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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7月10日《十面埋伏》的演唱会上，刀郎当时演唱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怀念战友》，可能观众对刀郎的形象还很陌生，或者说看那个晚会的人一半冲着金城武，另一半冲着刘
德华，总之刀郎获得的掌声并不比韩红多。不过现场的大屏幕上，分明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泪花
“刀郎绕过了老中医”
对那次演出，歌手汪峰说:“刀郎的成功全是拜媒体所赐，如果没有恶炒，他根本不会有如今的虚假繁荣。无论专业、创作实力，还是作品本身，他的歌都很普通，与罗大佑、崔健那些经典之作有着天壤之别。《十面埋伏》首映式上，刀郎无人喝彩的场面就是最好的证明。大家这样去捧他，实在让人感到悲哀。”在批评刀郎的声音中，汪峰并不是最激烈的一个，另一位流行歌手杨坤在回答记者怎么看待刀郎的音乐的问题时反问:“他有音乐吗？你认为他那是音乐吗？”
有种说法是，北京流行音乐圈子里有一半的人对刀郎的走红表示愤怒、不解或者故作漠然，最温和的说法是刘欢的这种:“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评价他。”制作人兼歌手小柯则告诉记者:“我从未听过刀郎，虽然有无数记者问我怎么看他的音乐，可我每次只有说对不起。”这在我们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不买他的唱片，大街上、饭店里也处处是刀郎的声音，躲也躲不掉。对此小柯说，“我自己也纳闷，可能我不怎么去商场，常去的咖啡馆、酒店里也不放这个。其实想听来着，曾经想从网上下载，可见到炒得这么厉害，再一听别人的描述就不想听了。因为我能想出他音乐的样子，肯定不是我爱听的那个路子。”小柯谈到前不久在一次颁奖礼上见到给刀郎发奖，他举例说:“销量冠军非他莫属，可如果发给他最具风格奖就不对了。”
乐评人郝舫一听到这个题目就说“从生理上讨厌”:“给我十万块也不写这种歌，完全没有感觉。”如果他在饭馆里听到《2002年的第一场雪》，就会要求老板关小一点，“怪腔怪调的。”他说。
“不是我们的路子”大约是北京音乐圈里对刀郎最常见的一个评价，刀郎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得唱片界的大多数从业者处于无比难堪的位置，他们出于职业虚荣心不愿承认刀郎的音乐。处于中间态度的高晓松把这种观点归结为“士大夫阶层”的失败，他认为，刀郎代表的是劳动人民的血肉筋脉，而中国唱片业的核心是把持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从业人员属于士大夫，排挤那些非大学出身的人，我们企图以精良的制作引导大众，刀郎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种引领的失败和社会的可笑。所谓唱片业的核心挺霸道的，我们把持话语权太久了，可实际上没人派我们把持。刀郎绕过了老中医，直接看了病。从社会意义上讲，他不经过所谓僵化体制，直接以街头行吟也能成功，这也是好事情。”虽然肯定刀郎的社会价值，但他不认为其音乐有新意，“如果一切以有血肉作为标准，就不需要唱片行业了，自唱自听就完了。刀郎不是张楚、窦唯，如果张楚绕过权威系统我们会欢欣鼓舞，但刀郎没有崭新、锐利的音乐，没有诗一样的词句，如果是小柯、朴树，我自己拿钱也要做的。但是他的专辑我可能会直接扔进垃圾筒。”网上有评论说刀郎的音乐很动人，高晓松觉得特可笑，他认为如果把词曲比作写文章的话，自己的文笔就比刀郎好得多。“刀郎距离诗人还遥远得很。”同汪峰一样，他也认为媒体在此时展示了强大的肌肉和力量，“当媒体冷眼从一张非常好的唱片旁边走过去，而扑向一个奇怪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非常难过。”不过，市场显然是不相信创作者的眼泪的。
