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第七一○期(cm0411a))
胡乔木二三事
・张宗子・
杨绛和胡乔木
杨绛的《我们仨》中，记胡乔木的一段最有意思：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相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同学，好象重又相逢。”
这一段记述冷静客观，但仔细品咂，还是有言外之意，其后引“一位乔木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这句话怎么理解都可以，因为读者可以问，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那一面又是留着给谁看的呢？可是，一个像胡这样的高官，能把最好的一面给人看，这就很不容易。
后文杨绛用很不像钱钟书的文字写出一段很钱钟书式的极为精彩的格言：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胡乔木是拿“最好的一面”给钱钟书看，钱呢，也是从“最高境界”来看待胡乔木。他们配合得倒是默契。现在胡钱都已作古，杨绛写文章胆子够大，她一个老太太，大概不怕得罪谁了。
看过“书屋”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钱钟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很有新闻的悬念，吸引人，就讲到钱氏夫妇因与胡乔木非同寻常的关系而搬进“三里河南沙沟寓所”的故事，作者魏徽人的看法是：
“某种程度来说，钱钟书能住上‘部长楼’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恰好他有一个做大官的同学，恰好这个同学和他私交不错，恰好这个同学还极富同情心，几环中少了一环，钱钟书就难以搬进新居。胡乔木帮助钱钟书解决住房问题当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但他的方法似有不妥之处，因钱钟书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某份红头文件住进‘部长楼’，而是因为某人打了招呼住进去，这就说明钱钟书是凭借私交从‘后门’住进部长楼的。”
杨书中提到此事，语气很淡，说是“意外”，猜测背后的人物可能是胡乔木：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按杨绛的意思，住房之事完全是胡乔木一方的主动，事后大家心照不宣，但双方的表现，包括杨绛的感谢，都很“古意盎然”。而魏文的那段话，似乎对钱杨夫妇有调侃之意。对照着读起来，杨绛的书倒像是想作些解释似的。至于胡乔木认钱钟书为同学，杨绛用了“大概”“好像”这样的字眼，似乎并不认可。虽然后来还是“成”了同学，却非他们夫妻的高攀，而是顺水推舟的“俯就”。
就算是当年的同窗，几十年下来，一个一介书生，一个位高权重，关系处理起来不容易。历史上艳称的严子陵，不过睡梦中把脚一时搁到刘秀的肚皮上，第二天太史官就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何况书生也不是普通书生，是名声大而又特别眼高不服人的，你让他怎么做才好？
胡乔木与周作人
下班后赶去图书馆，查找两篇文章，不意发现新上架的人民出版社的《胡乔木书信集》。这一类文字，很多过去都是需要保密的文件，事过境迁，飞入寻常百姓家，自有另一番阅读乐趣。何况作者论出身也是文人，虽官场多年，本性未必尽改，看他刻意交结钱钟书夫妇，不好简单指为附庸风雅，官场中人脱下外套而纯为一诗文作者，得到德高望重如钱氏者只言片语的评点，是很可获得心理满足的。
胡乔木八十年代后，似特别乐意与文艺界人士来往，书信选集涉及的人物，有巴金、钱钟书、黄永玉、吴祖光、谢晋等约二十人，他甚至还为刘晓庆的赴法感到惋惜，认为是电影界的损失。
