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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为鉴 谋祖国富强之路:中国对美敢斗愿和的战略
文章来源: 作者：孙哲 于 2004-07-26 06:48:57
以美为鉴 谋祖国富强之路:中国对美敢斗愿和的战略 作者：孙哲
“以美为鉴，谋祖国富强之路”始终是近代国人苦苦求索的主题之一。要了解美国，就要避免神化美国，美化美国；同时，也要避免妖化美国，甚至刻意丑化美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了解美国来更多地了解我们自己。
我国对美工作的三个特点
从“先谋于局”的角度来看，我国对美国的工作呈现出三个全局性的特点：关心美国的街谈巷议之人众多，但真正理解美国的专业人才稀少；批评美国的舆论很多，但是能对美国的国家发展做出较为客观分析的深度研究少；对中美关系演变总体评论多，但是对我们如何进一步开发对美工作资源、进行“创意外交”的建设性提议很少。
2004年2月我曾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先生有过一段很有趣的谈话。当时是他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内部餐厅里请我吃午饭。席间，我谈及自己将美国对中国有关键影响力的人物分了类，将他归为“不亲华”的“蓝军”成员。没想到，听完我的话，他很绅士风度地摇摇头说他虽然对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有意见，但也绝非什么“蓝军”，也不愿意戴那顶帽子。他说自己也为中国做了很多好事，例如20年前他就开始促进中美两国军事方面的交流；最近一有机会，就要批评台湾陈水扁当局，希望台湾不要搞公投及台独。接着他又彬彬有礼地帮助我分析他为什么不能算是“蓝军”的一个份子，因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什么“蓝军”联盟，也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蓝军”里的其他人也很少打电话给他。最后他还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自己其实并不同意“蓝军”里的一些观点，有时还和几个我提到的另外的“蓝军”人物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无独有偶，那次在华盛顿，我还拜见了另一位着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Lampton）教授。他也反对我给他戴亲华的“红军”这顶帽子。他说美国人不喜欢“红军”，即使主张与中国交往的一派，如果被称作红军，自己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好像你们中国人称什么人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最后总会出现不少政治麻烦。所以他建议我最好用颜色温和些的“紫军”，来替代刺眼的“红军”一词。听了他们的话，我由衷感到：研究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多多读书，恐怕还是要多多“读人”，读他们这些活生生的重要人物的思想，找出美国国家发展和中美关系演变中最本质的东西。
第二个例子和美国内政问题特别是美国国会问题有关。众所周知，在过去10年里中美双边关系曾出现过多次重大波折，而国会作用的不断提升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概括而言，国会一改以前对总统的依从态度，一步步通过实施监督和立法功能，开展了国会外交、宣泄情绪、操纵舆论等途径参与和影响对华政策，不仅造成国会在宪法上对总统的威慑，而且还以立法、施压等方式，强行通过了某些消极的对华法案，给中美关系带来影响弥深的不良后果。其中一些典型案例包括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涉，人权冷战，围绕MFN和PNTR问题中美两国针锋相对的较量以及中美军事争端与地区安全问题等等。
就中国如何做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我曾和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美国负责对台事务的最高官员卜睿哲(Richard Bush，又称理查．布什)有过多次交谈。我很难忘记他对美国国会的评论。有一次我问他如何解读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敌对态度时，他说：“其实我们美国人是很‘善变’的。有时候国会里所谓的‘鹰派’人物对中国并不了解，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借题发挥’罢了。他们这样做或者是为了讨好自己的选民，或者是把中国当成国会政治游戏中的箭靶，说中国几句，借此表明自己的强硬立场。所以中国应当就各个不同的案例进行详细的研究。”他特别提到：前几年国会一直在争论是否批准给联合国捐款，支持联合国“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政策。国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还通过了高登．史密斯修正案(Cordon Smith Amendment)。不少议员指责联合国的钱被中国滥用，因此严厉批评了中国的人口政策。想一想，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被当作抨击的靶子呢?谈起中国的人口政策，谁都能洋洋洒洒扯上好几个小时，从中获得不同的政治利益。那些批评中国的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在“堕胎”、“强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要知道，这些问题在美国是所谓的不管你多努力，你都永远无法在辩论中取胜的问题（no-win issues）。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针对美国人讲堕胎，不管他们如何表态，总会受到另一方的强烈质疑。而批评中国不正好是个表态的机会吗?批评中国对他们来说政治风险相对要小多了。卜睿哲先生特别建议中国雇佣专门的公关公司来跟国会打交道。他说：真正好的公关公司可能要价很高，但是会为维护中国政府的形象作出无法估量的贡献。比如，当时我跟他谈话的那天正好《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分析得很好。卜睿哲说如果一个公关公司受雇于中国政府，它就会主动把这篇文章裁剪下来，分寄给那些喜欢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议员。对支持中国立场的人来说，这篇权威报纸上的文章可以是批评对手的一发威力强大的炮弹；而对于反对中国立场的人来说，他必须思考下次责骂中国的时候，先要批倒《华尔街日报》的观点。这样，无形之中，中国就多了一个帮手。他还提到，1993年他曾在成都演讲，说很佩服中国的“都江堰”，认为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发明：它能疏通淤洪，调节自然。引申开来，他觉得中美关系中也应当建造这样的“都江堰”，消除误解，增强沟通，这样才能有利于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