音乐没有贵贱
支持刀郎的力量也同时存在，太合麦田唱片公司的老板宋柯是刀郎品牌的合作者之一，他主要负责发掘刀郎在新技术平台如网络、手机铃声下载等方面的潜质。宋柯很不乐意自己被归为音乐人，“我只是个商人。”他说，从商人和一个普通听众的角度，刀郎的第一嗓子就抓住了他，“我是去年年底在一个从新疆回来的朋友的车上听见他的歌的，在北京圈子里最早听见刀郎的我不是头一个也是前三名。当时我真觉得他会火，这嗓子这唱法好久没听过了。”他认为，音乐没有贵贱，只有好听和不好听之分，只有大师和匠人之分，只有风格之分。“披头士并不比麦当娜高级，格莱美奖也不是评判标准。如果以公正论，billboard更公正一些，它是完全比谁卖得更多。”单就流行音乐的三要素:词、曲、唱，刀郎都很出色。至于音乐圈普遍指责刀郎的编曲老套，只有一把吉它，宋柯反驳说:“我特别痛恨以编曲方式、类型是否新鲜作为评判音乐的标准，没人规定编曲必须得用新的。北京的音乐圈子就是喜欢说概念，其实那些概念在国外早就不时髦了。朴树的新专辑《我爱你，再见》里面，张亚东为了做出50年代的鼓声采了很多样，编曲就是为音乐所用。”
至于很多人说刀郎是民工歌曲，像当年的《流浪歌》、《心太软》一样填补了打工族这个巨大群体的市场空白，宋柯并不认同，给他介绍刀郎的那个朋友就是一个小资，一样喜欢听这种沧桑的歌曲。“我不认为工人和老板有任何区别，如果说打工族欣赏的音乐就低贱是违反人类道德准则的。即便是打工族，他们也并不缺乏音乐，他们挺愿意买磁带、听广播。李宗盛是小资最爱的音乐人之一，他也是刀郎新专辑的制作人。李宗盛听到的刀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歌手很有意思，给他作专辑有挑战’。”而刀郎的民族化和他想作的中国风的音乐也不谋而合。
高晓松曾经做过调查，他始终认为，初三到大学毕业后两年内的阶段是唱片购买的主要人群，而民工显然不是消费主体，他怀疑民工甚至不会有听唱片的工具。“他们可能会买，不过买的是盗版，我们总不能为盗版商设计音乐，那不成疯子了？”以前也有唱片公司做过民工唱片和民工歌手，只是非常失败。
相比于北京音乐圈的抵触，港台流行音乐圈却很能接受刀郎。郝舫遇见的一个台湾人，就不断向他推荐刀郎，当然他的反应是掉头就走。和刀郎同一个唱片公司的谭咏麟专程飞到新疆，请刀郎为他写歌。因为等不及，他先翻唱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粤语名为《讲不出的告别》的歌曲还在奥运冠军在香港的汇演上被他演唱。刘德华也向刀郎约歌，也许这种简单直接的旋律更适合他们。
除刀郎以外，在新疆、西藏、四川等地都有本地红透半边天的歌手，为什么只有刀郎能冲出地域呢？宋柯认为，刀郎本身是个长年生活在新疆的汉人，曲子里有新疆味，而与汉族人又没有词的隔阂，这种融合性正是他的强项。“他就像一个去了边疆十几年的朋友，回来后，友谊还在。比如在北京发展的新疆歌手艾尔肯，他回到新疆，当地人对他也有归家的感觉。”
不过这种形势更坚定了一部分内地音乐人对刀郎音乐的看法。高晓松在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上作评委，他表示，如果选手唱刀郎的歌曲他很难让他过关。“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唱歌？如果是心灵需要抚慰，那么唱这样的歌心灵就是这样的，我不认为他（唱刀郎歌的选手）会是个好歌手。我不会只看嗓子，心灵才是第一位。”
