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时报》记者洪浩
白振侠今年41岁，在北京西城区德外小市口南二条6号生活了一辈子，他的住所是两间平房和一个小院，他利用其中一间做生意，开办了《双羽摩托车外形设计室》。他对摩托车着迷，做维修生意十五年，“北京市开摩托车的人没有不认识我的。”他不仅修理摩托车，更自己开始设计车型，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设计一台能够参加摩托车比赛的车子。
日子过得悠然自得，他凭着一身好手艺，积累了广泛的客户群体，邻里之间相处和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过着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把车修”的与世无争、衣食无愁的生活。
白振侠是个倔强的汉子，从不向权力和压力低头。走上社会后在第一份工作岗位上，他就与以权弄下的上司产生了矛盾，冲突爆发之时，上司以言相激，“有本事你走人。”白振侠可不吃这一套，走人就走人，他转身辞了职，从此，开起了自己的摩托车修理店，再没有为别人工作过。
西城区政府强制白振侠搬迁。(多维资料)
“那个社会不给你要求自己权力的空间，不给你说话申辩的机会，你敢多迈出一步，受到的就是残酷的打击，给你上纲上线。如果你只是在家哭的话，那没人理你，你死了都没人理你。你敢踏出家门哭去，就要被棒打。悲哀就悲哀在这点。”白振侠似乎很早就看穿了世态炎凉，“对我们这些的安分守己的人、下岗的人、诚实纳税的人、那些‘顾全大局’的人，难道让我们都在家里自杀吗？不给社会增加负担？可我们的孩子们怎么办？社会有人管他们吗？如果有人管，我带头自杀去。我要不是有那个孩子……”
白振侠对生活的要求不高，除了对摩托车“发烧”以外，有时间“也就是看看书，带女儿出去逛逛。”女儿是他的心肝肉，很懂事，隔洋打电话时，还知道问爸爸，“那边挺难的吧？”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女儿幼年时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每次打开电脑，他都要对着女儿的相片凝神几秒钟。曾经的尽享天伦的日子，如今却似乎与之相隔着不止一个海洋的距离。
这一切都源于2001年秋冬之交开始的那场风波。
2001年9月，由西城区“德胜投资有限公司”对白振侠所住的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工程，”他的两间房屋被做价7万元人民币，远低于他请人估价的将近50万元。白振侠找到拆迁办的工作人员，陈述自己的实际困难，他养家糊口的营生全要靠这房子和房子所处的方便地段带来的生意机会。但对方并不理会他的申诉，反而警告他说：“如果不接受，就强制，没有商量余地。”其中一位工作人员竟然说：“上吊，自杀也没用，伤不着我们一根毫毛，跟拆迁公司对着干，就是跟政府对着干，决没有好下场。”
跟政府对着干，说的没错。在2004年4月北京市发出责令盈利性拆迁公司与政府机构脱钩的通知以前，拆迁公司同当地政府部门一直都是紧密相连的。“德胜投资有限公司”就是由三家公司组成，其中之一的公司就隶属与北京西城区政府，而德胜投资的总经理就是当时的西城区建委主任张彬。
白振侠没有接受拆迁办的方案，西城区房管局便向他下达了行政裁决书。白振侠表示不服从裁决，区政府便于2001年12月18日向他送发了拆[2001]35号令，限其一天内搬走，否则强制执行。他没有搬，区政府便于12月20日在白振侠院子的大门上张贴了公告，再次限一天内搬走，否则强制执行。
白振侠在院子里布下对抗的访线。(多维资料)
白振侠当晚写下了一封“绝命书”，由管区民警卫燕民交给有关部门。他在院子的外墙上刷上“共产党万岁”，“打倒奸商”，“打倒贪官”等标语，在院子里悬挂上充满氨水的烧瓶，地面上铺满带着铁钉的木板。他穿上了自己设计赶制的铁甲衣，铁甲上固定了400多根钢钉，只留下后背为平板，以方便晚上躺下休息。为了防备夜里睡觉时被强行拖走，他将一根铁炼，一头固定在自己的脚上，另一头固定在一根嵌在地下一米深的粗大铁钉。
白振侠在他的绝命书中强调，区政府是行政机关，不是执法机关，无权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而应该由法院裁决。没有经过听证会程序而自己代替法律，本身就是非法行为。他声明，如果区政府一意孤行，“我将用自杀来捍卫宪法的尊严，捍卫宪法所赋予我的最基本的人权，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后一点权力--死的权力。”
当开发商和警察的队伍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眼前的阵式，一时竟手足无措。西城区公安分局对白家实行了24小时的封锁，断水、断电、不准任何人包括白振侠的姐姐接近他。
白振侠与警察对峙之前写下的绝命书。(多维资料)