卜睿哲先生的话让我自然想到，我在复旦和其他地方讲课时常鼓励学生们进行争论，而一些负责外事工作的干部却对此很不习惯。有些人在处理对美政策方面要么回避问题，不敢有自己的主见；要么颐指气使，只会“说不”，碰上持同样心态的美国对手，双方难免顶牛。所以我对他们说：要学会跟美国人讨论，美国人喜欢跟有知识、有经验和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人争论。只要学会以一种平等态度和平和的心态，以一种谦谦君子的风度跟美国打交道，学会用美国人喜欢的表达方式作自己的演讲和讨论，大可以大张旗鼓地向美国宣传中国的基本国情，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辩解。而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不管观点是否被别人接受，首先是能够赢得人格上的尊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还非常缺少年轻的、真正懂美国的文化、懂美国的制度，懂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法的学者和外交官。
对美外交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三个主要指标
从“后谋于略”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正视中美交往中的不少问题，对我们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常说有些美国人不理解中国，有些中国人更不理解美国，其实，深入来分析,连美国人也可能不理解美国，中国人也不理解中国。
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外交决策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中美建交20多年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也远远不够：我们有多少资源可以综合协调做美国的工作？如何优化资源，找到政府与民间外交的平衡点？从政府行为角度来看，我们还存在机制不配套、信息不对称、组织不协调、人才培养匮乏的种种不足；从个体合法空间角度来看，逐渐改进政府包办外交的落后文化行为，发挥民族的创造力、开拓力与活力，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对自己的人民有最大限度的宽容，结合民意来制定政府的策略，安排外交人事，修养内力，凝聚智慧，这也是我们新世纪外交工作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还是以我们关心的台湾和祖国统一问题为例做个说明。
在台湾问题上，我一直主张“上策伐心，中策伐交，下策攻城”。如果是这样考虑，我们就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要考虑不利于中国统一大业的各种因素。然后找出对策。我曾在一次内部讨论会的发言中将这些因素加以概括。简单地说，我认为如果不是危言耸听的话，从世界局势角度看，国际上形成的“抗华援台”或“反华亲台”统一阵线还有一定的市场。例如，从美国对华政策上看，这么多年来在美国已经培养出一种“台湾情节”，特别是在国会行为和它的舆论认同上，基本上是一边倒。美国的亲台情节至今还“先于、优于、甚于”所谓的“大陆情节”，对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
我说的“抗华援台”统一阵线形成的标志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成见和排斥。例如，切尼副总统最重要的智囊人物叶望辉就曾系统地总结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让步就是绥靖，而靠绥靖赢得和平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必须进行软遏制。在台海两岸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他认为不是由台湾要独立造成的，而是中国国防现代化趋势下对外扩张引起的美国的必然反映。这个观点，在切尼访问中国时得到反复的印证。他还特别指出：美国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公开言明要反对台湾独立，公开为美国制定亲台政策找依据。他也反复强调，美国应当提出一套程序和方法，让两岸都接受。“抗华援台”的极端表现是“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和被渲染，使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印度也都加强了对中国防范的意识，在台湾问题上从感情上倾向“友台”，或者说台面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实际上不愿意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面对这些国家出现的“理智与冲动”，我们必须对国际社会上出现的不利因素进行深入思考，找到应对之道。
