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芳
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小城埃尔切（ELCHE）部分市民游行、袭击华商并焚烧中国货（鞋类），造成物质损失约一百万欧元；事发前夕，当地人曾到处张贴含有「把所有亚洲鞋赶出去！」「夺回我们的制鞋工业！」等内容的爱国标语。随后几天，埃尔切再度发生针对中资机构的示威[1]。对国内普通百姓来说，九一七之火非常突然，其实「商业竞争发展到暴力手段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2]，各个国际资本集团对市场的分割常以坦克开路、炮弹先行的规矩办理，放几把火又有何难？
就事论事地讲，焚鞋风波本身不具有很大的直接（经济、政治）影响；然而，它以激烈的手段，把中国商品进军海外所遇阻力愈发公开地暴露出来，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更明确地被抬上桌面。中国资本正走向世界，它会有哪些进一步的发展趋势？这与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何相关，又会怎样影响国内工人运动？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急需对上述问题做出深入研究与明晰的回答。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商品的海外动向……
西班牙上演「林家铺子」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品（从丝袜到电站设备）的潮水漫过了整个地球，成为国际市场上众目所视的庞大新军。２００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８５１２亿美元，跃升为世界第４大贸易国；预计今年进出口将突破１万亿美元（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3]。 拿这次袭击事件的「第一主角」――中国鞋业来说，它的年产量近60亿双（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为全球头号出口商；今年1至5月份，中国鞋类对欧盟25国出口3．95亿双、金额8．8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3．2％和15．27％（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鞋类分会数据）[4]；在德国，已达到接近每人拥有一双中国鞋的地步。竞争，意味着几家欢笑几家愁：中国鞋「不仅价格便宜，质量和工艺也在不断提高，对一些国家的鞋商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中国皮革和制造工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田美）[5]，西班牙的中小鞋商自不例外。
说到「闹事」的西班牙，仅去年它便买进6千2百万双中国鞋（同类商品年进口总量的47%），价值2．2亿欧元[6]；承受着廉价洋货的汹涌冲击，西国部分轻工企业快撑不住了。埃尔切的传统经济支柱为制鞋业，居民收入一度较高；近来它迅速演变为西班牙第三大中国商品（首先是鞋类）集散地，本地老字号则饱受排挤苦不堪言。目前，市内华商鞋店（批发仓库）发展到60多家，凭借供应商的强大支持（库存保持在十几亿元的水平），迅速攻取了西国中低档鞋类市场60%（另说80%）的份额。在西华商点着钞票喜笑颜开――「他们这个市场（像）一个蛋糕，我们一块一块把他们切过来了」（温州市鞋革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国荣）[7]，而竞争对手们眼看红利与地盘一齐失陷，越来越有掀桌子的冲动。
2004年埃尔切的中小商人、厂主一度打出「抵制华货」等爱国口号，喊得口干舌燥却毫无用处（消费者偏爱廉价）；大型制鞋公司顺应市场原则，把生产基地转向中国以渡难关，小老板们只有吹灯拔腊结业了事[8]。2004年头7个月，埃尔切共有26家鞋厂（作坊）关门，而近三年破产作坊已占全城企业半数，1000多工人砸了饭碗，市内失业率升至30%[9]。九月十七日，愤怒的人群上了街。
中国制造与世界市场份额之争
焚鞋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官方保持低调之余，也适可而止地刺了西方资本一枪，指出「在中国卧薪尝胆，取得了部分产品的竞争力之后，曾经在发达国家嘴里无比神圣的WTO开始贬值」[10]，无力约束欧美各国阻挠中资及其商品自由流动的「恶行」。北京的怨气，主要源自中国资本认识、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无数痛苦教训。拿破仑说过，谁要是信奉自由贸易，必将被打得一败涂地[11]；资产阶级（实践而非口头）的贸易原则浸透着实用主义精神，对己有利便无限自由，对己不利则翻脸不认。鸦片战争的时代如此，遍洒贫铀弹以实施「人道干涉」的21世纪仍然如此。说白了，资本主义市场曾是、现在仍然是拳头乱飞利益至上的流氓地界。
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经济饱尝世界性商战的苦辣酸甜――超级老大美国理直气壮地保护国内市场（颁布钢铁301条款、要中方主动限制纺织品出口），耳光抽得北京眼冒金星，还嫌后者的「消气」媚功不到家；欧盟三天两头找中国货的麻烦，（与美国一起）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征收反倾销税、设定最低限价、无休止地从事贸易救济措施调查；轻量级的市场玩家各显神通，但求迟滞华商攻势――比如形同抢劫的不定期大规模查收（俄罗斯）、关税提到棚顶（波兰、津巴布韦）、限量进口或全面禁止（斯洛伐克、尼日利亚），诸如此类。目前，中国已成为遭受反倾销诉讼最多的WTO成员（中国商务部数据）[12]。国际准则的最高解释权捏在强权者的手中，可随意变形，无怪国家主义学者张文木大声疾呼「只有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全球化才是有利的！」[13]。
