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7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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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谴责――评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
胡平
去年(1997年)年底，美国哈泼•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Inc)出版了一本记叙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书，书名是《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作者是一位年轻的美籍华裔女士，名叫Iris Chang，中文名字是张纯如。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书名是《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译者肖富元，于去年12月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事实上，这本书的中文本和英文本是同步出版的。这本书在英文世界和海外的中文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惜的是，直到今天，它还不能在大陆出版，不能和大陆十二亿中国人见面。
《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共347页，分两部，共十章。正文前面有天下出版公司发行人高希均教授写的“出版者的话”，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思涵写的序，有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威廉•柯比(William C.Kirby)写的导读。正文后面有译者写的译后记。另外还附录了作者写作这本书所涉及的参考书目及资料目录，这个参考书目和资料目录就有47页。作者张纯如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收集材料和访谈记录，整本书资料翔实，论述严谨，既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
斯大林讲过:“杀死一个人是杀害，杀死一万个人只是统计数字。”这就是说，暴行的统计数字，不管数字本身有多大，也不管统计的有多准确，因为它是抽象的数目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反而留不下多深的印象。为了避免统计数字的令人麻木的效果，作者特意选出了几个具体的故事，使抽象的统计数字变成了活生生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
在本书的“缘起”一章中，作者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象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广岛事件那样深深地印在全世界人民的脑海里?答案是，因为受难者一直保持沉默。然而，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并没有大声呼喊正义?如果他们真的发出怒吼，他们的痛苦为什么没有得到广泛的呼应?作者说:“我很快就弄清楚，看管这张沉默之帘的就是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甚至美国，都要为历史忽略这个事件负责，原因就根植于冷战时期。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解放革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双方为了与日本从事经贸以及争取政治承认，激烈较劲。即使是美国，在面对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也向过去的敌人日本寻求邦谊永固与忠诚支持。因此，得力于冷战的紧张关系，使得日本能够逃脱许多她的战时盟友在战后所遭受的严厉审讯。”也许，就是这句简单的批评，使得这本书至今还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
读完《被遗忘的大屠杀》，我感到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
(1)为什么要屠杀?
这个问题让很多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都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南京大屠杀不是发生在战场上，而是发生在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已经放弃抵抗，日本军队已经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一部份是已经投降的军人，另外则是手无寸铁、完全没有进行反抗的市民。
威廉•柯比教授对南京大屠杀一事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他说，这种行为“公然违反战争的一切法则惯例。更令人诧异的是，日本的这些行为都是公开为之，显然是为了要实施恐怖的高压统治。”柯比说:“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切得知，促使日本司令官和部队犯下这些兽行的动机到底何在。”
依我的推测，日本人进行大屠杀，可能是效仿当年满人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屠”，其目的正在于彻底摧毁对方的反抗意志。我们知道，做任何坏事都需要有一个好借口，任何暴行都需要把自身合理化，这不只是为了欺骗别人，首先是为了欺骗自己。那么，日本侵略者又是怎样给自己找借口的呢?他们不是说要和中国人“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吗?也许日本人会这样为自己辩护，他们说中国人不知好歹，桀傲不驯，所以先必须给他们厉害尝尝，让他们吓破胆，从此不敢反叛，这就叫杀人立威，然后才能实行“仁政”，实行“王道”，也只有在这时，他们才会接受“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够享受到“共存共荣”。看来，象这种先杀人，然后再实行“仁政”的观点，象这种先采取“坚决措施”，然后才能造成“长期稳定和发展”的观点，并不只属于日本侵略者。
(2)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杀，中国人为什么不拼死反抗?
作者写到:“当日军在十二月十三日拂晓粉碎城墙时，他们进入的是一座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城市。历史学家后来估计，超过五十万平民以及九万名中国部队(译注:应有十一万名中国部队)受困在南京，相较起来，攻击南京城的日本军人只有五万人。”一位日本军官说:“面对一大群上千、五千、或是一万个人，光是要他们缴械就极端困难......，他们如果要闹事的话，就是个大灾难。”
作者指出，日本采取了极其阴险狠毒的办法，“先假装答应要公平对待中国人，以换取他们结束抵抗，哄骗他们向日本征服者投降，把每一百或两百个中国人分为一群，然后再将他们诱骗到南京近郊不同的地方杀掉。”
这就是为什么柯比教授要谴责南京大屠杀“公然违反战争的一切法则惯例”。我们知道，即使在野蛮的古代，交战双方常常无所不用其极，但一般而言还是存在着一些规矩或习惯的，象古典小说里时常提到的“不杀降将、”“不斩来使”。近代以来，人道主义思潮流行，人类的文明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体现在各种领域――包括战争――都确立了一系列法则惯例。正因为这些法则惯例已经比较深入人心，所以投降的中国军队很容易心存侥幸，这样就落进了日本人的圈套。
柯比教授到底是美国人，有美国人特有的天真，相信什么事都是有法则有惯例，相信一般人都是要遵守的。长期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 每每会把种种文明的规则惯例视为理所当然。这既是文明的力量所在，也是文明的弱点所在。其实，文明从来不是当然的。极权怪物的崛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蔑视、践踏人类文明的各种规则惯例，大多数人由于缺少思想准备，往往在这类暴行面前表现得惊恐失措。于是，各种文明的规则惯例便毁于一旦。这一教训，我们必须认真吸取。
(3)如作者所言:“现在我们面临到令人最困惑的问题――在南京的日本士兵的心理状态。在这些手持来福枪与刺刀的青少年士兵心中，到底有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去犯下这种暴行?”