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但也不愿意放弃中国的市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祖国统一是涉及到我们民族感情的大事，也是中国从亚洲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必须坚持统一道路，但是台湾问题的确是我们和平崛起的最大困惑。一方面，就我国对美工作而言，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大国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在亚洲地区称霸。如果我们潜在的对台军事行动被看成是在亚洲搞霸权主义，就有可能促使日本和印度等国也大规模地增加军备，使亚洲充斥军事竞赛。还有，考虑到我们依赖对外贸易的程度很深，其中对外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对美国出口，怎么样协调这样的关系？进一步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哲学角度：人类在20世纪后50年埋葬了殖民主义，今后21世纪前50年我们要争取埋葬的是至今仍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霸权主义，不可谓不任重道远。但是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我们就会被一种情绪牵动，走向与人类历史潮流发展背道而驰的方向。另一方面，就对台工作而言，我们必须着手进行一项工作，就是要研究为什么西方那么多国家认同近年来台湾所谓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为什么陈水扁上台后短短四年，就又丧失了道德优势及罩在头上的“民主光环“，反而给台湾带来了种种乱象。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两岸统一打下“知己知彼”的基础。
其实，我一直觉得根本的、最大的不利于统一的因素要在我们自身身上去寻找。我们也有很多成见和弊病，要打破国际偏见，必须提升我国“青春阳光”的国际形象，塑造我们的国际人格；要让更多的台湾人相信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和做中国人的美好、自豪的感觉。有人把台湾说成是一块豆腐，里面掺了些台独的渣子，一打就烂了。坦白说，我觉得台湾不是一块豆腐渣，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作风对统一大业有害无利。如果把“一国两制”理解成为一种兼容并且竞争的关系，我们大陆在政治上的“机制竞争力”并不大。在对台政策上，作为争取台湾民心的第一步，最核心的，就是要让台湾人民找回“做中国人”的感觉。而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初应该积极塑造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化的和文明化的大国形象。这不仅是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三个主要指标，也是祖国统一的三个维度。我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主要来自于国内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蕴藏着无数的巨大商机。因此，把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景深植在台湾公众内心信念之中，努力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发展对于台湾乃至整个世界的意义，当是今后两地交流的重点。所谓民主化，中国政府应该努力通过推进民主政治改革进程，以“民主化”改革的成果教育美国民众，进一步树立中国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认识。所谓文明化，主要是指中国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内容还不是一些硬件的发展，而应该是文明化，即养成人性的、理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不接受现代文明，不推进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的文明化，硬件再怎么更新，中国都只是一个中古国家，绝谈不上是一个现代国家。
把握对美民间外交和政府工作的平衡点
怎样才能做好对美工作呢？我比较欣赏“敢斗、愿和”的战略。我们很难和美国成为战略伙伴，因为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差异太大。我们不愿意、暂时也没条件做美国的竞争对手，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最多是一个候补的超级大国，综合国力比美国的确还差得很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在同美国的交往中，必须具有高度的外交智慧和外交艺术。
还是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应当进一步整合国家资源，形成合力，造就对美外交的集体行动态势。具体而言，就是简政放权，逐步改革中国外交的计划领导体制，动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支持外交的“全国政治支援体系”，共同为中国对美外交的发展做出贡献。
前众议员李．汉密尔顿在2002年6月29日在与复旦大学师生通过卫星连线方式举行的电视座谈会上，曾对中国的对美工作提出不少看法。其中一条，是建议中国政府鼓励进一步推动在“社区各个层次包括农业界、学术界、卫生界、教育界”的民间交流。他说，“如果让我给中国国家主席当如何游说国会的顾问，我会建议他向华盛顿派出50到100名能说流利英语的中国外交官，专职进行游说国会议员的工作，对他们进行登门拜访……如果我是你们的政府领导人，我会十分仔细地研究台湾是如何努力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作为资深的国会议员，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位美国着名学者曾开玩笑地跟我说，他建议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去美国时，一定要到美国国会和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简短的演讲，用美国人熟悉的方式，对美国人说话。千万不要再重复以前访美过程的长篇大论,他应当针对美国的喜好，引起美国人的好感。这位学者固然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可的确有不少看法很值得关注。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双边交流规模并不小，中国大陆和社会各界对美国外交和民间交流所花费的费用也相当大，但是，为什么在效果上有时却让人感觉很不明显呢？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政府部门和民间对美国的外交缺乏总体的协调和安排。以对美国国会的工作为例。从台湾当局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访美安排来看，一般十分紧凑而且访问的对象涉及国会议员、媒体、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人士，尤其与国会议员的交往是其重点。相比之下，中国大陆虽然也有大量的访美交流活动，但没有经过国会联络处的居中协调和联络，与国会议员及其助手接触比较少，甚至成为纯粹的“赴美旅游”或者商业往来，花费一点也不少，但对中美关系促进的效果尚不明显。政府应当加强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和中国外交学会等民间外交机构的协作，组织民间交流代表团与国会的联络工作。2002年12月2日，“中国民间实话实说代表团”一行15人抵达美国华盛顿访问。
