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二

ba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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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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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1、中国的经济规模当在4万亿美元左右,居世界第二,按年率8%增长,再考
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估计2025-20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将与美国持平。
  2、中国现行汇率提供的信息不可用于宏观分析,尤其不适合用于国际比较研
究,由此得不出客观反映中国实际的结论。
  3、中国经济最脆弱的领域是正是知识分子群聚的部门,也是中国最需要大刀
阔斧改革的地方。
  4、中国进入了充满希望的历史机遇期


     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多种算法
             窦志达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政治模式及千差万别的广阔
疆域。不正视中国的特殊性,不懂中国的国情,就不可能办好中国的任何事情。
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对中国现有经济实力的评价多种多样,在时甚至截然相
反。对中国这样一个变化中的大国,要在短时期内做出恰如其分地经济评价,绝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关于中国的经济规模

  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主要是指该国一年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量,被称为
国内生产总值,俗称GDP。由于各国产品、服务的品种和质量差异很大,不便于直
接汇总比较,所以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即国际标准,这个标准以前是黄金,
现在是美元;还由于制定国际标准的方法不同,有汇率法、购买力评价法等多种
方法,用不同方法计算一国的经济规模,往往结论不一致,甚至会得出相去甚远
的结果,尤其对中国、俄罗斯这样转型过程中的国家。
  1、按汇率法计算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03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中,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
过了1万亿美元:美国仍居首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9万亿美元;日本,4.3万
亿美元;德国,2.4万亿美元;英国,1.8万亿美元;法国,1.7万亿美元;意大利
,1.5万亿美元;中国以1.42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七。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2002年
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中,中国的GDP始终排在第六位,位居意大利之前。2003年中
国经济增长率为9.1%,雄居世界前列,而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年
意大利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0393.67亿欧元(以199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只增
长0.3%,创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新低。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增长率远高于意
大利的情况下,2003年中国的排名反而下滑了呢?世界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迪
帕克表示,世界银行在解读不同年度的、换算成美元的一国国民生产总值时要受
不同年度汇率变化的影响,具体而言,2002年平均1.06欧元才能兑换1美元,而到
了2003年,不到0.9欧元就可兑换1美元,正是因为欧元对美元比价的升值导致了
意大利和中国的位置变换,因为中国的人民币是直接与美元挂钩的,而意大利是
欧元区国家,所以美元与欧元的此消彼长造成了意大利排名上升、我国排名下降
。由此可见,由于计算依据的变化也可导致一国经济实力的升降,经济实力是可
以“算”出来的。
  用汇率法计算各国的GDP,往往不能准确反映国家间经济实力的消长。汇率只
是依据一国部分产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换价格确定的,用这种方法计算GDP不仅要受
国内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还要受参与国际交易的品种、规模、目的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一般而言,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国,用这种方
法计算的GDP往往偏低。如2003年,用这种方法计算的中国GDP只占世界GDP比重的
3.9%,俄罗斯的GDP只占世界GDP比重的1.4%,这不是中、俄两国经济实力的真实
体现,因为中、俄两国都是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大部分经济部门的活动是直接为
本国及本国人民服务的(如农业、基础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
,参与国际交换的产品和部门只占国民经济中很小一部分,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
,极需外汇,所以在国际交易中产品价格定位很低,导致了偏低的汇率及按汇率
法计算的GDP偏低。
  2、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

  一国的总产品和服务可以按去向划分为国内产品和出口产品,汇率是根据出
口产品的状况制定的,只适应于各国出口产品之间的比较,对于服务于国内市场
的产品(对于大国而言,这部分往往是经济的主体),各国之间很难用汇率比较
。以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为例。比如1台在中国卖2000元的电视机和一套130平方
米、市价20万元的的住宅,在美国前者卖240美元,后者卖10万美元。当前的汇率
是按两国间的贸易产品计算的,即以电视机折算的,2000元人民币=240美元,1美
元=8.33人民币,用此汇率对中国的GDP(包括住宅等非贸易产品和服务)进行折
算,就得出中国按汇率法计算的、以美元表示的经济规模(2003年排名世界第七
);如按住宅价折算,就是20万元人民币=10万美元,1美元=2元人民币,按此
汇率对中国的GDP(包括电视机等贸易产品和服务)进行折算,就得出中国按购买
力评价法计算的、以美元表示的GDP(以此方法计算的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
可见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出的中国GDP相去甚远,用电视机的汇率计算出的中国GDP远
小于按住宅汇率计算的情况。当然,现实中的汇率法和购买力评价法的计算要比
这复杂的多,但道理是一样的。购买力评价法,就是把各国的各类产品和服务都
按照其在美国的同类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折算,然后得出各国的GDP,用这种方
法计算的各国GDP相对于单纯的汇率法要更接近实际,适用于反映各国的经济规模
,而汇率法更适合于反映各国经济的竞争力。
  国际机构对一国居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做评价的时候,通常使用按购买力平价
汇率计算的人均GDP,而不用名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
的一个报告里,使用购买力评价法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为4580美元,以此为准,2003年
购买力评价法计算中国的GDP为5.9万亿美元。
  3、按实物量计算

  汇率法最大的缺陷就是把不参与国际交换的产品视同参与交换的产品,因此
弱化了技术水平较低又极需外来技术的国家的经济规模;购买力评价法虽然对汇
率法的缺陷有所校正,但由于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在技术上是很难做到一一对
应比较的。所以,无论是汇率法还是购买力评价法,都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经济
规模。按实物量对各国主要产品直接比较,可以直观地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大小
情况。
  目前,中国的谷物、肉类、棉花、水果、钢、煤、水泥、化肥、家用电器、
手机、数字程控交换机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发电量、棉布、化
纤等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糖、原油等产量分别居世界第 四、五位。我国纺织服装
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我国石油消费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我国发电量占美国的50%,占世界的8%左右,世界基础工业原料的价格已在很大
程度上受“中国因素”影响……,在绝大多数实物产品规模上,中国都居于世界
前列,且位次大大高于GDP在世界的排序,如果用实物量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
中国的世界排名当在第二、第三位之间。
  4、大国贸易法则

  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参与世界贸易的状况与其国家(含人口、面积等因素)的
大小密切相关,呈反比例关系。大国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其参与国际贸易的经
济部门只是其经济总量的一部分,往往是很小的一部分,其绝大多数经济部门是
为本国经济服务的,是内需经济。所以,一般而言,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
,对一个小国而言,可以达到很高,如对荷兰、新加坡等国;但对一个大国,如
美国、日本、巴西等国,这一比重在当前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下不可能太高,如2003年
美国、日本虽然国际化水平较高,也就在20%左右,中国2003年这一比重高达60%,
这不是真实情况,完全是扭曲的汇率因素所致。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当在20%以
下,所以,与2003年85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对应是GDP应当是4.25万亿美元
左右。
  5、按评价-汇率法计算

  由于世界的多样性,各国市场化程度差异很大,各国的物价水平在很多领域
具有不可比性,所以,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的GDP都存在许多不足,用汇率法计算
有弱化市场化程度低国家经济实力的倾向,用购买力评价法计算也不完美,有强
化弱国(这种强化是靠“计算”得出的,不是真实的)的嫌疑。评价-汇率法就是
将汇率法与购买力评价法结合,取其平均值,这种方法既有一定的可比性,又有
一定的完整性,虽然也存在许多固有缺陷,但用此方法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我
认为比单纯的汇率法或购买力评价法更接近于实际。
  2003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为1.42万亿美元,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为5.9万
元美元,按评价-汇率法计算为(1.42+5.9)/2=3.66万元美元。
  上述计算方法中有4种是价值计量方法,其换算的汇率分别为:8.28:1(汇
率法);1.97:1(购买力评价法);2.75:1(大国贸易法则);3.48:1(评价
-汇率法)。这些方法计算的前提是中国公布的2003年度GDP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
。如果这一数据本身有误,则依此计算的任何结论都要大打折扣,而现实中这种
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第三产业核算的不充分,中国的GDP存在严重低估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
现倒不是人为因素,而是经济转轨后造成的国民经济核算滞后现象。从世界经济
发展演变趋势看,一国的产业结构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大国而言,随
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先是出现农业比重下降的趋势,进而出现农业、工业、
建筑业等实体经济比重下降的趋势,伴随这种趋势而来的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稳步上升。目前美国、日本及西欧主要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在70%以上,
世界平均水平在60%左右,印度也接近50%,中国目前公布结果为33%。如果中国还
是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但
现实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5年,经济活动已经市场化了,资源的调配已经由市
场看不见的手起作用,从宏观上讲,当前中国的经济活动是正常进行的,经济活
动本身应当是符合世界趋势的,只是对经济活动结果的记录不真实。无论从什么
角度看,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都不会比印度低。从根本上讲,第三产业就是
服务业,一是为生产活动服务,主要是为实体经济部门服务(如商业、运输业、
房地产经营业等),二是为人民生活服务,无论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总量还是中
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远高于印度,为什么服务产出会低于印度呢?如果真如此,
在中国的服务领域必然存在广泛的“服务难”现象,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吃饭
难”“理发难”……,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中国的第三产业核算有严重
的漏算,如果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与印度相同,中国2003年的GDP就不是11.7万亿
,而是14.2万亿元人民币,依此当把依各种方法计算的中国GDP再放大22%。
  
  二、关于中国经济的效率

  尽管对中国经济规模的评价有多种结论,但其趋势是一致向好的,相对于此
,对中国经济效率的评价更象观看“万花筒”,一人一个结论。
  1、中国经济竞争力

  在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个领
域的劳动者承受着数倍于发国家的劳动强度,享受着世界最低的工资,提供了最
丰富的廉价商品,保证了中国产品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出口增
长率及世界市场占有率方面得到见证。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经济奇迹就是中国出
口商品价格的奇迹,这一奇迹是由中国最底层人民创造的,说中国经济奇迹就是
中国民工奇迹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实体经济具有强大的世界竞争力,与此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虚拟经济,尤其是知识分子扎堆的领域,如医疗卫生、教育
文化、政府服务等,在这些领域里,养尊处优者居多,付出的很少,得到的过多
,享受了现行政策过多的偏爱,严重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后腿。下一步的经济改革
必须从这里开始,什么时候这里的人们也能发挥出“民工”的精神,创造出民工
们创造的投入产出比,什么时候中国整体经济竞争力就进入世界前列了。
  2、荒谬的误导