不过他们对刀郎商业上的成功一致肯定，小柯说:“我也对钱感兴趣，可是让老百姓津津乐道的音乐我写了就不高兴。我宁可孤独地仰着头，也不要俯视。”
德华，总之刀郎获得的掌声并不比韩红多。不过现场的大屏幕上，分明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泪花
“刀郎绕过了老中医”
对那次演出，歌手汪峰说:“刀郎的成功全是拜媒体所赐，如果没有恶炒，他根本不会有如今的虚假繁荣。无论专业、创作实力，还是作品本身，他的歌都很普通，与罗大佑、崔健那些经典之作有着天壤之别。《十面埋伏》首映式上，刀郎无人喝彩的场面就是最好的证明。大家这样去捧他，实在让人感到悲哀。”在批评刀郎的声音中，汪峰并不是最激烈的一个，另一位流行歌手杨坤在回答记者怎么看待刀郎的音乐的问题时反问:“他有音乐吗？你认为他那是音乐吗？”
有种说法是，北京流行音乐圈子里有一半的人对刀郎的走红表示愤怒、不解或者故作漠然，最温和的说法是刘欢的这种:“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评价他。”制作人兼歌手小柯则告诉记者:“我从未听过刀郎，虽然有无数记者问我怎么看他的音乐，可我每次只有说对不起。”这在我们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不买他的唱片，大街上、饭店里也处处是刀郎的声音，躲也躲不掉。对此小柯说，“我自己也纳闷，可能我不怎么去商场，常去的咖啡馆、酒店里也不放这个。其实想听来着，曾经想从网上下载，可见到炒得这么厉害，再一听别人的描述就不想听了。因为我能想出他音乐的样子，肯定不是我爱听的那个路子。”小柯谈到前不久在一次颁奖礼上见到给刀郎发奖，他举例说:“销量冠军非他莫属，可如果发给他最具风格奖就不对了。”
乐评人郝舫一听到这个题目就说“从生理上讨厌”:“给我十万块也不写这种歌，完全没有感觉。”如果他在饭馆里听到《2002年的第一场雪》，就会要求老板关小一点，“怪腔怪调的。”他说。
“不是我们的路子”大约是北京音乐圈里对刀郎最常见的一个评价，刀郎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得唱片界的大多数从业者处于无比难堪的位置，他们出于职业虚荣心不愿承认刀郎的音乐。处于中间态度的高晓松把这种观点归结为“士大夫阶层”的失败，他认为，刀郎代表的是劳动人民的血肉筋脉，而中国唱片业的核心是把持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从业人员属于士大夫，排挤那些非大学出身的人，我们企图以精良的制作引导大众，刀郎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种引领的失败和社会的可笑。所谓唱片业的核心挺霸道的，我们把持话语权太久了，可实际上没人派我们把持。刀郎绕过了老中医，直接看了病。从社会意义上讲，他不经过所谓僵化体制，直接以街头行吟也能成功，这也是好事情。”虽然肯定刀郎的社会价值，但他不认为其音乐有新意，“如果一切以有血肉作为标准，就不需要唱片行业了，自唱自听就完了。刀郎不是张楚、窦唯，如果张楚绕过权威系统我们会欢欣鼓舞，但刀郎没有崭新、锐利的音乐，没有诗一样的词句，如果是小柯、朴树，我自己拿钱也要做的。但是他的专辑我可能会直接扔进垃圾筒。”网上有评论说刀郎的音乐很动人，高晓松觉得特可笑，他认为如果把词曲比作写文章的话，自己的文笔就比刀郎好得多。“刀郎距离诗人还遥远得很。”同汪峰一样，他也认为媒体在此时展示了强大的肌肉和力量，“当媒体冷眼从一张非常好的唱片旁边走过去，而扑向一个奇怪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非常难过。”不过，市场显然是不相信创作者的眼泪的。