针对埃尔切风波代表的抵制趋势，国内资产阶级已看到「中国入世过渡期即将过去，类似这样的贸易冲突和纠纷肯定还会发生」[14]（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淑华），所以最好早谋对策，而最佳出路在于继续拓展海外阵地，直至反客为主。近五年来，大陆企业空前的海外投资和收购活动引人注目。从能源、电子、汽车、通讯、轻纺、矿业直到渔业，中资涉足的领域日渐拓展、规模越发惊人[15]。有关部门估计，2004年为止海外中资项目的资产总和已达1500亿美元[16]。在个别地区（比如苏丹和巴基斯坦），巨大的中资利益已需要国家力量的政治保护；而在其它地区（中亚、东南亚），类似的经济扩张也与中国的外交、军事利益绞缠在一起――「经济利益首当其冲，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次，三方共同构成国家海外利益的战略核心」[17]（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问题专家冯仲平）。
面对海外利益的存在现实与列强争夺国际资源与市场的严峻形势，国内主流学界的「帝国一派」声音渐高。他们强调「中国的未来承受不起对海外利益熟视无睹。我们搞改革开放，踏上的就是一条探寻海外利益的不归之路」，所以政府至少得跟着（甚至先于）商队走出国门；甚至赤裸裸地叫嚣「机会摆在每个国家面前，你不去拿别人就会去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问题专家刀书林）[18]。对类似动向，国际左翼运动内议论纷纷，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19]。那么，中国资本主义是否真地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中国资本与帝国主义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前途展开全景地、深入地陈述；在此只能指出如下数点：中国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总体上仍太弱小，尚不具备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金融资本的统治、资本输出超过商品输出、殖民地的掠夺和控制）；复辟后形成的新生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拥有较长远的战略目光和长久打算，尝试着从阶级高度（而非纯粹单个老板的本位角度）看待自身利益以及国内外的政经与文化走势，它的内部势力重组远未完成；中国资本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迫使它一面与国际资本多有勾结并广泛让步，同时积极投入海外市场的争夺战，并与列强发生了（发生着）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冲突（中方常显得准备不足草草收兵）。
虽然北京官方时而说些豪言壮语，比如「中国已经不再是小商贩」「风水轮流转，该转到中国了」[20]（原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但实力的差距摆在那里，谁也否认不了。大陆企业界迄今与世界制造工业五百强排行榜无缘，便为极富说服力的事实。真正的「世界工厂」至少具有两大特点：一系列重要工业部门与生产能力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有一大批企业成为制造业领域的世界级排头兵，其经营活动能对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发展趋势产生重大影响，而中国呢？「只能说在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和加工组装型的家电及电子通信组装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技术密集型产业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水平」[21]（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研究员）。相应地，海外中资占全球外国投资总额的比例不足0.3%，无力撼动全局。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国既拥有蓬勃发展、敢与美日竞争者抗衡的大型资本（比如国内最大电信设备厂商华为集团）[22]，也出现了后来居上急速扩张的「争气」企业（奇瑞汽车）；但多数商家仍与在西华商一样，依靠偷漏税、营业时间极长、出售假冒伪劣产品、雇佣黑工、血汗工厂制度等等「经营宝典」榨取利润[23]。大量新兴资本家的整体阶级意识薄弱、统治文化的水平粗疏不堪，至今不脱内部恶性竞争的小家子气（再加上挟洋自重的奴才气）；他们缺乏合作互相提防，不知统一协调为何物，有时连商会都没有。上述「东方资产阶级劣根性」不同程度地浸淫着中国工业的绝大部分，轻纺工业如此，电子工业也如此（众所周知的国产彩电盲目压价出口策略）；私人资本如此，国有企业更不例外。
凡此种种，使得中小型华人资本（不必说一般出国谋生的民众）在海外通常底气不足自甘边缘，惯于破财免灾息事宁人[24]；在一篇文章里，国家主义学者王小东苦笑着承认「现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的举止，不仅外国人看着猥琐，我们自己都看着难受」[25]。然而，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随着中国的生意越做越大，中华资产阶级正进入自身历史上极重要的发展期，它的眼光趋于长远，胃口越来越贪；它与国家的关系已拥有一个良好开端――执政集团开始倾听民间资本的声音，私人老板望向国家的目光中少了戒备和厌恶，多了几分亲切与期待；随着可供利用的攻防手段不断增加，中资（特别是大资本）变得较为自信冷静，而利益观亦日渐完整。
中国资本的新利益观
长期积贫积弱的历史，让爱国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力量的失衡使中外交往不断与「民族大义」联系在一起，人们习惯了「中华不可辱」「反华可耻」「抵制X货」等救亡口号和大众文化符号。埃尔切事件后，旅西华商中立即出现了「去马德里游行保护中国民族工业！」的提法[26]。然而，资产阶级羽翼既已渐丰，无谓的煽情便显得多余；焚鞋报道中的爱国旗未扬先卷，取而代之的是舆论界、学界克制甚至平静的分析，以及官资两家具体对策的有序出台。
面对欧洲落魄同行的怒火，商人和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袭击事件纯粹是利益冲突引起的」（温州吉尔达公司驻外代表王长川）[27]，属于「华商与西班牙当地商人矛盾积累和激化的产物」[28]（复旦大学尹翔硕教授）；老板们带点不耐烦地告诉我们「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是‘经济反华’，我们不同意」「商人其实很简单，今天有矛盾就是敌人，明天有生意还是朋友」[29]（温州市鞋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峰）。
