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盘子读书》系列揭示了这么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知识就是力量”。对于普通人来说，知识是立身之本。对于民族国家，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技术力先进是先进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当然如果做二奶或狗腿子，则不需要什么知识技术，纯粹取决于主子的需要和可能。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没有做二奶的可能，只能靠自己。
在这个系列中，则是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成为先进国家的模式，详细比较中日两国工业化的轨迹。并试图回答这样的疑惑：日本1955年恢复战前水平，经过约20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平均成长率近10%，成为先进国家，并且人均GDP大体赶上了其它先进国家。而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经过了20余年的年平均成长率近10%的高度成长，但依然是后进国家，人均收入还处于后进国家的末流。连续20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事，中国不知道还需要几个20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这个系列涉及一些模型和图表，不比《刷盘子读书》通俗易懂，学术气比较重，且可能有些篇幅翻译日文，不够通顺，希望能够谅解。
（一）工业和农业经济的GDP
一谈到经济，自然就联想到GDP及GDP的成长率。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是多少，中国的是多少，以年均多少成长率，经过四则运算，就能得到多少年能翻几翻，多少年能赶上发达国家。
几年前参加一个纪念首批日本移民登陆秘鲁100周年座谈会。会上一位秘鲁人介绍秘鲁的经济现状：面积是日本的3倍多，人口2千余万（日本约1.3亿），经济以农业矿业为主，有少量的纺织等工业，人均收入2千余US$。近几年的GDP增长率5%左右，但以US$计算，却连年减少。从帐面上看，数据还是不错，但实际的生活却非常贫困，中国人均不足1000$，很多家电产品都普及了，在秘鲁却是稀罕物，属于奢侈品，而秘鲁的物价水平并不高。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帐面上人均不低，物价水平不高，但实际人均消费的产品却很少。我产生了探索GDP数字背后秘密的念头。
在日本，有关中国的经济数据和研究很多，但有关拉美的却很少。这个时候，我结识了一个来自巴西的朋友，与我一样，也是政治经济爱好者。他对中国有浓厚兴趣，正在学中文，喜欢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据他的比对，10年前，中国经济就超过巴西，现在则远超巴西，而且继续急升。反观巴西，仍然贫困，重要的是还看不到希望。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以前阿根廷好些，现在也不行了。
问题出在何处，巴西一直是自由市场经济，也有民主宪政。政治上没有什么动乱，经济发展也很顺利，至少在GDP的成长率上，但100年后却是穷国，而日本却是超级发达国家。日本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还不那么纯正。
日本的经济成长，55-73年是高度成长期，平均年率不足10%，74以后是稳定增长期，平均年率不足5%，进入90年代则平均年率为1%，是失去的十年，当然数字的出典不同会有区别，增长率也不太高。如果把数字倒推回去，几十年前的日本应该是富裕国家，其实不是，从中老年日本人嘴里，还能听到食品不足和配给制的经历。再往前溯，战前日本也不是富裕国家，还一直向拉美移民，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止。
战前日本的人多地少，自然农业也没有什么出产。工业则几乎完全是军事工业，与民生没有太多关系。军事工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自然没有优化配置，成本核算等等。军事工业做出了一些产品，但没有做成而夭折的产品更多，效率是极低的。即使做成了，可能完全落后于时代，如大和战舰，花费了无数金钱和人工，工程方案几经反复修改，做出来的却是“无用长物”。 军事工业像大黑洞，吞噬了日本所有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农田没有劳力耕做，农业生产下降，小孩也半工半读的在工厂劳动，做出来的武器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用，实际完全浪费了。战败后，军事工业被彻底清盘，日本战后再出发。
在中国学者通常的认识里，现在日本的经济繁荣源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而日本学者却认为是战前普遍的国民教育，大量的熟练工人和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战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并没有被列入日本的大变革，日本历史上有三次大变革，圣得太子、织田信长和明治维新，战后的改革换汤不换药。
都叫GDP，即使有一致的定义，一致的核算方法，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其实没有任何可比性。工业经济的本质是机器生产机器，人只是操作和设计机器，可生产的产品数量在生产力上几乎没有上限。工业产品的准备期很长，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所以刚开始产品数量很少，价格昂贵。一旦突破，产品数量会呈指数增长，价格也会成指数下降。算GDP时，即使产品数量翻了几倍，算增长率也只增加几个百分点，甚至倒退。农业经济则不同，不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随着技术改进，土地的出产也会稳步提高，但不会爆炸性增长，因为农业毕竟还是靠天吃饭。农产品的价格是稳定的，产量提高多少，GDP也大致提高多少。在同样的GDP增长率下，工业和农业对产品数量的供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内统计GDP与国际间不同，能够生产工业品的国家很少，而生产农产品的国家却很多，农产品的需求又缺乏弹性，实际上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比价却是稳定的。工业国与农业国即使有一样的人均，一样的GDP增长率，几年下来，人均收入会差很远。战前日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资源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是很低的，GDP很低，生活必须品也需要配给的。但有个效率是很高的，即把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转化成了工业人口，这个很重要，是日本与拉美的最大区别。
问题还没有完。农业经济由于引入新技术，由于土地有限，总产量不会有显著增长，却把人工解放出来了，也就是失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但这笔钱却不会投资于工业，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在工业国家，投资办厂就可以出产品，所需投资低。而农业国则不行，因为没有技术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如果培训，则需要很多时间和资金，由于是生手，刚做出来的产品肯定是质次价高，毫无竞争力，能赚到钱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根据市场经济比较优势论，还不如把钱投向股市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GDP也会上涨。由于有大量失业人口，劳动力价格低，用机器还不如用人工，财主大量请看家护院的，端茶送水的，洗衣做饭的，等等。这些人的人数不少，工资还不低，比种地强，也创造了巨大的GDP。就象《红楼梦》中的贾府，算GDP很高，也很光鲜，但只是空壳，人均实物占有率很低，非常贫困。
国家中的工业人口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工业人口不等同城市人口，由上面论述，农业国家也可能多数是城市人口，农业国的三产也可能占6、7成，与工业国家相似，但他们创造的GDP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工业人口首先要有文化，即普遍教育。有文化还远不够，需要各种专业技能，即各种岗位培训，甚至需要真刀真枪操练实际项目，哪怕不成功，成为废品。但在后进的农业国家中，按照市场经济的力量完全不能实现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只会划出工业化天堑，现在则是数字化天堑。
总之，在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之间讨论GDP及GDP增长率是毫无意义的。后进国家不可能通过单纯的GDP增长而成为先进国家。先进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技术力先进。关于技术力的评价标准在《刷盘子读书》中已经给出了。
（二）工业化的模式
如何从后进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其中发展的阶段和路径是什么？从世界经济历史中，各个国家由于环境和文化的不同，所走过的路径是不同的，可以用图1的模型来描述。
图1工业化的路径
这幅图引自《日本型资本主义》（有斐阁2004出版）。技术由纵轴“先端---成熟”表达，越往上越先进，往下则是成熟的低技术。横轴“组立---加工”则反映了技术的性质，“组立”对应的中文意思是组装，越往右则越复杂，需要完整的系统能力，往左只是简单的组装。后进国家的位置处于左下角，技术的蓄积薄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的组装业。右上角是先进国家，拥有先端技术，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
从后进国家到先进国家的路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A，先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的组装开始，随着工业化进展，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升，逐步带动产业升级，但还是在“组立”工业范畴内向“先端”发展。目前，还没有国家通过此路径实现了向先进国家迈进，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所以用“（将来）？”表达；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B，先向“加工”方向展开，然后向“先端”迈进。这两种路径，在最初阶段，由于技术蓄积不足，需要从海外积极导入技术和部品，而对于路径A，则所有阶段都需要从海外导入技术和部品。
