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天下）月刊4月号文章》题：新国家主义再生？（作者 杨艾俐）
（原文提要：批评全球化声浪不断，但最近一批学者、作家却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崩溃，未来所兴起的新国家主义，将引发另一波世局动荡。政府必须恢复传统，创造负责、廉能、法治的政府，并更注重国内人民整体福祉，而不只是企业竞争力，尤其是资本家的福祉。）
全球化潮起
西班牙在马德里火车爆炸死伤数千人后第三天举行大选，社会党取代执政的保守党，新首相萨帕特罗立即宣布，除非美国将驻伊军队交付联合国，否则将从伊拉克撤军。这一举措象征着最支持美国的欧洲盟友的转向，也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潮流浇上一盆冷水。
尽管批评全球化浪潮不断，却很少有人敢预测全球化已经崩溃，最近的《哈泼斯杂志》上有篇文章引起广泛讨论，作者为加拿大籍专栏作家邵楼（John Saul）。他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崩溃，未来所兴起的新国家主义，将引发另一波世局动荡。政府必须更注重国内人民整体福祉，而不只是企业竞争力，尤其是资本家的福祉。
邵楼文章立论独特。他从历史归纳，任何经济大趋势，很少会持续30年，如果结合科技创新和政治变迁，顶多50年。他认为全球化应该从1971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那年，一群欧美大企业负责人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他们确定企业竞争力和开放贸易将带来庞大公共利益，因此前两项课题应该为各国政府优先采取的政策。这是首次世界领导人一致的共识，企业利益应凌驾公共利益。
1974年世界6强（美、英、法、意、德、日）领导人开始集会商讨跨国经济政策，如汇率协调、市场开放，技术交流等，全球化逐渐成型。
邵楼归纳，全球化最主要建构者是一群资深教授、企业顾问和投资基金经理人。他们精于建构理论，辅以佐证。他们周游各国，说服企业及国家领导人采用他们的主张，市场必须自由开放，企业规格必须大，自己不能做的，赶紧购并他人。
80年代开始，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的公营事业民营化，解除银行、保险、航空等各项管制。90年代新经济开始，更使全球化火上添油。
国家再度干预
但是从20世纪末期，很多国家已经看出全球化对小国不利。甚至连进步的小国都深受威胁。
1980年，新西兰选出的政府最先拥抱全球化，但1999年新西兰大选，选民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全球洗礼，他们珍贵的土地被外国人买去，公司也被重整合并，年轻专业人士出走，于是当年选出了主张市场有限度干预的政府。
国际游资到处流滚，常妨碍小国金融正常动作。很多国家已经默默制订一些法令规范，保护本国的金融体系。澳大利亚准备银行理事长麦克法兰说：“大部分观察家已经得出结论，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操作方式有问题，必须做出改变。”
最著名反全球化的国家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片面宣布林吉特退出国际货币市场，大幅贬值，以利出口，并且冻结资金移往国外。
中南美洲国家经历20多年的自由化、开放市场，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率还不如70年代。新上任的巴西总统卢拉提出的新经济计划中，仍然保有很多国营事业，市场也不完全开放。
在政治和人权领域内，国家主义更漠视全球化潮流。俄罗斯总统普京逮捕第一大石油公司董事长，非洲卢旺达境内50万人被屠杀……“这么多国家各走各的，怎么可能说是全球化呢？”邵楼说。
对全球化质疑的人士，已经不是失业者、左派。一些鼓吹企业竞争力的商学院教授，在实地研究非洲和拉丁美洲情况后，主张全球化应该有实际且适合每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模式，不能一律套用自由市场和开放经济理论。
在大幅打开门户之前，很多研究者发现，惟有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制订完善法律，执行法律，除黑金才能迎接全球化的果实。
谁来决定文明？
在没有完备法令时，开放公营事业、市场，只是使既得利益更能利用特权，增加财富。
很多对全球化质疑的人士，不但举各国实际例子，发现全球化并不嘉惠全球，而且也已发展出各种理论反全球化。
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我们不能用经济理论（全球化）来决定文明的方向。历年来，历史演变都由军事、技术、发明所改变，例如工业革命、汽车与电力的发明，促使人类文明重大改变，而不是空洞的全球化理论，“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命运，由一群企管顾问、教授和基金经理人决定呢？”邵楼说，“这与基本民主背道而驰。”
全球化更遵从单一论点，他们认为落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必须置之死地，而后才能干净而健康地重生。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逼越南以种植咖啡代替稻米。这不但在经济上没有获益，更摧毁越南固有社会及历史结构。
他们坚持僵硬教条，却对企业责任与伦理着墨不多，例如不开放自由贸易就是落伍；公营事业不民营化，就是保护既得利益。但是对美国安然破产案、世界通讯破产案、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做假帐案，却少有全球化学者出面，提出如何提振人们对企业的信心。