长久以来许多中小商家「为了挤入国际市场，多以低价策略为先导，而且没有长远打算，不注重产品开发」（朱峰），已难以为继；针对这一情况，国内大资本及其学界代言人提出如下建议：加强大商家的整合程度（成立商会及其它游说团体），淘汰碍事的小鱼小虾；提升商品档次、创造国际名牌――「没有世界知名品牌，这是中国鞋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困难」[30]（康奈常务副总经理周津淼）；更多地掌握海外销售网络，因为「一旦掌握网络，那我们就有完全的主动权了」（周津淼、陈国荣）[31]，这也是竞争对手（比如西班牙鞋商）最怕发生的事；收购对手或合资，实现生产本地化。
毫无疑问，这套中华资本升级换代继续扩张的竞争策略，可应用于几乎所有工业领域。而它的实施前提则是强大国家力量的后援与先导。所谓民间投资官家保驾，只要买卖做大，从重工业到轻工业莫不如此。汽车资本提醒政府「有些大宗产品一定要用国家的力量去营销，政府施加压力、施加影响」[32]；服装商们直言不讳地告诉媒体，既然低成本和规模化使部分中国货占了上风，就该保持这种局面，不管输家咒骂什么――「要发挥我们这种优势，在这个市场有竞争力，我们才能挣钱，这个赚钱的前提应该是安全的」[33]（陈国荣）。保障安全最终得请国家出头，这便是民间资本的强烈呼声（「伟大祖国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坚强后盾」[34]）。9月21日温州鞋商聚会，并婉转地向政府下达了具体任务――为在西华商撑腰，保证投资安全以免「危及中国产品今后出口西班牙等欧洲市场」。北京当局会交出怎样一份答卷，我们很快便可见到。
新利益观背景下的两种声音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上层充斥短期行为和「逃难」思想。主导复辟的军政官僚普遍对本土资本主义前途缺少信心（胡长清的名言「中国总有一天要不行的」），疯狂地忙于瓜分国有资产并向境外转移；私人资本受到官僚集团无处不在的钳制，痛感产权（乃至人身）保障的缺席，也频频把眼光投向大洋彼岸。当前的宪政改良既有民间资本的努力，更包含着国家机器自我修正的主动因素；上层改良的启动，象征着「后复辟时期」的初步结束。
21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同时进行着两项宏大工程――一是落实限制行政权和保障私有产权（以及配套的精英自由与司法相对独立），二要推动国家扶持的工业扩张，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瓜分。这两者之间还欠缺协调，以至不少宪政学者只盯着单个有产者的直接利益，对本阶级的历史利益视而不见。以埃尔切事件为例，有的国内传媒吁请华商「反思一下自己能否做得更好，是否应付出更大的努力，以融入当地社会」[35]；有的重复着「对自身权利的争取，是公民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生存手段」[36]之类宪政三字经。这种想当然地把华商视为需要（并只需要）「融入主流」的孤立「新移民」的看法，反映了部分私人资本对所属阶级（及其国家机器）至今保留的疏离感。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舆论声音开始强调「我们」和「你们」的利益分野；工农固然需要防范和弹压，对待似乎是一家人的国际资本也「该出手时便出手」，犯不着客气。于是，有的传媒教训西班牙商界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调整各自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创造一种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而不是抵制外来者和一味地偏袒国内企业」[37]；有的大骂北美企业抵制中国机械产品的威胁纯属「一犬吠影，百犬吠声」[38]（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顾问周世俭）。当大陆彩电企业再次由于美方的倾销裁决而再次闹着「找内鬼」之时，商界终于有人点破了天机――「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最终选择了运用反倾销利器，打压我国经济」[39]（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秘书长陈祥）。
从根本上说，两种声音代表着统治阶级内部的两大选择，前者仍满怀「三日王朝」心理，以归化西方为天经地义的选择；后者踌躇满志地建设着新的亚洲强权。无论哪种趋势得逞，亿万工农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新的亚洲强权与工农运动
西班牙劳力成本比中国高17倍，这个数字对比几乎等于大陆经济奇迹的一切存在基础。在所谓「民工荒」的珠三角工业带，月入千元的肥缺极难找到[40]；大资本酝酿的土地私有化和流民合法化（打着恢复迁徙自由的幌子）一旦实施，最终会驱使亿万农民永失退路地涌入城市，从而为血汗工厂提供无尽的廉价劳力。当然，出于扩大国内市场的考虑，国家可能会在一定幅度内抬高劳动力价格（最低工资、引入集体谈判制），以加强中低阶层的购买力[41]，但在社会服务产业化的重压下，在农村彻底破产的远景下，增加的一点货币收入无关大局。
中国资本走向世界（从秘鲁到南非）的过程，亦是输出国内阶级矛盾的过程；中资在海外的成功，反过来使它更有信心打击国内的劳工抗议。说到底，寡头政治+自由市场的中国模式拒绝任何坚决从事阶级斗争的工农运动[42]。为了挤入世界级帝国主义俱乐部（中资现历史阶段的首要战略目标），为了不在（注定会成为划时代事件的）连串国际掠夺中沦为历史性的大输家，中国资本需要对工农更多攫取与更少付出；这也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共同纲领――大陆工人靠罢工、堵路和占领工厂来迫使雇主遵守最低工资的法律，而德、法老板们已在拆除福利国家的最后几根大梁（削减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的预算开支、缩小劳动力市场上的劳方权利、淡化工会的市场调节功能）。
