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3700000/newsid_3705400/3705434.stm
中国国庆55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55个生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而且刚刚和平地完成了权力交替。
但第四代领导人、13亿百姓生活于斯的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领域面临哪些主要的挑战？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BBC中文部记者王戎在系列报道中采访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事务的著名西方学者，听听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第一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第二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
第三集：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
第四集：当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第五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特写：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体。江泽民不久前把中央军委主席大权交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标志着中共第三、四代领导人和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
当初打下一片红色江山而理所当然掌权执政的这个党，现在开始讨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此间普遍认为，共产党政权的稳固受到了重大挑战。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林培瑞教授认为，“合法性这个概念严格地讲，是被统治的人民承认所统治他们的力量是合法的。意思是，我不一定同意你的任何行动，但我承认你采取措施是合法的。在民主社会里，如选举出的总统侵略别的国家，选民可以不同意这个行动，但还是同意它的合法性。这个概念很难用到共产主义国家上，因为本来这个意义的合法性是没有的。”
要解决制度上的问题，在政治上必须更灵活，更开放，对公众更负责，这就要求有更大的自由，甚至逐渐引进民主。但是，如果这么做，他们的权力可能就会失去。
布鲁金斯研究院院长季北慈
对于没有选举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只能从民众的支持程度来衡量。在这个意义上，五十年代的政府应该说得到民众的很大支持：“1970年代末，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有一种理想，觉得我们经过十年的灾难，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更富有的、更平等自由的社会。我觉得，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就是后者意义上的合法性大概到了顶点。到了1990年代，一般老百姓对这个意义的合法性不太注意了。就是赚钱，就是经济。”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经济表现是执政者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或者说唯一的合法性依据。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亚政策研究所所长季北慈(Bates Gill)教授认为，“北京政权合法性的真正依据，跟共产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迄今为止，它比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他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其次，中国确实也别无选择，没有可以替代现任掌权者的人。但是，这跟他们是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因为中国就是一党执政，而这个执政党相对来说比较成功而已。”
的确，这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其社会经济转型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对执政者的能力考验，难度之高也是罕见的。
经济支撑政治
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转型经济专家斯托利(Jonathan Story)在两年前出版的新著《中国奔向市场》(China, Race to the Market)一书中，形容中国政府目前的处境好比在高空走钢丝，只能进不能退，非常惊险。
这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国内经济就必须能够承受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与四、五十年前的封闭状态不同，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是个很现实的威胁。
斯托利说，“世界经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下滑，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这时，问题就来了。比方说，国民总产值增长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而失业率直线上升，那么，共产党政权就会直接受到质问：‘你凭什么掌权？’”
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又基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其中包括季北慈教授称之为软件的诸多要素，如：
公平的规则，
法治，
司法公正，
职责分明，
企业的监管和透明度，等等。
而中国市场缺乏这些特性。要让市场具备这些特性，就会触动一党执政政体。
不过，季北慈教授特别指出，中国现任领导人具备了务实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体制的问题和脆弱程度。他们并没有忽略、回避问题，只不过它面临一个两难命题。要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在政治上必须更灵活，更开放，对公众更负责，这就要求有更大的自由，甚至逐渐引进民主。但是，如果这么做，他们的权力可能就会失去。所以这个两难选择非常棘手。但我相信，至少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还能控制局势。”
执政能力
但是，光有务实态度还不够。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能力。这也是最近讨论很热烈的一个问题。
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现住意大利的作家、《中国梦》一书作者周博(Joe Studwell)认为，这不解决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摆脱昔日的政治模式，那就是专制模式，少数几个人命令其他所有的人干这干那。而这一小群人又没有真正受到法律约束，或者受到我们所说的多元化社会制约机制的钳制。过去二十年来，这方面进展很小。我们确实听到乡村选举和计划把选举制度扩大到其他层次，等等，但从根本上来说，谁都不能挑战共产党的最高权威。
可是，共产党确实受到严峻的挑战，那就是腐败成风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最近的中共年会重申，不准备照搬西方体制，而要在原有的制度框架里改革。多年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周博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国家陷入某种危机之前，不会真正触及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最可能出现的危机是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在目前还不会发生，可能要到四、五年以后。”
如果说经济表现和社会平等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也是政权稳固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下两集里，就分别探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它所面临的挑战。
