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钱理群
林希翎至今未获平反，是特意留下、以证明反右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也就把她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成为中国一九五七年右派群体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徵。
编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为林希翎编纂中的新书《大右派活化石林希翎传奇》所撰写的前言，全文长约三万二千字，现摘录如下：
林希翎是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代表性、标志性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她当时影响很大，她在一九五七年的活动及以后的种种遭遇，涉及党的上层、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与校园里的大学生──这几个方面正是鸣放与反右运动的主战场；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来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就把林希翎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徵。但她自己却一再声称，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我会成为政治人物，新闻焦点，全是历史的错误。我痛恨政治；我只是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搞一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这里所包含的不得不扮演历史所派定的角色的个人性的悲剧，同样具有典型性。因此，我们研究「一九五七年学」，不能不谈到林希翎。……
一九五七中国校园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处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密切注视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发表演讲以后，《人民日报》立刻被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可以说，从一开始，「无产阶级专政」之剑已悬在林希翎的头上。
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访中南海，却因此引发了中南海内部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代表，其中一位王文，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叶剑英的秘书，时任秘书室的负责人，就因为前后三次接待林希翎，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而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却被他的部下、后来在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戚本禹陷害而打成右派，并株连到家庭：妻子和一个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连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在反映林希翎的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阅」字，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作检讨。杨尚昆见戚本禹野心太大，想操纵运动，就想整他，戚便求助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告之于江青，江报告毛，毛泽东于是亲自召集会议说，你们支援左派，还是右派，插红旗还是黑旗？众皆噤若寒蝉，仅一位来自延安的女处长发言说汇报情况与事实不符，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干部竟被报复，脑部被打成重伤。
但中共党内高层中对林希翎表示赞赏的却大有人在。如前所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五六年底就过问过林希翎被无端攻击一事；据胡耀邦一九七九年在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回忆，一九五七年他曾和林希翎长谈四小时，在林被捕时，他也曾表示过反对意见。中共元老、时任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更是对林希翎的才华与独立思考极为赏识，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还抱病与之长谈，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林的处分，以至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提到校内右派名字时，有意不提林希翎，引起轩然大波。
高层也不乏同情者
还有一位元老、时任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也曾在家中多次接见林希翎，和她作广泛交谈，但却无力阻止逮捕林希翎，只能借视察监狱之名，看她一眼。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关心过林希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也难逃惩罚：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就将他们的部下与亲人作替罪羊。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并犯有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给她的「罪行」，被打成右派自不待说；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与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仅因为奉吴、谢之命给林希翎写过信或带过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样株连亲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妻子被迫离婚，带走了孩子：又是一个家破人亡。
林希翎案还株连到民主党派与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人。一九五八年八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曾列有「被告……与谭惕吾、黄绍□等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谭惕吾和黄绍□都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常委，是一九五七年的着名的大右派。谭惕吾是法律专家，她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主张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黄绍□则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样的「公式」，强调不能用强调成绩来掩盖错误，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恶毒攻击」的言论，就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靶子。但林希翎却对他们的历史与现实态度几乎是一无所知，据一九八零年她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她仅仅在北京东四检察院实习时，为办一个案件，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来这里视察这个案件的谭惕吾打过交道，并无其他任何联系。
革命逻辑不信逻辑
但为了说明「校园内的右派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是相互勾结、上下呼应的」，就将她们硬拉在一起了：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只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并不重要的。
