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
・方壶斋・
在中国我们喜欢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中国人喜欢强调同乡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大学里，学生们喜欢拉老乡关系。在国外，中国人喜欢把别的中国人看成老乡。
这当然是泛泛而谈，说的是伟伯所谓的“理想类型”。现实中，情况可以很复杂。我有个北京的朋友，从中国来给丈夫当陪读。我这里就叫她王小姐。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抱怨和他们住同一公寓里的两口子中国人，说他们在偷偷地监视王小姐和她丈夫。为此，王不敢到饭馆打工，怕被告到移民局（我告诉她可以申请工卡，她却说在她们那里不行）。那两口子或者其中的一个在家的时候，王连电话都不敢打。我起初认为这是她刚到美国还没有适应，心理上有一种适应综合症。可后来她又打电话给我，警告我说如果有人给我打电话打听她们，我什么都不要说。看起来她的恐惧是真实的。
这让我想起来关于海外华人是一个整体的神话。从理智上说，这种观念根本不应该存在，因为鸟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可能有铁板一块的“中国留学人员”。留学生中一定会有利益冲突和分裂，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可是这个“中国留学人员”的神话好像很有生命力。在中国，这个概念出于政治原因得到长期使用。作为一个概念，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常常被描写成爱国的，刻苦的等等。许多中国人也相信，一出了国，中国人都成了兄弟，有麻烦的时候都会互相帮助。
不错，许多时候中国学生在国外是互相帮衬的，但是也有为了各种原因互相算计的。我以访问学者刚到美国的时候，大学给我一套两个卧房的公寓，每个卧房有自己的浴室。我一个人，既没有太太也没有狗。在这间大学里有一个我从前的学生。我到的第一天晚上他来找我，因为他父亲让我给他带了一双懒汉鞋和美元。他提出要跟我合住，而且说的口气就像是为我着想，给我一个赚点小钱的机会。他提出的房租是一百美元。
我刚刚从中国出来，还带着祖国的日常生活的理念。我怕如果我做二房东，把公寓分租出去，我会给自己的学校带来不好的影响。我是访问学者，应该代表我的学校，不应该给学校脸上抹黑。所以我没有答应他，说第二学期可以看情况考虑。由于我没有一点经验，我整整一个学期也没有和中国学生取得联系，而且常常想，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都到哪里去了。我倒是被请到了一个华人学生的联谊活动去，可那不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而是华人学生会，是台湾学生办的。谈房子的事以前，我相信我这个过去的学生很可靠，便问他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自行车。他随便指了个方向，说附近有家跳蚤市场。
星期天我朝着他指的方向走，希望找到那个跳蚤市场，可是没有找到。我后来才知道我实际上离它已经很近了，但是那天天很热，我不得不掉头走回来，并不知道我已经接近了目标。我后来从一个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逃出来，现在做生意的人那里买了辆自行车。那辆旧车的钱，比起从跳蚤市场买要贵得多。
我的这个学生还告诉我，学校里每个星期有教会办的免费午饭，许多中国学生都去。我整整一个学期不知道它在哪里，尽管它离我的住处走路才三分钟。
第二学期，我把房间租给了别人。
当然，我不能怪这个学生不给我明确的信息，尽管他提出了那样细心考虑好的分租条件。我只是要说，有的时候人得长一个心眼。
还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单打独练的时候都是好样的，一旦成了群，就因为内耗而一事无成。虽然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普遍原理，但是它也许有点真实的成分。我过去觉得，中国人一旦出了国，民族性格中的不好的方面可以逐渐地消失。现在我相信我是错了。中国人很能够在西方社会里开发出一个个的小殖民地，在其中按照在国内的方式生活。唐人街就是一个例子。更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无情竞争往往会给海外的中国人身上增添一些负面的成分。许多北美的中国学生都忙于在竞争中生存。他们没有很多时间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正面影响，却被迫去接触西方文化的暗淡的一面。
很多年以前，一个在美国学习的朋友写信对我说不容易找到中国女孩结婚，特别是来自大陆的中国女孩。他说很多大陆女孩到了美国以后失去了女性的美。我要再一次声明，他和我都不是在说这是个普遍现象，但是这样的个例确实存在。
我在读关于十九世纪的中国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是读到关于那个时候的留学生，比如容闳的时候，我感觉像他那样的留学生现在很难找了。出国留学的目的已经从师西洋科技造福祖国变成了向北美移民。有着这样的思想，难怪中国留学生会失去一些性格中的积极方面，变得眼光实际，心存狐疑，尖酸刻薄。