中国资本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过程，亦会成为大陆泛左翼运动思想分化、渐行渐远的过程。阶级斗争的实践将告诉左翼――拥抱资本主义强国，抑或投身工农革命，二者必择其一；自强派文人已坚定地选择了前者，他们深信狭路相逢强者胜的丛林信条――「没有世界领导者的力量，别人就容不得你的存在，容不得你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也容不得你的饭量，等你做成了世界领导者，别人就只能容纳你了」[43]，并梦想有朝一日看到飘着龙旗的远洋舰队和重装师团。不消说，帝国大厦的顶层留给华为、奇瑞、中远、中船重工和中石油的巨头们入住，而它的根基则建筑在工农大众的肩头与白骨之上。
至于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会与工农大众一起，以阶级战争终结大资本的统治。为此需要一个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来构成群众斗争的核心；需要一个从本阶级历史利益出发的、以夺取政权为战略目标的无产阶级纲领和政党，来实现对革命工运的政治领导。摆脱对资产阶级国家任何形式的幻觉、欣赏与眷恋，开启工人革命的斗争之门，必将是工农先进分子自觉选择的道路。
04/10/15
PS:
即使确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原则，由于工人阶级被统治地位产生的内部经济地位分化与意识差异，使得革命工运难以避免路线之争，这一点毋庸讳言。与民粹主义（后演化为资产阶级改良左翼）分道扬镳后的俄国社会民主派，很快又分裂为两大派，便为历史明证
[1]「新华网马德里9月22日电综述：西班牙发生焚烧华商鞋店暴力事件」
[2] 2004年9月29日《世纪经济报道》「温州商人西班牙目击记 华商鞋城被焚是场噩梦」
[3] 新华网 2004年09月25日「不足1%到第四贸易大国 中国经济紧密融入世界 」
[4] 此外，中国鞋类出口总量和出口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20．10％和15．37％（004年10月11日Http://www.chinasspp.com「中国鞋业在欧洲到底应该怎么走？」）
[5] 2004年9月24日《深圳商报》「西班牙‘烧鞋事件’烧出了什么 」
[6] 2004年9月25日中国新闻网「从中国鞋被烧看全球化两面性」
[7] 在首都附近的FUENLABRADA工业区，85%以上的市场份额属于异军突起的华商群体。2004年10月11日 CCTV《新闻会客厅》「西班牙焚鞋事件反思：温州皮鞋何罪之有？」
[8] 同注释2
[9] 同上
[10] 中新网10月11日电《掺望》「评西方舆论：焚鞋岂是‘自由贸易’?」
[11] 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12] 2004年6月3日《南方周末》「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什么需要别国承认？」
[13] 张文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
[14] 同注释5
[15] 2003年3月14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中国企业海外购并浪潮是否到来」
[16] 2004年6月22日 据新华社援引《时事报告》杂志「专家谈话：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潜在威胁 新利益观悄然成形 」
[17] 同上
[18] 同上
[19] 比如韩国的左翼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即持类似观点
[20] 2004年6月18日 《中国青年报》「龙永图称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不需要别国承认」
[21] 2002年11月7日 新华网「专家认为中国并未成为世界工厂」
[22] 截至2003年底，全球服务用户达3500多万（华为高级副总裁徐直军），今年海外销售预期目标20亿美元，同比增长100%。见2004年8月7日《 经济观察报》「华为跨国扩张频遭‘埋伏’ 如何化解国际麻烦」
[23] www.XINHUANET.com 2004年10月11日 《国际先驱导报》「‘西班牙火烧武林门’：海外华商撞上民间壁垒」
[24] 要说明的是，这种缩头文化与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衰弱地位有根本性关系，而近20年大陆有产者阶层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一文化现象添加了新的作料。
[25] 王小东「大国国民意味着必须做世界的领导者」《凤凰周刊》157期
[26] 2004年10月9日和讯网－财经时报「西班牙抵触中国制造 纺织品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27] 2004年10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西班牙烧鞋事件凸现中国商品涉嫌低价倾销问题」
[28] 2004年10月6日 《南方都市报》「火与泪的海外记忆 温州鞋走向国际市场的梦与痛」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人民网>>社会>>社会观察2004年9月23日「2004年9月23日价值十几亿元温州鞋处境堪危」
[32] 2004年5月7日《经济观察报》「‘一定要给中国人争脸’--访奇瑞尹同耀 」
[33] 同注释7
[34] 中新网9月28日电「西班牙华人侨团联合声明要求捍卫海外华商权益」
[35] 2004年9月27日《环球》杂志 田帆「西班牙‘烧鞋事件’的警示」
[36] 2004年9月29日 《新京报》「权利的失语与传统的偏执」
[37] 同注释5
[38] 同上
[39] 2004年6月22日《新京报》「专家称中国彩电因反倾销损失超百亿美元」
[40] 2004年10月15日 10:37 中国新闻网「权威部门：广东没有‘民工荒’ 缺工是个别现象」
[41] 增发退休金和扩大残疾补助也是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刺激大众购买力的惯用办法
[42] 对东欧政治自由下的工会运动，北京的调研官员连晃脑袋：「现行（波兰）《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见秦晖「郎旋风」中看东欧――《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要说明的是，这不等于中国资本拒绝包括独立工会在内的劳动力市场调节工具和控制工人的阶级矛盾排气孔，相反，这方面它正在积极引进国际经验和人才。
[43] 同注释24
www.98.to/pioneer