对于当年的白桦作品，胡的态度严峻，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胡乔木则相当开明，如对周作人。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毛泽东函，汇报周写一长信为自己辩白，要求政府不以汉奸对待他，不要没收他的房产。胡建议让周彻底认错，余者不纠，并说周“现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得到毛同意。
一九八一年八月致严文井信，要严介绍几部专写文革的长篇小说供阅读，附言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现代文学作品时，可考虑李健吾、杨晦、冯文炳和师陀诸家，“周作人散文选似也可考虑，但要写一篇好的序。”大概八一年时周作人仍是敏感问题，故出语谨慎。后来钟叔河整理周的作品在湖南出版，险些闹出风波，据说因胡讲了话才风止浪息。
一九九Ｏ年秋，上海倪墨炎著《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寄呈胡乔木，胡次年三月回信说，书名不妥，因为周氏一生不宜用“叛徒和隐士”来概括，那只是周氏早期的自许，后来的行事表明周作人只是民族的叛徒，说不上是什么隐士。
胡在表明了政治上的正确之后，对周氏三种未出版的译著表示关注，希望上海方面能够出版，即使赔钱亦在所不惜。胡对周氏译稿的价值认识清楚，认为“这些书稿不应一辈子埋没掉”，显示了他的眼光。
据注解，三种书即《浮世理发馆》、《枕草子》（书中原作《忱之草纸》）和《卢奇安对话集》，后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多年前在纽约唐人街东方书店买到《卢奇安对话集》，厚厚一大册，读后但觉周氏译文极朴素厚重，细嚼亦有滋味，惟于体现原作风格稍有欠缺。
能欣赏苦雨斋的文字，尤其是他那些杂七杂八的后期著译，虽然谈不上是大学问，起码的品位是有的。
胡乔木说辛词
夏承焘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文汇报发表《读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文。下片首二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夏氏以为稼轩是故作反语。胡乔木读到此文，于三十日致函夏氏，提出不同意见，指出，反语之说，“对帮助读者了解稼轩抱负之不同凡俗，可能是好的。但作者原意果否如此，似尚有斟酌之必要。”进而洋洋洒洒而细论曰：
“我国封建时代地主阶级文人羡慕归隐，几成通例，虽豪杰之士如稼轩者亦不能免，此在辛词中所在所有，即在与此作同一时期、用同一故实以示对张翰之向往者，亦屡见不鲜，所以这里很可不必曲为之说。”
“求田问舍云云，直承上文，只是深一层来宣泄自己的痛苦心情，盖退既不能乐享林泉，进又不能报国救世，心非许汜，而迹则无以异之，坐视华年冉冉以去，此真所谓大无可如何之日，故欲红巾翠袖为之一ｈ英雄泪也（红巾翠袖解为离骚求女之意，亦失之凿）。”
“此词用意本甚显豁，先生一代词学大师，岂待班门弄斧。意者或求之过深，将以现代进步观点要求古人，解释古人，遂不觉大义微言，触目皆是。”
胡乔木说辛弃疾此词意思显豁，很对。鲈鱼二句，明说不愿效张翰弃官归隐，何来反语之说？惜手头不能觅来夏文一窥究竟。胡认为稼轩的意思是向往退享林泉之乐，则大错特错。稼轩有痛苦，有进退两难的矛盾，因此虽讥讽许汜的求田问舍，语气却相当和缓，说是“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实是能体谅他的选择。但稼轩自己，即使无人会其意，毕竟没把手中吴钩换了小山的绿杯玉钟；即使不免迎风洒泪，毕竟还是英雄的身份。什么是羡慕归隐？“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才是羡慕归隐。