该团团员都是直接接触过美国“UPS援助项目”的官员、教师，或与美国朋友共同劳动、为他们演出的学生、农民和艺人。UPS公司利用自己的关系及影响力，安排了代表团与多位国会议员见面。而参、众议员们听说他们是来自中国最基层，也都极感兴趣，几乎有求必见。中国的农民、学生、教师和基层官员们向美国议员介绍了中国农村的生存状况和教育状况，回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让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入了解，修正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印象。团员们每顿饭都和议员一起吃，谈的时间越长，理解也越深。通过这种中国基层百姓与美国国会的交往民间交往，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讲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美国议员来说比官方文件更有说服力。这次访问活动“是民间外交的创举”。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外交权力的配置是高度集权的，这导致了许多消极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简政放权的改革，基层外交部门以及知识分子在外交事务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进一步优化结构，切实推动科学化、民主化的外交决策体制改革，逐步提高外交决策效能。
其次，我们也应该考虑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美国的研究，逐步建立健全信息情报和预警体制。
对美外交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应该是情报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以及预警能力的增强。
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获取信息、积累档案、分析情报的机构体系、人员队伍和管理制度，增强对美国内政外交行为的反应能力，提高对美工作的整体决策水平。
建立对美信息情报体系的首要工作是建立专门的信息情报机构和队伍，初步搜集和整理有关美国制度运作和内外生态变化的图书资料、音像资料、决策的案例资料等等，这些是保持信息情报工作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关键。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在已有的外交资料库和图书的基础上，增加情报信息搜集和整理的附属机构，配备得力的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美国重要人物的外交档案，这是把握美国外交决策程序和美国对华决策行为规律的重要依据。例如，对美国国会，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搜集有关国会议员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社会联系、代表选区、利益集团背景、个人性格爱好、意识形态、立法取向、对华态度等相关信息。重点是该议员在以往国会对华决策中的表现、有关讲话的态度等。同时，除了建立每一个议员的个人档案之外，还应该加强对一些重点议员（尤其是极端反华议员）的了解，对他们未来的决策行为进行相关预测。另外，由于议员助理特别是立法助理对国会议员的影响比较大，因此，也要结合每一个议员建立助手档案，将国会山上的3000多名对议员立法行为起重要作用的助手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为我国对美国国会工作提供具体和详细的参考指南。另外，国会情报管理还必须突出对国会关注的中国问题的分析和研判，多渠道搜集相关信息，特别是议员的投票行为，制定针对具体问题的工作策略。
我国的各个情报部门各自都有一支非常有效的信息收集和研究团队，我国在情报收集方面的预算投入也不少，但这些分散的信息如何有效整合、加以管理，不因条块分割而浪费资源，进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服务，是一个亟待重视的课题。
我们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常常让人感到反而无从下手。但是我们必须进行改革。
两位美国物理学家做过一项研究：他们让沙子一粒一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堆，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落下一粒沙也可能导致整个沙堆发生坍塌。这个试验表明：大变化不是一定都要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细微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崩溃。
反过来说，正面的影响，细致的工作，也同样可以逐步改造一个体制，慢慢造就新的观念、制度和决策生态。要改造一个国家不容易，要塑造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很难。但是我还是相当乐观的。因为我们有6亿人出生于1979年以后，他们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产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关心，完全可以使两国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孙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转自多维网)