日本的成长轨迹是路径B，“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广泛的国民教育，知识技术积累，基干产业先行。基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中小企业和部品工业。这种蓄积的发展轨迹与欧美基本类似。
韩国从1970年开始工业化进程，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从日本导入工作机械和部品，不需要技术技能的蓄积实现高度工业化。与日本相比较，被称为“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由于是“小国”，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不足，工资上升，企业不得不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工业高度化，需要高度的生产设备，而自国的技术没有充分蓄积，进一步依赖海外技术和部品。原来的劳动密集产业则逐步向中国和越南转移。
中国的工业化的进程，1978年以前，与日本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走的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道路。从1949年前只能仿制汉阳造，经过20余年的技术蓄积，到70年代末，有两弹一星，大型喷气客机，门类齐全的基干产业，拥有先端技术和完成复杂工程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属于先进国家。
而改革开放出现了自我定位错误，把自己定位为后进国家，以“四小龙”为师，重走“组立型工业化”补课。由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状态，没有发生产业升级，导致原来的自我技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大量外资涌入，外贸外资依存。经过20年的高速GDP增长，成了后进国家，人均收入处于后列。1955年的日本并不富裕，刚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日本把自己定位为先进国家，以自我技术发展为主导，经过20年发展，成为超级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也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
中国和日本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了大门。日本“西体和魂”，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的进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体和魂”没有本质区别，但却走上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三）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日本被打开国门，非常震惊，要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但日本是小国，没有什么资源，需要靠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当时生丝有比较优势，国内价格只有国际价格的1/10，于是大量的农田变桑田。但很快发觉比较优势此路不通，因为中国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只有另想出路。1870年，政府从当时制丝先进国法国导入技术，设立官营富冈制丝厂，转向制丝业。由于官营，连年赤字。但它培训了人员，仿制并改善了制丝机械，使制丝业蓬勃发展起来。同样的方式，以官营工厂为先导，棉纺业也成长起来。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原料和成品的海运成了问题。当时无论远洋运输还是日本各港口间的转运，都由几家外国海运公司经营。由于自由竞争，运输价格低廉合理，以至于没有日本会社能够挤入海运市场。日本政府又一次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1875年免费或低价提供给三菱大量船舶，并每年提供补助金，在政府的保护下三菱开始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后来，政府又通过行政手段以三菱为核心，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那么这个日本邮船会社的经营状况如何呢？，如图2。
图2 海运的发展和补助金
这个日本邮船会社从1886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近30年时间，合计的补助金是利润的1.1倍，实际长期赤字经营。日清战争是个转折点，战时的军事运输需要，大量船舶购入。战后作为“日清战后经营”的一环，补助金急剧扩大。根据经济学理论，不符合比较效益，买船还不如租船。
随着买船的进行，造船也开始推进。政府又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设立官营造船所，现在日本造船业的大企业，如石川岛造船所、三菱长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是从官营造船所演变过来的。到1890年代初，国内的造船所主要还只能承担船舶修理业务。
日清战争后，正式推出造船业的育成政策。1896年制订了造船奖励法。1899航海奖励法改正，如果航运业者使用外国船舶，补助金半减。造船奖励法和补助金半减，使造船业蓬勃发展，技术水准也快速提高，1907年三菱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客船天洋丸和地洋丸。但造船奖励法的经济效益如何呢，根据川崎造船所的1897到1913年的数据，总利润821万元，其中奖励金251万元。如果只考虑民用船舶，利润257万元的中间奖励金有208万元。基本没有赢利，从经济效益角度，造船还不如买船。1911年，日本关税自主权回复，船舶输入税金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船舶自给化。
日本还强调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相互联动效果。作为关键的环节钢铁业，也是以官营制铁所开始。并且在日清战争后设立了官营八幡制铁所，现在新日铁的前身，是日本钢铁业的支柱。这个官营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如何呢？如图3。
图3 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
八幡制铁所的利润大多数年份是负值，即使是一战爆发的1914年，利润率也只有4.9%，而同期国债的利率为5.3%，事实上享受国库的补助金。到1914年，累计补助金达到5600万元，相当于同年一般会计岁出的8.6%。
从造船业和钢铁业的业绩可以得出，无论政府的产业育成政策和民间企业的努力，一战前日本的重工业在国内市场上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原因有两点，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日本钢铁业的工资只有欧洲的约1/7，而“资本的价格”，日本的利率大约是英国的2倍。这样，日本的低工资，高利率的状态，对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获得国际竞争力不利。
二是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八幡制铁所订购的钢材是小批量多品种，造成成本居高不下。1908年，八幡制铁所的钢材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71%，占总供给量（含输入钢材）的43%。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八幡制铁所仍没有达到经济规模，说明日本的钢材市场还不足够大。关联产业还没有达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规模，还需要对关联产业全体实施育成政策。
1914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相反还需要向日本订购武器和军需，日本的重化学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结束，国际竞争再开，又陷入不景气。20年代，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当时日本的贸易构造有三个环节。第1是对美国生丝出口，获得外货；第2是用外货输入欧洲的机械和金属制品。第3是用输入的机械和金属制品强化重化学工业和军事力，对亚洲殖民地的支配强化和扩大，获得原料和市场。
但这种三环节构造在30年代崩溃了。由于大恐慌和化纤的发展，对美国生丝出口减少，对美贸易反而发生巨额赤字，贸易的第一环节崩溃。日本与亚洲各国民族资本的矛盾，如中国印度等抵制日货，使贸易的第三环节崩溃。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30年代重化学工业的继续推进需要大量从欧美导入先进机械和材料，导致外货严重不足，国际收支恶化。为了克服贸易三环节的崩溃，日本急剧军国主义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战争的轨道上急行，国民经济急剧重化学工业化，而纺织等轻工业则根据“不要不急”原则，强制转废业，成为军需企业的部品下请、协力工厂。这种组织形式也就是战后高度成长期的组织形式。
图4 日本的工业化和重化学工业化
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和成长，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理，与价值规律、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等理论完全背道而驰。这是日本的不幸，土地狭小，资源匮乏，同时还人口众多，随时有地震火山台风的威胁，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只好依靠“物造り”的“技”。“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是日本的引进原则。
由于重化学工业没有经济效益，需要国家大量补助。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其实非常困难，大量的人成为天皇的弃民，移民拉美，甚至菲律宾。而在同期，中国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呢？