  经常可以从一些学术刊物上看到专家学者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价,这
些评价中有一些是经不起推敲的。
  如:据某董事长介绍,我国每万元GDP消耗原油0.42吨,这相当于世界经济和
发展合作组织的2.3倍,比日本高出4倍,甚至比印度、巴西还高。
  “2003年,我国GDP增长9.1%,占世界GDP总量的4%;钢材消费2.6亿吨,
占世界总消耗量的1/3;水泥消耗8.2亿吨,占世界总消耗量的1/2;能源消耗
(含石油)占世界总消耗量30%。我国增长1万美金GDP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倍,
法国的7倍,日本的14倍(若按此翁的计算,美国只有日本的1/4强!!)。由此
可看出,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之低、浪费之严重”。
  中科院某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指出,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
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照此翁的计算,美国还是日本的
2.7倍,表明美国已大大落后于日本,这岂不是国际笑话!)……。
  去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4%,但是消耗全世界7.4%的石油,31%的原
煤,27%的钢铁,25%的氧化铝,40%的水泥。
  …… ……

  从这些文字反映的潜台词看,我国的经济活动效益太低了,只有世界平均水
平的1/10到1/6,若与欧美日相比,更是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如果用这种方法比
较,多年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效益是每况愈下的态势,现在不如过去,将来还不如
现在。事实并非如此糟糕,问题出在不同类别的“比较”上。中国的GDP占世界总
量的4%没有错,但那只是指按现行汇率计算的结果。用汇率法计算国家实力有许
多的不足,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有大大偏低之嫌,这已是世人共识。中国水
泥消耗占世界40%,钢铁消耗占世界27%,这些是实质性消耗,主要体现了中国经
济的整体规模和实力,用汇率法计算的GDP与此相比并不贴切。如果非要比较的话
,用GDP的购买力评价值较为妥当。中国当前的GDP购买力评价值约占世界的12%,
由此比较我国的经济活动效益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到1/2,当然大大低于美日
欧,但并没有大大低于美日欧之外的世界其余部分。
  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在能源领域取得了GDP翻两番而能源消费仅翻
一番、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2002年,中国一次
能源消费量为14.8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二位。1980年至2000年期间
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7%,而相应的能源消费量年均仅增长4.6%
,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仅为0.47。在能源利用效率方
面,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每万元GDP的
能耗从1980年的4.28吨标准煤下降到了2000年的1.45吨标准煤;
相应地,每吨标准煤所创造的GDP,也由1980年的2335元(2000
年价)提高到2000年的6880元。20年时间单位产值能耗下降64%,
年均节能率达4.6%。而同期全世界单位产值能耗平均下降19%,经合组织国
家平均下降20%。 从趋势上看,谁都不能否认中国宏观经济效益与中国经济实
力一样,都在上升的轨道中前进。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每年公布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受到各国政府的关
注,是世界上比较权威的评判之一。IMD最新公布的200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
际竞争力排行榜显示,2002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居世界第31位,比2001年
上升了两位;经济竞争力从上年排名的第七位升至第三位。IMD采用的评判标准内
容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益和国家基础结构等四个方面,共314项指
标,评判的国家和地区为49个。从IMD公布的情况看,2002年国际竞争力平均水平
为59.034分,高于平均水平的有26个国家,基本为发达国家;低于平均水平的有
23个国家(地区),基本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得分为52.199分,比上年有所提
高,总体排名也随之提高两位。IMD的评价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客观反映了中国经
济竞争力不断上升的事实。
  3、脆弱的服务业

  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实体经济竞争力空前提高,细分析,主要是靠这一领
域劳动者的低工资创造的;中国的服务业也不是整体缺乏竞争力,其中市场化程
度高的领域,如饮食业、居民服务业、商业等竞争力并不低,中国竞争力低的领
域正是那些知识分子扎堆的领域,如政府部门、医疗卫生部门、大专院校、社会
文化部门等等。这些领域市场化程度最低,有些还处在计划经济的阴影中,有些
处于非驴非马的状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点不吸收,缺点发扬光大了不少
。这些领域的人,虽然提供的服务缺乏竞争力,但他们凭借特殊的地位和手段,
所获得的收入远高于实体经济领域的劳动者。中国工人的收入只有美国同行的1/30,
所以中国产品极具竞争力,但中国律师的收入、中国医生的实际收入、中国公务
员的实际收入与他们在美国的同行相比可不是1:30的关系。相对于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律师费用偏高,所以这些领域没有竞争力。尽管中
国的知识分子改革的呼声最高,但在他们扎堆的领域改革最不彻底,也最缺乏社
会公平公正,为什么?中国缺少医生吗?中国缺少教师吗?中国缺少公务员吗?
真正缺少的是机制,市场机制的需求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无数个供给者。
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必须彻底打破保护壳,尽快见阳光、除霉气、露生机,只
有将实体经济领域通行的法则贯彻到虚拟经济中,中国的服务业才能挺起腰杆,
具有竞争实力。
   三、几点结论 

  1、中国的经济规模当在4万亿美元左右,居世界第二,按年率8%增长,再考
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估计2025-20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将与美国持平。
  2、中国现行汇率提供的信息不可用于宏观分析,尤其不适合用于国际比较研
究,由此得不出客观反映中国实际的结论。
  3、中国经济最脆弱的领域是正是知识分子群聚的部门,也是中国最需要大刀
阔斧改革的地方。
  
  4、中国进入了充满希望的历史机遇期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谁都不能藐视的国家。事实上,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20 世纪的中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以百年为阶段,大跨度地对比
20世纪头、尾百年的世界大国排序,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中,进步最突出的是
美国,它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大国成长为当今世界上惟一一个超级大国,在所有的
领域中遥遥领先于任何国家;英、法、德、日的原有地位大体上没有变化;在19
世纪末的几个庞大帝国中,奥匈帝国早已四分五裂、不复存在;俄罗斯帝国经历
了两起两落,元气大伤,正面临着19世纪大清帝国的命运;昔日雄居欧亚非三大
洲的奥斯曼帝国瓦解得更加彻底,残留的土耳其早已不为世人所注目;印度帝国
分为印、巴、孟三个相互不和且经常交战的国家;横向比较,惟有中国在原有疆
域基本完整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转型。纵观历史,得出结论:中国在20 世纪所取
得的进步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各国成绩榜的前端。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正在
发生着由弱到强、由贫至富的转变,是历史性的回归,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认识
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而且有助于我们客观公正地
与世界各大国交往。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实力,有利于我们端正心态,面向未来。

  
 
Re: [ZT] 门前政治与稳定的终结 -- 任不寐

注意,下面的文章例举了近期颇具影响的国内上访事件


门前政治与稳定的终结 -- 任不寐

  1999年我在《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批判》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主义
”这样一个范畴,用以概说中国“后1989年”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主义”主要并不是江个人的政治理念,而是整个时代的政治现象;它不是一个思想
体系,而是一种政治作风。

  它代表了“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意识形态的没落,它先牵强于“邓小平理论
”,然后彻底抛弃理论学舌,进入“三讲”、“三个代表”伪饰下的新语录阶段。
有论者愿意在“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之间发挥联想,但“主
义”显然更拥有自己的本土特征。大致说来,这些特征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第
一、稳定压倒一切的权力机会主义;第二、物质主义的精英统治取代意识形态的精
英统治;第三、军事统治表面化;第四、经济改革一方面与政治改革彻底决裂,另
一方面和项目分肥相联系,而项目分肥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相联系;第五、上层
的政治机会主义和底层的伪民族主义成为国家真正的意识形态。――其中,“稳定
压倒一切”是“主义”的政治灵魂和核心思想,因此“主义”也可以
称为“稳定主义”,其后的党成为“稳定党”(类似马克思所批判的“秩序党”,
或者相对于“四人帮”而言,也可以称之为“稳定帮”)。

  “稳定主义”的政治后果是内向型法西斯主义的绝对统治。以国家投资和税收
改革为起点的资源重组和经济瓜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断裂和冲突,以及资源、生态
、心灵的彻底败坏。政治高压的恐怖和资本投机的诱惑的确维持了15年的社会稳
定,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因此建立“持续增长”可依赖的“扩展型秩序”。中国社会
的理性变革为此加大了机会成本,并因此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稳定压倒一
切”是丧失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极端的政治自卫方针,它一方面诞生于1889年的
政治镇压之中,另一方面在新政府不计后果的分配性努力中汲取动力,并在199
9年事件中走上了不归路。“胡温”上台以后,“稳定党”进一步强制国家
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这不仅导致了军权政府和“胡温新政”之间的权力
离析,更导致了公权力与民间抗争的全面冲突――公民群体上访成为社会冲突的焦
点。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愈演愈烈的上访事件如何充分说明了这一冲突的起源、性
质和趋势,以及“上访有罪”这一寡廉鲜耻的政治封锁如何象征着“稳定主义”的
穷途末路。

一、上访浪潮风起云涌,于今为烈

  首先,上访是民间社会对“经济改革”的反应,上访者基本是“改革”的受害
者。

  其次,上访是对“政治不改革”的抗议――人们缺乏正常渠道反应自己的意见
并倍受凌辱。

  最后,上访是“稳定主义”的受害者和挑战者,“稳定压倒一切”赋予了各级
政府及其警察部门漠视和镇压上访者的特权或合法性,这导致了上访浪潮的轮番升
级。

  1、从“广场政治”到“网络政治”和“门前政治”的联合

  1989年以后,国家暴力在城市和街道实施了全面戒严,中国政治因此进入
低迷期。知识分子和学生作为政治主体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可悲的是
,机会主义取代启蒙主义统治了大学。但稳定党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一场新技术革
命发生了,1995年之后,因特网进入中国,民主墙于是陆续转向虚拟世界,并
几乎取代了纸媒自由而形成了“第五种力量”。与此同时,“稳定主义”改革导致
的社会冲突在民间不断滋长,它以上访的方式在“信访制度”的框架内不断向政府
门口聚集。90年代初期,这一政治浪潮主要以下岗和传统的权力侵略为控诉对象
;90年代中期以后,“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的抗争成为主力军,当然,抗议
权力滥用和不公正仍然是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共十六大无论如何都可以视为中
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稳定主义”在党内不再是决策的唯一根据;另一方
面,网络自由开始和上访抗议合流,这在2004年的春夏之交表现得最为引人瞩
目。由于有了互联网,忽视和压制上访声音的官方媒体的垄断被打破,上访者从政
府门前的拳打脚踢中可以和世界建立起联系――因此封锁网络并关闭网吧就成为“
稳定主义”最后的一种政治努力。