现在流行把什么是都归到文化，归到民族性，归到宗教，等等。作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人类数千年历史清楚地显示，没有哪个种族或文化，独有战争期间的残酷暴行”(当然，反驳者可以说，毕竟，象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也不是每个种族或文化都犯下过的)。作者更强调教育的作用。她指出:“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除了天皇，所有个人的生命――即使是自己的生命――都毫无价值可言”。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后来告诉作者，他们当年接受的教育就是“忠贞重于泰山，生命轻于鸿毛”。为天皇而死是至高无上的光荣，被敌人生擒活捉则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那么敌人的性命就更不值钱......。这种哲学让我们轻视敌人，最终造成大屠杀，并恶意凌辱俘虏。”许多日本军人后来回忆说，当他们以新兵的身份初上屠场时，心里还很害怕，但不久后，感觉就迟钝了，逐渐学会了屠杀，把暴行当作例行公事。
《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不仅仅是谴责。在“后记”里，作者引出了三条深刻的历史教训。一、文明本身脆薄如纸，人类是很容易被形形色色的压制善良本性的“主义”煽动起来的。二、“权力使人杀戮，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杀戮。”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越容易突发奇想去做出残酷的暴行。三、人性的本质反复无常，只要灾难发生在别人身上，对自己没有威胁，一般人就很容易接受暴行。
这三条教训都是基于对人性中恶的一面不敢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对人性估计得悲观一些，也许我们倒更有可能去避免人类的悲剧。
胡平
去年(1997年)年底，美国哈泼•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Inc)出版了一本记叙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书，书名是《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作者是一位年轻的美籍华裔女士，名叫Iris Chang，中文名字是张纯如。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书名是《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译者肖富元，于去年12月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事实上，这本书的中文本和英文本是同步出版的。这本书在英文世界和海外的中文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惜的是，直到今天，它还不能在大陆出版，不能和大陆十二亿中国人见面。
《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共347页，分两部，共十章。正文前面有天下出版公司发行人高希均教授写的“出版者的话”，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思涵写的序，有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威廉•柯比(William C.Kirby)写的导读。正文后面有译者写的译后记。另外还附录了作者写作这本书所涉及的参考书目及资料目录，这个参考书目和资料目录就有47页。作者张纯如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收集材料和访谈记录，整本书资料翔实，论述严谨，既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
斯大林讲过:“杀死一个人是杀害，杀死一万个人只是统计数字。”这就是说，暴行的统计数字，不管数字本身有多大，也不管统计的有多准确，因为它是抽象的数目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反而留不下多深的印象。为了避免统计数字的令人麻木的效果，作者特意选出了几个具体的故事，使抽象的统计数字变成了活生生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
在本书的“缘起”一章中，作者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象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广岛事件那样深深地印在全世界人民的脑海里?答案是，因为受难者一直保持沉默。然而，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并没有大声呼喊正义?如果他们真的发出怒吼，他们的痛苦为什么没有得到广泛的呼应?作者说:“我很快就弄清楚，看管这张沉默之帘的就是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甚至美国，都要为历史忽略这个事件负责，原因就根植于冷战时期。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解放革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双方为了与日本从事经贸以及争取政治承认，激烈较劲。即使是美国，在面对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也向过去的敌人日本寻求邦谊永固与忠诚支持。因此，得力于冷战的紧张关系，使得日本能够逃脱许多她的战时盟友在战后所遭受的严厉审讯。”也许，就是这句简单的批评，使得这本书至今还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
读完《被遗忘的大屠杀》，我感到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
(1)为什么要屠杀?