（四）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开始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开始了洋务运动，时间上与日本差不多。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洋务派兴建的第一个兵工厂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船舶制造厂，也极为著名，曾经建造过排水量2千余吨的军舰。
不过，很快发现这些现代工业没有经济效益，与其造军舰还不如修后花园。洋务运动在后期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纺织等民用工业。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清朝风烛残年，中国走上了政治变革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策，经济法制急速整备。推进这些政策的中心人物是1913-1915年担任农商务部总长的张謇。他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890年代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工厂。
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强烈不信，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对外关系上，主张采用开放主义，但对纺织等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则吸引外国投资，利润分成，公营事业限制在最小，不与民争利。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整备，由于军阀混战，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为2、30年代的民间轻工业的急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爆发，江南造船厂1919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19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展就结束了。1931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1928-1933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1活用民间资本；2抑制政府财政支出；3国际分工协力。
为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
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如下论述：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甲]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可以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乙]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但是，中国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丙]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翁文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民国期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时则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
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 1921-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36，为8.7%，1912-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 1969, pp20-74)。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一战期间（1915-1918）工业增长率为13.4%，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由于向战争突入，工业生产又加速，工业增长率达到11.1%。（《工业化的轨迹》P109-110）
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才拉开差距，但中国锐意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918不战而丢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经过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人民生活迅速降低，挣来的钱用于奢侈消费，而没有用来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
（五）战后复兴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殖民地丧失，不能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原料。1945年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2/3，粮食危机一直持续到1948年。人均纤维供给量到1949年不足战前的1/4，只有1kg程度。由于遭受空袭，大量住宅被摧毁，1948年时点，80%东京市民没有自己的住宅。
1946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有战前的31%（图5）。粗钢产量由43年的765万吨到46年的万吨。棉丝由37年的72万吨到45年的2.3万吨。煤炭由41年的5647万吨到46年的2038万吨。除去武器和军舰，和平国富损失了1/4。
图5 工业生产指数
在一般的印象中，日本从废墟中复兴。实际上，工业设备大体残存，并没有遭受很大的战争破坏。重化学工业基本保持了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的水准。纤维等消费品工业损失比较大，主要不是因为战争，而是转向了军需生产。和其它国家相比，日本的工业设备残存率非常高，只是由于外国贸易中止，原料输入事实上停顿，使生产大幅度下降。
为了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现在日本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的前身。同年，日本财界的“政府”经济团体连合会（经团连）创立，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
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家も企业も家计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还是企业还是家计都赤字了，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力。
经济安定本部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统制措施，具体的是：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统制；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统制；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统制。
经济学家有泽广已（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煤炭和钢铁，这两个产业相互循环扩大，再波及到其它产业。为了筹集资金，设立复兴金融金库，向重要产业重点提供资金。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吉田茂首相却是自由经济论者。
为了经济复兴，采用统制经济体制，资源和资金向煤炭和钢铁行业集中注入。复兴金融金库是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47-48年向煤炭行业的贷款占同期全国总贷款的1/4。由于没有经济效益，由日银印钞票填补亏损，是47-48年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由于是基干产业先行恢复，消费品生产被押后，国民的生活被压缩到最低，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配给，取缔自由市场。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的34岁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48年的《经济白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国民消费的日用品大半来自黑市。”
国民节衣缩食，艰难地推动基干产业恢复，日本逐渐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产业界大量订购军需，形成朝鲜特需，日本经济急速回复。
（六）历史的遗产
中国经历8年抗战，然后3年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接收的历史遗产，简单的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财阀和帝国主义---三井物产和中国》，作者是名古屋经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坂本雅子。此书是平成14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资助下出版，2003年7月第一次印刷。下面是此书的一些节选。
中国实际没有自己的政府，实际统治中国的是英美日同盟的商会。1930年前英国为主导，之后日本为主导，美国则两头吃。918后，由于三国联盟，国联自然倾向日本，且日本还与美国商社提携共同开发东北的资源。
1911年辛亥革命后，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袁世凯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做抵押，获得多国同盟的善后大借款。其实，孙中山开出的条件不比袁世凯少，但列强经过评估，最终选择了袁世凯。列强还资助各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列强的资本运作、武力及投资，使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