林希翎还谈到，到一九七九年谭惕吾的右派被「改正」，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但因为林希翎仍是右派，在她的所谓「改正结论」里，就仍然留了一个尾巴，谭惕吾始终未签字。
一九五八年对林希翎的「判决书」中还有一条：「被告与新社会上的部分反动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一些反动分子──洪禹平等建立密切联系，相互勾结，对党和国家的领袖及我党的文艺方针等进行了恶毒的诬蔑」。这又是一个冤案：洪禹平是北京市幻灯制片厂编辑部主任，因同乡关系与林希翎相识不到半年，整风期间他已调往浙江，对林希翎在北大、人大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却也成了林案的「要犯」，连同他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打成右派。但林希翎与文艺界和新闻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倒确有联系。据林希翎回忆，当时文坛的最高权威郭沫若读了她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曾当面表示赞扬与支援，并称其为「才女」。时任《人民日报》主编的邓拓，《中国青年报》的主编张藜群都对她十分重视，据说邓拓还向她谈到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内部情况。
后来在文革初期，邓拓成了「三家村」的头目，戚本禹给他罗列的一条罪状就是「极右分子林希翎最亲密的朋友」，这又反过来株连到林希翎：不仅将在狱中的她戴上脚镣手铐，关入禁闭室、黑牢达半年之久，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
更令林希翎感到痛苦，也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是，无数普通百姓也被株连。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与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亚瑟的错误。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
「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他帽子」。
株连残酷且无意义
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也是志愿军转业的），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这样的株连法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林希翎还谈到，一九六五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自然「有问题」。
更有甚者，前引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首仍是林希翎，意味着「株连」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不遗憾和悔恨」。
贱民不具人的资格
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问题是，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反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事实：据林希翎回忆：「我在大陆犯了反革命罪名坐牢，我的父亲也在台湾被国民党以『通匪』罪名，判刑坐牢，理由是我父亲与我通信」。
林希翎的特殊性在于，她的命运总是与中国高层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就说到了对林希翎的「处理」。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他与北大谭天荣的处分决定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所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也有过这样的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也许就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一九五七届大专院校毕业上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她是整风中「犯了错误」的青年。但据说北京市公安局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已经整理好逮捕她的材料送北京市委审批，却未立刻批准。据王文透露，一九五八年在中山公园开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问起林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半夜将林希翎秘密绑架，投入监狱。开始还制造了一个纯属捏造的所谓「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口实，宣布对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态度不好」改为十五天，最后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随后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一语道破「天机」：「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但连林希翎也准备「将牢底坐穿」时，毛泽东突然在七三年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但也依然逃不脱罗网，特别是七五年她到北京上访，又获「大右派找邓小平翻案」的新罪名，被押回浙江，遭到了更残酷的批斗。
不找胡耀邦反而好
当文革结束，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原因是她无意中又卷入了中共的上层政治斗争。一贯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并在林希翎的来信上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这里所表现的人情味不符合中国的政治规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上，胡耀邦与林希翎一样天真。
正如一位人民大学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胡耀邦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胫而走。胡耀邦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要留下「样板」：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当右派典型。……
林希翎同时这样谈到自己的性格、秉性：「我这个人是红色娘子军出身，是彭老总、陈老总带出来的兵，我的性格是心直口快，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嫉恶如仇，爱抱不平，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天真幼稚，有勇无谋」。林希翎还谈到自己即使身在监狱里，也向往「公民享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干预生活但恨政治
林希翎承认：「在政治上我恐怕永远都只是个三岁小孩，这辈子长不大了」，「我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恰恰因为我当时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国的政治，我从来没有读过《资治通监》这类古书，这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误会』，而且我这种人的气质和性格也决定了是根本不适宜搞政治的」，但一旦政治风暴来临，她仍然会身不由己地投身进去。这都是因为她骨子里的「乌托邦情结」，她与生俱来的「唐吉诃德气」，决定了她必然要这样「走火入魔」，这是她的宿命。而历史的进步，永远需要这样的「长不大」的「三岁孩子」，这样的「历史的误会」，尽管对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这正是历史的残酷。……
一九八三年，林希翎到了香港，一九八五年又来到台湾探望离别数十年的父亲。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