胡质疑夏承焘的解释没有道理，我想他是从委婉中读出了反意，这其实也是索解过深所至。夏所说的反，实是正；胡所说的正，实是反。但胡乔木为何读出与众不同的词意，若能参以其他材料试加分析，或与毛泽东的另一大秘书田家英作对比，相信会很有意思。
胡乔木的反驳没道理，信中的意思却极好，脱开“登建康赏心亭”这一具体作品，概括分析稼轩的心理，可谓丝丝入扣。“心非许汜，而迹则无以异之”一句，尤能搔到痒处。此外，像红巾翠袖这样的索隐，进而求之唯恐不深，弄得处处微言大义，实实在在是历来批评家考据家的一个通病，如李义山诗所云，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胡乔木此信另一难得之处是文字好，胜过他特别自珍的诗词创作。胡的功力是在论说上，这是多年锻炼的结果，抒情咏志似非所长，或许只是因为从前没有机会。毕竟担当着那么显要的职务，个人情怀不好随便抒发。我不知道他去钱钟书家放下架子聊天的内容，想必也是为过一把书生“放言无忌”的瘾吧，尽管不可能自由到“闲坐说玄宗”的地步。
二十年后，夏承焘八十三岁，在北京住房困难，生活不便，胡还致函社科院，要求提供帮助，这是后话了。
《有所思》发表前后
一九八二年六月，胡乔木在七十岁生日前写了四首七律，寄请钱钟书指正。钱钟书很快回函并寄回修改稿。以钱氏的性格，既是老同学求教，自然不客气，不仅多处修改，还提了一些意见。以我猜想，胡乔木对此多少是有些难堪的，虽说是请教，究竟不是小学生。看来钱公没把鲁迅的话记在心里。
胡乔木再回信，承认“所示其中弱点”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反复琢磨，已改易数处”，但前面先已搁下一个前提在那里：“人之心情不同，抒情之方亦有异”，这等于说，此亦有道，彼亦有道，大家都对，也都不对。
按照钱氏意见修改的地方，不清楚是哪些。不愿意改的两处，胡乔木在信中讲了他的道理。
第一句，一川星影听潮生，钱氏改听为看。胡乔木解释：“星影潮头，本在内心，非可外观。又看潮则潮已至，影已乱，听则尚未逼近，尚有时空之距离也。”按此句意思，既曰星影，当是水中的所见，波浪涌起，星影摇晃，所以知道潮生。改为看字，意思较胜，但用听字亦无妨。
第二句，钟情幽木觅鸣禽，钱氏改木为谷，这是因为有“出于幽谷，迁于乔木”的现成典故，说幽木则有些生硬勉强。对此，胡乔木也有解释：“幽树鸣禽，所在皆有，幽谷往觅困难”，“鸣禽活动多要一定之高度，深谷非其所宜。”幽谷和乔木，一高一低，很容易引起政治地位上的联想，“非其所宜”云云，正是有所忌讳也。此一节，钱钟书就未必想得到。不以辞害意，胡乔木的坚持可以理解。（至于这句诗，可以套用东坡戏谑少游的话：七个字只说得喜欢树上唱歌的鸟。）
诗四首最后以《有所思》为题，于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广泛注意。邓颖超读后，说诗中有不易看懂之处，胡乔木因此专函作了详尽的解说。上述幽木一联：得意晴空羡飞燕，钟情幽木觅鸣禽，胡的解释是：
“两句用形象来描绘欢悦的心情。虽然也可以说是暗喻人们兴高采烈地放手建设社会主义，并为此而探求人，探求物，探求真理，但这样说就索然无味了。”
由此可见古人说诗无达诂论的无奈。诗的内涵与文句之间，本可喻为手中的风筝，无论风筝飞多高，总还有根线连在手上，如果脱了线，凭风直上，那就没人知道飞到何处才是尽头。
按作者的说明，四首诗共有八处用典或套用前人句式。个别词语是作者的新造，如“绿游”，“指在绿色草木风景中的旅游”。作者当七十寿辰时感时抒怀，并未着意作艺术上的追求，而且高的艺术水平也不是说追求就追求得到的。现当代名人所作的所谓律绝诗，绝大多数是《绿野仙踪》中的“哥罐闻焉”体。然而以其特殊身份，仍然招致了有心人士的重视。《思想战线》杂志一位编辑，拿出精研典籍的功夫，对《有所思》作了释读。胡乔木回信说，非常感谢为其“一首小诗费了这样多的劳动”。据此，显见这位编辑贡献的是一篇相当有份量的文章，但有些解释显然过了，故而胡乔木很坦诚地指出：“有些地方，写时只是直抒胸臆，并未想到古人有关篇什，承你指出，更感厚意。”
历来解诗都有“过”的毛病，一些作家因此随时代的延续而愈趋博大精深。八十年代以前注释毛泽东诗词的，这一现象尤其突出。“过”不一定是误，很多时候出于有意味的，即可以用来作为投资手段的善意。