特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一直采用前苏联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模式，经济一时有所复苏，但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天灾人祸，国民经济大伤元气。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内总体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人数增多。
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很旺
但政治改革的滞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破坏和贫富分化也在威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贸易的不断扩大，既带来雄厚的外汇储备，又确立了它在亚太地区和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多年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大利学者、《中国梦》一书作者周博(Joe Studwell)认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
他说，在经济上，中国现在和50多年前确实有天壤之别。但这是一个前进、倒退、再前进的曲折过程。倒退当然是指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时期。
有一个数据很说明问题：“中国的外贸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一直到1992、93年才恢复到49年前高峰程度。从出口加工和来料加工业角度看，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在国内，它的经济规模虽然在增长，但对全球还没有巨大的影响。”
不过，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拉迪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国显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比如，过去两三年里国际贸易增长的五分之一来自中国。尽管它的贸易额比美国小得多，但增长速度却快得多。”
持续性
但这种以出口工业带动的快速增长，能持续多久呢？拉迪说，“中国的今天相当于日本的六十年代中期，这意味着它还可以有几十年的高增长期。这是因为它的国内储蓄率非常高，有大量资源可以投资于办厂、买设备、扩大生产。它有大量农村劳动力，今后十年、二十年里，这些劳动力可以转移到产值比农业高得多的工业和服务业。这是基本条件。”
这些条件，加上经济的高度开放，贸易占总体经济比例不断提高，将给国内带来竞争，而竞争又会刺激生产率提高。拉迪指出，“中国今后经济长期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积极因素，还是它的高度开放性。看看贸易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比例，就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比美国和日本开放得多。经济开放带来竞争，竞争又会刺激生产效率提高。”
中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产品加工组装中心。但是，这在最近和将来都给全球带来一个新的课题：中国经济和贸易的高增长，使它在国际经济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它的人均产值仍排在一百多位，去年才首次超过一千美元。
这种国际贸易中罕见的组合，导致了新的矛盾。拉迪说，“这确实是个矛盾，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很不寻常的。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相对较穷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确实使中国和它的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最主要的就是贸易竞争和摩擦。随着中国出口的大幅度增长，许多国家的就业机会损失增大。虽然中国的进出口对国际贸易贡献很大，但在某些敏感行业，因为中国越来越多的行业竞争力提高，使得不少发达国家面临高昂的产业调整成本。”
资本市场弱小
两年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它和其他国家难免发生贸易摩擦，可以被纳入国际仲裁框架里解决。这是外部挑战。那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主要是什么呢？拉迪认为，资本市场弱小阻碍了市场化的深入：“过去二十五年中，最主要的动力是运用市场力量的程度不断提高，不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这在商品和服务市场尤其明显。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由市场推动的金融体系。而问题在于这极其困难。因为银行的坏债已经太多了。政府担心在改革过程中会触发危机。
意大利学者周博
“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和投资商品，例如机械、仪器、钢铁和其他工业原料，都是按市场价格交易。劳务市场也一样，越来越市场化，而不再是过去那种国家分配工作，工资水平也基本由供需决定。
“但是，资本分配市场化没有很大进展。银行大多数还是政府控制的，贷款给谁，支持什么项目等决定都受政府左右。最主要的资本价格、利率，显然还不是由市场决定。”
这种金融体系，加上国有企业改造步履迟缓，必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贷款项目中不少没有足够的回报，不能带来产值增长，甚至就是无底洞，增加银行坏债。政府确实在设法解决银行坏债问题，从国库注资、剥离呆帐、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但效果不大。
意大利学者周博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体制：“我不认为中国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腐败。问题是中国的体制让人腐败，因为在中国，政府可以支配所有的钱。你就想想，银行是国有的，股票市场上大部分公司是政府控制的，债券呢，不是国库券就是国有企业债券。你的钱无论如何都进了政府控制的金库，而决定这些钱怎么用的，是政府官员。所以，钱的流通媒介不是市场，而是人。这就是问题所在。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由市场推动的金融体系。而问题在于这极其困难。因为银行的坏债已经太多了。政府担心在改革过程中会触发危机。”
除了银行坏债，城乡差距拉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周博说，中国改革和发展二十年，表面上看后十年更热闹、夺目：“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过去十年。这段时间里城镇经济增长迅速，大量外资进入中国。”
但他说，“在我看来，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转折，发生在80年代，因为那时开始农业市场化了。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农民，靠农业吃饭。所以，那时粮食产量的大增，我认为标志着那个时期中国最大多数人获得了最多的利益。九十年代和现在的情况表面上很光彩夺目，城市不断现代化，工商业兴旺。但这种发展大部分靠的是国有银行贷款，是以债务为代价的。所以这种发展的质量不一定有改革初期时那么高。”
而且这种发展难以持久。当然，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也已开始采取措施，比如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收入问题，金融改革，经济降温，吸引外资参加国企改造等。
中国政府在今后几年里是否能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否能在社会经济稳定和体制改革两者间找到平衡点，不仅事关经济，也关系到政权基础的稳固。
特写：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改革开放不但给中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改变了曾经高度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都对中国的贫富悬殊发出警告
那么，在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年后，中国社会整体是不是健康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认为：“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把中国比做一盘散沙。我觉得现在在道德观、价值观上也是一盘散沙的状况。倒不是说没有人有一些信仰，但总的来说，社会整体来说，我觉得现在在精神上相当不健康。有什么公共价值观？”