隆冬时节，白振侠穿着铁甲衣，里面只有一身毛衣和秋衣，与警方对峙了二十五天。天寒地冻，冻得他膝盖钻心的疼，身上的每个关节和肌肉几乎都在疼，“晚上，为防他们突袭，我依旧穿着这身铁甲衣，脚上锁着一根铁链，睡在铺了铁板的单人床上，其艰难程度您恐难以想象，而食物，只有冰冷的矿泉水和方便面。我的精神高度紧张，已经导致神经系统的严重紊乱，时睡时醒，整夜失眠，最后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叫睡眠，稍稍一动就冒虚汗，眼冒金星，每天2、3个小时的睡眠也必须靠服“佐匹克隆”之类的安眠药维持，腹泻最后严重到一天十几次，最后几乎不是在排便，而是在向外喷（后虽经半年的休养，仍未见好转，在北医三院经结肠镜检查，肠道三处糜烂，整个肠道严重水肿充血）。”
白振侠在他交给领事馆的申诉信里这样写到：“我深知区长的意图，是要熬垮我，用他们的话讲，熬死你，与任何人无关，我曾给市府热线2次电话留言，但都无济于事，无奈，我在坚守了25天，身体近于崩溃的边缘时，我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25万元条件，拆迁办的陶总当时同意给我25万元的补偿，让我自行搬走。”
然而，第二天，陶总的口气有有了变化：“钱，不是问题，但区长咽不下这口气，坚持要拘你，拆迁办也没办法”，白振侠一再强调，自己没违法，而且身体已相当虚弱，再也经不起牢狱之苦，否则，定会落下病根，纵使出于人道主义，区长也应该放过他。陶总和小卫却对我说“没办法，区长很搓火，非拘你不可，如拘不了你，就太没面子了，而且，区长说了，你永远不能回西城区住了”。
白振侠身穿自制的盔甲与警察对峙。(多维资料)
“我于2002年1月15日晚被拘留，理由是‘采取爆炸煤气罐自杀的方式拒绝、抗拒政府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影响拆迁工作的正常进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当晚，由分局的郭局长，李保虎处长，德外派出所白所长和片警小卫，外加另外两名警察，分乘两辆车，将我押到西城看守所，尽管狱医检查，我的心跳异常，身体相当虚弱，他们仍坚持将我收监。”
在看守所里，警察叫他写了一份悔过书，并再次写下几条保证，其中包括：保证不回西城居住，不找任何新闻媒体，不做不利于拆迁办的宣传等等。
“其间，一个姓张的局长，亲自来威胁我说‘当时，完全可以一枪打死你，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定你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全可以判你几年，这件事不算完，只要你以后敢添乱，新帐、老帐一块算，区长、局长都恨死你了，你小子以后做事掂量着点儿，离西城远点儿，别落在西城手里，明白吗？碾死你就如同碾死一只臭虫，随便哪条道儿都能置你于死地，明白吗？’临放我的前一天，一个将胸牌翻过去的警察（后听说是预审处长）和一个年轻警察，又将我提审，将那位局长的意思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出去以后，不许给区长、局长添乱，否则，决不客气’并警告我，遵守所写的保证。”
白振侠在他的申诉信里这样质问到：“他们企图以恐吓和人身威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是以党的政策来服务于人民大众，更不是以法律的尊严来使群众诚服，使人们更加遵纪守法，使社会更加安定团结。在他们滥用行政权力和违法之时，却用近乎流氓恶棍的手法威逼一个善良无助的百姓就范，屈从于他们的淫威，这简直是无耻之极。
白振侠对多维记者诉说。(多维资料)
当他们要我写下保证，永远不回西城居住之时，他们的脑海里可曾有过一丝法律的闪念，宪法的尊严在他们的意识里是否存在过？他们不相信，或许从未有人，敢用生命和不惜倾家荡产去同他们抗争，因此，他们才胆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迫害我和恫吓我，他们把自己幻想成西城区的一个君王，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在他们的“王国”里，无人敢于挑战他们的权威，正义的懦弱助长了邪恶。他们竟忘乎所以地将我“流放”，这是多么地荒唐，又是多么地悲哀。”
白振侠将自己的申诉信打印了多份，并请人翻译成了英文，他要将这些信带到联合国广场上去，散发给过往的行人，散发给对他表示出同情心的陌生人，“我就不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施舍这一点点同情，我不求与什么体制对抗，我也不想做什么组织的枪子，我只想维护自己应得的一点权益，所以，我要一个人，绝食下去。”
照片请访问原文: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4_9_29_7_27_18_790.html