  2004年仅仅是上访风潮和上网风潮合流的第一年,因此前景如何尚未可定
论。人们不难想象关网锁国政策在短时间内将变本加厉,不过这种倒行逆施在技术
上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另外一个值得参考的政治因素是:取消收容制度的新政府
在清理房地产恶性拆迁、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发起审计风暴的过程中,也必须部分依
赖媒体的开放,特别是互联网的开放,同时部分依赖民间上访所给予的政治支持。
因此,“网络政治”和“门前政治”的联合及发展,应该拥有一定的政治空间;更
为乐观的估计是,这是一场新的政治变革在民间的率先反应。

  《亚洲时报》7月15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高层博弈 胡锦涛推电子民
主墙运动?》。这篇文章说:近日中国官方连串动作表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现
正推行一个“电子民主墙”运动。该报7月12日曾发表了《神秘网站专揭腐败,
疑得中央高层力挺》的报道,该报道指出,近期中国出现一个名为“中华投诉网”
的网站。该网站把自己定位为“民意预警机制”;并指中华投诉网的建设及其推出
,将预示著“人民民主监督将因此出现新的里程碑”,又表明网站是“应中央需要
”而推出的。这篇文章还提到,中国官方新华网7月13日刊登了一篇题为《透视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无病 政务有恙》,痛批中国不少部委网站只是“首页秀
”,并呼吁各部委要改善电子政务。7月14日新华网又有一篇《与高木探讨:用
互联网监督官员腐败》的文章;到了7月15日,中国官方人民网首页出现“人民
网上看民意,14日热点新闻网友留言选登”的栏目。因此,该文结论说:“电子
民主墙的趋势就更明显”。

  不过该文说“在时代,中国一直严密操控互联网”,事实上在“后江时
代”(不是“江后时代”),操控互联网的现象并没有改变,反而在加强。当然,
这些管制措施的强化多大程度上出自管制部门的滞后清醒,多大程度上出自“新政
”对“旧政”的延续,还是缺乏实证分析。不过有一点这位作者是对的,中国确实
再次出现了“大鸣大放”的现象,而1976年前后中国确实也出现了上访浪潮。
但这次“鸣放”和领导人的发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胡最多是在谨
慎地利用这一既成事实而已。

  具有政治敏感的分析人士还注意到,2004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
《再干一个20年――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是一个政治信号。这篇署名“任仲
平”的社论说:中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改革的攻
坚战。”“一言以蔽之,关键时期(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一个‘矛盾凸显期
”。但“狭路相逢勇者胜”,“境由心造,事在人为”。《人民日报》第二天还编
发了“网友热评任仲平文章”,以说明“人民对以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信任”
。这篇社论也许在字面上没有什么新意,但它显然表达了胡锦涛、特别是温家宝的
政治观点。这些观点即使看不到什么政治学上的新意,但仍能看出“新三民主义”
和“科学发展观”与“稳定主义”之间的政治分歧。它可能公开了党内分歧(“矛
盾凸显期”),似乎确证了“审计风暴”以来外界关于权力战争的种种猜测。这并
不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但这些分歧所代表的内部危机可能为民间和网络自由提
供一个不规则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上层政策对“稳定主义”的背离,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视为对门前政治的某种支持或需要,但显然,这不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的。任何威权政治走到末路都会出现这种上下互动的良性局面。这个道理恩格斯
似乎很清楚,但邓小平及其继承人对此似乎冥顽不化,一定要在“阴谋论”里寻找
政治安慰和反击借口。

  目前就把网络自由视为胡温的“民主墙”,这种乐观的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
但如果把网络自由视为视为民间力量的“民主墙”,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合适的。
因此大致可以总结出中国民间政治在新世纪的三大特点:第一,政治中心从广场转
向门前;第二,政治主体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转向失地农民、拆迁户和网民;政治
运作方式出现了网络政治和门前政治的联合,并可能实现从街头政治向法庭政治的
理性转换。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意味着门前抗争可能指向两个方向:或者转向
传统的激进主义的群众运动,但在机械武器时代,这一前景是悲剧性的;或者说转
向谈判和审判方面,但这一理性主义前景被稳定邦的疯狂自私所干扰,因此前景不
明。  

  2、从互联网报道看民间上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90年代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门前开始有人静坐,这已经
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政治景象。事实上没有人愿意出面和上访者接洽,政府大院
里面的人精通“搭便车”这种智慧,因此他们已经习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场
哲学。这也是“主义”在官场内部结出的文化果实:机会主义塑造了黄色笑
话和非利不图的官场文化。官员们宁愿绕开走,他们首先选择了躲避抗议的办法。
然而“稳定”政策和既得利益同时导致了对示威的弹压。总的说来,初期的门前冲
突还不是非常猛烈的,但逃避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在秩序稳定、特别是权位稳定受
到威胁的时候,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愈演愈烈的上访风潮可以视为对麻木不仁和政治压制的双重反应。

  由于中国政治的等级特征和民间的清官崇拜传统,上访的中心区域自然锁定在
首都北京。一个新的因素也强化了“进京告状”的热情:在那里更可能引起国际媒
体的注意从而可能强化申诉的效用。不过我们不能指望从官方媒体上对这些上访行
动进行统计和分析,但互联网上有相关报道;虽然这些报道不可能覆盖全部抗议活
动。2004年是六四十五周年,毫无疑问,中国当局为了维护稳定丑态百出,甚
至把蒋彦永医生关押起来。当有关当局正打算松口气的时候,民间上访浪潮却打破
了中国政治表面的宁静――而首善之区的北京,成为门前抗议的热点地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2004年7月10日,在北京市政府机构门前,有拆
迁户冒雨上访。该消息说,北京市的许多党政机关门前聚集著成百上千的上访者。
有报道称,目前聚集在北京的上访群众有二十多万人,他们分布在北京的南站、木
须园、甘家口、东高地等地。事实上在6、7月间,正在北京为“六四”十五周年
和香港“七一”大游行而草木皆兵的时候,在国务院、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组部、民政部等“敏感地区”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上访
者――这些案例一方面表明各级政府显然对民众申诉没有依法处理或没有成功镇压
;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冲突愈演愈烈,而民间抗议已经发展到了风起云涌的壮观程
度――

  6月29日上午九点开始,有29名男女年轻警察列队在公安部门前上访。

  7月5日上午10点,三百多来自各省市的上访群众聚集在北京西单的中央组
织部门前,高呼口号,十点二十多分,大批公安拘捕了100多上访人士装了满满
一辆警方用大客车运走。

  7月6日,三百上访人士上访北京中纪委,在中纪委门前高喊冤枉。

  7月7日上午11点左右,20多名上访群众按照昨天上访中纪委得到的答复
来到北京高检上访,高检控申厅姚厅长不但不接待上访群众,还出来指挥现场的警
察保安们向高检车上强制拖拉多名上访人士进行殴打。同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
的一些上访群众陆续聚集在中纪委门前,呼喊“我们冤枉!”、“我们要人权”、
“我们要生存权”等口号,要求解决冤情。

  最高人民法院也是上访人士造访的一个部门。但上访人士屡屡在高法里面被殴
打、被勒索、在外面被截访、被强行关进车里扔到远离市区的八宝山、被带回本地
关押劳教、收容、甚至就在高法附近被警察殴打致残致死。高法的墙上贴满了各种
冤情和倾诉,读者群集。

  7月9日上午10时左右,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的公安部门前出现了10
余名上访人员,上访人员随即被赶来的警察团团围住。一名上访人员把写有“冤”
字的红灯笼用竹杆插在一辆自行车上,其余的上访人员则静坐在公安部大门前的东
侧。上访人员大多为中年外地人员。

  7月14日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外上访群众约有三、四千人,他们来自河
北、河南、东北三省等地。尽管上访者的口号叫得震天响:“打倒腐败!打倒贪官
!”但来自各省的“截访”公安的人数比上访者还多,他们很快就被逐一带走。

  7月16日上午,在北京民政部门前聚集了上访群众有一百多人。他们在民政
部的门前打起了红底白字的大横幅,横幅有十多米长,上面写有“强烈要求按三个
代表精神迅速落实灵泉受害者 依法退款”。他们是几年前河北省三河灵泉墓地的
投资者,被灵泉墓地欺骗的投资者有成千上万,被骗总金额达人民币几十亿元。几
年来,被骗群众多次到众多政府部门上访,但被推来推去,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特别引人瞩目的一则消息是:“维权人士申请(七一)北京万人大游行”。发
起人有天津蓟县的郑明芳(还处在被警察监视的状态)、北京的叶国柱(在七一这
天被公安在宾馆软禁了一天)、倪玉兰(在七一这天被北京西城区公安分局联合新
街口派出所关押了一天)等,他们是当地上访群众的代表。在他们提交给“北京市
公安部治安总队”的“申请书”中称:“依据《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我们准备在北京东西长安街、府右街-北海-南池子-天安门广场举行
万人游行活动,强烈抗议政府以下行_??br />
  (1)政府野蛮强拆,造成千万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2)政府强取豪夺、霸占公民私有财?,造就大批乞丐。

  (3)政府把含冤上访的百姓当成“”进行迫害。

  (4)政府指使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对上访群众残暴实施酷刑。

  ……

  游行申请显然没有得到批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法申请游行再一次成为“
违法行为”而受到镇压。而在此事发生不久,中国一些民众抗议日本“侵犯钓鱼岛
主权”的游行却得到了批准。北京“法制”的机会主义特征因此昭然若揭。

  在全国范围内,近期颇具影响的上访事件至少包括以下7大案例:

  (1)四川自贡事件,大陆颇具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7月15日发表了题
为《“新圈地运动”后遗症――四川自贡高新区征地调查》一文。该文追述了网络
上早已披露的自贡事件的来龙去脉。8年前,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等地近八千村民
被政府集体征地,失地农民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很多人捡破烂度日,“去年出现多
起群体性事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家报纸没有对“群体性事件”作出
详细报道。失地农民一直在上访抗争,但屡次遭遇当地警察部门的镇压。

  (2)河北唐山事件。1992年至1997年,河北省唐山的官员涉嫌娜用
二万多名库区移民补偿专项资金以来,移民不断上访追讨,然而追讨者不断受到打
击报复。2004年年3月,有万人联名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递交《要求罢免
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书》。然而,
移民代表张友和在法律专家俞梅荪冒著生命危险帮助寄出两书的第二天,即被唐山
市公安局立案搜捕,非法拘禁,前后失去人身自由104天。

  (3)天津蓟县事件。7月12日,天津蓟县几千群众聚集县政府门前上访,
上访的村民们来自蓟县各个村庄,他们上访谋求解决“三农”、冤案、贪污腐败问
题等。据说有的村庄来了几百名农民上访。这仅仅是天津蓟县群众上访活动之一。

