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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赖昌星越来越让加拿大为难，此前，赖已经被加拿大媒体评为“最不受欢迎的客人”，加拿大官方为了将其赶走，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而对于中国官方来说，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把赖昌星引渡回国。但就在这个看似两厢情愿的问题上，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加拿大警方在赖昌星家中搜索发现，赖昌星钱包里有两张用他人名字的提款卡，赖昌星之妻曾明娜则有六个银行户口及在汇丰银行有两个定期存款，按照加拿大有关法律，赖昌星一家有“洗黑钱”的嫌疑。但是，在进入正常的法律程序之前，加拿大拿赖昌星也没有什么办法。
实际上，对赖昌星更感到头痛的，还是中国的有关部门，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赖昌星及其妻曾明娜的那几个存款账户。按照一般理解，这些钱肯定是赖昌星及其家属从国内转出的非法财产，加拿大方面也怀疑这些钱是“黑钱”，可就是这些钱，却在中加两国面前树起了一道法律障碍。
携款外逃，近来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惩处的一条捷径。前不久，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也远遁加拿大，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两位前任――余振东和许国俊，此3人所涉嫌的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系统监守自盗案――涉案金额高达4・83亿美元；随后，原河南烟草局原局长蒋基芳因为经济问题突然挂印潜逃；之前，已有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潜逃事件。
一位曾供职于最高检察院外事部门的人士向媒体透露：近期以来，每年惊动高检外事部门的职务犯罪出逃案为20―30件。赖昌星只是最近几年中国犯罪分子潜逃国外的一个特例。
为何这些犯罪分子会选择携款外逃？人们一般会认为，既然这些外逃者是犯罪分子，所携钱款又是赃款，那么，为何在引渡这些犯罪分子回国的问题上会遇到法律障碍？
由于各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同，更由于各国的法制化程度不同，在一国是犯罪分子的人，到了另一个国家，很有可能就被认为不是犯罪分子。这就好比对于死刑的规定，有的国家有死刑，而有的国家则没有。那么，一个在法律上有死刑的国家的犯罪分子，逃到了一个在法律上没有死刑的国家，对于他的量刑，将如何界定呢？显然，按照没有死刑的国家的法律判处该犯罪分子有期徒刑，对于犯罪分子的原在国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可如果按照犯罪分子的原在国的法律判处他死刑，更是不合适的。况且，违法犯罪分子在某一国家疆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破坏的只是该国的法律，并不对他国的社会契约和公共安全构成破坏。因此，惩罚犯罪必须遵循“刑罚的地点就是犯罪的地点”之原则。“如果某个罪犯对于其他社会的契约并没有造成破坏，那么他可以受到该社会最高力量的威吓、驱逐和排斥，却不能受到以法律手段做出的惩罚。”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的话，可谓经典之言。
这也就是犯罪分子选择出逃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样的道理，犯罪分子从他的祖国转出的钱，对于他的祖国来说是“黑钱”，而对别国来说，却并不必然被认为是“黑钱”，相反，对于人家来说，这笔钱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也许人们要说，照这样的道理，那不就是说，犯罪分子就可以逍遥法外了？那些钱不也就追不回来了？不然。尽管对各种犯罪分子的界定，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但人类的共识却是，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社会契约的破坏，虽然不会被其他的文明社会的法律所惩处，但却必然要被排斥。由此，在各国之间，才达成了“引渡”犯罪分子的协议。
可问题却是，引渡的法理何在呢？如前所述，一个犯罪分子在另一个国家，很可能是一个守法的人，该国也没有必然的义务为他国“追逃”，况且，这种“追逃”是要付出成本的。也正是因此，各国之间才达成了“利益妥协”。也就是说，国外反“洗黑钱”制度完善的国家，大都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一旦将犯罪分子引渡回国，双方将对犯罪分子的“黑钱”采取一定比例的分成。但我国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出发，对犯罪分子的“黑钱”一律全部追回。
1999年，加拿大皇家警察一名高官专程来到北京，就中加双方签订《赃款分割协议》进行协商。该《协议》是西方国家之间较为普遍的双边协议，由于利益驱动，对打击贪官和资本外逃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就是因为我国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规定，该《协议》最终没有签成。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一方面有众多贪官和资本外逃，一方面我国每年引渡回国的犯罪分子又十分有限，甚至包括赖昌星这种震惊全球的走私犯，至今都不能顺利引渡，这不能不说与我国没有完善的反“洗黑钱”法律有关。
近来，“洗黑钱”事件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19日的一篇报道措辞强烈地指出：“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数额也不断上涨，其中因为洗钱导致资金外流的数目不在少数。资本外逃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它既减少国家税收，又影响外汇储备，有人担心这将会危及中国金融的安全，甚至会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
