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时报》:多维专访张钢───邓小平曾想重新起用赵紫阳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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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记者 穆兰

张钢透露,在赵紫阳辞去中共总书记之后,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改革停顿,保守回潮,邓小平很急,所以南巡。并提出“谁不改革谁下台”,在此期间,邓曾三次派人找过赵,希望他仍旧出来作一些工作。张钢是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部部长,六四之前担任北京青年学会秘书长,是中国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的参与者,“河殇”的作者之一。多维记者日前专访了张钢。以下是访问内容摘要:

拔掉家里的电话线

多维:你对在海外庆祝赵紫阳生日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评论?

张钢:这是在错误的地点作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一般来说,我们总不能在主人不在的地方庆祝生日。不过我相信网络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在他身边,但是地理位置不能限制人们的心意和绝大多数人对真理的追求,事实的真相是不可以被限制的。紫阳是因为六四下台的。

按照当时的说法,当时的做法是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和民族,可是这么大的功勋,成果为什么避免让人体及,反而想要人们把六四忘记,封锁六四,尤其是据我所知,中央政治局13年中15次对六四进行讨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这么多次对同一议题进行讨论,在我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只要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可以明白这说明了什么?

多维:赵紫阳为什么辞职?

张钢:两年前,国内的一个朋友和赵紫阳私下交谈了很长时间,其中也谈到了六四的一些问题。

1989年五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当时因为邓小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下午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就说,我们党还有个秘密决议,最后的拍板权在小平同志手里。


1989年: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


赵紫阳的本意是因为邓是中国的最高领导,那末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就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正常化,给两党正式恢复关系一个说法。但是在当时社会矛盾非常激烈的情况下,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认为赵紫阳的话是把社会矛盾指向了邓。

第二天邓楠给赵打电话,指责赵紫阳把火烧到邓小平身上,不听赵紫阳的任何解释,对我们的总书记横加斥责。

在这次电话之后,赵就讲,邓对他的误会结下了,结深了,很难化解开了。5月17号晚上在邓小平家里五个常委开会,讨论对学生问题的处理意见。

当时李鹏,姚依林两票赞成小平是认为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意见,乔石,胡启立两票弃权,赵紫阳一票反对。会议之后,赵紫阳认为要避免党的分裂,只能走辞职的道路。

18号把家里的电话线拔掉了一天,把家里人招集到一起。谈到了他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办,另一条是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原则下处理社会问题,但是现实的状况想要做到很难实现,所以为了保证党的意见统一,他只能选择辞职。

邓曾三次派人找紫阳

多维:你说过邓小平曾想重新起用赵紫阳,能否详细谈一下?

张钢:在紫阳辞职之后,从89年到92年,改革停顿,保守回潮,小平很急,所以南巡。并提出“谁不改革谁下台”,在此期间,邓曾三次派人找过赵,希望他仍旧出来作一些工作。

第一次小平派的人找赵的时候,紫阳说感谢小平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不打算出来,辞职了,就不打算出来做事情了。但是小平坚持,那我有两条建议,请中央考虑。  

第一条,但是我不能出任虚职,不当花瓶。

第二条,请中央重新考虑对六四的评价,这是两条基本意见。

第二次来人谈到赵的工作时,说对第一条可以接受,但是第二条,中央仍保持原先的处理意见。其间,赵讲到还是做经济工作比较实际。他认为作总理,比李鹏还是要强的。

意见带回去之后,第三次来人说,对于他的第一条意见,小平给与了认真考虑,但是第二伴事情,小平同志没有答应,在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赵不可能再去想回到权力中心去。所以他就非常认真,非常真诚地对小平同志讲,谢谢小平同志的关心,我的事就不麻烦小平了。

赵还讲到了胡耀邦下台的事情,他认为对胡下台中的批评是他一生作的最违心的一件事。他当时按照小平的意思对胡作了很重的批评,到现在都还耿耿于怀。但是为了保证中国改革的继续推进,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说胡在辞职之后,他和胡还是有区别的。胡辞职之后,还想回到中央权力的中心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胡辞职之后精神郁闷,而他能够比较坦然地原因。

他认为,而自己辞职就是真的辞了。

对腐败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从开始自然人的腐败,到法人的腐败,到现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面性的腐败的全面腐败。这是制度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通过政治改革是不可能解决的。

赵紫阳认为小平搞得经济体制改革是非常成功,也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他曾三次向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和建议,但都没有回音。赵认为中国应该坚持走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这样经济体制改革才有能取得成功。

我认为紫阳对中国的发展看得非常清楚,而且他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既坚持了对真理的追求,也符合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实情,同时更坚持了自己对做人的人格的追求。

赵紫阳不搞厚黑学

多维:从六四当中赵紫阳的沉浮,你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领袖? 

张钢:赵紫阳在党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领导人,实事求是,无论从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了解,认识还是对中国现状的判断,都远远超出了他的同辈。正是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必须走民主,法制的道路,并在这条路上走的非常坚定,所以从某种角度讲,他不是一个中国现社会“成熟”的政治家。他不搞厚黑学,不搞说一套,作一套,不擅长资治通鉴中的权术斗争,因此,这样的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所谓“幼稚”最终肯定走向失败。但是,无论是在权力斗争的问题上,还是在六四之后,他的心态是正常的。那就是不是一个当权者的心态,而是作为一个平常人的心态,这样的平常心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多维:目前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是应该追求民主,但是社会的稳定也是需要考虑的,象苏联那种激进的民主导致了国家的崩溃,中国在民主化过程中,应把稳定放在首位,你是怎么看待稳定与民主的关系呢?