  (4)福安――福州事件。2004年2月,福建省的福州、福安两市两万多
农民联署动议,以涉嫌贪污等问题,要求全国人大和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两市政府主
要领导成员人大代表资格。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此案涉及的事实理由包括:福安
方面动用军警压迫保护文物的百姓,以及挪用一千八百多万元救济金等问题。福州
方面挪用闽侯县东南汽车城土地补偿费二点四亿元,以及市委市政府涉及黑社会等
问题。农民领袖之一福州闽侯的吴中凯因此受到监控,而闽侯县农民领袖吴世松陷
于狱中,并已死亡。四月二十日,另一名领袖复原转业军人萧祥经(音译)被以嫖
娼罪关押,他的妻子林雅芳(音译)表示,福州公安诱骗萧祥经认罪。

  (5)北京十里堡事件。根据《十里堡居民上访书》,北京朝阳区十里堡的居
民投诉上访,反映北京朝阳区京朝开发公司欺压老百姓,强暴拆迁,逼死人命。该
上访书反映,开发公司领导胡晓(音)贪污国家拨的拆迁款,根本到不了老百姓的
手中。

  (6)松原事件。松原事件的背景如下:1999年,全国石油企业在朱容基
“新政”下强制“重组”和“减员增效”,而减员的主要手段就是“提前退养”和
“买断工龄”。吉林油田有一万六千多工人“提前退养”和“买断工龄”,这是吉
林油田工人连续和平请愿上访100天的起因。2002年初,“随着大庆等兄弟
油田工人运动的兴起,自然而然地引发了吉林油田连续和平请愿上访100天的工
人运动”。2002年7月下旬,由松原市公安局连续发布5个通告,宣布上访违
法。7月26日开始,地方当局出动了数百名警察,全副武装,实行戒严,封锁交
通,并开始抓捕上访人员。被抓者必须在油田电视台上公开违心地承认上访是违法
的。2003、2004年“下岗工人”连续进京上访,无人理睬,并被一次又一
次强行押解回来,2004年3月10日晚,被严密监管的数十名上访的买断工人
走投无路,集体服毒自杀。(参考《吉林省松原市石油工人上访100天的调查报
告》)

  (7)大庆工潮。2002年这一年可以称为中国工潮年(不难理解的是,这
一年也是中国政府大规模立法管制网络的一年),因为不仅在大庆,在四川和辽宁
等地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抗议事件。大庆工潮发生的背景和松原事件大致相同。
但由于大庆的特殊地位,北京不得不作出妥协,因此“提前退养”和“买断工龄”
并没有真正实施。但一些工人领袖受到了迫害。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朱槠基“新政
”是“稳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企改革、分税制及粮食体制改革,在一定程
度上是导致当年工潮和今天农民上访、城市拆迁户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重大的“群体性事件”显然不限于上述案例,更不限于拆迁问题,更多的
事件淹没在政治导向之中,因此,需要更多有勇气的记者或网民进入现场。

  上述案例表明,上访事件在量上已经“初具规模”。同样表明问题严重性的事
实是,中国民众上访已经出现了极端方式――这些极端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不公正问
题的激化,另一方面表明政府行为的法西斯化。

  3、自杀,“割头告状”,抬尸上访

  去年中国媒体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自杀率已经高居
世界首位(每年有25万人自杀),其中85%的自杀案件发生在农村,而农村妇
女是自杀案件中的主要受害者。然而当时的分析报告没有将这一悲剧跟社会不公正
问题联结起来,现在看来,这一相关性应该得到研究者的进一步确证。通过一些案
例可以看出,一些自杀案例与社会公正问题密切相关,特别和上访受阻密切相关。

  近期官方互联网站上“社会新闻”栏目中的热点之一是自杀事件。新华网7月
14日转载了《新京报》一篇报导:一男子从西单中友百货跳楼身亡。事实上这不
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此前海外网站已经报道了7月12日23名黑龙江上访人员在
北京集体跳楼自杀的事件。这23名黑龙江上访人员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
拘留调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被拘留的23名上访者全都是黑龙江鹤岗矿务局
的职工,在96年到98年间大批矿务局的职工被买断工龄下冈,有些干了几十年
只获得八千到一万的补偿。为此,他们多次进京上访但没人理会。该消息还说,黑
龙江的煤矿一直存在各种问题,除养老金发不出以外,今年四月发生煤矿爆炸,十
名矿工被活埋矿井内,而二月廿三日发生对煤矿大爆炸,有三十七名矿工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网上海频道7月15日报道了“一男子昨晨在上海交大徐
汇校区坠楼身亡”的消息,但该报道没有说明那死者的身份和坠楼原因,这篇报道
说:“有关情况本网将继续进行跟踪采访”,似乎不了了之。2004年7月20
日,一些网站贴出了一位女青年在上海地铁自杀的图片。在北京和上海,地铁自杀
的新闻近年多见诸于网络媒体。不过跳楼自杀是抗议者选择的常见方式。2004
年7月19日,《京华时报》上有一报道:18日一男子从紫竹桥西北京化工大学
的一个居民楼上坠下身亡,死者名叫何仪(音),年近40岁,住在这座居民楼的
501室,在附近一公司上班。此前,北京有多起立交桥自杀事件也被网络披露。

  频繁出现死亡事件并非都无证可查。如在“北京十里堡事件”中,强制拆迁逼
死二人:去年12月,在野蛮拆迁过程中,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吓死在被强拆的
家中;2004年元旦前后,下岗居民王彬在拆迁办服毒身亡。此外,2004年
7月19日,《新京报》刊登了《拆迁户遭停电被迫生炉 16岁女儿中毒死亡》
的消息:去年12月17日,任清良16岁的女儿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任清良
认为,女儿的死与他有关――因为不愿意拆迁,任家遭遇停水停电,为了不让女儿
受冻,任清良生起了煤炉……。

  更“极端”的自杀方式是“自焚”。2004年初,一些媒体都报道了北京和
河南民工“讨薪无望自焚”的消息。而由于中国政治的特点,一些抗议者把自焚现
场选在了天安门,同时把时间锁定在“国庆节”、“党的生日”、“春节”等日子
。较早一起天安门广场自焚案件发生在2003年10月1日,据“千龙网”报道
,2003年10月1日上午7时45分,一名中年男性上访人员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自焚受伤,这位上访人员叫杨培权,来自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是一位下岗职工
。在自焚现场,还有一名与他同来的男性上访人员。当然,杨培权不是“天安门自
焚”的第一人。1999年春节期间,自焚事件震惊了世界。2003年9
月15日早晨8时40分左右,安徽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
火被警方及时扑灭”。朱正亮是安徽青阳县蓉城镇城西村村民,自焚前曾多次上访
――有报道说:“这是继今年8月南京发生拆迁户自焚死亡惨剧后、3个星期以来
的第二宗自焚事件”。朱正亮的命运也许在自焚者中算是幸运的,由于媒体的关注
安徽有关部门不得不对此案表示关心,但为了禁绝跟从者,中国政府马上“吸取教
训”,各地开始颁布臭名昭著的“自杀有罪”的法规。

  在中国骇人听闻的抗议案例中,互联网在2004年春夏之交被这样一篇报道
掀起波澜:《13年上访路:母亲亲手割下儿子头颅上京告御状》(原载《青年参
考》)。该报道说,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纸房乡石坡村农民王次妞,在儿子被警察和
金矿矿主活活打死又求助无望的时候,竟然亲手割下儿子的头颅到北京告御状。“
提头上访事件”发生在1991年,“据了解,事件惊动了党中央,当时的国务院
秘书长罗干曾亲笔批示处理。但时至今日,当事人依然在上访。”王次妞是一名“
坚定的专业上访户”,“到北京和郑州上访过多少次王次妞记不清了”,她只记得
2003年去北京6次,2004年已经又去了3次。“目前,王次妞的名字上了
洛阳市和嵩县的重点防范人员名单。王次妞的名字列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疑难案
件的第一名。”

  4、为什么上访?

  由于“胡温新政”奉行“宏观调控”和“重视三农问题”的政策,这在一定程
度上使城镇建设中野蛮拆迁问题和向农民圈地的问题被“导向性”爆光。因此,野
蛮拆迁和“圈地运动”被视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报道说,中国每年有
近两万人为此上访,这应该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数字。2003年7月初,建设
部有关人员透露,到建设部上访的人数,截至6月22日已有4026批,186
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3121批、5397
人,已超过去年全年的3929批、18071人。

  而2004年年初“中新网”的一条消息说: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信访局共收到上访信件57206封,接待来访19662人次,比去年同期
有较大幅度增长。据了解,其他信访部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该报道转引国家信访
局长周占顺的话说:自1993年全国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出现回升以来,已经持续
上升了10年。今年以来,群众信访总量仍呈现上升趋势。据统计,第一季度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县以上三级党政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量比去年同期
增加6・5%。其中接待群众集体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和5・1
%。第二季度,受非典疫情因素影响,国家信访局和31个省级信访部门接待的群
众来访量有所下降。但随着非典疫情的解除,各级信访部门接待的群众来访量又迅
速回升。6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双解除”)至9月30日,国家信
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67・3%和58・4%。其他地区
群众来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上升趋势也很明显。

  周占顺还特别强调,80%的上访者“有理”,而80%的案件应该得到解决
却没有解决。周占顺的讲话还表明,群体性事件在事件上和“稳定主义”的相伴而
生的,并且不仅仅是为了抗议野蛮拆迁问题。他谈到了“八大焦点问题”:一是企
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二是“三农”问题,三是涉法涉诉问题,四是城镇
拆迁安置问题,五是反映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六是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
题,七是环境污染问题,八是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解决政治和经济待遇问题。

  不过信访局长忽视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是政治腐败导致的权力滥用和不作为
;第二是政治专制导致的上访有罪;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或激化了群体性事件的产
生或发展。第三,上述“八大焦点问题”并非仅仅是工作作风问题或政治制度问题
,而是因为“政府”已经公开堕落成为暴力牟利组织,因此与民众发生了经济利益
冲突。政府垄断和抢劫是导致民众上访的经济背景。总之,上述十个原因全部根源
于“稳定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牟利行为及在政治政策上的倒行逆施,而政治的确
是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

  正如我在《灾变论》一书中提到的,“腐败封建制”不是中国政治的偶性事件
,而是这个政治的内在需要。最高的牟利帮派需要通过分配腐败特权(首先表现为
权位的指派)获得内部效忠和内部稳定,“人治”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安排。最
高权力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可分配资源,最初是通过军事力量对资源实行国有
化,后来是通过“宏观调控”完成资源重组,最后完成“占用权”向“所有权”边
界的过渡,腐败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这样,从最高权力到各级权力彻底
改变了政治的公共性质和意识形态特点,而变为一种具有黑社会特点的企业制度。
政治的陷落使上访成为民间抗议唯一的“合法方式”,但同时也成为粉饰性的宗教
仪礼。最高权力恩许上访权,一方面是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腐败特权
的分配权――反腐败不是为了反对腐败,而是为了使腐败更有利于“讲政治”,即
政治忠诚。