全球化所鼓吹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原本是要增加人们的选择，但是事实证明，全球化模式僵硬，不是以低工资赢取大企业订单，增加就业机会，就是解除管制，让行业自由竞争。但是大企业淘汰了中小企业，消费者选择反而减少。
连一些企业领导人也开始探讨，行业自由化是否真能嘉惠该行业。例如美国航空业60年来，一直稳定成长，利润也很好，但是解除管制后，一家家大航空公司申请破产，例如联合航空、环球航空。现在美国航空业，只靠小航空公司如西南航空等，赚钱支撑产业的获利。这里面牵涉到每个产业结构，航空业与鞋业或电话业不同，它必须大资本投资，每架飞机1亿美元，却要靠100元的机票累积起来。它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才能成长，才能获利，也需要长期公共管制。
政府角色加强
最后，全球化提倡政府减少干预，成为虚拟国家、虚拟政府。关切国家及政府角色的学者均不以为然。哈佛大学教授史考特认为，近代经济得以完善发展，是靠欧洲以国家取代封建社会，国家政府保障土地所有权，建立基础设施，如道路、港湾，以削减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政府制订法律，保障经济自由竞争，“民主的政府，并不能保障人民能收获耕种的果实，”史考特说，“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可以。”
而国家出现危机时，也是政府出面解决，而不是企业。例如马哈蒂尔以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解决了马来西亚金融危机。两年后，国际金融界眼看马来西亚经济逐渐复苏，又将之纳入国际证券指数机制。1999年全球经济高峰会议，还邀请马哈蒂尔演讲复苏经验。“虽然是国际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来说，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需要政治方法解决，“马哈蒂尔说。
一些学者更指出，在美国，“9.11”事件后，企业马上缩减支出，缩小规模，停止投资，加速经济紧缩，使景气跌入谷底，企业家不再登高一呼，扮演世界领导者。而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聚集商量，如何刺激景气，鼓励投资，“国家政府取回领导权和行动权，企业总裁回复传统的反应者角色。”一位专栏作者指出。
新国家主义有很多值得忧虑之事，例如欧洲普遍惧怕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潮，不但奥地利总理许塞尔以禁止移民为竞选主张而当选，意大利三党联合执政中，其中一个党是墨索里尼的老党。
大部分人对现在这种变化，感到不安，但改变本身就会带来不安，政府必须以公共利益，而不是以少数鼓吹全球化的人士意见为依归。长久的贫富差距必将造成社会问题、世界问题，富人也会活得不安心，不安稳。
（原文提要：批评全球化声浪不断，但最近一批学者、作家却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崩溃，未来所兴起的新国家主义，将引发另一波世局动荡。政府必须恢复传统，创造负责、廉能、法治的政府，并更注重国内人民整体福祉，而不只是企业竞争力，尤其是资本家的福祉。）
全球化潮起
西班牙在马德里火车爆炸死伤数千人后第三天举行大选，社会党取代执政的保守党，新首相萨帕特罗立即宣布，除非美国将驻伊军队交付联合国，否则将从伊拉克撤军。这一举措象征着最支持美国的欧洲盟友的转向，也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潮流浇上一盆冷水。
尽管批评全球化浪潮不断，却很少有人敢预测全球化已经崩溃，最近的《哈泼斯杂志》上有篇文章引起广泛讨论，作者为加拿大籍专栏作家邵楼（John Saul）。他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崩溃，未来所兴起的新国家主义，将引发另一波世局动荡。政府必须更注重国内人民整体福祉，而不只是企业竞争力，尤其是资本家的福祉。
邵楼文章立论独特。他从历史归纳，任何经济大趋势，很少会持续30年，如果结合科技创新和政治变迁，顶多50年。他认为全球化应该从1971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那年，一群欧美大企业负责人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他们确定企业竞争力和开放贸易将带来庞大公共利益，因此前两项课题应该为各国政府优先采取的政策。这是首次世界领导人一致的共识，企业利益应凌驾公共利益。
1974年世界6强（美、英、法、意、德、日）领导人开始集会商讨跨国经济政策，如汇率协调、市场开放，技术交流等，全球化逐渐成型。
邵楼归纳，全球化最主要建构者是一群资深教授、企业顾问和投资基金经理人。他们精于建构理论，辅以佐证。他们周游各国，说服企业及国家领导人采用他们的主张，市场必须自由开放，企业规格必须大，自己不能做的，赶紧购并他人。
80年代开始，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的公营事业民营化，解除银行、保险、航空等各项管制。90年代新经济开始，更使全球化火上添油。
国家再度干预
但是从20世纪末期，很多国家已经看出全球化对小国不利。甚至连进步的小国都深受威胁。
1980年，新西兰选出的政府最先拥抱全球化，但1999年新西兰大选，选民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全球洗礼，他们珍贵的土地被外国人买去，公司也被重整合并，年轻专业人士出走，于是当年选出了主张市场有限度干预的政府。
国际游资到处流滚，常妨碍小国金融正常动作。很多国家已经默默制订一些法令规范，保护本国的金融体系。澳大利亚准备银行理事长麦克法兰说：“大部分观察家已经得出结论，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操作方式有问题，必须做出改变。”
