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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Erik Eckholm曾写过一篇特稿《回到旧北京时代》：“在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不远处，传统的胡同街区显露了这座城市几百年来的记忆。”历史上的文人和中外旅行家，都对北京城都有过细腻而美好的记述。但是今天，北京城面临的一个现实是，那些凝聚了老北京传说、故事、文化和身份的旧宅院和破胡同正被人们以种种借口在破坏掉。
拆旧建新，如今是中国许多城市都在发生的事情。“脚手架、起吊机上的中国”，一座座城市旧貌换新颜，显示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活力。但是，在这些拆除的背后，我们是否也拆掉了城市的记忆？ 北京古城哪堪“拆拆复拆拆”？
北京城正在迅速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以往那种镇定的气象和纡缓的心情也早已经荡然无存，转眼间就是沧海桑田。
●胡同：曾经每年以六百条递减
胡同，一般定义为“两排民宅间相对的巷道”，而巷道能成为北京传统代表则是因兼具历史与民间习俗，而且饶富趣味。如今许多老北京耳熟能详的扁担胡同、库司胡同、北新仓一至五巷、椿树下头条、虎坊西里、红罗巷等，如今都已经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名称。
北京的胡同，1949年约有7000多条，至2000年只剩2000多条，每年还以600条递减；另有一说是，北京有名称的胡同达3600多条，不知名者多如牛毛，知名者每年至少减少300条。
在2003年版《北京年鉴》中，“地名变更”一项记录北京2002年新注销地名66个，几乎涉及的都是胡同名。
●四合院：“开发性破坏”的怪现象
四合院初具规模始自辽代，经金、元、明、清，最后成为北京最有特色的居住形式，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北京四合院由内而外也传承了古人对建筑、人文、哲学、人伦、政治等方面的智慧。
据悉，四合院的总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一千七百万平方公尺，到去年锐减为三百万平方公尺，消失的速度以九０年代至二○○○年旧城改造，减少一百万平方公尺最为严重。今人熟知的四合院诸如郭沫若故居、老舍故居等，大多是因仍维持旧貌而且气派得以保存，并成为样本观光景点，其余破旧、大杂院式的四合院恐怕都难避免被拆除的命运。
另人啼笑皆非的是，拆除四合院同时又在宽阔街道的旧屋屋顶涂色，形成不伦不类的假古董。为此，就有文化界人士批评，既要搞商业活动又要搞旧城改造，结果形成了“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的怪现象。
●城墙：大部分古城墙灰飞烟灭
5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墙是保留还是毁灭的争论结果永久地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五十年光阴似水流过，古城墙早已灰飞烟灭。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一路拆过去，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如今仅有3座残存。
位于市区崇文门的明代城墙，建于一四三九年明永乐年间，如今仅余一千五百公尺，是现存北京最长的明城墙遗址。
今天，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一带还保留了一点金代中都城的城墙的残迹；元大都城的城墙即上城已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明北京内城西城墙南端遗迹也进行了修复。此外，正阳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经过整修之后，也总算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些许实物见证。
●街道：旧鼓楼大街的命运谁来确定？
如果不是19位专家向世界遗产大会提交呼吁信，扩建旧鼓楼大街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都遵循着旧城改造常见的信息发布程序：前一阵子，旧鼓楼大街就要改造的消息是以“报喜”的面貌出现的，公众所能知道的是改造之后“将恢复传统风貌，延续水系文化，再现旧城商街”。这样的蓝图当然是令人振奋的。
但专家的呼吁书让公众了解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专家们说，旧鼓楼大街位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古城中轴线鼓楼、钟楼西侧，处在旧城的中心区，“如果对这些街道进行拆除、拓宽，将破坏旧城的风貌格局”。
一个说是“恢复传统”，一个说是“破坏旧城的风貌”，同一事物，观点相差径庭。谁说得对？这样的追问是必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旧鼓楼大街的命运或许就是其他文物的命运，甚至，或许就是未来整个北京古城的命运。 “易地迁建”的解决办法是敷衍之举？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于不可移动的文物来说，迁移无异于一场生死之劫。
如果城市建设和古城保护争夺地皮，怎么办？自1980年代以来，让文物搬家――“先拆除，后易地迁建”，成了北京常用的解决办法。只是，这个“先拆除”，通常可以很畅快地完成；那个“后易地迁建”呢？
当争议尘埃落定，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公众的注意力渐趋散淡，有关的单位和部门，他们是否还能记得那些“流浪”的老屋？他们有没有遵守先前的承诺，让那些被拆除的文物建筑重新出现？他们在陌生地方打造的新“文物”，是遵循规范的严谨之作，还是敷衍之举？
●“易地迁建”：是文物保护中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第一步，先做好测绘工作，定好迁建的位置。第二步，把建筑的构件如门、梁、柱、枋、瓦及雕刻逐一编号，拆下后要保护好以免损坏。第三，拆、建要同时进行。耽搁过久，一些构件容易损坏，而且经验证明，若不马上修起来，迁建往往就不了了之。第四，一定要原材料、原构件、原工艺，由古建公司以及有经验的老工人、老技师来做。迁建造价往往比建一座新的高得多。