这个问题让很多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都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南京大屠杀不是发生在战场上，而是发生在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已经放弃抵抗，日本军队已经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一部份是已经投降的军人，另外则是手无寸铁、完全没有进行反抗的市民。
威廉•柯比教授对南京大屠杀一事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他说，这种行为“公然违反战争的一切法则惯例。更令人诧异的是，日本的这些行为都是公开为之，显然是为了要实施恐怖的高压统治。”柯比说:“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切得知，促使日本司令官和部队犯下这些兽行的动机到底何在。”
依我的推测，日本人进行大屠杀，可能是效仿当年满人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屠”，其目的正在于彻底摧毁对方的反抗意志。我们知道，做任何坏事都需要有一个好借口，任何暴行都需要把自身合理化，这不只是为了欺骗别人，首先是为了欺骗自己。那么，日本侵略者又是怎样给自己找借口的呢?他们不是说要和中国人“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吗?也许日本人会这样为自己辩护，他们说中国人不知好歹，桀傲不驯，所以先必须给他们厉害尝尝，让他们吓破胆，从此不敢反叛，这就叫杀人立威，然后才能实行“仁政”，实行“王道”，也只有在这时，他们才会接受“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够享受到“共存共荣”。看来，象这种先杀人，然后再实行“仁政”的观点，象这种先采取“坚决措施”，然后才能造成“长期稳定和发展”的观点，并不只属于日本侵略者。
(2)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杀，中国人为什么不拼死反抗?
作者写到:“当日军在十二月十三日拂晓粉碎城墙时，他们进入的是一座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城市。历史学家后来估计，超过五十万平民以及九万名中国部队(译注:应有十一万名中国部队)受困在南京，相较起来，攻击南京城的日本军人只有五万人。”一位日本军官说:“面对一大群上千、五千、或是一万个人，光是要他们缴械就极端困难......，他们如果要闹事的话，就是个大灾难。”
作者指出，日本采取了极其阴险狠毒的办法，“先假装答应要公平对待中国人，以换取他们结束抵抗，哄骗他们向日本征服者投降，把每一百或两百个中国人分为一群，然后再将他们诱骗到南京近郊不同的地方杀掉。”
这就是为什么柯比教授要谴责南京大屠杀“公然违反战争的一切法则惯例”。我们知道，即使在野蛮的古代，交战双方常常无所不用其极，但一般而言还是存在着一些规矩或习惯的，象古典小说里时常提到的“不杀降将、”“不斩来使”。近代以来，人道主义思潮流行，人类的文明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体现在各种领域――包括战争――都确立了一系列法则惯例。正因为这些法则惯例已经比较深入人心，所以投降的中国军队很容易心存侥幸，这样就落进了日本人的圈套。
柯比教授到底是美国人，有美国人特有的天真，相信什么事都是有法则有惯例，相信一般人都是要遵守的。长期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 每每会把种种文明的规则惯例视为理所当然。这既是文明的力量所在，也是文明的弱点所在。其实，文明从来不是当然的。极权怪物的崛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蔑视、践踏人类文明的各种规则惯例，大多数人由于缺少思想准备，往往在这类暴行面前表现得惊恐失措。于是，各种文明的规则惯例便毁于一旦。这一教训，我们必须认真吸取。
(3)如作者所言:“现在我们面临到令人最困惑的问题――在南京的日本士兵的心理状态。在这些手持来福枪与刺刀的青少年士兵心中，到底有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去犯下这种暴行?”
现在流行把什么是都归到文化，归到民族性，归到宗教，等等。作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人类数千年历史清楚地显示，没有哪个种族或文化，独有战争期间的残酷暴行”(当然，反驳者可以说，毕竟，象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也不是每个种族或文化都犯下过的)。作者更强调教育的作用。她指出:“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除了天皇，所有个人的生命――即使是自己的生命――都毫无价值可言”。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后来告诉作者，他们当年接受的教育就是“忠贞重于泰山，生命轻于鸿毛”。为天皇而死是至高无上的光荣，被敌人生擒活捉则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那么敌人的性命就更不值钱......。这种哲学让我们轻视敌人，最终造成大屠杀，并恶意凌辱俘虏。”许多日本军人后来回忆说，当他们以新兵的身份初上屠场时，心里还很害怕，但不久后，感觉就迟钝了，逐渐学会了屠杀，把暴行当作例行公事。
《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不仅仅是谴责。在“后记”里，作者引出了三条深刻的历史教训。一、文明本身脆薄如纸，人类是很容易被形形色色的压制善良本性的“主义”煽动起来的。二、“权力使人杀戮，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杀戮。”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越容易突发奇想去做出残酷的暴行。三、人性的本质反复无常，只要灾难发生在别人身上，对自己没有威胁，一般人就很容易接受暴行。
这三条教训都是基于对人性中恶的一面不敢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对人性估计得悲观一些，也许我们倒更有可能去避免人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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