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种情况。但日军在花园口和荣城的登陆都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而在安逸平静的状态下得以完成。除了中国陆军作战不力外，关键是放弃制海权所致。
荣城既失，威海门户洞开，很快失守。北洋海军困守刘公岛，成为瓮中之鳖。军舰大部分被击沉，剩余镇远以下十舰被日军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自尽捐躯。变节将领率众投降，计5124人。2月17日上午，日军举行受降仪式，旗舰松岛军乐队高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全体官兵齐集甲板，欢呼雀跃。清政府经营20多年的北洋海军，李鸿章钟爱备至的嫡系部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面对中国近代海军的覆灭，怎不让人扼腕叹息，沉思不已。
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战略原因，教训十分沉痛。但我们对此不要苛求于古人，因为中国长期形成的大陆意识根深蒂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树立起海权意识需要漫长的过程，甲午战争交了学费，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内涵也扩大了，延伸到制水下权、制空权，甚至制太空权。海军、空军、导弹部队的作用更加重要，而牢固树立制海权的战略思想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白皋)
（责编：幽山）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种情况。但日军在花园口和荣城的登陆都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而在安逸平静的状态下得以完成。除了中国陆军作战不力外，关键是放弃制海权所致。
荣城既失，威海门户洞开，很快失守。北洋海军困守刘公岛，成为瓮中之鳖。军舰大部分被击沉，剩余镇远以下十舰被日军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自尽捐躯。变节将领率众投降，计5124人。2月17日上午，日军举行受降仪式，旗舰松岛军乐队高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全体官兵齐集甲板，欢呼雀跃。清政府经营20多年的北洋海军，李鸿章钟爱备至的嫡系部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面对中国近代海军的覆灭，怎不让人扼腕叹息，沉思不已。
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战略原因，教训十分沉痛。但我们对此不要苛求于古人，因为中国长期形成的大陆意识根深蒂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树立起海权意识需要漫长的过程，甲午战争交了学费，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内涵也扩大了，延伸到制水下权、制空权，甚至制太空权。海军、空军、导弹部队的作用更加重要，而牢固树立制海权的战略思想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白皋)
（责编：幽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