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小城埃尔切（ELCHE）部分市民游行、袭击华商并焚烧中国货（鞋类），造成物质损失约一百万欧元；事发前夕，当地人曾到处张贴含有「把所有亚洲鞋赶出去！」「夺回我们的制鞋工业！」等内容的爱国标语。随后几天，埃尔切再度发生针对中资机构的示威[1]。对国内普通百姓来说，九一七之火非常突然，其实「商业竞争发展到暴力手段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2]，各个国际资本集团对市场的分割常以坦克开路、炮弹先行的规矩办理，放几把火又有何难？
就事论事地讲，焚鞋风波本身不具有很大的直接（经济、政治）影响；然而，它以激烈的手段，把中国商品进军海外所遇阻力愈发公开地暴露出来，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更明确地被抬上桌面。中国资本正走向世界，它会有哪些进一步的发展趋势？这与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何相关，又会怎样影响国内工人运动？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急需对上述问题做出深入研究与明晰的回答。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商品的海外动向……
西班牙上演「林家铺子」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品（从丝袜到电站设备）的潮水漫过了整个地球，成为国际市场上众目所视的庞大新军。２００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８５１２亿美元，跃升为世界第４大贸易国；预计今年进出口将突破１万亿美元（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3]。 拿这次袭击事件的「第一主角」――中国鞋业来说，它的年产量近60亿双（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为全球头号出口商；今年1至5月份，中国鞋类对欧盟25国出口3．95亿双、金额8．8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3．2％和15．27％（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鞋类分会数据）[4]；在德国，已达到接近每人拥有一双中国鞋的地步。竞争，意味着几家欢笑几家愁：中国鞋「不仅价格便宜，质量和工艺也在不断提高，对一些国家的鞋商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中国皮革和制造工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田美）[5]，西班牙的中小鞋商自不例外。
说到「闹事」的西班牙，仅去年它便买进6千2百万双中国鞋（同类商品年进口总量的47%），价值2．2亿欧元[6]；承受着廉价洋货的汹涌冲击，西国部分轻工企业快撑不住了。埃尔切的传统经济支柱为制鞋业，居民收入一度较高；近来它迅速演变为西班牙第三大中国商品（首先是鞋类）集散地，本地老字号则饱受排挤苦不堪言。目前，市内华商鞋店（批发仓库）发展到60多家，凭借供应商的强大支持（库存保持在十几亿元的水平），迅速攻取了西国中低档鞋类市场60%（另说80%）的份额。在西华商点着钞票喜笑颜开――「他们这个市场（像）一个蛋糕，我们一块一块把他们切过来了」（温州市鞋革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国荣）[7]，而竞争对手们眼看红利与地盘一齐失陷，越来越有掀桌子的冲动。
2004年埃尔切的中小商人、厂主一度打出「抵制华货」等爱国口号，喊得口干舌燥却毫无用处（消费者偏爱廉价）；大型制鞋公司顺应市场原则，把生产基地转向中国以渡难关，小老板们只有吹灯拔腊结业了事[8]。2004年头7个月，埃尔切共有26家鞋厂（作坊）关门，而近三年破产作坊已占全城企业半数，1000多工人砸了饭碗，市内失业率升至30%[9]。九月十七日，愤怒的人群上了街。
中国制造与世界市场份额之争
焚鞋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官方保持低调之余，也适可而止地刺了西方资本一枪，指出「在中国卧薪尝胆，取得了部分产品的竞争力之后，曾经在发达国家嘴里无比神圣的WTO开始贬值」[10]，无力约束欧美各国阻挠中资及其商品自由流动的「恶行」。北京的怨气，主要源自中国资本认识、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无数痛苦教训。拿破仑说过，谁要是信奉自由贸易，必将被打得一败涂地[11]；资产阶级（实践而非口头）的贸易原则浸透着实用主义精神，对己有利便无限自由，对己不利则翻脸不认。鸦片战争的时代如此，遍洒贫铀弹以实施「人道干涉」的21世纪仍然如此。说白了，资本主义市场曾是、现在仍然是拳头乱飞利益至上的流氓地界。
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经济饱尝世界性商战的苦辣酸甜――超级老大美国理直气壮地保护国内市场（颁布钢铁301条款、要中方主动限制纺织品出口），耳光抽得北京眼冒金星，还嫌后者的「消气」媚功不到家；欧盟三天两头找中国货的麻烦，（与美国一起）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征收反倾销税、设定最低限价、无休止地从事贸易救济措施调查；轻量级的市场玩家各显神通，但求迟滞华商攻势――比如形同抢劫的不定期大规模查收（俄罗斯）、关税提到棚顶（波兰、津巴布韦）、限量进口或全面禁止（斯洛伐克、尼日利亚），诸如此类。目前，中国已成为遭受反倾销诉讼最多的WTO成员（中国商务部数据）[12]。国际准则的最高解释权捏在强权者的手中，可随意变形，无怪国家主义学者张文木大声疾呼「只有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全球化才是有利的！」[13]。
针对埃尔切风波代表的抵制趋势，国内资产阶级已看到「中国入世过渡期即将过去，类似这样的贸易冲突和纠纷肯定还会发生」[14]（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淑华），所以最好早谋对策，而最佳出路在于继续拓展海外阵地，直至反客为主。近五年来，大陆企业空前的海外投资和收购活动引人注目。从能源、电子、汽车、通讯、轻纺、矿业直到渔业，中资涉足的领域日渐拓展、规模越发惊人[15]。有关部门估计，2004年为止海外中资项目的资产总和已达1500亿美元[16]。在个别地区（比如苏丹和巴基斯坦），巨大的中资利益已需要国家力量的政治保护；而在其它地区（中亚、东南亚），类似的经济扩张也与中国的外交、军事利益绞缠在一起――「经济利益首当其冲，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次，三方共同构成国家海外利益的战略核心」[17]（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问题专家冯仲平）。