文章来源: 作者：孙哲 于 2004-07-26 06:48:57
以美为鉴 谋祖国富强之路:中国对美敢斗愿和的战略 作者：孙哲
“以美为鉴，谋祖国富强之路”始终是近代国人苦苦求索的主题之一。要了解美国，就要避免神化美国，美化美国；同时，也要避免妖化美国，甚至刻意丑化美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了解美国来更多地了解我们自己。
我国对美工作的三个特点
从“先谋于局”的角度来看，我国对美国的工作呈现出三个全局性的特点：关心美国的街谈巷议之人众多，但真正理解美国的专业人才稀少；批评美国的舆论很多，但是能对美国的国家发展做出较为客观分析的深度研究少；对中美关系演变总体评论多，但是对我们如何进一步开发对美工作资源、进行“创意外交”的建设性提议很少。
2004年2月我曾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先生有过一段很有趣的谈话。当时是他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内部餐厅里请我吃午饭。席间，我谈及自己将美国对中国有关键影响力的人物分了类，将他归为“不亲华”的“蓝军”成员。没想到，听完我的话，他很绅士风度地摇摇头说他虽然对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有意见，但也绝非什么“蓝军”，也不愿意戴那顶帽子。他说自己也为中国做了很多好事，例如20年前他就开始促进中美两国军事方面的交流；最近一有机会，就要批评台湾陈水扁当局，希望台湾不要搞公投及台独。接着他又彬彬有礼地帮助我分析他为什么不能算是“蓝军”的一个份子，因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什么“蓝军”联盟，也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蓝军”里的其他人也很少打电话给他。最后他还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自己其实并不同意“蓝军”里的一些观点，有时还和几个我提到的另外的“蓝军”人物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无独有偶，那次在华盛顿，我还拜见了另一位着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Lampton）教授。他也反对我给他戴亲华的“红军”这顶帽子。他说美国人不喜欢“红军”，即使主张与中国交往的一派，如果被称作红军，自己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好像你们中国人称什么人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最后总会出现不少政治麻烦。所以他建议我最好用颜色温和些的“紫军”，来替代刺眼的“红军”一词。听了他们的话，我由衷感到：研究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多多读书，恐怕还是要多多“读人”，读他们这些活生生的重要人物的思想，找出美国国家发展和中美关系演变中最本质的东西。
第二个例子和美国内政问题特别是美国国会问题有关。众所周知，在过去10年里中美双边关系曾出现过多次重大波折，而国会作用的不断提升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概括而言，国会一改以前对总统的依从态度，一步步通过实施监督和立法功能，开展了国会外交、宣泄情绪、操纵舆论等途径参与和影响对华政策，不仅造成国会在宪法上对总统的威慑，而且还以立法、施压等方式，强行通过了某些消极的对华法案，给中美关系带来影响弥深的不良后果。其中一些典型案例包括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涉，人权冷战，围绕MFN和PNTR问题中美两国针锋相对的较量以及中美军事争端与地区安全问题等等。
就中国如何做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我曾和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美国负责对台事务的最高官员卜睿哲(Richard Bush，又称理查．布什)有过多次交谈。我很难忘记他对美国国会的评论。有一次我问他如何解读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敌对态度时，他说：“其实我们美国人是很‘善变’的。有时候国会里所谓的‘鹰派’人物对中国并不了解，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借题发挥’罢了。他们这样做或者是为了讨好自己的选民，或者是把中国当成国会政治游戏中的箭靶，说中国几句，借此表明自己的强硬立场。所以中国应当就各个不同的案例进行详细的研究。”他特别提到：前几年国会一直在争论是否批准给联合国捐款，支持联合国“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政策。国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还通过了高登．史密斯修正案(Cordon Smith Amendment)。不少议员指责联合国的钱被中国滥用，因此严厉批评了中国的人口政策。想一想，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被当作抨击的靶子呢?谈起中国的人口政策，谁都能洋洋洒洒扯上好几个小时，从中获得不同的政治利益。那些批评中国的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在“堕胎”、“强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要知道，这些问题在美国是所谓的不管你多努力，你都永远无法在辩论中取胜的问题（no-win issues）。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针对美国人讲堕胎，不管他们如何表态，总会受到另一方的强烈质疑。而批评中国不正好是个表态的机会吗?批评中国对他们来说政治风险相对要小多了。卜睿哲先生特别建议中国雇佣专门的公关公司来跟国会打交道。他说：真正好的公关公司可能要价很高，但是会为维护中国政府的形象作出无法估量的贡献。比如，当时我跟他谈话的那天正好《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分析得很好。卜睿哲说如果一个公关公司受雇于中国政府，它就会主动把这篇文章裁剪下来，分寄给那些喜欢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议员。对支持中国立场的人来说，这篇权威报纸上的文章可以是批评对手的一发威力强大的炮弹；而对于反对中国立场的人来说，他必须思考下次责骂中国的时候，先要批倒《华尔街日报》的观点。这样，无形之中，中国就多了一个帮手。他还提到，1993年他曾在成都演讲，说很佩服中国的“都江堰”，认为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发明：它能疏通淤洪，调节自然。引申开来，他觉得中美关系中也应当建造这样的“都江堰”，消除误解，增强沟通，这样才能有利于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