  上访者对这一政治策略并非全然不知,但由于专制主义的社会封锁,使民间丧
失了任何议政空间,因此,上访成为唯一可能选择的控诉方式。人们仍然不愿意进
入法律诉讼程序,这几乎和“法律观念淡薄”没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法律诉讼恰
恰就是信访的对象,另一方面,法律部门同样是一个赢利组织,由于其企业化的程
度较高,因此法律诉讼的成本更高。特别是当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是个体权力或社会
流氓时,法律诉讼意味着寻租能力的竞争,而底层民众显然在这一竞争中处于劣势
。因此,同样是通过理性算计,中国民众也许更愿意选择越级上访,尽管这是走投
无路的选择。无论如何,权力斗争(基本上不是公义动机)为解决冤案提供了机会
主义的可能。在中国,“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可谓经典,它包含着中国公共政
治的特有逻辑。

  不过随着表达手段的增加,主要是大众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上访倾诉的对
象实际上越来越不仅仅是有关当局,而是面向民众和舆论,而后者显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中国的门前政治冲破了传统的模式,已经从寻找清官或政治机会主义者转
向寻找民意和舆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方向,它宣布了中国法律部门的不合法,
也开始走出完全无助的绝望境地。当然,这种乐观趋势还仅仅是一种趋势,这条路
是否会走向新的理性制度安排,还有待观察。

二、上访有罪:警察国家的反文明罪行

  “稳定主义”面对风起云涌的上访浪潮进行了符合自己逻辑的反应:把上访视
为“破坏稳定”的罪行进行镇压。稳定主义培养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新贵
连同天安门情结一起构成了镇压抗议和申诉的全部动机,而中国的政治专制主义可
以“立法”执行这样的使命,同时,稳定主义赋予了各级政府、特别是警察部门不
作为以及滥用权力进行压制的特权。因此,90年代有关当局侵犯人权诸案并非是
对中国法律的违反,而是对“中央”稳定主义所设置的真实意图的迎合和遵守。由
于部门利益,面对群体性事件,第一线的官员和警察作出了“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或者无作为,或者为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变本加厉地践踏人权。

  “上访有罪”(包括“自杀有罪”)是稳定主义发展到穷途末路的一种反应。
如此丧尽天良却不知羞耻的“政治文明”通过网络公诸于世界,不知道人类心灵应
该为之感到愤怒和绝望,还是感到羞愧和难过。如果说,此前中国政治的特点是二
丑艺术的话,那么现在它已经合二为一:流氓和戏子归为罪犯,而罪犯统治就成为
上访浪潮循环上升的连续理由。

  大致说来,中国政府面对群众上访一般采取两方面的反应:无作为和作为。后
者包括直接暴力镇压、经济处罚和收买、建立地方官员责任制以及立恶法禁止、限
制并惩罚上访者等四个方面。

  1、政府无作为

  总的来说,几乎所有的上访案件都起源于政府的无作为――如果首次申诉被有
关部门重视的话,群众“越级上访”及其极端反应是不可能发生的。

  《解放军报》2003年8月24日第4版发表了《吴官正强调要满腔热情地
做好信访举报工作》的文章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21
日致信全国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会议强调,做好信访举报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政治任务……多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部门全面履行职责,在服务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深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吴官正对信访部门工作成绩的高度评价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4年1月4日,“新华网”发表了《百姓告状为啥那么
难?》一文,记者调查显示:许多上访者对信访部门不满意!该文说:记者听、问
到的上访案件有30件,看到被请到接待室详谈的案件有5起。记者询问了40多
位上访者:“上访有用吗?”结果只有两人回答“有用”,其余全部回答“没用”
。“新华网”和《解放军报》这一分歧,只能表明信访工作只是作为“稳定大局”
的“政治任务”才是成功的,至于在“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方面则完全
乏善可陈。

  这种可悲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恰恰起源于信访部门对“政治任务”心领神会,
而把粉饰性的“廉政任务”等而下之。因此,在不出现危害稳定的政治问题的前提
下,信访部门完全可能对群众的上访漠然置之,采取不作为的方式高高挂起。新华
社记者调查之后必然要得出的这样的客观结论:上访无用。

  2003年9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条新闻:农民刘福民因妻女
被拐卖找到镇派出所,要求惩治罪犯而屡遭毒打,刘为此上访十年未果。其所在县
的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分别在刘的上访材料上作了“到银河系找外
星人解决”、“到月球找秘书长处理”等批示――“白纸黑字,赫然醒目”,这不
是个别案例,它极端地表达了“共和国公仆”对待群众上访的共同心声,只不过更
多公仆把这“心意”藏在心里而已。

  政府不作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上访群众越级上访。前不久,“新华网安徽频
道”一则报道谈到:近段时期,安徽省政府门前经常聚集众多上访群众,情绪激烈
,打着横幅,穿着带有上访标志的服装,围堵省政府机关大门,堵塞长江路交通,
有的群众从周日晚上就开始睡在省政府大门口,以便周一得“先机”上访。“安徽
省有关部门分析指出,群众来省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和异常上访数量大幅度上升,
主要是因为少数地区和部门对群众集体上访特别是重复集体上访重视不够,对上访
群众反映的问题处理不及时、落实不到位。”这篇文章谈到:去年下半年以来,曾
以经济实力强厚而被誉为“安徽第一村”的合肥市城东乡隆岗村,因“失地问题”
村民数百人次群体上访持续不断,拉横绳阻拦市区交通,连续多次围堵省政府,如
今变成“上访第一村”。记者总结了持续上访的原因之一就是“各级干部对村民上
访态度冷淡,让村民对现实寒心”。去年底上访村民曾连续三天上合肥市一环路,
拉线阻断交通,但三天里没有一位领导或干部来劝解看望。无奈,村民去围堵省政
府大门,前后有过三次。5月13日,记者看到约200村民举着横幅,直接阻挡
于政府大门,后被警察强力驱散。村民们等到6月初,只好又集体去瑶海区委,找
纪委书记。6月2日下午,工作人员说领导在开会,没空接待。第二天村民们再去
,工作人员把村民一会儿指上,一会儿指下,却一次次找不到人……领导避而不见
,这种现象不是90年代才有的,人们不会忘记当年几十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
食要求“和领导对话”、而领导先是回避后来调军队镇压的事件。

  除了政治任务造成政治冷漠以外,中国人道德观念的彻底败坏自然首先影响到
官场。“别人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生存智慧简直已经是天经地义的
了。新华社的报道还提到这样一个上访悲剧:“19年艰难上访路,原本清秀活泼
的青春少女王凤枝头发已见花白,背影佝偻,至今仍然独身一人。……王凤枝姐妹
俩的父亲也因此过早的离开了人世。”1985年9月,安徽涡阳县石弓乡发生一
起小小邻里纠纷,后被当地法官枉法裁判致为冤案,不仅当事人王清侠因此导致精
神病,而且其姐姐王凤枝从那时起,为了妹妹的冤案平反和获得赔偿艰苦上访,这
一上访持续至今19年,王凤枝本人满头青丝已变白发,曾订下婚约的她也因故退
婚终身未嫁。……为了打赢官司和给妹妹治病,王家早已徒有四壁,负债累累。在
上诉、申诉、上访过程中,王凤枝经常是带一大袋馒头做干粮,馒头吃完了就帮小
饭店洗菜换口饭吃,大冬天就睡在水泥地上。王凤枝泪流满面:“我的腿跑弯了,
泪哭干了,心也早碎了。但是至今无人过问处理制造冤案的人员,信访部门也已经
不再搭理我的上访了,更谈不上申请国家赔偿。”――问题是,这样的政府的合法
性在什么地方呢?1997年我与一位葡萄牙的外交官交谈中提到过类似悲剧,他
感慨地说:如果在葡萄牙,人民早起来造反了!我也感慨地说:您听说过“戒严部
队”吗?

  2004年5月发生在吉林的一个案件曾引起轰动。5月19日15时30分
许,吉林省乾安县仙字乡动字村约80余名群众集体来到乾安县政府,准备向有关
部门反映与相邻的锁字镇前训村发生的草地纠纷问题。当大家快要行至县政府二楼
时,楼上出现了四、五名干部模样的人,一边厉声呼喝,一边把反映问题的村民向
楼下推。拥挤间年仅16岁的农村少年陶汉武倒在了地上,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从
发生意外到被送往医院抢救约半个小时里,与陶汉武同行的数十名农民一直向在场
的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帮助,但一再遭到拒绝。“政府干部见死不救的事,在乾安
县引起巨大反响”(东方网)。这一案例生动揭示了“门前政治”的起源:上访者
忍无可忍,政府部门见死不救。  

  2、政府作为

  为了稳定大局,或者为了保护领导,或者因为自己就是当事人,殴打上访者成
为政府官员对“门前政治”最经典的反应。这一当代传统应该是1989年6月4
日奠定的。对于中国政治来说,拳头而不是话语仍然是政治的中心。这些未进化的
动物性行为一般包括两类:信访部门直接大打出手,调集警察部门甚至军队进行暴
力镇压――后面这种方式由于可以“法制化”而为有关当局喜闻乐见,尽管可能要
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稳定主义”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成为一个彻底的“警
察国家”,而“门前政治”是“警察国家”的工作前线。

  ――暴力镇压

  较早引起网络关注的案件是李绿松案。东方网消息:2001年3月,山西岚
县青年李绿松为改建村小学多次上访,在一直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写下了反腐标
语,结果被人割去舌头。“割舌事件”的真相在历经一年的波折之后终于开始浮出
水面。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吕梁分院的立案调查结果显示:1999年12月11日
岚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旺元等人以妨碍公务为由将李青松抓到公安局,12日决定对
其刑事拘留,随即于当晚将李羁押于岚县看守所,并将李捆绑在岚县公安局看守所
自制的刑具――“门板”上长达12日之久……。

  这类恶案并没有因为李绿松案的大白天下而有所减少。海外媒体近期报道指出
:以上海、北京为主,在各地越演越烈的强拆中,造就了大批流落街头的乞丐,其
中有大批的人到北京上访,众多的上访者在“上访鬼门关”──国务院上访时被殴
打关押。在上文提到的天津蓟县事件中,蓟县城关镇西北域村的宋风珍在蓟县信访
办公室被殴打住院。