林希翎立刻投入到台湾争取民主运动中去，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如她自己所说，「我在台湾的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鸣大放，之所以会在台湾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就正如我在一九五七年在大陆的大鸣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并不是在于我有什么新发现和新创举，而完全在于我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在大陆和台湾的国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终还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
后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国民党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湾，林希翎终于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物。──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林希翎说，她到了台湾以后，「曾有多少人来开导我说，海外有很多学人在两边跑，两边讨好，两边都当贵宾，他们来去自由。有人就说：『林希翎，你怎么弄得两边不讨好，那么笨』」；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来就不想讨好（两边的）那些官僚」，这也可以说是本性难移吧。
她后来定居法国，没有安分几年，当欧盟出兵科索沃，她又站了出来，参加反战运动，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和法国当局与当时的舆论主流相对抗，又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人物。以后，台湾民进党执政，林希翎当年曾支援过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因此被邀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她还是实话直说，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台独」，又与新任台湾当局不欢而散。──她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是无法合作的：这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
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当她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我的寓所，出现在面前时，我简直不敢辨认：这就是五七年五月那个难忘的夜晚，我站在远处看见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林希翎的本名）吗？此刻，她是多么的疲惫和衰老啊。
眉宇依然高傲倔强
但她一开口，还是声音洪亮，滔滔不绝，眉宇间依然流露出高傲与倔强：林希翎还是林希翎！但在谈到五七年那个夜晚时，她说：「那次来参加辩论会，本来我只是准备听听的，突然大会主持人宣布要我讲话，我毫无准备，上台就讲开了，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
接着林向我介绍了这些年的遭遇，因为献身于社会运动，无暇照顾孩子，其中一个患了忧郁症，终于跳楼自杀时，她流泪了，说自己是「不称职的母亲」……
我无言以对，只在她带来的留言本上写下「相濡以沫」四个字；她则以《林希翎自选集》一书相赠。她突然站起来，说要走了；但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于是，在我家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休息了很久，才恢复过来。我留她吃了一顿便餐，因为有一点家乡菜（我们都是浙江人），她吃得很香，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她终于走了，那步履蹒跚的背影永远留在我的心上。……
我此刻彷佛还看见那步履蹒跚却永远向前的背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这正是林希翎的不幸，也是她的光荣：在当代中国，林希翎这样的人，已经是「稀有品种」，十分难得了。
林希翎至今未获平反，是特意留下、以证明反右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也就把她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成为中国一九五七年右派群体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徵。
编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为林希翎编纂中的新书《大右派活化石林希翎传奇》所撰写的前言，全文长约三万二千字，现摘录如下：
林希翎是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代表性、标志性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她当时影响很大，她在一九五七年的活动及以后的种种遭遇，涉及党的上层、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与校园里的大学生──这几个方面正是鸣放与反右运动的主战场；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来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就把林希翎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徵。但她自己却一再声称，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我会成为政治人物，新闻焦点，全是历史的错误。我痛恨政治；我只是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搞一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这里所包含的不得不扮演历史所派定的角色的个人性的悲剧，同样具有典型性。因此，我们研究「一九五七年学」，不能不谈到林希翎。……
一九五七中国校园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处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密切注视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发表演讲以后，《人民日报》立刻被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可以说，从一开始，「无产阶级专政」之剑已悬在林希翎的头上。
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访中南海，却因此引发了中南海内部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代表，其中一位王文，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叶剑英的秘书，时任秘书室的负责人，就因为前后三次接待林希翎，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而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却被他的部下、后来在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戚本禹陷害而打成右派，并株连到家庭：妻子和一个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连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在反映林希翎的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阅」字，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作检讨。杨尚昆见戚本禹野心太大，想操纵运动，就想整他，戚便求助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告之于江青，江报告毛，毛泽东于是亲自召集会议说，你们支援左派，还是右派，插红旗还是黑旗？众皆噤若寒蝉，仅一位来自延安的女处长发言说汇报情况与事实不符，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干部竟被报复，脑部被打成重伤。