最著名反全球化的国家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片面宣布林吉特退出国际货币市场，大幅贬值，以利出口，并且冻结资金移往国外。
中南美洲国家经历20多年的自由化、开放市场，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率还不如70年代。新上任的巴西总统卢拉提出的新经济计划中，仍然保有很多国营事业，市场也不完全开放。
在政治和人权领域内，国家主义更漠视全球化潮流。俄罗斯总统普京逮捕第一大石油公司董事长，非洲卢旺达境内50万人被屠杀……“这么多国家各走各的，怎么可能说是全球化呢？”邵楼说。
对全球化质疑的人士，已经不是失业者、左派。一些鼓吹企业竞争力的商学院教授，在实地研究非洲和拉丁美洲情况后，主张全球化应该有实际且适合每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模式，不能一律套用自由市场和开放经济理论。
在大幅打开门户之前，很多研究者发现，惟有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制订完善法律，执行法律，除黑金才能迎接全球化的果实。
谁来决定文明？
在没有完备法令时，开放公营事业、市场，只是使既得利益更能利用特权，增加财富。
很多对全球化质疑的人士，不但举各国实际例子，发现全球化并不嘉惠全球，而且也已发展出各种理论反全球化。
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我们不能用经济理论（全球化）来决定文明的方向。历年来，历史演变都由军事、技术、发明所改变，例如工业革命、汽车与电力的发明，促使人类文明重大改变，而不是空洞的全球化理论，“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命运，由一群企管顾问、教授和基金经理人决定呢？”邵楼说，“这与基本民主背道而驰。”
全球化更遵从单一论点，他们认为落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必须置之死地，而后才能干净而健康地重生。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逼越南以种植咖啡代替稻米。这不但在经济上没有获益，更摧毁越南固有社会及历史结构。
他们坚持僵硬教条，却对企业责任与伦理着墨不多，例如不开放自由贸易就是落伍；公营事业不民营化，就是保护既得利益。但是对美国安然破产案、世界通讯破产案、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做假帐案，却少有全球化学者出面，提出如何提振人们对企业的信心。
全球化所鼓吹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原本是要增加人们的选择，但是事实证明，全球化模式僵硬，不是以低工资赢取大企业订单，增加就业机会，就是解除管制，让行业自由竞争。但是大企业淘汰了中小企业，消费者选择反而减少。
连一些企业领导人也开始探讨，行业自由化是否真能嘉惠该行业。例如美国航空业60年来，一直稳定成长，利润也很好，但是解除管制后，一家家大航空公司申请破产，例如联合航空、环球航空。现在美国航空业，只靠小航空公司如西南航空等，赚钱支撑产业的获利。这里面牵涉到每个产业结构，航空业与鞋业或电话业不同，它必须大资本投资，每架飞机1亿美元，却要靠100元的机票累积起来。它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才能成长，才能获利，也需要长期公共管制。
政府角色加强
最后，全球化提倡政府减少干预，成为虚拟国家、虚拟政府。关切国家及政府角色的学者均不以为然。哈佛大学教授史考特认为，近代经济得以完善发展，是靠欧洲以国家取代封建社会，国家政府保障土地所有权，建立基础设施，如道路、港湾，以削减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政府制订法律，保障经济自由竞争，“民主的政府，并不能保障人民能收获耕种的果实，”史考特说，“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可以。”
而国家出现危机时，也是政府出面解决，而不是企业。例如马哈蒂尔以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解决了马来西亚金融危机。两年后，国际金融界眼看马来西亚经济逐渐复苏，又将之纳入国际证券指数机制。1999年全球经济高峰会议，还邀请马哈蒂尔演讲复苏经验。“虽然是国际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来说，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需要政治方法解决，“马哈蒂尔说。
一些学者更指出，在美国，“9.11”事件后，企业马上缩减支出，缩小规模，停止投资，加速经济紧缩，使景气跌入谷底，企业家不再登高一呼，扮演世界领导者。而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聚集商量，如何刺激景气，鼓励投资，“国家政府取回领导权和行动权，企业总裁回复传统的反应者角色。”一位专栏作者指出。
新国家主义有很多值得忧虑之事，例如欧洲普遍惧怕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潮，不但奥地利总理许塞尔以禁止移民为竞选主张而当选，意大利三党联合执政中，其中一个党是墨索里尼的老党。
大部分人对现在这种变化，感到不安，但改变本身就会带来不安，政府必须以公共利益，而不是以少数鼓吹全球化的人士意见为依归。长久的贫富差距必将造成社会问题、世界问题，富人也会活得不安心，不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