据悉，我国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对“洗黑钱”的打击力度，而从制度上杜绝资本外逃，不仅要求制度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合理性”，在这一方面，我们在观念上，还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李佳祥）
加拿大警方在赖昌星家中搜索发现，赖昌星钱包里有两张用他人名字的提款卡，赖昌星之妻曾明娜则有六个银行户口及在汇丰银行有两个定期存款，按照加拿大有关法律，赖昌星一家有“洗黑钱”的嫌疑。但是，在进入正常的法律程序之前，加拿大拿赖昌星也没有什么办法。
实际上，对赖昌星更感到头痛的，还是中国的有关部门，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赖昌星及其妻曾明娜的那几个存款账户。按照一般理解，这些钱肯定是赖昌星及其家属从国内转出的非法财产，加拿大方面也怀疑这些钱是“黑钱”，可就是这些钱，却在中加两国面前树起了一道法律障碍。
携款外逃，近来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惩处的一条捷径。前不久，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也远遁加拿大，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两位前任――余振东和许国俊，此3人所涉嫌的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系统监守自盗案――涉案金额高达4・83亿美元；随后，原河南烟草局原局长蒋基芳因为经济问题突然挂印潜逃；之前，已有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潜逃事件。
一位曾供职于最高检察院外事部门的人士向媒体透露：近期以来，每年惊动高检外事部门的职务犯罪出逃案为20―30件。赖昌星只是最近几年中国犯罪分子潜逃国外的一个特例。
为何这些犯罪分子会选择携款外逃？人们一般会认为，既然这些外逃者是犯罪分子，所携钱款又是赃款，那么，为何在引渡这些犯罪分子回国的问题上会遇到法律障碍？
由于各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同，更由于各国的法制化程度不同，在一国是犯罪分子的人，到了另一个国家，很有可能就被认为不是犯罪分子。这就好比对于死刑的规定，有的国家有死刑，而有的国家则没有。那么，一个在法律上有死刑的国家的犯罪分子，逃到了一个在法律上没有死刑的国家，对于他的量刑，将如何界定呢？显然，按照没有死刑的国家的法律判处该犯罪分子有期徒刑，对于犯罪分子的原在国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可如果按照犯罪分子的原在国的法律判处他死刑，更是不合适的。况且，违法犯罪分子在某一国家疆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破坏的只是该国的法律，并不对他国的社会契约和公共安全构成破坏。因此，惩罚犯罪必须遵循“刑罚的地点就是犯罪的地点”之原则。“如果某个罪犯对于其他社会的契约并没有造成破坏，那么他可以受到该社会最高力量的威吓、驱逐和排斥，却不能受到以法律手段做出的惩罚。”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的话，可谓经典之言。
这也就是犯罪分子选择出逃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样的道理，犯罪分子从他的祖国转出的钱，对于他的祖国来说是“黑钱”，而对别国来说，却并不必然被认为是“黑钱”，相反，对于人家来说，这笔钱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也许人们要说，照这样的道理，那不就是说，犯罪分子就可以逍遥法外了？那些钱不也就追不回来了？不然。尽管对各种犯罪分子的界定，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但人类的共识却是，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社会契约的破坏，虽然不会被其他的文明社会的法律所惩处，但却必然要被排斥。由此，在各国之间，才达成了“引渡”犯罪分子的协议。
可问题却是，引渡的法理何在呢？如前所述，一个犯罪分子在另一个国家，很可能是一个守法的人，该国也没有必然的义务为他国“追逃”，况且，这种“追逃”是要付出成本的。也正是因此，各国之间才达成了“利益妥协”。也就是说，国外反“洗黑钱”制度完善的国家，大都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一旦将犯罪分子引渡回国，双方将对犯罪分子的“黑钱”采取一定比例的分成。但我国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出发，对犯罪分子的“黑钱”一律全部追回。
1999年，加拿大皇家警察一名高官专程来到北京，就中加双方签订《赃款分割协议》进行协商。该《协议》是西方国家之间较为普遍的双边协议，由于利益驱动，对打击贪官和资本外逃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就是因为我国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规定，该《协议》最终没有签成。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一方面有众多贪官和资本外逃，一方面我国每年引渡回国的犯罪分子又十分有限，甚至包括赖昌星这种震惊全球的走私犯，至今都不能顺利引渡，这不能不说与我国没有完善的反“洗黑钱”法律有关。
近来，“洗黑钱”事件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19日的一篇报道措辞强烈地指出：“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数额也不断上涨，其中因为洗钱导致资金外流的数目不在少数。资本外逃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它既减少国家税收，又影响外汇储备，有人担心这将会危及中国金融的安全，甚至会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
据悉，我国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对“洗黑钱”的打击力度，而从制度上杜绝资本外逃，不仅要求制度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合理性”，在这一方面，我们在观念上，还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李佳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