胡乔木二三事
・张宗子・
杨绛和胡乔木
杨绛的《我们仨》中，记胡乔木的一段最有意思：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相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同学，好象重又相逢。”
这一段记述冷静客观，但仔细品咂，还是有言外之意，其后引“一位乔木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这句话怎么理解都可以，因为读者可以问，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那一面又是留着给谁看的呢？可是，一个像胡这样的高官，能把最好的一面给人看，这就很不容易。
后文杨绛用很不像钱钟书的文字写出一段很钱钟书式的极为精彩的格言：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胡乔木是拿“最好的一面”给钱钟书看，钱呢，也是从“最高境界”来看待胡乔木。他们配合得倒是默契。现在胡钱都已作古，杨绛写文章胆子够大，她一个老太太，大概不怕得罪谁了。
看过“书屋”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钱钟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很有新闻的悬念，吸引人，就讲到钱氏夫妇因与胡乔木非同寻常的关系而搬进“三里河南沙沟寓所”的故事，作者魏徽人的看法是：
“某种程度来说，钱钟书能住上‘部长楼’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恰好他有一个做大官的同学，恰好这个同学和他私交不错，恰好这个同学还极富同情心，几环中少了一环，钱钟书就难以搬进新居。胡乔木帮助钱钟书解决住房问题当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但他的方法似有不妥之处，因钱钟书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某份红头文件住进‘部长楼’，而是因为某人打了招呼住进去，这就说明钱钟书是凭借私交从‘后门’住进部长楼的。”
杨书中提到此事，语气很淡，说是“意外”，猜测背后的人物可能是胡乔木：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按杨绛的意思，住房之事完全是胡乔木一方的主动，事后大家心照不宣，但双方的表现，包括杨绛的感谢，都很“古意盎然”。而魏文的那段话，似乎对钱杨夫妇有调侃之意。对照着读起来，杨绛的书倒像是想作些解释似的。至于胡乔木认钱钟书为同学，杨绛用了“大概”“好像”这样的字眼，似乎并不认可。虽然后来还是“成”了同学，却非他们夫妻的高攀，而是顺水推舟的“俯就”。
就算是当年的同窗，几十年下来，一个一介书生，一个位高权重，关系处理起来不容易。历史上艳称的严子陵，不过睡梦中把脚一时搁到刘秀的肚皮上，第二天太史官就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何况书生也不是普通书生，是名声大而又特别眼高不服人的，你让他怎么做才好？
胡乔木与周作人
下班后赶去图书馆，查找两篇文章，不意发现新上架的人民出版社的《胡乔木书信集》。这一类文字，很多过去都是需要保密的文件，事过境迁，飞入寻常百姓家，自有另一番阅读乐趣。何况作者论出身也是文人，虽官场多年，本性未必尽改，看他刻意交结钱钟书夫妇，不好简单指为附庸风雅，官场中人脱下外套而纯为一诗文作者，得到德高望重如钱氏者只言片语的评点，是很可获得心理满足的。
胡乔木八十年代后，似特别乐意与文艺界人士来往，书信选集涉及的人物，有巴金、钱钟书、黄永玉、吴祖光、谢晋等约二十人，他甚至还为刘晓庆的赴法感到惋惜，认为是电影界的损失。