●部分易地迁建建筑的现状：
儒福里过街楼――北京仅存的一所过街楼，1998年因菜市口大街南延工程而拆除。宣武区政府曾向社会承诺，过街楼将易地迁建到陶然亭公园内，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实施。
蔡元培故居――2000年11月23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被以“易地迁建”为名破坏，所幸文物部门及时赶到制止了这一行为。一番争议后，目前仍原地留存。
曹雪芹故居――北京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刚刚被学术界认定为曹雪芹的故居遗址后，即因道路修建而拆除。有关部门承诺将故居向北挪，易地建一个纪念馆，但至今未建。 怎么解释“新北京”与“老北京”？
4年前的冬天，北京市政府召集专家研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在“新北京新奥运”的理念下，怎么解释“新北京”与“老北京”？
今天，这座城市正在从字面上理解和实施这个口号：拆旧房、盖新楼。北京一家报纸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采写的两会代表对新北京的感受：“北京高楼有个性了，色彩丰富了，夜景更靓了”；“北京的道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高，车越来越多”；“每一次来，许多原来熟悉的地方都变了模样，认不清了”；“在全世界各个首都当中，北京是变化最快的”。这些单调、乏味、沉闷的描述在告诉人们北京古城不见了之外，还会令北京人失去想像力。
对比来看，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都没有给威尼斯带来变化。多少世纪以来，她一直像一位美丽的少女一样，任凭狂风海啸的吹打，那美妙的身躯永远透露着梦幻般的诱惑。
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和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北京看来是准备把自己交给房地产开发商了。干燥的空气、拥挤的交通、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纷纷搞外装修的高楼――这是北京城吗？
游客来北京看什么？拥挤的汽车交通、招摇的玻璃大厦、水泥建筑、高速公路？不。人们来北京看的是北京的人文历史、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茶馆。漫步在东单、西单的胡同里，德胜门内大街、鼓楼大街附近的老宅院，那种淳厚的人文精神是你在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琉璃厂那些叫卖旅游产品的小贩身上找不见的。
熟悉元杂剧的朋友可能记得《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曾经这砖塔胡同有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大爷们、扎堆聊天的老太太，还有端着大碗，坐在庭院当中香喷喷吃面条的人家。如今，胡同得名的那座青砖塔依然站在路口，成了熙攘街头的一景。
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的北京城不会变成一座巨大、冰冷、没有个性的全球化建筑群。
拆旧建新，如今是中国许多城市都在发生的事情。“脚手架、起吊机上的中国”，一座座城市旧貌换新颜，显示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活力。但是，在这些拆除的背后，我们是否也拆掉了城市的记忆？ 北京古城哪堪“拆拆复拆拆”？
北京城正在迅速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以往那种镇定的气象和纡缓的心情也早已经荡然无存，转眼间就是沧海桑田。
●胡同：曾经每年以六百条递减
胡同，一般定义为“两排民宅间相对的巷道”，而巷道能成为北京传统代表则是因兼具历史与民间习俗，而且饶富趣味。如今许多老北京耳熟能详的扁担胡同、库司胡同、北新仓一至五巷、椿树下头条、虎坊西里、红罗巷等，如今都已经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名称。
北京的胡同，1949年约有7000多条，至2000年只剩2000多条，每年还以600条递减；另有一说是，北京有名称的胡同达3600多条，不知名者多如牛毛，知名者每年至少减少300条。
在2003年版《北京年鉴》中，“地名变更”一项记录北京2002年新注销地名66个，几乎涉及的都是胡同名。
●四合院：“开发性破坏”的怪现象
四合院初具规模始自辽代，经金、元、明、清，最后成为北京最有特色的居住形式，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北京四合院由内而外也传承了古人对建筑、人文、哲学、人伦、政治等方面的智慧。
据悉，四合院的总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一千七百万平方公尺，到去年锐减为三百万平方公尺，消失的速度以九０年代至二○○○年旧城改造，减少一百万平方公尺最为严重。今人熟知的四合院诸如郭沫若故居、老舍故居等，大多是因仍维持旧貌而且气派得以保存，并成为样本观光景点，其余破旧、大杂院式的四合院恐怕都难避免被拆除的命运。
另人啼笑皆非的是，拆除四合院同时又在宽阔街道的旧屋屋顶涂色，形成不伦不类的假古董。为此，就有文化界人士批评，既要搞商业活动又要搞旧城改造，结果形成了“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的怪现象。
●城墙：大部分古城墙灰飞烟灭
5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墙是保留还是毁灭的争论结果永久地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五十年光阴似水流过，古城墙早已灰飞烟灭。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一路拆过去，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如今仅有3座残存。
位于市区崇文门的明代城墙，建于一四三九年明永乐年间，如今仅余一千五百公尺，是现存北京最长的明城墙遗址。