面对海外利益的存在现实与列强争夺国际资源与市场的严峻形势，国内主流学界的「帝国一派」声音渐高。他们强调「中国的未来承受不起对海外利益熟视无睹。我们搞改革开放，踏上的就是一条探寻海外利益的不归之路」，所以政府至少得跟着（甚至先于）商队走出国门；甚至赤裸裸地叫嚣「机会摆在每个国家面前，你不去拿别人就会去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问题专家刀书林）[18]。对类似动向，国际左翼运动内议论纷纷，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19]。那么，中国资本主义是否真地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中国资本与帝国主义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前途展开全景地、深入地陈述；在此只能指出如下数点：中国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总体上仍太弱小，尚不具备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金融资本的统治、资本输出超过商品输出、殖民地的掠夺和控制）；复辟后形成的新生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拥有较长远的战略目光和长久打算，尝试着从阶级高度（而非纯粹单个老板的本位角度）看待自身利益以及国内外的政经与文化走势，它的内部势力重组远未完成；中国资本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迫使它一面与国际资本多有勾结并广泛让步，同时积极投入海外市场的争夺战，并与列强发生了（发生着）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冲突（中方常显得准备不足草草收兵）。
虽然北京官方时而说些豪言壮语，比如「中国已经不再是小商贩」「风水轮流转，该转到中国了」[20]（原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但实力的差距摆在那里，谁也否认不了。大陆企业界迄今与世界制造工业五百强排行榜无缘，便为极富说服力的事实。真正的「世界工厂」至少具有两大特点：一系列重要工业部门与生产能力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有一大批企业成为制造业领域的世界级排头兵，其经营活动能对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发展趋势产生重大影响，而中国呢？「只能说在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和加工组装型的家电及电子通信组装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技术密集型产业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水平」[21]（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研究员）。相应地，海外中资占全球外国投资总额的比例不足0.3%，无力撼动全局。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国既拥有蓬勃发展、敢与美日竞争者抗衡的大型资本（比如国内最大电信设备厂商华为集团）[22]，也出现了后来居上急速扩张的「争气」企业（奇瑞汽车）；但多数商家仍与在西华商一样，依靠偷漏税、营业时间极长、出售假冒伪劣产品、雇佣黑工、血汗工厂制度等等「经营宝典」榨取利润[23]。大量新兴资本家的整体阶级意识薄弱、统治文化的水平粗疏不堪，至今不脱内部恶性竞争的小家子气（再加上挟洋自重的奴才气）；他们缺乏合作互相提防，不知统一协调为何物，有时连商会都没有。上述「东方资产阶级劣根性」不同程度地浸淫着中国工业的绝大部分，轻纺工业如此，电子工业也如此（众所周知的国产彩电盲目压价出口策略）；私人资本如此，国有企业更不例外。
凡此种种，使得中小型华人资本（不必说一般出国谋生的民众）在海外通常底气不足自甘边缘，惯于破财免灾息事宁人[24]；在一篇文章里，国家主义学者王小东苦笑着承认「现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的举止，不仅外国人看着猥琐，我们自己都看着难受」[25]。然而，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随着中国的生意越做越大，中华资产阶级正进入自身历史上极重要的发展期，它的眼光趋于长远，胃口越来越贪；它与国家的关系已拥有一个良好开端――执政集团开始倾听民间资本的声音，私人老板望向国家的目光中少了戒备和厌恶，多了几分亲切与期待；随着可供利用的攻防手段不断增加，中资（特别是大资本）变得较为自信冷静，而利益观亦日渐完整。
中国资本的新利益观
长期积贫积弱的历史，让爱国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力量的失衡使中外交往不断与「民族大义」联系在一起，人们习惯了「中华不可辱」「反华可耻」「抵制X货」等救亡口号和大众文化符号。埃尔切事件后，旅西华商中立即出现了「去马德里游行保护中国民族工业！」的提法[26]。然而，资产阶级羽翼既已渐丰，无谓的煽情便显得多余；焚鞋报道中的爱国旗未扬先卷，取而代之的是舆论界、学界克制甚至平静的分析，以及官资两家具体对策的有序出台。
面对欧洲落魄同行的怒火，商人和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袭击事件纯粹是利益冲突引起的」（温州吉尔达公司驻外代表王长川）[27]，属于「华商与西班牙当地商人矛盾积累和激化的产物」[28]（复旦大学尹翔硕教授）；老板们带点不耐烦地告诉我们「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是‘经济反华’，我们不同意」「商人其实很简单，今天有矛盾就是敌人，明天有生意还是朋友」[29]（温州市鞋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峰）。