就在这样一种一盘散沙的社会心理状态下，贫富分化、城乡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多年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的意大利学者周博(Joe Studwell)认为，城乡差别并不是近二十年市场化的产物。
他说，“我不认为农民福利待遇差是过去二十年经济市场化的结果。虽然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基础是农村革命，但建国后，总体来说就是厚城市薄农村。”
厚城市薄农村
虽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例如拉美一些国家，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均并不是最严重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将逐渐威胁到社会稳定。那么政府现在该做什么呢？
我看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证经济增长率足以导致相当多的财富向下扩散，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维系执政合法性的典型战略。”
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斯托利
周博说：“我个人的意见是，政府应该提供更多平等机会，比如让农村的孩子都有机会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就象它准备做的，在西部大量投资发展那里的经济。”
不过，和不少转型经济一样，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光在社会福利方面做文章不够。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转型经济专家斯托利认为，目前建立包括农村在内社会福利系统方面的努力，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而两极分化速度却越来越快。
他说，“我看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证经济增长率足以导致相当多的财富向下扩散，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维系执政合法性的典型战略。”
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纳的发展策略。林培瑞教授也同意，单靠社会福利政策不足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但光靠经济发展，也不够。
林培瑞说，“因为贫富悬殊要是只是根据经济规律发展出来的话，老百姓的不满也许不会那么大。但是很多老百姓的看法，我认为他们的看法也对，他认为是不公正的，富的是那些本来有政治关系的人。要彻底改革的话，我觉得政治改革是唯一的一条路。”
反腐与多元
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初在人大开幕式上强调了反腐的决心。他强调“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制度、教育和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久前也承认，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和滥权。但他明确否定采用西方政体模式，而坚持强化全国人大的监督作用。
不过，美国的林培瑞教授认为，重要的是媒体和司法独立：“要是媒体自由的话，可以监督。要能够有独立的法庭、独立的法院、法官。我步觉得腐败的解决法在于道德上的改善。要有一个第三力量，权力的分开。”
除了这些，一个富裕文明的现代社会，还有许多元素。意大利学者周博认为，这些是中国社会目前所缺少的：“这些因素看上去不重要，但它们使社会更充实、更富有活力和正义。中国社会需要从钓鱼俱乐部、独立工会，到读书会，等等，各式各样的社会元素。总而言之，它需要更丰富。”
因为，和独立的司法、独立的媒体、民主的政体和健康的经济一样，多层次的社会肌理和多元的文化和信仰，同样是现代化文明的一个标志，是社会抵御病毒侵害的机制。
特写：当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199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阅兵，外界普遍理解为中国向美国和台湾示威之举，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军力。
中国希望武器装备赶上先进国家
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中国意识到自己的军队与世界强国差距之大。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室主任、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沈大卫(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军队现代化主要有两个动力：“拥有现代化的军队是成为现代化国际力量的一部分。第二个原因是台湾。中国把相当大部分的资源用于获得能够在不同的紧急状态下对付台湾的系统装备。这是更直接的一个动力。军队整体现代化是个长期的目标。”
但是，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的斯托利教授指出，除了台湾，中国还有更多安全防卫和国际安全局势方面的考虑。这和它在维持世界和平稳定方面寻求更大影响是相关的。
他说，“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让中国对自己的安全环境有更清楚的认识。其中一个就是，没有必然的理由相信美国是个可靠的盟主，一个能够稳定局势的国家。这个假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或许是有理由的，但在布什时代则不然，我觉得布什有可能连任。所以，世界变得更不可预测了。”
台湾耗巨资从美国购买武器
但是台湾毕竟是个近在眼前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
沈大卫教授认为，美国和中国应该保持军事上的交往，但这种交往必须有限度，“美国不应该卖给中国武器，或转让国防技术，也不应该在美国培训中国军官。因为中国军队的强大，对台湾和东亚地区安全构成更大威胁，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可以强化军队，但必须凭自己的力量，而不能指望得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帮助。”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上前苏联解体后国际市场出现了新的武器市场，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提供了条件。近几年，俄国每年卖给中国价值十五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但是，从八九年开始，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而中国自己的国防工业还落在后面，这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一大挑战。
注重‘软件’
不过，沈大卫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现代化》一书中，提出了区分硬件和软件现代化的概念。 他说，“软件更新指的是武器装备以外的军队现代化。要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光有武器是不够的。世界上不少军队拥有一流的武器，但用不好。包括台湾。你还得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兵，强大的后勤部门，高科技，强大的国防工业，专业化的军事教育系统，高级的军事教义和全面的训练。
“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注重软件的现代化，这是非常聪明的，尤其是因为它的硬件不是最先进。所以，我认为过去五到十年里，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最快的是软件部分，是在人力方面。”
既然军事现代化是现代化强国的一部分，那么它是不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呢？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东北亚事务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认为，军事实力确实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中国有点特殊：“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主要是通过经济、外交和政治手段取得新的更显著的国际地位的。它的军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还落在后面，跟成为世界强国，或者区域强国的抱负并不相称。这种抱负，中国是能够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实现的。但是，它的军事力量确实在增强，正在不断现代化。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中国在地区范围施加影响的能力中，军事将占更大的成分，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现在，中国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活动，主要是从两年前开始正式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手段。