音乐没有贵贱
支持刀郎的力量也同时存在，太合麦田唱片公司的老板宋柯是刀郎品牌的合作者之一，他主要负责发掘刀郎在新技术平台如网络、手机铃声下载等方面的潜质。宋柯很不乐意自己被归为音乐人，“我只是个商人。”他说，从商人和一个普通听众的角度，刀郎的第一嗓子就抓住了他，“我是去年年底在一个从新疆回来的朋友的车上听见他的歌的，在北京圈子里最早听见刀郎的我不是头一个也是前三名。当时我真觉得他会火，这嗓子这唱法好久没听过了。”他认为，音乐没有贵贱，只有好听和不好听之分，只有大师和匠人之分，只有风格之分。“披头士并不比麦当娜高级，格莱美奖也不是评判标准。如果以公正论，billboard更公正一些，它是完全比谁卖得更多。”单就流行音乐的三要素:词、曲、唱，刀郎都很出色。至于音乐圈普遍指责刀郎的编曲老套，只有一把吉它，宋柯反驳说:“我特别痛恨以编曲方式、类型是否新鲜作为评判音乐的标准，没人规定编曲必须得用新的。北京的音乐圈子就是喜欢说概念，其实那些概念在国外早就不时髦了。朴树的新专辑《我爱你，再见》里面，张亚东为了做出50年代的鼓声采了很多样，编曲就是为音乐所用。”
至于很多人说刀郎是民工歌曲，像当年的《流浪歌》、《心太软》一样填补了打工族这个巨大群体的市场空白，宋柯并不认同，给他介绍刀郎的那个朋友就是一个小资，一样喜欢听这种沧桑的歌曲。“我不认为工人和老板有任何区别，如果说打工族欣赏的音乐就低贱是违反人类道德准则的。即便是打工族，他们也并不缺乏音乐，他们挺愿意买磁带、听广播。李宗盛是小资最爱的音乐人之一，他也是刀郎新专辑的制作人。李宗盛听到的刀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歌手很有意思，给他作专辑有挑战’。”而刀郎的民族化和他想作的中国风的音乐也不谋而合。
高晓松曾经做过调查，他始终认为，初三到大学毕业后两年内的阶段是唱片购买的主要人群，而民工显然不是消费主体，他怀疑民工甚至不会有听唱片的工具。“他们可能会买，不过买的是盗版，我们总不能为盗版商设计音乐，那不成疯子了？”以前也有唱片公司做过民工唱片和民工歌手，只是非常失败。
相比于北京音乐圈的抵触，港台流行音乐圈却很能接受刀郎。郝舫遇见的一个台湾人，就不断向他推荐刀郎，当然他的反应是掉头就走。和刀郎同一个唱片公司的谭咏麟专程飞到新疆，请刀郎为他写歌。因为等不及，他先翻唱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粤语名为《讲不出的告别》的歌曲还在奥运冠军在香港的汇演上被他演唱。刘德华也向刀郎约歌，也许这种简单直接的旋律更适合他们。
除刀郎以外，在新疆、西藏、四川等地都有本地红透半边天的歌手，为什么只有刀郎能冲出地域呢？宋柯认为，刀郎本身是个长年生活在新疆的汉人，曲子里有新疆味，而与汉族人又没有词的隔阂，这种融合性正是他的强项。“他就像一个去了边疆十几年的朋友，回来后，友谊还在。比如在北京发展的新疆歌手艾尔肯，他回到新疆，当地人对他也有归家的感觉。”
不过这种形势更坚定了一部分内地音乐人对刀郎音乐的看法。高晓松在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上作评委，他表示，如果选手唱刀郎的歌曲他很难让他过关。“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唱歌？如果是心灵需要抚慰，那么唱这样的歌心灵就是这样的，我不认为他（唱刀郎歌的选手）会是个好歌手。我不会只看嗓子，心灵才是第一位。”
不过他们对刀郎商业上的成功一致肯定，小柯说:“我也对钱感兴趣，可是让老百姓津津乐道的音乐我写了就不高兴。我宁可孤独地仰着头，也不要俯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