要再说一遍，我不是在说所有的人。我也不把自己排除在外。
□ 寄自美国
・方壶斋・
在中国我们喜欢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中国人喜欢强调同乡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大学里，学生们喜欢拉老乡关系。在国外，中国人喜欢把别的中国人看成老乡。
这当然是泛泛而谈，说的是伟伯所谓的“理想类型”。现实中，情况可以很复杂。我有个北京的朋友，从中国来给丈夫当陪读。我这里就叫她王小姐。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抱怨和他们住同一公寓里的两口子中国人，说他们在偷偷地监视王小姐和她丈夫。为此，王不敢到饭馆打工，怕被告到移民局（我告诉她可以申请工卡，她却说在她们那里不行）。那两口子或者其中的一个在家的时候，王连电话都不敢打。我起初认为这是她刚到美国还没有适应，心理上有一种适应综合症。可后来她又打电话给我，警告我说如果有人给我打电话打听她们，我什么都不要说。看起来她的恐惧是真实的。
这让我想起来关于海外华人是一个整体的神话。从理智上说，这种观念根本不应该存在，因为鸟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可能有铁板一块的“中国留学人员”。留学生中一定会有利益冲突和分裂，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可是这个“中国留学人员”的神话好像很有生命力。在中国，这个概念出于政治原因得到长期使用。作为一个概念，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常常被描写成爱国的，刻苦的等等。许多中国人也相信，一出了国，中国人都成了兄弟，有麻烦的时候都会互相帮助。
不错，许多时候中国学生在国外是互相帮衬的，但是也有为了各种原因互相算计的。我以访问学者刚到美国的时候，大学给我一套两个卧房的公寓，每个卧房有自己的浴室。我一个人，既没有太太也没有狗。在这间大学里有一个我从前的学生。我到的第一天晚上他来找我，因为他父亲让我给他带了一双懒汉鞋和美元。他提出要跟我合住，而且说的口气就像是为我着想，给我一个赚点小钱的机会。他提出的房租是一百美元。
我刚刚从中国出来，还带着祖国的日常生活的理念。我怕如果我做二房东，把公寓分租出去，我会给自己的学校带来不好的影响。我是访问学者，应该代表我的学校，不应该给学校脸上抹黑。所以我没有答应他，说第二学期可以看情况考虑。由于我没有一点经验，我整整一个学期也没有和中国学生取得联系，而且常常想，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都到哪里去了。我倒是被请到了一个华人学生的联谊活动去，可那不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而是华人学生会，是台湾学生办的。谈房子的事以前，我相信我这个过去的学生很可靠，便问他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自行车。他随便指了个方向，说附近有家跳蚤市场。
星期天我朝着他指的方向走，希望找到那个跳蚤市场，可是没有找到。我后来才知道我实际上离它已经很近了，但是那天天很热，我不得不掉头走回来，并不知道我已经接近了目标。我后来从一个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逃出来，现在做生意的人那里买了辆自行车。那辆旧车的钱，比起从跳蚤市场买要贵得多。
我的这个学生还告诉我，学校里每个星期有教会办的免费午饭，许多中国学生都去。我整整一个学期不知道它在哪里，尽管它离我的住处走路才三分钟。
第二学期，我把房间租给了别人。
当然，我不能怪这个学生不给我明确的信息，尽管他提出了那样细心考虑好的分租条件。我只是要说，有的时候人得长一个心眼。
还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单打独练的时候都是好样的，一旦成了群，就因为内耗而一事无成。虽然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普遍原理，但是它也许有点真实的成分。我过去觉得，中国人一旦出了国，民族性格中的不好的方面可以逐渐地消失。现在我相信我是错了。中国人很能够在西方社会里开发出一个个的小殖民地，在其中按照在国内的方式生活。唐人街就是一个例子。更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无情竞争往往会给海外的中国人身上增添一些负面的成分。许多北美的中国学生都忙于在竞争中生存。他们没有很多时间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正面影响，却被迫去接触西方文化的暗淡的一面。
很多年以前，一个在美国学习的朋友写信对我说不容易找到中国女孩结婚，特别是来自大陆的中国女孩。他说很多大陆女孩到了美国以后失去了女性的美。我要再一次声明，他和我都不是在说这是个普遍现象，但是这样的个例确实存在。
我在读关于十九世纪的中国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是读到关于那个时候的留学生，比如容闳的时候，我感觉像他那样的留学生现在很难找了。出国留学的目的已经从师西洋科技造福祖国变成了向北美移民。有着这样的思想，难怪中国留学生会失去一些性格中的积极方面，变得眼光实际，心存狐疑，尖酸刻薄。
要再说一遍，我不是在说所有的人。我也不把自己排除在外。
□ 寄自美国