沈大卫说，“中国在国际军事格局中还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只是一个区域性因素。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在那里，它也还不具备军力投射能力。换句话说，它还没有能力向境外出兵，在亚洲地区展示军威，更不要说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所以，它除了拥有洲际导弹和核武器之外，在国际军事舞台上还无足轻重。”
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里讨论。
2004年10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1:21北京时间 09:2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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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国际角色，和半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55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五十多年前它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一员，三十多年前它加入了联合国，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方面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两年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过去十年到十五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出口产业的壮大推动了贸易的扩张。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专家拉迪预言，“2004年，中国将成为在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经济。”
他指出，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对亚洲造成尤其重大的影响。
拉迪说：“其他亚洲国家认识到中国是它们的头号出口市场，又因为中国的进口增长也很快，所以中国对亚洲国家，包括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经济增长，起了重大作用。”
正因为近十年中国在区域和国际经济、贸易和外交层面的角色日益显赫，打破了国际间原有的势力均衡，由此引起各方的不同反应，中国威胁论是其中最明确的一种。
未知数
但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室的东北亚事务专家季北慈认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到底是不是一种威胁，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因为还有不少未知数，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国际社会和中国是否能互相容纳和适应对方。
他说：“世界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国际间出现一个新的力量时，有时会造成破坏，因为现有体系中的力量需要接纳和适应新的力量，而新的力量，现在是中国，显然要寻求更大的影响力，要扮演更大的角色。至少历史表明这个过程不会一直顺顺当当。所以这是个最大的问号。”
如果中国成功地推进市场和政治改革，那么二、三十年后，它有可能通过经济力量改变世界基本格局。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
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斯托利
另一个未知数与历史有关。季北慈指出，在中国，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扬眉吐气感或民族自豪感有可能向极端方向演变而成民族主义情绪，而中国人同时也有受害者心态，这两种情绪如果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具有爆炸性。
“直到最近，中国一直认为在历史上自己是国际力量的受害者。它在强国圈子里应有的位置，被强行、无理地剥夺了，尤其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这种带着怨气的强大力量，这种自己觉得是历史的受害者的心态，是可能带来问题的，因为如果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试图讨回公道，这就值得担忧了。”
台湾问题
领土问题是这种担忧的一个重要成分，台湾问题首当其冲。而台湾问题又是目前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沈大卫教授说，“美国在东亚事务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在北京看来。美国是中国统一、台湾回归大陆的主要障碍，它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力部署，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但是，美国也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样板。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是一个威胁和榜样的混合体。”
那么，经济和外交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又希望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呢？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转型经济专家斯托利认为中国本质上是在寻求维持现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稳定国际体系。
“这意味着在向巴基斯坦和中东出口核武器、朝鲜问题的解决等问题上变得更温和。根据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读，考虑到国际事务的特性，我认为担当维持现状的角色，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斯托利教授预言：“如果中国成功地推进市场和政治改革，那么二、三十年后，它有可能通过经济力量改变世界基本格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
未入核心
但是，意大利学者、《中国梦》一书的作家周博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主宰国际事务的核心圈子，因为中国还没有参与国际政治议事日程的制订。
中国的外交地位日益重要
周博说：“世界领袖级国家，比如美国和欧洲，现在认为在国际事务上与中国领导人协商，作为一种外交行为，变得更重要了。但我不相信美国或者欧洲领导人在考虑国际外交政策时，会首先给北京拨电话。”
虽然中国正在经济贸易和外交层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它在世界范围寻求实现更大政治抱负的努力则受到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牵制。
斯托利教授说：“长期而言，我认为最终有一天，中国会和美国进行重大的谈判，但关键因素是，中国必须改变它的政治体制。”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的季北慈指出，中国领导人其实相当对这一点非常清楚。
“事实上，和平崛起这个概念表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必须走和平的道路，原因正是它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应付国内的挑战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确实会影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而至少在十年之内，这些问题仍将是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担忧。”
显然，如果中国希望在国际间再现五百多年前那种举世无双的辉煌，前面还有来自各方的巨大挑战。