苏俄支持的北伐军，打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英美日同盟想用武力干涉，扑灭中国的革命。3月24日，北伐军攻入南京，侵入日英领事馆和美系大学。英美军舰随后炮击南京市街，约2000中国人伤亡。但日本军舰没有参与炮击，日本的币原外相认为，如果列强武力干预，会助长中国民族主义，还不如资助蒋介石，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3月28日，日美英三国代表在北京开会，敦促蒋介石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对关系者进行处分赔偿。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 压，不能不考虑列强的软硬两方面的压力。硬的压力，当时中国领水域有列强170余艘军舰，陆战队正逐次上陆。虽然列强没有达成共同派兵协议，但这样的军事压力是蒋介石发起反共政变的重要原因。软的方面以币原外相为代表，如何给蒋介石做工作，如何给钱，如何提携等等，为了维护蒋公和民主国家的光辉形象省去若干字，一系列的转化工作后，反共政变终于开花结果。列强在不污手的情况下，实现了“煮豆燃豆荠”。
以上是此书有关南京事件及412政变的相关描述。在这之前及之后还有许多相似事件描述，由于篇幅的原因，以及为了维护民主国家和蒋公形象，也就不介绍了，往事不堪回首。蒋介石是靠列强扶植的，自然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他的轻工业资本完全靠列强维持，对外非常软弱。918时不敢抵抗，77时不敢宣战，因为英美日同盟还有效。
英美日同盟的商会通过资本运作，各种借贷款，如铁路贷款，电话电报贷款，武器贷款等，中国则用各类资源、各种税收做抵押。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但却统统算成了GDP。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与列强有矛盾，但也依赖列强的设备和技术，轻工业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挣来的钱没有用来改善和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而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奢侈消费，当然也都算成了GDP。GDP在高速增长，人民极端贫困，民族在流血。没有重化学工业支撑的所谓经济发展是对民族的犯罪。
1949年，中国12岁以上的人口90%是文盲。而1955年的日本，新就职的学历构成为，中学毕业60%，高中毕业31%，大学毕业9%，人力资本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
自然条件方面，中国的面积约为日本的26倍。东南部的面积不足40%，却生存了95%的人口，人口密度与日本相当。沙漠、高原、荒芜、干燥、寒冷等环境恶劣的西北部，总面积超过60%，但只有5%的人口。日本是土地狭小的国家，但日本农民的人均耕地却是中国农民的2.4倍，且日本的气候土壤条件比中国好得多。中国农业实际没有多少发展潜力。中国的矿物资源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率低，且品位低，埋藏分散。探查技术、采掘设备、运输手段严重不足。
中国的近代工业非常薄弱，作为国防自主，经济自立的重化学工业几乎为空白。中国粗钢生产，包括外资工厂，1936年是历史最高水准，才41.1万吨，1949年时则只有15.8万吨。作为对比，苏联革命前夜的1913年，钢产量为423.1万吨。几乎没有任何重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当时的日本则拥有门类齐全重化学工业和大量的专业人才。民国期高速发展的轻工业，早就在战火中烟消云散。
1945年的日本保存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设备基本保留，没有受到很大的战争破坏，只是原材料输入断绝，即使如此，战后复兴经历了约10年时间。而1949年的中国，则一无所有，现代工业技术几乎为零，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中国实际落后日本近百年时间。
（七）高度经济成长的秘密
随着重化学工业的逐步恢复，消费品逐步放松管制，1955年日本的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准。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的时代。
日本的GDP，从1955年到1973年18年间的实质GDP成长率达到了9.3%，总量近5倍扩大，成为“经济大国”，且人均收入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约20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事。近10%的高度经济成长，是战前及高度成长期以后的经济成长率2倍以上。
战前有坚固基础的钢铁和造船业；战前已经萌芽并登场的汽车、家电等耐久消费财产业；战后初登场的石油化学、合成纤维、电子产业等，推动日本重化学工业急速成长。1955年以前，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比重低。55年以后仅5、6年间，在数量上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工业国，如图6。
图6 重工业化率的国际比较
图中从上到下的国家为日本、英国、西德、美国和意大利。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率急速提高。推进重化学工业的主体是企业集团。50年代中期是三菱、三井、住友，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企业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是它们办的，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
银行不仅给财阀伞下企业贷款，还给财阀外部企业提供资金。伞下企业贷款大约只有20%前后，而战前主要是给伞下企业提供贷款，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企业集团。由于现代技术高度复杂，需要很多专业门类协调配合，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在财阀内部施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导入外国技术。由于各财阀的技术背景相同，技术垄断的可能性小，促进了财阀间的技术竞争。企业集团内部的企业相互持股，增强集团内部联系的纽带。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恳亲，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具有经营执行委员会的特性。财阀的产权模糊不清，47年财阀家族及财阀系的主要经营者被强制排除在经营阵之外。
以大企业为核心，还有大量的部品下请、协力的中小企业群。大企业对伞下的下请企业群择优选择，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并且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对伞下企业进行选择育成，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它的权利构造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的机能低下，实际的权利核心是财界的代表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公式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原案。
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较，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即小政府和民间企业几乎相反。所有者支配、阶级区别、贫富差距很小，与欧美相比是社会主义。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却又都不象，有种说法叫“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见《现代日本经济史》[新版]2002）
日本就是这么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这种体制推动日本迅速现代化。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严密保护，强制进口替代，限制外资。60年代前期，日本的国产品依然是粗恶品的代名词，但消费者没有选择，洋货的价格极贵。这种极端保护措施进入90年代后，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协议才放松。到今天，日本依然是非常封闭的市场。缩小贫富和地域差距，使多数国民都能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市场基盘扩大，反过来推动生产发展。
1955年的日本技术是落后的，战时中的技术空白面很多，但潜在的工业技术水准和劳动力素质其实与欧美没有很大差距，拥有吸收消化外国新技术的能力。技术导入，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使用，而是消化吸收提高。技术的引进和提高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逐步把大多数产业卷入技术进步。钢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优质价廉的素材，促进造船业和汽车业发展。石油化学的出现，促进了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成长。自动机械的出现使制造工程合理化。这些新技术的相互配合，产生了大量的新制品。国内市场扩大，使得量产和削减成本成为可能。各产业关联的紧密化，产生了相乘的效果。
随着技术引进革新，生产扩大，消费一直受到压制，消费带着产业链逐步成熟。日本进入大消费时代已经到了60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则到了70年代的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这之前，日本在外观上还像第三世界国家。
日本的战后追求平等和限制竞争，可能损害了效率，但实际上没有产生大的社会摩擦，构筑了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才和技术的蓄积，实际上达成了非常高的效率。日本的经济基盘是重化学工业，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优先发展，成长迅速。由于采用的是僵化保守的计划运营体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政府背负了巨额国债，重工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堆积如山。就是这么一个从诞生起就不断赔钱的怪物，却是日本富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研究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研究种苹果卖苹果，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