对于当年的白桦作品，胡的态度严峻，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胡乔木则相当开明，如对周作人。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毛泽东函，汇报周写一长信为自己辩白，要求政府不以汉奸对待他，不要没收他的房产。胡建议让周彻底认错，余者不纠，并说周“现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得到毛同意。
一九八一年八月致严文井信，要严介绍几部专写文革的长篇小说供阅读，附言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现代文学作品时，可考虑李健吾、杨晦、冯文炳和师陀诸家，“周作人散文选似也可考虑，但要写一篇好的序。”大概八一年时周作人仍是敏感问题，故出语谨慎。后来钟叔河整理周的作品在湖南出版，险些闹出风波，据说因胡讲了话才风止浪息。
一九九Ｏ年秋，上海倪墨炎著《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寄呈胡乔木，胡次年三月回信说，书名不妥，因为周氏一生不宜用“叛徒和隐士”来概括，那只是周氏早期的自许，后来的行事表明周作人只是民族的叛徒，说不上是什么隐士。
胡在表明了政治上的正确之后，对周氏三种未出版的译著表示关注，希望上海方面能够出版，即使赔钱亦在所不惜。胡对周氏译稿的价值认识清楚，认为“这些书稿不应一辈子埋没掉”，显示了他的眼光。
据注解，三种书即《浮世理发馆》、《枕草子》（书中原作《忱之草纸》）和《卢奇安对话集》，后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多年前在纽约唐人街东方书店买到《卢奇安对话集》，厚厚一大册，读后但觉周氏译文极朴素厚重，细嚼亦有滋味，惟于体现原作风格稍有欠缺。
能欣赏苦雨斋的文字，尤其是他那些杂七杂八的后期著译，虽然谈不上是大学问，起码的品位是有的。
胡乔木说辛词
夏承焘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文汇报发表《读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文。下片首二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夏氏以为稼轩是故作反语。胡乔木读到此文，于三十日致函夏氏，提出不同意见，指出，反语之说，“对帮助读者了解稼轩抱负之不同凡俗，可能是好的。但作者原意果否如此，似尚有斟酌之必要。”进而洋洋洒洒而细论曰：
“我国封建时代地主阶级文人羡慕归隐，几成通例，虽豪杰之士如稼轩者亦不能免，此在辛词中所在所有，即在与此作同一时期、用同一故实以示对张翰之向往者，亦屡见不鲜，所以这里很可不必曲为之说。”
“求田问舍云云，直承上文，只是深一层来宣泄自己的痛苦心情，盖退既不能乐享林泉，进又不能报国救世，心非许汜，而迹则无以异之，坐视华年冉冉以去，此真所谓大无可如何之日，故欲红巾翠袖为之一ｈ英雄泪也（红巾翠袖解为离骚求女之意，亦失之凿）。”
“此词用意本甚显豁，先生一代词学大师，岂待班门弄斧。意者或求之过深，将以现代进步观点要求古人，解释古人，遂不觉大义微言，触目皆是。”
胡乔木说辛弃疾此词意思显豁，很对。鲈鱼二句，明说不愿效张翰弃官归隐，何来反语之说？惜手头不能觅来夏文一窥究竟。胡认为稼轩的意思是向往退享林泉之乐，则大错特错。稼轩有痛苦，有进退两难的矛盾，因此虽讥讽许汜的求田问舍，语气却相当和缓，说是“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实是能体谅他的选择。但稼轩自己，即使无人会其意，毕竟没把手中吴钩换了小山的绿杯玉钟；即使不免迎风洒泪，毕竟还是英雄的身份。什么是羡慕归隐？“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才是羡慕归隐。
胡质疑夏承焘的解释没有道理，我想他是从委婉中读出了反意，这其实也是索解过深所至。夏所说的反，实是正；胡所说的正，实是反。但胡乔木为何读出与众不同的词意，若能参以其他材料试加分析，或与毛泽东的另一大秘书田家英作对比，相信会很有意思。