中国国庆55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55个生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而且刚刚和平地完成了权力交替。
但第四代领导人、13亿百姓生活于斯的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领域面临哪些主要的挑战？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BBC中文部记者王戎在系列报道中采访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事务的著名西方学者，听听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第一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第二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
第三集：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
第四集：当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第五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特写：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体。江泽民不久前把中央军委主席大权交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标志着中共第三、四代领导人和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
当初打下一片红色江山而理所当然掌权执政的这个党，现在开始讨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此间普遍认为，共产党政权的稳固受到了重大挑战。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林培瑞教授认为，“合法性这个概念严格地讲，是被统治的人民承认所统治他们的力量是合法的。意思是，我不一定同意你的任何行动，但我承认你采取措施是合法的。在民主社会里，如选举出的总统侵略别的国家，选民可以不同意这个行动，但还是同意它的合法性。这个概念很难用到共产主义国家上，因为本来这个意义的合法性是没有的。”
要解决制度上的问题，在政治上必须更灵活，更开放，对公众更负责，这就要求有更大的自由，甚至逐渐引进民主。但是，如果这么做，他们的权力可能就会失去。
布鲁金斯研究院院长季北慈
对于没有选举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只能从民众的支持程度来衡量。在这个意义上，五十年代的政府应该说得到民众的很大支持：“1970年代末，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有一种理想，觉得我们经过十年的灾难，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更富有的、更平等自由的社会。我觉得，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就是后者意义上的合法性大概到了顶点。到了1990年代，一般老百姓对这个意义的合法性不太注意了。就是赚钱，就是经济。”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经济表现是执政者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或者说唯一的合法性依据。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亚政策研究所所长季北慈(Bates Gill)教授认为，“北京政权合法性的真正依据，跟共产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迄今为止，它比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他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其次，中国确实也别无选择，没有可以替代现任掌权者的人。但是，这跟他们是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因为中国就是一党执政，而这个执政党相对来说比较成功而已。”
的确，这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其社会经济转型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对执政者的能力考验，难度之高也是罕见的。
经济支撑政治
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转型经济专家斯托利(Jonathan Story)在两年前出版的新著《中国奔向市场》(China, Race to the Market)一书中，形容中国政府目前的处境好比在高空走钢丝，只能进不能退，非常惊险。
这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国内经济就必须能够承受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与四、五十年前的封闭状态不同，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是个很现实的威胁。
斯托利说，“世界经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下滑，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这时，问题就来了。比方说，国民总产值增长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而失业率直线上升，那么，共产党政权就会直接受到质问：‘你凭什么掌权？’”
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又基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其中包括季北慈教授称之为软件的诸多要素，如：
公平的规则，
法治，
司法公正，
职责分明，
企业的监管和透明度，等等。
而中国市场缺乏这些特性。要让市场具备这些特性，就会触动一党执政政体。
不过，季北慈教授特别指出，中国现任领导人具备了务实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体制的问题和脆弱程度。他们并没有忽略、回避问题，只不过它面临一个两难命题。要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在政治上必须更灵活，更开放，对公众更负责，这就要求有更大的自由，甚至逐渐引进民主。但是，如果这么做，他们的权力可能就会失去。所以这个两难选择非常棘手。但我相信，至少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还能控制局势。”
执政能力
但是，光有务实态度还不够。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能力。这也是最近讨论很热烈的一个问题。
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现住意大利的作家、《中国梦》一书作者周博(Joe Studwell)认为，这不解决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摆脱昔日的政治模式，那就是专制模式，少数几个人命令其他所有的人干这干那。而这一小群人又没有真正受到法律约束，或者受到我们所说的多元化社会制约机制的钳制。过去二十年来，这方面进展很小。我们确实听到乡村选举和计划把选举制度扩大到其他层次，等等，但从根本上来说，谁都不能挑战共产党的最高权威。
可是，共产党确实受到严峻的挑战，那就是腐败成风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最近的中共年会重申，不准备照搬西方体制，而要在原有的制度框架里改革。多年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周博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国家陷入某种危机之前，不会真正触及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最可能出现的危机是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在目前还不会发生，可能要到四、五年以后。”
如果说经济表现和社会平等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也是政权稳固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下两集里，就分别探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它所面临的挑战。
特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一直采用前苏联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模式，经济一时有所复苏，但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天灾人祸，国民经济大伤元气。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内总体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人数增多。