在这个系列中，则是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成为先进国家的模式，详细比较中日两国工业化的轨迹。并试图回答这样的疑惑：日本1955年恢复战前水平，经过约20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平均成长率近10%，成为先进国家，并且人均GDP大体赶上了其它先进国家。而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经过了20余年的年平均成长率近10%的高度成长，但依然是后进国家，人均收入还处于后进国家的末流。连续20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事，中国不知道还需要几个20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这个系列涉及一些模型和图表，不比《刷盘子读书》通俗易懂，学术气比较重，且可能有些篇幅翻译日文，不够通顺，希望能够谅解。
（一）工业和农业经济的GDP
一谈到经济，自然就联想到GDP及GDP的成长率。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是多少，中国的是多少，以年均多少成长率，经过四则运算，就能得到多少年能翻几翻，多少年能赶上发达国家。
几年前参加一个纪念首批日本移民登陆秘鲁100周年座谈会。会上一位秘鲁人介绍秘鲁的经济现状：面积是日本的3倍多，人口2千余万（日本约1.3亿），经济以农业矿业为主，有少量的纺织等工业，人均收入2千余US$。近几年的GDP增长率5%左右，但以US$计算，却连年减少。从帐面上看，数据还是不错，但实际的生活却非常贫困，中国人均不足1000$，很多家电产品都普及了，在秘鲁却是稀罕物，属于奢侈品，而秘鲁的物价水平并不高。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帐面上人均不低，物价水平不高，但实际人均消费的产品却很少。我产生了探索GDP数字背后秘密的念头。
在日本，有关中国的经济数据和研究很多，但有关拉美的却很少。这个时候，我结识了一个来自巴西的朋友，与我一样，也是政治经济爱好者。他对中国有浓厚兴趣，正在学中文，喜欢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据他的比对，10年前，中国经济就超过巴西，现在则远超巴西，而且继续急升。反观巴西，仍然贫困，重要的是还看不到希望。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以前阿根廷好些，现在也不行了。
问题出在何处，巴西一直是自由市场经济，也有民主宪政。政治上没有什么动乱，经济发展也很顺利，至少在GDP的成长率上，但100年后却是穷国，而日本却是超级发达国家。日本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还不那么纯正。
日本的经济成长，55-73年是高度成长期，平均年率不足10%，74以后是稳定增长期，平均年率不足5%，进入90年代则平均年率为1%，是失去的十年，当然数字的出典不同会有区别，增长率也不太高。如果把数字倒推回去，几十年前的日本应该是富裕国家，其实不是，从中老年日本人嘴里，还能听到食品不足和配给制的经历。再往前溯，战前日本也不是富裕国家，还一直向拉美移民，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止。
战前日本的人多地少，自然农业也没有什么出产。工业则几乎完全是军事工业，与民生没有太多关系。军事工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自然没有优化配置，成本核算等等。军事工业做出了一些产品，但没有做成而夭折的产品更多，效率是极低的。即使做成了，可能完全落后于时代，如大和战舰，花费了无数金钱和人工，工程方案几经反复修改，做出来的却是“无用长物”。 军事工业像大黑洞，吞噬了日本所有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农田没有劳力耕做，农业生产下降，小孩也半工半读的在工厂劳动，做出来的武器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用，实际完全浪费了。战败后，军事工业被彻底清盘，日本战后再出发。
在中国学者通常的认识里，现在日本的经济繁荣源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而日本学者却认为是战前普遍的国民教育，大量的熟练工人和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战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并没有被列入日本的大变革，日本历史上有三次大变革，圣得太子、织田信长和明治维新，战后的改革换汤不换药。
都叫GDP，即使有一致的定义，一致的核算方法，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其实没有任何可比性。工业经济的本质是机器生产机器，人只是操作和设计机器，可生产的产品数量在生产力上几乎没有上限。工业产品的准备期很长，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所以刚开始产品数量很少，价格昂贵。一旦突破，产品数量会呈指数增长，价格也会成指数下降。算GDP时，即使产品数量翻了几倍，算增长率也只增加几个百分点，甚至倒退。农业经济则不同，不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随着技术改进，土地的出产也会稳步提高，但不会爆炸性增长，因为农业毕竟还是靠天吃饭。农产品的价格是稳定的，产量提高多少，GDP也大致提高多少。在同样的GDP增长率下，工业和农业对产品数量的供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内统计GDP与国际间不同，能够生产工业品的国家很少，而生产农产品的国家却很多，农产品的需求又缺乏弹性，实际上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比价却是稳定的。工业国与农业国即使有一样的人均，一样的GDP增长率，几年下来，人均收入会差很远。战前日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资源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是很低的，GDP很低，生活必须品也需要配给的。但有个效率是很高的，即把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转化成了工业人口，这个很重要，是日本与拉美的最大区别。
问题还没有完。农业经济由于引入新技术，由于土地有限，总产量不会有显著增长，却把人工解放出来了，也就是失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但这笔钱却不会投资于工业，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在工业国家，投资办厂就可以出产品，所需投资低。而农业国则不行，因为没有技术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如果培训，则需要很多时间和资金，由于是生手，刚做出来的产品肯定是质次价高，毫无竞争力，能赚到钱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根据市场经济比较优势论，还不如把钱投向股市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GDP也会上涨。由于有大量失业人口，劳动力价格低，用机器还不如用人工，财主大量请看家护院的，端茶送水的，洗衣做饭的，等等。这些人的人数不少，工资还不低，比种地强，也创造了巨大的GDP。就象《红楼梦》中的贾府，算GDP很高，也很光鲜，但只是空壳，人均实物占有率很低，非常贫困。
国家中的工业人口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工业人口不等同城市人口，由上面论述，农业国家也可能多数是城市人口，农业国的三产也可能占6、7成，与工业国家相似，但他们创造的GDP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工业人口首先要有文化，即普遍教育。有文化还远不够，需要各种专业技能，即各种岗位培训，甚至需要真刀真枪操练实际项目，哪怕不成功，成为废品。但在后进的农业国家中，按照市场经济的力量完全不能实现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只会划出工业化天堑，现在则是数字化天堑。
总之，在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之间讨论GDP及GDP增长率是毫无意义的。后进国家不可能通过单纯的GDP增长而成为先进国家。先进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技术力先进。关于技术力的评价标准在《刷盘子读书》中已经给出了。
（二）工业化的模式
如何从后进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其中发展的阶段和路径是什么？从世界经济历史中，各个国家由于环境和文化的不同，所走过的路径是不同的，可以用图1的模型来描述。
图1工业化的路径
这幅图引自《日本型资本主义》（有斐阁2004出版）。技术由纵轴“先端---成熟”表达，越往上越先进，往下则是成熟的低技术。横轴“组立---加工”则反映了技术的性质，“组立”对应的中文意思是组装，越往右则越复杂，需要完整的系统能力，往左只是简单的组装。后进国家的位置处于左下角，技术的蓄积薄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的组装业。右上角是先进国家，拥有先端技术，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
从后进国家到先进国家的路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A，先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的组装开始，随着工业化进展，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升，逐步带动产业升级，但还是在“组立”工业范畴内向“先端”发展。目前，还没有国家通过此路径实现了向先进国家迈进，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所以用“（将来）？”表达；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B，先向“加工”方向展开，然后向“先端”迈进。这两种路径，在最初阶段，由于技术蓄积不足，需要从海外积极导入技术和部品，而对于路径A，则所有阶段都需要从海外导入技术和部品。
日本的成长轨迹是路径B，“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广泛的国民教育，知识技术积累，基干产业先行。基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中小企业和部品工业。这种蓄积的发展轨迹与欧美基本类似。