但中共党内高层中对林希翎表示赞赏的却大有人在。如前所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五六年底就过问过林希翎被无端攻击一事；据胡耀邦一九七九年在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回忆，一九五七年他曾和林希翎长谈四小时，在林被捕时，他也曾表示过反对意见。中共元老、时任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更是对林希翎的才华与独立思考极为赏识，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还抱病与之长谈，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林的处分，以至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提到校内右派名字时，有意不提林希翎，引起轩然大波。
高层也不乏同情者
还有一位元老、时任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也曾在家中多次接见林希翎，和她作广泛交谈，但却无力阻止逮捕林希翎，只能借视察监狱之名，看她一眼。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关心过林希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也难逃惩罚：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就将他们的部下与亲人作替罪羊。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并犯有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给她的「罪行」，被打成右派自不待说；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与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仅因为奉吴、谢之命给林希翎写过信或带过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样株连亲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妻子被迫离婚，带走了孩子：又是一个家破人亡。
林希翎案还株连到民主党派与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人。一九五八年八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曾列有「被告……与谭惕吾、黄绍□等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谭惕吾和黄绍□都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常委，是一九五七年的着名的大右派。谭惕吾是法律专家，她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主张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黄绍□则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样的「公式」，强调不能用强调成绩来掩盖错误，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恶毒攻击」的言论，就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靶子。但林希翎却对他们的历史与现实态度几乎是一无所知，据一九八零年她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她仅仅在北京东四检察院实习时，为办一个案件，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来这里视察这个案件的谭惕吾打过交道，并无其他任何联系。
革命逻辑不信逻辑
但为了说明「校园内的右派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是相互勾结、上下呼应的」，就将她们硬拉在一起了：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只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并不重要的。
林希翎还谈到，到一九七九年谭惕吾的右派被「改正」，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但因为林希翎仍是右派，在她的所谓「改正结论」里，就仍然留了一个尾巴，谭惕吾始终未签字。
一九五八年对林希翎的「判决书」中还有一条：「被告与新社会上的部分反动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一些反动分子──洪禹平等建立密切联系，相互勾结，对党和国家的领袖及我党的文艺方针等进行了恶毒的诬蔑」。这又是一个冤案：洪禹平是北京市幻灯制片厂编辑部主任，因同乡关系与林希翎相识不到半年，整风期间他已调往浙江，对林希翎在北大、人大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却也成了林案的「要犯」，连同他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打成右派。但林希翎与文艺界和新闻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倒确有联系。据林希翎回忆，当时文坛的最高权威郭沫若读了她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曾当面表示赞扬与支援，并称其为「才女」。时任《人民日报》主编的邓拓，《中国青年报》的主编张藜群都对她十分重视，据说邓拓还向她谈到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内部情况。
后来在文革初期，邓拓成了「三家村」的头目，戚本禹给他罗列的一条罪状就是「极右分子林希翎最亲密的朋友」，这又反过来株连到林希翎：不仅将在狱中的她戴上脚镣手铐，关入禁闭室、黑牢达半年之久，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
更令林希翎感到痛苦，也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是，无数普通百姓也被株连。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与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亚瑟的错误。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
「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他帽子」。
株连残酷且无意义
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也是志愿军转业的），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这样的株连法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林希翎还谈到，一九六五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自然「有问题」。
更有甚者，前引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首仍是林希翎，意味着「株连」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不遗憾和悔恨」。
贱民不具人的资格
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问题是，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反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事实：据林希翎回忆：「我在大陆犯了反革命罪名坐牢，我的父亲也在台湾被国民党以『通匪』罪名，判刑坐牢，理由是我父亲与我通信」。