今天，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一带还保留了一点金代中都城的城墙的残迹；元大都城的城墙即上城已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明北京内城西城墙南端遗迹也进行了修复。此外，正阳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经过整修之后，也总算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些许实物见证。
●街道：旧鼓楼大街的命运谁来确定？
如果不是19位专家向世界遗产大会提交呼吁信，扩建旧鼓楼大街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都遵循着旧城改造常见的信息发布程序：前一阵子，旧鼓楼大街就要改造的消息是以“报喜”的面貌出现的，公众所能知道的是改造之后“将恢复传统风貌，延续水系文化，再现旧城商街”。这样的蓝图当然是令人振奋的。
但专家的呼吁书让公众了解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专家们说，旧鼓楼大街位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古城中轴线鼓楼、钟楼西侧，处在旧城的中心区，“如果对这些街道进行拆除、拓宽，将破坏旧城的风貌格局”。
一个说是“恢复传统”，一个说是“破坏旧城的风貌”，同一事物，观点相差径庭。谁说得对？这样的追问是必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旧鼓楼大街的命运或许就是其他文物的命运，甚至，或许就是未来整个北京古城的命运。 “易地迁建”的解决办法是敷衍之举？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于不可移动的文物来说，迁移无异于一场生死之劫。
如果城市建设和古城保护争夺地皮，怎么办？自1980年代以来，让文物搬家――“先拆除，后易地迁建”，成了北京常用的解决办法。只是，这个“先拆除”，通常可以很畅快地完成；那个“后易地迁建”呢？
当争议尘埃落定，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公众的注意力渐趋散淡，有关的单位和部门，他们是否还能记得那些“流浪”的老屋？他们有没有遵守先前的承诺，让那些被拆除的文物建筑重新出现？他们在陌生地方打造的新“文物”，是遵循规范的严谨之作，还是敷衍之举？
●“易地迁建”：是文物保护中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第一步，先做好测绘工作，定好迁建的位置。第二步，把建筑的构件如门、梁、柱、枋、瓦及雕刻逐一编号，拆下后要保护好以免损坏。第三，拆、建要同时进行。耽搁过久，一些构件容易损坏，而且经验证明，若不马上修起来，迁建往往就不了了之。第四，一定要原材料、原构件、原工艺，由古建公司以及有经验的老工人、老技师来做。迁建造价往往比建一座新的高得多。
●部分易地迁建建筑的现状：
儒福里过街楼――北京仅存的一所过街楼，1998年因菜市口大街南延工程而拆除。宣武区政府曾向社会承诺，过街楼将易地迁建到陶然亭公园内，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实施。
蔡元培故居――2000年11月23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被以“易地迁建”为名破坏，所幸文物部门及时赶到制止了这一行为。一番争议后，目前仍原地留存。
曹雪芹故居――北京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刚刚被学术界认定为曹雪芹的故居遗址后，即因道路修建而拆除。有关部门承诺将故居向北挪，易地建一个纪念馆，但至今未建。 怎么解释“新北京”与“老北京”？
4年前的冬天，北京市政府召集专家研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在“新北京新奥运”的理念下，怎么解释“新北京”与“老北京”？
今天，这座城市正在从字面上理解和实施这个口号：拆旧房、盖新楼。北京一家报纸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采写的两会代表对新北京的感受：“北京高楼有个性了，色彩丰富了，夜景更靓了”；“北京的道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高，车越来越多”；“每一次来，许多原来熟悉的地方都变了模样，认不清了”；“在全世界各个首都当中，北京是变化最快的”。这些单调、乏味、沉闷的描述在告诉人们北京古城不见了之外，还会令北京人失去想像力。
对比来看，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都没有给威尼斯带来变化。多少世纪以来，她一直像一位美丽的少女一样，任凭狂风海啸的吹打，那美妙的身躯永远透露着梦幻般的诱惑。
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和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北京看来是准备把自己交给房地产开发商了。干燥的空气、拥挤的交通、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纷纷搞外装修的高楼――这是北京城吗？
游客来北京看什么？拥挤的汽车交通、招摇的玻璃大厦、水泥建筑、高速公路？不。人们来北京看的是北京的人文历史、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茶馆。漫步在东单、西单的胡同里，德胜门内大街、鼓楼大街附近的老宅院，那种淳厚的人文精神是你在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琉璃厂那些叫卖旅游产品的小贩身上找不见的。
熟悉元杂剧的朋友可能记得《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曾经这砖塔胡同有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大爷们、扎堆聊天的老太太，还有端着大碗，坐在庭院当中香喷喷吃面条的人家。如今，胡同得名的那座青砖塔依然站在路口，成了熙攘街头的一景。
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的北京城不会变成一座巨大、冰冷、没有个性的全球化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