韩国从1970年开始工业化进程，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从日本导入工作机械和部品，不需要技术技能的蓄积实现高度工业化。与日本相比较，被称为“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由于是“小国”，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不足，工资上升，企业不得不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工业高度化，需要高度的生产设备，而自国的技术没有充分蓄积，进一步依赖海外技术和部品。原来的劳动密集产业则逐步向中国和越南转移。
中国的工业化的进程，1978年以前，与日本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走的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道路。从1949年前只能仿制汉阳造，经过20余年的技术蓄积，到70年代末，有两弹一星，大型喷气客机，门类齐全的基干产业，拥有先端技术和完成复杂工程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属于先进国家。
而改革开放出现了自我定位错误，把自己定位为后进国家，以“四小龙”为师，重走“组立型工业化”补课。由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状态，没有发生产业升级，导致原来的自我技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大量外资涌入，外贸外资依存。经过20年的高速GDP增长，成了后进国家，人均收入处于后列。1955年的日本并不富裕，刚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日本把自己定位为先进国家，以自我技术发展为主导，经过20年发展，成为超级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也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
中国和日本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了大门。日本“西体和魂”，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的进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体和魂”没有本质区别，但却走上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三）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日本被打开国门，非常震惊，要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但日本是小国，没有什么资源，需要靠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当时生丝有比较优势，国内价格只有国际价格的1/10，于是大量的农田变桑田。但很快发觉比较优势此路不通，因为中国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只有另想出路。1870年，政府从当时制丝先进国法国导入技术，设立官营富冈制丝厂，转向制丝业。由于官营，连年赤字。但它培训了人员，仿制并改善了制丝机械，使制丝业蓬勃发展起来。同样的方式，以官营工厂为先导，棉纺业也成长起来。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原料和成品的海运成了问题。当时无论远洋运输还是日本各港口间的转运，都由几家外国海运公司经营。由于自由竞争，运输价格低廉合理，以至于没有日本会社能够挤入海运市场。日本政府又一次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1875年免费或低价提供给三菱大量船舶，并每年提供补助金，在政府的保护下三菱开始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后来，政府又通过行政手段以三菱为核心，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那么这个日本邮船会社的经营状况如何呢？，如图2。
图2 海运的发展和补助金
这个日本邮船会社从1886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近30年时间，合计的补助金是利润的1.1倍，实际长期赤字经营。日清战争是个转折点，战时的军事运输需要，大量船舶购入。战后作为“日清战后经营”的一环，补助金急剧扩大。根据经济学理论，不符合比较效益，买船还不如租船。
随着买船的进行，造船也开始推进。政府又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设立官营造船所，现在日本造船业的大企业，如石川岛造船所、三菱长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是从官营造船所演变过来的。到1890年代初，国内的造船所主要还只能承担船舶修理业务。
日清战争后，正式推出造船业的育成政策。1896年制订了造船奖励法。1899航海奖励法改正，如果航运业者使用外国船舶，补助金半减。造船奖励法和补助金半减，使造船业蓬勃发展，技术水准也快速提高，1907年三菱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客船天洋丸和地洋丸。但造船奖励法的经济效益如何呢，根据川崎造船所的1897到1913年的数据，总利润821万元，其中奖励金251万元。如果只考虑民用船舶，利润257万元的中间奖励金有208万元。基本没有赢利，从经济效益角度，造船还不如买船。1911年，日本关税自主权回复，船舶输入税金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船舶自给化。
日本还强调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相互联动效果。作为关键的环节钢铁业，也是以官营制铁所开始。并且在日清战争后设立了官营八幡制铁所，现在新日铁的前身，是日本钢铁业的支柱。这个官营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如何呢？如图3。
图3 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
八幡制铁所的利润大多数年份是负值，即使是一战爆发的1914年，利润率也只有4.9%，而同期国债的利率为5.3%，事实上享受国库的补助金。到1914年，累计补助金达到5600万元，相当于同年一般会计岁出的8.6%。
从造船业和钢铁业的业绩可以得出，无论政府的产业育成政策和民间企业的努力，一战前日本的重工业在国内市场上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原因有两点，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日本钢铁业的工资只有欧洲的约1/7，而“资本的价格”，日本的利率大约是英国的2倍。这样，日本的低工资，高利率的状态，对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获得国际竞争力不利。
二是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八幡制铁所订购的钢材是小批量多品种，造成成本居高不下。1908年，八幡制铁所的钢材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71%，占总供给量（含输入钢材）的43%。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八幡制铁所仍没有达到经济规模，说明日本的钢材市场还不足够大。关联产业还没有达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规模，还需要对关联产业全体实施育成政策。
1914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相反还需要向日本订购武器和军需，日本的重化学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结束，国际竞争再开，又陷入不景气。20年代，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当时日本的贸易构造有三个环节。第1是对美国生丝出口，获得外货；第2是用外货输入欧洲的机械和金属制品。第3是用输入的机械和金属制品强化重化学工业和军事力，对亚洲殖民地的支配强化和扩大，获得原料和市场。
但这种三环节构造在30年代崩溃了。由于大恐慌和化纤的发展，对美国生丝出口减少，对美贸易反而发生巨额赤字，贸易的第一环节崩溃。日本与亚洲各国民族资本的矛盾，如中国印度等抵制日货，使贸易的第三环节崩溃。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30年代重化学工业的继续推进需要大量从欧美导入先进机械和材料，导致外货严重不足，国际收支恶化。为了克服贸易三环节的崩溃，日本急剧军国主义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战争的轨道上急行，国民经济急剧重化学工业化，而纺织等轻工业则根据“不要不急”原则，强制转废业，成为军需企业的部品下请、协力工厂。这种组织形式也就是战后高度成长期的组织形式。
图4 日本的工业化和重化学工业化
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和成长，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理，与价值规律、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等理论完全背道而驰。这是日本的不幸，土地狭小，资源匮乏，同时还人口众多，随时有地震火山台风的威胁，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只好依靠“物造り”的“技”。“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是日本的引进原则。
由于重化学工业没有经济效益，需要国家大量补助。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其实非常困难，大量的人成为天皇的弃民，移民拉美，甚至菲律宾。而在同期，中国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呢？
（四）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开始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开始了洋务运动，时间上与日本差不多。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洋务派兴建的第一个兵工厂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船舶制造厂，也极为著名，曾经建造过排水量2千余吨的军舰。