  而在唐山事件中,上访移民多年来投诉无门反遭警察和官员毒打、拘留、劳教
、劳改。

  玉田县100多名库区移民上访途中,被大批警察谎称_?テ鹄炊敬颍?br /> 每一个人都被打伤,有的打断肋骨,有的打断胳膊或腿,40多人被关押,4人被
判处3年至5年徒刑。库区上访者李铁,不仅嘴里被插入电棒,手指肋骨被打断,
还被蒙上眼睛、反绑双臂推入火葬场的焚化炉,威胁将其火化使之“死不见尸”。
维权人士俞梅荪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事件:2004年6月,唐山库区移民刘晓艳
因“扰乱了中南海的办公秩序”被警方拘留15天。刘晓艳在几十次的上访中每次
都被乡镇干部和派出所警察殴打,现已致脑积水和腿残……。

  警察往往也主动追击拦截上访者。一位叫贾凤珍的女子不久前投书网络,她是
辽宁省台安县台安镇人,从1992年被流氓打了以后又被法官殴打。她说:“我
不但挨打5次,到北京上访又碰到狠如豺狼的鞍山截访公安,被送到北京远郊18
盘(山区)企图将我冻死……。”

  最著名的截访发生在唐山事件中。唐山警察奉命进入北京拦截上访者,这一“
来京蹲守”的丑闻被多家媒体曝光。在唐山,上访者终于成为第六种人,或者成为
敏感人士或“重点人口”。据中国人权的消息,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将于七月八日至
十日到唐山□视察时,带头追讨移民补偿专项金的张友仁被警方拘禁,而另一名主
要领袖李铁为了躲闭抓捕,已经在群众的帮助保护下离家转移……。

  另一起“松原事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2003年8月22日《北京娱乐信
报》大胆报道了《吉林省松原市流血事件 防暴警察围殴上访群众》一案。200
3年4月,松原市新市长上任后,提出要收回松花江大桥经营权。6月16日松原
市城管监察支队将松花江大桥收费站公安执勤室强行拆走。6月17日又对收费区
内的道路安全减速带强行拆除,并打伤了天成公司3名职工。在松原市政府对天成
公司采取上述措施后,吉林省政府开始介入此事,要求松原市政府不准单方采取过
激行动。7月16日,松原市政府指使宁江区法院,并动用了防暴警察、治安警察
、武警等警力,单方强行封了松花江大桥收费设施,交由该市交通局管理。

  7月17日,天成公司职工对松原市政府单方撕毁协议、违法强封收费设施行
的行为十分气愤,自发组织了320多人驱车几百里到松原要讨个说法。当队伍行
进到松原市水利宾馆附近,遭到了松原市防暴警察的围打,他们动用了警棍、盾牌
、1・5米长专用绿色警棒、防暴手雷、高压消防车等警具,围打天成公司职工长
达十几分钟,有100多名工人被打,其中15人身上多处受伤,6人被打成重伤
送医院抢救。此案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中国各级政府已经堕落为暴力牟利
组织,而中央一统的政治结构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把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是有关当局对待上访者又一个著名的镇压措施。这一
流氓手段首先在《国务院信访条例》中被赋予了合法性,1995年10月28日
国务院令第185号发布的《国务院信访条例》(96年1月1日起施行),是9
0年代稳定主义制造的恶法代表作之一,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信访工作机构
发现来访人员中有精神病人的,应当通知精神病人所在地区、单位或者监护人将其
接回。”由于没有规定精神病人的鉴定程序,因此必然为“信访工作机构”以此为
借口打击上访者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信访工作机构”正是这么做的。

  1999年1月4日,时年32岁的信阳市北京商场职工杨文明再一次来到该
市师河区政府信访办反映自己工作的问题。在此之前,他已经啻卫葱欧冒旆从沉?br /> ,因被门卫挡在门外,杨文明返身离去。当他走出信访办有300米左右时,信访
办副主任涂成等人突然追出来,将他捆进一辆汽车。他被送到了信阳市精神病医院
的封闭式病房里。杨文明说,当时入院后,医院并没有给他做任何检查,却每天都
强制他服用大量药物。1月18日深夜,杨文明用被单绑在窗户的铁柱上,攀沿而
下,从信阳市精神病医院逃了出来……。(大洋网)

  江苏“如东精神病院”因关押上访者而闻名。江苏如东县双甸镇高前村十四组
44号陈德才就是受害者之一。陈德才因和石甸供销社有工资纠纷无法解决,多次
被双甸派出所殴打,身体各处多次受重伤。妻子受惊吓后,出走失踪,至今没有归
来,生死不明。2004年1月陈德才到北京上访,他在国务院信访办填了表,并
讲述了自己被政府威胁再被抓住就有可能被送到精神病院去,还是被国务院上访机
构出卖,国务院上访机构通知江苏省南通市警方将陈德才直接抓回南通,将陈德才
押在“如东精神病院”(对外称第四人民医院)。政府官员威胁陈德才说:你再告
就给你用药,你不告了,我们就可以放你回去,陈德才被逼不得已,写了一个不上
访的保证。关押期间陈德才被殴打和强行用药,并在精神病院过了春节。陈德才的
家人和邻近们都知道他到北京上访,但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春节过后,陈德才在精
神病院请人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后,家人才得知陈德才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陈德才的
老母亲为此几乎跑断了腿,四处向领导们求情,请求从精神病院放回自己的儿子,
无人理睬。结果家人请求作精神鉴定,鉴定结果陈德为正常人,陈德才终于被从精
神病院放出。回到家后,陈德才上访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政府还派了两个人
监视陈德才不得上访。这篇报道还说,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得知,江苏省南通市如东
县已经有多人因上访被公安派出所强行押进精神病院……。

  尽管绝大多数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肯定是冤案,但有些上访者确实因为遭遇
暴行而出现身体残疾或精神障碍。2004年6月16日,在北京西城区政府门前
,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一个姓费的警察,用对讲机的天线捅入53岁上访女士士赵
淑玲的耳朵里,导致她呕吐不止,不能站立,丧失听力,还被扣押在派出所放置不
管。事后警察对赵淑玲没有任何赔礼道歉。

  在众多殴打上访者的案件中,不乏被殴致死的极端案例。1999年4月14
日武汉《今日快报》刊登的一篇报道,题为“举报上司私设小金库800多万元,
被隔离‘保护’于宾馆316天,突然死亡后尸体被‘强行’火化,七十多岁老母
在京乞讨为儿哭冤”。1995年12月17日,天津“中国机械华北公司”的党
办主任张津生写信给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宋平顺等举报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
的警察腐败以及对老百姓乱罚款等,在三天后的12月20日正在上班时,他被叫
到和平分局“谈话”,在两个小时内被活活打死,全身有四十多处伤、颅底、骨盆
等多处骨折,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至今凶手逍遥法外。妻子张新慧为此上访将近十
年,被警察扣上“”的帽子抓到北京府右街派出所,当地警察带回地方拘留
,在看守所里,人高马大的刘所长一边说:“冤死你活该!”,一边打了她18个
耳光、踢了她6脚,在看守所里,她还陆续被打掉了4个门牙,膝盖大腿被打的黑
紫……。

  这里需要提一下“”事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某些影响。在中国,最高领
袖意欲坚决铲除的某些运动,必然导致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借此公报私仇或公
报公仇,就是把有关当事人污蔑为那些运动的成员,因此可以获得不受法律约束的
镇压特权。这责任当然不在“”,但是显然,以“”名义进行政治迫
害是具有普遍性的。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皇权”传统和“文革”传统。

  在大城市主要由警察维持“上访秩序”,但在乡镇,基层干部往往不得不亲自
出马。

  2003年7月16日《华商报》报道:陕西兴平市政府保安人员打昏上访老
人雷长锁、老人躺在市政府门房内8小时无人过问……。

  另外一起倍受关注的案例发生在甘肃。2002年9月2日《兰州晨报》刊发
了《不写,打烂你的屁股》一篇报道。该文称:靖远县糜滩乡数名乡干部采取非法
关押、私设公堂等手段,对该乡下滩村曾参与上访的村民张金林用三角皮带进行毒
打、逼供。

  人们注意到,发生在底层的一些暴力事件被媒体揭露出来以后,有些案件还是
可以得到相对公正的处理。但是,由于边远地区不是记者关注的“热点”,因此那
里应该存在更多的恶性案件没有得到披露。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案件发生在大城市
里,由于稳定主义的政治逻辑,或者媒体被警告闭嘴,或者即使披露了也得不到公
正解决。

  ――惩罚与赎买

  使用暴力的社会成本比较高,因此一些精明的地方官员往往采取经济处罚和经
济收买的方式来解决上访问题。经济手段的使用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在“灾民社
会”,金钱可能和生命权以及人格权发生经常性交易。一般来说,使用经济手段的
有关当局显然等于公开承认自己应该承担责任,但它希望通过经济处罚阻止受害者
上访,或者通过经济收买避免更大的政治风险。严格地说,经济手段显然是对法律
的进一步践踏。

  2001年9月22日,“东方网”报道:“不满群众上访河南一村支书竟收
‘告状费’”。该报道说:河南省郸城县巴集乡魏冢村在夏季农村税费征收中,竟
向每个农民加征3・6元的“告状费”。原来,自2000年起,魏冢村群众连续
到郸城县上访,反映村里农民负担过重,帐目不清等问题,惹恼了村支书魏兴昌,
于是他就想出了“你们上访告状,我收钱摆平”,让“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

  江西省丰城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为阻止职工上访下发了书面通知:“上访一次
罚款200元,上访两次罚款400元,上访三次工资扣发。”通知指出:“凡以
后出现类似该问题的上访和串联活动的,将取消单位年终评先资格,并对集体上访
的牵头人员,将从重扣罚;对其他到公司上访人员每一次上访,扣罚其6月份工资
200元,上访两次罚400元,上访三次及以上的全数扣发6月份工资。如到公
司外其他部门上访一次,则6月份工资奖金全部扣发,上访两次扣发1至6月份年
终奖,上访三次扣除全部一次性辞退补助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供电公司有关
负责人在回答记者质问时解释说:当时下通知是出于稳定的考虑,“目的是吓一吓
上访人员”(新华网)。显然,“稳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及其个体仆从践踏
人权的护身符。