长久以来许多中小商家「为了挤入国际市场，多以低价策略为先导，而且没有长远打算，不注重产品开发」（朱峰），已难以为继；针对这一情况，国内大资本及其学界代言人提出如下建议：加强大商家的整合程度（成立商会及其它游说团体），淘汰碍事的小鱼小虾；提升商品档次、创造国际名牌――「没有世界知名品牌，这是中国鞋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困难」[30]（康奈常务副总经理周津淼）；更多地掌握海外销售网络，因为「一旦掌握网络，那我们就有完全的主动权了」（周津淼、陈国荣）[31]，这也是竞争对手（比如西班牙鞋商）最怕发生的事；收购对手或合资，实现生产本地化。
毫无疑问，这套中华资本升级换代继续扩张的竞争策略，可应用于几乎所有工业领域。而它的实施前提则是强大国家力量的后援与先导。所谓民间投资官家保驾，只要买卖做大，从重工业到轻工业莫不如此。汽车资本提醒政府「有些大宗产品一定要用国家的力量去营销，政府施加压力、施加影响」[32]；服装商们直言不讳地告诉媒体，既然低成本和规模化使部分中国货占了上风，就该保持这种局面，不管输家咒骂什么――「要发挥我们这种优势，在这个市场有竞争力，我们才能挣钱，这个赚钱的前提应该是安全的」[33]（陈国荣）。保障安全最终得请国家出头，这便是民间资本的强烈呼声（「伟大祖国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坚强后盾」[34]）。9月21日温州鞋商聚会，并婉转地向政府下达了具体任务――为在西华商撑腰，保证投资安全以免「危及中国产品今后出口西班牙等欧洲市场」。北京当局会交出怎样一份答卷，我们很快便可见到。
新利益观背景下的两种声音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上层充斥短期行为和「逃难」思想。主导复辟的军政官僚普遍对本土资本主义前途缺少信心（胡长清的名言「中国总有一天要不行的」），疯狂地忙于瓜分国有资产并向境外转移；私人资本受到官僚集团无处不在的钳制，痛感产权（乃至人身）保障的缺席，也频频把眼光投向大洋彼岸。当前的宪政改良既有民间资本的努力，更包含着国家机器自我修正的主动因素；上层改良的启动，象征着「后复辟时期」的初步结束。
21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同时进行着两项宏大工程――一是落实限制行政权和保障私有产权（以及配套的精英自由与司法相对独立），二要推动国家扶持的工业扩张，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瓜分。这两者之间还欠缺协调，以至不少宪政学者只盯着单个有产者的直接利益，对本阶级的历史利益视而不见。以埃尔切事件为例，有的国内传媒吁请华商「反思一下自己能否做得更好，是否应付出更大的努力，以融入当地社会」[35]；有的重复着「对自身权利的争取，是公民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生存手段」[36]之类宪政三字经。这种想当然地把华商视为需要（并只需要）「融入主流」的孤立「新移民」的看法，反映了部分私人资本对所属阶级（及其国家机器）至今保留的疏离感。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舆论声音开始强调「我们」和「你们」的利益分野；工农固然需要防范和弹压，对待似乎是一家人的国际资本也「该出手时便出手」，犯不着客气。于是，有的传媒教训西班牙商界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调整各自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创造一种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而不是抵制外来者和一味地偏袒国内企业」[37]；有的大骂北美企业抵制中国机械产品的威胁纯属「一犬吠影，百犬吠声」[38]（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顾问周世俭）。当大陆彩电企业再次由于美方的倾销裁决而再次闹着「找内鬼」之时，商界终于有人点破了天机――「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最终选择了运用反倾销利器，打压我国经济」[39]（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秘书长陈祥）。
从根本上说，两种声音代表着统治阶级内部的两大选择，前者仍满怀「三日王朝」心理，以归化西方为天经地义的选择；后者踌躇满志地建设着新的亚洲强权。无论哪种趋势得逞，亿万工农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新的亚洲强权与工农运动
西班牙劳力成本比中国高17倍，这个数字对比几乎等于大陆经济奇迹的一切存在基础。在所谓「民工荒」的珠三角工业带，月入千元的肥缺极难找到[40]；大资本酝酿的土地私有化和流民合法化（打着恢复迁徙自由的幌子）一旦实施，最终会驱使亿万农民永失退路地涌入城市，从而为血汗工厂提供无尽的廉价劳力。当然，出于扩大国内市场的考虑，国家可能会在一定幅度内抬高劳动力价格（最低工资、引入集体谈判制），以加强中低阶层的购买力[41]，但在社会服务产业化的重压下，在农村彻底破产的远景下，增加的一点货币收入无关大局。
中国资本走向世界（从秘鲁到南非）的过程，亦是输出国内阶级矛盾的过程；中资在海外的成功，反过来使它更有信心打击国内的劳工抗议。说到底，寡头政治+自由市场的中国模式拒绝任何坚决从事阶级斗争的工农运动[42]。为了挤入世界级帝国主义俱乐部（中资现历史阶段的首要战略目标），为了不在（注定会成为划时代事件的）连串国际掠夺中沦为历史性的大输家，中国资本需要对工农更多攫取与更少付出；这也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共同纲领――大陆工人靠罢工、堵路和占领工厂来迫使雇主遵守最低工资的法律，而德、法老板们已在拆除福利国家的最后几根大梁（削减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的预算开支、缩小劳动力市场上的劳方权利、淡化工会的市场调节功能）。
中国资本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过程，亦会成为大陆泛左翼运动思想分化、渐行渐远的过程。阶级斗争的实践将告诉左翼――拥抱资本主义强国，抑或投身工农革命，二者必择其一；自强派文人已坚定地选择了前者，他们深信狭路相逢强者胜的丛林信条――「没有世界领导者的力量，别人就容不得你的存在，容不得你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也容不得你的饭量，等你做成了世界领导者，别人就只能容纳你了」[43]，并梦想有朝一日看到飘着龙旗的远洋舰队和重装师团。不消说，帝国大厦的顶层留给华为、奇瑞、中远、中船重工和中石油的巨头们入住，而它的根基则建筑在工农大众的肩头与白骨之上。