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很旺
但政治改革的滞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破坏和贫富分化也在威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贸易的不断扩大，既带来雄厚的外汇储备，又确立了它在亚太地区和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多年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大利学者、《中国梦》一书作者周博(Joe Studwell)认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
他说，在经济上，中国现在和50多年前确实有天壤之别。但这是一个前进、倒退、再前进的曲折过程。倒退当然是指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时期。
有一个数据很说明问题：“中国的外贸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一直到1992、93年才恢复到49年前高峰程度。从出口加工和来料加工业角度看，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在国内，它的经济规模虽然在增长，但对全球还没有巨大的影响。”
不过，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拉迪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国显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比如，过去两三年里国际贸易增长的五分之一来自中国。尽管它的贸易额比美国小得多，但增长速度却快得多。”
持续性
但这种以出口工业带动的快速增长，能持续多久呢？拉迪说，“中国的今天相当于日本的六十年代中期，这意味着它还可以有几十年的高增长期。这是因为它的国内储蓄率非常高，有大量资源可以投资于办厂、买设备、扩大生产。它有大量农村劳动力，今后十年、二十年里，这些劳动力可以转移到产值比农业高得多的工业和服务业。这是基本条件。”
这些条件，加上经济的高度开放，贸易占总体经济比例不断提高，将给国内带来竞争，而竞争又会刺激生产率提高。拉迪指出，“中国今后经济长期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积极因素，还是它的高度开放性。看看贸易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比例，就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比美国和日本开放得多。经济开放带来竞争，竞争又会刺激生产效率提高。”
中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产品加工组装中心。但是，这在最近和将来都给全球带来一个新的课题：中国经济和贸易的高增长，使它在国际经济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它的人均产值仍排在一百多位，去年才首次超过一千美元。
这种国际贸易中罕见的组合，导致了新的矛盾。拉迪说，“这确实是个矛盾，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很不寻常的。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相对较穷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确实使中国和它的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最主要的就是贸易竞争和摩擦。随着中国出口的大幅度增长，许多国家的就业机会损失增大。虽然中国的进出口对国际贸易贡献很大，但在某些敏感行业，因为中国越来越多的行业竞争力提高，使得不少发达国家面临高昂的产业调整成本。”
资本市场弱小
两年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它和其他国家难免发生贸易摩擦，可以被纳入国际仲裁框架里解决。这是外部挑战。那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主要是什么呢？拉迪认为，资本市场弱小阻碍了市场化的深入：“过去二十五年中，最主要的动力是运用市场力量的程度不断提高，不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这在商品和服务市场尤其明显。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由市场推动的金融体系。而问题在于这极其困难。因为银行的坏债已经太多了。政府担心在改革过程中会触发危机。
意大利学者周博
“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和投资商品，例如机械、仪器、钢铁和其他工业原料，都是按市场价格交易。劳务市场也一样，越来越市场化，而不再是过去那种国家分配工作，工资水平也基本由供需决定。
“但是，资本分配市场化没有很大进展。银行大多数还是政府控制的，贷款给谁，支持什么项目等决定都受政府左右。最主要的资本价格、利率，显然还不是由市场决定。”
这种金融体系，加上国有企业改造步履迟缓，必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贷款项目中不少没有足够的回报，不能带来产值增长，甚至就是无底洞，增加银行坏债。政府确实在设法解决银行坏债问题，从国库注资、剥离呆帐、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但效果不大。
意大利学者周博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体制：“我不认为中国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腐败。问题是中国的体制让人腐败，因为在中国，政府可以支配所有的钱。你就想想，银行是国有的，股票市场上大部分公司是政府控制的，债券呢，不是国库券就是国有企业债券。你的钱无论如何都进了政府控制的金库，而决定这些钱怎么用的，是政府官员。所以，钱的流通媒介不是市场，而是人。这就是问题所在。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由市场推动的金融体系。而问题在于这极其困难。因为银行的坏债已经太多了。政府担心在改革过程中会触发危机。”
除了银行坏债，城乡差距拉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周博说，中国改革和发展二十年，表面上看后十年更热闹、夺目：“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过去十年。这段时间里城镇经济增长迅速，大量外资进入中国。”
但他说，“在我看来，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转折，发生在80年代，因为那时开始农业市场化了。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农民，靠农业吃饭。所以，那时粮食产量的大增，我认为标志着那个时期中国最大多数人获得了最多的利益。九十年代和现在的情况表面上很光彩夺目，城市不断现代化，工商业兴旺。但这种发展大部分靠的是国有银行贷款，是以债务为代价的。所以这种发展的质量不一定有改革初期时那么高。”
而且这种发展难以持久。当然，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也已开始采取措施，比如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收入问题，金融改革，经济降温，吸引外资参加国企改造等。
中国政府在今后几年里是否能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否能在社会经济稳定和体制改革两者间找到平衡点，不仅事关经济，也关系到政权基础的稳固。
特写：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改革开放不但给中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改变了曾经高度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都对中国的贫富悬殊发出警告
那么，在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年后，中国社会整体是不是健康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认为：“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把中国比做一盘散沙。我觉得现在在道德观、价值观上也是一盘散沙的状况。倒不是说没有人有一些信仰，但总的来说，社会整体来说，我觉得现在在精神上相当不健康。有什么公共价值观？”
就在这样一种一盘散沙的社会心理状态下，贫富分化、城乡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多年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的意大利学者周博(Joe Studwell)认为，城乡差别并不是近二十年市场化的产物。