胡乔木的反驳没道理，信中的意思却极好，脱开“登建康赏心亭”这一具体作品，概括分析稼轩的心理，可谓丝丝入扣。“心非许汜，而迹则无以异之”一句，尤能搔到痒处。此外，像红巾翠袖这样的索隐，进而求之唯恐不深，弄得处处微言大义，实实在在是历来批评家考据家的一个通病，如李义山诗所云，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胡乔木此信另一难得之处是文字好，胜过他特别自珍的诗词创作。胡的功力是在论说上，这是多年锻炼的结果，抒情咏志似非所长，或许只是因为从前没有机会。毕竟担当着那么显要的职务，个人情怀不好随便抒发。我不知道他去钱钟书家放下架子聊天的内容，想必也是为过一把书生“放言无忌”的瘾吧，尽管不可能自由到“闲坐说玄宗”的地步。
二十年后，夏承焘八十三岁，在北京住房困难，生活不便，胡还致函社科院，要求提供帮助，这是后话了。
《有所思》发表前后
一九八二年六月，胡乔木在七十岁生日前写了四首七律，寄请钱钟书指正。钱钟书很快回函并寄回修改稿。以钱氏的性格，既是老同学求教，自然不客气，不仅多处修改，还提了一些意见。以我猜想，胡乔木对此多少是有些难堪的，虽说是请教，究竟不是小学生。看来钱公没把鲁迅的话记在心里。
胡乔木再回信，承认“所示其中弱点”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反复琢磨，已改易数处”，但前面先已搁下一个前提在那里：“人之心情不同，抒情之方亦有异”，这等于说，此亦有道，彼亦有道，大家都对，也都不对。
按照钱氏意见修改的地方，不清楚是哪些。不愿意改的两处，胡乔木在信中讲了他的道理。
第一句，一川星影听潮生，钱氏改听为看。胡乔木解释：“星影潮头，本在内心，非可外观。又看潮则潮已至，影已乱，听则尚未逼近，尚有时空之距离也。”按此句意思，既曰星影，当是水中的所见，波浪涌起，星影摇晃，所以知道潮生。改为看字，意思较胜，但用听字亦无妨。
第二句，钟情幽木觅鸣禽，钱氏改木为谷，这是因为有“出于幽谷，迁于乔木”的现成典故，说幽木则有些生硬勉强。对此，胡乔木也有解释：“幽树鸣禽，所在皆有，幽谷往觅困难”，“鸣禽活动多要一定之高度，深谷非其所宜。”幽谷和乔木，一高一低，很容易引起政治地位上的联想，“非其所宜”云云，正是有所忌讳也。此一节，钱钟书就未必想得到。不以辞害意，胡乔木的坚持可以理解。（至于这句诗，可以套用东坡戏谑少游的话：七个字只说得喜欢树上唱歌的鸟。）
诗四首最后以《有所思》为题，于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广泛注意。邓颖超读后，说诗中有不易看懂之处，胡乔木因此专函作了详尽的解说。上述幽木一联：得意晴空羡飞燕，钟情幽木觅鸣禽，胡的解释是：
“两句用形象来描绘欢悦的心情。虽然也可以说是暗喻人们兴高采烈地放手建设社会主义，并为此而探求人，探求物，探求真理，但这样说就索然无味了。”
由此可见古人说诗无达诂论的无奈。诗的内涵与文句之间，本可喻为手中的风筝，无论风筝飞多高，总还有根线连在手上，如果脱了线，凭风直上，那就没人知道飞到何处才是尽头。
按作者的说明，四首诗共有八处用典或套用前人句式。个别词语是作者的新造，如“绿游”，“指在绿色草木风景中的旅游”。作者当七十寿辰时感时抒怀，并未着意作艺术上的追求，而且高的艺术水平也不是说追求就追求得到的。现当代名人所作的所谓律绝诗，绝大多数是《绿野仙踪》中的“哥罐闻焉”体。然而以其特殊身份，仍然招致了有心人士的重视。《思想战线》杂志一位编辑，拿出精研典籍的功夫，对《有所思》作了释读。胡乔木回信说，非常感谢为其“一首小诗费了这样多的劳动”。据此，显见这位编辑贡献的是一篇相当有份量的文章，但有些解释显然过了，故而胡乔木很坦诚地指出：“有些地方，写时只是直抒胸臆，并未想到古人有关篇什，承你指出，更感厚意。”
历来解诗都有“过”的毛病，一些作家因此随时代的延续而愈趋博大精深。八十年代以前注释毛泽东诗词的，这一现象尤其突出。“过”不一定是误，很多时候出于有意味的，即可以用来作为投资手段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