张钢:我们都希望中国稳定,没有人不希望和平,安宁。稳定是老百姓的基本要求。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也很稳定呀,可以说,美国这个国家的总统如何,老百姓不在乎,他根本不影响到国家的整个体制,一个民主社会的法律体系保证了国家的稳定。而在中国,一个皇帝驾崩,一个强人过世,每个人都惶惶不安,因为整个社会都可能发生动荡。其实中国的稳定,中国的当政者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民主是老百姓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老百姓参政,要求民主也很正常。共产党是怎么得天下的?当时不就是喊着从国民党那里争取自由,民主的口号,共产党就是靠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用“+几个人,七八条枪”拿下了红色中国。

当时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围追堵截,国民党的造谣,舆论的封锁,共产党也没有垮,反而在骂声中发展,壮大。而现在,党,政,军,民,学,甚至舆论宣传,情报部门,国际关系,这些都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

难道让老百姓说几句话,国家就垮了,共产党就垮了?讲真话垮不了,讲假话永远站不住脚,这是千锤百炼的真理。我看这也是党内自信力下降。其实只有自己有信心,别人才能相信你。

至于对前苏联的解体怎么看,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条条大路通罗马,关键是人民要什么德问题。这其实只是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目标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怎么要,怎么走的问题。

人天生是向好处走的,向自由走的。要不为什么那些干部子弟要来美国,要来享受这里的自由。人心都是有一杆秤的。共产党要有这个信心能把中国搞好。

将各种各样的权利斗争透明化

多维:不只是经济的搞好吗?

张钢:当然不只是经济的搞好。所谓搞好,是走向现代化,是指社会,经济,文化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类社会产生的各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目前已经有了可比较的结果,优劣已有定论,民主不是哪个阶级的专属物。

多维:在中国目前一党专政的现状下,怎样才有可能的走上多党制的民主道路呢?

张钢:关于一党和多党的问题,赵紫阳也是有考虑的。我认为既然共产党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那么全国人民是分不同的利益团体,利益阶层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党内应该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代表。与其暗箱操作,搞宫廷政变式的政治斗争,不如将各种各样的权利斗争透明化。第一,承认党内派别斗争合法性,第二将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第三将派别斗争规则化。这样一党的形式和多党的形式意义并不时特别大。因为不同代表的声音可以在党内,也可以在社会上被听到,不同集团的利益也可以公开的来争取。按照这种方式,社会动荡比较小,政治多元化的实质内涵还是在一党执政中体现,为全社会走向普遍的政治多元化提供了较好的成熟的政治基础。 

从国防部实体化开始

多维:那么在这种格局下,军队的位置是怎样呢?

张钢:军队是国家对外抵御侵略者,对内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保证,而不应是成为某个党派镇压异己的工具。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军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军队,而不是党领导下的党卫军,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长期形成的历史渊源的轨道,真正做到军队国家化,目前连这种提法在国内都是难以讨论的,但是这是中国军队必然要走的道路。

对军队的改革应可以从国防部实体化开始,军队一直直属中央军委,不对国务院负责,军队的走向,军费,方针国防部不能讨论。应该将国防部实体化,同其他部委一样,即军队对国防部负责,而不是对哪个政治派别负责,这样在国务院在对军队的领导盘子中不会缺席。

将军队的事务纳入国家有序的政治程序和结构中,这样才会有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可操作性。 

多维:前不久,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不会讨论六四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张钢:作为一个新上任的领导人,他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台海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以及国内的社会矛盾诸如弱势群体,新一届政府有可能需要最大的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对历史的评价虽然个别领导人的决策是极为关键的,但是真正的历史评价是“公道自在人心,”六四在人民心中是不是平反。大家可以去调查,从中央到基层,可以发个问卷调查嘛。当然这件事情,我想中央会有自己的考虑。政治斗争不仅仅是要有理念,还要有策略。目前我对新任政府的处境表示理解,但愿他们能有足够的气魄把握时机,处理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这桩心愿。希望到时候,每到六四,不需要再如临大敌,天安门也不需要再防范,互联网站也不需对此议题再封。76年的天安们时间已经充分说明其实老百姓只要予以信任,就能够对政府的所作所为理解。用小平自己的话说,“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啊”。

对新一届政府来说,这样可以获得百姓信任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平心而论,[六四]事件给人留下了几份遗憾和几份无奈……。学生本意和出发点是好的,这点赵在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时也说了。全国人民也都支持学生反腐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不能睁眼当没看见。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多的人员参与(包括一些政府机关)。后来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错,是学生行为过激?还是政治老人们(八老)的判断失误?以至酿成了震惊中外非常惨痛的后果,场面之悲壮。政府和学生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双败局面,这也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当时赵想通过政治改革来反腐,未果。反腐不成,自己反被八老们赶下台。中国错失了第一次反腐的绝好时机。我为什么说绝好时机?因为就当时人民群众的高度爱国热情和学生运动的声势来说它都是极佳时机。到朱任总理时,他想在现有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反腐,并且誓言旦旦要准备99口棺材给贪官。但未曾料到,此时无论是腐败的规模和腐败的层次都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连军队都在经商。结果反腐收效不大,草草收场。可怜壮志未酬身先退,99口棺材也没用完就走人,着实让人疼心。中国又失去了第二次反腐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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