不过，很快发现这些现代工业没有经济效益，与其造军舰还不如修后花园。洋务运动在后期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纺织等民用工业。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清朝风烛残年，中国走上了政治变革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策，经济法制急速整备。推进这些政策的中心人物是1913-1915年担任农商务部总长的张謇。他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890年代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工厂。
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强烈不信，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对外关系上，主张采用开放主义，但对纺织等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则吸引外国投资，利润分成，公营事业限制在最小，不与民争利。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整备，由于军阀混战，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为2、30年代的民间轻工业的急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爆发，江南造船厂1919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19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展就结束了。1931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1928-1933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1活用民间资本；2抑制政府财政支出；3国际分工协力。
为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
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如下论述：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甲]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可以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乙]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但是，中国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丙]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翁文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民国期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时则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
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 1921-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36，为8.7%，1912-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 1969, pp20-74)。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一战期间（1915-1918）工业增长率为13.4%，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由于向战争突入，工业生产又加速，工业增长率达到11.1%。（《工业化的轨迹》P109-110）
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才拉开差距，但中国锐意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918不战而丢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经过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人民生活迅速降低，挣来的钱用于奢侈消费，而没有用来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
（五）战后复兴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殖民地丧失，不能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原料。1945年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2/3，粮食危机一直持续到1948年。人均纤维供给量到1949年不足战前的1/4，只有1kg程度。由于遭受空袭，大量住宅被摧毁，1948年时点，80%东京市民没有自己的住宅。
1946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有战前的31%（图5）。粗钢产量由43年的765万吨到46年的万吨。棉丝由37年的72万吨到45年的2.3万吨。煤炭由41年的5647万吨到46年的2038万吨。除去武器和军舰，和平国富损失了1/4。
图5 工业生产指数
在一般的印象中，日本从废墟中复兴。实际上，工业设备大体残存，并没有遭受很大的战争破坏。重化学工业基本保持了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的水准。纤维等消费品工业损失比较大，主要不是因为战争，而是转向了军需生产。和其它国家相比，日本的工业设备残存率非常高，只是由于外国贸易中止，原料输入事实上停顿，使生产大幅度下降。
为了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现在日本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的前身。同年，日本财界的“政府”经济团体连合会（经团连）创立，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
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家も企业も家计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还是企业还是家计都赤字了，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力。
经济安定本部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统制措施，具体的是：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统制；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统制；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统制。
经济学家有泽广已（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煤炭和钢铁，这两个产业相互循环扩大，再波及到其它产业。为了筹集资金，设立复兴金融金库，向重要产业重点提供资金。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吉田茂首相却是自由经济论者。
为了经济复兴，采用统制经济体制，资源和资金向煤炭和钢铁行业集中注入。复兴金融金库是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47-48年向煤炭行业的贷款占同期全国总贷款的1/4。由于没有经济效益，由日银印钞票填补亏损，是47-48年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由于是基干产业先行恢复，消费品生产被押后，国民的生活被压缩到最低，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配给，取缔自由市场。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的34岁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48年的《经济白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国民消费的日用品大半来自黑市。”
国民节衣缩食，艰难地推动基干产业恢复，日本逐渐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产业界大量订购军需，形成朝鲜特需，日本经济急速回复。
（六）历史的遗产
中国经历8年抗战，然后3年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接收的历史遗产，简单的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财阀和帝国主义---三井物产和中国》，作者是名古屋经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坂本雅子。此书是平成14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资助下出版，2003年7月第一次印刷。下面是此书的一些节选。
中国实际没有自己的政府，实际统治中国的是英美日同盟的商会。1930年前英国为主导，之后日本为主导，美国则两头吃。918后，由于三国联盟，国联自然倾向日本，且日本还与美国商社提携共同开发东北的资源。
1911年辛亥革命后，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袁世凯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做抵押，获得多国同盟的善后大借款。其实，孙中山开出的条件不比袁世凯少，但列强经过评估，最终选择了袁世凯。列强还资助各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列强的资本运作、武力及投资，使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