卜睿哲先生的话让我自然想到，我在复旦和其他地方讲课时常鼓励学生们进行争论，而一些负责外事工作的干部却对此很不习惯。有些人在处理对美政策方面要么回避问题，不敢有自己的主见；要么颐指气使，只会“说不”，碰上持同样心态的美国对手，双方难免顶牛。所以我对他们说：要学会跟美国人讨论，美国人喜欢跟有知识、有经验和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人争论。只要学会以一种平等态度和平和的心态，以一种谦谦君子的风度跟美国打交道，学会用美国人喜欢的表达方式作自己的演讲和讨论，大可以大张旗鼓地向美国宣传中国的基本国情，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辩解。而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不管观点是否被别人接受，首先是能够赢得人格上的尊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还非常缺少年轻的、真正懂美国的文化、懂美国的制度，懂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法的学者和外交官。
对美外交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三个主要指标
从“后谋于略”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正视中美交往中的不少问题，对我们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常说有些美国人不理解中国，有些中国人更不理解美国，其实，深入来分析,连美国人也可能不理解美国，中国人也不理解中国。
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外交决策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中美建交20多年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也远远不够：我们有多少资源可以综合协调做美国的工作？如何优化资源，找到政府与民间外交的平衡点？从政府行为角度来看，我们还存在机制不配套、信息不对称、组织不协调、人才培养匮乏的种种不足；从个体合法空间角度来看，逐渐改进政府包办外交的落后文化行为，发挥民族的创造力、开拓力与活力，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对自己的人民有最大限度的宽容，结合民意来制定政府的策略，安排外交人事，修养内力，凝聚智慧，这也是我们新世纪外交工作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还是以我们关心的台湾和祖国统一问题为例做个说明。
在台湾问题上，我一直主张“上策伐心，中策伐交，下策攻城”。如果是这样考虑，我们就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要考虑不利于中国统一大业的各种因素。然后找出对策。我曾在一次内部讨论会的发言中将这些因素加以概括。简单地说，我认为如果不是危言耸听的话，从世界局势角度看，国际上形成的“抗华援台”或“反华亲台”统一阵线还有一定的市场。例如，从美国对华政策上看，这么多年来在美国已经培养出一种“台湾情节”，特别是在国会行为和它的舆论认同上，基本上是一边倒。美国的亲台情节至今还“先于、优于、甚于”所谓的“大陆情节”，对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
我说的“抗华援台”统一阵线形成的标志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成见和排斥。例如，切尼副总统最重要的智囊人物叶望辉就曾系统地总结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让步就是绥靖，而靠绥靖赢得和平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必须进行软遏制。在台海两岸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他认为不是由台湾要独立造成的，而是中国国防现代化趋势下对外扩张引起的美国的必然反映。这个观点，在切尼访问中国时得到反复的印证。他还特别指出：美国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公开言明要反对台湾独立，公开为美国制定亲台政策找依据。他也反复强调，美国应当提出一套程序和方法，让两岸都接受。“抗华援台”的极端表现是“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和被渲染，使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印度也都加强了对中国防范的意识，在台湾问题上从感情上倾向“友台”，或者说台面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实际上不愿意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面对这些国家出现的“理智与冲动”，我们必须对国际社会上出现的不利因素进行深入思考，找到应对之道。