至于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会与工农大众一起，以阶级战争终结大资本的统治。为此需要一个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来构成群众斗争的核心；需要一个从本阶级历史利益出发的、以夺取政权为战略目标的无产阶级纲领和政党，来实现对革命工运的政治领导。摆脱对资产阶级国家任何形式的幻觉、欣赏与眷恋，开启工人革命的斗争之门，必将是工农先进分子自觉选择的道路。
04/10/15
PS:
即使确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原则，由于工人阶级被统治地位产生的内部经济地位分化与意识差异，使得革命工运难以避免路线之争，这一点毋庸讳言。与民粹主义（后演化为资产阶级改良左翼）分道扬镳后的俄国社会民主派，很快又分裂为两大派，便为历史明证
[1]「新华网马德里9月22日电综述：西班牙发生焚烧华商鞋店暴力事件」
[2] 2004年9月29日《世纪经济报道》「温州商人西班牙目击记 华商鞋城被焚是场噩梦」
[3] 新华网 2004年09月25日「不足1%到第四贸易大国 中国经济紧密融入世界 」
[4] 此外，中国鞋类出口总量和出口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20．10％和15．37％（004年10月11日Http://www.chinasspp.com「中国鞋业在欧洲到底应该怎么走？」）
[5] 2004年9月24日《深圳商报》「西班牙‘烧鞋事件’烧出了什么 」
[6] 2004年9月25日中国新闻网「从中国鞋被烧看全球化两面性」
[7] 在首都附近的FUENLABRADA工业区，85%以上的市场份额属于异军突起的华商群体。2004年10月11日 CCTV《新闻会客厅》「西班牙焚鞋事件反思：温州皮鞋何罪之有？」
[8] 同注释2
[9] 同上
[10] 中新网10月11日电《掺望》「评西方舆论：焚鞋岂是‘自由贸易’?」
[11] 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12] 2004年6月3日《南方周末》「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什么需要别国承认？」
[13] 张文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
[14] 同注释5
[15] 2003年3月14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中国企业海外购并浪潮是否到来」
[16] 2004年6月22日 据新华社援引《时事报告》杂志「专家谈话：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潜在威胁 新利益观悄然成形 」
[17] 同上
[18] 同上
[19] 比如韩国的左翼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即持类似观点
[20] 2004年6月18日 《中国青年报》「龙永图称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不需要别国承认」
[21] 2002年11月7日 新华网「专家认为中国并未成为世界工厂」
[22] 截至2003年底，全球服务用户达3500多万（华为高级副总裁徐直军），今年海外销售预期目标20亿美元，同比增长100%。见2004年8月7日《 经济观察报》「华为跨国扩张频遭‘埋伏’ 如何化解国际麻烦」
[23] www.XINHUANET.com 2004年10月11日 《国际先驱导报》「‘西班牙火烧武林门’：海外华商撞上民间壁垒」
[24] 要说明的是，这种缩头文化与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衰弱地位有根本性关系，而近20年大陆有产者阶层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一文化现象添加了新的作料。
[25] 王小东「大国国民意味着必须做世界的领导者」《凤凰周刊》157期
[26] 2004年10月9日和讯网－财经时报「西班牙抵触中国制造 纺织品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27] 2004年10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西班牙烧鞋事件凸现中国商品涉嫌低价倾销问题」
[28] 2004年10月6日 《南方都市报》「火与泪的海外记忆 温州鞋走向国际市场的梦与痛」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人民网>>社会>>社会观察2004年9月23日「2004年9月23日价值十几亿元温州鞋处境堪危」
[32] 2004年5月7日《经济观察报》「‘一定要给中国人争脸’--访奇瑞尹同耀 」
[33] 同注释7
[34] 中新网9月28日电「西班牙华人侨团联合声明要求捍卫海外华商权益」
[35] 2004年9月27日《环球》杂志 田帆「西班牙‘烧鞋事件’的警示」
[36] 2004年9月29日 《新京报》「权利的失语与传统的偏执」
[37] 同注释5
[38] 同上
[39] 2004年6月22日《新京报》「专家称中国彩电因反倾销损失超百亿美元」
[40] 2004年10月15日 10:37 中国新闻网「权威部门：广东没有‘民工荒’ 缺工是个别现象」
[41] 增发退休金和扩大残疾补助也是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刺激大众购买力的惯用办法
[42] 对东欧政治自由下的工会运动，北京的调研官员连晃脑袋：「现行（波兰）《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见秦晖「郎旋风」中看东欧――《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要说明的是，这不等于中国资本拒绝包括独立工会在内的劳动力市场调节工具和控制工人的阶级矛盾排气孔，相反，这方面它正在积极引进国际经验和人才。
[43] 同注释24
www.98.to/pione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