀。对林在文革中是如何兴风作浪残害异己，从紧随和极力吹捧毛而获取接班人的地位到走向与毛对立决裂的整体过程，我想以周所处地位和政治经验，是不会没有透彻的认识的。圣心的无常，命运的无情，体制的残暴，有多少人在从文革初的打倒迫害中侥幸逃生后，迫不及待地转而投入对其他无辜者的打击迫害之中，又有多少文革早期的弄潮儿随着局势发展的需要而沦落为阶下囚，专政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林在文革中的罪恶虽然沁竹难书，死有余辜，但林
的悲剧难道仅仅是林个人的吗？
其三，周是在为领袖而哭。在中共的历史上，周与毛革舍不断的恩怨和情感也许是令今人和后世最为着迷的一个永恒话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周对毛有一个从矛盾冲突(红军早期)、到接受毛的领导地位(长征中)、直至对毛彻底折服(延安整风后)的过程，那么58年周对邓颖超所说的那句“主席变了”则可视为周对毛本性再认识的觉醒，从而调整了自身的角色和策略，而随着发展，这种再认识到文革后期更演化为对毛的幻灭，这对周来说无疑是痛苦异常的。文革后期，毛的荒诞狂谬、反复无常、阴狠残暴可以说集中国历史之大成，发挥到了极至。而这样一个人，在过去又是那么的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在历史上几次力挽狂澜，以自己卓越的领导才干和胆略赢得同仁近乎神明般的崇拜、爱戴和追随。接受这一现实，不仅对周，而且对整整那一代人，甚至可以说对绝大部分当时的国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
当然，周的哭无疑也有自身的成分在内。自己在这场悲剧中所付出的辛劳，承受的压力，体验的痛苦，忍受的屈辱，来自上下左右的猜忌误解尚且不论，自身的处境也随着林崩溃后权力结构的变化而进一步恶化。由於林彪这一中间隔离层的消失，使周与毛的最高权力更为接近，今后周的任何作为都不得不与毛直面相对，刘、林两人的悲剧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意味着什么。毛好勇斗狠的人生哲学，使其
不可能不寻找下一个斗争目标，周历史上与毛的恩怨和现实中的分歧，使其毫无疑问地成为这一对象首当其冲的无二人选。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这一幕幕悲剧周而复始，恐怕只有在毛生命结束后才能有个了结。但那时中国的命运又会落入何人之手，能不能以较小的代价结束这场梦魇，使国家走上经济建设的正轨，在当时周的心里，我想还都是无解之迷。
同李志绥的那本充斥无数谎言夸张和市井巷议的所谓私人医生回忆录相比，高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应该说还是比较具有可读性的，这自然是针对那些严肃的、对探究历史真相的渴求超越低级趣味的野史佚闻者而言。虽然由於文革中各种矛盾的纷呈和周自身角色的复杂性，每个人几乎都可找出一二例证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但如果抛去先入为主的成见，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上，我想是不难对周作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