  收买可以视为有关部门对上访的有限妥协,不过对于行政单位来说,这笔开支
暴露了政府组织的企业性质。1998年,辽宁葫芦岛市龙港区双龙街道办事处郝
屯村办的除锈砂厂因亏损严重而变卖,村民王守贵等三人发现除锈砂厂有大量假账
等问题,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1999年3月,双龙街道组织查账,结论是“存
在的问题属实”,并责令原厂干部退还私分和虚报利润的奖金共3・5万元,及其
他违纪金额。2003年8月份,王守贵等三人被告知将获奖励7000元,三人
领奖时,街道领导要他们在一个材料上签字。这个题为《关于郝屯村除锈砂厂上访
人员奖励的决定》的材料前半部分称上访反映的问题属实,并称是“为了鼓励群众
监督”而奖励的,但结尾却话锋一转:“上访一事从即日起终止,如再有反复,按
敲诈组织处理。”(羊城晚报)

  广为人知的收买行动发生在一些矿难等生产事故中,有关方面往往通过向家属
支付一定的费用的方式阻止他们揭发事件真相。这种黑社会习性已经形成了一种国
家精神,最近有评论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北美和香港等地收买媒体和学者,
以便减少或消除舆论批评。这些努力据说是卓有成效的。不过不是所有的收买行动
都如愿以偿,因此“政府买凶,杀人灭口”的新闻也时有耳闻。

  由于网络降低了上访成本,因此,经济手段也受到了技术挑战。但是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处罚和收买将是上访遭遇的经常性拦阻。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还是上访
的鼓励――不排除个别上访活动退而求其次,即把“奖励”视为上访追求的另一个
经济目标。

  ――政治保甲制

  针对“不稳定因素”或上访事件建立地方官员的政治责任制,是稳定主义的政
治发明。“哪里出事哪里负责”、“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语)
,这些政治口号是在八九运动之后提出来的,并在事件中上升为国策。稳定
主义通过“政治保甲制”将个体权力绑架在自己的马车上,并通过腐败特权的分配
这一奖励机制提供镇压动机。“政治保甲制”最大的后果是赋予了地方政府镇压上
访人员的非法特权,“利益分配”的同时也意味着“义务分配”。更为严重的问题
是,一般来说,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控诉地方政府,但是“政治保甲制”恰恰同时
把裁判权归还地方政府,这为地方政府报复上访者大开方便之门。在某种意义上,
“政治保甲制”是“稳定帮”与地方政府进行的一次肮脏的政治交易。

  这场交易是成功的。县政府在省城,县、市、省政府在北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拦阻或遣送上访人员,而上级政府对这种越级司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直接
提供支持。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于是同时履行警察部门的部分职能。而各级政府为
了“稳定”也增加了差旅费用,这又构成了发挥办案人员积极性的经济动因。由于
中国政治的特点,“政治保甲制”不是公开建立,而是通过电话和会议通知下去的
。有关部门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证据,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控
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就是一例,广州市政府《关于做好我市进京
上访群众劝返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健全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包括“信访工
作领导责任制”和“领导包案制”,目的是“做好群众进京上访的防控工作”,“
把这些群众稳定在当地”。“政治保甲制”必然包括“罚则”:“对进京上访量大
、处置措施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通报批评。”

  这一规定是中国建立“政治保甲制”的明证,广州的“领导包案制”是在北京
“稳定帮”要求下交出的合格的政治答卷。这些政治戒严措施在北京显然更为重要
。2004年4月5日《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披露:“北京出台村干部‘十严禁’
,集体上访镇领导担责”。“领导责任”不仅仅是“通报批评”,而是“组织处理
”。组织处理意味着是占用权的丧失,因此这一“地方性法规”为“政治保甲制”
提供了组织保证。

  ――法律禁止

  毛死后,中国政治实现了从“加强产阶级专政”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样
的外在转型,这一变化对上访人员意味镇压方式更多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臭名
昭著的恶法包括《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务院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刑法》第290条关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以及“稳定党”特别针对上
访问题制定的一些违宪的地方性法规。目前,由于孙志刚案件,“胡温新政”废除
了“收容审查制度”,无论如何是一个值得正面评价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一
些地方政府在“政治保甲制”和地方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制定了新的恶法。特别是
到了所谓的“政治敏感时期”,这些恶法彻底丧失“法律的稳定性”,成为权力自
卫的简单工具。这里先介绍一些典型案例,然后分析一下这些案例的恶法根据。

  至少下面三个案件曾引起争议,中国记者在给定的自由空间内针对这三起案件
发起了“上访无罪”的讨论。

  (1)一年以前,《了望》周刊发表了记者李钧德采写的报道《上访有罪?河
南省唐河县五位农民上访竟被判刑》。该报道说:2002年10月11日,河南
省唐河县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上屯镇张清寨村5位上访村民2年
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据司法机关知情人士介绍,除了岳春栓、谢志法、张明才
等5名上访群众被判刑以外,早在2001年,唐河县就发生了两起上访群众因涉
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的事件。

  (2)2003年7月《南风窗》杂志发表了《一位上访的女村官的遭遇》,
该文在网络上引起了关注。文章说:为“村小学教学楼建成豆腐渣”、“村财务十
几年未公开”和“税费改革违背上级政策”等问题,一名54岁的农村妇女、民选
村官在几十次自费到乡、县、市、省反映无果后,不得不进京上访,但问题未得到
解决,反而被判劳教。――这事发生在2003年的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
下村,上访者叫余兰芳,教过七年小学,1982年至1991年任村妇女主任。
余兰芳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进京上访的。

  2003年3月上旬,余兰芳第四次进京,还没走进国家信访局,就被大路乡
派出所所长夏建华等四人抓住,将其衣服扯破,当天下午即带离北京。5月13日
下午3时30分,县公安局30多名干警开着八辆警车,以“刑事拘留”名义将余
兰芳从家中抓走。5月15日12时,县公安局以“公然发动群众抗税,妨碍国家
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将余兰芳行政拘留15天,关押到看守所。其间,公安局要她
写“悔过书”,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宋旭余告诉记者:“余兰芳已成为黑社会组
织者,网罗一些老上访户,造成社会动乱。”其他罪状是“破坏、抵制农村税费改
革”、“破坏社会稳定”、“诬告侮辱乡党委主要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公然
抵抗政府”。“余兰芳已发展成为地方恶势力”。

  (3)2002年10月24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四方台区的居民61岁的
妇女马继云,就其子被刺重伤一案来到市尖山区法院,申请双鸭山市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重新作出认定。但马继云和其代理人刚刚走出尖山区法院大门约几分钟,就被
强行押上警车送到了看守所。75天后,马继云才被“释放”回家――此时的马继
云几近瘫痪,是被家人抬回去的。在关于马继云的办案文书上写着:“马继云……
长期越级上访达八年之久……”(《法律服务时报》)

  在所有针对上访人员的法律镇压行动中,最为无耻的方式是立法惩罚“自杀”
行为。

  2004年4月2日,新华社以喜悦的心情报道了《北京制订新规:上访自杀
自焚自残将被追究责任》。这篇报道说:“……对在上访活动中实施违法行为,采
取打横幅、呼喊口号、拦截公务车辆、围堵党政机关和单位等方式扰乱机关工作和
社会秩序的,公安机关予以制止、警告,对不听劝阻的依法处罚;对采取自杀、自
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公安机关及时制止和救治,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法
追究责任。”

  事实“北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几位在天安门自杀抗议的人被“依
法惩处”,尽管这些处理又是一次“法律追溯既往”的违宪行为。也许世界和未来
的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在一个文明时代,自杀者必然应该是社会同情和法律援
助的对象,但在21世纪初的中国,它居然成为国家立法千方百计打压的违法行为
。在这之前,中国曾以绝不在政治自杀和绝食行动面前妥协而闻名于世。今天,它
已经昂首阔步地从“自决于人民”这种政治自辩进展到“自杀有罪”的新天地――
这个新天地可以视为地狱在此岸世界的直接投射。

  既然“首都”都如此不顾廉耻,“首府”自然就争先效仿。新华社4月26日
以不太赞同的方式报道了北京的第一个追随者――西安的情况:“西安发《通知》
将罚爬楼自杀,市民称不近人情”。4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严惩“
自杀维权者”要慎行》,直接批评西安的做法是靠“高压手段”换取暂时的安定,
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对策。

  同样荒诞的法律措施是针对“越级上访”的。在“政治保甲制”的庇护下,中
国各地纷纷制定《逐级上访暂行办法》,明确禁止“越级上访”,如《甘肃省人民
群众逐级上访暂行办法》(1995年1月23日),而《黑龙江省人民群众逐级
上访和分级受理办法》工作细则还有这样的规定:“信访人未向和未经所在单位反
映与处理或单位正在办理期间,不应越级信访或重访。否则,由此所造成的停发工
资、扣发奖金,以及按《职工奖惩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除名、解聘等一切后果,
由信访人自行负责。”因此可以看到,利用经济手段对待上访者也是“有法可依”
的。

  事实上,上访的逻辑就是“越级”的,因为它主要是针对本级政府的侵权行为
,特别是在“常委会制度”或“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依靠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
的“制衡”来申诉冤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限制“越级上访”事实上等于取消
了公民的上访权。

  3,为什么镇压上访

  本来,上访权是有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
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
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
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
压制和打击报复。1996年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务院《信访条例》第29条
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不得将检举、揭发、控告材
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发给被检举、揭发、控告的人员和单位。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当然,《联合国人权宪章》和《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也可以视为一种法律根据――那么镇压信访的法律根据
是什么呢?