他说，“我不认为农民福利待遇差是过去二十年经济市场化的结果。虽然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基础是农村革命，但建国后，总体来说就是厚城市薄农村。”
厚城市薄农村
虽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例如拉美一些国家，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均并不是最严重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将逐渐威胁到社会稳定。那么政府现在该做什么呢？
我看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证经济增长率足以导致相当多的财富向下扩散，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维系执政合法性的典型战略。”
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斯托利
周博说：“我个人的意见是，政府应该提供更多平等机会，比如让农村的孩子都有机会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就象它准备做的，在西部大量投资发展那里的经济。”
不过，和不少转型经济一样，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光在社会福利方面做文章不够。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转型经济专家斯托利认为，目前建立包括农村在内社会福利系统方面的努力，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而两极分化速度却越来越快。
他说，“我看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证经济增长率足以导致相当多的财富向下扩散，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维系执政合法性的典型战略。”
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纳的发展策略。林培瑞教授也同意，单靠社会福利政策不足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但光靠经济发展，也不够。
林培瑞说，“因为贫富悬殊要是只是根据经济规律发展出来的话，老百姓的不满也许不会那么大。但是很多老百姓的看法，我认为他们的看法也对，他认为是不公正的，富的是那些本来有政治关系的人。要彻底改革的话，我觉得政治改革是唯一的一条路。”
反腐与多元
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初在人大开幕式上强调了反腐的决心。他强调“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制度、教育和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久前也承认，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和滥权。但他明确否定采用西方政体模式，而坚持强化全国人大的监督作用。
不过，美国的林培瑞教授认为，重要的是媒体和司法独立：“要是媒体自由的话，可以监督。要能够有独立的法庭、独立的法院、法官。我步觉得腐败的解决法在于道德上的改善。要有一个第三力量，权力的分开。”
除了这些，一个富裕文明的现代社会，还有许多元素。意大利学者周博认为，这些是中国社会目前所缺少的：“这些因素看上去不重要，但它们使社会更充实、更富有活力和正义。中国社会需要从钓鱼俱乐部、独立工会，到读书会，等等，各式各样的社会元素。总而言之，它需要更丰富。”
因为，和独立的司法、独立的媒体、民主的政体和健康的经济一样，多层次的社会肌理和多元的文化和信仰，同样是现代化文明的一个标志，是社会抵御病毒侵害的机制。
特写：当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199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阅兵，外界普遍理解为中国向美国和台湾示威之举，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军力。
中国希望武器装备赶上先进国家
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中国意识到自己的军队与世界强国差距之大。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室主任、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沈大卫(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军队现代化主要有两个动力：“拥有现代化的军队是成为现代化国际力量的一部分。第二个原因是台湾。中国把相当大部分的资源用于获得能够在不同的紧急状态下对付台湾的系统装备。这是更直接的一个动力。军队整体现代化是个长期的目标。”
但是，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的斯托利教授指出，除了台湾，中国还有更多安全防卫和国际安全局势方面的考虑。这和它在维持世界和平稳定方面寻求更大影响是相关的。
他说，“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让中国对自己的安全环境有更清楚的认识。其中一个就是，没有必然的理由相信美国是个可靠的盟主，一个能够稳定局势的国家。这个假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或许是有理由的，但在布什时代则不然，我觉得布什有可能连任。所以，世界变得更不可预测了。”
台湾耗巨资从美国购买武器
但是台湾毕竟是个近在眼前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
沈大卫教授认为，美国和中国应该保持军事上的交往，但这种交往必须有限度，“美国不应该卖给中国武器，或转让国防技术，也不应该在美国培训中国军官。因为中国军队的强大，对台湾和东亚地区安全构成更大威胁，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可以强化军队，但必须凭自己的力量，而不能指望得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帮助。”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上前苏联解体后国际市场出现了新的武器市场，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提供了条件。近几年，俄国每年卖给中国价值十五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但是，从八九年开始，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而中国自己的国防工业还落在后面，这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一大挑战。
注重‘软件’
不过，沈大卫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现代化》一书中，提出了区分硬件和软件现代化的概念。 他说，“软件更新指的是武器装备以外的军队现代化。要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光有武器是不够的。世界上不少军队拥有一流的武器，但用不好。包括台湾。你还得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兵，强大的后勤部门，高科技，强大的国防工业，专业化的军事教育系统，高级的军事教义和全面的训练。
“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注重软件的现代化，这是非常聪明的，尤其是因为它的硬件不是最先进。所以，我认为过去五到十年里，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最快的是软件部分，是在人力方面。”
既然军事现代化是现代化强国的一部分，那么它是不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呢？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东北亚事务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认为，军事实力确实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中国有点特殊：“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主要是通过经济、外交和政治手段取得新的更显著的国际地位的。它的军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还落在后面，跟成为世界强国，或者区域强国的抱负并不相称。这种抱负，中国是能够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实现的。但是，它的军事力量确实在增强，正在不断现代化。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中国在地区范围施加影响的能力中，军事将占更大的成分，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现在，中国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活动，主要是从两年前开始正式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手段。