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但也不愿意放弃中国的市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祖国统一是涉及到我们民族感情的大事，也是中国从亚洲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必须坚持统一道路，但是台湾问题的确是我们和平崛起的最大困惑。一方面，就我国对美工作而言，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大国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在亚洲地区称霸。如果我们潜在的对台军事行动被看成是在亚洲搞霸权主义，就有可能促使日本和印度等国也大规模地增加军备，使亚洲充斥军事竞赛。还有，考虑到我们依赖对外贸易的程度很深，其中对外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对美国出口，怎么样协调这样的关系？进一步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哲学角度：人类在20世纪后50年埋葬了殖民主义，今后21世纪前50年我们要争取埋葬的是至今仍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霸权主义，不可谓不任重道远。但是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我们就会被一种情绪牵动，走向与人类历史潮流发展背道而驰的方向。另一方面，就对台工作而言，我们必须着手进行一项工作，就是要研究为什么西方那么多国家认同近年来台湾所谓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为什么陈水扁上台后短短四年，就又丧失了道德优势及罩在头上的“民主光环“，反而给台湾带来了种种乱象。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两岸统一打下“知己知彼”的基础。
其实，我一直觉得根本的、最大的不利于统一的因素要在我们自身身上去寻找。我们也有很多成见和弊病，要打破国际偏见，必须提升我国“青春阳光”的国际形象，塑造我们的国际人格；要让更多的台湾人相信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和做中国人的美好、自豪的感觉。有人把台湾说成是一块豆腐，里面掺了些台独的渣子，一打就烂了。坦白说，我觉得台湾不是一块豆腐渣，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作风对统一大业有害无利。如果把“一国两制”理解成为一种兼容并且竞争的关系，我们大陆在政治上的“机制竞争力”并不大。在对台政策上，作为争取台湾民心的第一步，最核心的，就是要让台湾人民找回“做中国人”的感觉。而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初应该积极塑造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化的和文明化的大国形象。这不仅是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三个主要指标，也是祖国统一的三个维度。我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主要来自于国内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蕴藏着无数的巨大商机。因此，把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景深植在台湾公众内心信念之中，努力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发展对于台湾乃至整个世界的意义，当是今后两地交流的重点。所谓民主化，中国政府应该努力通过推进民主政治改革进程，以“民主化”改革的成果教育美国民众，进一步树立中国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认识。所谓文明化，主要是指中国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内容还不是一些硬件的发展，而应该是文明化，即养成人性的、理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不接受现代文明，不推进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的文明化，硬件再怎么更新，中国都只是一个中古国家，绝谈不上是一个现代国家。
把握对美民间外交和政府工作的平衡点
怎样才能做好对美工作呢？我比较欣赏“敢斗、愿和”的战略。我们很难和美国成为战略伙伴，因为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差异太大。我们不愿意、暂时也没条件做美国的竞争对手，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最多是一个候补的超级大国，综合国力比美国的确还差得很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在同美国的交往中，必须具有高度的外交智慧和外交艺术。
还是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应当进一步整合国家资源，形成合力，造就对美外交的集体行动态势。具体而言，就是简政放权，逐步改革中国外交的计划领导体制，动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支持外交的“全国政治支援体系”，共同为中国对美外交的发展做出贡献。
前众议员李．汉密尔顿在2002年6月29日在与复旦大学师生通过卫星连线方式举行的电视座谈会上，曾对中国的对美工作提出不少看法。其中一条，是建议中国政府鼓励进一步推动在“社区各个层次包括农业界、学术界、卫生界、教育界”的民间交流。他说，“如果让我给中国国家主席当如何游说国会的顾问，我会建议他向华盛顿派出50到100名能说流利英语的中国外交官，专职进行游说国会议员的工作，对他们进行登门拜访……如果我是你们的政府领导人，我会十分仔细地研究台湾是如何努力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作为资深的国会议员，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位美国着名学者曾开玩笑地跟我说，他建议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去美国时，一定要到美国国会和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简短的演讲，用美国人熟悉的方式，对美国人说话。千万不要再重复以前访美过程的长篇大论,他应当针对美国的喜好，引起美国人的好感。这位学者固然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可的确有不少看法很值得关注。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双边交流规模并不小，中国大陆和社会各界对美国外交和民间交流所花费的费用也相当大，但是，为什么在效果上有时却让人感觉很不明显呢？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政府部门和民间对美国的外交缺乏总体的协调和安排。以对美国国会的工作为例。从台湾当局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访美安排来看，一般十分紧凑而且访问的对象涉及国会议员、媒体、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人士，尤其与国会议员的交往是其重点。相比之下，中国大陆虽然也有大量的访美交流活动，但没有经过国会联络处的居中协调和联络，与国会议员及其助手接触比较少，甚至成为纯粹的“赴美旅游”或者商业往来，花费一点也不少，但对中美关系促进的效果尚不明显。政府应当加强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和中国外交学会等民间外交机构的协作，组织民间交流代表团与国会的联络工作。2002年12月2日，“中国民间实话实说代表团”一行15人抵达美国华盛顿访问。