林希翎的特殊性在于，她的命运总是与中国高层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就说到了对林希翎的「处理」。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他与北大谭天荣的处分决定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所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也有过这样的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也许就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一九五七届大专院校毕业上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她是整风中「犯了错误」的青年。但据说北京市公安局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已经整理好逮捕她的材料送北京市委审批，却未立刻批准。据王文透露，一九五八年在中山公园开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问起林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半夜将林希翎秘密绑架，投入监狱。开始还制造了一个纯属捏造的所谓「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口实，宣布对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态度不好」改为十五天，最后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随后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一语道破「天机」：「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但连林希翎也准备「将牢底坐穿」时，毛泽东突然在七三年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但也依然逃不脱罗网，特别是七五年她到北京上访，又获「大右派找邓小平翻案」的新罪名，被押回浙江，遭到了更残酷的批斗。
不找胡耀邦反而好
当文革结束，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原因是她无意中又卷入了中共的上层政治斗争。一贯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并在林希翎的来信上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这里所表现的人情味不符合中国的政治规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上，胡耀邦与林希翎一样天真。
正如一位人民大学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胡耀邦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胫而走。胡耀邦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要留下「样板」：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当右派典型。……
林希翎同时这样谈到自己的性格、秉性：「我这个人是红色娘子军出身，是彭老总、陈老总带出来的兵，我的性格是心直口快，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嫉恶如仇，爱抱不平，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天真幼稚，有勇无谋」。林希翎还谈到自己即使身在监狱里，也向往「公民享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干预生活但恨政治
林希翎承认：「在政治上我恐怕永远都只是个三岁小孩，这辈子长不大了」，「我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恰恰因为我当时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国的政治，我从来没有读过《资治通监》这类古书，这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误会』，而且我这种人的气质和性格也决定了是根本不适宜搞政治的」，但一旦政治风暴来临，她仍然会身不由己地投身进去。这都是因为她骨子里的「乌托邦情结」，她与生俱来的「唐吉诃德气」，决定了她必然要这样「走火入魔」，这是她的宿命。而历史的进步，永远需要这样的「长不大」的「三岁孩子」，这样的「历史的误会」，尽管对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这正是历史的残酷。……
一九八三年，林希翎到了香港，一九八五年又来到台湾探望离别数十年的父亲。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
林希翎立刻投入到台湾争取民主运动中去，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如她自己所说，「我在台湾的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鸣大放，之所以会在台湾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就正如我在一九五七年在大陆的大鸣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并不是在于我有什么新发现和新创举，而完全在于我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在大陆和台湾的国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终还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
后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国民党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湾，林希翎终于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物。──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林希翎说，她到了台湾以后，「曾有多少人来开导我说，海外有很多学人在两边跑，两边讨好，两边都当贵宾，他们来去自由。有人就说：『林希翎，你怎么弄得两边不讨好，那么笨』」；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来就不想讨好（两边的）那些官僚」，这也可以说是本性难移吧。
她后来定居法国，没有安分几年，当欧盟出兵科索沃，她又站了出来，参加反战运动，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和法国当局与当时的舆论主流相对抗，又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人物。以后，台湾民进党执政，林希翎当年曾支援过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因此被邀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她还是实话直说，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台独」，又与新任台湾当局不欢而散。──她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是无法合作的：这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
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当她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我的寓所，出现在面前时，我简直不敢辨认：这就是五七年五月那个难忘的夜晚，我站在远处看见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林希翎的本名）吗？此刻，她是多么的疲惫和衰老啊。
眉宇依然高傲倔强
但她一开口，还是声音洪亮，滔滔不绝，眉宇间依然流露出高傲与倔强：林希翎还是林希翎！但在谈到五七年那个夜晚时，她说：「那次来参加辩论会，本来我只是准备听听的，突然大会主持人宣布要我讲话，我毫无准备，上台就讲开了，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
接着林向我介绍了这些年的遭遇，因为献身于社会运动，无暇照顾孩子，其中一个患了忧郁症，终于跳楼自杀时，她流泪了，说自己是「不称职的母亲」……
我无言以对，只在她带来的留言本上写下「相濡以沫」四个字；她则以《林希翎自选集》一书相赠。她突然站起来，说要走了；但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于是，在我家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休息了很久，才恢复过来。我留她吃了一顿便餐，因为有一点家乡菜（我们都是浙江人），她吃得很香，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她终于走了，那步履蹒跚的背影永远留在我的心上。……
我此刻彷佛还看见那步履蹒跚却永远向前的背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这正是林希翎的不幸，也是她的光荣：在当代中国，林希翎这样的人，已经是「稀有品种」，十分难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