沈大卫说，“中国在国际军事格局中还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只是一个区域性因素。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在那里，它也还不具备军力投射能力。换句话说，它还没有能力向境外出兵，在亚洲地区展示军威，更不要说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所以，它除了拥有洲际导弹和核武器之外，在国际军事舞台上还无足轻重。”
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里讨论。
2004年10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1:21北京时间 09:2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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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国庆55周年系列
BBC中文网记者 王戎
西方学者看中国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国际角色，和半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55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五十多年前它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一员，三十多年前它加入了联合国，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方面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两年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过去十年到十五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出口产业的壮大推动了贸易的扩张。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专家拉迪预言，“2004年，中国将成为在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经济。”
他指出，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对亚洲造成尤其重大的影响。
拉迪说：“其他亚洲国家认识到中国是它们的头号出口市场，又因为中国的进口增长也很快，所以中国对亚洲国家，包括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经济增长，起了重大作用。”
正因为近十年中国在区域和国际经济、贸易和外交层面的角色日益显赫，打破了国际间原有的势力均衡，由此引起各方的不同反应，中国威胁论是其中最明确的一种。
未知数
但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室的东北亚事务专家季北慈认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到底是不是一种威胁，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因为还有不少未知数，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国际社会和中国是否能互相容纳和适应对方。
他说：“世界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国际间出现一个新的力量时，有时会造成破坏，因为现有体系中的力量需要接纳和适应新的力量，而新的力量，现在是中国，显然要寻求更大的影响力，要扮演更大的角色。至少历史表明这个过程不会一直顺顺当当。所以这是个最大的问号。”
如果中国成功地推进市场和政治改革，那么二、三十年后，它有可能通过经济力量改变世界基本格局。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
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斯托利
另一个未知数与历史有关。季北慈指出，在中国，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扬眉吐气感或民族自豪感有可能向极端方向演变而成民族主义情绪，而中国人同时也有受害者心态，这两种情绪如果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具有爆炸性。
“直到最近，中国一直认为在历史上自己是国际力量的受害者。它在强国圈子里应有的位置，被强行、无理地剥夺了，尤其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这种带着怨气的强大力量，这种自己觉得是历史的受害者的心态，是可能带来问题的，因为如果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试图讨回公道，这就值得担忧了。”
台湾问题
领土问题是这种担忧的一个重要成分，台湾问题首当其冲。而台湾问题又是目前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沈大卫教授说，“美国在东亚事务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在北京看来。美国是中国统一、台湾回归大陆的主要障碍，它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力部署，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但是，美国也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样板。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是一个威胁和榜样的混合体。”
那么，经济和外交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又希望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呢？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转型经济专家斯托利认为中国本质上是在寻求维持现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稳定国际体系。
“这意味着在向巴基斯坦和中东出口核武器、朝鲜问题的解决等问题上变得更温和。根据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读，考虑到国际事务的特性，我认为担当维持现状的角色，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斯托利教授预言：“如果中国成功地推进市场和政治改革，那么二、三十年后，它有可能通过经济力量改变世界基本格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
未入核心
但是，意大利学者、《中国梦》一书的作家周博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主宰国际事务的核心圈子，因为中国还没有参与国际政治议事日程的制订。
中国的外交地位日益重要
周博说：“世界领袖级国家，比如美国和欧洲，现在认为在国际事务上与中国领导人协商，作为一种外交行为，变得更重要了。但我不相信美国或者欧洲领导人在考虑国际外交政策时，会首先给北京拨电话。”
虽然中国正在经济贸易和外交层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它在世界范围寻求实现更大政治抱负的努力则受到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牵制。
斯托利教授说：“长期而言，我认为最终有一天，中国会和美国进行重大的谈判，但关键因素是，中国必须改变它的政治体制。”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的季北慈指出，中国领导人其实相当对这一点非常清楚。
“事实上，和平崛起这个概念表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必须走和平的道路，原因正是它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应付国内的挑战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确实会影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而至少在十年之内，这些问题仍将是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担忧。”
显然，如果中国希望在国际间再现五百多年前那种举世无双的辉煌，前面还有来自各方的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