该团团员都是直接接触过美国“UPS援助项目”的官员、教师，或与美国朋友共同劳动、为他们演出的学生、农民和艺人。UPS公司利用自己的关系及影响力，安排了代表团与多位国会议员见面。而参、众议员们听说他们是来自中国最基层，也都极感兴趣，几乎有求必见。中国的农民、学生、教师和基层官员们向美国议员介绍了中国农村的生存状况和教育状况，回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让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入了解，修正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印象。团员们每顿饭都和议员一起吃，谈的时间越长，理解也越深。通过这种中国基层百姓与美国国会的交往民间交往，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讲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美国议员来说比官方文件更有说服力。这次访问活动“是民间外交的创举”。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外交权力的配置是高度集权的，这导致了许多消极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简政放权的改革，基层外交部门以及知识分子在外交事务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进一步优化结构，切实推动科学化、民主化的外交决策体制改革，逐步提高外交决策效能。
其次，我们也应该考虑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美国的研究，逐步建立健全信息情报和预警体制。
对美外交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应该是情报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以及预警能力的增强。
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获取信息、积累档案、分析情报的机构体系、人员队伍和管理制度，增强对美国内政外交行为的反应能力，提高对美工作的整体决策水平。
建立对美信息情报体系的首要工作是建立专门的信息情报机构和队伍，初步搜集和整理有关美国制度运作和内外生态变化的图书资料、音像资料、决策的案例资料等等，这些是保持信息情报工作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关键。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在已有的外交资料库和图书的基础上，增加情报信息搜集和整理的附属机构，配备得力的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美国重要人物的外交档案，这是把握美国外交决策程序和美国对华决策行为规律的重要依据。例如，对美国国会，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搜集有关国会议员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社会联系、代表选区、利益集团背景、个人性格爱好、意识形态、立法取向、对华态度等相关信息。重点是该议员在以往国会对华决策中的表现、有关讲话的态度等。同时，除了建立每一个议员的个人档案之外，还应该加强对一些重点议员（尤其是极端反华议员）的了解，对他们未来的决策行为进行相关预测。另外，由于议员助理特别是立法助理对国会议员的影响比较大，因此，也要结合每一个议员建立助手档案，将国会山上的3000多名对议员立法行为起重要作用的助手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为我国对美国国会工作提供具体和详细的参考指南。另外，国会情报管理还必须突出对国会关注的中国问题的分析和研判，多渠道搜集相关信息，特别是议员的投票行为，制定针对具体问题的工作策略。
我国的各个情报部门各自都有一支非常有效的信息收集和研究团队，我国在情报收集方面的预算投入也不少，但这些分散的信息如何有效整合、加以管理，不因条块分割而浪费资源，进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服务，是一个亟待重视的课题。
我们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常常让人感到反而无从下手。但是我们必须进行改革。
两位美国物理学家做过一项研究：他们让沙子一粒一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堆，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落下一粒沙也可能导致整个沙堆发生坍塌。这个试验表明：大变化不是一定都要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细微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崩溃。
反过来说，正面的影响，细致的工作，也同样可以逐步改造一个体制，慢慢造就新的观念、制度和决策生态。要改造一个国家不容易，要塑造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很难。但是我还是相当乐观的。因为我们有6亿人出生于1979年以后，他们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产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关心，完全可以使两国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孙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转自多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