白振侠今年41岁，在北京西城区德外小市口南二条6号生活了一辈子，他的住所是两间平房和一个小院，他利用其中一间做生意，开办了《双羽摩托车外形设计室》。他对摩托车着迷，做维修生意十五年，“北京市开摩托车的人没有不认识我的。”他不仅修理摩托车，更自己开始设计车型，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设计一台能够参加摩托车比赛的车子。
日子过得悠然自得，他凭着一身好手艺，积累了广泛的客户群体，邻里之间相处和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过着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把车修”的与世无争、衣食无愁的生活。
白振侠是个倔强的汉子，从不向权力和压力低头。走上社会后在第一份工作岗位上，他就与以权弄下的上司产生了矛盾，冲突爆发之时，上司以言相激，“有本事你走人。”白振侠可不吃这一套，走人就走人，他转身辞了职，从此，开起了自己的摩托车修理店，再没有为别人工作过。
西城区政府强制白振侠搬迁。(多维资料)
“那个社会不给你要求自己权力的空间，不给你说话申辩的机会，你敢多迈出一步，受到的就是残酷的打击，给你上纲上线。如果你只是在家哭的话，那没人理你，你死了都没人理你。你敢踏出家门哭去，就要被棒打。悲哀就悲哀在这点。”白振侠似乎很早就看穿了世态炎凉，“对我们这些的安分守己的人、下岗的人、诚实纳税的人、那些‘顾全大局’的人，难道让我们都在家里自杀吗？不给社会增加负担？可我们的孩子们怎么办？社会有人管他们吗？如果有人管，我带头自杀去。我要不是有那个孩子……”
白振侠对生活的要求不高，除了对摩托车“发烧”以外，有时间“也就是看看书，带女儿出去逛逛。”女儿是他的心肝肉，很懂事，隔洋打电话时，还知道问爸爸，“那边挺难的吧？”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女儿幼年时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每次打开电脑，他都要对着女儿的相片凝神几秒钟。曾经的尽享天伦的日子，如今却似乎与之相隔着不止一个海洋的距离。
这一切都源于2001年秋冬之交开始的那场风波。
2001年9月，由西城区“德胜投资有限公司”对白振侠所住的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工程，”他的两间房屋被做价7万元人民币，远低于他请人估价的将近50万元。白振侠找到拆迁办的工作人员，陈述自己的实际困难，他养家糊口的营生全要靠这房子和房子所处的方便地段带来的生意机会。但对方并不理会他的申诉，反而警告他说：“如果不接受，就强制，没有商量余地。”其中一位工作人员竟然说：“上吊，自杀也没用，伤不着我们一根毫毛，跟拆迁公司对着干，就是跟政府对着干，决没有好下场。”
跟政府对着干，说的没错。在2004年4月北京市发出责令盈利性拆迁公司与政府机构脱钩的通知以前，拆迁公司同当地政府部门一直都是紧密相连的。“德胜投资有限公司”就是由三家公司组成，其中之一的公司就隶属与北京西城区政府，而德胜投资的总经理就是当时的西城区建委主任张彬。
白振侠没有接受拆迁办的方案，西城区房管局便向他下达了行政裁决书。白振侠表示不服从裁决，区政府便于2001年12月18日向他送发了拆[2001]35号令，限其一天内搬走，否则强制执行。他没有搬，区政府便于12月20日在白振侠院子的大门上张贴了公告，再次限一天内搬走，否则强制执行。
白振侠在院子里布下对抗的访线。(多维资料)
白振侠当晚写下了一封“绝命书”，由管区民警卫燕民交给有关部门。他在院子的外墙上刷上“共产党万岁”，“打倒奸商”，“打倒贪官”等标语，在院子里悬挂上充满氨水的烧瓶，地面上铺满带着铁钉的木板。他穿上了自己设计赶制的铁甲衣，铁甲上固定了400多根钢钉，只留下后背为平板，以方便晚上躺下休息。为了防备夜里睡觉时被强行拖走，他将一根铁炼，一头固定在自己的脚上，另一头固定在一根嵌在地下一米深的粗大铁钉。
白振侠在他的绝命书中强调，区政府是行政机关，不是执法机关，无权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而应该由法院裁决。没有经过听证会程序而自己代替法律，本身就是非法行为。他声明，如果区政府一意孤行，“我将用自杀来捍卫宪法的尊严，捍卫宪法所赋予我的最基本的人权，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后一点权力--死的权力。”
当开发商和警察的队伍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眼前的阵式，一时竟手足无措。西城区公安分局对白家实行了24小时的封锁，断水、断电、不准任何人包括白振侠的姐姐接近他。
白振侠与警察对峙之前写下的绝命书。(多维资料)