苏俄支持的北伐军，打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英美日同盟想用武力干涉，扑灭中国的革命。3月24日，北伐军攻入南京，侵入日英领事馆和美系大学。英美军舰随后炮击南京市街，约2000中国人伤亡。但日本军舰没有参与炮击，日本的币原外相认为，如果列强武力干预，会助长中国民族主义，还不如资助蒋介石，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3月28日，日美英三国代表在北京开会，敦促蒋介石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对关系者进行处分赔偿。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 压，不能不考虑列强的软硬两方面的压力。硬的压力，当时中国领水域有列强170余艘军舰，陆战队正逐次上陆。虽然列强没有达成共同派兵协议，但这样的军事压力是蒋介石发起反共政变的重要原因。软的方面以币原外相为代表，如何给蒋介石做工作，如何给钱，如何提携等等，为了维护蒋公和民主国家的光辉形象省去若干字，一系列的转化工作后，反共政变终于开花结果。列强在不污手的情况下，实现了“煮豆燃豆荠”。
以上是此书有关南京事件及412政变的相关描述。在这之前及之后还有许多相似事件描述，由于篇幅的原因，以及为了维护民主国家和蒋公形象，也就不介绍了，往事不堪回首。蒋介石是靠列强扶植的，自然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他的轻工业资本完全靠列强维持，对外非常软弱。918时不敢抵抗，77时不敢宣战，因为英美日同盟还有效。
英美日同盟的商会通过资本运作，各种借贷款，如铁路贷款，电话电报贷款，武器贷款等，中国则用各类资源、各种税收做抵押。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但却统统算成了GDP。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与列强有矛盾，但也依赖列强的设备和技术，轻工业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挣来的钱没有用来改善和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而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奢侈消费，当然也都算成了GDP。GDP在高速增长，人民极端贫困，民族在流血。没有重化学工业支撑的所谓经济发展是对民族的犯罪。
1949年，中国12岁以上的人口90%是文盲。而1955年的日本，新就职的学历构成为，中学毕业60%，高中毕业31%，大学毕业9%，人力资本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
自然条件方面，中国的面积约为日本的26倍。东南部的面积不足40%，却生存了95%的人口，人口密度与日本相当。沙漠、高原、荒芜、干燥、寒冷等环境恶劣的西北部，总面积超过60%，但只有5%的人口。日本是土地狭小的国家，但日本农民的人均耕地却是中国农民的2.4倍，且日本的气候土壤条件比中国好得多。中国农业实际没有多少发展潜力。中国的矿物资源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率低，且品位低，埋藏分散。探查技术、采掘设备、运输手段严重不足。
中国的近代工业非常薄弱，作为国防自主，经济自立的重化学工业几乎为空白。中国粗钢生产，包括外资工厂，1936年是历史最高水准，才41.1万吨，1949年时则只有15.8万吨。作为对比，苏联革命前夜的1913年，钢产量为423.1万吨。几乎没有任何重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当时的日本则拥有门类齐全重化学工业和大量的专业人才。民国期高速发展的轻工业，早就在战火中烟消云散。
1945年的日本保存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设备基本保留，没有受到很大的战争破坏，只是原材料输入断绝，即使如此，战后复兴经历了约10年时间。而1949年的中国，则一无所有，现代工业技术几乎为零，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中国实际落后日本近百年时间。
（七）高度经济成长的秘密
随着重化学工业的逐步恢复，消费品逐步放松管制，1955年日本的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准。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的时代。
日本的GDP，从1955年到1973年18年间的实质GDP成长率达到了9.3%，总量近5倍扩大，成为“经济大国”，且人均收入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约20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事。近10%的高度经济成长，是战前及高度成长期以后的经济成长率2倍以上。
战前有坚固基础的钢铁和造船业；战前已经萌芽并登场的汽车、家电等耐久消费财产业；战后初登场的石油化学、合成纤维、电子产业等，推动日本重化学工业急速成长。1955年以前，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比重低。55年以后仅5、6年间，在数量上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工业国，如图6。
图6 重工业化率的国际比较
图中从上到下的国家为日本、英国、西德、美国和意大利。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率急速提高。推进重化学工业的主体是企业集团。50年代中期是三菱、三井、住友，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企业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是它们办的，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
银行不仅给财阀伞下企业贷款，还给财阀外部企业提供资金。伞下企业贷款大约只有20%前后，而战前主要是给伞下企业提供贷款，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企业集团。由于现代技术高度复杂，需要很多专业门类协调配合，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在财阀内部施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导入外国技术。由于各财阀的技术背景相同，技术垄断的可能性小，促进了财阀间的技术竞争。企业集团内部的企业相互持股，增强集团内部联系的纽带。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恳亲，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具有经营执行委员会的特性。财阀的产权模糊不清，47年财阀家族及财阀系的主要经营者被强制排除在经营阵之外。
以大企业为核心，还有大量的部品下请、协力的中小企业群。大企业对伞下的下请企业群择优选择，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并且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对伞下企业进行选择育成，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它的权利构造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的机能低下，实际的权利核心是财界的代表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公式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原案。
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较，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即小政府和民间企业几乎相反。所有者支配、阶级区别、贫富差距很小，与欧美相比是社会主义。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却又都不象，有种说法叫“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见《现代日本经济史》[新版]2002）
日本就是这么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这种体制推动日本迅速现代化。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严密保护，强制进口替代，限制外资。60年代前期，日本的国产品依然是粗恶品的代名词，但消费者没有选择，洋货的价格极贵。这种极端保护措施进入90年代后，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协议才放松。到今天，日本依然是非常封闭的市场。缩小贫富和地域差距，使多数国民都能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市场基盘扩大，反过来推动生产发展。
1955年的日本技术是落后的，战时中的技术空白面很多，但潜在的工业技术水准和劳动力素质其实与欧美没有很大差距，拥有吸收消化外国新技术的能力。技术导入，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使用，而是消化吸收提高。技术的引进和提高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逐步把大多数产业卷入技术进步。钢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优质价廉的素材，促进造船业和汽车业发展。石油化学的出现，促进了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成长。自动机械的出现使制造工程合理化。这些新技术的相互配合，产生了大量的新制品。国内市场扩大，使得量产和削减成本成为可能。各产业关联的紧密化，产生了相乘的效果。
随着技术引进革新，生产扩大，消费一直受到压制，消费带着产业链逐步成熟。日本进入大消费时代已经到了60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则到了70年代的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这之前，日本在外观上还像第三世界国家。
日本的战后追求平等和限制竞争，可能损害了效率，但实际上没有产生大的社会摩擦，构筑了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才和技术的蓄积，实际上达成了非常高的效率。日本的经济基盘是重化学工业，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优先发展，成长迅速。由于采用的是僵化保守的计划运营体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政府背负了巨额国债，重工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堆积如山。就是这么一个从诞生起就不断赔钱的怪物，却是日本富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研究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研究种苹果卖苹果，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