  首先,宪法和法律的权利条款被“但书”所消解,《国务院信访条例》、《北
京市信访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了许多限制上访的“条例”,但这些条例对于上访者
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权利法案,而是一个义务法案,它主要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
而不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如而颁布的。因此,在这些规条中,极其明确地对上访进
行了禁止性规定,而对政府义务却极尽轻描淡写之能事。八九事件不久北京就迫不
及待抛出《信访问题归口分工处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1991年19号通知
),其目的并不是要保卫人权,而是将不稳定因素隔离出北京并消灭在萌芽状态。

  换言之,中国信访制度在法律上就缺乏明确的权利保障,因此它是一个虚伪的
制度。问题关键还在于,信访制度本身就是镇压制度的产物,是镇压的补充措施,
或者是专制制度的补充措施,以便最高权力通过“民情”钳制官员。它一方面是彻
底的阳谋――将民间的不满在萌芽状态就暴露出来予以整肃;另一方面,它是一种
政治粉饰性措施,真实目的并不在于人权救济,而在于捍卫立宪国家的外在形象。

  正是出于镇压动机而不是权利救济动机,对牵头人员的重点惩罚是顺理成章的
。从表面上看,上访牵头者应该是信访制度鼓励和感谢的对象,但显然,他们成为
政府的敌人。再没有迫害这些民间领袖更能显示中国信访制度的伪善的了。

  特别是1989年以来,政治恐惧绝对统治着中国政治的灵魂。这一恐惧为镇
压提供了经验根据。首先是人民政府在1989年清楚地发现自己是人民的敌人。
其次,苏联和东欧的崩溃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天堂”不过是过眼云烟。第三、
在动乱中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新贵缺乏政治自信因此更愿意使用镇压手段维持稳定
。第四、新的权力部门在危机意识下更疯狂地进行经济分配,而经济犯罪积累了新
的政治恐惧;既得利益使新政府对民间抗议及其可能导致的政治变动惊恐万状。这
些经验事实构成了“稳定主义”的政治背景。然而,稳定党在政治恐惧中守住了敏
感的大学,但没有想到政治危机却从政府门前爆发了。

三、全面危机:改革已死,转型无望

  上访浪潮仅仅表明稳定主义遭遇了全面的社会危机,而这一社会危机是以经济
危机、能源危机和文化危机为背景的。

  如果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那么到了90年
代,中国改革则以“分利”为主要特征。特别今天,这种改革已经到了尽头,决策
层已经丧失了改革资源。体制内的资源已经部分民间化,更多的资源被集团化和诸
侯化而遭遇“分配刚性”。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改革制造了大量的
权贵资本家。由于瓜分、也由于权贵资本的无效率,中国产生了更多的新无业者(
没有产业也没有工作)。

  上访是中国无业者造反和抗议的先声。

  稳定党领导的“改革”是一场急功近利的分配狂潮,是以“我死之后不管洪水
滔天”为主导思想的。这一末日疯狂一方面导致了农村的赤贫,另一方面导致了城
市的盲目扩张――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被挤到了政治边缘。2004年7月17
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承认:中国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
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
上的第一次。撇开所谓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谈,有关专家指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规
定的每天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超过两亿(美国之音)。另一方面,
中国官场滥用公款吃喝消费的问题普遍,近几年各地每年公款吃喝超过人民币一千
亿元,擅用公家车辆的开支也达一千亿元,这笔钱加起来足可修建一个三峡水库。

  中国城市经济虚假的繁荣(或GDP中心主义)不仅是以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
为代价的,也是以环境破坏和能源消耗为代价的。考虑环境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
这场改革是一场民族灾难,它使理性的社会转型丧失了基本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

  2004年夏初,北京、上海、广州出现大暴雨导致整个城市瘫痪。这一事件
开始引起网络媒体的关注。事实上这一悲剧不仅表明稳定党的城市改革完全不顾城
市的长久发展和市民利益,而且也说明,改革的“成绩”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一
份研究成果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拖欠日益严重,中国银
行系统又增加了人民币(下同)1万5000亿元(3105亿新元)不良资产,
目前总额高达2万亿元。截止去年底,仅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
拖欠就高达1万8624亿元,比前年增长了16・9%。《经济参考报》的报道
认为,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不仅将使一大批企业被债务所拖垮、拖死,
而且将造成银行的不良债权更加难以清回,对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秩序造
成严重的威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政府给普通老百姓拥有的私营企业的贷款,在
贷款总数中只占百分之一。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放在银行里的储蓄以及其他
由政府控制的财源,大部份都没被用到真正可持续发展、可以长期给社会提供就业
机会的项目上。美国宾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崴(Arthur Waldron
)说,中国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不可全信,而且那些增长数字不代表中国社会
健康的经济发展。

  由于城市的扩张,水资源短缺成为发展的第一个瓶径。没有更精确的统计表明
中国90年代以来多少河流和湖泊已经消失,多少地下水污染和减少,但人们根据
经验能意识到这些重大变化。中国水资源的枯竭是“改革”的第一个牺牲品。20
04年7月15日《新京报》报道说:目前,北京最大的水库密云水库现库存量
6・6亿立方米,距离满足正常供水还差2亿立方米的水,这是近6年来的最低点
。从1998年以来,密云水库库存量一直在不停下降,今年4月份达到了最低点
,库容量不到总蓄水量的四分之一。而作为北京应急水库的十三陵水库,今年水位
曾下降到了84米,而要启动发电机组的水位标准则需海拔85米。该报道称:北
京地下水位每年降低3米,地下水位已下降至18米。北京缺水引发了一系列的问
题,首先是居民用水紧张,据了解,北京饮用水50%多来自密云水库,北京的用
水以前70%依靠地下水,后来地下水严重短缺,目前已经颠倒过来,地下水已经
超负荷运转。北京的问题是中国一些城市的共同问题。

  最近随着“胡温新政”推动“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电荒”问题被披露出来
。2004年7月12日美国之音一篇报道说:中国很多省市的用电量就供不应求
。首都北京最近电力告急,六千多家非连续性生产工业企业开始轮流周休,减少用
电量。夏季缺电并不是北京才有的现像,浙江也在闹电荒,像是宁波,温州,绍兴
,杭州,湖州等地都缺电。许多企业采取停三天开四天或是停两天开五天的措施,
而这就影响到企业正常的生产。据工人日报说,今年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缺电
最紧急的一年,中国各地都出现电力不足的现像。供电当局将采取应急措施,包括
限制一般用户和非重点工程用电量。

  中国增加电力供应就要付出的能源代价和环境代价。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指
出:目前中国将近四分之三的新增发电能力来自火力发电,其中主要是燃煤发电。
专家指出,高度依赖燃煤发电使得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持续恶化,甚至可能影响到
中国周边国家,中国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降低环境品质恶化的速度。该报道转
引《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称: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趋势在20
03年骤然停止,该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2160万吨,是自1998年来首
次突破2000万吨。报导引述亚洲开发银行环境工程师米利森的话说,中国这几
年来空气质量改善的情况已经完全逆转,空气质量明显恶化,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不仅遍及中国各地,也被风吹到了韩国、日本、香港等与中国邻近的地区,造成跨
国性的酸雨等环境污染问题。

  燃煤发电导致环境污染,已经使中国很多大城市不适合人类居住。而煤炭工业
的发展,导致了无数骇人听闻的矿难。2004年7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说:中国每生产百万吨煤就有近3名矿工遇难。这个数字是最近才降下来的。20
00年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为6・096,2001年为5・07,2002年
为4・64,2003年为4・17。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说:
2004年上半年全国煤矿发生事故1736起,死亡2644人。业内人士指出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煤矿安全状况仍然相当落后,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
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死亡总数。此外,中国每年至少有18万人死于生产事故(
2004年上半年为6・4万人,为历年最底),平均每天有350人死于工业、
道路、航海及航空事故以及火灾。不过与电荒比较起来,中国的石油危机更为严重
,而石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煤炭、天然气、电力等的价格上涨。当年
苏联崩溃的若干原因中,石油生产出现瓶颈是一个重要问题。

  与此相关,粮食危机与农地垦殖过量也互相促进。中苏在一个问题上却是一致
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要对上述问题的持续增长承担责任。这一背景使中国社会
转型更为困难。分析家往往只是注意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对社会转型的正面贡献,却
没有注意到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以能源枯竭、土地耗尽及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另外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是社会道德风尚。总的来说,苏联的宗教传统和
知识资源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彻底摧毁,这为社会变革提供了软支持。中国经过十年
“文革”,特别是经过这十五年的“改革”,社会道德彻底败坏,大学精神荡然无
存,而全社会出现了整体混乱的局面。显然,中国政治危机已经陷入全面危机。这
不仅表现在上访浪潮愈演愈烈方面,也表现在中央决策的混乱和诸侯主义的兴起,
更经常表现为政府部门和全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参见拙文《李思怡身后的世界》
,原载《民主中国》2004年6月号)。但是,全面失序仅仅意味着黑社会统治
的乘虚而入,却不意味着向理性社会转型的条件已经成熟。换句话说,中国改革已
死,稳定已经终结,但转型无望。不容置疑,中国已经具备了变革的所有可能性和
必要性,但是前景并不乐观。这一悲观局面也许正是“神学自由主义”提出的历史
背景:信仰重建和网络自由主义被视为告别革命的理论出路。

  2003年夏天,我和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有几次长谈,其中给
我印象较深的是他讲述的1938年经过梓潼去延安的经历。他在梓潼被国民党关
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当中,我比较深刻地了解到国民党统治下贫苦人民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更加深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恨,再一次的认为参加共产党的正确
。在梓潼警察所被拘留期间,对我教育最深的,是使我能够亲眼观察到一些真正受
苦受难的贫民老百姓。被抓到这里来的,大多数是交不起租之或者交不起罚款的人
。到这里来告状的大多是受到百般欺压来申冤求救的人。在这里受到拘押的人,也
大多是遭受冤屈、不甘忍受毒打凌辱、出于一时激愤而反抗或者铤而走险的人。有
一位老农的悲惨遭遇我记忆至今,他因拖欠财主的高利贷,财主就要抓他10岁的
儿子抵债,他打伤了前来抓人的狗腿子。几个狗腿子就把他的儿子打死了。这个财
主为了毁灭罪证,叫人把小孩尸体剁成小块丢到大粪坑里。老汉捞出尸体到镇公所
去告状,镇公所却不予理睬,老汉愤怒之下打伤了财主的儿子,这样镇公所就把老
汉打得头破血流,然后送到县警察所关押起来。……”(转引《青春岁月――胡绩
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历史充满了吊诡,“老农”的子孙仍然在承受当年的悲惨命运,而我们这一代
人仍然在重复胡绩伟先生的“革命道路”。我们要感谢胡绩伟先生这一代人对“延
安道路”的反省,这使我们并不打算再去延安;但是,我们究竟要往哪里去呢?―
―愿上帝怜悯中国!

(2004年7月20日星期二定稿于北京)
 
我觉得也是,数字只能说明一方面,在联合国做报告可能会有些作用.普通老百姓只在乎发生在自己身边真实的感受...
 
最初由 chef 发布
我觉得也是,数字只能说明一方面,在联合国做报告可能会有些作用.普通老百姓只在乎发生在自己身边真实的感受...
I feel the same way
 
现在中国的政策,社会现状不要说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相差太远了,可能还比不上很多中等资本主义国家 .

现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权力和垄断资本阶层.老毛要是回人间转一圈的话,如果仅仅看到民众上访,他老人家都会不满意的......如果有人现在发动一场革命,很难说老百姓不会支持.

稳定压倒一切只是权宜之计,腐败和社会不公一日不解决,中国想当世界老二那就有点当年赶英超美的感觉.

1)如何在土地被强征的农民中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2)在国有资产被官僚和奸商贪污和转移,而大批工人被扫地出门的情况下,如何在工人中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如果说64时期'稳定压倒一切'我还可以理解的话,现在仍然拿'稳定压倒一切'来做挡箭牌的话,我是很有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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