隆冬时节，白振侠穿着铁甲衣，里面只有一身毛衣和秋衣，与警方对峙了二十五天。天寒地冻，冻得他膝盖钻心的疼，身上的每个关节和肌肉几乎都在疼，“晚上，为防他们突袭，我依旧穿着这身铁甲衣，脚上锁着一根铁链，睡在铺了铁板的单人床上，其艰难程度您恐难以想象，而食物，只有冰冷的矿泉水和方便面。我的精神高度紧张，已经导致神经系统的严重紊乱，时睡时醒，整夜失眠，最后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叫睡眠，稍稍一动就冒虚汗，眼冒金星，每天2、3个小时的睡眠也必须靠服“佐匹克隆”之类的安眠药维持，腹泻最后严重到一天十几次，最后几乎不是在排便，而是在向外喷（后虽经半年的休养，仍未见好转，在北医三院经结肠镜检查，肠道三处糜烂，整个肠道严重水肿充血）。”
白振侠在他交给领事馆的申诉信里这样写到：“我深知区长的意图，是要熬垮我，用他们的话讲，熬死你，与任何人无关，我曾给市府热线2次电话留言，但都无济于事，无奈，我在坚守了25天，身体近于崩溃的边缘时，我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25万元条件，拆迁办的陶总当时同意给我25万元的补偿，让我自行搬走。”
然而，第二天，陶总的口气有有了变化：“钱，不是问题，但区长咽不下这口气，坚持要拘你，拆迁办也没办法”，白振侠一再强调，自己没违法，而且身体已相当虚弱，再也经不起牢狱之苦，否则，定会落下病根，纵使出于人道主义，区长也应该放过他。陶总和小卫却对我说“没办法，区长很搓火，非拘你不可，如拘不了你，就太没面子了，而且，区长说了，你永远不能回西城区住了”。
白振侠身穿自制的盔甲与警察对峙。(多维资料)
“我于2002年1月15日晚被拘留，理由是‘采取爆炸煤气罐自杀的方式拒绝、抗拒政府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影响拆迁工作的正常进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当晚，由分局的郭局长，李保虎处长，德外派出所白所长和片警小卫，外加另外两名警察，分乘两辆车，将我押到西城看守所，尽管狱医检查，我的心跳异常，身体相当虚弱，他们仍坚持将我收监。”
在看守所里，警察叫他写了一份悔过书，并再次写下几条保证，其中包括：保证不回西城居住，不找任何新闻媒体，不做不利于拆迁办的宣传等等。
“其间，一个姓张的局长，亲自来威胁我说‘当时，完全可以一枪打死你，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定你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全可以判你几年，这件事不算完，只要你以后敢添乱，新帐、老帐一块算，区长、局长都恨死你了，你小子以后做事掂量着点儿，离西城远点儿，别落在西城手里，明白吗？碾死你就如同碾死一只臭虫，随便哪条道儿都能置你于死地，明白吗？’临放我的前一天，一个将胸牌翻过去的警察（后听说是预审处长）和一个年轻警察，又将我提审，将那位局长的意思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出去以后，不许给区长、局长添乱，否则，决不客气’并警告我，遵守所写的保证。”
白振侠在他的申诉信里这样质问到：“他们企图以恐吓和人身威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是以党的政策来服务于人民大众，更不是以法律的尊严来使群众诚服，使人们更加遵纪守法，使社会更加安定团结。在他们滥用行政权力和违法之时，却用近乎流氓恶棍的手法威逼一个善良无助的百姓就范，屈从于他们的淫威，这简直是无耻之极。
白振侠对多维记者诉说。(多维资料)
当他们要我写下保证，永远不回西城居住之时，他们的脑海里可曾有过一丝法律的闪念，宪法的尊严在他们的意识里是否存在过？他们不相信，或许从未有人，敢用生命和不惜倾家荡产去同他们抗争，因此，他们才胆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迫害我和恫吓我，他们把自己幻想成西城区的一个君王，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在他们的“王国”里，无人敢于挑战他们的权威，正义的懦弱助长了邪恶。他们竟忘乎所以地将我“流放”，这是多么地荒唐，又是多么地悲哀。”
白振侠将自己的申诉信打印了多份，并请人翻译成了英文，他要将这些信带到联合国广场上去，散发给过往的行人，散发给对他表示出同情心的陌生人，“我就不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施舍这一点点同情，我不求与什么体制对抗，我也不想做什么组织的枪子，我只想维护自己应得的一点权益，所以，我要一个人，绝食下去。”
照片请访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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